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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语言；传统文化；个性；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298-01
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了鲜活力量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推动这一发展趋势的不是土地资源、金钱利益，而是丰富、有内涵的文化知识力量，或者可以更为直白的描述为是人类自身，也就是人类的智慧在推动者知识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个性通常是用于形容人类的词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将文化这一概念拟人化了，此处的个性则是指我国语言文化、民族风情、地域习惯等多种，作为独立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区别于其他国家，甚至于在国内不同民族、地区之间也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个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核心。创新是指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创造更新，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化知识也一定要随之有着相应的改变，并且出现一些原来不存在的概念和新事物，新的思想的形成，使旧的事物增加了新的机制、旧的理念孕育出新的生理。个性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个性的突出表现，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尚个性，追求创新的品格，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深厚渊博。
1. 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将我国从古至今的一些生活方式、精神层次事物等都详细的传承下来，然而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广袤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由于地域、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使得人们的实际生活、实践方式、内容和层次也都各不相同。
1.1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纵观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人民从古至今就是一个不肯屈服的民族，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不断地 与邪恶力量斗争，引用《易传》中的名言，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逆境中成长，在困境中崛起，不屈不挠抗争到底。另有自尊和自立的人格品质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个性品德，比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广为流传的一种高尚品格的阐述，对历代后世的人们在人格的追求上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为后世敲响了惊醒的钟声，在不断的发展传承中，成为了人们积极奋进、坚持不懈的精神力量源泉，同时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快速发展。
1.2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在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孔子的"诗可心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体现出那一时代人们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深刻的忧患意识。
1.3 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
厚德载物是我国经久不息的文化特色，这一个性概念的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所体现，齐桓公开创的稷下学宫，一时融合了诸家学派，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百家争鸣这一文化现象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包容性的体现。普遍的概念下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在汉武帝时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但事实上是儒与道两种学派风格相辅相成的局面，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兼容性的表现，也就是我国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万物特性。
1.4 以德化人的高尚风范
孔子以礼释仁，即是一种以德化人的风范，仁与礼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孔子概念下的德有两种释义，一是指统治阶级的统帅之德，二是指感化之德即伦理之德；这样的崇德思想不断发展和泛化，并在家庭伦理中得到完全的体现。
1.5 和谐持中的思想境界
和谐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处最为理想的一种境界，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应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所讲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点侧重于修身、齐家，而佛教、道家则更注重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目标；道家思想提出的"道法自然"对现今绿色环保的概念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2.1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精神
我国古代文学、宗教、伦理学、建筑、医学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不管是在思想理念还是在具体的内涵上都是具有一定的动态变化；受到影响较大的为“三教”和“九流”，其中“三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孔子的儒学到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佛教是属于外来文化，但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化”的影响，在中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长期扎根于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历经了几千年的沧桑变革，不断进步、创新才得以发展。
2.2 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
在现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目前国际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大门敞开，利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多方面机遇，挖掘探索出更有意义的古典文化，投入一定的精力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得我过的古典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比如“女子十二乐坊”这一乐队的音乐表现形式，一般都是将我国传统的古典乐器与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些元素相结合，同时融入一些国外的音乐特色，使得古典音乐的演奏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当古典成为一种时尚，表明我们在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品特色同时，善于汲取其他来源的优点来充实自身文化表现形式，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创新思路；沿用这一思路，将我国传统文化概念下的建筑风格、民俗风情、传统习俗等借助一些景区、创意园等公共场所或平台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个性与创新融为一体的表现形式。
2.3 对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创新
