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0 15: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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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建设；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准备；技术要点
中图分类号：TU198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排水管道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排水系统能否高效顺畅运行，直接关系到城市生产、人民生活等社会活动的正常开展。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新城区建设和老城区改造工程都涉及排水管道施工，使得城市排水管道工程量大幅增加，而近年来雨季多有城市发生内涝，更是给排水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排水管道施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严格把关每一个环节，切实控制施工质量，才能保证工程整体性能、质量，保障排水设施在使用期限内的正常使用。
一、做好排水管道工程施工的重要意义
城市作为人群聚集生活、工作的场所，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社会活动频繁，每天都有大量生活、生产污水产生，雨季还有大量雨水进入排水系统。如果这些废水不能及时排出、处理，不但会影响城市生产、生活活动的正常开展，还有可能引发疾病，给城市人口人身安全带来威胁。此外，排水管道作为市政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市政工程之间联系紧密。排水管道建设不当，除了影响城市排水功能外，还会给市政道路、度汛防涝、地下水和土壤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城市在进行市政规划建设时必须把排水管道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予以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统筹安排，认真组织实施，逐步推进，切实保障工程质量。
二、施工准备阶段相关技术要点
（一）施工设计 。施工图纸是建筑工程施工的蓝图。排水管道工程最开始要进行的就是工程施工设计。设计图纸要由专业的设计单位负责。设计单位要全面了解工程具体要求及施工现场周边相关自然、社会情况。特别是要细致掌握地层以及地下水分布相关情况。在此基础上，施工单位依照排水系统需要达到的性能指标确定排水管道各项参数。相关数据必须保持足够的精确度，以满足工程施工质量的要求。
（二）技术交底 。在工程开始前，施工单位要组织技术人员、施工人员召开交底会。相关人员要详细阅读施工设计图纸，弄清施工目的和要求，了解工程技术要点、难点，掌握施工要求，制定应急方案，妥善应对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
（三）认真检查施工材料质量 。施工材料的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对于排水管道施工来说，管材是最重要的施工材料。施工单位必须切实做好管材检验、检查工作。要认真检查、核对进场管材的规格、数量、等级是否与设计图纸相符。要详细检验管材质量，检验内容包括外观以及抗渗、抗压等重要性能指标，避免因为质量不过关导致的管道漏水或变形、破裂等问题的发生。对于发现存在质量缺陷的管材要单独存放，严禁使用。三、城市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一）挖方作业。从实际施工条件考虑，排水管道通常位于地面以下2m的深度。施工时，对于2m深度以内采用机械开挖方式，超过2m的部分采用人工和机械配合的施工方式。这样即可保障施工效率，又可以避免挖方施工对原有地下设备、设施的破坏。
（二）排水管道安装。由于管道埋设地面以下，不同地段土层结构和分布情况、力学指标、地下水情况乃至其他地下建筑情况都不一眼。在铺设管道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管道强度满足设计标准。管顶最小覆土厚度以及管道的连接都是管道施工中的重要环节。要严格执行对应标准。管道安装完成后要进行闭水试验检测，确保管道使用正常。
（三）竖井施工。竖井是城市排水系统中的重要设施，也是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中的重要环节。在进行竖井施工时，施工单位要依照规范切实做好井口和井深的测量工作。为降低后续管道拼接施工的难度，在测量井深时应根据具体设计要求，选择多竖井等高或者同等梯度的方式实施。而井口测量则要求井口和完工后的路面保持平齐，以免影响后续回填和路面铺设施工。
（四）路面恢复。排水管道通常位于路面以下，与市政道路平行铺设。如果道路工程在排水管道施工之前，那么排水管道施工必然会对路面造成损坏。因此，当排水管道铺设完工后，需要对破损的路面进行恢复处理。目前路面多为沥青路面形式。在修复沥青路面时，应先对熨平板进行15～20分钟的预热，使其接缝处原路面的温度达65℃以上再新开始铺筑路段。熨平板要与路面横坡保持高度平齐，并通过填放木块的方法保证熨平板稳定。沥青混料铺设完成后要经过初压、复压和终压三个阶段的碾压方可成型。之后要有专业人员对路面平整度进行检测，如果平整度不达标，要趁路面温度下降前及时进行处理。
结语
城市排水管道工程规模大，造价高，设计使用年限长久，切实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利国利民。施工单位要高度重视工程施工质量，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切实做好施工前期准备，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制定应急方案，妥善解决各类技术问题。由于排水管道工程多与其他市政工程同时或交叉作业，在施工时要注意做好与其他工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市政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行政管理职责，引导、规范施工单位依法科学施工。各单位通力配合，为排水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DEA
中图分类号：F29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4-0007-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城市基础设施（Urban Infrastructure）是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总称，是使城市顺利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而建设的各类设施。按照定义，城市基础设施一般可以分为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本文所称基础设施一般仅指工程性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环境系统、防灾系统等工程设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由政府主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投融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何提高我国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效率，缓解各地区城市建设资金压力，破解城市投融资难题，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建设的重大课题。
从宏观上来看，我国城市建设投融资主要存在投融资水平不高、投资主体不明确、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从微观上看，存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城市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不高和运营效益不好等问题。正确认识城市建设发展与投融资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城市建设投融资效率的提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制度，是我国在下一阶段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点。
关于如何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提高以及科学管理的课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得到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杜玛（Evsey D Domar）提出了政府投资双重效果理论，指出政府投资一方面可以增加国民所得，进而使有效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也可以增加生产能力，使社会总产量上升，即投资生产力效果（Capacity Effect）。李嘉荣在分析我国西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时援引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对我国投资效率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面临着一个最终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是过失的投资，中国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率问题”[1]。如果投融资效率不能有效提高，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只能越来越大。对于效率评价方法，李嘉荣还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宏明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投资效果系数这两个指标说明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低效率观点，提出应有序地将政府、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以提升投融资效率。潘胜强从城市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角度出发，建立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绩效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2]。满奕、李昌友在分析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影响因素和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绩效评价提供参考[3]。邹慧宁利用昆明市2004年和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各指标等价划分临界值及各细分指标所附权重，对昆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4]。之前学者们的研究要么只是从理论上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体系进行定性研究，要么未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框架完全纳入考量范围，导致模型拟合出现设置误差。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将专门研究效率的模型――数据包络分析（DEA）应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研究中，可以从投入产出角度定量地研究我国各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为我国各地区缓解资金缺口提供借鉴，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效率评价方法主要有典型层次分析法（AHP）、数据包络法（DEA）、典型相关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层次分析法具有系统性、简洁性、灵活性、实用性等特点，适用于关联因素多且难以用数学模型反映其关系特征的复杂问题的分析研究。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把复杂问题的各种因素通过划分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但是，其计算结果是定性分析的结果，不适用于具有较高定量要求的方法。数据包络法从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角度出发，用一组投入产出的观测值来估计有效生产的前沿面并以之进行综合评价。其优点是：适合于具有输入输出指标的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评价，并且输入输出指标的单位可以不统一[5]。典型相关分析方法是一种用于研究分析两组随机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结构的多元统计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分别在两组随机变量上利用线性组合来构造成为典型变量的具有代表意义的综合变量，在保持变量信息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将原始随机变量所包含的信息分配到这些典型变量上，通过分析这些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替代对原来两组随机变量相关关系的研究。本文综合利用了三种方法在效率评价上的优点，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我国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出的评价体系；然后利用典型相关方法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多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最后利用DEA法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
