时间：2023-09-19 15:44:1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发展潜力，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导言
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积聚人才、资本、物质、信息资源，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大量碳排放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就是明显的例证。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UKGovernment。2003)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好的就业机会。随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创新研究方法，对“低碳经济”的内涵、指标、实现路径和战略措施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对实践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在研究探讨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基础上，对我国和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进行比较分析，希望有助于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并在实践发展中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实现国家和地区节能减排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
所谓“关联性因素”是指与发展低碳经济关联度较高的因素，包括：经济、技术、社会人文和制度环境等。
1、经济增长。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最大资源之一是能源资源，而在当今经济技术条件下，化石能源又是生产中采用比重高，且碳排放量较高的能源。因此，经济增长越快，所需能源和碳排放量就越多，经济增长与低碳经济呈负相关关系。
2、城市化率。人既是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资源的消费者，人口的增长对低碳经济形成负面影响，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将消耗更多的能源。有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约增加1,300万。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对能源的消费是农村的3.5倍。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增加对能源的需求和碳排放量，城市化与低碳经济呈负相关关系。
3、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工业生产所需能源资源较高，第一和第三产业生产所需能源相对较少。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步减少，因此，第三产业越发达，比重越高，即产业结构越高级化，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量就相对较少，二者具有较高关联性，并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环保产业与低碳经济具有关联性，即环保产业越发达，对碳排放治理越有成效。
4、能源结构。能源结构指在一定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之间及其内部所占比重。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属于不可再生能源，且碳排放量高。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可以减少大量的碳排放。因此，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越高，即能源结构越优化，碳排放量就相对越少，二者关联性高，并呈正相关关系。
5、能源利用效率。所谓能源利用效率指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消耗一定数量的能源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之间的比率，而能源利用效率又受能源利用技术水平的约束，即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越高，能源利用率就越高，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下所需能源和碳排放量就越少，二者有较高关联性，呈正相关关系。
6、碳汇林业。“碳汇”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研究表明，森林植被是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碳汇，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和固化二氧化碳，进而抵消部分工业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碳汇林业与低碳经济呈正相关关系。
7、制度环境。制度创新在低碳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制度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发展战略规划、建立资源和能源价格机制、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市场、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生态补偿和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长效机制等。
三、低碳经济发展潜力的国际比较
1、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
根据本文对低碳经济关联性因素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呈正比，对低碳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从表1上述国家2009年GDP总量看，美国和日本超过中国，但2010年中国为5.87亿美元，日本为5.47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增长速度看，我国达到9.1％，远远高于上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总量的迅速扩张，对能源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据最新数据，我国2009年能源消费量306,647万吨标准煤，比2000年的150,406吨标准煤增长了1倍多，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带来较高的碳排放量。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节能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分析，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达到43，4％，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因此，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存在较大潜力。从城市化率指标比较，我国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加快集聚，将增加对能源的消费，对低碳经济发展形成较大压力。我国和各级地方政府应采取积极对策，使城市化进程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协调。
2、能源结构与能源经济效率比较
(1)能源消费结构比较
(2)能源经济效率比较
能源经济效率也称能源强度，是指产出单位经济量(或实物量、服务量)所消耗的能源量，能源强度越低，能源经济效率越高。能源经济效率指标通常用宏观经济领域的单位GDP能耗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单位产品能耗来衡量。
从单位GDP能耗指标看，2009年中国为1.077吨标准煤，比上年降低3.61％，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约是美国4倍、日本的7倍、韩国的2倍、印度的1.8倍。但由于各国单位GDP能耗统计方法的不同，进而导致统计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些学者建议采用单位产品能耗更具可比性和真实性。中国单位产品能耗国际比较，见表3。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问题。实践表明，在一定能源生产和消费量情况下，能源结构的调整可以减少大量的碳排放。从表2看出，我国非煤能源比
重较低，仅达到29.7％，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在化石能源消费中我国煤炭消费占70.3％，石油和天然气比重占22％。可再生能源中核能、水电和风能仅占7.7％。因此，应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量。鉴于我国短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能彻底改变，还应特别注重能源技术创新，应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从表3能源利用效率微观数据比较看出，我国主要耗能工业产品单位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节能降耗还存在很大空间。应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支出，构建起低碳经济技术体系，提高能源利用体系整体效率。
3、碳汇林业发展比较
碳汇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研究表明，林业生长每一平方米，平均吸收1.87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发达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积极发展碳汇林业。目前，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67％，韩国64％，瑞典54％，加拿大44％，美国33％，德国30％，法国达27％，印度23％。2009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0.3％。中国国土辽阔，森林资源少，森林覆盖率低，地区差异很大。全国绝大部分森林资源集中分布于东北、西南等边远山区和台湾山地及东南丘陵，而广大的西北地区森林资源贫乏。城市的森林覆盖率也有很大差异，2009年，北京为31.72％，天津为8.24％，上海为9.41％，重庆为34.84％。从以上数据比较看出，我国碳汇林业还存在很大发展潜力。因此，要加快植树造林，使碳汇林业在降低碳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
4 低碳经济制度建设比较
发达国家通过专门立法或强化已有法律法规和标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2008年，英国率先颁布《气候变化法》，要求政府每五年公布一次碳预算，组建专门的气候变化委员会，评估减排行动和碳预算执行情况。美国国会也在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立法。美国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参议院也在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立法。澳大利亚也在积极推动低碳经济立法，《碳排放交易法案》虽然两次遭到参议院否决，但政府仍在继续努力促成立法，以保障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强化和配套现有法规和标准。德国《节约能源法》规定，新建建筑能耗必须满足节能标准才允许开工。欧盟和日本制定汽车排放标准，规定到2020年新车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分别降至95克／公里和115克／公里。
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还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英国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给投资成本高的海上风电项目提供30％-50％的投资补助；许多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行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如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对个人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免征个人所得税；部分欧盟国家还增设了碳税或气候变化税。同时，政府还通过与企业签订自愿协议，对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或其它激励。