我国文化形式最为经典的就是古典诗词歌赋，在传统文化创新这一概念领域下，将吟诵古典诗词的形式延伸转换成为歌唱诗词歌赋，比如较为经典广为传唱的有《水调歌头》、《虞美人》、《清平调》等；形式上的创新改变可以为一些对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没有太多热情的人带来一定的熏陶，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个性，还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从古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精神层次的创新与改革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个性，比如传统的民俗风情、节日、生活习惯等，沿用至今保存完好，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根据时代特征推陈出新，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说、思想、发明创造，即便是到了现代，传统文化中的个性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可以并存的；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传承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保证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个性，同时不断创新，使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熠熠夺目。
参考文献
[1] 李碧红.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艺术中的创新表达[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5，（3）：171-177.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嬗变
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一改以往父亲的形象,父亲的声音被放置在非正面场合,用母亲的叙述为线索,通过母亲的人生经验帮助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摆脱困境,这一新的视角引起了美国主流文化的瞩目,让许多海外华人作家激动不已。经她的作品《喜福会》改编的电影讲述了四位母亲教导自己在美国成长的女儿,其中发生了许多母女间的矛盾冲突,最后母女又在欢笑中走向了和解,展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但是“在这个远离亲人和家乡的地方,她们(移民)依然无法改掉身上的中国味,处处留有中国的烙印。”(芦海英,84)在这里,笔者想通过影片中人物的悲喜离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由统治一切的单一意义的孝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从中透视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孝顺的权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仁”是儒家文化的中心观念,所谓仁就是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与义务。在家族范围内,仁中的二人对立关系包含夫妇以及子女与家长,这里,笔者将仁理解为孝顺,即一种听从。人只有听从家族,对家族尽责任和义务才能实现自身。当君小时候不愿意被逼着练习钢琴的时候,她的母亲素媛就说:“女儿只有两种,孝顺的或不孝顺的,只有孝顺的才能住在这房里。”这句话对于接受美国教育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是以个体自由为重点,“即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精神”(博修延,38),而中国传统文化常重群体,在仁中的二人对立关系中,“实际上是由家长统治的‘家’去定义个人”( 博修延,135)。
孝顺成了家族统治、定义个人的权力话语,压抑人的内心世界,正如被卖到黄太太家做孙媳的林多所言:“丈夫是控制我整个命运的,决定我一生悲喜的”。她到黄家遵守着三从四德,孝顺黄太太,为黄太太熬汤,最终还是因没有为黄太太生下个孙子而遭毒打。家族内,婆婆和儿媳二者就是处于等级对立关系,婆婆身上体现出传统封建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儿媳只有生儿育女才算尽了孝道,在家庭里有一席之地,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源自于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
传统的道德观念不仅反映在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当社会从母权制转为父权制之后,男人就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统治着家族,男女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处于被忽视、被抑止的他者地位,权力意识被淡化。《喜福会》中,安美的母亲成了吴清的四姨太之后,也没有得到被认可的地位,生下的儿子被二姨太抢走,最终没有逃脱自杀报复的命运。莺莺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即使很好地服侍丈夫,但丈夫却仍在外面另养女人,且时常不回家,当丈夫偶尔回来的时候,自己还被辱骂成。莺莺的生活空间正像张爱玲在作品中描绘的女性世界,孤独的、苍凉的,女性始终都被捆绑在压抑的家庭里,她们共同的命运就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女性成了失语而温顺的奴隶。
“在中国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上、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刘忠孝,216)女性在这种传统孝顺文化下成长,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安美在回忆自己母亲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感叹到:母亲只有到死才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安美的母亲曾经遭到有权势的人,其父母不知根源,认为是女儿不孝,丢尽祖宗的脸面,将女儿逐出家门,但是在母亲弥留之际,女儿还是回来了,回来尽自己的孝道,根据古老的药方,如果孝顺的女儿肯割肉熬汤给母亲喝,母亲就会痊愈。其实这一仪式并不一定能救活母亲,而是证明女儿的孝道,能为母亲做出牺牲。安美也是从小接受中国式的教养长大,从小被教导孝顺、服从,默默地忍耐,没有发现真正的自我,不懂自己的价值。安美是在自己的女儿婚姻受挫的时候讲述自己母亲的故事,目的就是要唤起女儿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她和母亲的关系就像阶梯,一阶一阶的,或上或下,永远重复着同样的宿命,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含义就是结束人性受到压抑的局面,实现心灵自由。
二、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影片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位老太太曾经在上海的菜市上买了一只天鹅,这只类似于丑小鸭的天鹅伸长脖子,企图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天鹅,最后它成功了。正如天鹅的羽毛,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希冀,这位移民母亲开设喜福会,在教堂认识的中国朋友相聚在此,分享着难以用英语表达的来自于中国的辛酸经历。影片中相聚在此的四位移民母亲不仅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而且还有共同的希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恒定的、单一的,这一点在移民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应时代情境而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新文化和异国文化矛盾冲突中发展,同时又传承着自己优秀文化的特质。
中国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新旧文化矛盾日益突出,女性意识逐渐提升。在《喜福会》中,林多15岁嫁到黄太太家时,由于自己婚姻不幸福,就暗下决心,不听任恐惧摆布,凡事由自己做主,永不妥协。林多利用疯狂和老祖宗在梦境之中所说的三个不祥之兆的方式来摆脱自己婚姻的束缚。在这些母亲移民到美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影片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素媛和她的女儿,素媛期望女儿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女儿却在钢琴演奏会上表现得一塌糊涂,女儿本以为从此可以不再弹钢琴,但是母亲仍旧逼着她练,服从母亲的教导,君气愤地反抗母亲:“我希望自己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我妈。” 林多和薇弗利在生活细节中的矛盾更多,薇弗利小时候就是个棋王,林多认为这是家族的荣耀,看到亲朋好友到处炫耀,也遭到女儿的反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孝顺的观念一直深埋在母亲的心中,然而新一代却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的教育,尊重个人,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欧洲文化……最珍贵的是对个人的尊重,对个人的特殊思想的尊重,对个人享有的私生活不被侵犯的权利的尊重。”(昆德拉,160)
