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09: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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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基础概念 构建
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是21世纪金融系统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重要内容，指组织与一线员工共同构建职业发展通路，通过工作历程，使金融系统一线员工与组织的职业岗位需求相匹配、协调和融合，从而达到满足组织和成员各自需求、彼此受益的目标。职业规划和职业生涯管理实践是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两项重要任务。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是金融系统的组织、部门管理者和员工个人通过一系列职业生涯规划活动，实现一线员工个人、组织发展目标的动态过程。笔者旨在根据当前金融系统人事改革和金融系统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趋势为金融系统一线员工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的主要概念，为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理论和原则的构建作好铺垫。
一、职业
从社会学角度界定职业的概念：中国学者程社明认为，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知识、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工作作”。［1］中国学者陈婴婴则将职业界定为：“个人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或非物质生产过程后获得的一种社会地位，个人通过这一社会位置加入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并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学词典》中，职业则被定义为“在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中，人为了作为独立的社会单位存在，谋求自己生计的维持，同时实现社会联系和自我实现而进行的持续的人类活动的方式”。这些界定强调了职业满足个人物质需求、维持个体生命与生活的功能，突出了活动与报酬的交互性。
在心理学方面，20世纪中期，职业发展心理学家如Peterson和Sampson认为职业生涯决策是一个不仅包括职业选择，而且涉及对执行完成选择所需的行为做出承诺的过程。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把职业定义为“跨越个人一生的相关工作经历模式”，是“一个人的工作经历进展过程”［2］。归纳起来讲，职业涉及三个基本内容。首先，职业是一个行为过程；其次，这个行为过程与个人从事的工作有关；再次，个体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综合起来理解，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就是个体从事金融相关工作，实现个体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历程。
二、职业生涯
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职业生涯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美国心理学博士格林豪斯（Greenhouse）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贯穿于个人整个生命周期的、与工作相关的经历的组合”。［3］美国职业问题专家萨拍（Donald E.Super）给出了“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终生经历的所有职位的整体历程”的定义（1957年），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职业生涯是生活里各种事件的演进方向和历程，是统合人一生中的各种职业和生活的角色，由此表现出个人独特的自我发展组型：它也是人生自青春期至退休之后，一连串有酬或无酬的职位的综合，甚至包括了副业、家庭和公民的角色（1976年）。”［4］
施恩（Edgar H.Schein）则将职业生涯分为内职业生涯和外职业生涯。外职业生涯是指经历一种职业的过程，包括招聘、培训、晋升、解雇、退休等各个阶段。内职业生涯则更多地注重于所取得的成功或满足主观感情，以及工作任务与家庭义务、个人消闲等其他需求的平衡，也就是内心的自我实现感。［5］
专家程社明认为职业生涯就是指“职业生涯是以心理开发、生理开发、智力开发、技能开发、伦理开发等人的潜能开发为基础，以工作内容的确定和变化、工作业绩的评价、工资待遇、职称、职务的变动为标志，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工作经历和内心体验的经历”。［1］
中国学者吴国存将职业生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职业生涯是指从职业能力的获得、职业兴趣的培养、选择职业、就职，直至最后完全退出职业劳动这样一个完整的职业发展过程。狭义的职业生涯则是指从职业学习开始，踏入社会、从事工作直到职业劳动的最后结束、离开工作岗位为止的这段人生职业工作历程。［6］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职业生涯是一个连续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并且认为职业生涯具有两重性，即个体性和组织性。
综合起来理解，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是金融系统一线员工个体在从事的金融专业领域内的获得职业能力、培养职业兴趣、职业选择、就职，到最后退出职业劳动的完整职业发展过程。
三、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career planning），不同国家的不同领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很明显，职业生涯规划就是针对职业生涯所做的设计。这一概念是由著名管理学家诺斯威尔最先提出的，他指出：“职业生涯设计就是个人结合自身情况和眼前的制约因素，为自己实现职业目标而确定行动方向、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7］换句话说，就是指个体为未来职业发展所作的策划和准备。
职业生涯规划（Career Planning）又叫职业生涯设计，在布里奇特A.赖特（BrightA.wright）撰著的《成功的职业生涯规划》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职业生涯规划这一概念。职业生涯规划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组织职业生涯规划，另一方面是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罗双平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相结合，对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和测定，确定一个人的事业奋斗目标，并选择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编制相应的工作、教育和培训的行动计划，对每一步骤的时间、顺序和方向作出合理的安排。”［8］林清文认为：“所谓的生涯规划即指个人在生涯发展历程中，对个人各种特质，以及职业与教育环境资料进行生涯探索，掌握环境资源，以逐渐发展个人的生涯认同，并建立生涯目标；在面对各种生涯选择时机时，针对各种生涯资料和机会进行生涯评估，以形成生涯选择或生涯决定；进而以择其所爱、爱其所择的心情进行生涯选择，承负生涯角色，以达到生涯适应和自我实现。”［9］张秋山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就是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决定个人职业生涯的制约因素和眼前的机遇，为自己确定职业目标，选择职业道路，确定教育、培训和发展计划等，并为自己实现职业目标对行动的时间、行动的目标等作出合理的安排。”［10］
除了上面从个体角度的定义外，也有一些学者从组织角度作了研究。戴良铁和刘颖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企业与员工共同制定、基于个人和企业组织方面需要的个人发展目标与发展道路的活动。”［11］胡振豪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相结合，对决定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和测定，确定一个人的事业奋斗目标，并选择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编制相应的工作、教育和培养的行动计划，对每一步骤的时间、顺序做出合理地安排。”［12］
总的看来，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是金融系统一线人员将个人职业发展目标、个人职业发展可得到的机会与组织或部门现实岗位需求三者有机结合的设计过程。
四、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路径
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路径是组织为本单位员工设计的在自我认识基础上获得个人职业发展的成长通道和管理方案。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路径是在帮助员工了解自我的同时让组织掌握一线员工的职业需求，从而从组织和部门的角度为一线员工提供和创造发展的条件，满足一线员工的需要。同时，组织和管理者也可通过合理的引导，使一线员工的职业目标和发展计划与组织或一线员工岗位的需要结合起来，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良好的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路径设计不仅能激发一线员工的工作热情，开发一线员工的工作潜能，而且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一线员工人才，提高金融系统队伍的整体素质。
五、金融系统一线员工职业成功
成功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成功的意义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个人角度看，职业成功可以有
客观的指标，如个人地位、个人收入等，主观的评价指标一般与个人成就感和价值观直接关联。从社会学角度看，成功始终与个人、专业和组织目标联系在一起，与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相关。Derr（1986）提出的五项职业成功标准是进步（专业水平和组织层级提高）、安全（在组织中有稳定地位）、激励（受到工作性质和内容的激励）、自由（工作自权，建立自己的工作环境）、平衡（获得非工作利益的平等和高价值）［2］。目前普遍接受的职业成功标准是：提高（等级层次、专业水平和能力、声望、地位自、自我控制）、学习（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生理和生存需求（赚钱和购买力、就业技能）和心理（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2］。
参考文献：
［1］程社明.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J］.中外企业文化，2003，（02）：37.
［2］耶胡迪・巴鲁著.陈涛，孙涛译.职业生涯管理教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周文霞.职业生涯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姚裕群.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生出版社，2003.
［5］吴海英.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辅导模式探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个案研究［D］.2006.
［6］吴国存等.组织职业生涯开发理论及其启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3）：30-35.
