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09:32:5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的危机细节，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三代危机模型迄今为止,国际上已经发展了三代成熟的金融危机模型。第一代危机模型是货币危机模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为解释拉美货币危机而建立的。1972年墨西哥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墨西哥政府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导致基础货币增长过快,随后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投资者纷纷抛售比索,资本外流加速。当外汇储备耗尽时,墨西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墨西哥危机后,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拉美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危机。经济学家把拉美货币危机归因于进口替展战略和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论上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1]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反映了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可能三元悖论。克鲁格曼认为,维持固定汇率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FXt≥ae-DCt,其中FXt表示外汇储备,DCt表示国内信贷)。[1]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的扩张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预期,导致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下降。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将难以维持,本币贬值将不可避免。第二代危机模型也是货币危机模型,是为解释欧洲货币危机和英镑危机而建立的。1990年东西德国统一之后,德国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因担心通货膨胀,德国政府于1992年7月把贴现率提高到8.75%。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导致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此前,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芬兰央行为维持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而购进芬兰马克。但由于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储备有限,因而这一举措并没有抑制住芬兰马克下跌。1992年9月8日,芬兰政府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实现自由浮动。接下来,类似的现象在英镑、里拉市场发生,投资者纷纷抛售英镑,抢购德国马克,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欧洲货币危机由此爆发。与拉美危机不同,当英镑危机发生时,英国不仅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其财政状况也没有出现与其汇率制度不和谐的情况。也就是说,英镑危机不是政府的债务货币化政策引起的,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不能对其进行合理解释。从表面上看,英镑危机、芬兰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危机都是德国提高利率引起的,利差导致资本的异常流动,资本流动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产生汇率贬值预期。各国利率政策不协调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国别差异。奥布斯菲尔德通过政府目标的多重性来解释欧洲货币危机。他认为,政府有维持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必须在汇率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进行权衡,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后才能决定是否放弃固定汇率。当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于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时,放弃固定汇率是理性的选择。[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由此而产生。第三代危机属于银行危机,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货币危机过程。1997年7月始于泰国、波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重创东南亚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与拉美货币危机和欧洲货币危机不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充足的外汇储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没有异常变化。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显然不能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危机模型来解释,要阐明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和演变的机理,就必须跳出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由此创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有学者从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风险、金融脆弱性、政府腐败等角度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3][4][5][6]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国际上大量的廉价资金以较低的利率借给东南亚地区银行,然后由银行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当资产泡沫破灭时,银行不良贷款急剧增加,银行破产风险增大。由于银行破产具有高度的外部性,投资者相信政府不会对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袖手旁观,因而投资者并不担心银行因为不良贷款增加而破产。基于这种认识,投资者敢于借钱给银行,银行也敢于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行业,国内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最终将转化为财政赤字。因此,银行的不良贷款与财政赤字是等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没有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二)金融危机的变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演变为不同的形式,出现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不同的危机变种。对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很难给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新的框架进行综合分析。不论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还是政府债务危机,必然体现在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中。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关系的失衡都可能导致另一种或者另几种关系的失衡。所以,每一类危机都至少对应两种非均衡关系。[8]长期的财政赤字将导致债务率的提升,政府债务货币化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如拉美货币危机就与政府赤字货币化的操作有关。企业投资来自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于储蓄存款,所以银行是连接居民和企业的纽带,他们之间存在存款和贷款与贷款和投资这两种均衡关系。存款、贷款和投资之间又存在期限结构错配风险、货币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些风险都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不良贷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银行危机便因此而爆发。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银行,银行不良贷款即转化为政府债务,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独立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债务货币化化解债务危机,则债务危机将进一步影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进而演变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或危机。