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与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法规政策，但与低碳经济直接相关的法规政策还很不系统和完善。应制定《能源法》、《低碳经济法》、修订《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电力法》、《煤炭法》等，并出台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专项法律和法规标准。同时应建立完整科学的政策体系。并对以往颁布的不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清理和调整。同时，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应加快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起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和体系；加强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建设、促进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改革；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等。
四、简短结语
湖南娄底的经济发展潜力不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湖南娄底有火车站和汽车站，交通很便利。
2、湖南娄底的第二、第三产业正处于崛起时期中，未来经济发展不错。
3、在湖南娄底的省政府出台了促进娄底发展的相关政策。在用地，金融，政策等各方面给予扶持，未来经济发展不错。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河北省；经济发展潜力；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一、引言
显而易见，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河北省的经济水平也有所提升，但是存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问题。河北省各市区有着不同的特色，比如唐山市的工业发展较好，承德、秦皇岛二市是旅游城市，而邯郸和保定二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它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可能存在差异。研究河北省各市经济发展潜力可了解各市近期经济发展的潜力的差异，将经济发展的潜力激发释放为经济发展的实力。李刚[1]从经济、民生、消费、投资、人口资源六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两种方法研究江苏省经济发展潜力现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数据的缺失，剔除了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余昭朋[2]从消费能力、城市实力、政府作用、相关产业、商业现状、不可控因素六方面研究分析无锡市夜经济发展潜力，但是并没有根据发展中的问题给出合理的建议；董辉[3]重点关注了资源、劳动和环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研究表明提升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是提高技术效率，但其研究时间较早，不能准确代表河北省目前的发展状况。本文针对上述文献存在的问题，以河北省为例，用2020年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两种方法，探究河北省各市经济发展的潜力，并针对研究结果，为河北省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经济发展潜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理解经济发展潜力概念的基础上，整理分析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河北省各地级市的发展特点，从经济、社会、教育与科技、资源与环境四个方面全面考虑影响因子，建立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于2020年河北省各市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科技发展报告以及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三、河北省各市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实证分析
(一)河北省各市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因子分析
1.研究思路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从上文所述的四个方面确定的21个指标中适当提取若干公因子，通过加权得到综合因子得分，以综合因子得分来反映各城市经济发展潜力的大小。本文用来提取公因子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进行因子旋转的方法为最大方差法。2.研究过程(1)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X1与X3、X7，X6与X7、X8，X10与X16、X18，X11与X14的相关系数在0.8以上，相关性较强。这说明21个指标反映的信息部分重合，所以适用因子分析。(2)确定公因子数目提取的这若干个公因子对21个指标的解释能力随累积方差贡献率的增大而增大。由表2可知，这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5.6%，大于一般情况下有效提取的临界值85%，解释能力较强，因此提取4个因子是合理的。(3)旋转成分矩阵为了解每个因子所代表的具体意义，进行因子旋转。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利用外资、进出口总值、平均受教育年限、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科技创新发展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这些变量有较高的载荷在第一因子上，主要反映经济、教育、科技方面的信息，因此称第一因子为“经济与科教因子”；常住人口、老龄人口比重、旅游收入、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在第二因子的载荷较高，主要反映社会资源方面的信息，因此称第二因子为“资源因子”；土地面积、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指数、公路路网密度这些变量有较高的载荷在第三因子上，因此称第三因子命名为“环境因子”，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二者有较高的载荷在第四因子上，因此称第四因子为“产业结构因子”。(4)各市区经济发展潜力因子得分按照第一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44.5%，第二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17.1%，第三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12.7%，第四因子(F4)的方差贡献率11.4%，综合因子(F)得分由这四个因子加权求和得到，系数是贡献率占累积贡献率的比重。表3为2020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经济科教、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四个因子的综合得分和排名。3.结论经济实力、教育科技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潜力的影响最大，在这些方面实力较强的城市，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总体来看，在2020年，唐山市的经济发展潜力最大，居于河北省市级城市的首位，唐山、石家庄和邯郸三市位列前三；承德、衡水、张家口三市的经济发展潜力较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经济与教育科技方面，石家庄市、唐山市发展最好，衡水市、邢台市发展较差；在资源方面，保定市、邯郸市发展最好，这两个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较多的人力资源、教育资源、旅游资源和医疗资源，而张家口和秦皇岛二市这些方面的资源较少；在环境方面，衡水市、廊坊市的环境较好，有较好的空气、水以及交通环境和较多的生活空间，张家口市、承德市应在多方面提升自身的生活环境质量；在产业结构方面，唐山市、邯郸市的因子得分最高，原因是这两个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石家庄市作为省会城市，综合排名第二，它的经济、科教，资源发展较好，在河北省都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环境质量还有待提升；承德、秦皇岛二市是旅游城市，其中承德市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河北省落后的水平，秦皇岛市的经济科教发展较好，但资源、环境发展并不领先；唐山市是重工业城市，经济科教方面发展较好，但要使经济发展潜力得到提升，应注重资源、环境方面的发展。
(二)河北省各市区经济发展潜力的聚类分析
1.研究思路为探究河北省各城市间经济发展的潜力的异同之处，了解河北省各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根据本文上一部分因子分析的结果，通过系统聚类的方法，对11个市区进行聚类。类间距选择最短距离、用欧式距离计算样本间距。2.聚类结果通过聚类分析，将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潜力分为三类，见表4。3.结论第一类城市唐山市和石家庄市综合得分最高，是河北省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两个城市。在经济科教因子上位列前两名，说明这两个城市的经济科教水平在河北省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在资源、环境两个因子上的排名并不靠前，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源、环境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唐山市是一个工业发展不错的城市，这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优势。第二类城市秦皇岛、廊坊、沧州、保定和邯郸五个城市的综合得分较高，经济发展潜力较强。其中，秦皇岛市、廊坊市在经济科教方面发展较好，在河北省各市中也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秦皇岛市的旅游业、廊坊市的地理位置对于两地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邯郸市、保定市的资源丰富，土地面积大、人口数量多，也有较多的旅游资源。第三类城市邢台、衡水、承德和张家口四市的综合得分较低，经济发展潜力小。其中，衡水市在交通、空气和水的质量方面较好，但是这些对于经济发展潜力的直接影响较小，邢台、承德、张家口不存在特别明显的某些方面的优势，因此这些城市发展较差。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研究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潜力，发现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潜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现状、教育科技对于经济发展潜力的影响程度最大，河北省11个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且有着不同的发展特色。面对这些情况，首先，各地级市应当重视经济水平的提升，重视教育、科技的发展，调整教学制度，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培养全面发展，爱动脑、爱思考的优秀学生，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为科研创造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并利用好科技成果，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其次，城市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利用城市特色，比如承德市、秦皇岛市旅游资源丰富，两市可制定相关发展规划，建设旅游品牌和旅游基地，建设避暑山庄等重点景区，使之发展成为河北省乃至整个中国的旅游强区，廊坊市和北京邻近，唐山、石家庄两市的经济实力最强，可充分发挥经济强市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使其他地区的经济得到更好地发展，邯郸市、保定市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发展特色经济；第三，各城市应把握机会，交流经验，合作共赢，尤其是经济发展潜力较小，没有明显发展优势的城市，应当充分把握国家的相关政策，借鉴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紧跟时展潮流，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刚,张诗雨,孔靖婧.江苏省经济发展潜力影响因素及预测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9(7):74-81.