二、计量模型、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
数据包络方法（DEA）是一种以相对效率为基础的目标决策方法，目前已经成为评价具有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相对效率的有效方法。
其中，m和s分别表示输入和输出指标的个数；xij0和yij0表示第j0个DMU的第i项输入和第j项输出；s+r和s-i分别表示松弛变量；ε表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在计算中取正的无穷小，如ε=10-6。
（二）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中涉及到社会、经济、技术、工程等多方面的因素，它的现代化程度是由许多指标共同决定的，为了能较全面、科学地反映其现代化本质，同时又避免指标重复，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多因子分析，同时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和专家推荐相结合，选取城市基础设施各子系统指标（见表1）。
表1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
系统评价指标指标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城市能源动力系统 （F1）燃气普及率（%）t1电力消费总量（百亿千瓦时）t2水资源系统（F2）人均水资源（十立方米/人）t3用水普及率（%）t4城市供排水系统（F3 ）供水综合生产能力（百万立方米/天）t5污水日处理能力（十万立方米）t6供水管道长度（百千米）t7排水管道长度（百千米）t8道路交通系统（F4 ）城市道路照明灯（万盏）t9实有道路长度（百千米）t10公交运营线路网长度（百千米）t11年末公共交通运营数（百辆）t12邮电通讯系统（F5）邮政营业网点（百处）t13城市电话用户（百万户）t14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t15生态系统（F6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t16生活垃圾处理率（%）t17（三）数据来源及指标处理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分别来自2011年和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维护资金投入来自各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本文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建设投入效率和基础设施维护资金投入效率分别考虑，用2010年与2009年各个评价指标之差代表2010年新增投资的产出流量，而维护资金投入的产出指标则为2010年的各个指标存量。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投入没有确切的统计，本文用建筑，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以及水利环境和公用设施管理等行业就业人员的总数来代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总量。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分析
由于DEA对投入产出指标的数量有严格数量要求，本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对产出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研究者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或因子分析对指标进行综合处理，但是应用这类方法会使信息量损失较多；而典型相关分析可以在保持信息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使提取的综合变量之间不具有相关性，并且将原始变量所包含的信息分配到这些典型变量上。
（一）城市基础设施指标的典型相关分析
本文利用SPSS分别对2010年我国各省市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产出（2010年城市基础设施指标）和市政固定资产投资产出指标（2010年与2009年城市基础设施指标之差）进行分析。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资金投入的产出指标是2010的存量指标，而2010年城市市政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指标是2010年的净存量指标。
（1）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产出指标分析
对于城市维护资金的产出指标，本文提取了两个典型变量（见表2）。这两个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9和0937，其χ2 统计量分别为119317和42085，P值为0，表明相关性十分显著。由于原始变量的计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化后的数据构建典型相关模型。反映城市维护资金产出指标的第一个典型变量为 L1 ，第二个典型变量为 L2 。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DEA分析
本文利用EMS13软件，分别用我国31个省市的城市维护资金和城市建设劳动投入以及城市市政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劳动投入来建立基于投入导向BC2-DEA的模型。考虑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可比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原则分别设置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维护资金模型输入指标为：城市设施维护资金（亿元）、城市建设劳动投入（万人）；维护资金模型输出指标为：第一典型变量L1； 第二典型变量L2。市政固定资产投资模型的输入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城市建设劳动投入（万人）；市政固定资产投资模型的输出指标为：第一典型变量V1；第二典型变量V2；决策单元为我国大陆31个省市及自治区。
（1）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效率分析
在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研究中，资金使用效率主要从整体上考察资金是否存在浪费现象。纯技术效率主要衡量城市维护资金投入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规模效率是指在制度和管理水平一定的前提下，现有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差异。因此，规模效率主要用于评价城市维护资金是否处在最优规模水平上。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城市维护资金的总生产效率平均值为056，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405，规模效率平均值为138。由此可知，我国城市维护资金配置使用未达到有效状态，资金处在高投入低效率状态下运行，维护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效率相对较高，海南、浙江和江苏在东部名列前茅；中部地区资金使用效率处在全国最低位置，山西、河南和安徽等省份均处在“高资金投入，低使用效率”的怪圈内；西部的和青海生产效率都很高，与该地区资源丰富、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以及人均占有高有关。例如，和青海的人均水资源含量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市，使得其在资金人力投入量较低的情况下得到较高的产出。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城建维护资金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的技术特征，东部地区维护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是由于资金投入过剩造成的；中西部地区维护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表4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测评结果
（2）市政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
从表5的测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市政固定资产投资总效率的平均水平为0347，纯技术效率的平均水平为0938，而规模效率为0351。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各省市的市政固定资产的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导致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投资水平未达到最优规模。为了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用4万亿资金刺激经济，其中大部分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过度投资却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各省市的具体情况来看，福建的总效率高达136，新疆和次之，青海的投资效率最低。山西、辽宁等17个省市的纯技术效率已经达到最高水平，表明资金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比较高。从整体上看来，只有适度调整市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才能最终促进整体使用效率的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各个地区的城市建设资金使用效率各有差异，导致效率低下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从整体水平来看，我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规模效率较高，而其技术效率水平较低；我国市政固定资产投资的技术效率较高，而其技术效率较低。因此，对于城市维护资金，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整合，发挥现有资金利用的效率最大化。各主管部门应加强项目信息的沟通，在立项审批、验收等环节上加强把关，防止多头立项和套用项目骗取财政资金。对规定可以重复申报立项的项目，对其资金要加强整合使用，提高项目建设的档次和工程质量，同时完善资金拨付形式和办法，把“拨款制”改成对资金终极使用者的“报账制”；对项目工程要加强管理，整合后可集中委托对工程有严密管理程序的部门管理，这样既解决了资金相对分散的问题，又可防止建设资金被挪用，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同时可减少行政管理成本；其次，应该大力引进民间资本，合理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公共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吸收私营部门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方法，降低产出成本，使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而且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目标，有利于减少政府干预，提高建设服务效率。对于市政固定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应该尽力提高其规模效率，综合考虑全体市民在整体上对城市建设的需求，统筹规划城市各大系统的均衡配套，将提升城市硬件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一并纳入城市效率的综合考评体系中。
参考文献：
[1]李嘉荣，王钟.西部城市化与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分析[J].探索，2005（6）：144-148.
[2]潘胜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及其绩效评价[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满奕，李昌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7（4）：187-189.
[4]邹慧宁.昆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1（12）：75-76.
[5]冯振环，赵国杰.基于DEA和广义BCG模型的中国区域投资有效性评价[J].经济地理，2000（12）：10-15.
[6]刘力昌，冯根福，张道宏，毛红霞. 基于DEA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效率评价[D] .系统工程，2004（1）： 55-59.
