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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风险点，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26-02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复杂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概括为“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五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被动的卷入还是主动的迎合,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够游离于全球化影响之外。进入21世纪，中国在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在经济转轨、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双重叠加使得我国的风险境遇更加复杂，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振。因此正确认识风险社会，建立风险治理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风险社会的背景
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传统风险的表现形式以自然灾害为主，因而就其自然的不变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地震、洪水、海啸等；但现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人的因素作用的结果。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成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带了“毁灭性的进步”，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工业化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嬗变，而且导致人类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一句话，风险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
二、全球化风险中我国面临的风险分析
贝克在2001年11月于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演讲中说，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含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或社会状态中，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潜在的风险一旦转化成为现实的危害，极可能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具体到我国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风险的来源日益多元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了。
2.制度风险更加突出
中国正处于高速的社会转型期，但是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都会引起社会风险。
3.风险的普遍性与不平等性并存
首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某些风险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它们因为空气、水、风和食物链而变得“无边界”，环境、安全、健康这些问题对于每个人都无二异。因此，每个人都被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传染病的流行等风险所困扰。其次，风险又具有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表现为越往社会上层，风险越分散；越往弱势群体，风险越集聚。贝克指出世界风险会影响所有的人，而不论其财富、阶级和性别如何。当被生产出来的风险不断地加重和广泛传播、又随着分配的轴心围绕安全而不是平等而运转的时候，风险地位便会使阶级地位过时（Beck,1992:38）。
4.风险意识和观念增强
现代科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人的风险感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核泄露、疯牛病、“9・11”、非典、禽流感、地震――无论归咎于风险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的层出不穷，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置身于一个真实的风险社会之中，增强了风险感知、风险意识和对风险社会认同。虽然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对许多风险的了解加深了，但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作出非理性的选择，从而带来负面影响。典型的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
5.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高风险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效率型、内生型的经济增长（Plul Krugman）,而属于外生型的经济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GDP的平均增长高于8%。但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伴随着日益增长的风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对外资依赖性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二是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最底端，这是以资源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动力的低报酬作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风险源。三是我国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的低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由于消费需求是社会总有效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一个过低的消费需求对维持均衡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使得中国经济风险更加严峻、危机四伏。
三、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
风险社会的到来，其超出了传统意义范畴和危机应对理念。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风险防控和预警机制，增进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课题。
1.提高全民防范风险意识与技能
风险越少为人们所认识，就会有越多的风险产生。因此风险治理的首要环节就是培养风险观念，用正确的风险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风险意识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理性思维，是正视风险心理状态和面对风险的积极态度，所以强化公民的风险意识势在必行。
2.促进应对风险主体的多元化建设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都面临考验，都需要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独自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它需要政府、专家、公民社会、公民自身等同谋协作、复合治理。即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不仅需要公共领域的治理，也需要私人领域的治理，还需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作。政府应建立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及早获取风险信息，从而赢得治理风险的有利时机。这就要求改变以往那种以政府或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风险、政府管理公共风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担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3.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既然风险是现代化经济的进程中“无法预料”和“不可免除的特征”，风险是与财富一样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进行分配，那么其主要矛盾和问题的社会表现其实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这些急需社会公平与正义解决的问题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伴随着阶级、阶层地位和财富拥有的不平等，为社会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风险。政府和决策者是否在全社会推行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加强风险的控制
风险往往不会在其已经发生了影响和人们已知造成了破坏之后继续显示其风险的价值，而是以此为界点，将继续孕育着在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之后新型的、潜在的、且并非具复制性或重复可被克服的风险要素。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所以将风险控制在现有社会系统运作和发展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要发展当然存在风险，但风险有大有小，小的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要控制的是高风险。政府必须对自身的行为、对社会利益群体的行为甚至对某些个人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有所评估。当个人或企业行为对他人构成风险时，政府就会通过管制保护和减轻风险。
5.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在转轨过程中，如果国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必然造成整个转轨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要改革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家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监管能力，还要调整国家与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使它们形成合作互补关系，社会的风险意识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6.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
虽然政府应承担起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责任，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知识、能力的有限性使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只能部分地缓解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风险并不是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很多风险，比如生态风险，都是跨区域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只有实现区域间政府合作，乃至国际合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风险治理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在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国际与区域合作，是实现风险共治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C]//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
[2]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译.与现实,2003,(3).
