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0 15:10:4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纠纷流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农村土地 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 纠纷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产生的原因错宗复杂，主要有管理方面的原因、农民的原因、程序和合同的原因等。
（一）管理不规范导致的纠纷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不规范，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证，导致纠纷的产生。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土地承包经营管理中，未能严格按照规范，对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落实不严格，经营权证未能发放到户，农民的经营权未能得到落实。有的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实现土地兼并，利用强制性的手段，对农民的承包进行回收。部分政府将这种回收而来的土地承包给开发商，然后再回过头来和农民办理相关手续，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埋下了土地纠纷的隐患。
（二）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导致的纠纷
我国法定的土地承包制度主要有两种――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承包方式。其他承包方式指的是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以外的个人和单位。这种承包方式是一种较容易引发纠纷的承包方式，一些地区的村干部未征求村民的意见就将土地承包给其他人，出现了越权发包的现象，导致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
（三）合同不规范引发的纠纷
因合同不规范导致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未签订合同，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承包中，往往不会签订正式的合同，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流转中仅凭口头约定，这种口头协议往往导致利益纠纷。第二，合同内容不规范。这种合同的不规范表现在内容不全面，权利义务不明确等，合同中的一些条款甚至和法律相抵触。第三，合同中未对种植的作物作出规定。一些农民在承包土地时，虽然签订了合同，却未对土地具体种植的作物作出明确的约定，导致承包方调整了经济作物，最后产生纠纷。第四，承包方随意转包引发的纠纷。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未能正确认识到承包土地的实质，往往认为自己承包了就可以随意处置。未征得发包人的同意，就转包给他人，土地的多次流转，最终导致了纠纷。
（四）土地流转非农化导致纠纷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土地的流转不能改变土地的性质和用途。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有大量的耕地在经营权转让的过程中，出现了土地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况。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经济效益和政绩，往往对这种现象充耳不闻，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控制对策
（一）完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完善，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漏洞。要实现对纠纷的有效控制，就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机制，与时俱进，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和耕地的安全。
（二）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
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涉及多方关系，包括了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承包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加强对流转过程和合同的管理，确保合同的规范性和合法性，确保合同内容的完整。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登记，做好流转情况的管理工作。
（三）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
不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都表现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要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普及相关法律，增强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教育，避免政府工作人员出现、损害农民经济利益的行为。
（四）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土地流转是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实现土地流转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对避免土地纠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建立一个政府指导下的市场服务中介组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自负盈亏。中介组织的建立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平台，方便了土地流转。其次，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信息网络，方便土地流转信息的交流，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再次，要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价格机制，完善市场竞争，促进土地流转价格的合理化。最后，加强政府部门的管理。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够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五）加强对土地权属边界的界定