文章在明确区分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上，将两类变量引入共同的分析框架，利用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对同一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不同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规模大的区域（东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约束力度小于城市基础设施流量规模小的区域（中西部）。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资本流量;房地产开发;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030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世界银行曾在一份年度发展报告中指出：“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增长、减轻贫困和改善环境等创造重大收益……”“基础设施完备与否可以决定一国的成功和另一国的失败……”[1]事实上，这不仅仅限于一个国家，对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可以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成功和另一个城市的失败”，尤其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这种作用更加明显。放眼中国各大中城市，大规模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个个“新城”或“城市新区”的诞生，这对当前城市发展空间延展、区位再造和提升都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事实上，城市基础设施这些特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尤其显著，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空间的诉求、对区位优势的依赖性以及对城市区位变动的敏感性，使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和城市基础设施资本配置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但是，传统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配置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代表着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领域，即认为城市现有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房地产价值变动、消费者购买行为以及开发投资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代表着基础设施改善力度）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同时还缺乏从理论上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配置差异如何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予以有力的解释。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尝试性，期待通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展开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关系的研究去明确这一问题。
二、研究综述及理论机制
现有国内外文献对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的探讨，多从公共资本存流量的视角出发，基础设施资本仅是其中一个特殊领域。在公共资本存量领域，Eberts[2]、Munnell[3]研究了公共资本存量的产出贡献问题。Aschauer[4]在研究中明确了公共设施资本存流量的转化问题，指出公共设施资本存量增加的基本途径。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资本作了更为明确的陈述，指出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在于对其资本存量的使用效率[1]。与此同时，较之于学者们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乏善可陈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投资）的研究更为广泛[5-9]。但从既往研究看，经济学家们似乎没有兴趣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如何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加以区分，这种思维惯性在城市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关系领域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诸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分别证实了城市基础设施对房地产投资会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明晰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何差异，也并未探讨二者对房地产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问题[10-12]，而这正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配置如何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化，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动力机制。
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的依赖性本质不同。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区位禀赋有天然的嗅觉，而城市基础设施则是重要的区位因子，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其自然有极强的依赖性，但是这种依赖性由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城市空间配置的时序差异而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城市空间的配置时序上看，城市基础设施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区位禀赋，它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着基础性的、先导性的影响作用，它主导了房地产开发资本的初始空间布局。但是既定的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初始“承载力”有限，存在一个承载的“边界”问题。在既定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配置下，若房地产开发投资过度，城市基础设施会出现“超载”，这时“拥挤”就会出现并导致福利损失，该城市空间的区位优势反而弱化。一旦出现“超载”的情况，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限定性，市场机制已无法完成对过量配置的房地产开发资本的“挤出”作用。此时要想化解公共服务的“拥挤”，增进福利水平，只能通过后期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配置（投资）来实现，提升区位优势。由此来看，持续有效的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注入能够放大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新的区位优势形成，更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开始涌入并进行二次布局乃至后续的空间布局。
因此，城市基础设施流量资本（投资）不仅刻画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初始空间布局态势，更重要的是它还左右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续的空间分布，这一连续的过程便促进形成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及演化特征。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向存量转化的过程是资本累积的过程，也是一个区位再造的过程。城市基础设施资本配置之所以能够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影响，其关键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区位优势的变化过程，城市区位优势的变动驱动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既定空间上总量的变动，从而形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如果将城市区位优势按其形成的时序过程划分为“先天的区位优势”和“后天的‘区位再造’过程”――前者由于地理位置的客观差异和历史发展积淀等形成，后者则是通过城市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获得，我们发现，城市间区位优势在发展过程中会存在不断强化或者弱化的情况，原先具备先天区位优势的城市空间要想继续保持强化这种优势，以及原先不具备区位优势的城市空间要想创造并升级区位优势，二者都必须通过后天的“区位优势再造”。在“区位优势再造”的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流量资本的注入及向存量资本的转化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一旦新的区位优势再造完成，依据“区位圣典”理论，区位因素将左右房地产市场主体――开发商的开发投资行为和消费者购买行为[13]。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差异特征事实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基本过程
从基本的经济理论看，在房地产市场中，房地产价格是反映房地产供求关系的重要变量，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在一个典型的房地产市场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作为对房地产市场供给端的反映，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呈现出正向变动的关系。这意味着，当某一区域房地产价格上涨时，该区域房地产市场活跃，开发商为了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会加快在价格高的城市区域进行投资布局，体现在城市空间上就是既定空间范围内投资强度的加剧。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够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空间布局上产生影响，也是借助于房地产价格这一核心变量来实现的。对城市基础设施存量不足的区域而言，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不断改造并强化该区域的区位优势，提升该区域房地产的功能价值，从而拉动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区位的重构和强化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会对房地产市场供给端――房地产开发投资带来显著的刺激作用，随着房地产开发资本的不断进入，区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强度逐步提升。至此，城市基础设施完成了对房地产在城市空间内从价格到投资量的影响过程。
（二）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空间差异的特征事实
尽管理论分析证实了城市基础设施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过程，但是现实特征是否与理论分析表现为一致的状况，有待于通过对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现实数据分析得出。
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为了便于投资类数据（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和价格数据（房地产价格）的比较，我们将两类数据以1998年为基期折算成指数的环比指数的形式作图（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趋势变化在大多数年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符合前文理论分析中描述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价―房地产投资的影响过程。
图1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变化趋势图
从全国数据可以看出三者变量之间的紧密关系，但是无法识别出区域的差异，特别是本文关注的不同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下房价和房地产投资的发展变化状况。对此，鉴于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采用省级数据并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大区――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来进行这种差异的分析。
从基础设施投资看，在2000-2012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速由低到高分别为东部18.7%、中部22.8%和西部23.5%。从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看，在2000-2012年间，商品房价年均增速由低到高分别为东部10.4%、中部10.7%和西部9.8%，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由低到高分别为东部26%、西部29.4%、中部30.2%
本文中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均在官方统计年鉴基础上整理所得。
。具体表现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
从图2可以看出，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大的年份和地区，相对应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这也说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上都是存在的。
四、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配置差异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Yit=C+αmXmit+βnKnit+εit