[2]余昭朋.无锡夜经济发展潜力研究[J].金融理论与教学,2020(6):89-91+102.
[3]董辉.河北省经济发展潜力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6.
[4]王少英,石立叶,陈海俊.河北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7):288-293.
6月30日，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9》商务调查报告。从今年3月开始，313家在华欧盟法人实体参与了问卷调查。按惯例，调查本应从每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欧盟商会决定提前进行今年的年度调查，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在华欧盟企业的情况作最新评估。
受访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313家在华欧盟企业，几乎没有一家免受金融危机冲击。有98%的受访企业称“金融危机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其中有30%的受访欧盟企业表示“深受危机影响”。
调查表明，对于大多数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来说，他们在中国所受的金融危机影响，相比于他们在本土市场所遭遇的冲击要小得多。71%的受访在华欧盟企业指出，“相比欧洲或是其他会员企业总部所在地的传统市场，中国经济的恢复能力更强”。
一些欧盟企业正在改变他们的全球战略，以便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调查显示，虽然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多数行业的在华欧盟企业仍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华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印证了欧盟企业对中国的战略重视程度。
调查还显示，一些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应不断对中国这个重要市场加大投入。尽管正值金融危机，但仍有39%的受访企业表示在今年将考虑新的投资。同时，在华欧盟企业期待中国政府创建更加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
“中国将在明年上半年摆脱危机”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经济下行中走出来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所遭受的危机影响将在2010年上半年结束，中国将比世界其他地区提早一年走出危机阴影，而全球其他市场所受到的危机冲击可能将在2011年上半年才开始消退。
受访企业认为，虽然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或者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在企业发展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变得愈发重要。调查显示，大约37%的企业表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加，只有3%的企业认为中国在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36%的企业认为没有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获益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现状及确保增长的措施时，61%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需其他措施共同促进。经济复苏。13%的受访企业则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足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当被问及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刺激计划中获益时，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的表态几乎各占一半，有44%的企业预期可以从中受益，另外的40%持不同看法。
6月30日,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9》商务调查报告。从今年3月开始,313家在华欧盟法人实体参与了问卷调查。按惯例,调查本应从每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欧盟商会决定提前进行今年的年度调查,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在华欧盟企业的情况作最新评估。
受访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313家在华欧盟企业,几乎没有一家免受金融危机冲击。有98%的受访企业称“金融危机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其中有30%的受访欧盟企业表示“深受危机影响”。
调查表明,对于大多数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来说,他们在中国所受的金融危机影响,相比于他们在本土市场所遭遇的冲击要小得多。71%的受访在华欧盟企业指出,“相比欧洲或是其他会员企业总部所在地的传统市场,中国经济的恢复能力更强”。
一些欧盟企业正在改变他们的全球战略,以便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调查显示,虽然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多数行业的在华欧盟企业仍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华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印证了欧盟企业对中国的战略重视程度。
调查还显示,一些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应不断对中国这个重要市场加大投入。尽管正值金融危机,但仍有39%的受访企业表示在今年将考虑新的投资。同时,在华欧盟企业期待中国政府创建更加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
“中国将在明年上半年摆脱危机”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经济下行中走出来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所遭受的危机影响将在2010年上半年结束,中国将比世界其他地区提早一年走出危机阴影,而全球其他市场所受到的危机冲击可能将在2011年上半年才开始消退。
受访企业认为,虽然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或者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在企业发展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变得愈发重要。调查显示,大约37%的企业表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加,只有3%的企业认为中国在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36%的企业认为没有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获益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现状及确保增长的措施时,61%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需其他措施共同促进经济复苏。13%的受访企业则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足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当被问及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刺激计划中获益时,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的表态几乎各占一半,有44%的企业预期可以从中受益,另外的40%持不同看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潜力河南省
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是按照一定的指标体系,采用一定的方法,对某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大小进行定量测算与等级划分,进而对所评价区域的发展潜力予以全面综合分析.通过采用熵值赋权法的多因子综合评价分析法,对河南省区域发展潜力进行评价,旨在于探讨揭示河南区域可持续发展空间差异规律,为河南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区域发展潜力定量评价模型的构建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要使区域发展潜力评价结果具体化和定量化并且全面、准确、科学地反映区域发展状况,就必须遵循一定原则来构建指标体系.
科学性原则.只有科学的指标体系才能进行科学的评价,也才能科学的反映区域发展状况.
规范性原则.区域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由多项指标构成的体系,由于这些指标的性质和特点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分类和规范化处理.
可行性原则.指标体系必须根据区域发展内涵的要求来设置,根据具体的生态安全内容来确定相应的指标体系,在进行区域发展潜力评价时具有可行性.
层次性原则.根据评价需要将指标体系分解为若干层次结构,使指标体系合理、清晰.
动态性和稳定性原则.指标对时间、空间或系统结构的变化应具有一定的灵敏度,同时又保持指标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
完备性和独立性原则.能全面反映城市发展各个方面的特征和状况,各指标间相互独立或相关性小,避免包容和重叠,力求简而精.
