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6:43:2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游牧文化的概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草原文化；建构；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58-02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发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保护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已为众多人士关注。笔者在研读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现状，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总结现有成果，推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关于草原文化的概念问题，学者们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政协主席陈光林等人士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创造主体以及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从上述的三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是草原，创造主体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与其他文化一样，其具有丰富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创造出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就应当是草原文化，该种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内涵“一是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多样的贸易需求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开放生态理念。”[4]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顽强精神。”[6] 这些提法，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正如吴团英所说，“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态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二是诚信伦理观念。诚信伦理观念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生活习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诚立命的道德标准。
三是自由开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提出众多观点，仅就中国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观点。
1.按草原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即草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期。有学者对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赉诺尔文化――朱开沟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开沟文化――公元209年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为突出特点的草原文化发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约1116年）。（4）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丰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期（1911―1949年）。”[8]
2.将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又考虑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进行划分：“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907 ―1205 年）；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发展既有逐步的形成过程，也有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剧烈变化。所以，对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对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义。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1）多元化特征。李登样认为：草原文化系统本身具有多样性，“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创造的，因而，草原创造主体具有多元特征。（2）生态化特征。乌云巴图认为，游牧必须具备三要素：人、家畜和环境，而人（牧民）充当调节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生态因子。“牧民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维持。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11]；马桂英认为：“……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 使他们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 ， 导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价值观。”[2]。（3）开放性特征。李登样，马桂英认为：“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 视野特别宽阔 ， 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 ，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时候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2] （4）历史传承的悠久性。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都证明了草原文化的历史可谓悠久。（5）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在历史上，广阔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这个广阔区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陈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N].光明日报， 2007-09-21（9）.
[2] 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论，2006，（1）.
[3] 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21.
[4] 王利俊.草原文化传统价值的当代启示[J].实践，2005，（2）.
[5] 吴团英.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1）.
[6] 乌云巴图.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J].实践，2006，（1）.
[7]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
[8] 金海.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推进文化大区建设[N].实践，2006，（10）.
[9] 何天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对本区域文化历史分期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7-07-20（9）.
[10] 李登祥. 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1）.
[11] 乌云巴图.草原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特征[J].实践，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Humanity and tour school,Huhehaote vocation college,Huhehaote 010021,China)
关键词：生态理念；蒙古族；场地精神
1引言
园林景观中的场地是表达艺术效果的重要框架结构，其特定的布局和建造形式代表着不同园林艺术形式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有助于观赏者解读其中承载的场地精神。西蒙兹曾在《景观设计学》一书中提到，当下是听从时间表严密计划和服从权威的时代，培养场地感情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却往往被忽视[1]。由于古老的蒙古族一直在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自己的场地具有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在蒙古族文化中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成为蒙古族特有的场地精神。现代设计师通过蒙古族特色建筑物、建造技巧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创造出符合精神表达的场地，展示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本文对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中场地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解读，为丰富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精神内涵