[3]杨雪冬,等.全球化与风险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曾家泉,夏玉珍.转型期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5]张成福,谢一帆.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5).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王爱军,赵定涛.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新视角:国家宏观交易费用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2).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要足够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七自身的调节和反馈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来讲，市场不单单起着配置的功能，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
[关键词]风险管理 理性计算 反思与批评 风险治理
一、风险管理的发端及其基本意涵
风险，从广义的角度讲，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和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就存在风险。风险管理与人们天然地渴望降低不确定性的本性相联系。但风险的观念以及风险管理的观念并非始终为人们所理解，Judith Green（1997）从对“事故（accident）”系谱学地分析出发，认为风险观念是人们摆脱了决定主义的命定论并接受了理性的因果分析时才得以产生。Gray等（2001）认为，风险管理扎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但只有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风险管理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也有人认为现代风险管理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生产中的运用，在二战中随着数学概念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得到发展，直至五十年代，决策科学作为一门确切的学科出现后，风险管理的一般观念才得以出现。不同的人或组织对风险管理可能形成不同的界定，但在任何定义中，风险管理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风险管理的主体、风险管理的对象、风险管理的方式和原则。故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简要勾勒出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和发展。
二、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出现建立在概率论在管理科学中的系统运用，起初的风险管理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之上。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大致包括两个视角，即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和经济学视角。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就是力图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在风险暴露和风险后果之间建立联系，形成风险分析的技术模型，其基本的内容大致包括数据收集、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措施的采取。经济学视角的风险管理与技术视角的风险管理最为接近，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成本—收益原则和预期效用理论。
早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对风险采用了一种客观实体主义的定义，即将风险视为可能发生的对人类造成负面伤害的事件。这种定义在保险业和化学工业中最广泛地被采用，风险本身是可以通过数据的收集、模型的建立而得到估算的，比如在保险业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应对风险的方法大致包括风险处理、风险规避、风险转移等。
在这一阶段，即风险管理主要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阶段，风险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作为管理者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或者说是风险分析和管理的专家）；管理的对象，亦即被定义为风险的事物，也是明晰的，对何谓风险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而风险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命令式的。
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模型的简单性和明晰性，尽管这种简单性与明晰性可能获得一种方法论上的活力，能够分析数据、风险描述和价值判断，但其最大的不足之处也正是在于由于其简单性和明晰性而无可避免的狭隘性。
三、对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的反思和发展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以单纯的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提出了大量质疑和批评，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被引入了风险研究之中。下文主要介绍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即心理学视角、社会学视角和文化研究视角，及其对风险管理的反思和发展。
心理学视角的风险研究强调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即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评估，风险认知是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认定和策划风险排减措施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风险感知的引入，风险管理开始从纯粹客观的分析，转向开始关注人们主观对风险的判断，风险管理也开始转向一种来自于底层的视角，对风险的认定也并非仅限于专家的视角。
社会学的视角将风险的定义由实体论层面拓展到了社会定义和社会建构层面，“真实的”风险后果总是包含着社会诠释并与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相联系。Zinn 和Taylor-Gooby（2006）概括了社会科学中五种风险研究的理论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反思性现代性路径、后现代视角、系统理论视角、批判理论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将后果的不确定性与管理决策联系起来，强调不同的个人偏好与组织文化价值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理解。反思性现代性理论假设现代性的元理性基础已经失去了其合法化力量，经典的现代性转向了反思性的现代性，包括生活方式的个体化、知识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个人生活计划不确定性的增长等。系统理论视角将风险视为一种与社会定次级群体紧密相连的基础性社会建构，社会系统不断内在化外在威胁，将外在威胁转化为风险，风险的接受者和承担者之间存在非连续性。批判理论强调发达的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悖论和自反性后果，强调政治权力运用造成不平等的风险分配。后现论家发展了一种最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观点，何谓风险、何谓收益及其何种程度都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塑造作用，重视社会框架和文化偏见的作用。
风险的文化视角将风险视为由社会中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社会建构，诸如健康威胁、不平等、公平性、控制等问题都不是有科学分析可以决定的，而只能是社会中不同行动者信念和理性的再建构。这些建构反映了不同风险领域中各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与价值以及这些群体之间共享的意义、文化产品和自然现象。风险政策是所有行动参与者持续斗争的结果，是将各自对风险的理解纳入公共日程之中，并强加给他者。自我利益之间需要做出妥协以实现群体自己的现实，不同群体之间为了建构有意义的现实有必要进行沟通，决定可能的现实建构的范围和界限。
各种研究视角的引入，丰富了人们对风险管理本身的理解，风险认知、风险沟通、风险参与等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原有风险管理的狭隘界限。风险管理的主体的单一性和明晰性受到质疑，风险的界定也成为一个建构、商讨甚至斗争的过程，风险管理的方式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
四、风险治理：风险管理理念的综合演进
对传统的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受到了多重挑战：风险感知挑战了理性风险分析的理想模型，技术性的风险分析也面临挑战，科学专家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质疑。1992年英国皇家协会了一份关于公共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过程的报告，首肯了风险的可接受性之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企图将风险分析的技术科学观念与风险感知的社会和心理分析整合起来。9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也要求一种更为综合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治理的观念开始出现。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有关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科学、政策研究、环境与技术社会学以及风险研究的文献中大量出现，涉及风险治理的组织和机构也大量出现。从国家层面来看，治理阐述了涉及到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的集体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现代社会中的治理被视为政府机构、经济力量和市民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层面，治理意味着一种横向组织结构，包含了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没有更高权威组织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非政府组织扮演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风险治理包含了横向和纵向两个为维度，横向上看，风险治理包含了政府及其机构、行业（或企业）、科学和学术团体、市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从纵向看，风险治理包括了地方性风险治理、区域性风险治理、全国性的风险治理、跨国的风险治理以及全球性的风险治理。风险治理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元行动者的综合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治理要求考虑各种情境性因素，诸如不同的制度安排以及包含不同风险感知的政治文化。
2001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良好的风险治理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开放性、参与性、责任性、有效性、一致性、均衡性与辅。2005年，基于传统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路径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国际风险管理委员以风险治理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整合了的风险管理框架。这个整合的框架力图提供一种综合的方式以整合风险认定、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弥补之前风险治理中的不足。这个框架包含了风险预评估、风险评估、可忍受性与可接受性判断、风险管理以及伴随以上每一个阶段的风险沟通。
五、小结
从摆脱决定主义的命定论观念到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理念的出现，再到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对象的不确定以及原则和方法上的协商和参与的风险治理框架的出现，风险管理理念经历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快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危机，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也恰好体现了这种现代性自身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现代性的困境，走向何种理念和原则的风险管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思考。
参考文献：
[1]Green， Judith， Risk and Misfortune（199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ccidents， London： UCL Press