指标体系的选择与建立.在一般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条件差异,建立能够实事求是、全面、科学的反映经济发展潜力水平的指标体系,将区域发展潜力评价因素归并为目标层(A)、准则层(B)、指标层(C).其中,目标层(A)即为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的综合指标,用来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准则层(B)是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的分项指标,是对目标层的细化和说明.指标层(C)是各地市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分项指标细化,是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的详细表述.
根据河南省的具体发展水平特点及现实因素,参照2006~2008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等资料的有关数据,选择1个目标层,对应6个准则层,再对应43个指标层,构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1个目标层(A)为河南省区域发展潜力综合评价(A1);6个准则层(B)分别为: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B1),科技创新能力(B2),社会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B3),区位与基础设施(B4),信息化水平与对外开放度(B5),资源禀赋与环境支撑能力(B6).
43个指标层分别为: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百元投资利税率;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的R&D人员,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三类科技成果的产出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城镇化率,抚养系数,万人拥有医生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客运周转率,货运周转率,高速公路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排水管网密度;千人拥有互联网用户的个数,百人拥有电话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人均旅游外汇收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及城镇生活废水中的COD去除率,工业及城镇生活废气中的SO2去除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熵值赋权法及其权重系数的确定.熵值赋权法是一种根据来源于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通过分析各指标之间的联系程度及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由于文中指标体系的各指标间性质不同,单位不同,而且数量级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所有原始变量均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原始变量量纲影响.无量纲化处理后,用熵值法赋予各指标权重,最后得出区域发展潜力指数(DPI).计算过程如下:
对于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第j项指标的指标值:Xij(i=1,2,…,m).如果对确定的j,相应的Xij(i=1,2,…,n)之间的差异越大,则说明该项指标的相对作用就越大,即所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其熵值也就越小,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首先,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为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第j项指标的特这比重.然后,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rj=1-Ij(j=1,2,…,m).
差异系数是反映综合指标作用大小的一个量,其值越大,指标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最后,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式中:Yij-第i个城市的第j项因子分值:α(j),Xj当第j项因子指标与城市竞争力正相关时,α(j)=1且Xj=Xmin;当第j项因子指标与城市竞争力负相关时,α(j)=-1且Xj=Xmin;Xij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值;Xmax各城市Xij指标的最大值;Xmin各城市Xij指标的最小值.
二、因素因子分值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数法,城市竞争力评价的某一因素分值按照下式计算:.式中:Fik第i个城市第k个因素分值;Wkj第j项因子对应上层第k个因素的权重值;Yij第i个分等对象第j项因子的分值;n第k个因素包含的因子个数.城市发展潜力综合分值按照下式计算:
即为DPI区域发展潜力指数.式中:Si第i个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分值;Wk第k个因素的权重值;Fik第i个城市第k个因素分值;因素个数.
河南省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
可持续发展潜力指数(DPI)的计算.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将权重系数Wj代入模型即可得出河南省地市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指数(DPI).
发展潜力评价分析.从计算结果可以直观的反映出,郑州作为省会城市,洛阳作为河南省第二大城市,同样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其发展潜力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2216、0.0889远高于其他各地市成为经济增长极和副增长极,从而作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着其他地区的发展.从地域空间上来看,全省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指数(DPI)空间分布呈现由省会郑州向想其他地区呈阶梯状下降的趋势.
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是影响发展潜力高低的主要因素,处于较弱和弱发展潜力的区域多属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域中的黄淮地区、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及中原城市群中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地区.距离省会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较远,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河南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淘汰高耗能、高耗材、效益低下、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技术和工艺,发展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开发和引入清洁生产技术、节能降耗技术、废物回收利用技术和资源的开发技术与替代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提升河南区域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 政府投资环境 区域经济 竞争力
政府投资环境是政府为各种投资主体的投资回报提供的条件和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政府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就政府投资环境与其他投资环境相比较而言，任何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即政府投资环境具有同质性。然而，就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相比较的角度而言，政府投资环境又存在着区别，有的甚至是巨大的区别，即政府投资环境又具有差异性。在了解政府投资环境同质性的同时，更清晰地认识其差异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是寻求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有效路径的关键点。
一、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从哲学上讲，政府投资环境的同质性，就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本质或一般特性；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则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特殊性。从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对差异性的认识水平，也是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差异和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最重要的认识平台。从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不同行政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色，由此需要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提供不同的服务，进而形成特点各异的政府投资环境。
地理位置不同，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首要因素。地理位置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的影响上。这种影响虽然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却不可能完全消逝。不同的地理位置，因其气候条件和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不同，往往会历史地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这种因地理位置的影响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在客观上促成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政策上的差异性和政府其他方面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如沿海和内地在具体的政策供给上，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内地就无法提供临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又如处于交通要道的行政区域，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需要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这种具体政策环境的差异性，往往是难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改变的。
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是形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又一个基本要素。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通过对资源的加工形成适合人类生存的产品的过程。因此，自然资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加工自然物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的分布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全覆盖的特点。但具体到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而言，其在自然地理上的分布却永远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核心要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求和供给的差异性，由此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往往会使拥有资源和拥有不同的资源的区域，形成资源性经济区域，在具体的政策环境的形成上，往往会出现排斥其他产业的屏障。这种屏障实际上就是资源型经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的重要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有些是无法改变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呈现日趋缩小的趋势。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上，某一区域相对过剩的资本总要找到新的增值空间。资本的流动性会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客观上对政府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使政府投资环境在质和量上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
2.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主要是指由于人的主观选择而使不同的行政区域形成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这种差异性来自于特定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理念、观念创新能力以及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等多个方面。这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最重要而又经常发生作用的要素。
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根基。不同的行政区域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别，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异性虽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旧的差异性消除的同时，还往往会产生新的差异性，反映到政府投资环境上，就导致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即使存在雷同的情况，但也不会是对其他行政区域的翻版和克隆。由于历史文化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域会产生集体的历史记忆和观念取舍，由此使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在政策的设计与选择上形成不同的特点，营造了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如江浙等地，历史上就有商业文化的基因，一旦有适宜的气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并由此构成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