产生农村土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是有时却仅仅是因为土地边界划分不清。部分农村在土地承包时，对土地划分的记载仅仅只是大概的记载，对具体的数值记载并不明确。这种对土地边界记载的模糊化，导致了不必要的纠纷。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不断提高农村土地边界划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采用卫星技术，测量和确定土地的边界，能够有效避免纠纷，而且在成本和技术方面完全具有可行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这些纠纷的产生和政府的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想要切实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规范对土地流转的管理，明确土地边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这些措施的提出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将会产生更多新问题，需要相关研究人员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寻求更加科学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被赋予天然的使命：培养兼具高等性和职业性的专门人才。所谓高等性是指将在人文、科技等方面达到一定水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学生培养成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潜力的人才的特性；所谓职业性是指培养的人才是面向市场职业岗位需求的职业人的特性；综合而言：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市场需求的、具有职业岗位核心能力，不需培训即能上岗并具有未来职业成长性的高素质技能型职业人。根据此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的课程体系理论上来讲符合逻辑，但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课程体系中既设置岗位能力核心课程，又设置岗位能力发展课程，结果很大一部分学生岗位能力核心课程没有学扎实，岗位能力发展课程更是没能力学习。究其核心原因，是大学扩招后将部分高职生源素质标准降级，导致扩招后的部分（一半左右）学生不符合高等性要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职院校的使命与培养对象素质不相匹配是高职院校当下发展瓶颈的主因，本文因而以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健雄学院）会计专业为例提出建立课程体系分流机制的设想，试图架构桥梁，解决该瓶颈，同时希望能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二、健雄学院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一）建设思路
健雄学院会计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思路是这样：首先根据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市场调研，确定市场对高职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通过调研得知，60%以上中小型企业招聘的会计岗位从业人员学历要求为高职高专，说明市场对高职会计人才需求大，因此健雄学院会计专业学生从业方向定位为中小型企业；其次调研中小型企业会计岗位群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及所需岗位知识与能力规格，系统整理后得到会计专业教学对应的工作领域；最后对工作领域按照“职业性”与“高等性”的逻辑顺序及学生学习从易到难的进度规律进行排列重组，形成可教学的学习领域，即课程体系。
（二）建设成果
根据健雄学院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市场会计岗位需求规格，设计如下课程体系：
1.入门课程：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训、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岗位课程：（1）核心岗位课程：1）出纳岗：珠算、出纳实务；2）会计核算岗：会计电算化操作、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成本会计实训、税务会计实训；（2）发展岗位课程一会计主管岗：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综合模拟实训；
岗位实训：定岗实习、毕业设计。
上述课程体系首先按照“职业性”与“高等性”的逻辑顺序设计，按会计岗位设计课程体现“职业性”，按会计核心岗位到会计发展岗位顺序设计课程体现“高等性”；其次按照学生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律一年级设计从业上岗课程，二年级设计达到初级水平的课程，三年级及毕业后3-5年设计可以达到中级水平的课程。
三、高校扩招背景下健雄学院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实施现状
由于高校扩招，导致生源质量普遍降级，使既定的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生源素质不匹配，按照既定的课程体系安排课程教学时，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师反映一半左右的学生反应迟钝、不好教，学生反映课程难、听不懂，两年在校学习后有50%-60%的学生能考取会计从业资格证（注：健雄学院2013级之前是2+1学制模式，2013级以后实施2.5+0.5学制模式）。
可见，50%-60%的学生符合高职生源素质，在实施2.5+0.5学制模式下，可以按照上述课程体系设计实施教学，完成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还有40%-50%的学生很显然不适合按照该课程体系方案实施教学，因此需要另寻途径，在不降低高职会计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同时不放弃这部分学生的前提下，找到路径实现对这40%-50%学生相同规格的培养目标。
四、高校扩招背景下健雄学院会计专业建立课程体系分流机制的构想
（一）分流机制的含义
所谓分流机制是指学生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学习两年的专业课程后，第三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发展岗位课程+综合模拟实训”学习或者“分岗位实训+综合模拟实训”学习；虽然第三年对学生进行分流，但是在整个三年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将自主学习和创新内化为学生个人的心理习惯，从而实现殊途同归的教学目的；即三年后，不管选择哪一类型分流的学生，都具备扎实的核心岗位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都养成了自主学习习惯和培养了创新意识与能力，因此都具备职业发展的潜力，只要努力，都可以在毕业后若干年进阶上岗为会计主管等管理岗位。
（二）分流机制运作过程
