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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人笔记 赐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88-03
赏赐，作为封建社会中展示实力与权力并用来笼络人心的手段，从夏商时代即为历代统治者所使用。自魏晋至唐宋，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茶逐渐成为帝王赏赐的重要物品之一，赐茶现象也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一、赐茶的源流与发展
历史上最早关于赐茶的记录出自《三国志・韦曜传》中孙皓对韦曜“以茶代酒”的典故：“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已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F以当酒。”①其中的“F”即为采摘时间较晚的茶。由记载可见，此时茶并未成为赐品，而赐茶仅仅是以茶代酒的形式而已。
唐五代以后，随着茶叶种植、生产、加工的进步，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帝王笼络下属的工具，赐茶也成为较为常见的活动，至唐中期，赐茶制度逐渐形成，赐茶对象不仅止于大臣，下层百姓、僧人道士甚至外邦都有被帝王赐茶的经历。唐代关于赐茶的记录，多在谢茶表中，这是一种皇帝遣官专赐、臣下得茶上表申谢的赐茶之风，甚为流行。如《常褒・谢进橙子赐茶表》：“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圣旨。以臣所进太清宫圣祖殿前橙子，赐茶百串，荣赍非次，承命兢惶”②，《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臣某言，中使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二斤者”③，《柳宗元・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④，《刘禹锡・代武中丞谢新茶第一表》：“臣某言：中使窦国安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⑤，另有其《第二表》亦陈赐茶之事：“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⑥。以上文献证明，唐代帝王赐茶确有其实，然由于唐代贡茶尚未大行其道，唐代所赐茶品主要来自各地土贡及官方烘焙的茶叶，赐茶人群也多限于宗亲世族、朝臣军将。
有宋一代，随着赐茶制度的完善以及茶在人们生活中所占地位的日趋普遍和重要，名茶也成为统治者赐物名单中重要的物品之一，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此，宋人笔记中多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宋人笔记多为朝廷官员或风流儒雅人士之生活随笔，其记述真实而多有生活化气息，梳理和探究宋人笔记中的相关赐茶记述，对我们了解宋代茶文化中的赐茶现象将有很大帮助。
二、宋人笔记中的赐茶记录
宋人笔记中记载的帝王赐茶，可谓形式多样，对象广泛。在此，仅从赐茶对象角度加以归纳整理。
（一）赐朝臣将帅茶
茶汤茶酒作为朝廷赐品，“凡遇时节，例赐茶酒”⑦，在日常的朝堂觐见中甚为常见。无论日常的早朝，还是大臣向皇帝拜谒奏章中途休息时，皇上均会给大臣赐茶汤。
1.赐大臣妃子茶
宋记中，多处记载体现出皇帝赐茶活动已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般皇帝出巡还会带茶酒班，专门布茶。
宋徽宗算是历史上仅有的“皇帝茶人”，他在位时，蔡京、丁谓两个宰相投其所好，将贡茶种类不断推陈出新，各种极品贡茶如大小龙凤团茶，密云龙、龙团瑞雪等，皇帝往往得之数枚，再分赐给下臣。庄绰《鸡肋篇・论蔡京太清楼记与皇帝重幸鸣銮堂记》：“上为举箸，屡欢笑，如家人，亦遣使持玛瑙大杯赐酒，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该笔记即反映了宫廷茶会宴饮中，徽宗兴之所至亲自为妃子和大臣点茶分茶的故事。这样的赐茶活动可谓是例行的，是宋代特有的饮茶现象。
2.赐讲读官茶
在宋代，皇帝与侍臣常常共同讲习诵读，一般皇帝指定一个讲读官引领大家一起学习。《东斋纪事》中载：“崇政殿之西有延义阁，南向，迎阳门之北有迩英阁，东向，皆讲读之所也。仁宗皇帝即位，多御延义。每初讲读或讲读终篇，则宣两府大臣同听，赐御书或遂赐宴。其后，不复御延义，专御迩英。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罢，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罢。讲读官移门上赐食，俟后殿公事退，系P以入。宣坐赐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复以次起讲读。又宣坐赐汤，其礼数甚优渥，虽执政大臣亦莫得与也。”⑧迩英阁、延义阁皆为皇帝侍臣讲读场所，在授业完毕休息时，皇帝一般会赐讲读官茶汤以解渴，此等待遇是当时执政大臣较少享受到的。
也因为如此，当时文人也常常以被赐茶而感激涕零，认为是无上的荣耀。吴曾《能改斋漫录》载：“韩致光，昭宗时以翰林承旨谪岭表，道湖南，末章云：‘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自注云：‘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韩子苍云：‘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自注云：‘史官月赐龙团。’”⑨此二首诗均为朝臣被贬谪之后忆昔日之荣光，得到最先赏赐的贡茶与此时的困顿窘况形成对比。蔡绦在《铁山丛谈》中载：“吾尝读欧阳文忠公集，见其为学士时钞国史，仁庙命赐黄封酒、凤团茶等，后入二府犹赐不绝。国家待遇儒臣类如此。”⑩而在欧阳修自传中，确有其对皇帝赐龙团茶而表现出荣耀之感的记录。
3.赐银合茶药
对文臣待遇尤厚，对于舟车劳顿、修筑工程将臣役兵，皇帝在巡防过程中自然也是给予优渥的封赏，得知督役官员长久在外，颇为辛劳，皇帝派随行官员赏赐大量的银合茶药，以示体恤之情。
宋朝在众多的工程营建中治理河流、修建城寨、构筑城堡用工较多，尤其在宋神宗、哲宗两朝边区城寨大增，各类奖励也随之加大力度。政府几乎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就包括对治河官员和役兵的各项物质奖励。元符二年（1099年）三月至六月间，因进筑城寨毕工，朝廷分别赐给环庆路、径原路、邮延路、熙河路经略使帅臣以下银合茶药，银合茶药是常见的赏赐物品，茶药一般盛放在银合内。茶药具有保健、医治疗效，适宜赐予在外作业之人。这些在曾布《曾公遗录》中有大量的记录：“己卯，同呈熙河筑青南讷心毕功，赐帅臣以下茶药银合……”；“庚辰，赐帅臣以下茶药银合”；“癸巳，环庆之字平进筑毕功，赐帅臣以下银合茶药”；“戊寅，同呈陉原进筑减猥毕工，赐帅臣以下银合茶药”；“辛巳，同呈河东筑四堡寨毕功，赐帅臣以下银合茶药。环庆筑萌门、三坌毕，亦赐茶药”。
赐茶与臣子，皇帝会按官次等级加以赏赐。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余案，：当后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书门下奏：‘朝臣时有乞假觐省者，欲量赐茶药。’奉敕宜依者，各令据官品等第指挥，文班自左右、常侍、谏议、给、舍下至侍郎，宜各赐蜀茶三斤、蜡面茶二斤、草W蔻一百枚、肉W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蜡面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龙凤之制，至本朝有加焉。”可以看出从唐代开始，赐茶已有等级差别，位份越高，享受的恩赐越厚重。
（二）赐平民僧道茶
1.n平民茶
茶不仅赐予大臣，在游访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时，皇帝也会赐予茶彩，以彰显对于百姓的爱护，归拢民心。张齐贤《洛阳|绅旧闻记》云：“每喜民力耕织者，某洛阳家今年蚕麦善，去都城一舍之内，必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丈夫遗之布F，妇人裙衫。”此记述显示，为安抚民心并奖励百姓耕织，帝王会在视察之时行赏赐之事，其中即包括茶，这在彰显帝王亲民爱民的同时，也足见茶在宋代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