2.1场地精神的影响因素
1.1.1蒙古族游牧文化与场地精神
游牧文化主要是指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在草原地理环境、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居住于欧亚草原中部——蒙古高原的蒙古游牧民族，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世界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
游牧文化的产生当然离不开游牧生活的基础，游牧生活中临时性居住、流动性迁徙等特性对于蒙古族来讲，亦是一种“行”的游牧文化。“行”是一种运动状态，它富有生命力，造就了蒙古族游牧文化鲜活的形象，并与周围生活的自然环境产生动态联系，生活的一切都是草原赋予的，而草原上的人们又一直在保护着草原，具有一种亦此亦彼、融合共存的联系方式。蒙古族游牧文化在蒙古族与大自然相互交流、相互协调的过程中产生。“共生”、“和谐”的生态意识成为蒙古族游牧文化与美丽故土的结合点。
2.2蒙古族地域特色与场地精神
著名的蒙古学学者陶克涛说：“历史证明：自然环境或地理因素与游牧人的社会发展之间始终有一条无形的纽带相维系着[2]。”
在欧亚草原地区的蒙古族，生活在海拔较高、远离海洋的环境中，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天严寒。按照和辻哲郎《风土》一书中所述，这里属沙漠型风土，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特性为注重实际、意志坚定[3]。这是生态规律的支配作用和生态条件的制约作用在古代蒙古族人观念和性格上的反映。它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生目的，进而形成了自然与游牧社会中蒙古族地域特色的那条无形的纽带——生态意识。
蒙古族游牧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意识具有很突出的实践特点和经验价值[4]。他们尊重自然规律，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场地，是“和谐”生态意识的具体体现。而园林景观的场地建设是直接与自然对话的活动，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延续着这种意识，并将它注入其独特的场地精神。
2.3蒙古族宗教文化与场地精神
萨满教是蒙古族固有的原始宗教，其信仰主要是万物有灵论，它把万物都看成有生命、有活力、有灵魂、有神性的，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树木皆有神灵主宰。灵魂活力内涵于万物之中，给予万物以生机和灵性，并使之具有超自然的属性。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过程，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独特内容的宗教世界观。
蒙古族先民的崇敬自然观启示人们，大自然不是人类的敌人，不是可以被人类无休止地索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的朋友，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园林景观就具有这一根本属性，将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精神与生态环境协调共生关系提到了新的高度，无论是抽象空间形态的营建，还是具体场地的设计，都应富于人们的关爱，让其如生命体一样地有机生长。
2.4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中的场地精神与表达
人与自然和谐，使蒙古先民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生态伦理实践者和环境保护志愿者，展现了蒙古人以自然生命为核心的生存理想和高度生态化的人文精神，是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精神。
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是“人与自然和谐”表达的载体，而“人与自然和谐”让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表达得到质的深化，场地内在的蒙古族文化会让看似普通的造园作品得到新的表达。这种关系让我们看到蒙古族文化在特色园林景观中存在的本质。因为蒙古族文化最重要的是用心感悟自然，所以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座沟通的桥梁，不仅将造园师和观赏者超时空地联系在一起，也让蒙古族有了自我内心与现实之间的交流。
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中的场地精神在园林中场地的表达，采用蒙古族特有的形式与空间观念。素材形成整体布局，即形式骨骼，也创造了相应的空间。形式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依据，是人类可以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抽象的空间，则是人类只能感知和无法深入认识的事物。场地设计就应抓住人类感知的这个特点：形式本身以易于解读的方式存在，而抽象的空间成为人们静思人生与感悟世界的物质素材和精神寄托。
3人与自然和谐引导的设计
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设计，既是融合的，也是发展的，为内蒙古地区的园林景观设计指明了方向，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的场地精神设计理念在蒙古族地域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3.1项目设计概况
项目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新华东街北侧，用地南北长372m，东西宽324m，包含大剧院、博物馆、停车场3个部分。博物馆将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相结合，建成后将跻身国内省级一流大博物馆行列（图1）。
图1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及博物馆全貌
3.2场地布局
场馆性质决定了建筑外环境的功能作用。博物馆将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相结合，突出反映草原蒙古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正在这种背景下，场地设计采用体现内蒙古特色和风情的天然原材料——这就是草原“再生”的概念，大量的草原乡土植物被应用，不但有助于提高成活率，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建立简易的草原生态环境；“再生”就意味着循环利用，是蒙古族人与自认和谐生态意识的一种，表达了蒙古族文化中与自然相处的独特方式，营造出主体的景观环境，这也正是蒙古族出于自身生活需要而自发创造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景观。
通过设计来表现一种对蒙古族文化的表象大环境的超越和对内涵的深沉思考。场地不再只是表达景观的效果，更多地是表达设计者造景的思维，这种思维理念让使用者在场地中感受到的是景色背后深藏的含义而产生超脱表象的思考。以表象感悟内涵成为场地设计的宗旨。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设计宗旨也正是通过蒙古族文化在园林景观中运用达到从量到质的改变。
3.3空间布局
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及博物馆外环境直观表达的空间布局上同样也实践着这种从有形向无形的过渡。刚进入场地时，面对的只是一条蜿蜒曲折通向远处一个大的圆形巨窗，不管是形式还是材质都十分朴实，场地中有几十根柱子，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形成不同角度的观看方向，围合出不同空间，人们从不同的停留点可以感受到围合的内聚空间和水面开敞空间之间不断的变换和过渡。有形的空间让人类心中无形的心理感受和意味解读也跟着此起彼伏。这些感受与蒙古族文化带给人的心灵震撼保持一致，空间上升到一种程度是通过心去感悟，而非单靠眼观。
两个月前，额勒贝格道尔吉正式提出“永久中立”设想，欲效仿瑞士等国，实行平衡、非攻、等距、多点的外交国策。蒙方还提出希望将其“草原之路”规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以方便俄、蒙的资源输入中国乃至东南亚。
应该说，旨在减少第三方猜忌的“永久中立”是蒙古国拓展“第三邻国”外交的逻辑延伸，而经济多元化是蒙古国避免过分倚重矿业的战略举动，此外还应加上对传统游牧文化的升级利用。譬如，蒙古国草场承载了约7000万头牲畜，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2000万头，但这些草场不少已面临严重的环境透支问题，可以通过文化旅游等尝试，将其从畜牧负担中解放出来。 游牧文化的困厄时代
近期受“亚欧人民论坛”之邀，笔者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会。飞机落在乌兰巴托机场，四处可见蒙元大帝国的符号和身影。忽必烈、成吉思汗是这个民族的永恒偶像，不管作为自然环境的天如何污染变幻，蒙古人似乎只有这一个“天可汗”。
从机场往乌兰巴托市区，沿途萧条不堪，常见冒着黑烟的烟囱，在褐色荒地、蓝色天空、橙黄的植被之间，横出一道道“人工污染云”―蓝黄黑构图;进入城市，则是遍地的污染性大排放汽车，满街的俄文字母转写的蒙文，还有频繁出现的韩国餐馆。
这一刻开始，我知道那个草原牧歌式的蒙古早已经被驱逐，成为远方的想象。蒙古国一半的人口―超过150万人拥挤在乌兰巴托，大部分是散居在中心城市的各种蒙古包贫民窟。虽说是蒙古包，大部分的建筑却是由破木板、废旧电脑铁皮、废旧集装箱构成，污水四溢，垃圾成堆。