上式中，下标i和t分辨代表省份和年度，其中样本包含了全国1998-2010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C为截距项，αm和βn分别为回归系数，εit为残差项。Yit代表各省份各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其大小反映了在不同区位条件下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选择变动状况。Xm代表各省份各年度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或存量）配置状况，是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Kn为控制变量，代表一系列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区位因素的变量。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为中国1998-201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变量选取及解释如下。
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IFIit）：是指一定时点内投入（增加）到城市现有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中的资本总量，在本文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代替。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反映了实施“区位再造”的强度，其投资规模越大，意味着“区位再造”的强度越大，越易形成新的区位优势，从而引发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区域间的变动。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数据，依照《世界银行报告（1994）》定义和《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投资数据，选取各省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加总，得到名义上的省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IFIit）总量数据依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和《中国统计年鉴》对行业的分类，经济性基础设施主要有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社会性的基础设施主要有教育文化及广播电影、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社会服务业等。
。
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IFSit）：是指在一定时点上城市经济社会所积存的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实体资本总和，简而言之就是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配置状况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现有统计资料中并没有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数据，因此，我们必须借鉴一定的方法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实施估算。Goldsmith开创性地利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来估算国民财富的存量[14]，随后这一方法也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于估算物质资本存量[15-17]。尤其是金戈运用永续盘存法较为系统地估算了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际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其估算方法为本文获取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必须注意到，金戈计算出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的局限性在于该数据仅仅限于经济性基础设施范畴，忽略掉了社会性基础设施。本文在利用其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将社会性基础设施纳入估算的范畴，使其能更准确地衡量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规模。
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REIit）：用各省级行政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替代。各省级行政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反映了各区域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不同空间（省级区域）的差别能够反映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状态。
由于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差异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为了更真实地实证研究这种影响差异，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it）――用人均GDP水平来替代、城市化水平（ULit）、地区收入水平（INCit）――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城市空间规模（SQit）――用市区建成区面积替代。变量分别为表1所示。
表1 变量名及解释说明
变量名解释说明变量名解释说明
REIit房地产开发投资IFIit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
IFSit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PGDPit地区人均GDP水平
ULit城市化水平INCit地区收入水平
SQit城市空间规模
（三）模型估计及分析
根据已设定的计量模型，运用软件stata12.0对其进行估计，同时，对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来完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IFIitIFSitULitSQitINCitPGDPit常数模型
全国REIit
0.293***
（8.9） --222.42**
（-2.56）0.417***
（10.17）2.198**
（2.00）0.757*
（1.87）-382.01***
（-7.86）固定
效应
-0.110***
（10.66）-199.24**
（-2.39）0.376**
（9.37）0.954
（0.88）1.032***
（2.63）-320.0***
（-6.64）固定
效应
东部REIit
0.334***
（5.57）--275.197
（-1.56）0.279***
（5.04）3.889**
（2.01）0.818
（1.23）-374.55***
（-3.09）随机
效应
-0.148***
（6.28）-149.879
（0.39）0.221***
（3.80）-0.270
（-0.13）1.70**
（2.53）-226.183*
（-1.8）随机
效应
中部REIit
0.543***
（6.48）-28.674
（0.24）0.273***
（3.20）4.867**
（2.41）-2.997***
（-3.17）-411.554***
（-4.03）随机
效应
-0.257***
（8.73）69.782
（0.63）0.242*
（1，86）-1.502
（-0.66）-1.096
（-1.05）-263.428***
（-2.30）固定
效应
西部REIit
0.426***
（16.07）--17.711
（-0.3）0.110*
（1.93）1.565**
（2.38）-0.891***
（-3.29）-112.728***
（-2，84）随机
效应
-0.104***
（18.65）-100.52*
（-1.92）0.601
（1.38）2.351***
（4.29）-0.345
（-1.50）-134.903***
（-4.13）随机
效应
注：括号内数值为t值（固定效应模型）或z值（随机效应模型）。***代表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代表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代表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表2显示了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模型估计结果，我们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
其一，对区域内部的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和存量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分析。从全国层面看，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系数是0.293，而城市基础资本存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系数仅为0.11。这意味着，当城市基础设施流量资本增加1个单位，会引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加0.293个单位，而当城市资本存量资本增加1个单位，仅会带动增加0.11个单位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由此可见，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即使从全国三大区域综合来看，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均远远大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这意味着真正决定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规模变动的并非代表着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完善程度的资本存量指标，而是取决于代表后期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改善力度的资本流量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上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城市空间的变动完全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资本存量）而非改善力度（资本流量）的认识。
其二，对三大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和存量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分析。如表2所示，从不同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回归系数看，其大小排序如下：中部（0.543）>西部（0.426）>东部（0.334）。结合不同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回归系数来看，其大小排序为：中部（0.257）>东部（0.148）>西部（0.104）。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规模大的区域，以东部地区为例，意味着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较高，后期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流量）对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改善的力度有限，即改善的边际效应较小。与此同时，该区域房地产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动相对稳定，即使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流量规模有所变动也不能引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规模增加，因此就表现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该区域配置选择的“惰性” 事实上这种“惰性”并非房地产开发资本不愿意在该区域进行选择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城市可供开发土地供给的制约，从而限定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比较明显。。相反，在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较低，房地产产业发展缓慢。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具备显著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18]，随着落后区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力跟进，一定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改善的边际效应较大。与此同时，落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区位优势得以提升，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更大规模涌入，从而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迅速扩张，变化程度比较剧烈，因此就表现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该区域配置选择的“激进”
如2011-2013年间大规模房地产开发资本疯狂涌入二三线城市便是这种“激进”的表现。 。
五、结论及启示