这正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欧盟五国正面临的局面。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须提高外贸部门的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去化解危机,但这需要汇率贬值的配合。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决定外汇储备的增减。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在固定汇率下,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演化为国内货币扩张,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耗尽,则将导致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引发货币危机。在浮动汇率下资本流动异常也可引发金融危机。日本泡沫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属于这种类型。各种失衡与利率、汇率政策有关,固定汇率、热钱、低利率、贸易顺差都是产生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的因素,应该说中国银行业具备滋生金融危机的条件,但是中央银行通过人为地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实现了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利益输送,使银行轻而易举地获得暴利。这种制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储户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贷、企业破产、房地产泡沫、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皆与此有关。如果增加的货币是由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则本币面临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容易导致资本内流,催生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经济和当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与贸易顺差过大和货币升值有关。一旦资本流动方向发生逆转,就会引发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如果说拉美货币危机是货币数量扩张的结果,则英镑危机就是由货币价格(利率)的突变造成的。德国提高利率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产生了英镑贬值预期,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了英镑危机。东南亚危机是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套利资本融合的产物,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信用的极度扩张,这种增长模式对外部冲击极为敏感,对东南亚的小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体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递
有很多学者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属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长期积累的表现,因此,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一个动态、漫长的过程。如果按照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财政赤字上限和60%的国债上限,一个国家国债从零积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滥、银行顺周期操作、道德风险、国际货币体系的僵化和金融监管缺位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都会影响资本流动和债务积累的过程,因而它们都与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
(一)增长与繁荣的预期三木谷良一在总结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条件时指出,作为初始条件整个宏观经济必须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经济状况不好绝对不会产生泡沫经济。宏观经济这种好的状态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使人们产生一种极其乐观的憧憬,相信经济景气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周期消失了,即使存在经济周期,经济下滑也不会马上到来。[12]这种状态在日本出现过,当年日本东京证券指数上冲4万点,东京土地价值超过美国全国的土地价值,就是靠这种对未来的无限憧憬。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繁荣时期,持续上升的股市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甚至出现经典经济理论已经失效、经济周期已经消失、股票价格与互联网点击率成正比而与收益无关等谬论。接着股改红利和宏观经济繁荣,中国股市在2007年一度上冲到6000点以上,虽然泡沫已经很大,但还有不少人预测10000点即在眼前。
关键词：世界经济格局；美国金融危机；经济发展；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46-06
2008年9月开始，折磨美国经济已近两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全面的金融危机，并进而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那么这场危机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呢?
一、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已数月，对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全面的冲击，但是，这一切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并不大，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与一年前一样，仍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总量、科技实力(通过人均GDP水平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应)和国际经济关系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后是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中国无论是人口和国土面积还是增长潜力和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总量都显示着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性：印度则以人口和发展速度引人注目：而俄罗斯和巴西占有人均资源量的优势。其他的经济体或者由于人口或者由于面积、经济总量与前述各国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如表1所示，以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DP中，墨西哥2008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8％，俄罗斯是美国的26.7％，这与2007年的21.2％、19.8％并无质的区别。GDP最高的中国占美国GDP的百分比分别是2008年29.5％和2007年的23.8％，同样没有质的变化。因此，在2008年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仍主要扮演跟随者或追赶者角色。
考虑到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声音，也可以说，美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作用削弱了，但考察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世界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和国际经济调整的方向，我们看到美国对国际经济仍然有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跟随者在跟随的过程中既没有意愿改变自己快速追赶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在目前看来仍然是改善自己境况成本较低的一种)，也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实力不够)。欧盟诸国虽然有意愿想弄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作为一个国家联盟而非单一国家，其行动的一致性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而且欧盟自身的问题比美国更多，同样没有实力真正去改变国际经济秩序。比之欧盟，日本的整体实力就更差一些。再加上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谁也回避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程度不同，而越是融入程度高的国家，如欧盟和日本所感受到的冲击力也就会越接近危机的起源国。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的几点判断
只有对世界经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个基本的判断，才能分析其对不同经济体冲击的力量和延续的时间，进而讨论各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回归稳定发展前所受的不同影响。