［7］王一敏.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与指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8］罗双平.职业生涯规划［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
［9］林清文.生涯发展与规划手册［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
［10］张秋山.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实用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建筑教育的现状，重点强调了在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体系、设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改革。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生态学等等，都对建筑学专业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建筑学专业教育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建筑学专业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确保教学质量的稳定提高，是建筑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院建筑学专业在专业目标教学体系化改革的基础上，强化教学质量，进一步探索在成功素质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不断完善，取得一定的成效。
一、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等建筑教育为与国际接轨不断探索教学改革，在评估的标准要求下， 培养计划逐步规范，产学研结合较紧密。但总体而言，全国近80 所建筑院校普遍存在着重技能培训的倾向，教学体系中主干课与相关课的关系呈纵向线型模式，基本知识的传授较扎实。但是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重书本轻调研， 重表象轻能力
从教与学两方面来看， 大多重视和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学生多依赖于书面资料获取知识， 重视对优秀作品的表象学习， 轻视调查研究， 缺乏对深入、细致、艰苦的实地考察环节重要性的认识。而我们的设计课教学由于受课时的制约， 学生调研“走马观花”，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也不够深入， 势必影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重成果轻过程
建筑设计作为主干课程， 我们一贯以“最终图面成果”为评判依据， 图面的表现技能则直接影响了其好坏的评价。而对设计过程中学生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思考及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重视不够， 或少作评判依据。在此无形的导向之下， 学生往往只注重手上功夫的技能训练， 计算机制图等手段的运用， 而淡化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因而涉及问题面窄，研究问题肤浅。
（三）重仿学轻创新， 重专业轻综合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量大、速度快， 查阅资料十分便捷， 加之我国建筑知识的普及性低， 人们对建筑好坏的评价常取决于表象、取决于 “新奇”。 出现了在建筑设计中拼凑“名作”、“复制杂志”的“仿学”现象。这样一来无形中抑制了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造成在特色与创新方面能力的匮乏。
（四）重分值轻素质
建筑学专业具有艺术与技术的双重特征。在我国目前的招生制度下， 大多数院校建筑学专业招生按分数线自高而低进行录取， 几乎无法考察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建筑学专业的基本素质。招生中这种重分值轻素质的现象， 常常导致大学学习阶段“高分低能”的局面。
二、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
专业教学改革措施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特点是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和专业的开放。如何发挥优势， 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探求自身培育特色， 形成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开放性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值得广泛、持续和深入地研究。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目前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12个学分的跨学科选修课，体现了专业间的开放性。根据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开设了建筑经济、建筑环境心理学、西方哲学专题、现代企业管理概论、建筑文化与评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摄影等选修课，这样，既可与社会对建筑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相接轨， 也可以使学生在建筑设计中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深度得以升华， 进而起到促进其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专业的开放， 则应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 发挥教师来源广泛和年轻富有活力的优势， 加大系内选修课的开课量。城市建设学院有建筑学、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属相关学科，专业间选修课甚至专业课和学科基础课亦可以有一定量的开放性， 如土木工程的“房屋结构、地下结构、大跨度结构、特种结构、道路立交设计”及建筑学专业的“美术、设计基础、公共建筑设计(一)、建筑构造、阴影透视”等课程， 若以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选修课环境， 相信定会对学生的培养创造富有特色的良好发展空间。主要措施如下：
1.贯彻整体优化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并严格执行，以保证教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2.改革设计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变类型教学为目标教学，重新修订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3.在一至三年级实行教学年级责任人和骨干教师制度，而在四至五年级则实行教学专门化制度，强调教学的环节控制，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
4.聘任教师实行公开评图制度，加强学生参与意识与竞争意识；
5.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通过对教学各环节的规范化要求，实行规范化管理，建立教学保障体系，以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正常进行；
6.抓紧重点课程建设，以专业主干课(含试验课) 、专业基础课和主要基础课为课程建设重点，对其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配备、教材及参考资料等均进行了认真研究，制订出改革措施。从而带动了各相关课程的整体发展；
7.发挥教学督导小组的作用。组成由系主管副主任任组长的督导小组，对教学计划、上课情况、设计任务书的制定、各个教学环节的检查等作出评定工作；
8.完善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实习中的教学环节，规范实习要求和内容，全面提高实习质量；
9.构建专职兼职结合的教学评价机制；建立开放的教师教学业务能力资质认证制度，扩大学生在教师评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三、在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
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为了避免技术基础课与设计主干课脱节的现象，要求按职业资格考试和专业评估要求培养学生。根据成功素质理论在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每个设计课程中，注重配合环境设计、建筑物理、技术、设备、防灾等方面的知识要求;注重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分析，按教学要求将技术基础课的知识贯穿到各个设计主干课教学环节中。该系列课程包括建筑技术、建筑物理、建筑设备、建筑力学及结构等，它的建设主要是解决与设计主干课程的配合、交融问题，使其真正起到为设计服务的作用。采取的主要措施为:
1.三年级上期的设计课中，结合住宅设计将建筑构造的知识运用，让学生完成从环境设计、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建筑构造设计等系列设计。
2.在三年级下期的设计课中，结合科技设计将工业设计、智能设计等构造知识相融合。结合博览、美术建筑将建筑物理中的光学、热工等知识相运用。
3.在四年级的高层设计中，要求运用建筑设备、建筑防灾知识。
4.五年级的厅堂设计中，要求结合建筑物理的声学知识。
5.毕业设计则是综合运用各类知识。
四、几点思考
城市建设学院建筑学专业从起步到稳步发展，虽然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了一些特色，但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拼搏。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何解放思想，树立“可持续性”的学科发展观念，完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宗旨，我们初步设想：首先，强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教育模式，使建筑学专业在成功素质理论教学体系中求发展，以加强教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密切结合，为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培养学生的成功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立足“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改思路，要积极培养、引进高、精、尖人才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要研究探索学生乐于接受、行之有效和适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新方法。此外，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强化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建设与应用。只要我们勤于思索，勇于创新，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一定会显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首届全国建筑学专业学位研讨会、专业教育评估研讨会资料汇编. 国务院学位办编印,1992.
［2］林涛.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 高等建筑教育, 2004(1).
［3］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欧洲教育考察团. 欧洲建筑教育考察思索［j］. 建筑学报, 2000(6).