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差异性，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从宏观上讲，人们一般都对计划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差异有着比较清楚的认知。但就形成区域间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的理念又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是大量的经常的体现在政府和民间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好恶上。从理论上说，理念也是历史文化的现实表现。具体到政府投资环境来说，理念又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的主观因素。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和民间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尽而形成了对市场主体产生不同影响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使同一投资者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发生着不同的投资成本和获取不同的投资收益。
观念创新能力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实际发生作用的观念创新，并不表现在认识水平和能力高的个别人身上，而是一个行政区域集体的观念创新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少数人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快速演化为本行政区域的集体认同上。观念创新与一个行政区域的国民教育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国民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地区，对创新观念认同与接受的就相对较快，观念更新的周期也相对较短。观念创新是政府投资环境创新的基础和认识来源。观念创新能力的差异，也就构成了政府投资环境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现实要素。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不同的定位和选择，由此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差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正确，政府投资环境就往往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反之则呈现恶性循环。这方面的实例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都不鲜见。如东南沿海的某个市，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摇摆不定，且几任政府几经结构性的政策调整，使其不仅没有抓住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的优惠政策，形成先发优势，而且还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时机，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3.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主要是指政府投资环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累积性差异是客观差异性和主观差异性综合作用的体现，是政府投资环境存在差异性的历史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生成和改变，尽管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但并不由人的意志任意去改变。从实践上来看，改变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既不像变形金刚那样来得随便，也不像换一身衣服那样容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良好的政府投资环境，还是不如人意的政府投资环境，其形成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由于历史积累形成的差异性，往往又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同样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讲，由于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行政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上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是和人的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利益结构的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对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客观上的差异性还足以支撑既有利益结构的条件下，这种调整往往并不容易做到。比如对于资源型行政区域，在资源远未接近枯竭期前，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往往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由此也可以看出，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的历史积累，往往是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的重要成因。
从主观上讲，主观差异性的历史积累，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特别是其历史惯性影响最大。政府投资环境从外在上体现为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方面，但从内在上看则是一种具体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的体现。一个行政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从根本上说，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结构，更多的并不来自于客观上的差异性，而是来自于主观上的差异性。由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区域文化特点和经济发展观念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不仅会形成特定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进而形成维持既有政府投资环境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又往往是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预期，因而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力量上，常常又会处于相对的劣势。这就使特定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进而形成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二、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
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不同行政区域政府间投资环境质量的对比。这种对比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们不是各种经济要素及其构成相同的行政区域的对比，而是所有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对比。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在同一片蓝天下既相互合作，又要相互竞争。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差异性。相反，正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为缩小以至于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上的差异性创造了条件与可能。
1.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特点
认识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一般地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市场主体的竞争有相同之处，但又与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不同。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相同对手”的竞争。一个行政区域无论占有怎样的竞争优势，都不可能将另一个行政区域挤出竞争的行列，也不可能彻底排除另一个行政区域与其存在的竞争关系，除非中央和上一级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对手”之间永远存在的竞争，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从理论上讲，不能定义一个行政区域永远保持对于另一个行政区域的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出现此强彼弱的不断转换，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综合性竞争。普遍来说，市场主体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产业中的竞争。但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则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并不是指一个行政区域在所有的领域和产业,都要对其他行政区域形成比较优势，而是依托某一两个或几个优势产业，有效地吸引相关市场主体和集聚更多的资本，形成相比较的优势，进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效益和社会发展上形成优势。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一种合作和互补性的竞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如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为全球市场以至于本国市场提供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一样，任何一个行政区域也不可能为自身，以及国内外市场提供所有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作为“相同对手”，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既存在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占有或赶超对方的竞争关系，更存在着因自然和历史上形成的分工而相互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会因不同行政区域的产业结构、资本总量、资源占有情况等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丰富，但从整体上来说都集中体现在相互提供市场和服务上。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既是在竞争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是在合作中不断培育和生长的。没有合作就没有区域间的有效的竞争。
2.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比较优势的基础
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就其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更多地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主体，政府投资环境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不仅不是降低，反而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高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是因其具体的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一个资源匮乏或没有海上交通条件的行政区域，不可能去制定特定资源开发和保护或临港经济发展的政策，也谈不上这方面的政策环境问题，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在提品和服务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加强政策环境建设，以及其他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政府投资环境每一个基本要素的具体构成，只要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就不存在质量上的问题。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形成比较优势。
二是不同行政区域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互补的空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等。任何一个行政区域，在上述资源的占有上，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资源占有的情况不同，决定了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构成也不同。如同任何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也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应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差异性，形成本行政区域的优势产业，增强与其他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提升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三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提升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重要基础。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建设，不能简单地复制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等，而是必须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这就决定了某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在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上，必须突出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加强自身的投资环境建设。如在政策环境的建设上，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就不能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跳舞，而要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相对降低门槛；在服务环境建设上，也不能一味效仿，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产业结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政府投资环境如同一人的穿着打扮，不是越洋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的身份和体型越好。而要做到合身、合时、合用，就必然要以突出差异性为基础。