从生活中的细节展示出的文化冲突也让母女两代人长期在沉默中度过。林多向素媛抱怨,要求女儿帮忙提点东西,女儿拒绝,继续练习自己的西洋棋。在中国传统中,对父母的承诺也是一种孝道,但美国成长中的女儿,当母亲要求她去美容院时,女儿没有去,没有答应对母亲的承诺。就像薇弗利所怨烦的那样,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她(母亲)总是唱反调。理奇为她买的大衣,母亲认为质料不好,理奇吃饭的方式和饭桌礼仪也不符合中国文化。这些文化差异都影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顺从的思想日益走向尊重自我的平等对话,同时女儿也要理解母亲的心愿,文化认同不再是单一化,就像东南亚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指出的那样:“现代的东南亚华人,与当今的大多数人民一样,并不仅有单一的认同,而是倾向于多重认同。”(王赓武,235)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里,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变革,它由孝一统天下的局面,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发展到一种尊重人性的包容孝文化。新加坡当代最重要的华文诗歌五月诗社诗人林方曾经表示:“人类有时变换改造旧的东西,有时发现征服新的东西,有时把新旧文化混合溶化,而使世界向前挺进。”(朱立立,171)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面对全球性的外部世界发出自己“边缘”的声音,彰显于海外的空间,但同时也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 这一现代转换不须反传统,也无所谓回归传统,而是思考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创造新的传统。
《喜福会》中,母亲临终时把一根天鹅羽毛送给了女儿,羽毛象征着母亲的一份希冀,希冀蕴涵着多重意义,它“用对历史的描写来阐明他目前的难题或者更进一步来预示未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张京媛,180)母亲通过自己的历史告诫处于边缘地位的女儿认识自身的价值,坚强起来,希望女儿能够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立足,同时也像素媛一样,希望女儿能找到自己的姐姐,因为她们都分享着同一的根,“都像母亲,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嘴巴”;母亲的希冀是一代传一代的,以平和、稳健的方式教育后一代的成长。
林多的女儿与哈洛结婚,在这位西方丈夫的眼里,生活费用各自分担,爱情才能平等,在这样的家庭里,一切精神价值都面临被挤尽抽空的危机。母亲通过自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让丽娜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汇集自己的力量,释放自己被禁锢的灵魂,重获婚姻的幸福,长期以来母女间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得到了和解。安美的女儿罗丝也是嫁给了一个西方人泰德,丈夫家族显赫,无形的压力让她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下,一贯顺从丈夫,将自己放置在禁锢的牢笼中,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渐渐地丈夫开始冷淡她,母亲也是用自己的故事,让女儿明白了一切,在丈夫面前夺回了自己的尊严。当薇弗莉批评君的作品不符合美国大公司的要求时,母亲也跟着批评君的过失,君感到很羞愧,觉得自己太过于平凡,母亲对自己过分的要求,与母亲发生了争执,母亲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让君正视自己的价值,薇弗莉有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地,她也有自己的好心肠。女儿最后明白了母亲的心愿,与母亲和解,这也象征着中国文化传统得到了认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探索文化认同的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挑战,具有面向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四、结 语
影片《喜福会》所展示的代际关系由冲突走向了融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由传统的单一性发展到传统特性融合于现代,这也是“‘海外中国群体’力倡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基本途径。”(黄万华,28)谭恩美钟情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深入挖掘其中的人性,坚定人性向上,并与现代自由心灵结合起来,为华人文化认同提供了丰厚的积累。
[参考文献]
[1] 博修延.沟通与超越: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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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节日，由古代时每年的“腊祭”演变而来的。每年的岁尾年初，古代先民经过了一年的辛勤劳动后，便要用他们农猎的获物，来祭祀众神和他们的祖先，以感谢大自然所给的恩赐。临近春节，人们采办年货，除夕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迎接新的一年来临。在农村，春节的氛围更加浓烈，然而，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节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本文立足于江西农村的实际，以江西省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为个案，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春节习俗变迁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江西虬津镇红桥村的春节习俗
江西省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原云源村）坐落永修县西南的修河边，共有村民73户，188人。其中张姓12户、周姓4户、苏姓4户、江姓53户；红桥村是以江姓人口为主，占全村73户中的72.57%。江姓万派公于南宋末年从林塘迁至虬津镇红桥村，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沧桑，但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春节习俗。
从过年的时间来看，虬津镇红桥村江姓过年的日子与众不同。如腊月为大月，则农历腊月29过年；如腊月为小月，则农历腊月28过年。另外，虬津镇红桥村江姓同一日过年的时间不同。相传江姓迁至红桥村后，育有三子，三子分家后均请长辈到家中过年；为了孝敬老人，三子将过年的时间错开，长子早上过年、次子中午过年、三子晚上过年。此传统风俗一直保留至今。
从过年的内容看，首先是对祖先的敬仰。过年前均要祭祀祖先称添斋饭。祭品（斋饭）中必须要有三牲（猪头称猪首、鲤鱼称摆尾子、鸡称凤凰）；每年正月初七，红桥村江姓要举行拜谱仪式，将江氏家谱请出，秉烛、敬香、膜拜、放鞭炮；正月十二接太公牌位到江西，九江地区的江氏九X十八村轮流供奉，每村轮流供奉一年，因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中间，每年南北接太公牌位均要经过虬津镇，每年正月十二这天虬津镇江姓，均会准备八面彩旗、鞭炮，敲锣打鼓接太公。其次是对当年过世先人的孝敬。年内家中有老人过世的，腊月23家中要设孝堂，孝子在堂屋将孝堂布置好，把灵牌屋放在孝堂内。腊月24，孝子进入孝堂（正月初三以后才能离开），每天要敬香，点长明灯。正月初一，同村人每户会带一封爆竹给亡灵拜年，正月初三上午，所有的亲戚前来拜亡灵，正月初四孝子出孝堂回拜四方亲戚。亡灵的孝堂和灵牌一直放到农历二月花朝（二月十五）才到亡灵坟前烧掉。
从过年的禁忌看，一是贴对联。过去要在傍晚贴，不能说贴对联，而要讲沾对联。二是封开门。过年（除夕）晚12点前要打封鞭炮封门，封门后直到初一早上才能开门（称开天门），开门后放封鞭炮则不能关门，直到晚上才关门。三是添斋饭。长子早上过年前添斋饭的时间要在寅卯时（4-6点），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外姓及出嫁的女子均要避讳。中午、晚上过年的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则不用避讳。四是吃素食。大年初一早上第一餐不能吃荤腥，必须吃斋（全素食），一般吃青菜、豆腐、菜柳等，表示逢春，一年到头清清洁洁，以示吉利。中午、晚餐则可吃荤腥。五是语言禁忌。旧时春节期间，虬津镇红桥村江姓有不少语言禁忌，如猪头称猪首、猪舌头称赚头、猪耳朵称顺风、猪肠称猪顺子、猪血称猪旺子、猪骨头称元宝；吃肉称吃大菜、吃鱼称吃摆尾子、吃鸡称吃凤凰；衣服破了只能讲发了，打破了碗也只能讲发了；走路时不能讲走快点，只能说走起些。
从过年的娱乐看，春节期间的主要娱乐为玩龙灯和看丫丫戏。玩龙灯是在正月初八起灯，开始在外村玩龙灯，十五在本村玩，正月十六下龙灯。龙灯舞到每户，每户要有一定的迎接仪式。旧时，一般是每户要送一块红布、一些米花糖，放鞭炮；现在一般送一条烟，放鞭炮，有的放三封鞭炮（接龙灯、操龙灯、送龙灯），有的则更多（喝彩就要放封鞭炮）。有时二月花朝会花钱唱戏。丫丫戏名称的由来，传说纷纭，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原来剧中的女角全由男孩扮演，男扮女装，头上都扎着两个丫丫形的小发髻，身着颜色艳丽的戏服，非常具有娱乐性。如今，女角虽然不再由男孩扮演，但是标志性的丫丫形发髻却流传了下来。新年里，在虬津镇红桥村江氏祖堂搭台演出一场精彩的丫丫戏，丰富和活跃春节农民朋友的节日生活。