我参加的会议由欧盟赞助，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和废物回收等全球性问题。作为主旨演讲人之一，我分析了尼泊尔、泰国、缅甸、印度、中国的环境案例，尤其是水的案例，来讨论为什么亚洲欠发达国家都陷入相似的生态困境。
这里的问题，通常表现为一种生态、文化、政治的三重困境，也就是围绕3个变量的互相矛盾和牵制。例如，第一重是自然和经济财富的持续增长和全民享有，第二重是自由的现代性流动和文化革新，第三重是守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和文化地理观的抬头。
换句话说，既要追求现代和发展，完成西方式现代化，又要保持财富持续增长，同时还要保护那些具有重要文化保育和族群象征的生态环境和属地。
通过此行，我看到了蒙古国身上的游牧文化困厄。在财富累积方式上，蒙古国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输出和低水平工业化，大量采挖地下的矿藏资源，造成环境退化。
正如会议期间蒙古国环保官员所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环境退化的严重程度，已经开始在政府层面设计绿色增长，但即便如此，长期处在寒冷气候下的蒙古国仍然依靠焚烧煤炭这一主要供暖模式，乌兰巴托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出现任何草原地带的“建筑适应”，仍然是高耗能、低保温、分散供暖、自由排放的高污染模式。
乌兰巴托城市贫民窟不断通过侵占草场，通过以廉价汽车连接城市中心的卖场和公共服务资源的方式向周边扩散，已经在乌兰巴托周边创造了多个透支环境的贫民窟游牧群落。
一位参加会议但不愿具名的蒙古国环保人士反映，部分的蒙古国草场已经被核废料污染，水源污染尤其严重，部分牧民报告牲畜多发畸形案例;一些牧民在乌兰巴托抗议之后，国家组织部分牧民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核废料处理“示范区”观摩，大部分牧民因为知识来源单一，反而成为核能废物处理的代言人。
据会议期间专家介绍，蒙古国蕴藏大量的铀矿（根据上世纪70年代苏联探测数据，储量达15万吨）、约3100万吨的稀土资源，约1623亿吨的煤炭资源（中国截至2010 年底的煤炭保有查明储量为1.3412 万亿吨），这些资源带来国家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可持续的城市建设和能源利用格局。中长期看来，这些通过攫取地下资源产生的财富，并不能保持国民财富和健康水平的均衡增长。 “蒙古现代性”的创意设计
对于环境负面性问题，蒙古国需要寻找到一个基于历史、文化尊严、自然禀赋的顶层设计和社会动员框架。比如，在蒙元大帝国基础上，寻找并生成一个新的具有历史归纳性和召唤性的社会心理框架。
在北欧一些传统扩张型国家的现代建构中，他们的国歌都体现出一种孔武有力、好战、武人的“战国气质”。挪威的国歌仍然在高喊杀破罗马的威风凛凛，但同时他们也在完成一种和平取向的潜在转化，形成一个沿着波罗的海一路北上的极地高寒地区的文化创意圈，同时将一些具有驯鹿文化、萨满气质的族群纳入这个“高寒创意国家集群”。
对蒙古国而言，戈壁、荒漠、草原、山地，实际上是它的文化地理的物质基底。蒙古国应该挖掘这些具有相同文化地理和文化心理的元素，产生出一个独立于蒙元大帝国时代的重要叙事，而不是生活在具有历史文化阴影的帝国语境里。
同时，基于一个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地理架构，蒙古国可以尝试培育一种新的游牧文化气质、聚落形态、资源利用形态、建筑形态、能源模式、生活物产形态和物品贸易形态。在此过程中，蒙古国当然可以根据历史的互动后果，尝试进行跨文化的整合，形成新的“蒙古现代性”。
当文化肌体和精神气质的顶层设计及社会心理共识完成之后，当这种凝聚相同文化类型、气候类型、精神遗产类型、族群类型的“蒙古现代性”要素被提炼出来之后，蒙古国便可以在落地和实践层面来“建造”一种全新的可能，也就是历史型游牧帝国在高寒缺水型地貌和跨国界域中，如何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和文化可能。 文化的隐形和无形资产
在寻找物质载体，突破上面所说的现代性的三重困境时，蒙古国除了继承和创造更加多元的历史记忆和想象之外，还应该注重自己文化的重大精神价值和观念价值，它比物质矿藏更具超时间的价值。
我从蒙古国朋友口中得知，蒙古人把传统的靴子做成头部卷曲的形状，最初目的就是害怕鞋头撞着地面，惊扰了大地的神灵。这种深入骨髓的生态文化细节和自觉，连同蒙古“呼麦”（一种“喉音”艺术）和“潮尔”（蒙古族复音唱法）式的民间传统，作为蒙古的文化珍宝，具有跨文化和穿越时间的价值。
在乌兰巴托城郊1小时车程的“传统蒙古草原”，我看到了尝试通过组织蒙古包、马群、羊群、天空的星斗、柳树林、河流等资源，进行文化旅游尝试的蒙古大姐敖云茨兹格。她使用简单但美味的食物、蒙古的民谣、农事诗的日常美学等，反向输出了一个“新的蒙古”，虽然这个新蒙古也要把各种细节做得更精致。
与高呼猛进的蒙古骑兵气质并列，蒙古人也有另外一种先进的族群观念，那就是不使用国家和族群这样具有固定性的概念形容人和国家，而是像进出蒙古包一样，使用“进出”的概念来传递作为一种自由人的族群认同。蒙古语称之为oron，它表示“进来”，也表示“一个人睡觉的床位或铺位”，这个具体但又包含宏大意旨的词，对于现代人理解族群的执念、人群边界、跨族群的桎梏等概念，有重要的启发。
(2018年12月)
2018年以来，旅游办认真落实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招商大会、重点项目现场推介会确定的全市旅游跨越发展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全方位宣传”的发展思路，在项目谋划、服务水平提升、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构建了乡村旅游与全域旅游互补、本土游与异地游并存的旅游产业格局。全年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亿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及增幅均位有所提升。现将工作具体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项目建设，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年初以来，我们以旅游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逐步形成“在建项目促运营、中期项目做前期、远期项目进储备”的建设格局。2018年旅游项目计划总投资？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亿元，其中项目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基础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
1、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续建项目。该项目以蒙古汗廷文化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天山生态庄园为节点建设南农耕乡村旅游环线，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66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18亿元。蒙古汗廷文化园完成投资5.5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8000万元，总计占地2548亩，已经完成生态丘陵、非遗文化走廊、草原景观、入口广场、现代游乐园和家庭宾馆六大主题片区建设，全市旅游产品新闻会在此成功举办；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完成投资5700万元，其中2018年投资1600万元，完成三个展馆主体建设，生态产业馆完成内部布展，其余两个展馆正在布展。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项目完成投资4800万，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900万元，铭欣庄园完成了家庭宾馆、餐饮接待区、会务接待区、院内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2018年新建水上乐园、垂钓园、赛马场等娱乐设施，已经具备休闲度假接待能力，全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在此成功举办；天山生态庄园已完成投资1100万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250万元，已完成儿童乐园、餐饮接待区和宾馆住宿区建设；
2、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北环线新建项目。该项目以新地村的盈丰庄园、代白乌苏村的山水田园度假区、苏鲁鼎游牧区、凤凰山村的凤凰山庄为节点打造北林木乡村旅游环线。截止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497万元，其中盈丰庄园完成投资1000万元，建设完成葡萄采摘园150亩，暖棚蔬菜水果采摘15栋，保鲜库1处；代白乌苏山水田园度假区完成投资497万元，建设完成蒙古包民俗、杜鹃湖、花海种植、果园回购、旅游接待中心等；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投资800万元，已完成游牧文化展馆和基本接待设施建设；凤凰山庄完成投资200万元，建设完成农家乐接待中心、垂钓园等项目。
3、现代草业博物馆观光旅游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建设，主要建设服务综合体、草种研发区、草原休闲度假、旅游及草原文化体验区及配套设施。截止目前完成2期绿化一阶段任务，包括景观池周边及园区主入口两侧的绿化任务，总计栽植景观乔木2000余棵，景观灌木约5万余株，大宗电子平台以及中国草业博物馆装修设计方案正在进行中，跑马场以及骑行路正在设计中。已完成投资累计7500万元。
4、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继2017年与大连银泰旅游集团签订了阿旗全域旅游开发框架协议后，又签订了《阿鲁科尔沁旗文旅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为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的推动提供了政策和资金保障。目前，项目的概念规划方案已经出炉，规划打造乌桓沟度假区、非遗原始游牧区、牧云歌山地草原综合服务区三大区域、6个游客集散中心，融旅游+文化+体育+绿色教育+心灵修复+生态农业+医疗养生+健康科技孵化为一体的AAAAA级国家风景区，推动阿旗政府与大连银泰集团共同组建了蒙元文体旅有限公司，用于景区的建设、运营。启动了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旅游的规划编制工作，2019年3月末前完成规划审批工作。