关键词 学前融合教育 质量 评价
分类号G760
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益问题虽日益受到重视，但保障特殊幼儿的入园机会以及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目前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作者认为，在目前考虑学前教育立法之际，应该同步考虑如何保障适龄特殊幼儿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其中，切实之举是探索实施学前融合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并把其整合进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之中。这对待案的《学前教育法》不仅是有益且必要的补充，也是改变全国特殊幼儿命运的重要机遇。对普通幼儿园而言，开展融合教育实践这样的压力也会转变为进一步改进观念、提升质量的动力。
1 普通学前教育对质量的界定、解析和评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学前教育质量及其评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且成果颇丰。就托幼机构教育而言，“质量”主要指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国内外幼儿教育专家对质量的共识是：评价学前教育质量应侧重于对过程性质量的评估。但毋庸置疑，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不是割裂而是相互发生作用的；某些结构性质量，尤其是班级空间格局、区角规划和材料提供对过程性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用总体环境质量可以更贴切地表述学前教育质量的内涵。Harms等(2005)编制的《幼儿学习环境评估量表(修订版)》(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ECERS—R)是体现这一理念最具代表性的产物。ECERS—R包含七个子量表，即从空间与设施、日常照顾、语言—推理、活动、互动、作息结构、对家长和教师的支持等七个维度对幼儿的学习环境(主要是班级)的质量进行评价。ECERS—R的判断标准包括：选择性、独立性、自由创造、多样化、计划性、积极氛围、监督管理和成人角色。值得一提的是，自1970年代起，美国在几项全国性长期研究中均应用了ECERS或ECERS—R作为对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最权威的评估，可以说，ECERS—R是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工具之一，
国际幼儿教育领域的学者们基本公认，美国幼儿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Children，NAEYC)推广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DAP)最确切地代表了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内涵。DAP背后所支持的理论主要包括皮亚杰、维果茨基及杜威等所倡导的建构主义教育方式。NAEYC倡导DAP的原因主要是想避免幼儿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进入“拔苗助长”(即小学化教育倾向)的误区，一味强调帮助幼儿发展基础学科的各项技能。相反，DAP通过创设富有吸引力的适宜环境让幼儿发挥“与生俱来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鼓励其主动参与游戏活动，让他们能自然地培养良好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社会交往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健康、坚实的基础。但是，Copple和Bredekamp也补充说明：DAP并不意味着“集体教学”和“基础学科教学”就是错误，或所有的游戏和活动都必需由幼儿主动发起的；DAP也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教育方法，相反，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发展水平和特点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因此，教师的角色是“支持者”(facilitator)。优秀的幼儿教师的最大特点是“有意识性”(intentional)，即根据幼儿的年龄、发展和文化背景等特点有目的地选择教室布置、区角规划、材料投放；选择主题和相关的教学目标和内容；以及选择如何、何时与幼儿互动——交流信息、提问、纠正或提供反馈意见等_2 J。值得一提的是，ECERS—R所代表的质量概念与DAP关于高质量的定义完全吻合，因此得到了众多幼儿教育专家的认同和推广。
2 学前特殊教育对质量的界定和评估
与普通学前教育相比，有关什么是高质量的学前特殊教育(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ECSE)及与之对应的评价方法与内容的探讨较少，相关研究亦显贫乏。主要原因是影响学前特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较少。其中，斯金纳和巴甫洛夫的行为主义理论和班杜拉的认知一行为理论对学前特殊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育实践影响最深，具体体现在学前特殊教育强调个体化的干预和评估，并且不断检验干预的效果。其次，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最能解释支持或影响特殊幼儿是否有效地接受各项教育服务的不同因素及其关联性。因此，学前特殊教育强调家长在幼儿评估和干预中的参与以及对家长的培训和支持；注重相关服务人员的专业交流和协作；重视幼小衔接问题。此外，学前特殊教育也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鼓励特殊幼儿通过积极发起游戏活动、有意识地参与活动并与同伴的互动来促进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发展适宜性教育也适用于特殊幼儿教育。因此，学前特殊教育的服务项目繁多、内容广泛(如游戏治疗、行为分析治疗、职业治疗)、形式多样化(家庭为主的、机构为主的、普通或特殊幼儿园为主的)，强调个别化目标的实现，以及通过支持家庭和维护家庭利益来促进特殊幼儿的发展。
通常，对学前特殊教育服务质量评估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法律(如《特殊儿童教育法》，即IDEA)已规定的实施细则上。但这些细则往往强调是结构性质量，而非过程性质量。从过程性质量的角度而言，最具权威的标准来源于全美特殊儿童协会幼儿教育分会于2005年推广的“有效实践”(Recommended Practices)。“有效实践”总共有240条标准，包含五大领域：评估、儿童为中心的实践、家庭为基准的实践、跨学科的服务模式和科技实践。“有效实践”验证了影响学前特殊教育理论的实践效果。有些主要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引导的实践，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如积极行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nt)、强化(Reinforcement)以及以同伴为中介的策略(Peer—mediated Strategy)等；有些则以理论为主要支持，实证研究较少，但是在实践中一般得到一致的认可(如，合作教学、对家长的支持等)。但总体而言，针对这些实践并无相关的质量评估工具和方法，相关的质量研究也未曾查到。
3 学前融合教育的定义及其对质量的新挑战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学前融合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进入普通托幼机构接受学前教育的特殊幼儿人数不断增长。最终，随着各国政府支持融合教育的政策陆续出台，学前普教和特教开始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解答什么是有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文献常使用“全纳教育”来指称融合教育。两者区别是：前者作为融合教育的一种形式，强调不管特殊幼儿的残障程度如何都应进入普通幼儿园，在任何时段都与普通幼儿一起参与任何活动。而后者则允许根据特殊幼儿的情况，通过各种灵活形式使其在普通幼儿园接受教育。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包括半日融合半日个别化指导，幼儿园以外的专业康复机构训练与幼儿园融合相结合，或者反融合，即普通班幼儿到资源教室与特殊幼儿一起进行游戏活动等多种形式。因此，融合教育的说法更符合中国国情。
随着探讨的深入，学者和家长们提出了一系列关心的问题：(1)如何能确保特殊幼儿和普通幼儿同时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2)是否使特殊幼儿进入高质量的普通幼儿园便能确保他／她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3)针对不同特征和需求的特殊幼儿，其教育质量指标是否相同?专家们普遍认为：普通幼儿教育的质量指标和发展适宜性教育同样适用于特殊幼儿教育，它也是融合教育的基础条件。基于普通学前教育与学前特殊教育存在很多共性，许多专家积极倡导两大课程的融合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其可行性。
但是，学前特殊教育和普通学前教育在核心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的确不同。单纯地发展适宜性教育(DAP)无法完全满足特殊幼儿的教育需求。首先，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学前特殊教育认为需要对特殊幼儿的缺陷进行预防性的干预(即积极地预防因已存缺陷造成的对其它领域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弥补性的补救。因此，个体化的、目标导向的、系统化的干预是它的核心特点；而且，普遍认为越早干预效果越好。相反，DAP强调的是幼儿自发的、兴趣为导向的、游戏为主的建构主义式教育。虽然，DAP也强调个体适宜性教育，但是它的含义仅指灵活安排环境、材料、课程和教学方法来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由此可见，尽管DAP强调的个体适宜性为融合教育奠定了基础，但是它的个体化含义还很模糊，这与学前特殊教育中的个别化教育还是有区别。后者需要通过对个体幼儿的现有发展水平和优势做综合性评估，然后再确定符合其需要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情境等。而且，评估要求是多元化的和跨领域的团队合作形式，并须定期执行来检验干预的效果，以便随时对教学方法做出调整。其次，从教学方法而言，学前特殊教育需要具备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率性(efficiency)、功能性(func—tional)、规范化(normalized)，即干预方法能使幼儿有效地习得技能，能有效率地使用干预方法，习得的技能便于在真实的生活情景中运用，并且，干预方法的选择以接近普通自然的方式为导向。由此可见“个别化”是融合教育的核心和关键。能否处理好这个核心问题是确保不同的特殊幼儿在普通幼儿园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关键所在。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融合教育并非简单指特殊幼儿进入普通幼儿园的班级中参与游戏和学习活动；反之，它是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和相关服务支持来体现的。但是，特殊幼儿在普通幼儿教育环境中所需的相关服务的概念和质量指标的解析相当欠缺。更重要的是，这些质量指标和服务概念如何在普通幼儿园教育中具体展现，又该如何有效地评价其融合教育实践的质量水平?长期以来，大家对学前融合教育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这对推广本来就错综复杂的融合教育服务体系和其质量提升都带来了困难。因此，对融合教育作出完整的定义用以引导质量界定和评估工作是极其必要的。
自IDEA2004颁布后，美国学前特殊教育出现了以幼儿发展和学业成就为导向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促使美国学前普教和特教开始联手制定融合教育的定义和质量标准，以避免实践工作者进入误区。终于，在2009年美国特殊儿童协会幼儿教育分会(DEC)和全儿教育协会(NAEYC)联合发表了关于早期融合教育的立场声明：“早期融合教育包含了一系列的价值观、政策与教育实践，以支持每位婴幼儿及其家庭，无论其能力如何，都能作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完整一员，广泛参与各种活动和情境。
同时，此声明强调了从以下三方面来判断融合教育效果的理想性：第一，特殊幼儿、教师和家长具备归属感和成员权利；第二，发展积极的社会关系和友谊；第三，最大程度地开发幼儿的潜能。该文进一步指出以下三大特征可用来衡量特殊幼儿是否享受到高质量学前融合教育。第一，可接近性，即特殊儿童能够自由地使用她／他的教育环境和环境中的各项设施和活动。第二，参与度，即环境和活动的设计能保证特殊儿童有意义地参与游戏和学习活动。第三，支持性，即建构一个完整的支持系统，以实现以下目的：(1)培养和促进教师和家长的专业能力；(2)出台合理的政策和资源保证措施，以促进家园合作和专业人士协作；(3)构架多种特殊儿童服务模式并提高相关服务人员专业水平。
的确，此定义反映了学前教育与学前特殊教育通过多年实践经验累积的对有质量的融合教育的共识。它为实施有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也让专家们看到了目前所有的质量标准不足以合理地评估学前融合教育。因为学前融合教育代表了广泛、复杂的实践系统，导致幼儿教师和专家们均缺乏对服务质量内容的共识。其中，最大的矛盾莫过于如何确保个体化的干预和发展目标在普通教育服务体系中发挥最大化利益。这个矛盾可能会因为中国的国情(如班额大和集体教学)而变得更加突出。
4 中国文化情境下学前融合教育质量评价的理论构想
目前在中国，特殊幼儿连入园都困难重重，何来有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之谈?撇开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与落实不谈，我们的具体困难有：(1)班级规模大；(2)集体活动过多，缺乏对个别儿童的关注和支持；(3)普通教师缺乏融合教育的经验和方法；(4)专业教师缺乏，也没有相应的职称系列；(5)特殊设备缺乏；(6)没有适合特殊儿童的课程和评估工具；(7)政府虽重视但资金投入和具体实施计划不到位；(8)没有相关支持和服务等等。普通幼儿园即使接受了融合教育的价值观，学习了融合教育的方法，也无法有效地推动和确保特殊幼儿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因此，即使特殊幼儿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种种途径而进入高质量的普通幼儿园，也往往只能得到低质量的学前教育。
重重困难恰恰折射出对实施融合教育和理论创新的极度渴求。国内长期以来对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定义、评估和指导中并没有包含特殊幼儿的需要。在这个讲究评价的教育时代，最能影响幼儿园定位和教师行为的，无疑是对其进行的评价的导向、内容和指标。由此可见，对高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进行界定并制定相关评估标准意义重大。作者认为，推行学前融合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探索中国文化情境下学前融合教育质量的理论基础，并且把这些内容体现在质量评估项目中，通过教育评估来促进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并逐渐丰富实施融合教育的具体方法和内容。为此，在对国外多年实践经验和相关研究以及国内融合教育的初步探索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中国学前融合教育质量评价的理论雏构如下。