2.赐僧道茶
赐僧道茶，是宋代以来帝王赐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朝廷与僧道之间的亲密关系息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衰微与佛教教义与传统思想的殊异，使其与朝廷间的关系日渐密切。至唐代，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在修行过程中，需得不寐不食，茶的提神醒脑特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茶风大兴，饮茶从寺院僧庙走向民众。为加强皇权与佛家文化的紧密关系，赐僧人茶，也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了唐宣宗赐僧人茶情况：“大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担蝗绯H眨亦不下四五十怠！因赐茶五十斤，令居保寿寺。”
有宋一代，宋太祖赵匡胤与“希夷先生”陈抟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太祖十分推崇道教文化，宋人举国信道，宋徽宗亦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此情况下，帝王对道士的赐茶活动尤为常见。《能改斋漫录》中曾载一少年无意中偶遇太乙真君得道修身，宋真宗闻之则“召对赐坐，问以无为之要，赐茶药束帛”。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之《高逸二十二事》中也记载了太祖北征，召见时年已九十的镇阳道士澄隐，问之养生术，澄隐道士回答深得皇帝之心，于是“帝尤嘉之，赐以茶币”的事件。
另外，历代帝王多利用人们对灾异之事的科学理解而大造此类“祥瑞”，以示其天意所归，万民所宗，宋代亦复如此。黄休复《茅亭客话》中曾载：“大中祥符六年，绵州彰明县崇仙观，嘀上有木纹如画天尊状，毛发眉目衣服履舄纤缕悉备。知州比部佐郎刘公宗言遂绘事奏闻，奉圣旨令津置赴阙，送玉清昭应宫。其观主赐紫，及茶绢等物。今川民皆图画供养之。”
以上这些对于下层阶级的赐茶行为，多是帝王图谋笼络民心、寻求朝政稳定的手段，明显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三）赐外邦及使臣茶
在北宋政治生活中，赐茶亦是外交手段之一。为宣扬大国风范或安抚边疆藩国而求得朝政安宁，帝王会赐予周边国家使臣茶彩绢帛等邦国所无的贵重稀有之物，如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贵之外，商贾亦通贩”，元丰元年，宋神宗赐高丽使臣龙凤茶叶十斤，虽少但却尤为珍贵。又如元符三年，吐蕃、契丹、西夏、回鹘、g厮国等番邦首领接受哲宗召见，礼毕，赐予各部族茶彩，此次赐茶《曾公遗录》中有记载：“是日，引见，陇拶为一班；契丹公主为一班，夏国、回鹘公主少退立；瞎征为一班，同起居家属首领各从其长，边厮波结一头领附瞎征班；次引僧尼，皆蕃服。契丹公主以下皆礼拜，各赐冠服，退就迩英阁前易服，乞依前立班谢讫，退就横门幕次茶酒，宰执、从政官、宗室、戚里正任以上皆侍立。上谕宰执，令就殿门呼陇拶等，试与之语。既而李彀等引陇拶来，谕以已除节度使，依汉官给俸，自来无此恩例。瞎征但给茶彩而已。拶称谢甚恭。”
与此同时，有宋在对外派遣使臣所带礼物中也有茶叶这一项，尤其对于金辽这样危如卵石的番邦，宋代为了维护太平与安定，不得不以大量的贵重物质去博取和平，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记载：“随行三节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礼物则有御马三，涂金银作鞍辔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涂金大浑银香狮三只，座全；著色绣衣三袭；果子十笼；蜜煎十瓮；芽茶三斤……”课件使臣所携带物品中，茶也是其中之一。《清波杂志》载：“康定二年，刘涣奉使入西羌，招纳g厮族部。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涣乃落发僧衣以行。李复圭云耳。得《刘氏西行录》，乃涣所纪，往返系日以书，甚悉，且多篇咏。虽所至必与蕃僧接，且赖其乡导。既仗使节，辟官属，计事宜，结恩信，称诏锡赉茶彩，悉用汉官威仪。”周熙丙申从使节出疆，经历吐蕃时，与藩人结好，皇帝即诏命使臣以汉官仪仗制度御赐茶彩。
（四）科考赐考官进士茶
在宋代雅士之风盛行之际，科举考试作为朝廷招贤纳士聚揽人才的最重要手段，考官和考生自然受统治者所重视。茶作为雅而不俗之物成为展示皇恩的上乘之选。张舜民《画墁录》记载了宋哲宗赐茶之事：“予元中详定殿试，是年分为制举考第，各蒙赐三饼，然亲知分遗，殆将不胜。”张舜民作为三位考官之一，分得三块茶饼后分予亲友，可见其对赐茶的看重，而其分之不足也可见出所赐之茶的珍贵和量少。
沈括《梦溪笔谈》中曾如此记录：“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词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基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甲申杂记》又载：“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初，贡团茶及白羊酒，惟见任两府方赐之。仁宗朝，及前宰臣，岁赐茶一斤，酒二壶，后以为例。”以上记录由此可见，在宋代科举考试中，茶是作为重要赐品出现的，并在仁宗朝及以后成为惯例。
由此可见，在科举考试中，设立茶汤以供考生饮啜，在新进进士后赐以考生和考官茶饮，这是宋代朝政中较为常规的赐茶现象，也成为士子莫大的荣誉。
当然，不同时期也有与之相悖之案例，如《麟台故事》载：“进士唱名日，馆职皆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政和以后，合门紊旧制，遂令秘书省官立殿下，失祖宗之本意也。殿试官不以官高卑，皆得侍立殿上，事讫赐茶，馆阁官许称学士，载于天圣令文。”此记载记述了仁宗天圣年间皇帝会在殿上向考官和进士赐茶，但在徽宗年间考官则须立于殿下，更无茶汤赏赐之说。由记述者语气可知，其认为这与整个时代对于文官儒士的重视氛围是相悖的。
总之，由宋人笔记记载可见，赐茶作为古代赏赐文化中的独特现象，在宋代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互动关系的缔结者，更在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具有深刻影响。宋代文人笔下记述的诸如赐朝臣将帅茶、赐平民僧道茶、赐外邦使臣茶以及科举考试中赐茶等诸多赐茶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展示出宋代茶文化之繁盛。
注释：
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76.
②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一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4273.
③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5388.
④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78.
⑤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81.
⑥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81.
⑦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八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306.
⑧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02-203.
⑨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三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19.