首先，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的设计，即设计课程体系分流方案，思路是这样：学生在二年级核心岗位课程学完后有了明显的分层，如果三年级不进行分流教学，统一学习发展岗位课程，则有一半左右的学生，不仅一二年级的基础与核心课程没有打实基础，三年级的主管岗位课程又不能理解消化，降低整体教学效果，很难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因此，需要在三年级开始进行分流教学，首先将课程体系分流为发展岗位课程和核心岗位实训课程。发展岗位课程仍然包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综合模拟实训；核心岗位实训课程包括：核心岗位课程实训、会计综合模拟实训。有能力的学生学习发展岗位课程，没有能力的学生学岗位实训课程。
一，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造成我国流浪儿童问题的处理的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归根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
近几十年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流浪儿童社会救助的保护政策。在这些法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专门针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具体来说，我国的立法工作在流浪儿童社会救助方面起到了很大成效，但是相对而言，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也存在一定问题。有关流浪儿童的法律地位不高，有很多涉及未成年人重要权益的规范文件还仅仅是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没有上升到人大法律或国务院法规。而且尚未形成完善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在家庭扶持干预和不良少年矫正环节上还存在不足。首先，对于家庭扶持来说，其内容主要是对家庭功能的社会介入，就问题家庭介入制度进行系统详尽的立法已经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通例，如英国的《儿童法》、日本的《儿童福利法》等等，但是我国在这方面只有零星的单行法规，没有完整的立法，健全的制度。在贫困家庭经济扶持方面，我国目前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户制度等，但对儿童没有专门的救助制度，以致于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得不到生活、教育、医疗方面的切实保障。在日托照顾方面，对于父母双方都要工作的家庭来说，有托儿所或幼儿园托付照料孩子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国目前对这些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日趋市场化，监督管理存在疏漏，特别是服务质量差距悬殊，对中低收入的家庭不利。在脱离家庭儿童的救助方面，这些孩子游离于监护之外，得不到家庭的庇护，生存没有保障，成长面临挫折，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救助。
（二）救助机构面临资金、设备、人力不足的问题。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经费、人员欠缺问题非常突出。据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透露，自救助办法实施以来，全国共救助11.4万16岁以下少年儿童，平均年救助7.125万人。据保守的估计，我国城市每年有15万流浪儿童。我国城市流浪儿童当中受到救助的比例为47.5%，尚不足一半，更谈不上目前尚无暇顾及的农村流浪儿童。救助中心现有的条件也很简陋，并没有专项经费来保障儿童的教育、医疗等问题，开展的难度很大。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前，收容遣送站为了改善流浪儿童的生存条件，千方百计地进行基础条件改造，有三分之二的收容遣送站也因此负债累累。缺乏专项的经费，无疑使救助工作的难度增大；流浪儿童的教育培训也困难重重，尚未形成合力，此外缺少必需的器材设备，新方法难以引入实际工作；救助机构也缺乏合作，没有形成合力。在《救助管理办法》中，尽管民政部门对流浪儿童救助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卫生、铁路等相关部门也应负协助的责任，但是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我们了解到一些城市负责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政府部门却不能协同一致来救助流浪儿童。
（三）社会救助工作的方法不当。
尽管在流浪儿童的救助过程中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却因救助方式的不当而阻碍了救助工作的脚步。首先，从源头预防流浪儿童产生的防范机制不够，流浪儿童救助机构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已经在流浪的儿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保护工作，而对于如何预防儿童流浪这一问题却不曾关注，没有一系列的措施去从源头上来杜绝儿童流浪的现象。其次，没有形成适合流浪儿童的合理的教育体系。如果当地政府部门能切实做好适龄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则流浪儿童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了。另外，一些儿童跑出来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父母对孩子的成绩太过看重，或者学校和老师对差生的歧视。全国一百多个救助机构中，仅有少数几个救助机构开展了教育工作，大多数救助机构并未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现有的这些教育工作也是零星、不系统的，缺乏长远规划、制度性保障和政策支持。师资缺乏，教育内容随意，教育成效有限。流浪儿童在学习能力、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等方面和同龄儿童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现在的从教人员主要是救助机构管理人员兼任，缺乏教育教学训练，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不足，对促进流浪儿童的转变和成长、真正回归主流社会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国外流浪儿童社会救助模式的借鉴
流浪儿童问题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也开始高度关注流浪儿童的权益问题。
（一）英国NGO救助模式
在英国，对于流浪儿童问题，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各类非政府机构，都起到了支柱性作用。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在管理社会事物过程中，往往会采取更加人性化的办法，帮助和感化处于特殊困境的人群，这样可以弥补政府机构在这方面的缺陷。各类慈善组织可以在开展社会救助中更自由，更灵活，而不像政府机构由于法令政策的局限和滞后，导致应对社会变化而无力应对。英国救助儿童会是英国最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它成立于1919年，是救助儿童国际联盟的重要成员。从80年代末开始，英国救助儿童会便开始在中国开展项目。目前，它在中国开展的项目主要有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项目、少数民族教育项目、流浪儿童保护项目、照顾孤儿和弃儿的“儿童关怀”项目、青少年司法公正项目等等。救助儿童会每年在中国的预算大约为1200多万人民币。