二、红桥村年俗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虬津镇红桥农村习俗自然也随之改变。首先，注重家庭团聚。村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按照程序来做一些敬拜神的活动，但更加注重人本身心理或气氛。也就是说村民们更加注重家庭的和谐气氛，少了很多神话传说，增加了“人文主义”色彩，更加关注如何舒适的过年。第二，创业是最关注的话题。2009年春节，永修县城乡土地充满了农民工回家过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人群比前几年出现拥挤，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失业农民工返乡。现在当他们见面时，听到最多的是“今年还出去吗？打算去哪里赚钱？”春节和家人短暂团聚后，去或留，农民工成为最关注的话题。再次，越来越少的人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上，与家老小熬夜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很重视的年俗。近年来，村民们守岁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或看电视，或睡觉，打牌，上网，几乎没有人静下心来守岁。虽然很多现代人将“网上守岁”、“打牌守岁”等都归于守岁，然而守岁净化心灵、让灵魂通过安静“回家”的作用似乎正在消逝。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法避免变迁浪潮的冲刷。现在有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热衷于过各种外来洋节日，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奥格本认为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是由物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的；一旦物质文化发生变革，非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价值观、规范和意义、社会结构等也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人们不仅鼓起了钱袋，同时思想也得到解放，文化的发展提高人们的品味。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们思想解放也逐渐打破一些古老的习俗，为春节活动的多样性创造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在意吃穿，更多地追求高品味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对于春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及旅游爬山中所蕴涵的精神享受。其次是环境的变化。克莱德.M.伍兹则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现代交通的发展，大众媒体的沟通，各种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碰撞，互相取代、相互同化。第三是外部力量的冲击。随着中国开放深度的发展，西方国家借助跨国产品、新型的电子媒体工具、广告、流行歌曲、网络小说、影像等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外部力量的潜移默化，使得人们重新塑造社会态度。受上述三者的影响，如今江西乡村春节习俗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三、从年俗演变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其传统文化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物化，利益成为人际关系的中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人际交往中的冷漠、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和功利化。相比较而言，与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节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馈赠与分享。流动着的人们也暂时停下来，多数都要“回家看看”。人们还凭着种种活动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体会到了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亲属和乡邻、乡邻依附社区、社区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属于中国的情感，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团圆”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导致舞龙、舞狮、踩高跷、跳傩舞、玩龙灯和演丫丫戏等传统娱乐方式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逐渐面临失传。但从“非遗”保护角度来说，这些特传统色文化很值得继承。因此，不少专家都建议，把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创新，一来可使得年味更浓，不至于消失；二来也使得这些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此同时，一些村民认为精神需要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传统年俗慢慢延续开来。例如，接太公活动逐渐上升。在江西永修县虬津，武宁县泉口、鲁溪、清江等乡镇流传着“接太公”的习俗。今年春节期间，当地村民以姓氏家族为单位，把本族供奉的太公塑像抬出来，每个家庭敬拜祖先的塑像，祈祷丰收、家庭和谐、健康平安。
春节习俗的演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异化。例如，倒贴“福”字现象。在民俗传统中，倒贴“福”字主要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水缸和土块垒砌的稻仓上，另一个地方是在卧室内的柜子上。至于房屋大门上的“福”字从来都是正贴，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一种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冯骥才认为，民俗讲求规范。该轻松处便轻松，该庄重处必庄重。应当讲究，也应当恪守。规范具有约定俗成的合理性，而且它又表现出一种文化的高贵和尊严。
关键词：桃坪羌寨；文化变迁；涵化
一、引言
民族传统文化是指少数民族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方面的文化。无论是传统物质的、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文化，都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它是少数民族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积累、传承下来的，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民俗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一个亮点，由于民族旅游具有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里需求特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涌向民族旅游地进行旅游观光和体验。又由于民俗旅游业“投资少、内容多、接触面广、影响力大、经济效益高、创汇收入多”等特点，各级政府纷纷将民俗旅游业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此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如何看待和对待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本文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二、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传统文化变迁状况
文化变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赋予了这个概念不同的含义。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的任何方面所发生的任何变迁，它既包括物质文化的变迁和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也包括文化特质、文化特质从等文化内容的变迁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2）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北川、黑水等地，在现存的古羌寨中，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最具有典型性，据史料记载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羌寨， 是羌族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之地，被誉为“世界羌文化遗址”、“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理县政府在1996年把桃坪羌寨作为发展民俗旅游的主要景点，2003年又提出建立以桃坪羌寨为起点的藏羌文化走廊，并把桃坪羌寨新区建设成为融羌族传统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全新旅游集镇。由于民俗旅游的的发展，桃坪羌寨原有的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被逐渐瓦解，传统落后的经济观念被改变，当地居民树立起了现代商品经济意识，这无疑对桃坪羌寨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下面仅从其有代表性的传统歌舞、民族建筑、语言以及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变迁以此窥探桃坪羌寨的文化变迁。