(一)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几点基本判断
1.危机的成因。一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美联储运用货币工具不当、监管缺失，再加上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认识不足、心中无数导致的。由于货币供给政策运用不当。导致了市场长期处于流动性过剩的状态，于是过剩的流动性盲目寻求增值，积累了巨大的风险。由于监管不足，导致了“三无”人员(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固定资产，无良好的信用记录)也能得到大笔的贷款，于是祸根深埋。由于监管不足再加对金融衍生工具认识不足，导致了次贷也能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变成优质资产，而且这些资产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由谁持有，于是信用丧失。这样，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问题便演变成了危机。
这只是表面或直接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主观价值量对客观价值量偏离带来的能量积累已经达到能够引发危机的程度了。一方面，美国需要消耗(而且这种消耗速度还在不断增加)大量的财富在国内和国际上完成其客观和主观都有需要的目标。在国际上，美国要打赢反恐战争，要完成单边主义赋予的一切内容都需要大量的开支；在国内，美国也需要满足美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比如住更大的房子，拥有更好的游戏软件等。另一方面，美国却无法增加创造财富的速度。从劳动力、资源、技术发展等方面看，美国在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财富的创造速度只能保持低速。两方面叠加的结果必然是客观价值量的不断减少。于是为了维持大国的里子和面子，美国只好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通过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向别国、向未来去借。其结果是每一单位的客观价值所对应的主观价值越来越大。当这种偏离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危机的能量从它所能找到的最薄弱的环节宣泄出来，形成了危机。
2.危机的发展。基于对前述危机形成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美国金融危机也是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既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可以把危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虚拟经济领域爆发并祸及实体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是虚拟经济领域实现稳定但实体经济的危机继续发展。前者主要通过消灭主观价值量来实现其向客观价值的回归。后者则主要通过破坏客观价值(包括对应的主观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客观价值载体的重新配置。
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首先是美国虚拟经济领域的大混乱，然后是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其他国家虚拟经济领域受到冲击，或者遭遇震撼，或者也跟着混乱甚至崩溃，同时与美国虚拟经济联系最紧密的那些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部门也受到冲击，原来比较健康的企业感受困难，原来不太健康的企业处境艰难甚至开始倒闭。在这个阶段中，首先是美国，其次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会基于危机表面原因而推出大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理清混乱了的虚拟市场，阻止其向实体经济的蔓延。这些政策有的会有一些效果，更多的不过是干扰了危机发展的进程而已。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由于第一阶段发展的结果先是美国然后是其他大国新的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建立起来了，于是虚拟经济开始稳定下来。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破坏带来的企业破产、大量失业，使得实体经济也已经混乱不堪。重新理顺实体经济的过程将是一个更多企业破产，更多人失业直至新的稳定的过程。
要完成这两个阶段。世界经济重新回归正常发展大约要到2012年。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各大经济体的影响
表2所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初对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所做的预测。对比
本文作者在2007年所作的相关研究，这个预期一方面低估了美国受次贷危机冲击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把危机局限在美国范围之内做出的。所以可以将其作为在没有危机冲击情况下，各主要经济体的正常发展预期。在危机全面发生后，IMF于2008年11月份对2008和2009年的预期做了全面修正。这个修正反映在表3中，其对2008年的评估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但对2009年的评估笔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基于前面对危机发展的总体判断，结合后面对各国实际的分析，表4给出了直至2012年，对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预期。
1.美国。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确定其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尤为重要。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统计，“二战”以来，美国曾经10次陷入经济衰退。过去10次衰退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0个月，其中最严重的两次衰退分别发生在1973至1975年以及1981到1982年，这两次衰退分别延续了16个月。同时根据该局的研究。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就已经进入衰退。似乎美国经济顶多到2009年3月就能进入复苏。但是，我认为，直到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中爆发出的问题还主要是源于房贷的金融衍生产品，随着经济的下滑和失业的增加，基于信用卡、车贷、学生信贷等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可能出现问题，还会对金融市场形成新一波冲击。无论这个冲击是大还是小，只要没有过去，信用的重建就难以实现，危机的第一阶段就不会结束。综合各种信息，这个期限大致应该在2009年的夏天。只有第一阶段结束了，再经历10个月左右的衰退，复苏才会到来，而且复苏的速度不会太快。如果这个估计成立的话，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是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据此，表4预期了美国2008～2011年的经济增长。
2.欧盟和日本。欧盟的长期经济基本面甚至不如美国。我们看到，其老龄化发展迅速，劳动力质和量的增长基本停滞；由于科技发展水平低于美国而难以获得技术领先的垄断利润：以福利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创新的抑制导致创新匮乏。同时，欧洲的资产泡沫和监管缺乏一点不亚于美国，欧美的长期同盟关系和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把欧洲和美国的金融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所以，欧洲所受的冲击不仅有来自于美国的，而且还有自身被美国金融危机带出来的大量问题。欧盟已经在美国之后陷入全面的衰退，而且复苏的时间将在美国之后，它的衰退至少要持续到2010年的第三季度，之后的复苏速度也会略慢于美国。因此，欧盟2010年全年的经济增长不会是正的，2011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太快。
同欧盟一样，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也不如美国，其老龄化问题甚至比欧盟更严重。劳动力的总量在下降，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不可能很快，虽然技术创新能力强于欧盟，但科技发展速度和水平同样无法超越美国。但同欧盟不同的是，日本由于泡沫经济崩溃的教训，在金融领域的问题比之欧美要小一些：日本地处当代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东亚区，如果这个区域复苏比较快的话日本也会得近水之利。因此，日本经济的衰退会是发达国家中最轻的，并且会和美国同步复苏，但复苏期的增速则会低于美国。
3.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对于巴西来说，发达经济的衰退带来的效应是两方面，有利的方面是发达经济为了应对危机大举降息，这极大降低了巴西的债务成本：不利的是流动性的急剧下降不利于其借新债。而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度下降引起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降对巴西的影响则是单方面的，即严重影响了巴西经济的扩张。更严重的是，如果巴西的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足够大的话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紧张，甚至干扰经济秩序，加深危机的程度。因此，2009年巴西经济会随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而放缓，2010年如果不恶化的话，则会是新一轮增长的起点和本轮下降的底部。