3.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基本途径
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比较优势，又决定了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一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从其发源与起步来看，都是来自于其特有的资源优势。有的是因交通便利而繁荣的；有的是因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发展的；有的是因政治和历史原因拥有丰富的科技和人力资源而发达的等等。但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政府在培育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其他方面环境时，只能是依托本行政区域的资源条件，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培育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获得更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有效吸引市场主体的基本途径。人们习惯上都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上，也是如此。不同的行政区域，往往集聚了不同的市场主体。所集聚的市场主体中，资本量最多的又往往是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相关。从政府投资环境对于市场主体的关系而言，除了极少数特殊的资源性产业以外，对于不占有垄断性资源的行政区域而言，优势产业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政府只有基于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通过突出差异性，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吸引更多的与本行政区域优势产业相关的市场主体，壮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三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主要取决于其优势产业和相关的产业链条的平均成本。政府投资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最大的合理利润空间。当然，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首先是降低其优势产业特别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的平均成本，以此来吸引市场主体和集聚民间资本，发展和壮大优势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在加强投资环境建设的过程中，要把降低优势产业的投资成本作为首选政策目标，以此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宋贤卓：中国经济发展软环境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2]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关键词：新兴市场经济体 国别范围 发展潜力 经济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率先实现经济腾飞开始，东亚“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在20世纪70年代继之迅速崛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也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逐步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新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走出世界金融危机阴影的强劲动力，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与日渐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仍然十分有限。有鉴于此，论文将在系统梳理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就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一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别范围予以界定；二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潜力予以评价；三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予以介绍；四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形势予以分析。
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别界定
如果从日本经济起飞算起，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出现逾半个世纪之久。但真正开始使用“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个提法的时间却并不很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开始用“新型工业化经济体”一词来形容亚洲和拉美的几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市场化国家。其后，随着多数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增长后劲显著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开始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多关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Antoine van Agtmael在这一时期最早提出了“新兴市场”的概念，意指正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国家。显然，这一认识更侧重于发展阶段而非具体国别的界定。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范围的逐步扩大，“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两个概念开始被逐步混用，并继而被涵义更为准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是名称选择，就连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涵义界定也存在巨大分歧。众多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就其定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张宇燕和田丰，2010）。综合这些代表性定义，可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本质特征概括为：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第二，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但人均收入水平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第三，处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当中的开放经济体；第四，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第五，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有待着力完善。这五项基本特征，从根本上将新兴市场经济体与计划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等传统概念进行了区分，充分展现出了这一概念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涵义界定的巨大分歧也增加了其国别范围界定的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博鳌亚洲论坛（BF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U）、英国富时公司（FTSE）、美国万事达公司（MasterCard）、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美国摩根士丹利集团（MSCI）、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BBVA）、美国标准普尔公司（S&P）和美国道琼斯公司（DOW JONES）等众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纷纷根据其业务领域推出了相应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名录（李政，2014）。
通过比较这十个权威机构确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范围，从中遴选出至少已经得到六个（含）以上认可的，并结合此前归纳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五项基本特征，阿根廷、埃及、巴西、波兰、俄罗斯、菲律宾、哥伦比亚、韩国、捷克、马来西亚、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匈牙利、印度、印尼、智利和中国等21个经济体（以下简称“E21”）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些条件。
首先，E21完全具备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五项特征。这些国家均为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其发展水平虽大多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平均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较之发达国家也还存在很大距离，但其在过去10至20年均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显著大幅提升，后续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前景十分广阔。
其次，E21全面反映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状况。从地域分布来看，E21中包括亚洲国家8个、拉美国家6个、东欧国家4个、非洲国家3个，这一分布不仅涵盖了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体现了各大洲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基本表现；从涵盖类型上看，E21既包括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包括了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待继续完善的个别发达国家，兼顾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经济增长和制度演进的双重关注。
再次，E21综合实力对于全球和地区发展影响重大。从国际分工来看，E21包含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处于全球经济分工格局中位次不断提升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其对世界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速的影响都十分巨大；从地区影响来看，E21均为各大洲具有显著影响的大国，其经济总量、地域面积、人口规模和资源条件对于地区发展和政治环境的作用亦举足轻重。
全文将围绕E21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关情况予以探讨。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潜力
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模式，也深深影响着其未来的增长潜力和发展质量。因而，全面客观地认识E21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状况，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在当今以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自然资源
相较于多数国家而言，E21的总体资源禀赋优势较为突出，其土地、淡水、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丰裕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和开发潜力，且尤以“金砖国家”最为突出。
1、土地资源
E21陆地总面积约为5475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36%。其中，仅俄罗斯、中国和巴西三国的陆地面积就达3522万平方公里，约占E21陆地总面积的64%。除匈牙利和韩国外，其余E21的陆地面积均超出G7 中的英、德、日、法、意等发达国家，并位居所在大洲前列。广阔的地域面积奠定了E21发展的重要基础。
2、淡水资源
E21流域面积广阔，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淡水资源十分丰富，并尤以巴西、俄罗斯、印尼、中国、印度和哥伦比亚最为突出。但与此同时，由于E21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且人口规模庞大，致使其中很多国家的淡水资源使用量也十分巨大。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埃及均位居世界淡水资源使用量的前十位，而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却无一进入世界前十。
3、能源资源
E21在国际油气储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截止2011年，E21的石油探明剩余储量约占全球的8.67%、天然气探明剩余储量约占全球的32.59%；石油年总产量约占全球的32.88%、天然气年总产量约占全球的35.25%。E21的煤炭储量也十分丰富，产量巨大。截止2011年，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13个主要煤炭生产国的煤炭探明剩余储量约占全球的44.93%，年总产量约占全球的70.59%。
4、矿产资源