（一）羌族歌舞方面。羌族人民能歌善舞，在羌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风格独特、形式多样的音乐舞蹈。羌族民歌有山歌、酒歌、情歌、沙朗、风俗礼仪歌等等。羌族舞蹈主要有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礼仪性舞蹈、集合性舞蹈等几大类。羌族歌舞是羌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在羌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和民族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表现了羌族人民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艺术情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羌族歌舞源于羌族民众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累积并传承下来的。同时羌族传统歌舞一般无乐器伴奏，边歌边舞，或以呼叫声、踏地声协调表演，动作无严格规范，变化比较自由，风格质朴，生活气息浓郁。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很多羌民被旅游行业中的高收入吸引， “搞旅游”逐渐成为桃坪羌寨村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实践内容，人们由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转向新兴的旅游行业。在这一过程中，羌族传统歌舞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桃坪羌寨正日趋减少，桃坪羌寨歌舞逐渐从日常生活变成了固定的舞台，其表现形式也从生活化变成舞台化。羌民们开始在舞台上表演经过精心排练的传统羌族民歌和羌族锅庄，为了使表演更具观赏性，羌族传统民歌逐渐改变过去无伴奏民歌的形式，加入了现代音乐节奏。如：古羌民歌“花儿纳吉”原是婚嫁时“花夜”唱的歌，“花夜”大约在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新娘坐上席，姐妹们依次入席，男方接亲的人也要入座，新娘要哭诉父母的养育之恩，接着姐妹们开始唱歌。为了发展旅游业，理县政府将“花儿纳吉”与羌年结合起来，打造成为桃坪旅游的新的旅游项目，开发成了 “花儿纳吉”赛歌节。“花儿纳吉”本来是婚嫁时才唱的，但却移植到了羌年节日的现场；歌唱时间本来是在“花夜”，也改到了白天；歌唱者原本是由新娘的姐妹和接亲的人演唱，却扩大到了不同地域的人共同演唱；歌词原本是表达友情、亲情，为新娘祝福的，但是为了配合羌年的主题，却新编了感恩祖国、感谢湖南援建的歌词，并且由于时间关系，原有歌词的内容也进行了缩减。可以明显看出，民俗旅游中的传统文化为了配合政府的宣传，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 “花儿纳吉”从内容到形式，从歌唱时空到歌唱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54-56传统的民族歌舞、节庆活动本应该在传统实时间、地点，按照传统特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他们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随时都会被搬上舞台，并且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这些活动虽被保留下来，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传统意义和价值，仅成为旅游者观赏的文化。
（二）桃坪羌寨碉房建筑方面。由于以前的碉房结构老，居住条件差，室内空间小，门窗也很狭小，光线很暗，卫生厕所小，又无上下水设施等，游客往往只选择在老民居观赏，而居住到条件较好的新民居中去。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村民乱砍乱伐树木用于重新装修、扩建自己的房屋，把以前的房屋改造或扩建成成家庭旅馆、餐馆。桃坪羌寨的建筑是羌族的文化符号，拥有极高的建筑科技水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桃坪羌寨正是因为独特的碉楼和石墙民居建筑，也才成了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主要驱动力。如果居民们这种改建、扩建房屋状况如果蔓延下去，必然会对桃坪羌寨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产生毁灭性影响。
（三）村民的淳朴民风方面。过去桃坪羌寨的民风纯朴，羌民们重义不重利，如有素不相识的客人到来，他们往往会拿出最好的酒、空出最好的房间进行招待，同时还常常给客人当导游而不收分文报酬， 邻里关系和睦，邻里之间相互串门现象频繁。旅游开发打破了桃坪羌寨原有安宁静谧的生活，在经济的驱动下，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投入到旅游活动中来，一切以旅游为中心，开拓旅游资源，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现在，在旅游业的刺激的带动下，羌民们纷纷开办私人旅馆、餐厅等，他们发生了从重义到重利的转变。发展旅游后，桃坪羌寨村民以前那种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开始变得陌生， 朴素的人际感情日益淡化， 有的居民甚至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出现了利益冲突，为了争夺客源，村民甚至出现吵架、打架现象。王汝辉经过调查后发现：发展旅游后，羌民们偶尔联系的占59. 4%，另外有15. 6%的居民忙于旅游接待而与其他居民无联系， 从事旅游经营的居民和没有从事旅游经营的居民关系则拉得更远。发展旅游后，居民之间有矛盾的占50%， 关系不太好的占21. 9%， 仅仅有28. 1%的居民反映关系还比较和睦， 这与旅游开发前的和谐邻里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
（四）羌族语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根本和灵魂。羌语不仅是羌族传统文化举足轻重的传承媒介，同时也是羌族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羌族民族的象征，是羌族民众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体现了羌族的民族记忆，展示了羌族文化，而且蕴藏着羌族的智慧、技艺、宗教、民俗、医术、传说。尽管如此，如今能用羌语交流的越来越少，大部分羌族人使用双语或转用汉语。据调查，目前在桃坪羌寨，四十岁以下的年轻羌族人已基本上不会使用羌语交流，甚至连老一辈都无法使用羌语交流，羌语的代际传承出现问题。在一些歌舞表演中，由于用羌语演唱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过去绝大部分是用羌语演唱的传统民歌，在桃坪羌寨流传的大多数民谣现在都是用汉语歌词演唱。所以，羌语已面临深度濒危。如果一个民族语言消失，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也会随之动摇，随之各种文化传统也随之开始剥落。
另外，如桃坪羌寨的传统服饰、羌绣制品等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变迁，这里不再一一述说。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桃坪羌寨传统文化必会发生更大程度的变迁。桃坪羌寨的传统文化一旦丢失，势必会对其旅游产业的开展产生摧毁性影响。因为独具特色的羌族文化正是桃坪羌寨旅游业发展的根本，桃坪羌寨也正是因为羌族文化才受到旅游者的青睐，也才发展起了旅游业。那么，桃坪羌寨传统文化变迁是如何产生的？ 该如何看待和对待桃坪羌寨的文化变迁呢？
三、桃坪羌寨传统文化变迁之思考
对于桃坪羌寨所发生的文化变迁，我们应该清晰的认识到旅游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并非都是无条件存在或必然产生的，无论是有利影响还是不利影响，都只是相对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并可能在不同条件下异化。有利影响可能潜在不利因素，如果不能辩证地认识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则事情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并且，不利影响的形成和严重化并不是不可克服或不可控制的，如果对可预见的不利影响采取有利相应措施，那么不利影响完全有可能不会发生。所以，正确认识旅游地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如技术的变革、发明，文化的传播和涵化等。但是，在旅游开发中，涵化就是文化变迁中最重要的一环。涵化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文化在长期持续的接触过程之后所导致的原有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社会文化变迁现象。