[2]Gray， P. C. R. and Wiedemann， P. M.（2001） 'Risk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tual lessons from approaches to the use of indicator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 3， 201—218
[3]Aven，Terje and Renn， Ortwin（2010）.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Guidelines and Applications， Heidelberg： Springer
[4]Zinn， J. O.， & Taylor-Gooby， P. （2006）. Risk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In P. Taylor-Gooby & J. Zinn （Eds.）， Risk in social science （pp. 20–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键词：现代性；风险；风险社会；和谐社会
一
风险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却如贝克所言存在于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当前，风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西方，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流派：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他们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风险。他们认为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二是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关于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主要从系统理论出发来阐析风险问题。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中，不得不面对风险，现代社会的分工形式和不同的功能系统中的决策是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因为这些问题分散在不同的功能系统中，所以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是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主要从文化层面来研究风险。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与风险社会不同,“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 [1]它体现出对风险社会的自省与反思。
虽然表面上看来，学者们对风险的认识各有差异，但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风险的一些共识。实际上,风险(risk)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人们的一种认知体验。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是一种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2]是现代性的后果,它预示着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3]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而且，当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向时，风险也呈现出模糊性、全球性、更广泛的关联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等不同的特点。
二
风险与人类共存，人类社会正是在与风险的相互抗衡中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我们要看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社会转型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国当代社会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
1、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物质起因
社会转型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形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竞争性使经济运行充满了风险。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易导致社会风险的出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经济，这种调节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就使社会发展具有风险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会导致风险的出现。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竞争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竞争缺乏规范、不正当竞争严重、竞争不足与竞争过度并存和竞争的补偿机智不健全。这种不正常状况必然使竞争具有高风险性，使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
2、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政治诱因
所谓社会政治转型主要是指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主化能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民主化的推进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的保守观念、守旧势力发生碰撞，出现人心骚动、社会动荡，从而产生一些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法制化的运作一方面能规范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在其正常的推行过程中会产生种种阻力，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3、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精神原因
社会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虽然传统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保守、落后，现代文化也不一定意味着开放、先进，但总体上看，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由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过程。无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化，其实质都是一种单一文化。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当代中国的文化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更对其展开了反思，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进一步与国外文化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大的变化，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正在形成多元并举的文化模式。多元文化共存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它对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又必然会出现冲突和碰撞。这种冲突可能会使思想道德发生混乱，终极信仰发生危机，从而导致文化风险的产生。
三
当代，风险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向全世界不断扩散，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国现在虽没有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面临着经济领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风险及风险社会对人类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灾难和危险，它同时也预示着机会和希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不断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努力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不断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强化风险意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先决条件。虽然和谐是当代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然而，由于人们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两种对待风险的极端态度：一种是极端的恐惧。这种人在生活中由于对风险的极端恐慌和焦虑，从而对其产生一种过度的防范，导致惶惶不可终日；另一种是极度的漠视。这种人对风险的态度是听天由命，对风险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两种态度都无助于风险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风险理念，培养健康的风险心态，采取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 ，正确面对风险，不断强化风险意识。
培育和谐的发展理念是社会风险治理的观念选择。发展有风险，但风险又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的，这关键取决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发展。首先，和谐发展必须凸显人的发展，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价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根本和最终标准。其次，和谐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只有社会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一致才能降低发展的片面性、单一性和短视性所带来的风险，才能维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状态。第三，和谐发展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社会发展不和谐就会产生风险、出现危机，如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和谐发展的理念，就可以不断降低发展的风险，更好地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飞跃。
建立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风险是无法回避的。虽然贝克认为当前风险已具有不可控制性，但我们还是要努力避免之。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和社会风险补偿系统等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来应对风险。我们必须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采取多种风险防范措施、实行多种风险补偿办法来全面、系统、动态地防御目前日趋严重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全球风险治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未来走向。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方面使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强化，同时这种全球往和依存关系又使得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内部风险都可能演变成为外部风险，进而很快波及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最后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入风险和灾难中。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期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一些国际组织和机制已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中，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实行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风险治理机制的互动化，风险治理方式的宽泛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谐中国，才能把世界构建成一个和谐世界。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与现实，2003，（4）.52.