⑩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三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81.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P记（第一编第八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19，120，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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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八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63.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八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5.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九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06.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211.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三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3.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41.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九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259-2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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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寿撰，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关键词]文化差异；《老友记》；中国文化；美国文化
《老友记》英文名为Friends，又译为《六人行》，讲述的是六个朋友莫妮卡（Monica）、瑞秋（Rachel）、菲比（Phoebe）、钱德（Chandler）、罗斯（Ross）和乔伊（Joey）一起生活在曼哈顿一栋公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六个朋友性格各异，其中莫妮卡好胜、控制欲强且有洁癖，瑞秋大大咧咧却可爱，菲比行为古怪却很善良，钱德幽默风趣却被人怀疑同性恋，罗斯憨厚专情还有点迂腐，乔伊天真开朗善良。尽管如此，这六个美国普通青年却演绎了一系列故事，充分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幽默、思维方式和观念态度等，让其他国家的人们在开心快乐的同时还能对美国的文化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大概就是《老友记》从1994年9月起，连续播出10年共236集之后，至今依然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文化差异中的“文化”指的是一种语言、习俗、世界观、关系体系及社会机制等，是一部分人习以为常，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截然不同的综合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东方文化源远流长。美国历史相对较短（仅两百多年），由于曾是英法殖民地，其文化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在其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美国文化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本文将围绕热播剧《老友记》来比较分析其中所折射出的友谊观、爱情婚姻观和家庭亲情观三个方面的中美文化差异。
一、友谊观
中美文化对朋友的理解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朋友可以是点头之交也可以是亲密的伙伴，是自己愿意与之相处的人。在《老友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六个朋友在公寓里举办聚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参加，彼此间无论是交谈还是互动，都非常随意轻松。聚会之后，可能有的人都不再见面与联系。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显得朋友之间关系极不稳定。如果没有变故，中国的朋友关系维系终身，历史上不乏此类故事。牢固稳定的朋友关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不经常见面，这种情谊也会长久维系。
美国人对待朋友会给予足够的支持与宽容。《老友记》中六个朋友各有缺点，他们却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当瑞秋逃婚出来（没有工作、收入、特长），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的莫妮卡收留了她；菲比唱歌难听，尤其是她的“臭臭猫”，但是大家还是安静听她弹唱并为之鼓掌；尽管莫妮卡有洁癖并且控制欲强，大家还是尽量容忍、迁就她；乔伊作为临时演员，没有固定收入，室友钱德经常一个人承担房租，而且乔伊经常去莫妮卡冰箱里偷吃，莫妮卡却没有大发雷霆；感恩节瑞秋没有钱却想和家人去滑雪时，大家帮她凑钱，等等。《老友记》中感人的一幕幕充分体现出美国人对待朋友的真诚与宽容，对错误的容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虽然朋友间也会真诚相待，相互帮助，但是某些错误会导致友情的破裂，就算彼此原谅对方了，依然会存在裂痕，难以和好如初。
美国文化尤其崇尚自由平等，朋友间尊重彼此的空间、隐私和决定。当瑞秋决定生下孩子，当未婚妈妈时，大家为她高兴，并在生活上照顾她和孩子。当菲比决定为自己的弟妹代孕时，大家在惊讶之后依然支持她，帮她实现目标。乔伊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家过夜，他从来不会遭遇干涉和反对。在整个剧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没有束缚的友谊和对隐私的尊重。在崇尚自由平等的同时，《老友记》也体现出美国的直率。六个朋友互有缺点，在生活中也会产生摩擦，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会过多顾忌面子问题。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会据理力争并想办法解决问题。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对朋友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才会消除彼此间的猜忌与隔阂。而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顾忌面子。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时，他们往往是采取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这样可以维护对方的面子，也不会破坏友谊。
二、爱情婚姻观
美国文化中的爱情是相当浪漫的、自由的，一见钟情经常有，也不忌讳恋爱中的性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恋爱对象，是缺乏自身魅力、不被认可的表现。美国家长也鼓励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尝试恋爱，甚至会举办聚会来给孩子创造机会。《老友记》中莫妮卡在中学时代由于过胖，一直没有男朋友，对此她耿耿于怀，在家里举办的聚会上也尽量表现自己。中国父母则不然，他们禁止孩子在中学时代谈恋爱，甚至跟异朋友，怕因此影响学习成绩。一旦发现有恋爱的迹象，家长们会立即想办法制止，更别说性了。
源于自由、平等的观念，美国人老少恋、同性恋等也是相当宽容的。在美国，就算家人朋友不认可这种恋爱关系，他们也很少阻止或反对，因为这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他的私生活。在《老友记》的第一季，罗斯离婚了，原因就是他妻子结婚数年后才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于是离婚搬去与一起住。尽管后来发现自己怀上了罗斯的孩子，她依然生下孩子，与一起抚养。这样的婚姻状况没有遭到非议，反而，在美国几个地区还是受法律保护的。《老友记》中还上演了两次老少恋。一次是莫妮卡和父母的朋友理查德（Richard）的恋情。从剧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真心相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他们在婚后是否生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虽然理查德做出让步，但莫妮卡不愿勉强对方而分手。另外一场老少恋是菲比的弟弟恋上了年长他20岁的妇女，两人如胶似漆。虽然妻子无法怀孕，他依然爱她，为此，菲比还为他们代孕生下三胞胎。以上这些，都是源于美国人高度重视个人隐私和感情，他们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来选择自己的爱人，并不受世俗和外人的影响。即使对方再优秀，如果感情没到可以结婚的程度，他们也会放弃。而在中国，恋爱结婚都穿插着许多世俗的因素，例如物质条件、外表、学历及父母态度，等等，这都是源于中国自古以来带有封建礼教特色的婚姻习俗。在中国，包括当代，婚姻可以没有爱情作为基础。异性恋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同性恋了。
美国的恋爱和性不可分离，有恋爱基本上都有性关系的存在，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开放的，中国的传统礼教不认可也不允许婚前。但是，有性不等于就要结婚，美国人对婚姻非常慎重。《老友记》中乔伊换女朋友就像换衣服一样，经常带回家过夜，这让罗斯和钱德羡慕不已，但是，乔伊一直都没有碰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罗斯多年暗恋瑞秋，两人分分合合，感情纠葛贯穿整个剧情，最后才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中间因为瑞秋怀上了罗斯的孩子，但她依然没有马上嫁给罗斯，因为她认为她对罗斯的感情还不至于结婚。由此看来，尽管美国人的恋爱自由开放，但他们不会因为性而结婚，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爱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选择结婚。在中国，还有不少人奉父母之命成婚或者奉子成婚，婚姻并不是因为感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当中不乏离婚者。
三、家庭亲情观
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家庭意识淡薄，不像中国人这么注重家庭和亲情，这是中美文化最大的差异。其实不然。在《老友记》中，人们不难发现美国人不是没有家庭观念，而是它以不同的形式在表现。例如，莫妮卡会直接对挑剔的母亲表示不满；钱德的第一个是他母亲给买的，作为一个言情小说作家，她还教瑞秋如何写作，她甚至亲吻罗斯，完全不像一个长辈，而是像个朋友；六个人的婚姻都是在找到真爱后自由决定，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父母不加干涉……这种强调平等自由的美国文化渗透在整个剧集中，我们看不到那种上下辈之间的界限与隔阂。在美国家庭中，父母和孩子都是平等的，孩子有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而且根据法律，父母不能打孩子。孩子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事情，父母不会过多干涉。另外，孩子不仅可以直呼父母名字，他们可以坦诚地谈论恋爱、朋友甚至是性，完全是朋友关系。
在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家长与家属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家长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孩子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就是不孝，家长此时可以执行所谓的“家法”。如今，依然有孩子由父母来决定他们所学专业和日后从事行业。对于婚姻，孩子必须通过父母同意后才能举办婚礼，否则他们就得不到该有的祝福与支持。在人与人交际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长幼有序”，否则就违背了传统的道德准则。