二、夯实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完善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旅游产业公共服务水平。
1、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情况。国道303线一级公路贯穿我旗东西，东与通辽市开鲁县接壤，西与巴林左旗承接，全长118公里，目前道路主体及交通安全附属设施建设全面完成，11月已通车。省道210线已完成路基垫层和桥涵建设，已铺设下面层沥青100公里，预计2019年全线通车。国道303线、省道210线累计完成投资20.4亿元。代白乌苏采摘园7.1公里、绿田园草业3.6公里等乡村旅游公路已于9月底全部完工。通用机场具备使用条件，主机场飞行区全部建设完成，并且取得了通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完成投资7750万。旗内南北通达，旗外立足赤锡、面向东北的立体旅游交通格局逐步形成。
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一是完成了太平庄和汗廷文化园两处自驾车营地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二是旅游厕所建设项目有序实施。2018年启动建设旅游厕所12座，已全部开工建设，截止目前完成投资150万元。在争取全市旅游厕所资金配置方面排名第二。三是旅游标识系统逐步完善。蒙古汗廷文化园、铭欣庄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园区内投资30余万元，制作安装了景区导览图、导向图、标识标牌等并安装完成投入使用，信号网络与核心景区建设同步实施。
三、宣传造势，开启大营销。
坚持品牌宣传、活动造势、网络营销“三驾马车”一起上，宣传大品牌，形成大人气，营造大氛围。在营销载体上，采取新媒体与平面媒体相结合。创新宣传形式，开展了以上微信、旅游产品上销售平台、上旅游推介会为主要载体的形象推介活动，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强影响力。在营销形式上，采取内功修炼与外攻突破相结合。一方面，做实基础，搭建平台。编辑制作了一张旅游宣传片《纯净草原的诗和远方》和一本文明旅游宣传册。另一方面，进出结合，拓展市场。先后邀请多家媒体宣传报道阿旗旅游，组团走出去赴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举办了阿旗主题日活动，两次赴北京参加“四县两旗”旅游产品推介会。将我旗旅游品牌推向了更广、更大的舞台。在营销内容上，采取大节庆、大事件相结合。举办了奶香飘那达慕大会暨奶食品制作展示，承办了赤峰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暨“金秋十月”旅游产品会，积极筹备第五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工作交流会相关工作，助推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成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升了阿旗知名度，赢得了客源，带动了旅游经济。
四、认真实施旅游扶贫，全力落实帮扶责任。
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国家在精准扶贫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有力的推动了扶贫事业发展，为旅游扶贫提供了良好的机遇。2018年，阿旗旅游办办积极推动旅游扶贫政策落实，联络天山镇，共同争取扶贫资金1000万元，建立了太平庄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园，采取政府+企业+第三方平台模式，先期资产收益，后期成立基金，形成长效机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2户，837人脱贫致富。
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帮扶责任。根据先锋乡西山村村情、民情，定期研究帮扶工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每月2次带队到西山村开展工作，切实帮助嘎查村和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选派驻嘎查村干部工作，按照旗委要求选派副主任张国良驻西山村、宣传促进股股长王玮琦驻前岗台村开展工作，严格落实了派驻干部日常管理、后勤保障、补贴等工作；认真组织帮扶责任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确保单位全体帮扶责任人每周入户走访不少于1次。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薄弱。全旗旅游产业起步晚，历史欠账较多，是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最大瓶颈，即将建设的核心景区交通条件滞后，旅游标识、信号网络、接待中心、电力配套等基础设施不足，有的还处于空白，严重制约了核心景区的开发建设的速度和规模。
（二）对景区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近两年来虽然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没有拟定发展旅游产业的具体奖惩制度，还没有形成全旗上下发展旅游产业的共识。
（三）保护性开发建设与各部门政策的衔接研究不够深入，如游牧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在前期手续办理上受到各类交叉政策的限制，影响了前期筹备工作的进展。
三、2019年工作计划
（一）启动罕山核心景区建设。
一是围绕北部原生态草原游牧区，立足“纯净”主题， 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建设，该项目2019-2020年计划投资1.5亿元，目前正与当地牧民洽谈合作方式，利用有效时间，加快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估报告、节能、项目备案审批等各项前期手续，启动用地预审和规划许可，确保该项目按计划启动项目建设。
（二）完善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
确保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线7个节点建设全面建成运营。提高太平庄铭欣庄园接待能力，完善水上乐园建设，提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营销宣传网络。扩大规模，内涵发展，增加项目运营、增收的积极互动。北环线整合先锋乡旅游资源，发展区域性乡村旅游。引导先锋乡将诗语养殖创业基地与盈丰山庄以及笤帚加工车间等旅游资源串联成线，形成区域特色。全面实施代白勿苏山水田园项目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探索拓展运营模式，启动招商计划，引进资本，延伸投资，拓展古村落、攀岩等项目发展。继续完善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侧重民族和民俗文化展示，完善游牧文化展馆、游牧文化体验区、重点发展蒙元民族民俗展览，作为核心景区的有效补充，打造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
（三）进一步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旅游厕所、旅游标识系统和智慧旅游等基础工程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为全旗旅游大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条件。
（四）强化旅游宣传营销工作。
围绕“纯净阿鲁科尔沁”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促销推介。一是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体旅目的地的宣传推介工作。二是举办全旗第三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三是充分利用手机微信平台、自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我旗旅游新动态。四是搞好推介宣传。积极参加省内外和全国性各种旅游博览会、推介会等，充分发挥平台展示功能，全面投放旅游宣传资料，做实我旗旅游形象宣传。五是开展摄影专题宣传。举办“纯净阿鲁科尔沁”摄影比赛及摄影展，结合每年6月游牧大迁徙活动、阿旗四季风光等，邀请对口帮扶单位北京昌平区摄影家协会协作完成。
（五）加强旅游商品推介。
一是筹建阿旗旅游商会。为更好地服务于我旗旅游事业的各项产业发展，由旅游办牵头筹备组建我旗的旅游商会。业务归旅游办指导，以我旗涉足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单位、企业、个体为核心会员，成立一家社团机构平台。主要服务于我旗旅游产业发展，企业资源信息共享、拓宽我旗旅游商品的销售渠道，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为我旗旅游经济合作和发展提供服务，做好穿针引线工作。二是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的工作，发挥好商会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各地区的企业商务交流，做好我旗旅游商品的推介销售指导工作，及时传递相关政策、企业内的培训需求、项目引荐推广等相关领域工作。
（六）助推阿旗旅游提档升级
论文关键词 蒙古族 保护草原 游牧生产生活 习惯