[4]（183）在旅游过程中，来自各个地方的旅游者具有与旅游地居民不同的言行举止和生活习俗，大量旅游者的到来，旅游地会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在旅游地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和目的地居民在彼此接触、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对他者文化会进行借鉴、吸收并逐渐开始对自身文化进行整合、调适和改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间对这种借鉴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不同文化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时，被视为“高一级”的文化往往对“低一级”的文化所施加的影响力更大。[4]（184）这种变迁即为外来强势文化的示范效应和激受效应[5]（450-454）：由于旅游地大多是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旅游者往往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济上的强势决定了他们文化上的强势。因此，旅游地居民受旅游者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较多，他们往往屈从于旅游者的价值观、消费观和道德观以迎合旅游者的需要，从而对旅游地居民产生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同时，民族旅游的开展以“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商品，一切与民族文化特征有关的东西被凸显出来，而一切与特征无关的则被掩饰甚至遗忘。在经济目的的刺激下，为了吸引游客，这种自身民族文化的选择则完全以游客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为标准。这种变迁即为外来强势文化的“激受效应”。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经济落后，自闭性和隔绝性比较明显，文化结构比较单一，具有脆弱性，而到理县桃坪羌寨观光旅游的游客大多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在经济目的的刺激下，旅游地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为前提，有经济价值的文化就得到了不断的挖掘和发扬、改编，而缺乏市场价值的文化则开始走向更加陌生的境地。
针对桃坪羌寨的现状，笔者认为只要找对方向，找准目标，按照市场的要求合理分配政府与民众间彼此的责权利关系，只要积极发挥民众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主体作用，桃坪羌寨民族旅游市场就一定会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所以，当下最为重要的是急需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政府方面：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进行指导性变迁。文化变迁有无意识变迁和有意识变迁两种：无意识变迁也称为自然变迁，是指文化的一种无计划状态的变迁；有意识变迁称自愿变迁，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们自觉发动的一场有意识对部分文化特质或整体文化体系进行发展和变化的文化变迁过程，同时，有意识变迁又包括三种类型，即主动变迁、指导性变迁和强制变迁。[4]（182在桃坪羌寨发展旅游过程中，应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进行文化的指导性变迁。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加强监管工作，对于个别桃坪羌寨村民的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环境保护、忽视文化保护的旅游项目要进行严厉的监管查处工作。其中，包括制定村民从事旅游经营接待活动的法规条例[6]（174-175）：明确规定村民不得随意和私自砍伐本旅游社区内的树木和植被用于修建、扩建房屋。严格控制村民随意占用公共土地进行房屋的扩建、改进行为。不准村民将本旅游社区内的农用耕地荒弃，造成土地的闲置等影响社区整体景观形象的行为。为了保证村寨旅游的正常发展，政府有必要建立起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准则和法律规范，以引导那些为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偏差行为。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居民方面：提高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7]民众是文化的主体，他们的意愿、行动决定了文化的发展变迁方向。因此，应通过多种教育方式强化民众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意识的教育，让他们深度了解本地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深刻认识到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越是现代的”文化的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是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根基，从而能自觉主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当然，在保护、传承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合理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先进内容，这样才能丰富地区文化的内涵，实现地区文化的良性变迁，从而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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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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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媒体；文化传播；微调；附着化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094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0
[基金项目]本文为齐齐哈尔大学黑龙江省西部文化建设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12ZSY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凤莲（197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师，研究方向：电视文化。
文化是公认的软实力，传播文化是一种文化展示形象及建立沟通、寻求理解的重要方式。文化传播要实现入耳、入眼，更要实现入心，因此优化传播策略、实现效果最佳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传播策略的建构需要考虑环境、主体、内容、渠道、对象等多种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接收终端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微博、微信已经变成很重要的沟通和交流的载体，微视、微电影方兴未艾，俨然已经进入了传播的“微”时代。受众的注意成为传播者争夺的焦点。负有文化传播重要责任的传统媒体，亟需顺应微时代调整传播策略，以更好地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
一、传播角色的“微调”
微环境不仅改变了媒体传播文化的行为方式，也推动着媒体调整自身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角色与定位。传统媒体具备可信度高、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应充分发挥这样的优势，适度“微”调传播角色，改变长期形成的“喉舌”等刻板形象，做大众的“贴心人”、“小棉袄”， 打造出平民化的传播平台。在传播文化方面，传统媒体不仅应坚守传播者的角色地位，同时也应强化资源整合者、产品开发者的角色，主动承担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媒介资源整合的任务[t1]。
某一地域的文化是多样的，每一种文化也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如齐齐哈尔市有冰雪文化、鹤文化、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2]等。人们对某一文化也会有角度理解，一方面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众声喧哗、没有主线的景象，最终削弱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此，具备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应主动承担起文化资源整合的责任，将政府机构、文化传承者、艺术创作者、理论研究人员、社会媒体等整合为一体，传递出关于文化的认知最强音。齐齐哈尔市鹤文化资源丰富，历届政府都着力将“鹤文化”打造成城市名片，曾举办“观鹤节”、“鹤文化艺术节”、“鹤文化与城市发展论坛”等活动。在政府主导下，齐齐哈尔市的传统媒体也倾力于传播“鹤文化”。齐齐哈尔电视台的台标就是一只飞翔的丹顶鹤，从视觉识别的角度凸显了鹤文化对于鹤城的标志性意义；电视台开办有《鹤城印象》、《直播鹤城》这样的经典栏目；推出过湿地系列报道等活动；在日常新闻报道中也有意识地强化了“鹤文化”的传播。很长一段时间，报纸上都开设有以丹顶鹤为摹写对象的摄影、书法、绘画、诗歌、散文等专栏。但我们可以发现，以报纸、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还没有充分整合多种资源，如文化研究者发声不足，缺少普通人展示鹤文化认知的平台。