第一，质量的前提条件：融合教育源自教育公平的思想，即保障所有儿童的基本教育权。作为基础教育重要部分的学前教育，它的基本教育权利包含个体适宜性、文化适宜性和发展适宜性的要求。同时，它还包含避免社会性排斥要求。学前融合教育是一种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和实践。认同与实施学前融合教育，首先须肯定的是它的价值观，其次才是它的实践方法和有效性。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教育改革的走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均证明这一前提是正确的和坚实的。
第二，质量因素关系结构：高质量的融合教育反应出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因素。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模型为融合教育实践提供了指导框架。根据这一模型，特殊幼儿在融合教育中的体验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融合策略实施(Microsystem)，家庭观点(Mesosystem)，社会政策(Exosvstem)以及社区和文化(Macrosystem)。这些因素互相影响，相互牵制，动态地影响特殊幼儿的受教育质量。同样，在中国要实现有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需要动员全社会，建构起一整套的教育服务体系和支持系统。
第三，质量方向和定位：美国特殊儿童协会幼儿教育分会和全儿教育协会于2009年对融合教育和相关特征(即可接近性、参与度和支持系统)的定义为中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实施有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明确指出了质量的方向和定位。
第四，质量关键内容：融合教育质量的关键取决于教育过程殊幼儿与普通幼儿和成人的互动质量，以及相关的针对特殊幼儿的教育策略和支持系统的有效落实。在此理念指导下，来自其它国家的教学策略和方法的有效性、效率性、功能性和普遍性均有待进一步的化验证。幼教专家和教师们须不断研发促进特殊幼儿交流、参与的教学策略和适合国情的相关支持系统。
第五，质量关键难点：如何平衡参与普通幼儿班级的教育和个体化教育的最大程度实现是学前融合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协调和平衡两者的冲突，需要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来探讨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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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网络结构；协调；整合
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国家开始了一场新的寻找“公共部门协调与整合机制”的改革运动。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非常明显，而且在其它并没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也日益显现。
一、整体性治理兴起的背景
从理论渊源来看，整体性治理的出现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以及19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又是一定意识形态的折射还是合作理论的一种复兴，只不过其内容要更加复杂。
首先，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严重“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传统公共行政范式适合于大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管理，也是管理大规模人口所必需的。
其次，整体性治理风行于西方国家还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在美国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批评并对其大有取代之势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登哈特。在英国，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发展起来的是整体性治理范式，其代表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邓利维。英国新工党政府实行的“协同政府”即是作为一种象征，它与之前连续执政18年之久的保守党政府的碎片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回应了对英国中央政府“空心化”导致的责任问题和能力问题的担忧。此外，新工党对“第三条道路”理论情有独钟，整体性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第三条道路”这一政治思潮在行政改革层面的折射。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传统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适应社会现状和发展的需要。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工党政府所推行的整体性治理，既主张继续借鉴企业竞争文化与市场机制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高效性，也提倡通过协商、协调、整合与合作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等民主价值。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推行整体性治理时也有同样的政治考虑和意识形态色彩。
最后，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是传统的合作理论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复兴。当前，面对复杂化、动态化、多样性世界的挑战，整体主义思维再度风靡学术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合作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行之有效并有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和论域。但是，深受经济学帝国主义对公共管理研究的入侵和影响，整体主义思维一度被轻视。以社会资本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组织网络理论等为主要流派的各种协作理论为整体性治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要素，使得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摒弃新公共管理时期盛行的个体主义思维的同时，复兴了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整体性治理的治理机制
随着公共问题复杂化，跨部门的公共议题不断增多，协调与整合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并赋予时代的内涵。因此，与遵循经济学逻辑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同，整体性治理追求的是更注重全局、“通盘考虑”的战略，它借鉴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理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毕竟，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只是作为行动者之一，公共管理发生在由不同行动者组成的网路结构当中，没有一个行动者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来支配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各组织是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1.协调机制
官僚制的特色之一是分工和专业化，这必然伴生协调需求，因而协调是公共行政研究永恒的主题之一。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组织环境的不同，协调的目标、范围、方式相应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赋予了“协调”这个古老概念以新的内涵，并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新公共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整体性治理还是以官僚制为基础。佩里。希克斯在论及整体性治理时也是以官僚制为背景的，这与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是不同的。因此，协调是整体性治理中涉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协调指的是在信息、认知和决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并非定义不精确的行动”。
在诱导和动员机制中，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在于选择恰当的行动者和资源，动员相关的诸如资金、人员、专业知识、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参与到网络结构中去处理复杂而棘手的公共问题。因此，动员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整合机制
整合是整体性治理中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在整体性治理的语境中，整合是指“通过为公众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无缝隙的公共服务，从而达致整体性治理的最高水平”。政策内容的碎片化及政策利益部门化等问题远不是政策内容所主导形成的，而是由制定政策的体制所决定的。通过政策合并达到政策一致性已经成为历史，寻求新的整合方式是整体性治理的改革方向所在。整体性治理着力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力图将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有机整合起来，并试图构造一个三维立体的整体性治理整合模型。
3.信任机制
整体性治理内生的网络治理结构是多个组织相互依赖的结构，组织之间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同的行动者和组织，在缺少合法权威领导和价格机制诱导的条件下，为什么会联合起来去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呢？因此，在行动者和组织之间建立信任是整体性治理所需的一种关键性要素。信任是一种核心的凝聚力，是合作达成的劲合剂，是任何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信任又是不确定、易逝和有风险的。
三、结语
作为一种日益勃兴的公共管理新范式，整体性治理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提出无疑是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整体性治理的可能。问题是，无论在什么时候，科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科技深受政治的影响而且由政治赋予其意义，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在既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下，达成目标的手段。因此，整体性治理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来自政治系统自身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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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项目管理理论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基于此，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在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有大批公共项目在管理实践中无法完全实现项目管理理论的预期效果。随着项目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项目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解决了项目管理理论所不能及的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项目治理的兴趣愈发浓厚。尽管对项目治理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但其主旨符合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从微观组织层面对治理的基本界定，即从制度层面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改善公共项目的管理绩效是世界各国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以PPP为代表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公共项目中的兴起，使得对其项目管理活动的制度保障、制度安排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公共项目治理发展为项目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支。
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脉络
2.1 项目管理研究范式的演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项目管理进入了理论分化阶段。所谓分化是指现代项目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多种范式并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若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现代项目管理称为广义的项目管理，由其分化出的项目管理理论可称为狭义的项目管理，它强调在管理层面从技术方法的角度对现代项目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属于管理技术范式。在重新定义项目内涵的基础上，欧洲最早提出了项目治理，侧重对项目管理制度基础的探究，属于治理范式。
公共项目的管理技术范式与治理范式的区别相应体现在对项目本质、项目价值的认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如表1）。
2.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2.2.1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脉络