虽然在中国家庭中有着明显的辈分区别，但是其中也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无论家庭内外，中国文化中讲究“尊老爱幼”，亲情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情感。即使在现代家庭中，很多年轻人依然和父母一起住，相互帮助、照应。就算不住一起，两边也会经常联系与来往，因为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的规定。传统节日中国的客运高峰就可以充分反映出这一点，不管多远，都要赶回家团聚。在中国，“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值得夸耀和羡慕的事情。由此看来，亲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出于文化的原因，亲情在美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我们在《老友记》中看到，罗斯祖母的葬礼上，大家都表现得轻松，除了祈祷，没有过度悲伤，罗斯的父亲甚至还跑过来偷看球赛，他母亲还在挑剔莫妮卡的打扮细节。这一切都是源于美国家庭一直采取的独立自由的教育方式。美国家长鼓励孩子独立，无论是生活上、学习上还是经济上，家长不会过多干涉，这就造就了美国孩子独立的性格。一旦成年，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了，孩子们便会搬出来独住，自力更生。父母也不会要求和孩子一起住，更别说要他们照顾、养老，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独立意识造就了这一切，也让生老病死变得容易接受。《老友记》中六位好友不管工作是否顺利，都具有一个特点——经济独立，即使是富家小姐瑞秋，在逃婚后，剪掉各种银行卡，从服务员做起，不再依赖父亲的财力支持。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中国的“啃老族”——由于父母的过分关注和溺爱，让他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
四、结语
美国历史虽然只有两百多年，但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小觑。历时10年的《老友记》在全世界备受欢迎，它充分反映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和行为准则，并向人们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他们的友谊观、爱情婚姻观和家庭亲情观。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对比其中所体现的中美文化差异，我们能更好地了解美国文化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中的精华，扬长避短，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促进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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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技巧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译入语)把另外一种语言(源出语)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1],是沟通各族人民的思想的重要手段。而不管是“译入语”还是“源出语”,作为语言,都要受社会习俗、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文字间的相互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的过程不仅是单一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也应该是诠释不同文化背景差异的过程[2]。文化差异翻译处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译文的质量。尽管中西文化差异造成了英汉两种语言翻译上的障碍,只要我们对其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种障碍并非不可逾越的。本文将分析语言中词汇和成语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并就其翻译处理的原则和方法加以探讨。
1、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1.1.词汇中的文化因素
在语言中,词语是最积极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某种事物为一个民族所独有,而反映这种事物的概念的词语不能在别的民族的语言中找到等值的形式,这样便产生了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这种现象直接说明了文化的差异。以“龙”与“dragon”为例。许多人把“龙”与“dragon”对等起来,实际上二者根本不是对应词。 “龙”是神异动物,是帝王和高贵的象征;而dragon则是“西方传说中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是 “魔鬼和罪恶的象征”。
即使是某些学者认为的“共同词语”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例如汉语中有早饭,中饭和晚饭,英语中则有breakfast, lunch, dinner 或者 breakfast, dinner, supper。dinner 既可指“中饭”,又可指“晚饭”。
1.2.习语中的文化因素
习语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等。它们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妙趣横生。英汉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的翻译往往是个难点。
习语的产生与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发达;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语言中。佛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的存在,产生了 “借花献佛”这样的习语。西方国家多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则为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自助者天助也)。
由此可见,翻译好英汉词汇和习语,不但要求译者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还要熟悉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异域的风俗习惯、民族色彩以及等。
2、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原则
人们在感情,在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会有相似之处,因此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的对等也会出现,此类语言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可以互译[3]。如Practice makes perfect与“熟能生巧”。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遇到更多的是各国的文化差异,构成了翻译的主要障碍。关于文化有差异情况下的翻译原则,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中心都是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所谓忠实表达原文的意义,指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三方面[4]。
文化差异的存在会导致字面意义或形象意义与隐含意义在翻译时出现差异,此时字面意义或形象意义应当服从隐含意义。如white lie应译为“恶意的谎言”而不能译为“白色的谎言”。其次,当源出语的形象意义在移入语中可能会找不到对应词汇或者没有相同的形象,这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隐含意义的准确传达。如Achilles’heel不要译为“阿克勒斯的脚后跟”,而译出它的隐含意义“唯一致命的弱点”更恰当,因为Achilles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没有具体形象,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总之,隐含意义,也就是原文意欲表达的意义是最重要的。
3、翻译中文化特征的处理方法
对于英汉中的文化差异,翻译时应该根据原文内容,采用适当的翻译技巧,以期获得理想的译文。笔者通过学习和实践翻译理论发现好的译作总是直译、意译以及其他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应将英汉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具体化。
3.1 直译法。
所谓直译,就是指将原文按字面翻译,保留原文的内容,修辞等表现手法。对于英汉词句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相同时可以直译。如Easy come,easy go可直译为“来得容易,去得快”;当原文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或很容易推断时,也可用直译法。如:All roads lead to Rome译成“条条大道通罗马”。读者只要用心体会一下,就会明白其隐含意义,即“成功的方法不止一种”,这样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而且增加了阅读的趣味。但是,直译应区别于死译。
3.2意译
如果翻译时保留原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则应译出隐含意义来帮助理解。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 do,如果按字面意义直译,读者会不明白,为什么是罗马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其实它的隐含意义就是“人乡随俗”,若译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则更为形象生动。我们知道“龙”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的意义完全不同,所以汉语“望子成龙”的形象在英译时不能保留,可意译为to expect one’s child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这样虽然牺牲了原文的某些文化特色,但是有利于文本语意思的正确传达。
3.3 注释法。
初次介绍某种文化现象时或者只有把历史背景和典故出处说明以后才能充分表达原文的意义时,应该使用注释法, 即先直译再加注的方法。例如:They have ,by this very act , opened a Pandora’s box.。译为:正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打开了希腊神话中潘朵拉的盒子,造成了混乱和不幸。Pandora 原是希腊神话传说中从天宫下凡的人类第一个女性,Pandora’s box 之意表面上看来是贵重之物,而骨子里却是祸害,其含义为“万恶之源”, “造成极大混乱”,若直译Pandora’s box 而不加注,会让读者难以理解其真正喻义。
译者能否翻译出好的作品,不仅取决于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的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总之,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际活动,它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翻译,更是对文化的翻译。作为译者,一定要在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了解原语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仅精通其语言,还熟知其历史、传统、习俗、哲学等诸多方面,这样经过两相对比,才可能做出真正对等的传译,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富乐.文化视阈下的翻译活动[J].科技信息,2009,23:204
【关键词】英汉互译；文化差异；处理策略；归化；异化