在全世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今天，研究生态问题不仅要了解有机体与周围外部环境的关系，而且要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蒙古族来说，正是在草原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创造了游牧文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游牧文明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和驾驭自然资源和自然力，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性，它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生产力，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资源。蒙古族创造的游牧文明，不仅与其生产方式相关，同时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游牧人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游牧民族在干旱少雨的高寒地带创造了适应蒙古高原气候、土壤、雨量、无霜期等自然地理和环境的生产方式——游牧生态文明类型。游牧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充分利用自然永续资源和环境来延续游牧人的生存技能。在这个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长生了很多保护草原资源的风俗习惯。
一、追逐水草的迁徙习惯
蒙古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他们逐水草而居，依靠大自然而繁衍生息。由于严酷而封闭的内陆自然环境促使蒙古族根据季节变化和牲畜地习性来进行游牧活动，所以携家带口随畜群移动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经营方式。“如果以生产方式的能量的基础出发，农耕文化是一种土地文化，而畜牧是一种草木文化。” 正因为游牧生活依赖的就是草木，所以游牧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蒙古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从事游牧生活早已认识到了自然环境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性，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他们深刻的领略到了人与天地之间万物的密切联系。游牧生活中牲畜依靠自然而存在、牧民依牲畜而生存、家畜和草场又离不开牧民地饲养和保护，所以草场、牲畜、牧民这三个是游牧生产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三要素。对于牧民来说，对草场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草场的好坏决定着牲畜和牧民的生存问题。草场的选择要看地形、气候、水源等自然因素，更要看在这些自然因素的情况下这片草场能容纳多少牲畜，什么阶段放哪种类牲畜，什么时候迁徙到另一片草场，这些都依靠牧民的丰富的游牧经验来安排。“从亚洲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来看，不是游牧民族选择了‘迁徙-适应’行为，而是环境促使游牧民族做出‘迁徙-适应’的举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伦理道德乃至工艺器 、文化教育必须与奔波移动的生活相适应。 牧民一年中多次迁徙、二次搬迁、走“敖特尔”等游牧方式，因为只有以游牧的生产方式，才能解决保护自然环境与牲畜繁殖的矛盾，才能正确处理好保持生态的多样性与饲养畜牧的关系，才能继续的繁衍生存下去。
二、牧场的利用
蒙古族长期在天然草原上放牧，如果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放牧的话，牲畜的繁殖和牲畜对草场的掠夺很快就会超出草场的承载量，让草原丧失它原有的功能。所以在草原上牧场和牲畜之间的矛盾是牧业生产中贯穿始终的必须不断解决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此种游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为不断地迁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则卸其帐，其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 在掌握了自然环境的一系列情况下选择“游牧”（蒙古语“敖特尔”）是解决牧场和牲畜之间矛盾、利用牧场的最合理最有效的好办法。他们已然掌握了季节变化与移动的方向、畜群数量与草场承载力、牲畜的种类与牧草、畜群的大小与水草等诸多关系而进行一年又一年的循环游牧。 笔者在内蒙古兴安盟代亲塔拉草原对牧民进行访谈时发现，牧民们都在一个地方集中放牧，前面一群刚过去不一会儿后面又来了一群，他们一年又一年的都在同一个地方放牧。牧民们说，只要雨水好这片牧场的植被还是很好，牲畜地承载量也增长，但他们也不会盲目的追求牲畜的数目，或者说他们不会追求让牲畜涨到草场最大容量，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
“看羊群经过的足迹草像用刀割的一样被吃的那么整齐，只有一些有毒的草被留下来，还有羊群牛群边吃边拉的粪会变成草木生长需要的养料。分季节选择不同的牧场，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反而通过牲畜适当的限制草和刺激草木茂盛的生长。” 也就是说，被牲畜吃这种现象本身就能改善牧场。很多人都认为游牧生活本身就是很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众所周知的奶制品，它的制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一种奶制品出来，所以不会浪费一丁点的牛奶。也许这不是有意识的环保活动，只是为了不浪费，但这种活动本身就是环保的。
三、平衡牲畜与牧场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牧场上长的草量受这个牧场处于的气候、地形、土壤等各种自然条件的支配，不可能超出适当的量。但是另一方面一头牲畜为了生存必须吃掉一定量的草。所以一定范围的牧场载畜量也是有限的。简单的说就是牧场在控制牲畜的数量。那蒙古族是如何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的呢？蒙古族一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技能。
（一）饲养牲畜的技能
蒙古族饲养的牲畜的种类只有马、牛、山羊、绵羊、骆驼这五种，统称“五畜”。每一种牲畜的饲养和管理都有着详细的技能，从牲畜的、接羔育羔、、挤奶剪毛、给牲畜饮水、大印记及造围圈打草，哪个季节要打预防针，还有给牲畜治病的传统方法乃至内容丰富的有关牲畜、畜牧业生产方面的语言学知识和天气方面知识等。，就从打草来说，牧民们把草地围起来，春夏两个季节不让牛羊进，找到秋天打完草，拉出去后才牛羊进，拉不走的草垛来年春天草发芽之前必须拉完，因为载重的机动车会压坏刚发芽长出来的小草。笔者在进行访谈时也发现，牧民根据自己的羊群的情况，每年两到三次洗羊群，这是为了预防各种疾病洗的时候会选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且附近的牧民也来这边洗，不会随便找地方破坏草地。这种习惯，事实上就是有利于护草原。
（二）对牧场的合理选择
牲畜并非随水草游移就可大量的繁殖起来，自然的条件只是牧业发展的可能，而逐水草的牧业靠牧人的勤辛劳动中积累的经验技能。依赖粗放天然牧场，“夏饱、秋肥、冬瘦、春死”，成为养畜的规律，因此牧场的选择至关重要，是维护牲畜的生命线。牧业生产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游牧食物链的基础上，加进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短链生产，因此它必然受制于自然环境，人们追逐水草而游牧，首先要遵从大自然的节律。比如：气候冬长夏短的节律，草场类型复杂的节律。由于大自然的节律，牧草的生长也有周期的，牧人从一个牧场迁徙到另一个牧场，不仅是为了保护牲畜的饲料，更是为了恢复牧场的繁殖力，以便在下一个生产周期相对的季节有可能重新返回。选择牧场是一自然地形、水源、气候为依据的。近代方志《内蒙古纪要》说：“春季雪融，则聚低洼之乡，依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与一定境内，渐次移转。其倾全力而采索者，惟水与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必先选居山阴，冰足以资人之饮。草根没于雪者稍浅，家畜赖以掘食。” 就这样他们的每个季节的转移都有适应自然，利于牲畜的选择牧场的原则，合理的使用牧场，更好的保护了牧场。
有的牧民把山羊群和绵羊群分开来放，把羊群赶上山，把绵羊群放在地形不高的牧场上，这也能说明他们在依据牲畜的吃草特征来利用牧场，也可以说牲畜的本性让牧民很好的利用了牧场。这种想法从以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牲畜吃吃牧场上的草，被吃的草又能重新长出来，但是如果牲畜数量的超出了，草能重新长的速度，那会怎么样？毋庸置疑牧场不能保持原有的样子。牧场因为牲畜而变模样，严重的时候牧场会进过度放牧状态，草不能满足畜群，牧场也变成贫瘠土地，或者还有些别的功能但会丧失牧场这种价值。所以牲畜受牧场的限制，也能影响牧场，甚至也能限制牧场本身，因而产生牲畜和牧场的平衡。可喜的是牧民也遵循这种规律。
在很多领域内，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游牧文化的角度研究者们对于蒙古族有意识的保护草原这方面是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日本研究者梅棹忠夫在他的《蒙古游牧文化的生态人学研究》一书里这样写道：“根据我的实际调查，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牧民对牧场的态度是有些轻视的。不说积极保护牧场的针对性的策略一点儿也没有，连关于牧场变好变坏的自然规律——牲畜、牧场的能动变化，从这里归纳出来能表达规律的积极概念都没有。他们说到的很多关于牲畜与牧场的关系都是从牲畜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只关心牧场对牲畜好还是不好。他们对牲畜有很多细致的知识但对牧场的知识甚少。对于牧场他们只从质量方面来衡量不会进行数量的观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赞美蒙古族经营牧场的方式是不公平的。” 但他也说甚至可以说疑惑，他认为牧民们为了确保让自己的养畜一年又一年的肥壮的生长的根本问题就是保持牲畜和牧场的平衡。如果他们破坏了这种平衡，牧民的生活早就面临危机了。然而没有积极的数字计量，牧民怎样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让牲畜选择牧场的结果吗？或者是牲畜的数量没有达到牧场能载量？总之最能肯定的是，牧民没有让牧场的载量和牲畜的数量的比例达到极限的经济意图，这是这个民族的思想特征。某种程度上牧民由衷的爱那些牲畜。蒙古族对于他们的家畜是有特别的感情的，比如在那些英雄史诗当中主人公骑得马都是只次于主人的英雄。在广袤的草原上没有太多的人家畜就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不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就因为这样蒙古族没有破坏牲畜和草原的平衡，也保护了草原资源。