（二）菲律宾和越南以社区干预为主的救助模式
建立指标考核体系，并落实到各责任部门及责任人，明确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媒介部门、设计及制作部门在合同意向确认时起跟进各自作业内容，确保合同在起始时间点就能与客户确定实际的时间点，不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实际确认起始点后移，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业务人员实行应收账款终身负责制，对其存在签订的合同中出现没有经领导批准的未按时回款的应收账款，以及经领导批准但超过延迟回款期限的情况，要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处罚。业务人员离职或调岗需对应收账款进行清理，办理交接手续。
二、制定合理的账龄控制制度和欠款催收制度
财务部门要每月定期会同业务部经办人员，就应收账款明细同实际业务发生数额进行核对，并配合业务部门及时更新未到款项的催讨工作。对未收的广告款，制作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月报表，督促销售人员加大收款力度，督促客户及时将应收款回笼。
三、建立交易纠纷处理机制，保证合同有效执行
客户延迟和拖延付款，部分原因在于企业本身的产品和服务问题，或者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理客户提出的争议。因此，建立交易纠纷处理机制尤为必要，依据广告流程，业务部门负责了解客户需求并及时沟通，其它各部门协助共同面对，及时处理争议，避免由于部门间的协作问题导致合同的执行力下降，产生纠纷账款。例如，已经广告的公交车被运营公司调整到其它线路上或者停驶，没有及时发现将引起争议，业务部门应主动协调媒介和制作部门采取补救措施，可申请版面顺延，同时通知制作部门在同条线路上（同等级或更上一等级的线路上）补做版面，以补偿客户损失。
四、重视合同文档工作，事后补救合同风险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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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业界坊间频频传来企业老板跑路、失联的消息。跑路事件的发生，与担保链风险、民间融资、恶意骗贷等因素有关联，其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给银行业金融机构造成信贷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对此类风险，一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有的从防范担保链风险入手，切断风险传染途径；有的加强贷款风险管理，采取贷款全流程管理等有效措施。企业老板跑路只是风险表象，金融机构要避免被风险传染，关键是要建立良性的信贷风险管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文化，防患于未然。
从湖北宜昌企业老板跑路的情况看，部分银行在授信调查及风险管理流程中存在薄弱环节，须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升银行精细化管理水平和企业的诚信意识
受经济下行影响，2012年2月至今，湖北省宜昌市已有9家企业老板跑路，导致62335万元银行贷款出现重大风险，对宜昌市金融环境影响巨大。
宜昌银监分局对企业老板跑路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发现部分银行对企业的关联公司、民间借贷行为、经济纠纷等情况了解不全面，对担保公司过于放心，在授信调查及风险管理流程中存在薄弱环节。
跑路频发为哪般
经济下行，经营出现困难。部分企业受经济下行的影响，由于市场不景气、经营成本上升、流动资金周转不畅等原因，经营出现困难，有的企业面临停产停业。如宜昌市最大的小麦收购加工企业受小麦价格波动影响，无力归还银行贷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携款潜逃。
过度融资，盲目扩张。部分企业利用关联公司大量获取银行资金进行盲目投资，利润无法覆盖融资成本，资金链断裂。
参与民间融资，深陷民间借贷纠纷。近年来，宜昌市民间金融风险剧增。在银行收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规模时，部分企业为了缓解一时的资金紧张，选择了民间借贷，而流动资金的持续紧张，导致企业的短期借贷变成长期，过高的借贷成本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如宜昌罐头厂法定代表人刘某涉及4129万元的民间融资，是其银行贷款余额的2倍左右，过高的融资费用，导致企业难以为继。
存在经济纠纷，公司损失巨大。部分企业深陷经济纠纷，由于拖延时间长，造成公司巨大损失。此外，一些企业老板有赌博等不良嗜好，产生巨额负债，断送了企业的发展，这些因素也造成了跑路事件。
银行授信管理缺陷
授信调查不充分，企业信息掌握不全。部分银行对企业进行授信前，未对企业的关联企业信息、经济纠纷、实际资金需求、民间融资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分析，导致出现关联企业未进行统一授信、授信总量超过企业实际需求、关联企业间互保等现象，形成潜在风险。
信贷资金用途监管流于形式，贷后管理不到位。部分银行在贷后管理环节对企业实际经营活动和信贷资金真实用途监控不力，企业挪用贷款资金现象屡屡发生，企业现场回访和贷后检查流于形式，未能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风险隐患。
过度依赖第二还款来源，忽视第一还款来源。当前，商业银行在业务授信过程中往往把借款人能否提供抵押物或是否有担保公司担保作为授信发放的主要依据，忽视了对借款主体自身还款能力的评估。宜昌老板跑路的企业贷款大都由担保公司进行担保，贷款行认为抵押担保足值、有效，并有担保公司承诺代偿，没有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分析判断，加大了贷款风险。
跑路风险破解之道
监管及时跟进强力督导。跑路事件发生后，宜昌银监分局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第一时间组成工作专班赶赴现场了解核实情况，及时约见事发银行主要领导，发出风险提示书，提出明确监管要求，督导当事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将可能产生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如针对当阳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事件，宜昌银监分局与宜昌农发行沉着应对，多管齐下，历时3个多月，成功化解一笔3600万元的贷款风险。
完善信贷管理机制。深入剖析跑路事件可以发现，部分银行在授信调查及风险管理方面存在授信调查不尽职、贷款资金监控和贷后检查流于形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宜昌银监分局的引领下，宜昌市银行业通过开展自查自纠、培训、同业沟通交流等方式，逐步完善信贷管理机制，规范信贷业务操作流程，提高信贷管理精细化水平。