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区位要素的依赖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的区位再造功能，决定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流量依赖性的差异，这种差异进而影响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分布问题。研究认为：其一，对一个城市来讲，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规模（投资力度）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变动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和规模变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现有水平和完善程度，而是取决于后期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流量）对当前的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改善的力度。其二，对不同城市来讲，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小会决定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初始空间分布，因而基础设施存量规模大的区域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初始分布影响较大。但是，基础设施存量规模越大，后期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流量）对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改善的边际水平较小，因而城市基础设施资本流量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并不如基础设施落后区域。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当前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时点上，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两大重要板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将扮演关键的角色，而如何实现二者的科学匹配，无疑具备战略意义。基础设施在城市资本配置中的导向性作用，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约束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存流量资本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的约束差异，将成为引导城市房地产开发资本合理配置的关键优势。政策当局应当关注这种优势，一则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来改善当前部分城市因公共服务缺失导致的“鬼城”和“空城”;二则可以有效改善当前房地产供给的结构性缺陷。无论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还是未来房地产产业的良性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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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83；F22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1－0014－05
一、引言
早在1989年，经济学家Aschauer[1]就已经注意到，诸如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针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私人产出能增加0.39个百分点，而核心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等) 的产出弹性甚至高于私人资本。随后，Barro（1990）[2]的研究中将政府公共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两部分，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生产性支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总是将基础设施作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重要部分，由此探讨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关文献有：Dewarajan、Swaroop和Zou（1996）[3]，Fischer (1993)[4]，Easterly 和 Rebelo(1993)[5]，Gali（1994）[6]等等。国内学者则更注重实证分析，相关研究有踪家峰和李静（2006）[7]、马拴友（2000）[8]、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9]等等。
然而，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上述文献在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总采用相同的模式，即产出Y是私人资本K、科技进步A、劳动力L和基础设施（或者生产性支出）G的函数，可统一表示为Y=AKαLβGγ，实证分析中所指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即是γ的大小，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也来自于此。对于基础设施作用于产出的这种模式，以杨小凯（2003）[10]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基础设施首先作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或言之提高交易效率①，而后通过促进分工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关文献有：Chu（1997）[11]， Zhang（1997）[12]，Wen（1997）[13]，赵（2005）[14]等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设定的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很好地解释了由North（1958）[15]发现的运费比率和经济发展之间负相关以及交易部门收入比重和全社会人均真实收入同时]进的两大规律。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更强，但却难以让我们完全信服。因为基础设施的含义广泛，诸如铁路、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改善交易效率，但下水道、城市绿化、污染治理、各种福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却难以和提升交易效率联系起来，这些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但并不反映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考虑，本文认为基础设施至少有两种功效，即提高交易效率和直接提升福利水平，这也是本文认为的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越多越好，它的提供水平越高意味着私人资本的积累速度越慢，政府须努力在两者间做出选择。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考虑基础设施同时作用于交易效率和提升人们福利水平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由此探讨基础设施最优投入问题。在构建这个经济增长模型中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的结论，为验证这些结论的正确性，本文采用我国195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借用增长模型和实证分析中的部分结果对我国潜在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数值模拟。
二、基本模型
依引言所述，这里将基础设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改善交易效率的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g1）；另一部分为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比如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g2）。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了简化分析，暂不考虑科技进步和人口的影响，或认为它们单位化为1。除此之外，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包括机器和原材料）交易受制于交易效率的情况，资本只有部分能最终作用于产出，于是设定生产函数如下：
y=[S(g1)k]α（1）
其中，y是总产出，S(g1)表示资本k的交易效率，由于中间产品交易的存在，每投入一元钱中能真正作用于最终产出的部分只有S(g1)，其余部分为交易成本。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交易效率函数有如下形式：
S(g1)=S0rg1, 0
其中，S0表示社会初始交易效率，r表示g1对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我们假设政府的税收全部用于提供基础设施，采用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16]的做法，抽税方法是对资本存量进行的资本税，税率为τ，且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政预算平衡，因此有：
g=g1+g2=τk（3）
为了简便讨论，这里假设用于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g1=θg=θτk，假设用于提高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g2=(1-θ)g=(1-θ)τk。于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S0rθτ)ak2α（4）
与设定生产函数一样，我们的效用函数中也要考虑到交易效率的作用，假设消费的交易效率与资本的交易效率相同，都是S(g1)，即每消费一元钱中，真正得到的部分为S(g1)，其余耗费在交易中成为交易成本。同时考虑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的作用，并将这些基础设施看作是纯公共物品，以对数形式表示效用函数，如下：
u[S(g1),c(t),g2]=log[(S(g1)c(t))g2]（5）
根据（1）～（4）式将（5）式表述如下：
ut=log(c)+log(S0rθτk)+log((1-θ)τk)（6）
设理人具备完全预期且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值，则其一生效用的现值为：
U=u[S(g1),c(t),g2]e-ρtdt（7）
其中ρ>0为贴现因子，T是效用积累期的期末。资本变化率的约束条件如下：
=y-τk-c（8）
其中表示资本k随时间t的变化量，即对t的导数，这里没有考虑折旧，为了最优化（7）式，根据（1）～（8）式，我们可以构造现值汉密尔顿（Hamiltonian）函数如下：
H=log(c)+log(S0rθτk)+log((1-θ)τk)+λ[(S0rθτ)ak2α-τk-c（9）
这一动态优化的最优解满足如下关系式：
=0（10）
ρλ-=（11）
其中表示资本的影子价格λ对时间t的导数，根据式（10）得到λ=1/c，于是有=-/c2，再根据式（11）的求解，自然有：
vc=2c/k+2αk2α-1(S0rθτ)α-τ-ρ（12）
其中vc表示消费c对时间的增长率，即vc=/c。很明显式（12）不是这个最优解的最终表达式，因为内生变量c仍然在决定着自身的变化率vk=/k，为此我们还要借助式（8），根据式（8）并结合式（3），资本的变化率vk=/k表达式如下：
vk=/k=(S0rθτ)αk2α-1-τ-c/k（13）
在一个动态均衡中我们必然有v=vc=vk，我们可以称v是共同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于是我们可以利用式（13）求解出内生变量c，再将c的表达式代入式（12）求解出v，结果如下：
v=-τ（14）
根据（14）式，为了达到最大的经济增长率，使用一阶条件，最优税收比例 的表达式为：
τ*=[α(1+α)(S0rθ)αk2α-1]（15）
从（15）式可以看出，从私人资本那里收取的用于提供基础设施的最优比例τ*取决于私人资本k及其产出弹性α、初始交易效率S0、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比例θ及其对提升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r。该最优比例随着S0、θ、r的变大而变大，由此可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S0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θ、r较高，于是税率的高低并非因为发展程度而有差别，是多因素的结果。 得到了（15）式之后，相应的最大（或称最优）共同经济增长率v*也就被决定下来，见式（16）：
v*=[(1+α)(S0rθ)αk2α-1](α-α)-（16）
由（16）式，最大的共同经济增长率v*最终与S0、θ、r的变化方向相同，与ρ的变化方向相反，随着k的不断积累，v*呈现如下变化趋势：当α0.5时，v*逐渐变大，在此，我们姑且妄言之为 “私人资本产出弹性的0.5法则”。以往的实证分析中一般忽略交易效率的问题，所以往往低估的资本产出弹性（因为购买中间产品耗费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资本转化为最终产品，而现有文献只是直接用资本和产出进行计量分析，所以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即便如此，许多文献还是得出了我国资本产出弹性大于0.5的结论(赵志耘等, 2006[17]；马拴友, 2000[8])，于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国的资本产出弹性要高于0.5，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变大，这也是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上升的一个解释。
三、实证分析
在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曾以交易效率为媒介，探讨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在实证部分，交易效率却难以衡量，为此我们只能采用较变通的方法来从数字中探究文章基本逻辑的正确性。大量的基础设施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但鉴于实物指标之间难以统一的计量标准放在同一个计量模型中，且文中数学模型也主要考虑提供基础设施的支出流量，所以这里采用相应的财政支出作为变量。根据前文的数理模型，对产出有影响的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而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没有产出效果，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观察相应财政支出和产出之间是否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文中还同时指出，考虑交易成本时，资本的产出弹性应高于现有文献的估计结果，这里也要对此进行验证，采用的方法是回归分析。
（一）相应财政支出和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