调查中还发现，蒙古族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充满了感激之情。在生产活动中他们总惊奇的发现各种神秘的事情。比如，一头牛的眼睛明明瞎了，而且都陷进了。可是后来发现那头牛的眼睛竟然已经重新长出来了。他们相信，在他们的草场上长得某种草药，治了牛的眼睛，所以他们更敬畏这样充满神奇的自然，禁止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
（三）打草
蒙古族很早就开始打草以便过冬或者在早春的时候给那些跟不上群的瘦弱的牛羊。储存的草的用处早春的时候尤其明显，因为新草还没有长出来，一些抓不好的牛羊就开始瘦，得把它们留下来用存储的草来饲养。牧民们上个秋天打的草下大雪以前拉不完的草，放在草场上。来年早春，雪化了、道路清晰了以后就向“敖特尔”拉，必须草发芽以前拉完，一旦草长出来了不会让重型车进去拉草，因为这时候土壤已经解冻很松软，重装车走来走去会把刚长出来的嫩草压死，所以这是一个禁忌。打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去年干枯草植物的影响，草植物重新长出来的时候更茂盛，而且还避免荒火。这真所谓一举两得，既让牲畜没有减损得过了春饥也保护了草原。
四、捡牛粪的习惯
牛粪是蒙古族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燃料，牧民常常背起用木条做的筐，捡牛粪。这种情景也总出现在蒙古族的文学作品和歌曲中。捡牛粪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也起到了保护草原的作用。因为内蒙高原是位于干旱的内陆，所以好多畜粪不能充分的腐烂然后进土壤里面而是被晒干以后永久的留在地面上导致被盖的地方阳光照不了，自然的草也不能长，导致破坏草原。这是在草原上随处可见的现象，走在牧场上常常会看到陈年的那种发灰的牛粪它像煤一样硬硬的动开它下面真没有长草。在半农半牧地区羊粪是种地时候用的最好的肥料，也是牧民最主要的燃料。当然牛粪的用途不止如此，还有在春季和秋季时，常用牛粪堆墙或者在羊圈上围贴湿牛粪，这样又遮挡风雨，也避免了动土，保护了草地。
倡导崇德文化的必要性
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中华民族（按2005年的统计资料，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人脉、历史、文化未发生断裂，仍然充满生命活力，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如果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糟糕的文明（最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被或明或暗、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地这样告知），那就只能得出文明与民族的生存、发展毫无关系的结论。不能接受这样荒谬的结论，那就只能承认中华文明也许是当今世界最优越、最先进的文明（如果文明可以作这样的比较），这是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所考验、所证明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同世界普世文明的文明。
在这一点上，我们（站在中华文明基本立场上的人）与亨廷顿截然不同。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根本的，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虽然说，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各大文明之间要进行对话，但他对此前景是“悲观”的。他研究的重点是，美国（或者扩大为西方）如何在文明的冲突中未雨绸缪，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文明只有特殊性，没有普世性。
亨廷顿得出这样的结论毫不奇怪，因为他的理论可以说是崇力文化话语在当代最重要的果实。而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优越性正来自崇德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也就是崇德文化。我们在“文明”是“文化”的积累成果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因此，从崇德文化角度看来，文明虽然一定有地域特性（因为交流是文化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无特性就无所谓交流，地域特性是文明的一种重要特性），但又一定是具有普世性的，是能为人类所共享的。
这就可以解释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与亨廷顿持相反观点的西方“普世价值”论者，却与亨廷顿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亨廷顿的理论有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论。亨廷顿要“提醒”的是西方政治家，本来优越的西方文明正面临中华文明（亨廷顿把中华文明概括为儒家文明，可见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多么隔膜、多么无知。可悲的是，相信自己传承了中华文化道统的中国学者，很多还及不上他，他至少还对儒家文明表示应有的尊敬）、伊斯兰文明的严重挑战，再不惊醒，文明的强势地位可能失去。在这一点上，西方“普世价值”论者的理性自觉还不及亨廷顿，他们理论的预设“公理”是，西方世界的一些价值标准（还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价值标准），就是普世价值。所以，相信文化普世性的“普世价值”论，直接推导出了“人权高于”的结论，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霸道、更颟顸，也更具危险性。从同是崇力文化的角度来观照，对这种表面相反、实质一致的怪现状，就一目了然了，不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弘扬中华文明，倡导崇德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
中华文明之所以那么优越，就因为2500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
从崇德文化角度看，人类历史开始于和谐社会，主要的人际关系是合作关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了纷争，以强凌弱，迷失于崇力文化，但社会分崩离析、环境日趋恶化、人际冤冤相报、因果恶性循环的前途，开始使人警醒，向往和谐社会，这其实是历史的回归，对人性善的回归。
因此，崇德文化之“德”，是指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品质；崇力文化之“力”，是指为个人与利益小团体谋利的能力。崇德文化是“无（超越）我”的文化，崇力文化是“有（执著）我”的文化。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因此对一种历史现象是“崇德文化”还是“崇力文化”的判别也是复杂的。判别主要依据其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价值多元”还是“价值尚同”，是“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标志。
东方有崇德文化话语，也有崇力文化话语，西方亦复如是。我们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但从本质意义上，不能说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崇力文化。因为在我们看来，崇德文化是正面的文化，崇力文化是负面的文化，判别正面与负面，与判别善恶一样，也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化生活为标准。文化有正面与负面、精华与糟粕之分，文明就是正面的成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然而，当今世界以西方话语为主流话语，而现代西方话语又是崇力文化话语占主导地位，以崇力文化来阐释西方文明精神，故而，这个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也可以说其核心是崇力文化。也正是针对这样阐释的“西方文明”，才提出“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崇德文化”这个命题。所以，本文选取中华传统崇德文化与西方现代崇力文化为样本进行比较。
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远悦近来，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或者说，家庭、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中华农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传承，二是以历史理性替代偶像崇拜。