〔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治理；常规组织；任务型组织
〔中图分类号〕D03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41-08
20世纪后期以来，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突况、危机事件一轮轮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形成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可能是偶然的，但它们的结合造成了风险社会的事实却具有某种必然性。按照贝克、吉登斯与拉什的看法，风险社会乃是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风险社会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社会变革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要走出风险社会，必然会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对既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作出根本性的变革，但就当下而言，要保证人类不在风险社会中走向毁灭，我们首先必须开展风险治理。那么，由谁来开展风险治理，又如何开展风险治理？这都涉及到治理主体即组织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组织一直是人类应对与治理风险的基本途径，但在风险社会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不确定性程度较低，人们主要是通过常规组织去治理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至于任务型组织，只是偶尔出现和发挥着补充性作用的一种组织形态。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不确定性程度急剧增长，常规组织在风险治理上的无效性日益暴露出来，从而使任务型组织这种备受组织理论家们冷漠的组织形式日益显示出其实践价值。
一、风险社会及其基本轮廓
20世纪后期以来，当工业社会的航船驶近后工业社会的水域，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德国学者贝克所看到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而导致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厚，这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而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1也就是说，随着新的社会转型的开启，工业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大大超出了工业社会自身的应对能力，从而使工业社会的运行表现出了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即表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近些年来，贝克的观点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认同。从西方到东方，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一次次的阵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这一连串打击全球经济、震撼全球社会，严重破坏我们生活秩序的事件，揭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之中。”2“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它们所激发的警示营造出了一种无能力和瘫痪的氛围。不管是无所作为还是要求过多，都会使世界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风险。”3
其实，早在贝克宣告风险社会到来之前，美国学者贝尔就已经宣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了，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贝尔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测”仍旧是一项预测，而贝克的判断则已成为人们必须接受的一项严肃的现实，而且正在理论探讨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映现。因之，风险社会的轮廓也就比后工业社会的轮廓显得清晰了许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是率先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是由于人类拒绝向后工业社会迈进而陷入的一种僵局，我们只有过了风险社会这道门栏，才能突破既有的所有社会建构对于我们的限制，真正进入后工业社会。所以，在当前的风险治理中，我们需要对“风险”的性质加以认识。
风险并非实际的危险，也并不必然导致危险，而只是意味着危险的某种可能。这是因为，与自然灾害的危险性质相比，风险具有建构性。对此，贝克的表述是：“风险还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并非是人类的某些决策而导致的，而风险则肯定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当然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作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作出的。”4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乃是理性的产物，或者说，是理性的一个建构物，虽然它造成了实质上非理性的结果，显示了理性的悖论。对于风险的建构性，亚当等人也指出，“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为此，我们不能把风险作为一种外在之物来观察——风险一定是建构的。”5
风险管理理论伊始于商业银行，并随着商业银行管理理念、方式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已形成相对独立而完善的理论框架。全面风险管理（ERM）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全面风险观，它也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前提与基础。整体化风险管理理论是其核心管理理念。此外，还有全面风险管理理论框架体系及其配套设施。第一，全面风险管理的风险观是风险具有双侧性。现代全面风险管理认为风险就是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无法准确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阿瑟•威廉姆斯在《风险管理与保险》中，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的情况下和特定的时间内，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间的差异”，具有“双侧”性质，将不利的趋势与有利的趋势都视为风险。与传统的风险定义相比，双侧风险定义更适合风险管理，可以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整体化风险管理理论。该理论的形成也经过了长期的发展，KentD.Miller认为风险整合管理是在综合考虑各种风险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管理体系[1]。JerryMiccolis将其定义为基于企业现有资源，对企业发展目标构成不利影响或者积极影响因素[2]。LisaMeulbroek认为是整合企业各项风险管理，形成系统的管理框架，创造整体管理效益的过程，是对影响企业目标及价值的各种因素的识别、评估、管控，最终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3]。WilliamH.Panning则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是促进管理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统一思维、测定和管理方式的过程[4]。2001年北美CAS(CasualtyActurialSociety，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概念，将其定义为对潜在风险进行评价、控制、监测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会提升企业长期或短期的价值。