英汉互译不仅仅是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更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 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 since words only have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s in which they function.” [1]) 因此英汉互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而英汉两个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文学艺术传统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产生了英、汉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各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特征，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文化间的比较，因而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化差异意识。换言之，译者必须意识到翻译这一信息交流既是跨语言(inter-language)的又是跨文化(inter-culture)的交流，不仅仅是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也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因此笔者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成因及处理策略。
一、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成因
（一）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导致的文化差异
由于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英、汉民族对自然生活环境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因而会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同一种现象或事物。反映在语言上，就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例如，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春天刮东风，气候温暖宜人，因此在汉语里“东风”具有“温暖、希望”的美好含义；而冬天刮西风，气候寒冷干燥，因此在汉语里“西风”有“寒冷、凄凉”的寓意。与此相反的是，英国位于欧亚大陆的西北，四面环海，春天刮的是寒冷干燥的东风，气候类似于中国的冬天；夏天刮的是温暖湿润的西风，气候类似于中国的春天。因此“西风”（west wind）在英语中象征着希望和力量，而“东风”（east wind）则象征着凄凉和倒退。了解了这种中英文化差异，英国人就不难理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里“西风”表达的惆怅、忧思的意境以及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里“东风”的美好、希望的意象；中国人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是对春的讴歌，以及莎士比亚为什么在十四行诗里写道：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因为在英国西风带来的是春的消息，夏天是温馨宜人的季节，都代表“希望、美好、温和、可爱”，远不同于中国人眼中的夏天，“火热、火辣、不适”。
（二）不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
生产生活是语言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自然反映在语言当中并形成特定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国传统上以农业为主，因而有大量的比喻与习语与农业有关。如，牛耕是中国人传统的土地耕种方式，于是汉语中就有很多如“多如牛毛”、“汗牛充栋”、“九牛一毛”、“体壮如牛”、“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牛人”、“牛市”等与牛有关的习语与比喻。而英国的航海业历史上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有很多与海洋和航海有关的比喻和习语。如：as close / dumb as an oyster （相当于汉语中的“守口如瓶”）, spend money like water，（相当于汉语中的“挥金如土”），rest on one''s oars（相当于汉语中的“暂时歇一歇”），cast / lay / have an anchor to windward （相当于汉语中的“未雨绸缪”）等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相当于汉语中的“奋力图存”），all at sea（相当于汉语中的“不知所措”）等等。
同样，英、汉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导致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汉语中对亲属的称谓远远多于英语中对亲属的称谓。传统的中国社会重视家族关系，往往几代同堂，同时注重长幼尊卑、内外亲疏；而在英语国家，人们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子女年满18岁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就导致英语中的一个称谓往往对应汉语中的多个称谓，如 “brother”相当于汉语的“哥哥、弟弟”， “aunt” 相当于汉语的“婶婶、姑姑、姨妈”，最典型的是“cousin”, 一个称谓对应汉语中的八个称谓，包括“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又如，中国人以稻米为主食，因而汉语中不仅有很多关于稻米的词汇，而且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说法，意思是即使是聪明能干的妇女，没米也做不出饭来。比喻做事缺少必要条件，很难做成。而英语中rice既可表示“稻子”，也可以表示加工后的“米”，还可以表示煮熟的“米饭”，而且由于稻米在英语国家不作为主食，主妇们不用米也能做出饭菜。因此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不能正确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初中学生化学学习和化学实验教学情况调查对象：建瓯一中、建瓯二中、建瓯三中高一新生，共有1003名学生参加问卷调查，回收有效答卷995份。其中建瓯一中发下问卷303份，回收有效答卷303份，建瓯二中发下问卷440份，回收有效答卷440份，建瓯三中发下问卷260份，回收有效答卷252份。本次调查学生素质层面广，基本上涵盖了2012全市高一新生中各个层次的学生，数据反馈比较真实可信。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问题
调查显示三所学校学生对化学学习“一直不喜欢”或“一般”的超过三分之二，可见高一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化学兴趣不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考体制造成。目前我市中考化学为等级分，在中考成绩中所占比例微小，使得学生学习化学就自然而然的没有动力，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中考的性质决定。中考试卷内容偏于基础、难度较低。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偏于知识性的、定性的和结论性的内容，教师采用让学生记、背、默写的教学方法，因而很多学生对化学学习养成死记硬背、依赖教师、被动接受知识、不会独立思考等不良的学习化学习惯。
（3）生源分布影响。我市70%初中生为农村学校的学生，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包括学生、家长甚至教师对初三化学不重视，使学生对化学学习失去兴趣。
（二）学生学习化学的方法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经过一定时间的尝试，已掌握适合自己的化学学习方法的建瓯一中只占调查人数45.8%，建瓯二中只占调查人数39.8%，建瓯三中只占调查人数22.9%，这也是高一学生学不好化学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根源在于初中教师在平时教学中重知识传授，轻方法引导，让学生感觉到化学只要背书就可以了。大部分学生都比较倾向于接受教师或课本上的知识，缺乏质疑和探究精神。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新课程的学习中仍是采用传统模式的学习法，甚至还达不到传统学法的要求，这显然不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对新课程要求的学习方式的转变还有待全面的变革。因此一方面学生学习化学的学习方法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综合教学能力和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
（三）学生学习化学的态度问题
笔者从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作业、化学测试等方面对学生学习化学的态度进行调查，虽然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认识到化学学习有预习的必要，但在上化学课尽可能积极主动地回答问题的学生建瓯一中只占调查人数36%，建瓯二中只占调查人数23%，建瓯三中只占调查人数20%。在完成作业与练习碰到困难时，各校有70%以上的学生是通过看参考答案或问同学来完成的，真正在学习过程中能自己独立完成作业与练习的，建瓯一中只占调查人数10%，建瓯二中只占调查人数5%，建瓯三中只占调查人数2.4%。每次化学测试后，自己认真思考，逐一订正，无法解决的请教同学或教师的建瓯一中学生做得比较好（占调查人数74%），建瓯三中同学做得略差（只占调查人数15%）。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对化学学习抱着应付的态度，表现在：课前不预习，课堂学习不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课后不懂不问、一知半解、碰到困难不能独立思考，学习过程不重基础、好高骛远，缺乏正确的学习目标和勤奋学习的态度，高一化学衔接教学中学生学习化学的态度问题亟待解决。
（四）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现状
化学实验是进行直观教学的有效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其他教学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和巩固化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端正学习态度，所以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基础。笔者对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调查反映初中化学实验教学问题的严重性，在初中有化学实验室且能满足实验需要的仅占45.46%，调查中有18.70%的学生没有自己动手做过实验，常见的14种仪器有使用过7种以上只占调查学生的53.17%，有8.44%的学生都没使用过常见的14种仪器。通过与学生交谈得知，学生动手做的少，多数学校没有专门的实验员，即使学校购买仪器药品，没有专门实验员，学生实验还是无法正常开展。除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笔者还对活动探究与家庭小实验作了调查，结果如下：
以上调查可以发现对于以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探究性实验和激发兴趣的家庭小实验也没能开展起来。由此可见，初中化学实验教学现状非常令人担忧，大多数学生的化学实验技能和实验能力的培养都是纸上谈兵。
笔者认为初中化学实验教学出现怪异现状原因：首先，大部分教师在思想观念上对化学实验还是不够重视，只关心课堂的理论教学及学生的成绩和升学率等情况：其次，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功利性强，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因而也就形成了“做实验”不如“讲实验”，“讲实验”不如“背实验”、“画实验”的现象，造成学生动手率低、动手能力差、实验操作不规范、实验成功率不高的现象较为普遍；再次，师生对化学实验教学的教育教学功能认识不足，把实验教学当作直观工具辅助手段，因而实验教学中，讲实验多于做实验、演示实验多于学生实验，忽视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实验，忽视学生化学实验技能和实验能力的培养。
三、调查结论
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初高中化学衔接教学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化学主动性不够强，学习被动，大部分学生学习化学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兴趣不高。
（二）学生学习化学的方法认识不足，化学基础薄弱，大部分学生都被动接受知识、死记硬背、依赖教师、不会独立思考，学习方法、策略有待完善。
关键词：纹瓣悬铃花；扦插；无性繁殖
中图分类号 S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3-0043-02
The Structure of Abution striatum and its Cuttings Rooting Mechanism Research
Fu Sujing1，2 et al.