崇德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人本主义，崇力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神本主义。人本主义也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崇德文化表现为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崇力文化表现为冲突理念、战争思维。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同样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从以上简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道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就是普世性。在“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仁”、“义”、“礼”、“智”、“信”、“廉”、“忠”、“孝”等价值才能被正确界定，不走极端。真正具有普世性价值，人们是乐意遵守的。因此，老庄之道、孔孟之道、禅之道，尽管几千年来遭到百般歪曲、篡改、遮蔽、打压、妖魔化，却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人格深层，成为中华民族青春常在的精神源泉。有学者说，你们说中华文化优秀，但优秀的都在书本里，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中华文化都是很糟糕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错的，也是很沉痛的话，但是浅见。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整体人性大爆发，就可以证明，中华优秀文化不仅留存在书本上，更积蓄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感受到这种爆发，也深为之感动的中国人，昨天还可能为弥漫中国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而唉声叹气、痛心疾首；时过境迁，又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怨天尤人、灰心丧气的心理状态中。对伦理道德现状的不满，正说明心头有杆崇德文化的秤。
崇德文化是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法宝
所以，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的责任，就是把潜意识层面上的崇德文化，提升到显意识层面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中华崇德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崇德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命哲学是最高明的哲学；崇德文化是当今中国与世界解决危机、走出险境的最有效的法宝。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了崇德文化丰厚的思想资源，保存了崇德文化圣火的火种，积累了丰富的弘扬崇德文化的正面经验与离弃崇德文化的反面教训，有责任、有义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向全人类奉献这份无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把中国的人文环境搞好，唯有这样，才能担当得起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关键词】蒙古族 艺术 长调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198－01
一、蒙古族长调民歌研究的意义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内蒙古及蒙古国，其传统的民族文化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有失传的危险性，而蒙古长调作为蒙古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艺术形式，其保护和复兴成为音乐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各民族音乐的传承大部分是以口头传承的形式保存与发展的，口头传承是民族民间音乐最主要的传承方式，蒙古长调同样也以口头传承为主。蒙古长调的教育过程中即使有歌谱也只起到辅助作用，主要以长调演唱艺人口头示范来传承，特别是歌唱过程中的装饰音在歌谱中不能全部体现，还有其旋律部分也没有完全固定，所以不能像西洋音乐那样用乐谱来表示，师承关系是蒙古长调延续的根本。内蒙古长调的传承方式有三种：一是家族式传承，晚辈从长辈那里习得。二是通过媒体播放的文艺节目来学习长调。三是到长调艺人那里学习长调。但是，学校音乐教育体系还没有将其纳入教学范畴。1980年以来，内蒙古艺术联盟为了拯救传统文化，内蒙人民出版社不定期发行民歌集，文字记录的乐谱和口头传承二者相辅相成是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现在，长调的传承、教育、记谱方法、歌唱创作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传承和保护工作却步履艰难，因此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地域性
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直线距离约26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1800公里。地域习惯、发音、方言、生活环境等多种多样，保留了浓郁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其旋律、歌唱特征都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其地域性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东部以呼伦贝尔和科尔沁地区为中心，中部以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为中心，西部以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为中心。东部的蒙古族长调的宫廷特色较少，保留了古老民歌和民间歌舞形式，受中部的长调的影响，调的基本形式相同，但移调转调丰富，羽调向下属调移调转调情况较多出现。中部地区的长调的气息悠长，特别是高音部分华彩装饰，节奏非常自由，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令人陶醉，叶圣陶先生早在1961年就有短诗《听蒙古族歌手哈扎布歌唱》，描写了哈扎布的歌声：“他的歌韵味醇厚，像新茶，像陈酒。他的歌节奏自然，像松风，像溪流……”长调丰富的音量，自由的发声气息，常用甩腔和华彩性拖腔，以各种装饰音（诺古拉）点缀旋律都会体味到五声音阶所表现出的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以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为中心的中部长调经常使用羽调和角调。西部长调的装饰音少，调式特征以宫调和微调为主。
三、蒙古族长调民歌的音乐风格
蒙古长调音域宽广，旋律折回，行腔时间长，装饰音丰富等特点。旋律变化自由，旋律特点能显示蒙古长调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特点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表现：一是歌唱法，柴如拉乎、舒日嘎、诺古拉等和发声法相匹配的多种旋律装饰音；二是与语言表达方式紧密联系的曲体结构；三是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美学原则；四是歌手情感表达的节奏意识；五是受审美情趣影响大的个性化旋律变化。
四、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歌唱与发声法
蒙古长调有各种各样的发声方法，柴如拉乎发声法是建立在假声演唱而发出真声效果的唱法，演唱高音时明亮飘逸，有很强的穿透力。其真声不同于一般的真声和美声唱法中的发声方法有一定的区别。诺古拉发声法可分三种：浩来诺古拉、膛奈浩来诺古拉、腭任诺古拉。随演唱歌曲的不同用一种或几种诺古拉。舒日嘎发声法从声带发出的声不在喉腔、咽腔、口腔中得到很大震动，而直接贯入鼻腔，头腔中有明显震动感，产生泛音效果。
五、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歌词与音乐
蒙古长调是音乐与文学诗歌的融合，爱是长调民歌的永恒主题。世界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及生存环境差异很大，对爱的表达方式也不同，蒙古民族生活于广袤的大草原，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自己的思考，长调民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人们对环境的热爱，起始于对家乡的情感。蒙古人家的概念是那样的宽广，家就是整个草原。蒙古人把最深情的歌献给母亲，他们把家乡、草原都融入母亲之身。在蒙古族传统习俗中，每逢重大庆典、宗教礼仪活动等聚会中歌唱长调赞美诗。长调民歌赞美草原、赞美骏马、赞美爱情、赞美亲情、赞美英雄、赞美山川的题材非常多。游牧文明是蒙古族天人合一、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天堂。如果说农耕文化表现更多的是积累、成熟、改造自然，而游牧文化则充满生机和创造力，是与大自然的和谐，因此，通过蒙古长调我们可体会到游牧文明的透明性，也是蒙古民歌产生的生活基础。蒙古长调是游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之一，蒙古民歌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世代相传和积淀，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艺术，而是灵魂和精神、智慧和聪明。
【关键词】地方课程价值定位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89－02
一、地方课程概念的不同认知
概念是认知所有事物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下定义，一旦确定了事物的概念，为它下了定义，无论这概念和定义准确、完善与否，它都从根本上决定了所下定义人对事物的认知。这也成为下定义人对有关该事物的指导原则，也必将成为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助力或阻力。同样的，放在对地方课程的认知上亦如此。在地方课程概念的看法上存在诸多不同，笔者简单的划分为：狭隘的和广义的地方课程；行政划分的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这两种划分只是从不同视角的划分，两者之间本质上是相似的。
1．狭义的地方课程和广义的地方课程
（1）狭义的地方课程。教育部文件中有关地方课程有以下表述“即为了适应城乡经济发展和学生滋生发展的不同情况，在国家课程计划中划出一定比例，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自由研制的课程”。［1］这种涵义的地方课程使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了所在行政区域内地方课程的制定者，享有开发和管理的权利。我们可以将这种地方课程看作为狭义的地方课程。