2004年9月，COSO委员会颁布了《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报告，将其定义为为了识别和管控影响企业目标的因素而实施的贯穿于企业战略制定到经营活动整个过程的理念[5]。第三，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体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目的在于确定并管控企业经营活动中潜在风险，以最小成本实现企业经营目标。该理论涵盖企业各个部门，因而其框架体系也应该是全方位、持续的动态管理过程。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体系主要有：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过程及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风险管理策略是事前对可能的风险进行财务上的处理，达到风险管理目标。风险管理过程是进行风险成本管理和有效资本配置方案确定的过程。风险管理过程应有的步骤为：其一，确定组织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组织基于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下的综合分析和愿景预测，长期引232导企业的全方位管理运营活动，也指导着全面风险管理活动。其二，风险评估。全面精确的识别风险因素，需要合理的风险评估模型提供必要基础，以提升风险管理的效果。风险评估应包括以下过程：一是风险因素识别。此因素既包括威胁性的，也包括机遇性的，只要它们的存在对实现组织战略目标产生影响，就需要进行风险评估。二是风险因素排序。将识别出来的风险因素根据其影响程度排序，指导人们应对风险。三是风险因素分类。根据风险对组织目标可能带来的威胁或者机遇，将风险因素分类为可利用的或者需要控制的。其三，是风险处理，包括风险控制和风险利用。风险控制是管理不利于组织战略目标实现的风险的管理步骤。运用情景分析、风险指标或早期预警系统确定并评估风险因素，最终给出最优解决方案。风险利用则专注于优化组织内机遇性的风险因素，以使组织承担的风险有更高的效益。四是管理监控。风险对组织战略目标的影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求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此外，风险管理效果监控有助于全面风险管理过程在动态的循环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第四，为了保证风险管理效果的有效实现，完整的配套设施是全面风险管理过程必不可少的。全面风险管理的配套设施包括：一是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已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内容，更是董事会的重要职能之一。二是内部控制。为了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企业需要对潜在的风险构建内部控制制度，监督各项制度执行情况。三是组织和部门管理。一个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与其他组织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的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是全面风险管理必备的配套措施。四是数据和技术资源。风险管理部门可通过会计系统和前台交易系统获得相应的数据，并通过相应的技术途径实现风险分析和处理。五是积极组合管理。组合管理是将风险与公司的目标结合，将风险因素进行组合管理，充分利用风险的天然对冲效应和分散化效应，实现风险管理效益最大化。
二、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应用于公共
危机治理的可行性公共危机治理是涉及多方社会主体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在高效、合理的决策组织下形成制度性的系统规范。发源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理论在企业内部已有相对成熟的发展，值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进行尝试。第一，风险管理理论在商业银行内部发展成熟，有一定的管理实践基础，形成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和恢复为主的过程管理，其模式比当下的应急式风险管理更加科学，有助于全面预防和控制危机。第二，全面风险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主动性与时效性。一方面，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应对危机的各个主体更加主动地适应规范，最大限度地规避或管理风险。另一方面，该管理体系也使政府能够在纵向和横向对公共危机进行更全面的管理。第三，西方国家在公共危机治理上有类似的经验。西方各国公共危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或多或少吸收了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内容。美国的危机治理体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在组织结构上，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整合国防机构、情报机构进行辅助，以应对战争危机管理。还成立了一体化危机管理机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对大型灾害的预防、应对、恢复的全方面工作，直接向总统汇报。城市社区组织与民众对危机的积极响应是美国危机治理的一大特色，在社区层面有社区危机反应团队、医疗预备队、街区守护者等志愿组织，形成了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
