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思想史8篇

时间：2023-09-08 09:29:1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宏观经济思想史，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宏观经济思想史

篇1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宏观经济

一、引言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资本结构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始于1952年，以杜兰特（David Durand）为代表的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折中理论的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始于1958年，以MM定理为核心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权衡理论和不对称信息理论为代表的新资本结构理论。

随着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深入，关于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巴克特和卡格（1970）研究发现，规模大的企业倾向于债务融资，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选择债务融资的可能性较小。其他研究表明，企业的盈利能力（Timan & Wessels,1988）、税收（Mackie-Mason,1990）、企业成长性（Jensen,1986）、经营风险（Hsia,1981）、股权结构（Berger、Ofek、Yermack，1997）等企业自身特征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除了企业自身特征因素外，宏观经济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比较显著的影响。此外，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的宏观经济变量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相比于从企业自身因素角度对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理论界从宏观经济因素角度对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开始意识到政府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状况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Kim and Wu(1988)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会增加负债水平。通货膨胀往往导致更多的负债：一方面，通货膨胀降低了负债的真实成本，在通货膨胀期间对公司债券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短期内公司债券收益高于股票收益，从而使得公司债券需求上升（DeAngelo & Masulis,1980）。实际贷款利率的变动对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扭曲了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因此影响目标资本结构（Fisher et al,1989）。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结构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Nejadmalayerz,2002）。

GDP增长率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经济增长率较高时，企业有较好的盈利预期，倾向于债券融资，财务杠杆较大。实践中M1增长速度的快慢反映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M1增长较快则说明国家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企业获得贷款相对容易；M1增速放缓，说明国家紧缩银根，企业贷款难度加大（蔡楠、李梅菠，2003）。Booth et al（200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混合数据研究发现，GDP实际增长率与企业财务杠杆正相关。股票市场越发达，企业具有更多的融资权，股价高涨使得股权融资优势更明显，股票市场价值/GDP与财务杠杆负相关。

此外，财政支出的增长带来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降低，从而使得企业贷款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使得企业偏好债务融资。原毅军、孙晓华（2006）对我国沪深上市公司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与企业目标财务杠杆正相关。陈耿（2004）的研究表明，银行贷款与债权不仅具有替代性，而且具有相当的互补性。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往往伴随着贷款利率和债务融资利率的下降，使得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选取了通货膨胀率（Inflation）、实际贷款利率（R-Rate）、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M1-M0增长率（DM）、沪深股市总市值增长率（M-Value）、财政支出增长速度（Pub-Expenditure）、上市公司市盈率增长率（P/E）、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Loan）等八个解释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本文对实证研究结果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通货膨胀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假设二：实际贷款利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假设三：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假设四：M1-M0增长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假设五：沪深股市总市值增长率、市盈率增长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假设六：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假设七：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三、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实证模型的构建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广义的企业资本结构就是企业全部资金来源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不仅包括权益资本、长期债务资金，还包括短期债务资金。已有的研究多从账面价值入手考察企业的杠杆率，由于账面价值不能很恰当的反应当前市场状况下企业真实的资产负债状况，因此，本文选择综合考虑企业债务的账面价值和权益的市场价值，以使得实证结果更加合理。在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将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分别考察，共选取如下三个被解释变量：

总市值资产负债率（MTR）=企业总负债/(企业总负债+企业股票市值)；

长期市值资产负债率（MLR）=企业长期负债/（企业长期负债+企业股票市值）；

短期市值资产负债率（MSR）=企业短期负债/（企业短期负债+企业股票市值）。

（二）实证模型的构建

在已有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是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某一个年度的数据常常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为了克服横截面回归的不足，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跨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回归的基本计量模型为：

Ri=αi+βkFk+εi； i=1,2,3；k=1,2,…,8。

其中Ri为资本结构向量（在本文中代表MTR、MLR、MSR）；i代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αi为常数项；Fk为解释变量；βk为解释变量系数；εi为模型的扰动项。

四、实证数据选取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解释变量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1、通货膨胀率：本文所用我国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和国研网数据中心，是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得出，采用其年度平均变化百分比。

2、实际贷款利率：采用的是商业银行3至5年期贷款利率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差值，其中3至5年期贷款利率来自万得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

3、其余六项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沪深股市总市值、上市公司市盈率数据均来自万得数据库库，狭义货币M1-M0和商业银行贷款额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各年的财政支出额来自于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