与巴西不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打击对印度是利大于弊。虽然印度也出口大量矿产品，但进口金额更大的能源和原材料。金融危机和发达经济衰退对印度经济则是弊大于利，首先是外需不振了，其次是资本外流。因此，印度经济的减速成为必然。糟糕之处在于，世界经济的问题加剧了世界各种矛盾的深化，而印度在国内国际本来就有许多处于爆发边缘的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更是随时可能爆发。任何一个矛盾的爆发所引起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们对印度进一步失去信心。而加深外部冲击的影响。孟买恐怖袭击就是一个典型，估计至少使2009年印度经济成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当然，印度经济的基本面总体上较好，因此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印度会在2010年上半年重新开始加速。但由于欧盟经济还在继续衰退中，这种加速会比较缓慢。2011起则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正常化。
国际原油价格在2008年下半年的暴跌对俄罗斯2008年经济增长的冲击是巨大的。由于预期2009年原油的均价将比2008年大幅下跌。因此2009年对俄罗斯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方面资本项目可能因为资本对油价下跌后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的怀疑而出现巨额逆差，另一方面油价下跌将极大影响俄罗斯经常性项目的盈余，甚至于也出现巨大逆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2009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我们估计资源价格会在2010年实现对2009年的相对稳定，不会有向上的突破，但俄罗斯经济已经适应资源价格的不振。经济增速不会再大幅度下降。到了2011年，资源价格会由于世界经济开始重入正轨而稳定上升，俄经济开始较好上升。
由于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又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因此其经济变化与美国比较同步。这次危机对墨西哥主要的影响在于全面打击了美国经济而间接影响了墨西哥出口、资金汇入和旅游业。
4.中国。在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首先，就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会维持到2020年左右，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将维持到2035年以后。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7年人均GDP才2500美元，这意味着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的余地还非常大。再次，从制度创新方面看，中国也还有很大的余地，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将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力。因此，由于本次金融危机首先挤爆了金融泡沫，进而加速了资源类商品泡沫的崩溃，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实际上是有好处的。但是，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是显见的。虽然中国的直接损失与其经济规模比起来确实不大，然而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大，发达经济体衰退和世界经济减速带来的外需增长失速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好在中国过去数年积累了大量的盈余，如果这些盈余使用得当的话，足以通过扩大内需弥补未来外需增长的不足。仅中国中央政府推出的4万亿投资就足以弥补明后年外需增速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甚至为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只要成功实施中国在2008年12月15日之前已经计划的刺激措施就足以保证中国经济2009年8％以上的经济增
长。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进一步介入的话，经济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本轮周期的底不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就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的某个月份。当然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将继续下行。中国经济触底后的上升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随着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在2010年开始复苏，中国这一年度的经济增长会略高于2009年。到了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则会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回升到2008年的增长速度，开始新一轮高涨。
三、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
根据表4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几年增长状况的预测，以表1中列出的当前(2008年)各主要经济体的GDP为基数，算出表6第4行，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各主要经济体的GDP。根据表5确定的2012年偏离率算出表6的第2行，2012年各主要经济体的GDP。再根据除欧盟以外当时各国的人口，可以得出表5的第3和第5行，当时各国的人均数。根据表6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总量上看，世界经济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选取的这些经济体中，中、印、巴、墨、俄构成的发展中集体与美、欧、日构成的发达国家集体GDP的比值，2008年是26％，2012年是34％。这确实意味着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了。甚至2012年中国以汇率法计算的GDP也超越了日本，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世界经济三强。但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过是欧盟或美国总量的约40％。
从人均上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发言权。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只有日本的约九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就是与除印度外的其他大经济体比较，也大约只有这些经济体人均数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会增大，但仍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向型政策。
在发达国家内部，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危机把欧盟经济发展的长期基本面不好这一劣势进一步暴露出来，欧盟的相对经济地位只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其试图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并不会成功。以日本在危机后的经济地位，它在世界经济中也不可能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
因此。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本次危机后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升，但即使到危机的冲击力消失、世界经济发展回复到正常轨道上来的2012年，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几点政策建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先度过危机期。当然在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长远，多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战略部署。
(一)关于危机应对
第一，要尊重客观规律。经济周期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不是宏观管理者能够改变的。因此，不要试图为了逆转经济走向而过度使用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宏观经济管理者所能做的是缓和危机的冲击，尽可能减少危机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不可恢复的伤害。
第二，该坚持的要继续坚持。不能因为应对危机就把本来要做和应该做的工作停顿下来。比如，与其为了保出口提高补贴还不如把这部分钱平均分给中国老百姓，以内需弥补外需。又比如本来应该推出的制度创新，一些因为这些年经济环境较好而忽略了的，要捡起来坚持做下去；一些已经在做并为实践证明是有益的，不要因为出现了外部冲击就放弃了。
第三，该放弃的要坚决放弃。有些做法从理论上看是合理的，但经过实践发现是不合时宜的要先搁置起来。有些做法本来就不合理，因为种种原因做了，应该乘此危机关头将其抛弃。
(二)关于长期战略部署
第一，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避免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国际义务，更要防止把发展中大国的国际义务规则化的倾向。