这里选用的数据是中国大陆1953～2005年的GDP和财政支出数据，我们采用1990年价格为基基价格对所有年度数据进行了处理以避免物价的影响。对财政支出作以下处理：将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合并为一类，称之为改进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支出trexp；将政策性补贴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合并为一类，称之为福利性基础设施支出welexp①。为了避免数据大小的过大差别，我们将上述GDP、trexp、welexp分别取自然对数为lgdp、ltrexp、lwelexp。下面我们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依据的原理是：如果加入变量x对于预测y变量的走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显著的增加了回归方程解释变量y的能力，我们就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x不是y的Granger原因，这样我们可以讨论双向影响关系。但在进行Granger检验之前，我们需要验证变量间是否协整，为此我们需要先对三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谓单位根检验即是指检验变量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的过程。平稳序列将围绕一个均值波动，并有向其靠拢的趋势，而非平稳过程则不具有这个性质。使用软件EViews5.0得到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序列lgdp、ltrexp和lwelexp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所示，使用两种检验方法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的原始数据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大写字母D表示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于是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是由Engle和Granger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这一检验的基本内容是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阶单整，存在一个向量α=(α1 , α2 ,…, αk)，使得Zt =αX～I(d-b)，其中b>0，X=(X1t， X2t，…，Xkt)'，则认为序列X1t， X2t，…, Xkt 是(d，b)阶协整，记为Xt～CI(d，b)，α为协整向量。针对本文而言，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变量，则可能协整，所以前文中我们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以验证是否具备协整检验的前提。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这里使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是Johansen协整检验，其基本思路是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回归构造两个残差的积矩阵，计算矩阵的有序本征值(Eigen value)，根据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统计量用以判断协整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特征根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从P值可以看出，均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lgdp和ltrexp、gdp和lwelexp具有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十分敏感，同时为保证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这里选用的滞后期为1～3，具体结果见表3：
表3.总产出和两类基础设施支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3中的P值可以看出，滞后期为1～3时，lgdp和ltrexp一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lgdp和lwelexp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滞后的lwelexp对lgdp的走向不具较强解释力，但ltrexp却具备这种解释力。这个结论证实了前文数理模型中基本逻辑的正确性，即提升福利的基础设施没有生产特性，而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产出。
（二）提升交易效率的支出、资本存量和产出的回归分析
由于没有考虑交易成本，所以现有文献应当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鉴于交易效率难以衡量，我们将产出函数也就是前面的（1）式取对数如下：
log(y)=α[log(S0r)+log(g1)+log(k)]（17）
根据何枫等（2003）[18]估计的2001年左右的资本存量k的估计值是19万亿（以1990年为基期价格），再加上前文对交易效率的定义有S(g1)=S0rg1
lgdp=0.681×(-1.596+lk+ltrexp)
t(37.28)(-6.50) （18）
R2=0.965R2=0.964AIC=-0.11SC=-0.039
从上述估计结果来看，与（17）式相对应， log(S0r)=-1.569果然小于零，中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81，远远高于赵志耘等（2006）[17]估计的结果0.56，也高于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19]的估计结果0.49，还高于马拴友（2000）[8]的估计结果 0.65，从而验证了前文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同时由于log(S0r)=-1.569，说明S0r=0.2083，如果我国的初始（不提供基础设施）时的交易效率为0.5（经验值）的话，基础设施对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为r=0.417。
（三）对中国最大经济增长率的数值模拟
通过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了数理模型中较为重要的参数S0、r、α的大体取值情况，因此可以藉由（16）式对中国的理论最优增长率进行模拟，以探究本文数理模型的解释力，相关变量的取值如下：S0=0.5，r=0.417，ρ=0.04，α=0.68①，使用的软件是MATLAB6.5(见图1)。
图1、原始经济增长率和模拟经济增长率
从图1可以看出，本文的模型对部分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经济大体走向有较强的预见性。这一模拟结果再次证实本文关于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的假定至少是符合逻辑和贴近现实的。从模拟图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模拟的最优经济增长率不再表现出明显的高于现实增长率的情况，由于本文主要考虑的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这一结果反映了政府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的快速提高。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考虑交易效率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即基础设施可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通过改进交易效率而作用于产出和消费，另一部分直接提升福利水平。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相应的财政支出检验了这两部分基础设施对产出的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论显示提升交易效率的部分基础设施和产出互为因果，而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产出间没有因果关系。数理模型还揭示出，最优经济增长率v*取决于两类基础设施的比例关系θ、初期交易效率S0、基础设施的交易效率系数r、效用的贴现因子ρ、资本的产出弹性α、资本存量k。在影响v*的诸多因素中，起正向促进作用的是S0、θ、r，起负向作用的是ρ，α和k对v*的作用不确定，但存在一个 “资本产出弹性的0.5法则”（我们暂称之）：随着k的积累，当α0.5时，v*逐渐变大。与此同时，根据本文的结论，在考虑交易效率的情况下，现有文献应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此实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8，明显高于相关文献的估计。在实证的最后部分，本文根据数理模型的结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相关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表明本文的数理模型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经济走向有足够的预期。数值模拟的结果还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模拟的最优均衡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很小，证实了政府工作效率的快速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当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时，加大提升交易效率类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是明智的选择。正因为现有文献少有考虑交易效率的作用，所以对资本的产出弹性有低估的趋向，于是进一步加大私人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从数理模型所揭示的结论来看，一个国家的税率决定（仅考虑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功能时）至少是由初期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交易效率系数、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资本存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直接以“发展阶段”来衡量我国的税负并与相关国家进行比较显然缺乏足够的考虑，为此政府应仔细衡量相关因素的大小以确定合理的税负来有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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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Transaction Cost and Economic Growth
Luo Yongmi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关键词：城市规划；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相互关系
引言
城市规划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实践学科，涵盖了城市建设项目调研规划、施工、维修养护等一系列环节当中的内容，其规划设计科学对城市建设的质量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确保城市规划设计的合理、科学并且处理好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是当下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究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概述
1.城市规划的概念
城市规划简单的说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出现的各种问题，采用科学的设计规划，对城市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策略进行全局性设计，使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城市规划需要设计者站在全局的最高点去看问题，同时要考虑到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
2.建筑设计的基本概念
建筑设计的基本概念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建筑设计是基于居民对建筑的主观要求，采用科学的规划设计原理，对建筑的内部及外部进行设计和改造。第二，建筑设计是根据城市规划的基本纲要，为城市的功能提供载体，利用城市资源对建筑进行可持续建造。
二、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分析
1.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区别
城市规划设计的任务是依据国家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区域内部的基础设施、社会发展、人文景观和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然后加以长远的规划。从工作的开始就要考虑多目标的衔接，对整体布局和规模进行统一规划，妥善处理各要素之间的矛盾，达到城市化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持续性的发展要求。
建筑设计的主要任务是依据建筑设计任务书，对整个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不断完善和优化，从而使得整个建筑设计达到预期的建造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对答案的搜索过程。
2.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
作为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实用性的宏观学科，城市规划设计在实施时涉及到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诸多方面，它将城市当中的线与面的问题作为核心处理对象，并遵循自身独特的设计原则与实施方式。而建筑设计则是一门以建筑为主要对象的微观学科，在其工作中需要以城市规划设计作为前提和指导，依照城市规划设计的相关要求、技术、建筑功能等来做出具体的设计，并对建筑物的材料、结构形式等进行最终的确定，将城市当中的点与面的问题作为核心处理对象。建筑设计是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基础，只有确保建筑设计的工作质量才能实现城市规划设计的最终效果。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的关系
三、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协调发展策略
1.合理进行城市规划设计
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统筹兼顾到城市、建筑、环境以及人员需求之间的关系，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区，交通流线，而且还要注重建筑物的体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间等在进行规划时切不可仅考虑到短期的需求，应用一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城市的规划设计，如人口的增长与移动，对于建筑功能需求的改变以及对于生态环境的需求等一个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设计，能够更好地为建筑设计提洪指导，为建筑的设计发展指明方向。