三、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重构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来源于企业，但其全面风险观、整体化风险理论、风险管理框架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给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第一，应急管理理念向公共危机治理理念的转变。目前，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急需从国家管理、应急管理的方式向全面公共危机治理转变。根据整体化风险理论及风险管理框架的内容，公共危机治理应该建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NGO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制度化协同的开放型组织网络。它将以公共危机预防和治理为目标，对公共危机进行整体性管控，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制度创新和体制突破，有助于我国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跨域。第二，公共危机治理的动态化过程框架。公共危机的爆发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必须以全主体、全风险、全过程的危机管理理念，将风险管理、风险要素管理、应急管理和灾害管理整合进公共危机治理框架之中，形成动态循环的治理框架。一是危机条件下的社会主体管理，包括政府、企业等机构与公共媒体之间的管理；二是风险管理，重点是风险的监测、评估；三是风险要素的管理，主要是对风险要素的识别以及风险要素的防控；四是风险过程管理。在常态管理中，危机管理应该包括危机过后的风险管理、准备阶段的危胁要素管理及恢复阶段的灾难管理。
危机时刻则应该将应急管理区分为常规应急和非常规应急；五是引入学习反馈机制。通过制度确保在危机治理过程中持续学结应对危机的新方法、新经验，并促进这些方法、经验畅通的共享。作为危机治理反馈总结环节，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危机管理过程的处置能力和效率，为应对更复杂的公共危机事件奠定基础。第三，公共危机治理过程的执行思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以外的民间慈善组织、志愿团体以及国外的救援和志愿团体等社会组织都有所参与，但也仅仅是危机事件后某一个阶段的临时投入，而且是建立在强大的政治动员或感召之下的参与。这种参与往往缺乏组织性、专业性和持续性，导致社会组织无法有效发挥其灵活性、规模性、可及性等方面的优势。公共危机治理思路首先在于调整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公民等相关主体的关系，在法律和管理层面明确各个主体的权责。针对不同的主体设定相应的行政程序、行动准则及相关规范，同时在组织、管理体系上体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参与，为各个主体全程参与、相互协同提供平台。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需要逐步完善，解决好各类法律、法规相互衔接配套问题。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政策架构，制度化地引入NGO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持续参与，形成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制度体系。
四、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的实现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不是一个静态的、独立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全方位合作的体制。现行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中，急需以平战结合、统分结合为原则进行权力配置，按照分级分类、条块结合的网络化管理方式进行体制的调整。突破现行行政命令式的公共危机应对体系，使组织结构由垂直型向扁平型公共治理体系发展，建立政府与社会共治危机的复合型组织合作模式。第一，建立综合协同的核心治理机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组织结构具有相当程度的弹性，并且尽可能的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危机治理的效率[7]。需要组织结构扁平化以及组织方式网格化。既要保证各个应急主体的独立性，还要保证应急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因此需要设立常态性的，单独的危机管理部门作为核心机构，在战略高度指导和决策公共危机治理活动。根据西方国家的危机治理经验，多元化主体是公共危机治理机构的组成形式，有助于协调各个主体的行为，形成合力，最大程度的发挥核心治理机构的“大脑”作用。
公共危机治理的公共性需要每个主体都具有履行义务的意识，尤其是不能出现各自为政的状况。我国现行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各职能部门和不同险种的管理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缺少具有综合决策、全面协调功能的常规性核心机构，各部门主体的职责、角色和组织机制不够清楚明确，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危机管理资源的浪费。基于此，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机构应该分为三级，即中央——区域（或省级）——地方。各个层级均设置其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机构，明确其组织结构和组织职能。各层级本身具有独立应对一定程度公共危机的职责和能力，各级别核心机构又可协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合作网络，以应对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危机。一是国家公共危机治理机构。该机构是全国最高的危机治理领导协同机构，由国务院和各个部位组成，形成整合全国范围应急资源的协调机构。其职能在于集中规划全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方案，集中调配和整合全国各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全国性的公共危机治理力量。二是区域或省级公共危机治理机构。该机构可以是区域性的几个省份共同的应对机构，也可是某一个省份的危机治理机构。区域性针对类似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灾害具有共同性，需要共同应对的省份。这些省份面临的公共危机往往具有共性，依靠单一省份无法有效应对，需要组成区域性公共危机治理机构，统筹整个区域的危机治理资源。三是地方公共危机治理机构。该机构是国家和区域公共危机治理机构的延伸。平时主要职能是对风险因素的预测、管理，对公共危机治理措施的演练和宣传。战时则是根据国家和区域危机治理机构的统一部署进行危机应对和处置，是公共危机应对的基层组织。以上三种危机治理机构是各自层级的最高级危机应对机构。这种核心机构的治理机制将逐步发展，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能够将分散的社会资源和力量整合，可以解决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端，有助于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第二，建立动态适应性的决策领导体制。公共危机决策具有独特性，是非程序化的决策[6]。政府不是决策的唯一主体，应该将众多主体纳入到决策范围，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这就需要摒弃传统的决策模式，通过决策程序再造来优化决策程序。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主体需要通过协商形成共识方案，明确不同时间各个主体职责，在各主体之间形成明确的决策、行动方案，而总体性、全局性的指挥决策由核心机构统一决定。