E21不仅能源资源丰富，其他主要矿产品资源也十分丰富，特别是铁、铜、铝、铅、锌、镍、锰、锡、金和磷酸盐等十种国际主要贸易矿产品的储产量十分巨大。在目前国际公认的6个主要矿产资源丰富国家当中，E21就占到3个（俄罗斯、中国、南非），8个较丰富国家当中，E21就占到6个（巴西、印度、墨西哥、秘鲁、智利、摩洛哥）。从探明剩余储量来看，巴西、俄罗斯的铁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也均位列前十位以内；智利的铜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秘鲁等国均位列前十位以内，波兰、菲律宾等国的储量也十分巨大；南非的锰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也均位列前十位以内；南非、俄罗斯的金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摩洛哥的磷酸盐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俄罗斯也位居前十位以内。此外，俄罗斯和印尼的镍矿探明剩余储量，中国、秘鲁的铅锌矿探明剩余储量，印尼、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锡矿探明剩余储量，巴西、印度的铝土矿探明剩余储量等也均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从矿产品年产量来看，中国、巴西的铁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智利的铜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印尼、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的铅锌矿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秘鲁、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俄罗斯的镍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印尼、中国和南非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南非的锰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印尼、秘鲁、巴西和俄罗斯的锰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前六位，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南非的黄金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秘鲁、俄罗斯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的磷酸盐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摩洛哥、俄罗斯和埃及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和巴西的铝土矿年产量也均位居世界前十位以内。随着全球主要矿产品供求紧张状况的不断加剧，丰富的资源蕴藏量和巨大矿产品年产量日益提升着E21在全球矿产品市场上的重要地位，也为其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机遇创造了条件。
（二）人力资源
E21庞大的人口规模不仅为其经济起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也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持续增长而显著改善的生活环境和不断提高的医疗水平，也抑制了E21的人口增速，老龄化趋势开始逐步显现，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方向。当前，E21人口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总体人口规模依旧庞大。截止2011年，E21人口总数为42.28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1.95%，虽较2001年仅增长4.71亿，但占比却与2001年基本持平（61.92%）。其中，中国、印度人口总数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尼、巴西和俄罗斯等国也均位居前十位以内，5国人口总数达33.36亿，占E21人口总数的78.90%。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的《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未来40年，E21人口增速虽会有所下降，但全球新增人口的半数仍将来自E21。其中，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14亿，印度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17亿（UNFPA，2011）。
二是部分国家人口增速明显。过去十年，E21人口年平均增速（9.83‰）虽低于全球人口年平均增速（12.4‰），但各国之间差异却十分巨大。其中，马来西亚、埃及、菲律宾、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等国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国人口累积净增2.72亿，占E21人口累积净增值半数以上；而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人口则长期为负增长。
三是老龄人口数量增长迅猛。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由发达国家蔓延至E21。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各国概况（2012）》，在49个年轻型人口国家中，E21无一入围；在89个成年型人口国家（地区）中，共有菲律宾、埃及、南非等13个E21入围；在94个老年型人口国家（地区）中，共有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等8个E21入围。相较于G7而言（平均41.47岁），E21平均年龄中位数虽然很低（30.39岁），但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8.4岁）。同时，由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已经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行列，致使E21中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的人口总数已达81.25%。老龄化趋势的显著加快，一方面反映了E21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不足所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也成为影响E21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加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四是总体教育水平大幅提升。教育水平既是显示经济发展成效的具体体现，也是影响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判断依据。从受教育年限角度考察，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E21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33年，接近高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其中，捷克、韩国已达到超高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阿根廷、捷克等10个国家已达到高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中国、哥伦比亚等6个国家达到中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3个国家达到低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从文盲率角度考察，E21中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为90.91%。其中，90%以上的国家有14个，最高的俄罗斯为99.60%；80%至90%的国家有5个。尽管G7的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已高达98.91%，但E21与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特别是中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高等教育质量的逐步提高和墨西哥、韩国等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日益普及，E21的总体教育状况已能够较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并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
（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状况直接反映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推动其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E21之间基础设施状况虽差异巨大，但总体水平仍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已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国际资本流入、技术转移和产业替代创造了积极条件。
1、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相较发达国家而言，E21交通运输能力虽总体依旧薄弱，但其发展速度和开发潜力却十分巨大。截止2011年，E21共有机场12930个，占世界总数的29.52%。其中，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印尼等6国机场数量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以来，中国、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E21的航空乘客人数分别出现100万至4000万的显著增长，而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却分别出现500万至2000万的不同程度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重构全球航空运营格局的时代正在悄然到来。
目前，E21铁路运营总里程已达417996公里，占世界的36.67%。其中，俄罗斯、中国、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5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2009年以来，中国、印度和南非等E21的铁路货运能力开始大幅增加，特别是随着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其货运能力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俄罗斯则继续保持世界第三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由于多数E21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投入有限，致使其铁路地域覆盖程度依然距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截止2011年，E21的铁路平均路网密度仅为150.75km/10000km2，而G7国家平均已达503.68 km/10000km2，两者相差3倍多。除匈牙利铁路路网密度位居世界前列、波兰和韩国接近G7国家平均水平以外，其他E21依然差距较大。
近年来，E21公路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截止2011年，E21公路运营总里程已达13563172公里，占世界公路运营里程的13.26%，高于G7国家总体水平（11236563公里）。其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4国的公路运营里程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这一数量和G7国家持平。从公路建设等级来看，E21之间差别较大。中国的高速公路运营总里程已达84946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而E21当中紧随其后的俄罗斯、墨西哥则分别只有30000公里和6279公里，而除其后的韩国、智利、土耳其和马来西亚徘徊在1500至3500公里之间外，其他国家均低于1000公里。而在G7国家当中，高速公路总里程最少的英国也已达3519公里，其他国家则均在6000公里以上。从公路网络覆盖程度来看，匈牙利公路路网密度已位居世界前列，波兰、韩国和印度三国也已接近G7国家平均水平，而除阿根廷、埃及、智利和俄罗斯外，其他17个E21的公路路网密度均已高于加拿大。但总体而言，E21公路平均路网密度仅为4484.67km/10000km2，距离G7国家15362.61km/10000km2的平均水平，依然差距很大。
总体来看，E21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均远远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且部分E21已与G7等发达国家十分接近，特别是匈牙利、波兰和韩国等经济水平总体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明显。从洲际分布来看，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亚洲其次，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则相对较差。在国别分布中，尤以中国等“金砖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最为显著。日益顺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有效地支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发展功不可没。因此，面向未来发展，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旧前景巨大，而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将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2、通讯基础设施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信息通讯设施建设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数不断刷新历史最高记录。截止2011年，E21固定电话用户已达5.75亿，占全球的48.30%；移动电话用户已达34.46亿，占全球的57.35%；互联网使用人数已达8.51亿，占全球的40.20%，E21信息通讯设备覆盖人口已经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
和G7相比，移动电话已取代固定电话成为E21民众首选的通讯设备。E21移动电话用户已占到人口总数的123.61%，高于G7国家的118.71%；而G7国家固定电话用户虽有所下降，但依旧维持在55.03%，远高于E21的20.06%。综合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总体覆盖情况，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通信服务水平已趋于一致。
E21互联网使用人数也在大幅增加。截止2011年，韩国、马来西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和哥伦比亚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已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韩国更是以82.77%的覆盖率超过G7国家平均水平，而中国互联网使用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也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依然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决定着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但是，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任何单纯依赖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均难以在长期成为支撑其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资源枯竭、人口老化仍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无法逾越的发展“魔咒”。因而，在继续释放现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同时，加快改善硬件设施、大幅提升人力资本、逐步转型产业结构，无疑对于其今后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根本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未来走向。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资本、技术等长期被发达国家垄断的高端生产要素开始向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加速转移，不仅推进了这些国家的技术升级和产业替代，也进一步激发了其固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提升了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增强了其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体系中的整体影响力。