（二）被解释变量来源及统计描述

本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选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8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研究，企业基本资料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巨潮资讯网。通过参考各企业2000年至2008年9年的年度财务报表，本文对 58家企业各年度负债总额、长期负债总额及短期负债总额的账面价值进行了统计汇总。同时，根据锐思数据库公布的数据，统计各企业在各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总市值，然后分别计算企业总市值资产负债率、长期市值资产负债率和短期市值资产负债率。

（三）实证结果与研究模型的修正

本节首先将被解释变量对2000年至2008年所有宏观经济因素变量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因素的系数都不显著，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为了进一步探究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严重程度，本文对所有的8个解释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如表4-1所示：

从表4-1可以发现，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利率之间、市盈率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市盈率增长率与沪深股市总市值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为补救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首先是进行了模型的重新设定，将原来的线性回归模型转变为对数形式：Ri=αi+βklnFk+εi i=1,2,3；k=1,2,…,8；

回归模型采用对数形式后，根据回归结果，多重共线性依然存在。本文采取了删除部分变量的方法，综合考虑表4-1列示的自变量共线性状况，本文删除了实际利率、市盈率增长率和沪深股市总市值增长率三个变量。对总市值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结果如表4-2所示：

观察表4-2可以发现，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删除三个解释变量并没有使回归结果变得更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某些解释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比如国内生产总值体现的是整个年度的总产值，其对以后年度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大于对本年度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综合考虑剩余五个解释变量自身的特性，本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M1-M0、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别进行了滞后处理，通过不断改变各变量的滞后期数，最终得到相对比较显著的回归结果如表4-3所示：

观察表4-3，采取滞后期数处理后的回归基本达到了解释变量系数显著的目标。但解释变量系数显著并不代表回归效果理想，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解释变量被删除，模型的拟合度R2也降低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拟合度降低带来的后果比解释变量系数不显著更严重。

在对部分解释变量进行了定量回归后，接下来要对之前的七个假设进行验证，也就是对八个解释变量对MTR影响的方向进行定性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4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利率三个因素与MTR、MLR、MSR之间都有显著的相关性，而沪深股市总市值增长率和市盈率增长率两个因素与MTR、MLR、MSR之间相关性均不显著。总体来看，仅有GDP增长率与实际贷款利率对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与前文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观察因素M1-MO增长率、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可以发现，同一因素对企业不同的资产负债率指标影响的方向相同，但是影响显著程度存在差异。

五、研究结论及后续研究展望

本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以来的财务数据及宏观经济变动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公司资本结构不仅受企业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变动的影响；

（2）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部分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对企业当年的资本结构产生的影响小于对其后几年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贷款利率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沪深股市总市值增长率和市盈率增长率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不显著，部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不同的资本结构指标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上市公司在经营运作过程中，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预测我国市场企业整体资本结构的变动方向，从而对自身的融资、经营策略作出相应调整，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前期，企业融资、经营策略的调整对于企业顺利渡过经济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是将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的影响，没有对企业资本结构的行业差异展开具体分析，也没有分析上市公司所在地域的不同给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带来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将行业因素和地域差异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下企业融资方式和资本结构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蔡楠、李梅菠. 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J]. 财经科学，2003.

[2]陈耿.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2004.

[3]原毅军、孙晓华. 宏观经济要素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

[4]Hovakimian, A.“The Role of Target Leverage in Security Issues and Repurchases.” Journal of Business, 2004, pp. 1041-1071.

[5]Fischer,E.,Heinkel,R.,Zechner,J.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Theory and Test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9.

篇2

Abstract: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due to its spe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occupying important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using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uld on the basis of stating the theory on macro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changes inversely with the rate of inflation， but with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actual loan chan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sset liability ratio，GDP growth rate and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not significant. The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is discussed.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资本结构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整个经济命脉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直以来成为我国政府重点调控和大力支持的对象。在过去的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动内需开始，到后面房价恶性上涨，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个行业的重视程度，而在2013年出台的“国五条”中针对二手房交易征税的规定所引发的社会热议，这一系列的热点经济现象无不一次次地把焦点集中到这样一个在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举足轻重的行业。