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兴起依托于项目治理理论的发展，透过项目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可以映射出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项目管理研究的范围已极大地扩展，具体包括：①单个项目的项目管理研究；②企业间项目的研究；③多项目的研究；④项目生态的研究，即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等角度研究项目。项目治理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项目研究领域的扩展过程，呈现出二维发展趋向：①从强调一方主导的项目治理到多方制衡的项目治理；②从单个项目治理到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如图1）。
2.2.2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
国外项目治理理论中没有明确地构建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隐含在项目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中。
（1）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多项目治理
Turner是最早研究项目型组织治理的学者。他认为项目型组织中存在着公司治理、公司环境治理、单个项目的治理三个层次。在公司治理层次上，通过定义正确的项目组合、项目集和项目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在公司治理和单个项目之间的层次，通过适宜的项目组合和项目集治理及管理结构来支持单个项目。在单个项目的治理层次，包括三种角色：制定项目目标的经纪人（broker），明确如何产生项目的交付成果的管理员（steward），监管项目的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
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将项目治理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项目治理的功能就是从战略高度保证项目成功，且有助于企业的成功。
（2）企业间（组织间）的项目治理——多主体参与的项目契约组织的治理
企业间项目治理的研究主要针对伴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多主体参与的复杂项目，集中于大型项目和PPP项目。
企业间项目治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项目中存在委托的经济关系；二是项目治理的功能是配置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在企业间项目治理理论范畴内，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核心内容，规定了项目契约组织的构成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项目治理结构是治理机制运行的载体。与治理结构相比，治理机制还涉及到市场环境和交易体制，并且在特定的公共项目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具有相对灵活性。
2.2.3 国内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1）萌芽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分析业主不规范行为产生的制度原因。罗建华和高峰分析了公共项目业主行政和市场的不同均衡结果。沙凯逊等提出需要从项目所有权的制度安排上考虑项目的治理方案。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提及公共项目治理，但隐含地提出了治理问题，形成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思维片段。
（2）发展期
2004年，尹贻林等率先提出了项目治理的概念，成为国内公共项目治理萌芽和发展的分水岭。自此，国内对项目治理的研究逐步升温，这种趋势从项目治理的相关文献数量中可见一斑（如图2）。
在此基础上，以天津理工大学尹贻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针对国内公共项目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制度设计问题，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的概念模型。通过构建公共项目管理运行基础和责权利的体系框架影响项目管理绩效水平及项目成败，初步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及其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的架构。
与此同时，以山东大学丁荣贵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管理学研究范式下，借鉴了统一软件开发过程和流程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基于过程的项目治理PR4模型，即在统一分析过程的基础上考虑项目相关方的需求获取、治理角色的定义、治理角色实现的风险识别、治理角色之间关联关系的建立，并基于该模型对政府投资的R&D项目、科技项目的治理进行研究。
综上，国内外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围绕公共项目管理的制度基础展开，即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激励、调节、引导和控制参与公共项目管理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以达成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
3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
3.1 公共项目治理的特殊性
（1）公共项目的交易属性
项目治理理论受组织理论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启发，深入考察了项目作为一种临时性契约组织的内部制度安排，研究这种交易方式的治理。可以认为，公共项目是在公共需求带动下的项目组合形成的政府投资人与项目各参与方之间一系列契约的缔结体。
（2）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特点
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在产出过程中面临比企业组织更多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上升。这也使得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的协调量比一般项目契约组织的协调量要大，因而对承包商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共项目实施前后往往都有相关的前期项目或后续项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契约组织的临时性。
（3）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混合控制权治理
主流治理理论的研究大都是纯粹的国家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公共项目治理是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混合或者联合的治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委托代建模式会出现项目所有权有条件的部分让渡，政府业主和人都会有资本的投入。这种混合治理是区别于一般项目治理的重要特点。
（4）公共项目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公共项目治理具有强制度、依赖性，尤其是我国公共项目正处于项目管理模式改革的转型期，公共项目治理表现出对旧体制路径的强依赖性。虽然采用了新的项目管理模式，但受传统思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影响，新的项目管理模式的实施将受到牵制。
3.2 公共项目治理的核心内容
（1）公共项目的治理结构
项目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项目利益相关者通过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来决定一个完整的交易或相关的交易。建设项目可划分为垂直治理结构和水平治理结构，基于此，具有典型意义的建设项目可表示为（1+3）C模型：1C是业主，3C是设计方、施工方和控制方。依此逻辑，公共项目中的垂直治理反映了由上至下的委托关系，应以交易成本和委托的解释逻辑为主；水平治理反映了项目参与方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应以合作竞争的解释逻辑为主。
受公司治理的启发，国内对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研究侧重于交易与治理结构的匹配。不同的公共项目交易方式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关各方的责权利配置也不同。
（2）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
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存在适宜的治理机制组合，通常提及的市场、契约、科层、关系等都可以成为项目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BjΦrn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采用多种治理机制可以合作关系。Eric和Jessica则提出了均衡治理（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使其优劣势得以互补。Ruuska等认为大型项目是实现项目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动态网络组织，应采用网络组织的视角来建立新的项目治理理论。
此外，近期的研究深化了对公共项目的社会属性的认识，意识到正式的契约治理与非正式的契约治理的重要性，进而将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划分为合同治理机制（或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正式的契约治理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包括合同约束、规章、规程、监督等；关系治理基于信任，通过共同规范、联合行动发挥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
4 公共项目治理的优化
4.1 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对于多项目治理，治理侧重于通过“选择正确的项目，实现项目的有效交付，确保项目及其产出的可持续性”。企业间的项目治理，更强调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权力、利益的平衡来实现项目价值成为项目治理的目标。公共项目的目标不仅表现在最终的交付产品中，在交易过程的关键环节上也应有所体现。如充分考虑项目交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因此，尹贻林等认为，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是达到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最终实现项目价值。换言之，实现公共项目的善治就是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4.2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与项目管理模式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是项目所有权配置的优化，进而形成合理的、与交易方式相匹配的治理结构。现有研究的主要目标指向了项目治理结构对项目交易方式、项目管理模式的影响、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项目治理结构的定量研究等。
（2）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核心：项目控制权配置优化与风险分担的匹配
张喆等强调了PPP项目的契约本质，指出影响PPP效率的关键是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合理的控制权配置一方面能够保证满足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提高PPP合作效率。叶晓甦等也认为控制权是PPP项目合作的重要理论前提，认为PPP项目控制权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控制权，包括实质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它们构成影响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础。胡振等分析了PPP项目三种模式选择方案与风险分配之间的相关关系。
4.3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合理选择
在复杂的委托关系下，风险分担、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项目治理机制。公共项目的项目属性、不同的开发模式、特殊的项目管理绩效目标等使得治理机制的选择面临复杂性。不同的项目治理机制对项目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选择具有情境依赖性。
公共项目治理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契约治理机制来奠定合同所能依赖的第三方强制履行的基础；也需要考虑项目各方的合作关系、信任等关系契约所提供的自我履约机制。公共项目的委托方可以根据潜在人的综合表现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这反映了公共项目治理机制选择的实践需求。
（2）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均衡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公共项目人的激励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均衡作用的结果，并成为解决公共项目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项目环境中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特点以及项目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仅强调正式契约安排下的治理机制是不足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项目中关系维度的治理机制是影响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公共项目治理应跳出狭隘的科层项目管理体系的观点，全面考察正式契约及其之外的项目环境因素。
5 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展望