（一）经济总量
2001年至2011年，E21经济总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从51585亿美元增长至210639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由16.48%迅速上升至30.10%。而同期G7经济总量仅从206135亿美元增长至335645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由65.87%下滑至47.96%。2001年，E21中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有9个、处于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有10个、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的有2个；至2011年，处于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已增加到4个、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扩展到12个、处于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降低至5个，并已全部摆脱低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4国经济总量分别由十年前的世界排名第七、九、十三和十九位跃居至第二、七、九和十位。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印度经济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E21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回升明显。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期间的整体经济表现远优于发达经济体，并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和稳定的重量力量。但是，由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起点低、起步晚、人口多，致使其相互之间差异巨大，处于E21最高端的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9890美元，而处于最低端的印度却只有1330美元，两者之间相差15倍。而即使是处于E21最高端的韩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仅有处于G7最低端的意大利的三分之二，至于E21和G7的平均水平更是相差达5倍之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赶超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经济增长
追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2001年至2011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总量的累积增幅高达308.33%，远高于G7国家62.82%的同期增速。其中，中国、印尼、土耳其、智利和秘鲁等5国经济涨幅位居E21前列，印度和墨西哥涨幅则相对较小。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以来，E21经济增长总体有所回落，除中国继续保持8.8%的高速增长外，多数国家经济增速仅能维持在5%左右，泰国更是出现了0.5%的负增长。但从总体来看，这一增长水平依然远高于深陷金融危机的欧美发达国家。在G7中，除德国在2011年出现了3.1%的经济增速回升之外，其他国家仅能维持1%左右的增长率，而日本则已连续几年增幅为负。不断扩大的经济总量和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速，使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充分展现了其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由G7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时代正在被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打破。
（三）价格水平
价格稳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具有较高相关性。妥善协调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考验一个国家宏观调控成熟度的重要判断依据。2011年，E21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为5.6%，维持在温和通胀范围之内。其中，摩洛哥、捷克和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低于该平均水平；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已进入严重通胀国家行列；而阿根廷和埃及则长期徘徊在较高水平。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价格水平，一方面受本国经济发展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由于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刻震荡的谷底阶段，发达国家经济低迷、金融市场震荡不前，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持续维持较低通胀水平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受各国生产者价格指数推动影响，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必将面临新的通胀压力。因此，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调控水平，不仅需要增强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驾驭能力，更需要其能够降低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依赖，强化其在全球经济竞争环境中的自主能力。
（四）国际贸易收支
由于E21货币均不属于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因此，必要的国际货币储备对于确保其进口和其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货币汇率亦受该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长期大幅赤字必然导致本币贬值，进而影响其资本和流动性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常账户得以实现再平衡。但随着其后世界贸易形势的逐步好转，部分E21的经常账户再度出现大幅失衡，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并尤以土耳其、印度和波兰最为严重。不仅如此，2010年以来，土耳其、印度和波兰等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印尼等国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仅中国就由2007年的10.60%降至2011年的2.76%。随着中国等E21经济增长由外需推动向内需拉动逐步转变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长期低速增长，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E11的国际收支状况是与其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结构紧密联系的。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均曾经历过贸易总量持续扩张的过程。截止2011年，E21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0892.8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0.65%，与G7总体水平（35.10%）基本持平。在E21中，中国、韩国、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等国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均位居前列，占E21进出口总额的64.43%，而马来西亚、匈牙利、捷克、泰国和韩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或超过100%。
（五）就业情况和收入分配
就业情况是反映经济运行走势的关键指标。由于E21发展水平和就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其就业率也相差很大。截止2011年，E21平均失业率为8.3%，高于G7平均水平（7.67%）。其中，失业率最低的泰国仅为0.70%，而失业率最高的南非则高达24.90%。按照国际通行的4%至8%的自然失业率标准，南非、波兰、埃及、匈牙利、哥伦比亚、土耳其、印度、摩洛哥和捷克等均高于这一标准。与此相对应的是，即使面临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G7的失业率仍能基本维持在4%至9%之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紧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实体经济良好的抗风险能力。
就业情况和收入分配是紧密联系的。多数发达国家都曾经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而多数E21当前正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严峻局面。以基尼系数判断，在2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14个国家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属于收入差距悬殊或较大国家，仅有1个国家低于0.3，属于收入差距比较平均国家。从洲际分布来看，拉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较大（0.504），这也是该地区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果；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较小（0.329），居民总体福利水平位居其他E21前列；亚洲（0.435）和非洲（0.461）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处于上述两者之间，但高于G7国家平均水平（0.343）。需要注意的是，“金砖国家”中的南非、巴西、中国和俄罗斯全部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上。这些国家在带动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其内部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已不容忽视，“中等收入陷阱”的阴霾依然笼罩在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上。
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轮世界金融危机中，牢牢把握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迅速提升了自身经济实力，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也全面暴露了其长期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能力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最大差距所在。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未来展望
综合前述分析，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迈上新的发展台阶：一是良好的资源禀赋优势奠定了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其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提供了根本前提；二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先于发达经济体走出世界金融危机阴影，全球经济格局正处在新一轮深度整合之中，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协力支撑；三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对话平台和以“20国集团”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对话平台机制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之间以及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协作机制、交流领域、合作范围将会不断深入和扩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随之进一步凸显，这将为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重要基础。
在客观评价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机遇和自身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和复杂外部经济环境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等方面依然远逊色于发达经济体；二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尚不具备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规划能力严重不足，世界各国仍只能在发达国家的规划框架内前行，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虽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其在重要战略物资上仍不具备和发达经济体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依然只能成为旧有经济秩序的“参与者”，而非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三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将面临着信息化、气候变化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各类挑战。在此方面，不仅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就连发达经济体也尚在艰辛探索之中。
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发展期，面对来自人类社会共同的风险与挑战以及旧有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与阻碍，任何单个E21都是无法独立应对和解决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只有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既有优势、自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不断加强沟通、积极协作，逐步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领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才能在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中真正提升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最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国际经济评论，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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