第二，要抓住机会走出去。我国要实现长期发展，除非把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减少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以下，否则的话只能依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危机给了我们全面布局世界资源、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我们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坚决抓住。这个资源主要包括能源(油气、煤、核)、矿产、重大装备及技术和技术精英。对于虚拟资产及其操作人才的引进。则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发展程度的限制要慎重对待。
2007年，一场浩浩荡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面对这场危机时，我们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危机爆发的根源，我们把责任归咎于金融监管不利和华尔街花样百出的金融创新品上。事实上，这些都是造成危机爆发的最直接的原因，我们通过分析这些直接的导火索有利于今后规避此种风险。但是，在探寻危机爆发的最根本原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追踪过去十几年世界究竟在经历一种怎样的发展模式，是否发展的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最终这个风险却由华尔街买单。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借助于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2002-2007年经济的扩张始于一声巨响——美国股市泡沫2000-2001年的破灭，这次泡沫的破灭对美国家庭财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为了最小化随之而来的持续深度的经济衰退，美国联邦储备局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在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间27次降低了联邦储备基准利率或贴现率，通过这27次调整，存款利率从6.5%下降到1.0%。这种扩张的货币政策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产生虚假繁荣来掩盖经济的深度衰退，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很快演化出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由于房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据很大比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给居民带来的财富大大超过了2000-2002年股市衰退而带来的损失。至此，虚假繁荣开始升级。推高的非理性的房价推动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美联储采取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防止美国经济陷入困境3。在美国持续的低利率背后的另一个本质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储备美元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他们总结了之前几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下促成的，在几次金融危机的考验下，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视储备美元为一种安全的投资方式，例如中国，储备了大量的美元外汇资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盈余使他们更有能力去储备美元资产，为发展中国家对美元态度的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上述原因使得美国拖延偿还其巨额的财政赤字成为可能，并且也无需突然的调节真实利率和汇率。同时，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取得高收益愿望的驱动下，华尔街出现了繁杂的金融衍生品。很多公司的行为并不合乎规范，而他们创造出的金融工具却一直在市场参与交易，还有一些新创造的金融工具的形式过于复杂，以至于规范它们都很有困难。由此得到的结果是，政府希望倡导一种无政府干预的金融市场，然而有时却伴随着过度松懈的金融监管。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着同样不利的影响，当互联网泡沫破灭，其他各国中央银行纷纷降低利率的时候，虽然他们降低利率的速度赶不上美国联邦储备局，但是他们的经济很快就能恢复如初。在很多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膨胀，有些甚至比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吹得更大。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下，加之对市场心理的把握，在短暂的2001-2002年全球经济低迷之后，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又出现了新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并且是低成本的经济增长。
二、发展中国家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
在2002-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同样蓬勃发展，这种发展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自国内。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近十年中所处的经济环境——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其他环境——要好于在这之前的二十年，这主要表现为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持续的财政收支平衡。这些条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并且使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去抵御由目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家发现其经济在增长的出口收入、更高的商品价格、波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更多的国外汇款的推动下呈现更快的增长。首先，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使2002-2007年的出口需求大大增加，由此，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其九十年代高速经济增长的步伐45。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商品价格飞速增长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出口在发展中国家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9%增长到2007年的39%。第二，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这是由于投资者看准相对于这个时期在本国的成熟经济体中投资的低收益，他们可以在发展中国家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仅仅2007年这一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净资本就增长了2690亿，达到了1万亿。《2008年全球发展报告》指出：银行净贷款和债券流量从2002年占发展中国家GDP的零增长到了2007年的2.7%，外国直接或间接净投资流量从2002年的2.7%增长到了2007年的4.5%”。在国外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也迅速增长，2007年总量已经达到了2400亿。这些转变对于一个劳动力充足而资源短缺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金融数据。以上三个金融指标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繁荣，其主要代表国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6。这个增长又反过来刺激了他们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更多的吸引投资的愿望7，而这种愿望的增强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由于投资的直接影响和吸引投资的愿望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2003年到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GDP每年增长超过五个百分点；在2006年增长率的巅峰状态接近八个百分点，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接近或者超过五个百分点。相比较于过去的十年，1980-2000年之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4%。据估计仅只投资一项就为年GDP增长贡献了四个百分点。同时，美国的市场需求是由美国的财政支持的，在大幅的国家安全开支的同时实施中央政府减税政策使美国的财政从2001年的小额盈余转变为了2003年的大幅赤字。由于低利率和低储蓄率的共同作用，美国的财政赤字造成了目前大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对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进口品需求。