2014年最后一天，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发生36人死、48人伤的踩踏事件，一向被认为政府管理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再一次敲响了风险防范的警钟。特大型城市因其人口规模大、空间聚集度高，公共管理难度大，具有中小城市和村镇没有的风险的脆弱性，一场大雨、一次火灾、一个大型活动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当前特大型城市的风险要有深刻的认知。从个体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个体对风险预测和评估的因素。从社会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风险的组织、社会和文化因素。目前，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社会，普遍存在不当的风险认知，这是许多社会风险的根源，是风险治理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消除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当风险认知
（一）提高全社会风险意识，不仅要重视危险回避，更要关注风险防范
在笔者完成的一项风险认知的问卷调查中，排在最前面的被人们认为最危险的10项风险源分别是：核泄露、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传染病流行、恐怖袭击、地震、癌症和交通事故。这个结果显示，人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对生命危害性更大而发生概率低的风险，而对于那些发生概率更高的身边的风险却重视不够。对于危险，每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去本能地躲避，而面对众多的风险人们却经常忽略了。因为风险是对于危险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和判断，每个人的知识、经验不同、接触的信息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致使许多高的风险源被忽略。
为什么同样的事故会反复发生？反复发生就说明其属于高风险，而这种高风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对。当灾难事故发生后，个人、社会、国家都会不惜代价做出应急响应，但往往在杜绝类似灾难和事故的努力上却远远不够，因为人们并不习惯为可能的危险付出成本。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全家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但很多人不愿意自费去做一次体检。公共管理也一样，在灾害救援、事故应急上政府财政可以紧急拨出专款，但财政对防范风险的常规预算往往不足。我们都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在风险治理方面，我们要转变观念，学会如何科学地为“没有发生的危险”埋单，也就是以小的风险防范经费支出来节约大的事故应急经费。
（二）对事故和灾难的风险性反思要推动制度的健全和政策措施的完善
风险认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发生的事故、灾难的风险性反思不足，这就造成同类事故不断发生，低级错误一再复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值得赞赏的一点就是提到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看到因为一些学校组织学生课余活动发生事故后，教育部门明确要求取消这类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对事故的反思。风险性反思不仅仅是追查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对事故和事件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上，除了要让涉及的个体获得风险认知，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全社会的风险认知，一次、一类风险的发生应该推动一种制度性解决，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避免和降低此类和相关类别的风险。
（三）改变人们普遍忽视风险距离的侥幸心理
笔者最近的一个关于汽车使用风险的研究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在考察影响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一系列的变量时发现：倾向违反交通规则和法律的态度、驾驶员驾驶过程中的愤怒情绪和紧张情绪、驾驶员驾驶过程中对刺激性的追求、驾驶员具有的应付突发事件的防卫驾驶能力，都使得风险驾驶行为增加。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对不当驾驶行为危险性的认知越高，越倾向风险驾驶行为。也就是说，驾驶者明知超速、不系安全带等行为是危险的，他们依然这样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风险是存在的，但他们侥幸地认为危险不会落在自己头上。而风险社会下正确的风险认知应该是，使得每个人都意识到风险可能时时都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时刻不能放松。
（四）建立有效、及时的全媒体系统，实现准确、恰当的风险“媒介化”，来降低风险
现代社会中许多风险是人们认知不足的， “风险社会”的风险多数属于“媒介化的风险”，即风险事件通过各种不同媒体的表述、呈现，成为大众了解到的风险信息，这个过程就是风险的媒介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风险意识来自自身及周围人的经验的话，现代人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焦虑主要来自媒体。而风险媒介化的过程本身可能会造成风险失真，一种情况是媒介化过程释放了错误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风险媒介化不足或缺失。
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移动互联时代，风险的防范要依赖恰当媒介化的风险信息。比如，北京“7·21”暴雨灾难后，北京市政府开始在特殊气象时向市民发送风险预警短信。如果上海的安全部门提早发出举办地点变更的信息，或者在2014年12月31日晚上及时发现人群聚集的风险，采用微博、微信、短信发出提醒，呼吁市民不要前往外滩，外滩市民迅速离开，这场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因此，要利用目前互联网、社交媒体在传播中的优势，结合传统媒体，形成全媒体的准确、有效的风险媒介化体系，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
（五）普及风险防范知识和技术，提高风险认知能力
媒介化后的风险在认知过程中也可能失真，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风险信息主观化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风险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风险信息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对于一些新的风险，人们没有感知和判断能力，或者把风险放大或者把风险缩小。有些人会信谣、传谣，有些人则能够轻易识破谣言。究其原因，就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是知识依赖的”。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化，信息量巨大，过量的信息就需要人有能力筛选，矛盾的信息会使人出现判断错误，而不充分的信息也可能使人们的风险认知发生偏差、行为失当。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时刻暗藏着各种风险，政府部门应该组织专业机构和全社会来排查风险，编制风险地图以及市民风险防范的指南、功略，采用灵活多样的文字和可视化手段，及时更新的风险信息和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全社会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个体化”社会要依靠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实现公共风险治理