（1College of Agroforestry Engineering and Planning，Tongren University，Tongren 554300，China；2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Animal and Plant Resources in Fanjing Mountain，Tongren 554300，China）
Abstract：Abution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by cutting of asexual reproduction in the form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rooting powder solution for processing，the results from the experiment show with 500mg/L rooting powder processing effect is best，the rooting rat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Key words：Abution striatum Dickson；Cuttings；Asexual reproduction
1 引言
y瓣悬铃花（Abution striatum Dickson）又名灯笼花、风铃花、金铃花、风铃扶桑等，为锦葵科苘麻属常绿灌木，原产于南美洲巴西、巴拉圭等地[1]，种类繁多，主要花色有红、紫、白3个品种。喜光、喜温暖湿润气候，稍耐阴、不耐寒，对于温度的要求相对严格。植株枝叶繁茂，枝条细软拱形垂下，树型树姿美观；叶呈掌状，边缘具锯齿或粗齿，花呈橘黄色具有紫色条纹；花梗下垂，呈钟形，花柄细长，高高垂下，花蕊伸出花冠之外，花朵如宫灯高挂，在高温室越冬的可全年见花，单花寿命2～3d[4-5]，是一种观赏价值很高的园林植物。
纹瓣悬铃花作为城市绿化中的花灌木，其树形开展，常绿且花期长，具有较高的应用前景，但纹瓣悬铃花在中国的分布仍较少，且大多分布在云南西部[2]。本文通过对纹瓣悬铃花的花结构进行解剖观察，对其扦插繁殖体系进行研究分析，为生产实践提供依据[3]。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贵州省铜仁市铜仁学院老校区校内基地。
2.2 试验材料
2.2.1 解剖材料及器材 从植株上下发育成熟且无病虫害的花。体视镜、刀片、解剖针。
2.2.2 扦插材料及试剂 试验所用的材料是从健康的优良母株上选取粗壮、饱满、生长势强、无病虫害的一年生或二年生枝条，取材要在早上7：00―9：00，把枝条剪下后，要尽快做处理，以免枝条采下来过久后失水。选取壮实的部位，剪成8～12cm长的一段，每段至少带一节，上部保留1～2片叶（每片叶剪去1/2～1/3）。剪取插穗时注意，上切口为平口，下切口为斜口，上下剪口平整、光滑。生根粉（山东金标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高锰酸钾（衡阳市凯信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2.3 试验方法
2.3.1 花解剖观察 观察花的花冠、子房；用解剖针、镊子由外向内，依次取下花萼、花冠、雄蕊、雌蕊并观察；将子房剖开观察胚珠和胎座。
2.3.2 扦插试验设计 将插穗下端2～4cm浸泡在事先配置好的0.5%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时间为30min。然后再将插穗分别放在生根粉溶液（浓度分别为200mg/L、300mg/L、400mg/L、500mg/L、600mg/L、700mg/L）中浸泡2h。对照组不作处理[4-10]。每个浓度做3个重复，每个重复需插穗10株，在8月末至10月初进行扦插，采用直插法，将处理好的插穗扦插到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花盆中，塑料花盆内径为20cm，基质为河沙。扦插密度为3cm×3cm，深度3～4cm，不可过深，插后应压实[11-14]，扦插后30d统计数据。
2.3.3 扦插及插后管理 扦插后温度大致在20℃左右，有利于纹瓣悬铃花生根。试验地8―10月份天气较干燥，要随时保持苗床有足够的水分，每天早上9：00前和下午6：00后各浇一次水，雨天空气湿度较大，要根据情况进行浇水，生根后浇水时间改为每天一次，时间依然是早上9：00前。
2.3.4 数据统计 观测指标为扦插苗生根率、平均生根数、平均根长等，通过这几个指标来判断纹瓣悬铃花的最适生根粉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生根率（%）=纹瓣悬铃花生根数/纹瓣悬铃花扦插数×100%；
平均生根数（条）=纹瓣悬铃花生根总数/纹瓣悬铃花扦插数；
平均根长（cm）=纹瓣悬铃花生根总长/生根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花解剖观察结果 花单生叶腋；花蕾形成初期花梗直立，花蕾慢慢长大，花梗逐渐增长，花梗逐渐下垂，花开口向下，花梗长达8～12cm；花萼5片，背面长满灰色短柔毛，深裂，裂片三角形，下部相连呈钟状，花萼长约2cm，直径约1cm；花瓣5片，呈瓢状黄色，上面布满条状红脉，花瓣长约3～4cm，宽2～3.5cm，基部分离，花瓣呈覆瓦状排列。当花开时，柱头伸出花冠约0.7cm，将花解剖开可以观察到，雄蕊群类型为单体雄蕊，各花丝长约15mm，药室长约6.5mm，呈豆芽状，花药成熟后，从中间裂开散出花粉粒；花柱细长，无毛，长3～4cm，每朵花有11～13个花柱，花柱基部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雌蕊群；子房上位，表面长满白色绒毛，将子房横切可以看见胚珠整齐排列在子房壁里面，为中轴胎座。种子未见。花的解剖见图版。
3.2 生根粉对生根率、平均生根数量和平均根长的影响 在扦插后30d，分别统计各个生根粉浓度处理后插穗的生根率和平均生根数以及平均根长结果见表1。从表1可知，生根粉对纹瓣悬铃花插穗的平均根长无显著影响，对生根率影响较大，经生根粉处理过后的插穗，平均根数比对照高2～3倍。另外，由表1可知，不同浓度处理对纹瓣悬铃花的生根率之间差异不显著，其中浓度在500mg/L时生根率达到最高为56.67%，浓度在400～500mg/L时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生根粉舛却理对纹瓣悬铃花插穗平均生根数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在浓度300～500mg/L时与对照差异显著，浓度为500mg/L时与对照差异极显著，平均生根数为7.4条，生根最高可达12条。各浓度处理对纹瓣悬铃花的平均根长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浓度为500mg/L时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此时平均根长最长为1.45cm。综上所述，浓度500mg/L的生根粉对纹瓣悬铃花插穗扦插繁殖效果最好。
4 结论
纹瓣悬铃花花单生叶腋，盛开时花下垂似风铃，离瓣花，花瓣黄色上有深红色脉纹，覆瓦状排列，子房上位，胎座为中轴胎座，单体雄蕊。
生根粉在浓度为200～500mg/L皆可提高插穗生根率、平均生根数以及平均根长，并且这3个指标在这个浓度期间随浓度的升高而上升，在生根粉浓度为500～700mg/L对插穗生根率、平均根长都有所提高，但浓度为700mg/L时反而平均生根数降低了，并且在500～700mg/L期间这3个指标都是随生根粉浓度的升高而降低。可见，用500mg/L的生根粉处理的效果最好，对生根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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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理标志；初级农产品；品牌文化建设；江苏淮安
中图分类号 F2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0-0266-02
近年来，对初级农产品品牌的探究日渐深入和系统，部分农产品品牌获批地理标志认证，从市场反映看，这类农产品普遍更受市场欢迎；从经济影响看，这类农产品推动了产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见，地理标志初级农产品品牌化发展道路将推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带的淮安近年来在苏北城市中发展迅猛，但据资料显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农民收入不高。如何提高淮安市初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改善淮安市农民生活，成为淮安市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基于地理标志的淮安市初级农产品品牌文化建设显得极其重要。本文主要探讨淮安市初级农产品品牌建设现状，探究采取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市场调研、利用网络资源等形式。
1 国内外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综述
1.1 国外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