传统媒体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开掘方面也比一般的受众要更强势。具有官方色彩的传统媒体应以包容的心态，充分与私营媒体公司、各种民间团体开展合作，调动社会知名人士、广大市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形成以传统媒体为龙头的全社会一起传播城市文化的共识。齐齐哈尔有神鹤、齐博等比较著名的文化传媒公司，有李代沫、吴莫愁等走出去的娱乐名人，有数量众多的民间文艺团体，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留学生，他们拥有活力、创意、号召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传统媒体应该充分开发这些社会资源的价值，开发与高校、传媒公司、民间艺术团体、知名艺人的多种合作，吸纳更多的普通人参与进来，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传统媒体更好地实现了传播城市文化的职责，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二、传播产品的“微型”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以产品的形式来进行的。大制作意味着长周期、高投入，如电影、电视剧、大型舞台剧、动画剧集等；“微型”意味着微制作、微投入、微时长，如微剧本、微电影、微视、微雕刻、微语录、微诗歌等。在开发文化传播产品时，应该两者兼顾。以大制作实现大震撼、大影响，形成短期的轰动效应；以“微型”制作吸引普通人参与进来，形成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产品。
回顾历史上展示齐齐哈尔市“鹤文化”的产品，既有“大制作”如《小鹤飞飞》、《鹤舞北疆》、《雏鹤丹丹》等优秀作品，也有微型作品如丹顶鹤摄影配乐短片。在这样的回顾中，我们发现“微型”产品数量少、群众参入度低、类型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鹤文化”的传播，也没能适应当今的传播环境。
传统媒体作为资源整合者、文化传播者，应该有意识地与本地高校、传媒公司、社会团体、居民社区等开展合作，充分开发微电影、微视、微剧本、微小说、微创意、微语录、微雕刻、微书法等相关微型文化产品，产品可以涉及文学、戏剧、舞蹈、绘画、雕刻等各类文艺领域。各类传统媒体可结合自身媒体特性，开展相关的微作品征集、展览、评比等活动，以此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传播的格局。如纸媒推出微剧本、微小说、微语录、微书法、微摄影等作品的征集、展览、评比、奖励等活动，电视媒体则可以开展微电影、微视、微创意等相关活动，而广播媒体也可以开展微作品朗诵、微广播剧展听等，各类媒体间又可以互相配合、打通合作，共同为各类活动搭建合理的传播平台。
齐齐哈尔市为打造“鹤文化”这张城市名片，提出了“创作一批文化精品力作”、“打造一批城市文化景观”、“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等构想。传统媒体可以掌握住这一契机，开展鹤文化主题微雕创作设计、微电影（微视）剧本制作、工艺品创意设计等相关赛事，通过大众参与、专家点评、百姓投票、作品展览（映）等相关赛程、环节的设置，吸引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在一个平台上比拼。这样既实现了“鹤文化”的传播，也塑造了“百姓”媒体的形象。
三、传播方式的“附着”
有的研究者认为，电视传播机构可以通过兴办新的电视栏目来传播城市文化[3]。这样的点子是好的，但一档电视栏目的顺利播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如节目创意、市场调查、资金投入、人员配备等，实际操作时会压力极大。这对于资金、人力、物力都有限的市级电视媒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与其开办一档前景未知的新栏目，莫不如充分利用已有的栏目，开发附着化文化传播新路径。
齐齐哈尔电视台充分利用现有的自办栏目，将鹤文化的传播要素附着于传播力强的电视栏目中，以微时段传播来实现电视媒体的文化担当。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齐齐哈尔新闻联播》是鹤城收视率较好的电视新闻名牌栏目，近期增加了一个小板块，新闻播报结束与片尾字幕出现间的百秒微时段里，丹顶鹤主题摄影作品配上优美的音乐，极快地抓住受众的眼球。受众体验了一种定格瞬间的摄影之美、轻灵曼妙的音乐之美、鹤姿鹤态的优雅之美，体悟到爱情忠贞、幸福吉祥的鹤文化的内蕴。电视媒体把鹤文化的传播化解于受众愉悦的审美体验中，传播效果得以最终实现。
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推广开来的。如果前文提及的微电影、微雕刻、微创意设计等相关活动能够实现，那么这种“附着化”的传播路径，不仅为这些微作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也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即使是现有的各类艺术作品，如舞蹈、书法、绘画、诗歌、歌曲、音乐、剧本、电影、动画等，都可以经二次加工为“微型”产品后，“附着”于已有的广播电视知名栏目、报纸的副刊等时段、版面上，发挥名牌带动传播效能，用以传播鹤文化。
齐齐哈尔电视台目前有多个自办名牌栏目，其中《直播鹤城》、《关注 沟通》、《周日会客厅》、《鹤城印象》更是收视效果不俗；电台也有受众吸附力强的文艺广播、交通广播；还有《齐齐哈尔日报》、《鹤城晚报》、《魅力周末》等具备区域影响力的纸媒，这些都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四、传播渠道的“微扩”
微环境下的受众还具有阅读渠道网络化的特质。随着wifi网络的四处延伸及受众可使用终端的多样化，随身、随时、随地、随意成为受众接受信息的新趋势，微博、微信是受众经常接触的传播载体。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微信，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受传播范围限制的地方媒体，借助微博、微信打破地域传播的魔咒，实现“跨界”传播的完美“逆袭”，是传播渠道“微”扩张的典型体现。
齐齐哈尔市的传统媒体（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台）及相关知名电视栏目（《行风现场》、《鹤城直播》、《关注 沟通》等）、报纸版面（《鹤城晚报》的文艺版）相继开办官方微博，借助新的传播渠道来提升与受众的接触率。这些官方微博在节目（活动）预告、信息收集、意见反馈、吸引关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地方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热情高，但开办之后的对官方微博的建设和管理却稍显滞后。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的微博仅有5万多个关注，《直播鹤城》的官方微博仅了几条广播，不能很好地聚拢人气，也无法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的重任。这就使得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后续的建设经营精力的投入，要实现跨区域传播的“逆袭”是有很大难度的。
地方传统媒体不缺少本地的各类信息，但缺少借助微博来传递信息的意识；不缺少媒体从业者，但缺少管理微博、网站的专门人员。如何经营好地方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我想最基本的应该是设置专门的微博管理者，负责日常广播的和信息反馈的处理。官方微博的各类信息应尽量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引起围观、转发、评论等行为，形成交流状态，才能真正实现地方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的最初目的。除日常信息外，还可以在形成良好传播局面后增加调查、讨论等内容，通过围绕城市文化设置相关讨论主题来引发围观者的思考，实现借助官方微博传播城市文化的目的。
现在的媒介资源越来越丰富，广播、电视、报纸、手机、电脑等多种媒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手机报、微博、网站、电子报纸等实现了人们多终端接收信息的愿望。传统媒体也应整合已有的媒介资源，开发微博、微信、手机报、电子报纸、在线节目等产品，在多个终端上向用户推介内容和形象。
关键词：包装设计 传统美学观 中国画 书法文化 印章文化 民间艺术 传统图案 原生态
1.中国传统美学观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自先秦诸子以来，美学思想家人才辈出，形成了丰富完备的美学思想观念。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受到儒、道、佛三教的影响，形成了“宁静致远”、“恬静淡泊”、“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等审美理论。这些理论对现代包装设计有着深刻而明确的指导意义。如: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是指自然、人与世间万物相互照应，形成一个完备的、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现代绿色设计是对这一古代思想的新解读、新诊释。
2.中国画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画历史悠久，它在本土文化中生根开花，在立意、构思和技法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风格。中国画带着它的哲学思想和笔墨意趣为现代包装设计注入了一股激流。中国画的情境讲求“情景相生气韵生动”、“无画处皆成妙境”、“计白当黑，用墨微茫，以一当十，虚实相生，寥寥数笔意尽形全”，在包装设计中纳入这些文化精髓，将会使包装设计在表现手法上呈现“超以象外”的民族视觉形态，设计语境也将在审美层面上达到一个全新的文化境界。