对于房地产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任何的宏观政策的调控必然会给其带来冲击，而资本结构又是个经典的论题，由于宏观环境因素的可控性，当前对于微观层面上因素影响的研究已是相当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陆正飞（1998）通过实证研究了资产负债率与公司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规模、长期资产比重、成长性以及负债税盾效应方面呈现同向变化；而在经营风险、产品特色、营销支出上呈现反向变化。也对相似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获利能力强的公司往往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但该研究在规模、成长性等其他方面并没有证明出有显著关系。在针对宏观因素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又主要以研究单个因素影响为主。Graham（1999）在通过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MTR的公司为了利息避税更偏向于发行债券。王素荣、张新民（2006）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4年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所得税之间呈现出正向变动。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统地从宏观经济因素出发，选取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证实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解释力，但由于行业的差异性，对于不同公司影响力上存在差异，故本文选择房地产这样一个代表性行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究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结构间的变化影响。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的问题首先是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融资环境的变动会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对融资环境的考虑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变动和资本市场的情况，萨缪尔森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将经济周期分为经济扩张期和经济收缩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对宏观要素能有说服力的变量莫过于通货膨胀率和国内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可以区分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

1.1 宏观经济方面

1.1.1 通货膨胀率

在一个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作为经营者，在成本增长的情况下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和较难的债务融资环境；而作为投资者，在规避风险实现保值的目的下，投资会更加偏好于股权投资，因此企业的财务杠杆会降低,由此提出假设：

H1：通货膨胀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1.1.2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权衡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具有顺周期性特性，即经济繁荣GDP 上升，企业有更强的意愿通过债权融资；而经济萧条GDP下降，企业的负债比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会率先考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在经济收缩期，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会选择避免债务融资，降低债务比率。由此提出假设：

H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正

篇3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衔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教学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与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就安排了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教学任务，而且大都在学科体系中都是专业主干课程。与一般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类似，在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先后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往往简单的根据关注的视角和范畴，既割裂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也把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纽带不经意的阻断了。以至于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学生往往无所适从，不能准确的将已经学习的课程知识与经济学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的衔接。导致整个经济学教学的碎片化倾向。以至于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后，学生仍然不能鸟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更不能驾驭较为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仅仅是达到了简单模仿和基本理论应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达到学科体系所要求的教学目标。为此，通过梳理和分析，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有目的的使学生建立起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找到能够打通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键环节，积极寻找两者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上面的统一，从而使学生融合贯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思想，并能够灵活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二是通过课程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调整，避免教学过程对学生进行经济学思想体系学习产生障碍。由于以往教学中经常会根据难易程度、结构组织、如何考核等问题安排教学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一些结构较为庞大、联系紧密、难易适中，容易考试的部分成为所谓的重点部分。而一些学科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学过程人为的删减了。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形成人为阻隔，成为孤立的知识小岛。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通过调整整个专业的培养方案，增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也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增加对必要的思想体系、研究方法的教学时间。此外，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后续课程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整，使其教学过程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能够密切联系。

作者:柯希嘉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

参考文献:

[1]张守一.对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评论[J].经济学动态，2009(9).

篇4

全球央行放水预期升温

全球好像只要一遇到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放水，形成了货币依赖。近期全球似乎又进入了“放水周期”。英国脱欧公投后，英国和欧央行均表示要投放流动性；安倍赢得大选后，又要搞新刺激计划；美联储加息一再推迟，耶伦不断放鸽子。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欧日央行把货币政策数量宽松（QE）和价格宽松（负利率）发挥到了极致，但至今仍经济低迷，为走出通缩而战。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4%，日本对超额准备金利率实施-0.1%，存银行竟然要倒贴钱。据说日本央行曾打算不再印大额钞票，防止居民囤积现金。欧元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0.287%、-0.162%，拿欧日国债10年收益率竟然是负的。这是全球经济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情景。

2015年全球GDP仅增长3.1%，比2004-2007年5%以上的增速相距甚远，2016年5月美国CPI同比增长1%，离2%的通胀目标仍遥遥无期。中国也一样，1季度放出4.67万亿天量信贷后，经济仅企稳1个季度，5月份以来经济重回下行通道。6月M1增速飙升到24.6%，CPI重回“1”时代。

全球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放了那么多货币，经济通胀却依然低迷？

我们陷入了大萎靡

回顾宏观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是一个伟大的学科，因为它试图拯救世界。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通过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70年代的“大滞涨”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涨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2008年次贷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世界经济至今仍然低迷，只有房市、股市、债市等资产价格不断创出新高。近年各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呼声高涨，但雷声大雨点小。