（一）提高风险认知水平的目的是提高风险治理效果
风险认知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群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社会和政策层面的风险认知、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风险认知。个体如何规避风险取决于个体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应对能力，社会如何应对风险取决于风险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政策水平，也依赖于风险的传播和社会的风险知识，以及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技术，使不断形成和固化的社会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要提高风险治理效果就要从影响风险认知的不同层面人手，同时采取措施从个体层面提高每个人的风险认知能力、风险意识。从风险的社会政治制度人手，深入到风险治理的文化建设的高度，才能实现高水平的风险治理。
（二）认清特大型城市社会风险的新特点、新形势
目前风险治理的突出特点是“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风险规避，但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矛盾。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明显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单位社会式微，家族社会已经不存在，代之以核心家庭，而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个性和人格的独立，甚至一些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也是独立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个体化的社会所要面对的却是社会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风险不是个人可以规避和承担的，需要社会协同应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就是典型的个体化社会下的公共风险，跨年活动参与的单位基本上是个体、家庭或少量朋友小集体；当大量个体聚集，便形成了风险，一个人的在场成为别人的阻力和伤害，而这个过程中多数在场的人又是不自知的。
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计算了北京汽车拥有量和道路面积之间的关系，发现北京的道路刚刚够容纳北京所有的500多万辆汽车，并保持一个安全行驶的车距，而且要行驶的话须步调一致，同步、低速、匀速。实际上，整体道路面积下汽车总量理论上的匹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道路分布在整个北京行政区域，而汽车多数活动在中心区和主干道，在多数时间、多数汽车停驶的状态下北京的道路已经拥挤不堪。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局部交通接近瘫痪，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就会酿成灾难。就像北京“7·21”大暴雨京港澳高速房山段几百辆车淹没在洪水中，每辆车都互相成为了路障，陷入险境无法逃脱。
（三）通过自组织、民间机构，利用新媒体形成新的风险应对和治理模式
个体化社会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更为困难，也意味着个人将不得不学习独自面对风险社会的新挑战，要求个体具备成为风险应对主体的能力。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个体所能规避和应对的是个体风险，社会共担风险依然需要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应对和治理。因此，在正式组织无法满足风险治理的情况下，应该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北京“7·21”暴雨致使快轨停运，机场滞留旅客几万人，北京望京小区居民利用微博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免费送旅客回家。
除了鼓励社区、民众自组织进行风险防范外，应该鼓励那些具有特定专业技术的公司和民间机构积极参与风险治理。比如，目前电话和短信诈骗现象普遍，依靠公安部门很难实现源头治理，而类似360手机卫士这类软件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一些接过诈骗电话和短信用户对来电号码的标注，并把这些数据通过分享转化为提醒信息，有效地减少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成功率。除了鼓励360这样的企业行为外，更应该把这种风险防范的手段扩展为电信运营商的基本服务，同时鼓励其他商业机构开发更有效的应用手段。
（一）树立任务机制，精心组织施行。各驻在部分树立健全相关任务指导体系体例，执行分层担任、分类治理，扎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30个驻在部分树立了响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任务指导机构，个中19个明白由派驻机构承当办公室日常任务，审计署等7个部分成立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指导小组，人力资本和社会保证部等10个部分由党风廉政建立指导小组组织展开这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个部分由惩办和预防糜烂系统建立指导小组担任此项任务，公安部、财务部、海关总署辨别由直属机关集中警示教育运动办公室、反腐倡廉建立指导小组、系统推行使用任务指导小组详细担任。
（二）积极展开试点，扎实稳步推进。经过展开先行先试，实时发现问题，细化任务方案，标准操作顺序，总结出一套可操作性强的任务办法，防止了偏向，进步了效率。开展变革委将本单元治理本能机能分为政策制订、行政法律、内部治理等类型，将有审批、法律、政策制订等权利的单元作为防控机制建立主体，重点拔取价检司等6个司（局）展开试点。中国气候局将风险防控分为资金资产、社会治理、科研、当局收购和财政管帐、纪检监察审计5大类106项，辨别拔取所属机关司（局）、事业单元和省（区、市）气候局等单元展开试点。
（三）排查岗亭风险，确定风险品级。清算各类权柄，摸清权利底数，经过本人查找、群众评断、指导审议和组织核定等办法，环绕人、财、物以及“三重一大”、审批权行使等重点部位和要害环节，查找廉政风险点，并依据廉政风险呈现几率、影响局限、风险水平等确定风险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直属事业单元和下属高校着重查找运营治理及科研教育方面的廉政风险。农业部着重从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等方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国度旅行局对宣传促销、行业表扬、会展赛事、社会公益事业建立等方面进行重点排查。文明部对权利相对集中、触及评奖评审的重点岗亭和部分进行仔细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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