多渠道掌握企业动向，破解信息瓶颈。针对跑路事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加重银行风险顾虑的情况，宜昌市银行业协会通过调查走访等方式，对全市多头贷款企业名单、参与银行名单及主办行客户经理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整理，同时要求各行自行组织沟通，整合企业信息，使各行掌握的企业信息更加透明、全面。宜昌银监分局也多次组织辖内银行开展座谈和调研，加强小微企业及重点风险企业的信息共享，寻求风险化解措施并对出现风险苗头的企业进行预警。多家银行表示，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坚决不抽贷、不压贷，加强对企业的服务力度，使企业不因银行盲目抽贷而导致资金链断裂。
关键词：合同管理；石油企业；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7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6-00-01
石油企业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已经基本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这对于推动企业发展，提高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与国内企业进行合作，还是与国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双方都需要建立权责明确的合同，以规避企业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维护企业自身的利益。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石油企业合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各个企业直接的经济合作关系基本都是通过一定的合同来实现的，因此科学的进行合同管理也应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每一个石油企业来说，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合同管理，科学的合同管理对于石油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科学的合同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石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当前社会提倡“合同之治”的背景下，石油企业进行必要的合同管理，对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规避各种风险以及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合同签订全过程进行科学的合同管理，对于石油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的降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和利益纠纷，保证企业能在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下更好的发展，保证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运行，进而促进企业利益最大化，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现阶段石油企业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缔结法律合同的正确意识
石油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施工的过程中都会与合作对象产生贸易活动，这是石油企业发展的根本。但是，在石油企业缺乏积极正确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造成在签署法律文本的同时会有很多的漏洞出现，留下了法律纠纷的隐患。即使在用口头合同或者补签合同，以后还是会存在法律合同方面的纠纷。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不仅会影响企业发展进度，伤害企业自身的利益，还会对企业的社会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石油企业进行合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预防企业因法律问题而引发经济纠纷。
（二）石油企业管理者合同管理不够重视
石油企业法人会去为某些私人关系去担保，如果遇人不淑就会为自己带来不小的收益损失，更有甚者会让企业陷入社会形象遭到损害的泥淖当中。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企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法人资格，就不要轻易许诺承接担保，尤其是对于贷款担保更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贷款担保一旦出现问题，那么企业不仅要承受不小的经济损失，也为企业带来了信誉和不良的影响，还有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石油企业管理者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因为对于合同中的事情会有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合同中的内容，这通常要求施工人员做详细的记录，如果不记录不仅会延误工期也会对向各相关单位和负责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只有认真负责的执行，才能保证了合同顺利完成，从而避免了很多会出现的问题，
三、石油企业加强合同管理的措施
（一）加强企业管理者合同管理意识
石油企业合同管理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通常他需要非常专业并具有较高法律意识的人才来管理。企业要不断加强对合同规范化管理的相关教育与宣传培训，要就合同签订、管理以及具体执行的流程及操作规范进行人员培训，要不断提升企业管理人员在合同管理工作中的实际水平，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合同风险防范的措施研究及理论学习。企业还要不断提升合同管理者在合同条款编订、审核及研究工作中的实际水平，从而确保管理人员能够在签订合同时有较高的签约水平，能够熟练的运用法律知识和专业只是来为企业进行良好的工作，从而保证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大力培养合同管理的专业人才，严格持证上岗制度，严格绩效考评制度，制定出与合同管理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从而有效地避免帮助了企业。
（二）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合同管理必须遵循科学化、规范化以及法制化的原则，要达到这些原则，首先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要让所有合同管理工作都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合同管理大致包括了如合同相对方资信调查、合同立项、合同审查审批、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归档等等。这些环节都必须遵循专章专用原则，要明确各阶段的相关权利义务归属间题，划分权责，让合同从意向到最后签订、履行都处于可控的状态下，避兔合同风险。
（三）加强对企业合同的规范性管理