为何通胀依然低迷？

为什么放了这么多货币，却没有引发通胀？2014年国内货币宽松启动以来，货币明显超发。2014、2015、2016Q1年GDP增长7.3%、6.9%、6.7%，M2分别增长12.2%、13.3%、14%，广义货币供应和名义GDP增速的裂口不断张大，超发货币未流入实体经济（Q），钱去哪了？根据货币数量方程MV=PQ，国内超发的货币部分被产能过剩僵尸国企和不作为的地方融资平台所吸收，进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部分被资产价格所吸收，先后推升了2014-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暴涨、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房市暴涨。由于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并没有从需求端引发以CPI、PPI为代表的实体通胀。

我们在研究国内货币供应增速和通胀的关系时发现，货币供应是物价变动趋势较好的先行指标，但其引发物价上涨的幅度取决于产出缺口。历史上的4次M1高速增长（1997、2000、2003、2007），峰值都差不多（在20%-24%之间），但是其后却分别对应着通货紧缩、无通胀、温和通胀、较高通胀这四种差别极大的物价水平（CPI-1.5%-8.7%）。货币供应在短期主要从需求侧产生影响，并通过产业链条向实体经济进行传导，其引发通胀的程度还要取决于供给状况，即产能利用率、产出缺口情况。1996-2007年4次高增的货币供应之所以引发了差异极大的物价水平，主要是因为4次高增的货币供应分别对应着经济周期阶段的衰退中期、复苏初期、复苏中期和经济繁荣末期，分别是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产出缺口和供求背景。当前全球和中国经济处在低迷期，存在广泛的产能过剩，因此超发的货币并没有通过改善供求关系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引发通胀。

为什么放了这么多货币，却没有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两大问题：经济为什么会增长，经济为什么会波动，即长期增长问题和短期波动问题。货币政策是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低利率有利于刺激信贷、投资和消费，流动性充裕有利于改善微观主体借贷便利性。但是，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侧的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改进。货币放水难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和创新，这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供给侧改革的困难：延缓过剩产能出清、房价暴涨削弱竞争力年轻人梦想破灭、鼓励投机而非创新、资产价格上涨恶化收入分配、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国进民退民间投资大幅下降。

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与挑战

放眼全球，各国央行在放水的路上越走越远，难以回头。中国货币政策宽松还有一定空间，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1.5%、4.35%，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6.5%。未来只要看不到改革落地攻坚，就只能靠货币放水拖着，在庞大的债务杠杆倒逼下最终走向负利率，在此期间，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资产价格持续泡沫化，流动性泛滥填平所有估值洼地。

篇5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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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学刊，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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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267-02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上学期学习微观部分,下学期学习宏观部分,是学生在大学中首先接触到的专业课程。因为这门课程本身的特点,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但是,因为它是学生后续学习课程的基础,因此必须要学好。鉴于此,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高度概括为:内容丰富、理论常被误读以及对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要求较高[1]。

(一)西方经济学内容丰富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到处攻城略地,大规模分析那些原本不属于经济学领域问题的现象。尽管包含着复杂的褒贬难定的意味,却也真实地道出了经济学包罗万象的事实。因此,作为入门级的教科书,西方经济学即使只包括最基本的主流理论,也难以“瘦身”,只有被分为两部分(两本书或者两册书),才能容纳这些庞杂的内容。更令初学者困惑的是,西方经济学中似乎还“山头林立”,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学派分析的视角不同,给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也大相径庭。这对于在中学阶段习惯了唯一正确答案的低年级大学生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常被误读

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有着众多著名的理论。这些理论高频率地亮相于各类媒体,经济学的门外汉也能略知一二。有些理论被很好地诠释与应用,有助于学生接受和理解。但是,大多数理论不是被误解,就是被误用,学生们一开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以后就比较难以纠正过来。此外,经济学大量借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概念,固然增加自己的科学成分和分析问题的工具,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初学者带来混乱。这些概念已经跟他们在原来领域有了本质的不同,却拥有同样的名称,如弹性、边际等。不少学生耳濡目染大众媒体,习惯跟他们一样对经济学的概念简单地采用“顾名思义”法对待,岂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教师在西方经济学课堂上不得不经常担起纠偏和澄清的责任。

(三)西方经济学对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较高要求

尽管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西方经济学却具备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特色。“边际革命”之后,微积分知识大量引入,许多经济学概念都是借助于数学工具来表达的。各种曲线的平移和旋转,均衡状态的变化及其程度,都需要严密的数学推理和运算。但是,西方经济学毕竟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不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研究的是客观事物,不能太机械,太具体,因此,常常需要抽象掉那些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说,易于处理的经济理论常常跟现实不能很好拟合,而跟现实拟得好的理论常常难以处理。因此,经济学总是在跟现实拟合与易于处理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就使得西方经济学既要求学生具备处理数学问题那样的逻辑思维,又必须具备处理哲学问题那样的抽象思维。