通过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整合各种研究dylw.net 成果，可以发现公共项目治理中蕴含了从问题产生到项目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公共项目问题——公共项目治理——改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达到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循着该逻辑链条，本文认为，对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两个方面：①进一步打开公共项目中“治理”的黑匣子，明确治理到底是什么，如何运作；②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进一步运用，同时促进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实证研究。
5.1 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深入探讨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从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向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研究的倾斜，反映了人们对公共项目认识的深化，也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但是，目前鲜有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的研究。而且，现有文献对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间的关系存在着互补或替代两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二维框架下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首先应辨明关系治理的内涵及其核心要素。这是选择并优化治理机制的前提，也意味着可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引入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领域。
5.2 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目前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获得的结论大多还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尽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它难以精确分析公共项目的治理状况，也无法为公共项目绩效改善提供准确的治理策略。究其原因，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项目成功、项目治理成功以及项目绩效、项目治理绩效。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仅依靠定性分析难以将公共项目中的质化为量。可见，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已发展至亟需解决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阶段。对公共项目治理状况的评价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也将成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前沿。
5.3 向项目生态学领域拓展研究
关键词：治理；城市治理；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作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理论，“治理”（governance，也译为‘管治’）一词折射了当代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型。20世纪后叶，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继市场失灵后，政府也出现失灵，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不完善抉择，政府、市场、社会的重新组合势在必行。治理理论就是对于社会转折造成的各种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回应。
2治理的理念
治理一词较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关于非洲问题一份报告中，关于治理的概念有多种定义，其中较为广泛认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即“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虽尚无统一定义，但通观各类定义，其概念中所具有的共通特征可简单概括为多元化、网络化、分权化、协同治理等。
城市治理就是治理理念在城市层面的运用和体现。在治理概念本身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的情况下，关于城市治理的概念目前自然也尚无一个权威的统一说法。尽管如此，通观各个学科的讨论，由于都是基于治理的理念来研究城市层面的问题，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孙荣等将其概括为：公私合作、多元合作、效能公平、止于至善。
3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义
3.1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义
城市治理理论的首先提醒我们今后城市政府的改革应由原来单纯的行政改革转向治理改革。城市政府为实现善政的目标，之前的改革主要是行政改革，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行政内部，旨在提高行政活动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这在今后虽仍然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实现善治的基础，但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的需求，即便再善政的政府也同样会出现政府失灵。因此今后的城市改革不仅只是城市政府独善其身的行政改革，更应面向实现城市善治的目标，展开城市治理改革，即将包括市场系统、社会系统在内的多种力量纳入公共管理的视野，使其各司其位、各尽其职，公私合作、多元合作协同完成城市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运营。
4 基于城市治理理念的21世纪的城市规划
在世界由20世纪的现代社会向21世纪的后现代网络社会转换中，城市规划也需重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以应对时展。面向解决后现代网络型社会城市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对于21世纪型城市规划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基于城市治理理念日本建筑学会会长佐藤滋指出21世纪型城市规划应具有以下4点特征。
首先，应对地域性和场所性，在多样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城市空间的自然演化、生成。
其次，并非在事前确定城市的未来蓝图，而是通过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把逐渐演化生成的城市空间作为城市应有的面貌。
再者，挖掘城市的多样性、复杂性等，实现城市空间的文化魅力。
最后，为引导以上目标的实现，基于地域社会的自律性，来准备多样的制度和方法。
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仍是以行政主导为特点，新出台的规划法虽也在强调公众参与，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推动公众参与事业的发展，但目前的参与程度和范围、形式等都十分有限，甚至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行政一元独大的状况依旧十分突出。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限制公权力和创造利于公众参与规划全过程的规划治理体系。
感谢东京大学国际都市规划·地域规划研究室博士孙立对本文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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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
2.国外后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创新研究
3.我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及演进路径研究
4.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
5.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评析
6.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现状、趋势和未来方向
7.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
8.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
9.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
10.从区域公共管理到区域治理研究:历史的转型
11.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12.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思想、模型和实践
13.基于衍生职能界定的政府会计角色定位研究
14.公共管理转型: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
15.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16.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17.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跨部门协同——评希克斯的整体政府理论
18.从新公共管理到后新公共管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19.我国政务微博参与公共管理的作用机理和条件初探
20.案例研究概推性的理论逻辑与评价体系——基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样本论文的实证分析
21.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22.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与重心——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14年收录文章的预测
23.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整体性治理:跨界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24.新公共管理:反思、批判与超越——兼评新公共服务理论
25.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定量推崇的批判
26.协作性公共管理:西方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新模式
27.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28.新公共管理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及学术工作的影响
29.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30.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3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32.新公共管理影响下的国外公共图书馆总体外包研究——以美英日为例
33.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34.培养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林人才的实践教学基地探索——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
35.新公共管理批判及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
36.回购公共服务:后民营化时代公共管理的新议题
37.新公共管理对绩效审计的影响及对我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启示
38.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39.协作性公共管理:现状与前景
40.美国公共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跨组织整合趋势
41.“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与转型——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的反思及参鉴
42.公共价值的研究路径与前沿问题
43.公共管理视域中的第三部门:功能、优势及困境
44.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
45.协作性公共管理:创新、局限与启示
46.合作收益与公共管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47.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
48.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49.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
50.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
51.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的内在统一
52.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53.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
54.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
55.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流程再造的路径选择
56.网络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57.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58.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制度安排与研究方法——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四维辨析
59.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
60.电子政务与政府流程再造——兼谈新公共管理
61.论公共管理之本质特征、时代性及其它