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石油企业在草拟合同和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都应注重法律方面的规范。首先，石油企业在草拟合同的过程中，往往由于疏忽大意，误中对方的文字陷阱而签下对本方不利的合同，从而引发合同纠纷，阻碍企业的工程建设和经营销售，对企业造成损失。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无休止的较量和暗算，在实践中，石油企业总结了很多常用的合同文本，作为统一的规范，要求各所属单位和部门统一执行规范的合同标准文本。此外，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合同管理人员应加强对法律的了解，提高法律的警惕性，应注意合同中的法律措辞，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引发合同纠纷。
（四）加强合同纠纷的处理能力
签订后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旦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在合同有效期间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石油企业在签订合同后，应该正视合同产生的法律效力，并积极维护合同的权力。因此，石油企业应提高合同纠纷的处理能力，勇于用法律做武器，依据合同条款的约定维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合同管理是石油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合同管理不仅仅是简单的合同签订、履行等内容，还包括了对合同有关细节的全方位、科学化的有效管理，有效的进行合同管理将大幅度的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经济收益，从而推动企业向着更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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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在卢山县城关老城大街经营一家军需用品商店。2006年10月24日,两个案外人来到该店称欲向其订购1000套迷彩服,骗取了原告的信任。2006年10月25日,案外人引诱原告在被告下属的卢山县西关邮政局办理了以“卫述桦”为实名,账号为XX2679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办理了账号相一致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同日,案外人假冒原告的名字,用假身份证在被告的下属人民路邮政支局办理了账号为XX2200的活期存款账户及相配套的邮政储蓄绿卡,存款10元。后原告在向案外人出示办理好的存折时,两个存折被调换,调换后案外人以证明原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为借口,要求原告往存折上存款,结果当天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4万元现金存入其所持的案外人开立并掌握密码的存折账户上。同日,该4万元存款被案外人持邮政储蓄绿卡分四次提取,其中第一次在邮政储蓄营业网点支取了3.5万元,第二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三次跨行支取2000元,第四次跨行支取1000元。原告发现被骗后,立即向被告提出支付的请求,被告要求原告到公安机关报案,原告即向公安机关刑侦队报了案,卢山县公安局已立案受理,但至今未侦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至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卢山县邮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卫述桦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至还款完毕之日),驳回卫述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元,由原告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宣判后,卢山县邮政局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辨析
储蓄机构有无义务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
上诉人抗辩认为,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44号《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真伪的责任。据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被上诉人抗辩的理由值得关注,尽管并不完全充分。该上诉人认为,首先,“批复”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分行《关于办理储蓄存款密码修改手续等问题的紧急请示》的一个批复文件,批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该批复是针对储蓄机构为储户更换存单、存折上的密码时应履行手续的答复,并不涉及开户问题,因此对本案不具有参考价值。其次,该批复是在1999年做出的,当时国务院实名制规定尚未出台,银行系统对身份证真伪的鉴别手段也不够完备,这样的批复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案发生在2006年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已于2000年实施,如果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资料只做表面上的审查,那么就无法保证国务院关于实名制的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最后,该批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即使一审法院基于以下规定的分析,也未必能够清楚的得出银行需对身份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身份证上使用的姓名”。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第七条规定:“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与号码。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核对,并登记被人和人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开立个人存款账户”。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开立具有通存通兑功能的账户(包括存户、银行卡户)或基于已有账户申领银行卡时,必须要储户出具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和设置个人密码”。《人民币银行结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银行应负责对存款人开户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