二、提升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一)重视案例教学

经济学是一门跟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经济热点事件联系紧密的科学,教学案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所学的基本原理, 而且可以起到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要取得实效, 关键在于选取恰当的案例,报刊、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能提供富有实效性的资料, 及时将其充实到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能使他们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培养他们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训练过几次之后,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提供教学案例了,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大部分学生都不能成为经济学家,但是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可以受益终身,案例教学有助于这种能力的获得。

(二)重视讨论教学

国外经济学教学中常常采用合作学习法,以有效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深度。合作学习法亦称为小组学习法( small group learning) 或小组活动法( small group activities) 。合作学习法之所以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习方法,是因为它不是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学习经验自觉总结出来的学习方法,而是教师根据教学需要通过创设合作学习情景,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合作学习而提高学习和教学效果的方法[2]。教师给学生指定问题,让学生自主组成团队,在课后搜集资料,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课堂上派代表进行陈述,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互相提问,逐渐消除疑惑,真正掌握所学知识。采用讨论教学法能强化教学体系中“学”的环节和“学”的作用,真正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主动思考、质疑问难和探索求解等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使探索性学习、自主性学习、协同性学习得以真正实现,从而有利于开发学生潜能、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

(三)重视学生课堂参与

教师在教学中设置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参加课堂讨论。多用引疑释疑的方法,制造学生内心中的认知冲突,使学生“乐而好学”,并主动学习,在教学中成为主动积极的参与者。如讲到一个流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可以引导学生回忆之前学过的另一个流派对此问题的看法,并进一步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这两个流派会产生差异。学生在听课过程中,难免有疲劳和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这时老师的提问能够迅速调动他们的注意力,而且青年学生的好奇心比较强,面对问题总希望找到答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采用引疑的方法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引导学生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老师还可以有意识地制造一种类似于抢答竞赛的氛围,吸引每一个学生参与。

(四)重视及时归纳总结

西方经济学内容丰富,理论密集,关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或者是关于同一个理论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和曲线,如果不及时归纳总结,初学者很容易陷入茫然无绪的困惑中。而经济理论的连续性比较强,一个环节落下来,之后的内容就跟不上。因此,及时归纳总结在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国内外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每章都有结束语,归纳总结本章的要点和难点。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归纳总结不仅要求教师在每章结束的时候进行,而且在讲课过程中要随时对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如讲到效用理论的时候,要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前提假设,度量效用的方法,以及各自采用的分析方法等进行对比总结;讲到古典学派的供给曲线时,要带领学生回忆凯恩斯学派的供给曲线,寻找导致他们出现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将这种原因与他们各自的政策主张联系起来。

(五)重视经济思想史知识的讲解

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能让学生把整个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4],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茫然境地。经济学的理论纷繁复杂,每一种理论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理论之间却常常是对立的。这种看似悖论的情形在经济学中实属常见,要达到见怪不怪的境界,需要对经济思想史有所了解。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历史渊源,许多理论之间有继承性,新的理论是对原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而每一次“革命”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论,然后这些理论就成为更新的理论的源头。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对现实作出反应的结果,当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经济理论也会作出相应的修正。经济思想史就是关于各种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它像一条彩线将各种闪光的经济理论之珠贯穿起来,握住了彩线,就能把握所有的珍珠。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导论部分,一定要讲解经济思想史,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各种经济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六)重视介绍学术前沿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面向初学者的,但适当介绍学术前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初级阶段教科书对某些理论作了过于简化的处理,以至于太脱离现实,不能让学生信服,从而对整个经济学体系产生怀疑。为了不给学生留下经济学不科学的印象,教师有必要告诉学生这些简化在较为高级的阶段已经放松,前沿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跟现实拟合,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的信心和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只有不断追踪前沿才能保持知识结构常新。将这些课本上没有的最新知识带给学生,不仅令学生耳目一新,而且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阅读最新的文献。当然,对新知识的介绍要适度,如果过于高深,不仅容易打消初学者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占用太多课时。

参考文献:

[1] 周敏.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研究[J].教法研究,2009,(1):92-93.

[2] 方阳娥.国外经济学教学中的合作学习法和经验学习法[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29-131.

篇8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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