品牌概念并非自古就有，国外品牌现象需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商人将商品的模样画下来供外来客人识别挑选。国外真正将品牌作为对象加以研究，严格的说，还得追溯到195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标志性杂志《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Ogilvy Levy的文章《产品与品牌》，之后20余年国外对品牌理论的研究未有突破性进展。1980年开始至20世纪末，国外品牌理论饱受学术界关注，发展迅速。21世纪初，品牌理论日渐成熟，研究成果主要有品牌涵义、品牌特征、品牌功能、品牌资产和价值、品牌建设等。21世纪以来，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研究成为学术界热点问题之一。
1.2 国内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
国内品牌现象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和企业家才开始大量投入到品牌问题研究中。张可成[1]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中国“品牌”应是西方“Brand”加“Quality”之和。农产品品牌表现出多样性、外部性和脆弱性，他将农产品品牌建设划分为4个影响要素，细分为13项分析指标，认为品牌建设流程包括品牌规划、创立、培育和扩张4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某个省进行研究，如王峰、王学敏、范莹莹、杨梦娣、丘小文、刘铭徐分别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研究了山东省、山西省、安徽省、河南省、福建省、浙江省农产品品牌建设现状和建设对策。赵士红研究了江苏省农产品品牌建设。
还有学者缩小研究地域范围，针对具体某个地级市进行研究，如王立娟、李秀珊等分别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研究了青岛市、临沂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现状及对策。再如张金良、詹和平、商会娟、李文柱、樊敏、杜小明等研究了保定市、宁波市、邢台市、衡水市、天津市、淮安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相关问题。
总之，21世纪以来，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受到大量关注，被学术界和企业家们视为热点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且日渐成熟。
2 农产品品牌相关理论概述
2.1 品牌
鉴于品牌研究趋于成熟，学术界对品牌的定义经历了说法不一到趋于一致的过程。目前品牌概念比较成熟的说法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他的载体是用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记号或者设计及其组合，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关于其载体的印象”。
2.2 农产品
百度百科中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国家规定初级农产品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不包括经过加工的各类产品。
农产品品牌即在品牌基础上设定对象为农产品。本文认同王峰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农产品品牌的定义：“附着在农产品上的某些独特的标记符号，代表了拥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性契约，向消费者传达农产品信息以及生产者的产品质量、功能特征和承诺”。
2.3 农产品品牌建设
农产品品牌建设即如何打造农产品品牌，思考如何使品牌农产品畅销全国、走向国际，它是建设主体对包括农产品的品质构建、品牌管理、沟通、文化塑造等环节进行构建、经营、维护和评估的过程。品牌建设即在做好“品”的同时通过“牌”将“品”宣传出去，可见做好“品”是品牌建设的前提和保障[2-3]。
3 基于地理标志的淮安市初级农产品品牌文化建设调查
3.1 农产品生产资源
淮安市是隶属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的一个地级市，横贯南北分界线，位居中国南方最北端、北方最南端，自古便是南北分水岭，是古淮河和京杭大运河交点，市内有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受季风气候影响，淮安市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冬暖夏凉，春温多变，秋高气爽，光能充足，热量丰富，具有农产品生长的良好气候条件。淮安市境总面积约1.01万km2，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淮安总人口合计479.988 9万人，是我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4]。
3.2 农产品生产情况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4年淮安市辖区内有47.27万hm2耕地，其中蔬菜种植面积8.67万hm2，水产养殖面积约5.07万hm2。年粮食产量及年蔬菜产量分别为450万t和320万t，年水产养殖产量约25万t。畜类和禽类养殖主体有个体养殖和规模养殖，其中畜类大中型规模养殖比重占50%。畜类如生猪年出栏约300万头，家禽年出栏约7 200万只，禽蛋年产量约达13万t。
3.3 农产品品牌现状
为响应中央工作会议号召，改变农业“四步同化”短腿、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的现状，淮安市正在努力扶持农民、发展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淮安市大力开展商标品牌战略，获批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数量及商标有效注册数量均逐年增多。品牌不等同于商标，但一个地区获批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数量及商标有效注册数量完全可以说明本地区农产品品牌的发展情况，根据调研数据整理的淮安市拥有农产品品牌情况如下。
蔬菜类：淮安蒲菜、淮安黄瓜、淮安红椒[7267333辣椒（新鲜蔬菜）]、金湖荷藕、涟水荷藕（12414727荷藕）、淮阴大折菜（13283849腌制大白菜）、淮阴黄瓜（13283855新鲜黄瓜）。水果类：淮阳西瓜（13283850西瓜）。水产类：洪泽银鱼[11176936银鱼（活的）]、洪泽河蚬[11186034河蚬（活的）]、洪泽河蚬[11186035河蚬（非活）]、盱眙龙虾[3739968龙虾（活）]、洪泽大闸蟹[7026934螃蟹（活的）]、洪泽芡实（11186031干芡实）、洪泽冤仇实（11186030新鲜芡实）、金湖螃蟹[10154872螃蟹（活的）]、金湖甲鱼[10154971甲鱼（活的）]、金湖泥鳅[10154870泥鳅（活的）]、金湖芡实[10154869（加工过的干芡实）]、白马湖青虾、白马湖大闸蟹。畜禽类：淮阴黑猪[11332460肉猪（加工过的）]、淮阴黄鸡（13283851活鸡）、淮阴黄鸡蛋（13283854鸡蛋）、淮安黑猪、洪泽白鹅[（11186037鹅（活））、金湖白鹅[10154867白鹅（活的）]。粮油类：淮安大米（4970201未加工的滔）、淮安大米（4970200米）、金湖大米（6748052米）、洪泽大米（11186027大米）、西顺河红衣小花生（11186032新鲜花生）。其他类：淮安茶撒、涟水千张、涟水捆蹄、涟水鸡糕、淮阴红薯粉丝（13283845粉丝）、涟水萝卜干。
相关数据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7月15日，有效注册商标数已万计，商标种类齐全，覆盖行业广泛，其中鲜活农产品1 048件，占总数的10.5%。淮安下属洪泽县近年来坚持品牌兴农战略，聪明的洪泽人充分利用本市天然形成的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利用“洪泽湖”这一天然品牌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以洪泽冠名的农产品逐渐增多，据洪泽工商部门透露，至2013年末有8件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提升了洪泽农产品名气，提高了洪泽农产品附加值。
截至2013年1月，淮安市下属金湖县“金湖荷藕”等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准注册，加上2010年获批的“金湖大米”共7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金湖县近年来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发挥农业资源优势，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目前，金湖县农产品注册商标316件，占总注册商标的1/3。
4 参考文献
[1] 张可成.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理论与实践[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09：26-47.