这创造了反哺的过程，刺激了更多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需求和发达国家资本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同发达国家曾经一样的脆弱性。大量的投资资本和高速经济增长促成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例如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房价虚高问题。很多资本市场也同样波动，一些市场已经到达了一种非理性繁荣的程度。在过去十年中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阶段，大概从2002到2006年，像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商品价格上涨被产品的低成本所抵消。尽管通货膨胀率一直增长，但这些国家并不高昂的出口产品价格使世界经济既取得了高速增长又处于适度的通货膨胀中。不过到2007年，持续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经济体开始触及到其供给能力的极限。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美国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并且导致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论文关键词 劳动关系 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意思自治
一、有关“双重劳动关系”之检视
劳动法学上的“双重劳动关系”是指一个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和享有两个劳动关系。其或表现为两个劳动关系都是法定的；或表现为一个是法定的劳动关系，另一个是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现象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表现为一个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但是“双重劳动关系”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动因，却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目前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阐述和分析早已是汗牛充栋，对于在我国是否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和应否承认“双重劳动关系”也是见仁见智。传统上承认“双重劳动关系”者认为“双重劳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非全日制用工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二是兼职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三是国企改制后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有争议的是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下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关系”。虽然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理论依据尚存争议，但是实践中确实有很多案例涉及到“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虽然我国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双重劳动关系”问题有所涉及，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非但没有明晰反而愈演愈烈，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界定也越来越难以把握。目前，我国涉及“双重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聘请科学技术人员兼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当然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规定还有很多，散见于各相关规定和地方性法规中。总结来看，理论界围绕着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双重劳动关系”的态度提出了所谓的“肯定说”、“否定说”和“部分肯定说”。不得不说，大多数学者对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研究从出发点上来说就进入了误区，毫无疑问构建在错误根基上的研究即使阐释的再怎么深刻也无疑是做了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根据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劳动关系原本是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所有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而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学者通常将其做了一个法律上的定义，从法律上讲，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既是经济关系又是人身关系。从以上对于劳动关系的定义可以明确劳动关系是一类存在于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关系，其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而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关系的有无并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契约或者劳动合同为前提，而相反劳动合同的签订仅是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劳动合同关系与劳动关系，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国学者在探讨“双重劳动关系”时并没有将这两个问题区别加以对待。其实如上所述，劳动法上所称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所有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而劳动合同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的协议，虽然劳动合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相比具有更多的公法元素，受到更多的法律约束，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劳动合同仍是合同，有关合同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需遵循。
二、劳动法学上之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关系
在劳动法学上，劳动关系不应该用统计学上的计量方法加以计数。如果非要探讨究竟是否在基础劳动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劳动关系，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前面已有论述，劳动关系本身不存在主次，更不存在数量上的划分。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是产业关系的一种。具体到每个劳动者来说，在社会中一个劳动者只可能拥有一个劳动关系。劳动力专属于个人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不可能将劳动力切分成各块分别加以出售或利用，这就好比不可能将人的身体分拆一样。与此相反对于劳动合同关系，由于劳动者与不同的用人单位签订不同的劳动合同就会存在不同的劳动合同关系。且不论该多个劳动合同的内容是否相互抵触，是否违法，但是每个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该是自由无限制的。不论签订多少个劳动合同，只要符合劳动合同的成立要件，在法律上应该是允许的，甚至是应该值得鼓励的。所以，一个劳动者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是允许的。这样不管是双重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多重劳动合同关系在法学上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的区别。劳动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的现实基础，劳动合同关系是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但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表现为劳动合同关系，二者之间绝对不能划等号。据此，笔者认为传统上有关“双重劳动关系”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变换称呼为双重劳动合同关系或双重劳动契约关系，这也是我在本文中一直用双引号引注“双重劳动关系”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解决理论界一直负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实践中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明确的解决思路。
三、双重劳动合同关系之法理依据