62.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63.新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64.新公共管理思想下的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设
65.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
66.“脱域”公共危机治理与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67.权威式整合——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为例
68.公共管理视域下风险及治理研究图谱与主题脉系——基于国际SSCI的计量分析(1965—2013)
69.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现状、问题与研究方向
70.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公共管理价值回归的历史叙事与继往开来
71.“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72.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三题
73.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74.中国公共管理:概念及基本框架
75.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
76.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77.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78.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兼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
79.基于复杂性科学管理熵理论的公共管理绩效评价研究
80.公共选择还是利益分析——两种公共管理研究途径的比较
81.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同异性
82.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趋势透视
83.近年来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84.应把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85.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与特征
86.网络问政——公共管理的创新形式
87.论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
88.公共管理类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和谐发展路径
89.“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90.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中的归责原则
91.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管理研究
92.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93.转型期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政府公共管理中功能转换的方向与悖论
94.可交易许可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和移植——以公共住房政策为例
95.论当代公共管理三大范式及其转换
96.协作性公共管理: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
97.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学理因由、典型模式与推进策略
98.公共管理与真正的创新
〔关键词〕 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影响因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73-05
面对日益复杂、跨界的公共问题，突出协调配合、协同增效的协同治理在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管理、社会建设等众多领域显得日益重要。然而，协同治理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多集中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深层次的学理探讨不足。虽然协同治理的提出源于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但两者的耦合研究仍不够深入，多局限于治理理论框架，尚未将协同理论实质性嵌入治理理论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对协同概念本身的界定较难，多视角、多场域背景下学者对其解释各有所持；二是处于成长阶段的治理群簇存在“理论丛林”（指治理群簇中的诸多理论），协同治理与其他治理之间的理论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只有通过认真比较甄别，协同治理才能在理论丛林中觅得恰当的定位。因此，界定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及影响因素，对于明确协同治理实现路径、梳理其学理脉络和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理群簇视阈下协同与治理的耦合性和协同性
治理群簇具有复杂的理论谱系，协同治理的恰当定位，既要回答其缘何由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耦合而成，又要回答群簇背景下其如何相较其他治理理论而存在。
治理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诸多相关理论构成的群簇，内容具有多重侧重。有的侧重基础理论建构，有的侧重从结构、技术和工具等应用层面分析；有的强调对西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和反思，有的注重中国实践层面治理工具开发、政府部门变革与制度环境创新以及治理评估框架构建等。然而，治理理论体系并未构成全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其仍处于成长期。“治理理论试图拥有自己的‘学科基质’，但最终只获得了一个有些生硬的新旧混合体。它也未能彻底解决自己的学科逻辑问题。” 〔1 〕在批判新公共管理和寻找新公共行政范式的同时，学界提出网络化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理论。这些理论或是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或是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整体性治理回应新公共管理所导致的碎片化现象，协作性公共管理则是对科层制和新公共服务所强调的回应性的超越，一定程度上，网络化治理则是对信息时代下网络社会的适应。
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有着内在的耦合。其一，两者内涵相近，特征相似。治理所强调的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治理的善治目标取向与协同内含的多元主体结构、机制性和目的性殊途同归。“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2 〕 （P4 ）在公共行政范式向治理范式转换的诸多范式中，只有治理理论能充分体现协同思想，并以包括协同论在内的系统科学为基础。其二，两者都着眼系统，对象同一。治理具有系统性特征，是对多元主体网络系统的治理。治理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试图构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彼此高度合作的治理系统。协同理论亦以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协同效应涌现，探讨自组织过程以及结构和功能如何变化。其三，两者可以互相借鉴，功能互补。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管理，是对公共事务全球化、复杂化和跨界等异质性问题的回应，有效治理要求其借鉴包括协同学在内的复杂性科学。治理理论所运用的一些诸如自组织、互动过程、新的社会合作组织等关键词和话语显示其本质上是一种以系统科学等复杂科学范式为基础的复杂性管理。〔3 〕协同学作为研究社会自组织现象的系统科学，在刻画治理过程的有序性和治理结构有效性以及促进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正如哈肯所言，社会协同学将描绘一幅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新蓝图。因此，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耦合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的演进有其独特的价值。
协同性是治理群簇视阈下协同治理耦合体的主导特征，是协同概念的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协同治理具有多元主体结构，是对多元主体协同状态的静态阐述。其二，协同治理具有机制性，协同机制是协同过程的抽象化，也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路径。其三，协同治理具有目的性或功能性。目的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动力源泉，目的达成是协同过程终止、协同功能发挥进而协同效应实现的标志。由此，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将是理解协同治理的关键，它一方面要完整反映协同概念中的关系结构、机制和功能等信息，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这些信息在治理群簇中起到显著的标示、区别作用。一种极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没有丝毫协同性特征，那么对协同概念的简单引申便可起到区分作用，此时协同治理被看作近似为治理，这也是目前协同治理不能突破治理概念框架的症结所在；另一种极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存在某种可完整表达协同概念信息的理论，而此时协同治理的提出将毫无意义，其提出只会造成治理谱系混乱。然而，现实理论图景是治理群簇中存在协同概念的影子或片段信息，我们需要通过信息比较、综合才能显示协同性特征的完整性。因此，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对于协同治理在治理群簇中的恰当定位意义非凡。
二、协同治理的关键变量：网络、协作和整合
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内在耦合性，使二者深度耦合成为可能。协同治理的协同性特征，使协同治理得以与治理群簇中的其他理论相区别而存在，从而获得独立生存空间。具体而言，网络化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等治理理论与协同性特征中的关系结构、机制以及功能有极大关联，但其皆是部分相关，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则是对协同信息要素的完整反映。因此，寻找性状良好协同性特征的过程，将是界定协同治理关键变量的过程。
（一）协同治理与网络。网络关系是异于市场、科层的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网络关系结构是网络协同效应实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网络组织与协同效应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并不天然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只有对网络组织进行治理，合作各方的协同效应预期才可实现。〔4 〕由此，网络化治理所强调的网络组织或结构与协同概念存在关联。
协同治理强调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支配与服从、平衡与涨落等多元、多维的关系结构，网络化治理中网络组织或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对其关系结构的贴切表达，因之，网络可以有效描述协同性特征之关系结构。网络多元节点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节点之间的关系及节点地位变化皆由利益、资源、目标变动所致。同时，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既有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关系，又有节点与外部网络的关系；既有市场交易关系，又有社会交往关系；节点之间的关系既可以通过科层、市场等正式机制来维护，又可以借助信任、声誉等非正式机制予以强化。“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5 〕 （P203 ）可见，网络能较好表达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结构。网络关系结构能够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消弭其机会主义价值取向，保证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
（二）协同治理与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是对“科层制”和“回应性”等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挑战和超越。工业时代科层制下的协调观遵循“命令-服从”逻辑，而协作性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协作观则适应了信息时代下网络关系结构治理的要求，遵循“双向协调-平等合作”逻辑。同时，新公共管理潜意识地视公民为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忽视与之协作，而协作性公共管理则重视主体互动积极性发挥。因此，相较于其他协作观，协同治理的协同性特征与协作性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协作观有更显著的关联。
互动是协作的重要特征。协作互动既是对协同治理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又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机制和协同关系结构产生协同效应的桥梁。协同治理重视利益协调和资源配置，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激励。为此，在谈判阶段，要确保参与主体谈判收益最大化；在承诺阶段，要防范免费搭便车问题产生；在承诺兑现和绩效评估阶段，要确保承诺兑现以及各阶段以互惠原则进行。〔6 〕同时，多维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要求加深协作主体之间的横纵向互动，既包括横向节点之间的关系黏合，也包括纵向节点与网络之间关系的嵌入。此外，协作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推进协同主体互动过程的可持续和协同效应的实现。在社会政治系统治理中，动态治理方法强调互动的过程和变化方面，缺乏约束的动态性将导致系统的无法定位甚至解体 〔1 〕，因此，协作互动的机制化约束着其动态变化的可能偏离，这有利于进一步通向协同增效。