但是,作为储蓄机构,我们应该看到,前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银行的审查身份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义务。只是在何种程度上才可认定银行尽职尽责,则是不够明确。实际上,二审法院在二审裁判中也没有办法明确得出银行对身份证真伪有实质性审查的义务,而是强调了有一定的“审查义务”。一旦发生有虚假身份证件的情形,法院就可能推定银行未能尽职尽责。这也是本案法院坚持认定银行有审核义务履行不当的根本所在。该裁决指出:“联系上述法规、规章的规定看,《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银行在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尽管使用了“核对”一词,但银行在办理与存折相对应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发放银行卡时,对存款人出示的身份证件的真伪应当有一定的审查义务。正因为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为他人提取被上诉人的存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因此,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故上诉人上诉称其没有义务审查开户人身份证的真伪,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先刑后民”是否合理合法
是否“先刑后民”是储蓄类诈骗案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争议焦点。“先刑后民”并非本案原告独创,也有司法解释作为依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基于此,上诉人抗辩认为,本案发生是因诈骗引起,但诈骗案件未侦破,具体的案情究竟是什么,无法得到有效印证,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诉称就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经济纠纷案和经济犯罪案应该分开审理。”被上诉人则认为本案一审将民事纠纷案和经济犯罪嫌疑案分开,单独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正确的。两审法院均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理解并非绝对,对于是否为同一法律事实的解释取决于法院。
类似案件的裁判可否作为抗辩依据
本案上诉人在上诉抗辩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审法院类似案件中曾经有不同的裁决。即平尚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储蓄机构无责任,本案也应但比照该判决处理。
但是上诉人疏忽了裁决基于的事实难免有一定的差异,而这一点正好成为被上诉人抗辩的重要理由。有趣的是,上诉人的抗辩还提出了更有影响力的案件来反驳上诉人,即《大洪报》2008年5月24日B25版以案说法《存折被掉包丢钱谁负责》所分析的案例和本案更为接近。此文对案例的一审、二审判决都有详尽的评析,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以案说法,对本案二审判决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实际上二审法院也明确指出:上诉人提供的案例,即本院作出的(2008)平民终三字第58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故上诉人要求本案比照该案例进行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从国内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同一法院的裁判也很难用于法院的裁判依据,尽管有时此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不为法院所接受。
责任分配的比例如何确定
此类民事侵权纠纷的核心争执在于责任分配如何确定,而目前尚无具体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做出规定,而是由法院基于过错大小的分析来自由裁量。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一定责任。原告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西关邮政支局,案外人开户的营业网点是被告下属的人民路邮政支局,由于轻信及防范意识差,原告在存折被调换后没有核对其所持存折上的印章,将款项存入案外人的存折造成损失,其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具体责任分担以双方各承担50%为宜。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认定,即关于责任的划分问题,原审依据本案的事实酌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从国内此类案例的裁判来看,有类似的五五分成的责任,也有三七开,四六开的案例。这种比例的确定,实无具体的标准,而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对储蓄机构的启示
应对存款诈骗的纠纷案例,储蓄机构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储蓄机构必须严格履行开户审核职责。从目前的监管法规来看,尤其是实名制推行以来,开户审核中的疏忽势必导致银行风险。从各种存款诈骗案例来看,绝大部分均系犯罪分子采取种种手段骗取储户信任后,利用储户的各种信息,伪造身份证明,骗取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或结算账户,然后诈取储户在储蓄机构的存款。为有效防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发生,储蓄机构需源头上加强防范,严把开户的审核关,提高身份证明审核的技术手段。严格审核操作流程,为发生纠纷时积极举证履行审核义务做好准备。
第二,不能过于依赖“先刑后民”的程序机制以及法院的既有判例。从本案来看,“先刑后民”的抗辩就被法院所拒绝接纳了。银行应该积极地抗辩,管辖的程序抗辩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法院的支持。实际上,近年来,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已经明显倾向于否认“先刑后民”的主张。尽管法院的既有判例对法官裁判有一定影响,但是银行不宜报过高预期,不能过分依赖法院借助已有判例来裁判。
第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诉讼,积极抗辩,争取司法机关的支持和理解。存款诈骗案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比较慎重,银行绝不可因为纠纷标的金额不高而有所疏忽。这类案例的对方往往是个人,他们会积极应对诉讼,而且法院对于个人和储蓄机构争议,往往有扶持弱者的天然倾向。况且,此类案件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证据的准备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银行如果不足够重视,可能被赋予难于实现的举证义务,从而导致银行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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