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劳动合同的定性并没有十分明确，但是毋庸置疑劳动合同在本质上仍是合同。劳动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既有合同的一般特性又有其特殊性。合同法有关合同的原则性规定指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协议，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也需遵守这一古老的原则，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建立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合同的基本精神在于意思自由，对于劳动合同来说，虽然说受到强行法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其本质上崇尚的仍旧是意思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意思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由目前在民法学上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的命题，相关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已是相当的深入。对于劳动法学者特别是研究劳动合同法的学者来说，承认这一民法基本原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劳动法学中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问题将会变得非常的清晰。我国法律规定一个劳动者可以与多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双重或者是多重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在法理之中。我们知道，合同的成立在于满足主体、内容和意思表示这三个要件，所以对于一个劳动合同来说只要满足以上三个要件原则上是成立的。虽然法律对于劳动合同有很多强制性的规定，譬如书面形式等，但是这仅仅是劳动合同这一特殊合同的生效要件，并不能就此否定劳动合同本身的成立。一个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主体固定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除非全日制用工外的劳动合同一般采用书面形式；核心内容为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和内容合法。据此有必要重申，劳动合同的建立只需满足基本的条件，即主体、内容和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至于是否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者是否符合有关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等条件可以看作是劳动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并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没有就此点作出明确的要求，对于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动关系二者经常混用，这才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一直争议不断。
1941年Gunter Haupt氏发表了《论事实契约关系》，对传统契约理论（认为契约之成立必须依当事人双方之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即合意而成）进行修正。指出恪守古老的观念不能解决问题，应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一项新的理论，即在若干情形下，契约关系得因事实过程而成立，非必依缔约之方式不可，故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可不过问。虽然此理论在其产生之际即受到众多的批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该理论变得日趋成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承认。我国合同法规定对于没有成立的合同或者说是对于欠缺成立要件的合同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推定合同成立，这种行为在我国民法基本理论中被称作为实际履行。同时对于欠缺法定形式要件的合同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履行行为予以治愈。之所以有此介绍是因为，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可能会存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者是本身即不存在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在此种情况下有必要运用民法学中有关事实契约关系的这一理论解释劳动契约中的这类问题。
四、对我国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重构
通过以上对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解释和法理分析，目的在于向大家展示出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基本概念，最终目的是破除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定式，向大家展示出一个不一样的劳动关系领域。但是坐而论道容易，问题是如何寻求出解决之道。仅仅对传统上“双重劳动关系”进行破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新近提出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在用工形式上的指导意义加以重构。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重构有利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充分就业，促进经济的持续回升和稳健增长。
（一）非全日制用工之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非全日制用工在我国是作为非典型用工形式的一种加以规定的，其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有关非全日制用工之法律起步于21世纪初。2003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工作问题的意见》规定：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规定可以说是规范我国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比较早的规定。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在其第69条第2款中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法律规定的比较明确，两个或多个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在一起组成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实践中非全日制用工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大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因劳动者提供劳动和用人单位支付工资这一行为履行治愈，成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比较灵活，适合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分工明细和精细化的工作要求。特别是在用工地点和用工时间方面规定的比较自由，既适应劳动者发展自我的需要，也能为用人单位节省较大的用工成本。非全日制用工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中各劳动合同的内容也要符合劳动法有关劳动基准的规定，否则即被视为不合法的劳动契约关系，将得不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二）兼职之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兼职一般是指劳动者完成本职工作后，在业余时间内，与其他单位建立的工作关系，即通常所谓的第二职业。因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叫做主劳动合同关系，兼职所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属于次要劳动合同关系。我国有关劳动者兼职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规定最早是对科学技术人员兼职的规定，因为这类人员掌握的科学技术比较稀缺且高负价值型，他们的兼职具有必要性。另《劳动法》第9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实这条可以算作是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原始规定，但是由于劳动法出台之际，我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用人制度方面还遗留了大多计划经济时代用工制度的特点，故劳动法仅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对双重劳动合同关系表明立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在其第39条中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条明确了对于兼职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的承认，并对其具体的操作作出了规定，指出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劳动合同法》第91条也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可以看做是《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法》的继承。兼职的本质在于劳动者在一个主的劳动合同之外利用自己的余力，在履行在先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法定的义务的情形下，利用自己的余力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并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并享受报酬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况下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所需要注意的是，在承认两个劳动合同都成立的背景下，以不妨碍主劳动合同的履行为前提，对兼职形成的次要劳动合同加以保护。