[2] 蓝敏芬.广西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11：32-33.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05；C93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张宁（1978-），女，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李海（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BGL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049。 无论国内并购或跨国并购，文化差异都是并购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是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但处理不当则会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并购中对文化差异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层次，如职业、职能、行业文化差异。然而，研究者对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中文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文献，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这些影响会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一个研究框架。
一、国内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往往只涉及一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只有少数研究会涉及到其它文化层次，如职能文化的差异（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数研究认为，并购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结果有负面影响：组织文化差异导致了并购中的冲突（Marks，1982）；文化差异与对对方极端的、负面的评价相关，与并购方成员和目标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焦虑和民族优越感相关（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购方员工的承诺与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导致员工抵制进而影响并购协同实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与财务绩效负相关（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经理人员承诺及整合过程的效率（Weber，1996）；与目标企业高管团队的离职率正相关（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统整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负面影响了并购绩效（Weber & Pliskin 1996）；与员工抵制正相关，而员工抵制与并购后协同实现负相关（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对1986-1988年间完成的147个美国国内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双方高管在职能背景上的差异与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与被并购方高管团队的离职率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能文化的差异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Zollo（2003）的研究则表明，管理风格的不相似与累计超额回报正相关，而管理风格是组织文化的表现之一，即组织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带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主要关注的层面是组织文化差异，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
总第437期
张 宁：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顾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
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因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要面临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相应地，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关注国家文化差异（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国家文化的差异常被称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离”假设认为与跨文化接触相关的困难、成本和风险随着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有时呈现为一个并购双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碍，有时却是吸引并购企业的一个潜在的并购成功因素。
（一）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国家文化对并购影响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认为，国家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偏见。Kogut和Singh（1988）认为，由于整合一个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的管理体制的困难，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模式尤为重要，国家文化差异与一个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负相关。中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国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的观点。阎大颖（2009）通过对2000-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绩效越好。孙俊（2007）分析了电信、家电、机械、能源四个领域中的22个大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结果显示，国家文化差异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但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差异不一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的跨国并购，结果表明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并购绩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这是由于接触到了不同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是嵌入在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公司之间的75个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的三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对并购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选择的影响，结论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响了公司的并购绩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购公司经理人员非正式的个人努力都与被并购方态度方面的绩效提高正相关。
（二）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最早同时关注到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学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影响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职业文化加入到文化差异的范畴内，认为并购中文化风险来自两个公司间国家、组织和职业文化差异。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对比，来分析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由于选择作为并购绩效的结果变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比较这两种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呈现出的结论比较复杂。
在一项文化适应压力对并购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差异未必意味着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带来文化适应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国家文化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要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具体的文化维度；文化适应压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一些文化问题在国内并购中比跨国并购中更严重，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要考虑国家文化差异还要考虑组织文化差异。这一有关文化差异的观点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明确。该研究指出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之间没有绩效上的差异，有时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难，国家文化差异可以对并购绩效有正向影响。
另一些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大的跨国并购实现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适应，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其员工抵制程度低于组织文化差异大的国内并购。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异不受重视的国内并购，跨国并购有更强的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所导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国并购有更高的结合潜能和实现这些潜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对1985-1987年间52家被并购方为美国公司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并购中，组织文化差异在并购后整合阶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导致更低的高管承诺和双方的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比组织文化差异更好地预测了压力和对并购的负面态度，而组织文化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个关于国家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对被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影响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对1986-1988年270家被国内和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离职率高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这是由于跨国的组织和个人差异大于国内公司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总的来说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关注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并购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有关，而同时关注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中介过程和情境因素的关注不同。
三、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或过程
深入讨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研究只关注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而倾向于把影响的过程或机制视作“黑箱”。然而，如果只关注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似乎意味着一桩并购成功与否在其进行并购时已然注定。现实中，并购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变化的过程，并购之后的公司管理行为、整合过程决定了并购的潜在价值的实现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文化过程即文化适应来解释绩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认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赖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的互动促进了并购价值的实现，偏重哪个过程都可能给并购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购方选择不同的整合策略，会导致并购双方不同程度的接触，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关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购绩效并不完全由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来决定，并购之后的组织整合过程也会影响并购绩效，如果忽略不同组织在这些动态性因素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过程，少数关注这一影响过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员整合过程，忽视了对任务整合过程的研究，更少关注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
四、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相关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权力和规模的差异（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业类型（Weber，1996），并购发生的时间（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宽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这些是相对静态和结构性的变量，它们既可能调节文化差异与整合过程的关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过程或并购绩效，在研究中应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相对于这些静态和结构性变量，那些更具有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境变量则只被少数学者所关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购过程中，组织可以学习、管理甚至操纵文化差异。在一项纵向现场实验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较了并购后的整合中，组织对文化差异的管理和干预，即深层文化学习干预（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浅层文化学习干预（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对有益于并购绩效的员工感知和态度方面的影响，发现深层文化学习干预导致了比浅层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更积极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更具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景变量，即组织学习、管理文化差异的主动行为，关注这些变量对于组织的并购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中，关于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简洁明了的研究结论，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现出的结果尤为混乱。为了尽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不同层次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文化包括很多层次：国家、组织、地域、行业、职能和职业文化。跨国并购中双方会面临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或组织文化差异），少数研究聚焦于两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个别研究关注到其它层次的文化差异（如在职业、职能或行业文化上的差异）。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研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此外，并购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以动态的方式相关、相互连通，这导致了研究的混乱：一方面，同时关注多个层次文化的研究中，对于哪些方面分别属于哪些文化领域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很难去掉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连接而分别研究它们（Teerikangas & Very，2006），相应地很难把它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截然分开；此外，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性，也增加了衡量它们的难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至少应关注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层次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要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互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2.关注文化差异的测量问题。首先，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家/组织文化差异常作化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国家文化差异或者以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来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仅用跨国并购对比国内并购表明存在国家文化差异，并不关注差异的具体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自我汇报的方式，如管理风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适应压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团队的互补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异衡量方法的复杂性使不同研究之间很难进行比较。其次，测量方式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其理由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实际”或“客观”的环境决定的（Rentch，1990）；即使间隔10年调查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其准确性也不会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顾性数据的使用会影响研究的内部效度，导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只抓住了调查那一刻对文化的“感知”，忽视了这种“感知”会随着并购整合的进展发生变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在并购发生前调查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后的数据作比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最终都会导致并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企业退出，获取这样的大样本数据非常困难、且花费很高，所以，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研究，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测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分数，虽然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是一种较客观的外部数据，但它的数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尽管Hofstede（2010）认为国家文化可被视为“既定事实”，“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气候一样稳固”，但基于几十年前的数据预测现有的结果变量，其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未来研究对文化的测量除采取主观方法测量组织文化差异外，应采用客观的外部数据测量国家文化差异，并采取更新的国家文化分数以适应目前的研究。
3.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现有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有高管离职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适应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员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过程效率、高管承诺、合作、压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财务绩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可划分为股票市场绩效，财务绩效以及社会文化整合绩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这三类衡量方法各有特点：股票市场绩效反映了投资方对并购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评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来衡量；财务绩效衡量了相对长期的并购绩效，往往以“资产回报率的提高”或“销售增长”等财务指标来衡量；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衡量了并购所引起的员工和经理人员社会文化水平上的冲突和压力的程度，往往以“员工抵制”、“文化适应压力”、“自愿离职率”、“高管承诺”等来衡量，这类衡量方法不同于前两类指标，属于非财务方法。财务类指标和非财务类指标抓住了并购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时间、所依据信息的来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选择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负相关，与并购后财务绩效不相关，与并购方股东的非正常回报正相关。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类指标来测量并购绩效，单一的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并购绩效，限制了对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的更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应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
4.对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应采取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视角，以揭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现有研究大多将并购后的整合视作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忽视了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这一研究倾向与现有研究中并购双方的特征有关。现有研究中，并购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企业，目标企业或者同为发达国家企业，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较少存在针对并购企业的心理优势。并购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但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成为并购方，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目标方时，后者往往存在针对前者的心理优势，抗拒来自被认为劣势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时，不论并购方的终极整合策略和目标是什么，在开始阶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抚或妥协为主， 保留目标企业的原有文化，择机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渗透对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较新兴市场企业与传统跨国并购的差异时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渐进式”的。在实践中，中国企业联想的做法值得借鉴。联想的整合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业务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联想国际、联想中国并行阶段，而文化整合也经历了联想和IBM两种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尔后的三种文化并行的冲突与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文化。由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要面对所谓的“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相应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这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并购的过程和组织维度，方法上则要求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综上所述，未来的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研究应该（1）考虑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的互动；（2）在结果变量的测量上，综合使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购绩效；（3）揭示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绩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由于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并购实践，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面临“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问题的新兴市场跨国并购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1）尽管文化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并购绩效的好坏，整合成功与否才是并购绩效好坏的关键。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现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文献往往仅关注人员整合过程，而忽视任务整合过程。本文认为，任务整合是整合过程中“硬”的、相对“有形”的过程，人员整合是“软”的、相对“无形”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文化差异通过这两个过程影响了并购绩效，忽视哪一个过程，都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机制。（2）组织对文化差异的学习、管理和干预的程度，会影响到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能否顺利进展，能否达到预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异-整合过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一因素，探究企业主动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的并购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因素，如相关度和整合水平、权力和规模的差异、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多元文化宽容度、行业类型、并购发生的时间等，可能是通过整合过程影响并购绩效，也可能对并购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范围，再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以期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有所借鉴。
图1 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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