2.实现城市规划设计的科学化
科学的城市规划设计需做到社会融合与多元共存。社会融合以保障居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作为根本宗旨，而城市规划设计是解决城市居民居住与消费等的重要方法。在全球一体化与民族融合的背景下，要求城市规划设计在解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同时实现多文化、多层次与多民族的协调与共存，并在共存与融合中得到更好的发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社会融合与多元共存问题受到了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可以从心理角度与社会文化生活角度出发来实现设计的融合与共存。
3.加强对建筑设计相关内容的吸收与借鉴
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建筑设计相关内容的吸收与借鉴，建筑设计在作为与城市规划设计完全独立同时又保持密不可分关系的设计工作，其自身在结构创新、空间创新、功能创新以及设备创新上的设计内容是非常值得城市规划设计借鉴吸收的重要经验，因此城市规划设计应该将建筑设计作为单独设计内容来重点考虑，在兼顾整体设计方向的同时鼓励建筑设计的创新与个性化。
4.建立完善的建筑设计方案标准评审制度
建筑设计方案标准评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针对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重要关系进行考量的一种评审标准，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应该针对建筑设计的相关内容建立标准、系统、创新以及个性化的评审制度，保证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以及评审内容的专业、全面、细致和标准，同时建筑标准评审制度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设计之间的协调性，进而保证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设计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协调与发挥。
5.加强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实施的管理
任何城市建设不可能出现准确无误的执行，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所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执行的控制。对建筑设计的执行阶段要加强行政上的监督，建立行政问责机制。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故意的偏差，不仅仅是对建筑师劳动成果的不尊重，更是对城市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同时也是对城市规划纲要的违背。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例如我国城市，应该结合自己的文化历史人文，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将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协调处理.采用合理正确的技术手段和设计方法，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都城，拥有不断发展下去的动力，环保舒适。城市规划设计是建筑设计的指导者。建筑设计需要在科学与合理设计的基础上，服从城市规划设计，以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各个因素互相协调的融合在一起，实现城市资源的综合利用，让城市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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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博.试论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J].山西建筑，2015，23：13-14.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关系
当前国际化大都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信息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等新的概念不断涌现,沿海大都市带迅速发展,城市间的协调竞争成为重要问题。城市规划体系强调城市生态环境,注重城市形象;强调以人为本、公众参与,建立和谐社会;强调城市遗产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建筑是组成城市景观的核心要素,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两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对城市的形象和景观产生很大的影响[1]。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也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城市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2]。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设计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建筑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快速发展中,建筑师在建筑创作时对人文的关注、对环境的关注显然不够,一味追求“新、奇、特”而不考虑建筑物所处的环境。
1、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都是相对独立的学科
城市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规划,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提供空间结构,它涉及城市的外观形式、性质、产业发展与布局、社会发展与设施、规模投资及城市各部分的组成、管理、政策等。城市规划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在实践中安排城市发展规划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相对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4]。建筑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建设任务要求和工程技术条件进行全面设想,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并根据其功能具体确定建筑物的空间组合形式,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城市规划是一项正逐步完善和发展的科学性、专业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5]。建筑设计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点和面问题。
城市规划主要是通过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来实现的。城市规划管理是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府行为来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进行监督、管理,并对二者之间发生的矛盾加以协调解决。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分工,引起了城市空间设计的削弱,导致城市空间整体环境质量逐渐下降。为克服这一弊端,提出了城市设计的概念,使城市设计工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965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出版的《城市设计城镇建筑》一书中也提到,今日我们不得不使用城市设计(UrbanDesign)这个词汇,城市设计概念的建立,并非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分离的领域,而是要防止这一基本的环境问题被忽视或丢弃。城市设计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为了恢复城市规划本身具有却被长期忽视的塑造、改善城市空间环境质量的职能,从而使城市规划更好、更全面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2、科学对待城市规划的龙头地位
城市规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规划,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或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这种规划也称“实体环境规划”。但在研究对象上,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综合发展的需要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它涉及城市的外观形式、性质与分工、产业发展与布局、社会发展与设施、规模投资及城市各部分的组成、管理、政策等。而空间应该是更为基础的理论,它与城市规划的结合,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城市的形态[6]。城市规划是引导和控制整个城市建设、发展的基本依据和手段[5]。城市规划是通过对未来发展目标的确定,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步骤和行动纲领,并通过对社会实践的引导和控制来干预城市的发展。
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健康发展进程的社会实践。主要是通过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来实现的[7]。因此城市规划设计应该包括从策划到维护的所有内容。在城市规划设计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根据阿普尔压德(D•APP2LeYard)的观点,城市规划内容日趋综合,方法包容性更强,从单纯注重形态的设计发展到综合设计。城市规划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区,交通流线,而且还要注重建筑物的体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间等。必须强调“城市规划设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将不同的物体(包括建筑物)进行联合,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设计者不仅必须考虑物体本身的设计,而且还要考虑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一个城市建设的好坏与城市规划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基础,也是建筑设计的依据。
在我国一般一个城市规划经批准后,要执行10年以上,我国已把城市规划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城市规划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包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最终投映在土地和空间中得以实现。
3、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相辅相承互为条件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一直都有着难舍难分的渊源关系。城市设计是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发展出来的,学科上仍属城市规划范畴,它是用建筑学的理论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对城市的空间进行建筑设计,同时也是一门涉及到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景观设计学、环境行为学、环境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的边缘学科[8]。从历史发展看,工业革命以前及其早期的很多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城市设计活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规划的平面布局图,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和前提;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与安排,可反馈回来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使两者都趋于更加合理化。反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脱节,其交叉的部分必不能取得统一,出现设计和规划之间改动很大的现象,造成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的浪费;如果不进行改动,两个不同的方案对于同一城市或同一地块而言在实际中根本无法操作实施,规划设计的方案只能落个“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结果。
一方面说明重视城市设计的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这对提高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质量、改善城市空间环境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片面强调城市设计独立于城市规划之外,不但不利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完善,还可能导致城市设计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反而不利城市设计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明确城市
设计在城市规划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理顺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才能切实达到指导城市建设的目的。