3.书法文化与印章文化的运用
中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岁月磨砺，已达到了形神兼备、笔法与精神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其中包括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几大类型。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枝奇葩。书法文化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艺术平台。尤其在带有传统特色的产品包装设计中，选择主体文字为书法的设计形式确为明智之举。
中国的书法形态万千，是包装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是创造视觉语境的重要元素。中国书法中的不同门派、风格，为包装设计提供了很多可以感受发掘的空间。书法与印章关系紧密，大多印章均以篆文字作为组合元素，在位置经营上有相当的美学意境。印章的图与地、阴与阳、方与圆、多与少、粗与细、疏与密、简与繁、刚与柔等形式美的要素，对今日的设计师在元素与概念的运用上会大有裨益。
4.民间艺术的应用
根植于民间沃土的民间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折射出多彩的民俗民风，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这些民间艺术散发出浓浓的乡情，流淌出淡淡的世故人心和烟火气。从民间艺人老百姓的生活中生发出的艺术，在包装表现上有着灼灼的、浓烈的心理效应。
民间美术中的图形装饰感极强，简洁单纯、朴拙生动，具有强烈的“原生态”艺术魅力，如剪纸、皮影、年画、蜡染、扎染、织染、脸谱等，这些都是极丰富充沛的包装视觉元素。民间美术中常用谐音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年年有鱼”中“鱼”与“余”同音，表达生活富裕、家境殷实。蝙蝠图案中，“蝠”与“福”同音，表达幸福长寿。对于民俗食品和器物的包装，尤其在旅游产品的整体包装设计中，民间美术元素是不容忽视的巨大资源，它们散发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温暖的思乡情，突破了语言与文字的局限。
5.传统图案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无论是宫廷艺术还是民间美术，经过历代画家、艺人、工匠、百姓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逐步形各具文化内涵的表现特色，体现了整个民族的生存观念和审美情趣。虽然传统包装样式多用各种看似与商品无直接关系的图形来进行装饰，如阴阳太极图、易经中的八卦图、古代器物上的图形、古代服饰上的图案，民俗文化――木版年画中的门神、娃娃抱鱼；婚俗剪纸中的莲花、石榴、喜鹊、龙凤等；吉祥图案――万字纹、回纹、如意纹、祥云图案、方胜图案等，但是，通过图形本身的寓意来也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了与商品有关的文化内涵，具有间接的象征性艺术特征，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商业设计的表现手法从“硬”销售转向了“软”销售，出现了功利性较为隐蔽，更富情趣，更具人情味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新形式。这些构思巧妙的传统图形都是包装设计可借鉴的资源。
6.原生态的材质的应用
关键词：韩国文化；儒教文化；传承；延展；思考
因为身边能够接触到一些韩国朋友，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引起了我对韩国文化的些许关注与思考。特别是韩国文化对中国传统儒教文化在韩国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传承与延展。
韩国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在四世纪经中国传入韩半岛后，统治者都扶植佛教，并用以加强自己的力量。韩国的僧侣前往中国研究佛教，并将佛教文化传到日本。高丽王室把佛教定为国教，后被儒教取代。儒教在韩国广泛传播，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朝时代对中国儒教最为虔诚,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了正统的儒教化体制。以儒教为本的朝鲜王朝,虽然因为对儒家学说的不同解释所导致的政治权力斗争和宗教之争而备受批评,但它确实达到了一个儒学复兴的黄金时代,儒教支配了朝鲜的政治、学术、教育和价值观达500年之久。
虽然中国是传统儒教的发源地、创始国,但儒教对韩国的影响更强,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中国的儒教具有原发先进性、自主创造性及稳定保守性。韩国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继发后进性、移植模仿性及随机应变性。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体系。可以说儒家文化是影响韩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底。”在韩国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勉励君主,崇尚伦理道德等。
在韩国朋友家中做客，明显可以感受到家庭当中父家长制、尊崇长辈的严谨庄重。在韩国，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尊敬长辈，服从上级，讲究秩序，是必不可少的。父母节，从小学生到成年人，肯定不会忘记给父母送上节日礼物。在长辈面前，不能吸烟，喝酒要经过允许，且要背过脸去喝。就是对同班同学中比自己年长的师兄师姐，也要敬重有加，自己点烟、喝酒也要背过脸去。当然前辈关心爱护后辈，师兄师姐关心师弟师妹，也理所当然。很难想象韩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对这些礼节文化审慎笃行。不免让我感慨与思考。
近些年来，韩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越发深入。韩剧，韩食都成为国人追捧的对象，国人迷恋韩国电影、韩剧，而且年龄层也多元化，这是一种对现代多元文化的认可。但是我们透过华丽的外表，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儒家的传统文化，它唤醒了我们对“礼”的怀念。韩剧中人物不仅有俊朗的外表，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比如，韩剧中晚辈跟长辈喝酒时，一定要侧过身去，而且要先给最年长的人倒酒。看韩剧多了，难免潜移默化自己会很谦卑。可以说真正吸引我们的是韩国对礼教文化的向往。
韩国电影里面，总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对弱者的关爱，或者对社会的奉献思想。韩国电影对于自己民族文化，民族内涵的表现上，一直都给予比较多的注意。比如《假如爱有天意》，影片拍得那么大气，画面那么美，那么干净，尽管是表现爱情的，但是非常典雅，处处渗漏东方人的情感。这些影片吸引我们的主要原因是它直指人心人性，用爱情、亲情、友情，构建健康向上的基调从而谱写人生真情。韩国影视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的根，浸润着东方文化文以载道、有功于社会的人文传统。
儒家特别强调“礼”，我国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因为朋友在韩国是一名中学教师，所以对韩国学校情况了解稍多一些。听韩国朋友介绍，才知道韩国人现在比我们更讲“礼”，“礼”更多。在学校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碰面，老师们都要相互鞠躬致敬，相互问好。不管一天中遇到多少次，也不管是否认识，这一礼节就是不可少的。学生对老师更是讲礼貌，无论在校内校外，学生见到老师，一定会鞠躬致敬。学生每天早起之后和晚睡之前，都会来到老师的房间向老师请安。一年当中，老师几乎没有擦过地，没有处理过垃圾，也极少刷锅洗碗，这些活全由两个学生“抢”去了。他们口头上常说的话就是：“侍候老师，是弟子应该做的！”。
这些规矩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比如，学生要尊敬老师，特别讲礼貌。教师有教书权，但也要平等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学习权、隐私权和知情权。仅举一例：期末考试后，成绩要先打到每个学生自己的电子信箱里，并用几天的时间接受学生的质询。如果学生对自己的成绩有疑问，教师要诚恳对待，耐心解答，必要时要拿出试卷，告诉学生错在何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等等。质询期过后，才能将成绩打到教务部门。这些做法，算是新型的师生关系。
充分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进行积极地转换，充实进现代人应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这才构筑导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新文化。韩国文化在中国社会地延展影响，或许会给我们些许思考启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四川；成都；610000）
参考文献：
［1］ 杜维明.1997.《代精神与儒教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
［2］ 黄秉泰.1995.《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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