（三）协同治理与整合。协同与整合既区别又联系。从系统科学角度理解，整合虽在协同效应涌现中发挥功能，实现结构整合、机制整合和功能整合，但其只是协同概念中一个与结构、机制相并列的模块和变量，整合包含于协同中。当然，协同治理可以借鉴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整合观。一方面，系统思想与整体主义的契合，为协同治理借鉴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哲学基础。整体主义是系统思想的基本观点，刻画了事物内在要素之间紧密结构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由之，协同理论等系统思想内蕴对多主体、全过程整合的整体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公共治理领域整体主义的复兴，批判了个体主义思维，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
协同治理重视对网络关系结构的整合，追求结构的有序性：一是强调平衡网络内节点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视节点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目标冲突的化解。网络节点须立足其资源优势，嵌入外部网络，开展多维跨界合作，实现内外资源整合和自身持续、有序发展。二是重视对协作互动机制的整合，确保协作互动的方向性。协作互动机制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但机制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机制效应是不确定的。强调协同效应是互动机制的目标走向，易于控制机制变动的随意性、保证不同机制的协调进而促进协同效应的实现。因此，可以克服特定子机制缺陷和协调多元机制冲突，有效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是重视功能整合，以期获得有效结果。协同增效不是关系结构、互动机制的自然延伸，其实现过程可能存在功能断裂、功能异化现象。通过对功能的整合，有利于克服“碎片化”现象以及保障协同治理整合功能的发挥及其结果的有效。
三、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协同治理的不同理解，学界分析了利益、资源、目标、社会资本、信任、互动、制度以及信息技术等影响因素。根据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可将其粗略划分为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三类因素。诚如前文述及，网络、协作、整合是协同治理的三个关键变量，为了明确实现协同治理的可能路径，便需进一步探讨类因素的作用域以及类因素对上述关键变量的作用机理。
（一）显性因素：网络关系结构中的利益状况。结构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网络关系结构是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状况的凝结。协同治理诸影响因素中，利益与资源、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资源是网络关系结构确立、发展的能量源，是主体利益实现的凭借；目标是网络关系结构形成的黏合剂，是主体对其利益的公开主张。由于利益状况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易于被外显、察觉和估量，因此是影响协同治理的显性因素。网络关系结构静态地反映了利益、资源、目标等显性因素在协作和整合等变量中的变动，是利益状况的主要作用域。
利益状况显著影响网络关系结构的形成。网络关系结构作为利益凝结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必然伴随多元主体讨价还价式的博弈行为，其中资源和目标是两个重要因素。同时，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形成合作关系，而各自对个体目标的强调使利益博弈公开化，利益格局进而网络关系结构由此形成。利益状况通过协作、整合变量的调节作用，推动网络关系结构变化、发展。利益状况影响主体协作互动的热情，当预期互动能够带来利益状况正向变化时，主体互动的激励效应便会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主体之间网内外、横纵向互动关系的建立以及正式互动机制的运行，皆由预期利益状况正向变化所引致。因此，多元主体立足自身优势，建立了多维网络关系结构，借助常态化正式互动机制，最终实现了利益状况存量的正向变化。伴随着主体之间协作互动的持续进行，进而引起利益状况总体存量的变化，初始网络关系结构将不断向新的关系结构演进。正向利益状况变化易黏合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结构，利益状况的负向变化将造成关系结构松散，整合功能正是通过对正向利益状况的强化和负向利益状况或利益冲突的消弭来确保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
（二）隐性因素：协作互动机制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协同治理的关键，协同治理广度、深度和效度皆取决于其存在状况。社会资本的生成路径决定了其具有累加性、非正式性、不易外显等特征，因而是影响协同治理的隐性因素。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具有信任、互惠规范等要素在内的内在关联结构。社会资本与主体互动存在紧密关系，互动是其主要作用域。社会资本的累加效应途经主体互动而获得，反之，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会促进主体之间走向更深层次的互动。就像拥有常规资本一样，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更加利于集体行动。〔5 〕 （P198 ）
社会资本影响主体之间的互动激励、横纵向互动关系、正式与非正式互动机制，进而影响协作互动机制对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以及协同效应的实现。“动力总是暗含着互动，互动和动力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1 〕 （P223 ）。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需要多重激励，既需要利益因素的物质激励，亦需要社会资本的隐性激励。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服务动机与激励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具有外显效应的公共服务动机要求多元激励 〔5 〕 （P92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影响协作意愿，互惠规范约束短视投机行为。信任能够在协同者之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有利于协作意愿达成和合作成本控制。同样，互惠规范是一种高度安全性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有效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5 〕 （P202 ）
社会资本不仅激励主体互动，而且影响主体之间的横纵向互动关系。网络内节点之间的关系黏合以及节点与网络的关系嵌入，本质上具有跨界协作特征。跨界协作过程深受信任、承诺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协作治理已经成为取代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管理主义范式的新治理模式。协作过程本身受到利益相关者之间诸如面对面对话、信任建立、承诺增进和共识达成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当协作平台能够深化互信、达成承诺、有助于合作中期“小赢”时，协作将趋向于良性循环。〔5 〕 （P543 ）此外，社会规范与正式规范（法律、制度等）不同，其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等非正式手段来维系的 〔5 〕 （P201 ）。社会资本主要影响的是协同治理中的非正式协作互动机制。
（三）共享因素：整合功能下的制度和信息技术因素。制度和信息技术因素是影响协同治理的共享因素，作用于协同治理的各个变量，本质上具有整合功能。整合的前提在于主体共识达成，而制度是合作共识的理性表达，它可以防范和化解合作冲突，并加速协同治理的整合进程。信息技术是重要的整合工具，能够促进整合功能发挥。从农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渐次出现宗教、官僚、市场以及信息技术等整合工具。在信息时代下，技术可以实现整合进程的动态同步以及跨时空资源、知识的整合。
制度、信息技术因素与整合功能的同构性，决定了其对整合功能模块的显著作用。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影响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和协作互动的方向性。网络关系结构是利益博弈产物，有效的制度架构有利于利益格局稳定和主体角色的定位以及利益互动过程合法、有序进行。而作为内生变量的制度，其本身是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协作互动的产物。信息技术将深刻作用于社会管理实践，促使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联系更加紧密，主体关系结构更加有序、富有成效，因此信息沟通状况的改善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将促使组织决策更为科学和高效。信息技术亦将彻底改变人类协作互动环境和工具。随着信息技术进入Web2.0时代，基于互联网的论坛、博客、微博等虚拟社区或社群媒体将极大丰富多元主体互动工具选择和互动效率提升。以政府与企业、公民互动为例，电子政务将成为新的重要沟通渠道，将有效改善多元主体互动效果，提升公共服务绩效。
四、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作用的发挥，而这些变量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由此，协同治理实现的关键便是对上述变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控。
（一）激发显性因素表达，优化网络关系结构。利益、资源、目标等显性因素的表达，能够稳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预期，优化网络关系结构；相反，忽视主体利益诉求，一味求同压异，主体关系结构将会变动不居和稳态荡失。为此，首先要激励相关主体利益表达，正视其利益需求。相关主体之间应坦诚布公，尊重彼此利益关切，视利益表达为协同治理实现的前置条件而非障碍。同时，要重视阶段性合作利益分配，稳定多元主体合作预期，以此促进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其次要使资产专有和资源互依并重，实现主体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旨在多元主体协同效应的实现，而非一元主体封闭性资产专有、垄断排外。资产专有在确权资产归属的同时，更加强调产权明晰对多元主体交易、合作深化的激励，以此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最后要制定清晰的协同战略目标，确保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目标是利益主张的公开化，协同战略目标能够平衡主体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利益，有助于防范、化解合作冲突；同时，清晰协同战略目标，亦是对主体之间角色的明确界定，有益于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化。
（二）注重隐性因素培育，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与协作互动机制紧密关联。社会资本的累加效应经由互动而生，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为此，首先要弘扬协同精神，强化主体互动激励。协同治理所内蕴的协同精神，不仅有利于保障集体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有利于公共领域善治目标的实现。协同精神的弘扬，要求公民以主人翁心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对话、辩论和协商，从而激励主体互动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其次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主体之间横纵向互动关系的纵深发展。为此，多元主体应积极参与协作互动平台建设，提高互动频率、提升互动质量；努力深化互信，承诺与守诺并重，外在承诺与内在承诺结合，谨防机会主义侵袭；采取措施，惩罚不合规主体，培育具有正向效应的社会资本，净化多维网络关系。最后要重视协同治理中的互惠规范建设，充分发挥主体之间非正式互动机制的作用。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行动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积极的或消极的）。〔5 〕 （P201 ）通过主体之间价值认同、情感联结、互补互助、利他行为激励等，可以有效发挥协作互动机制中非正式机制对正式机制的补充和作用。
（三）加大共享因素供给，促进整合功能发挥。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共享因素的有效供给，有利于整合功能的发挥与协同效应的实现。为此，一方面要强化制度的有效供给。一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促进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整合功能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互动是影响制度有效性及协同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将为整合功能进而协同效应的实现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在宏观架构上，既要促进多元主体之间横纵向互动制度的衔接、配套，又要通过制度保障主体之间的正式互动机制与非正式互动机制的互补以发挥协同作用；在具体内容上，政府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外部环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如加大对协同治理创新的政策支持以及对多元主体协同成果的认定与保护等。二要提升制度本身活力，保证主体结构的有序性和协作互动的有效性。制度是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产物，制度的动态更新、日趋完备，有利于激发制度活力和改善制度绩效。为此，应积极发挥协作平台的利益协调功能，完善主体参与、谈判沟通以及权责体系、监督、绩效评估等制度建设，促进网络关系结构的优化和协作互动机制的深化。另一方面，要重视信息技术的有效供给。信息技术是整合功能发挥的必要手段，通过引入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等信息技术，促使网内外资源的整合，拓展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平台，促进组织之间的协作互动，改善沟通效果，优化组织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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