（2）广义的地方课程。广义的地方课程，泛指经教育部批准，单独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使用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以及相应的课程方案。即国家授权于地方，将课程的研制权利交于地方，由地方来完成地方的基础教育课程。简单的说，就是由地方管理，或由地方参与的课程，都可以看做是地方课程。
2．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
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是将地方教育部门在地方课程研制以及管理中的权利大小作为划分标准的，更多的是侧重地方教育部门的权利；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是将地方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这更多的是在区分不同行政区域内的地方课程。
（1）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教育部有关地方课程的相关表述中，存在着“比例型”和“自主型”［2］ 两种不同的地方课程。所谓的“比例型”即在国家的课程计划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自由研制。很显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只是决策的执行者，没有对地方课程的决策权，而研制也只能更多的限制在国家课程的相关范围之内。而“自主型”则是将地方课程与国家课程区分开来，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研制和管理的课程。相对而言，地方教育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了对地方课程的决策权，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也相对大了许多。
（2）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文化的区别多是历史长期发展而来的，不同地区的人，由于文化的不同，很容易被区分开来，大到国与国，小到村与村。偌大的中国实施地方课程，犹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中国传统文化区大致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东部农业文化区可细分为：①关东文化副区；②燕赵文化副区；③黄土高原文化副区；④中原文化副区；⑤齐鲁文化副区；⑥淮河流域文化副区；⑦巴蜀文化副区；⑧荆湘文化副区；⑨鄱阳文化副区；⑩吴越文化副区； 11岭南文化副区；12台湾海峡两岸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地区：①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内蒙古文化副区、北疆文化副区、南疆文化副区；②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位。”［3］
不同的文化区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例如关东文化副区的代表性艺术形式就是人们熟知的“二人转”；燕赵文化副区的代表艺术形式则是“京剧”等。所以在地方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地方行政部门要适应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这也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区内地方课程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广东的地方课程绝不可能大力推广京剧，地方课程不建立在自己文化区的文化积淀上是很难进行的。
二、地方课程的不同认知产生的不同价值定位
事物的存在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更多的是由它的创造者所赋予的。创造者必须为它进行价值定位，如若不然，创造行为会变成一次无聊尝试。地方课程作为国家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一环。它的价值定位，决定了它在课程体系改革中所产生的功效。
1．狭义的地方课程和广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
（1）狭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狭义的地方课程，也就是“比例型”的地方课程，它是国家课程中有一定比例的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它的价值定位是附属于国家课程的。简而言之，在国家统课程的价值指导下允许出现地方特色的“国家课程”，这种地方课程存在的价值首要的是服务于它所从属的国家课程，在尊重地方课程产生的多元化的同时更强调国家课程的主导性。
（2）广义的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广义的地方课程也就是“自主型”的地方课程，它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研制和参与的课程。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成为该种地方课程的创造者，也必将赋予地方课程更多的地方特色，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地方课程更多的成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助力之一。
2．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
（1）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的侧重点在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是从属者还是主导者。这样看来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其价值更多的是在考量课程体系改革中的权利划分问题。
如何处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处理国家、地方、学校之间的权利划分问题。
（2）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的条件是地方文化的相异性，地方课程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基础上的。那么它的价值就在于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首先，地方课程开发通过对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筛选和整理促进文化的系统化；其次，地方课程的开发为地方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途径；最后，地方课程的开发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创新。”［4］
三、地方课程的不同认知产生的不同课程建设
地方课程的概念只有在它的不断建设中才能变得更清晰、更完备，地方课程的价值也必须在地方课程的建设中加以实现。
1．狭义的地方课程和广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课程建设
（1）狭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课程建设。狭义的地方课程由于从属于国家课程的地位，决定了它的课程建设也是从属于国家课程的，首先面临的是比例的问题，国家课程中它能占据多大的比例，也是它所能得到的支持多少的关键，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在不受重视的教学板块里浪费时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其次面临的是内容的问题，它更多的是附和国家课程的主题内容，使地方特色或许会变得不贴切。
（2）广义的地方课程产生。广义的地方课程在地方教育部门的研制和管理下，其课程建设更多的是在展示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会加入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元素。
2．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课程建设
（1）行政划分的课程建设。行政划分的课程建设是狭义和广义的结合，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关键在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权利强弱上，强则利于广义的地方课程建设，弱则利于狭义的地方课程建设。
（2）文化划分的课程建设。文化划分的课程着力于地方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其课程建设也必须对地方文化进行选择、传承和创新。地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地方课程建设的状况，两者息息相关。
四、结束语
作为国家基础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地方课程负载着特定的意义，它使得多元化融入到了三级课程体系之中。三者之间不可替代，共荣互补。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才可能建设良性的国家基础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基础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6.8
2 肖菊梅.论我国地方课程的开发［D］.湖南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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