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也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城市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设计”一词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程,规划和设计相结合,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对城市功能结构的合理安排布局与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塑造,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密不可分的指导城市建设的两个方面,若人为地将其分开,必然产生众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城市设计只有与城市规划相结合,走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充分发挥其空间景观环境塑造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价值观从以规划师为主体向以使用者为主体的转变。城市规划应将城市设计作为自己学科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城市设计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过程,不仅因为它们所处理的内容和对象相接近或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而无法明确划分开来,而且还完善了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整体的把握,同时也符合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实际。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辅相承,共同为城市建设服务。只有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兼顾各方面的效益,使城市建设大系统达到最优化。
4、建筑设计应服从城市规划
建筑作为城市景观的核心要素,往往因为建筑的历史地位、历史背景,以及它的地理位置和出色的艺术造型等,使其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8]。1971年《马丘比》中规定:“城市中的每一座建筑及空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世界城市规划大师伊•沙里宁也曾经说过:“通常做设计是要把它置于一栋房子中;将一栋房子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将周围的环境置于一个城市规划中”[9]。建筑师在设计单体或群体建筑时,必须考虑建筑的大环境和开发地盘红线内的小环境问题,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注重周围环境的协调,即使是最简单的建筑设计也能取得好的效果。
5、场地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场地设计是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在基地现状条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基础上,组织场地中各组成要素(建筑物、交通系统、室外活动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工程系统)之间关系的设计活动。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与其它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工作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是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这一般包括建构筑物、交通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10]。
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一是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二也是主要的,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有更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的切实反应。这些要求一般包括:对用地性质和用地范围的控制,对于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建筑高度、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方面的控制以及对交通入口的方位规定等。它们会对场地设计尤其是布局形态的确定构成决定性影响。对用地性质的规划:具体建设项目的选址上,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这一项目只能在某一允许区域内选择基地地块;对用地进行开发的场地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该地只能做一定性质的使用。对用地范围的控制:规划是由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共同完成的。对用地强度的控制:是通过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实现的。对容积率、建筑覆盖率最大值及绿化覆盖率最小值来限定,可将基地使用强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畴之内。对建筑用地范围的控制:由建筑范围控制线来限定。即基地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城市规划中一般都要求建筑范围控制线从红线退后一定距离。规划中对建筑高度、交通出入口的方位、建筑主要朝向、主入口方位等方面的要求,在场地设计中也应同时予以满足。其中,区划法和土地细分法是真正的法规,设计指导原则只是一种引导性的控制手段。
关键词：住宅建筑设计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有了更强的经济能力和更多的休闲时间开展社会交往，必然对居住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住宅与传统意义上“家”的概念有了较多的区别。同时，住宅是建造量最多的民用建筑，住宅的建筑设计则是住宅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合理的建筑设计，不仅可以降低工程造价，而且还可以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本文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对住宅建筑设计的发展势作初步探讨。
1、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道路
21世纪是信息时代，更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运用高新科技，探索生存、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按照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原则进行设计。
（1）对涉及的地方性，地域性理解，重视地方场所的文化脉络。运用技术的公众意识，结合建筑功能要求，采用简单合适的技术。
（2）树立建筑材料蕴含能量和循环使用的意识，在最大范围内使用可再生的地方性建筑材料，避免使用高温能量，破坏环境，产生废物以及带有放射性的建筑材料，征求重新利用旧的建筑材料和构件。
（3）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尽量应用可再生能源。完善建筑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以便减少建筑体量。将建筑所需的资源降至最少，减少建筑过程中对环境损害，避免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以及建材的浪费。
2、建筑结构的优化
住宅建筑除了有不同的面积标准外，更有住宅类型的不同，如“核心家庭” 、 “两代居” 、 “老年住宅” 、 “残疾人住宅”等服务于不同职业阶层和不同人口构成的家庭的住宅户型，这就对住宅户型提出了适应性和可变性的要求。当前，住宅设计中常用的砖混结构、框架结构以及框剪结构等常用结构体系的住宅基本上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而应用大跨度预应力楼板结构体系的住宅就是能适应这种变换要求的一种住宅型式。该型式住宅户内无梁无柱仅是一个由外墙、分户墙、门窗等围合而成的住宅大空间。在这样一个住宅大空间里，它可以让住户参与对自己住宅的设计，即“二次设计” 。建筑师的设计工作可以只是用外墙、分户墙等划定出每个住户的“界限” ，并在其内先设置好那些使用功能比较单一，但受管道、设备等制约以及对住宅面外形影响较大的一些房间，如厨房、卫生间以及阳台等，这些房间的布局和大小应该统一固定。在此基础上，其余使用功能比较复杂，但受管道、设备等影响不大的灵活可变空间，则由住户根据个人的需要以及职业、年龄及兴趣等不同来分割出玄关、客厅、餐厅、工作间、琴房、娱乐室、卧室、储藏间等不同的使用功能用房，并且可以随着居住时间的推移，家庭成员构成的变化而对户内空间重新组合调整，从而满足新的生活需要。这种文化住宅是未来的发展潮流，户型的个性化将支撑人的独立性，个性化的户型将成为今后的主导户型。如果现在住宅不具备给住户留有更多自由隔断、拆移、扩大面积以及户型二次、三次改造的发展平台和通道，那么目前设计再好的户型也会过时。同时住宅空间的可再造性，也为日后业主的二手楼房买卖增加了祛码。毫无疑问，具有可再造性的房子，即使是5年、10年以后也不会落后，仍将成为二手房市场的热销货。
3、住宅建筑全面性
“以人为本”的住宅建筑人性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合理结合之后，需将适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些必要因素考虑到其中，主要包括住宅建筑的舒适性，适应性，智能型等等。
（1）住宅建筑的舒适性
住宅建筑的本质就是为人服务，首先就要讲舒适性，也就是说住宅建筑要寻求一种在符合购买面积，户型的基础上，使得各功能的空间有诗意的尺度，比例，方便家具的布置和人的活动，同时要保证各功能空间的相对秘密性。为满足室内环境质量，各功能空间要采光充足，通风良好，使用率高，并体现一定的艺术性和超前性。对于外部空间的环境，居民交往的空间创建也是居住舒适性的重要体现，应力求把原有的生活纳入进来，作为居民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要结构明朗，群体设计要多种围合，风格多变的私密，半私密的空间，配合如一，广场，绿地，小品，通透环廊等构成统一景观，做到安全宁静，温馨而利于交往。
（2）住宅建筑的适应性
主要表现在多样性和可变性两方面，多样性：由于住宅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住宅开发建设单位要避免“贫富皆宜”的单一项目，要有一定的特殊，适合多种目标群体，赋予个性化的项目，来满足日益多样的市场需求。可变性：由于功能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可行性，使居住空间的灵活可变得以实现，其可变性一般是以“户”为设计单位，按基本间定型的厨卫等定型设计，居室部分采用活动式隔断灵活分隔，即每户的平面围护结构不变，管道基本固定不动，厅室隔断按一定模数灵活变化，分户墙可以固定，也可采取取消分户墙而根据实际购买需求取舍的售楼方式，据此，住户的室内布置就可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设计布置一个温馨而有个性的家，如此自然提高了居住建筑的使用效率，使住宅建筑易于改造而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3）住宅建筑的智能型
智能建筑是把现代的高新技术，如智能型计算机，多媒体通信，智能保安，环境监控等技术与建筑艺术相融合在一起，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对信息资源和对使用者的信息服务及其与建筑优化组合，使人获得投资合理，适合信息社会需要，并且具有安全，高效，舒适，便利，灵活的建筑空间。通俗的讲，智能建筑就是一种有创造力的环境。
（a）安全，健康，节能，舒适宜人，能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的环境，温度，湿度，照度可以自动调节，环境的色彩，味道与背景噪音可随心所欲，尽量利用自然界的光，冷，热，大气等，自动调节室内环境，最大限度的减少能源消耗，创造更有人性的生存环境。
（b）不同用户对不同环境的要求，开放式的大跨度和大空间结构，允许用户迅速，方便的改变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4、生态住宅
人口剧增、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淡水减少、不可再生资源日渐枯竭等等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我国是近十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能源与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尤其生态住宅的开发与建设将是大势所趋。以为有大片绿地或水面的住宅区就是生态小区、生态住宅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
教材分析：分式的乘除法是本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分式的基本性质、分式的约分的进步提高及应用。本课时包含分式的乘法、分式的除法的内容。分式的除法可以转化为分式的乘法进行运算。分式的乘法是本课时的一个重点。分式的乘除法是建立在小学分数乘除运算的基础上，又与数的运算有很大的不同。
教学目标：（1）知识与技能目标：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分式的乘除法运算方法，能进行简单的分式乘除法运算，能解决一些与分式乘除有关的实际问题。（2）数学思考目标：经历探索分式的乘除法运算方法，发展合情推理的推理能力，培养学生大胆猜想的能力。（3）解决问题能力：形成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从特殊到一般，从分数的乘除法运算到分式的乘除法运算，也为以后学习分式的加减运算作铺垫。（4）情感与价值目标：教学中注意渗透类比转化思想，让学生在大胆猜想中学到方法，培养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教学重点：使学生掌握分式的乘除法运算。
教学难点：分子、分母为多项式的分式的乘除法运算。
教学方法：探究式、引导式、小组交流合作。
教学准备：多媒体辅助。
教学过程：问题1：一个长方体容器的容积为v底面的长为a宽为b，当容器内的水占容积的
时，水高多少？长方体容器的高为____，水高为____
问题2：大拖拉机m天耕地a公顷__，小拖拉机n天耕地b公顷，大拖拉机的工作效率是小拖拉机的工作效率的多少倍？大拖拉机的工作效率是
公顷，天，小拖拉机的工作效率是__公顷，天，大拖拉机的工作效率是小拖拉机的工作效率的__倍。
（1）学生小组活动：讨论并填空。（2）教师提问：这是一个什么运算？怎样计算呢？
（板书课题：16，2分式的运算1、分式的乘除法）
设计意图：有问题1、问题2创设问题情境，在学生感到新奇而不知所措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设置悬疑、无疑为学生对本节课的学习创设了良好的情绪状态，面从实际生活引入，体现了数学知识源于生活。
学生交流：分数乘法法则？分数除法法则？分数乘法法则：分数乘以分数，用分子的积作积的分子，分母的积作积的分母。分数除法法则：分数除以分数，把除数的分子、分母颠倒位置后，与被除数相乘。（1）教师叙述：通过上面分数乘除运算可先约分再相乘。但对于除法运算首先把除法化为乘法，然后约分、相乘。设计意图：通过对旧知识的复习、引导学生从旧知识中寻找新知识的生长点，符合新事物的规律、由浅入深、同表及里、逐渐深化。（2）探索新知：你能用代数式表示上题中（（旧知再现）观察下列运算）的计算过程中吗？与同伴
通过类比，得出：①分式乘除法与分数乘除法类似；②“数”变为“式”后，其运算又有不同。
设计意图：观察、类比、迁移的方式达到自然导人的目的，培养合作交流意识。注意的是通常分式除法首先应转化成乘法、为了方便记忆可说为“除以一个式子等于乘以这个式子的倒数或者一变一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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