（三）国企改制之双重劳动合同关系
国有企业改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类特殊经济运行实体，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不管是股权置换还是其他任何形式，总之国企改制产生大量的“内退”人员。“内退”人员是对一类群体的称呼，指职工退出劳动过程，原先企业保留其劳动合同关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每月发放生活费，等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内退”人员退出原先存在的劳动领域，与企业保留形式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这些人员到其他单位重新就业，向其他单位提供劳动并由其他单位支付劳动报酬。2010年9月14日起的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三）》对于国企改制后“内退”人员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的比较明确，即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其实这种说法本身欠妥，因为就算是没有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类人员到其他单位重新就业所形成之劳动合同关系也属于劳动关系领域。该司法解释将其予以明确恐怕是为了消除人们的误区，目的在于为实践中长期争议的双方提供明确的界定，指明该双重劳动合同关系就是为劳动关系的一种形式。需要指明的是不仅国企改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为劳动关系的内容，在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所形成的双重劳动合同关系也是劳动关系的一部分，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定的调整。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商品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19-03
[作者简介]刘婵婵（1990-），女，汉族，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1BJY014；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W2013217。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新变化
（一）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变化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12年末，我国初级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544%降至2012年的491%。初级产品占比不断下降，说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其中，食品及活动物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化不大，2008年为23%，2009―2012年一直在26%左右波动。饮料及烟类变化很小，一直在012%左右波动。非食用原料一直在067%～079%之间波动，变化也很小。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下降趋势明显，从2008年的221%降至2012年的151%，是促使初级产品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动、植物油脂及蜡大体稳定在003%左右，无明显变化。同期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9441%增至2012年的951%，增加了07个百分点，详见表1。
（二）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工业制成品中的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可以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以及未分类的其他商品可以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由表2可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先降后升。2008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为4181%，并且逐渐降至2010年的3982%，但从2011年开始反弹，逐渐增至2012年的4248%。其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从2008年的183%降至2009年的1538%，然后又呈现上升趋势，2012年为1626%。2008―2012年杂项制品一直在24%左右波动，2012年为2615%，较上年增加了2个百分点，变动较为明显。2008―2012年未分类的其他商品在007%～012%之间波动，其出口额较小，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先升后降。2008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为526%，随后逐渐增至2010年的5501%，在2011年时由升转降，一直降至2012年的5262%，与2008年接近。其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从2008年起大致保持在55%左右，无明显变化，而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变化较大，是影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变化的主要因素。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从2008年的4706%升至2010年的4946%，之后开始下降，2012年为4707%，回落至2008年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近两年逐渐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从国际经济整体状况来看，近两年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加上欧债危机的深化、国际市场需求萎缩、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增多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我国出口受阻。从我国自身经济状况来看，我国企业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品牌等因素也是导致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低、出口压力增大的重要因素。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内因素分析
1 企业竞争力
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品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弱。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太少，大部分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一直受外商委托进行生产，只能赚取很少的加工费，并且加工产品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商手中，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强，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抗风险能力低。
2 外商投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来华投资。外商企业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在华的外商企业出口萎缩、利润下降、投资减少，一些受到严重冲击的外商企业或撤出我国或倒闭破产，从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
3 贸易方式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主要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订单主要来源于国外市场，严重依赖外需，并且加工贸易的产业链相对较短，相关出口产品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直接。
4 企业融资能力
无论是从企业对贷款的需求紧迫程度来看，还是从倒闭企业数量来看，均可见我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足，加上银行业在危机期间收紧银根，导致中小企业在抗击风险时资金不足、资金链断裂，从而抗风险能力下降，造成部分企业倒闭破产，对出口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
5 利润
由于受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出口退税倒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企业利润下降，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
（二）国外因素分析
1 国际市场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投资减少、失业人数增加、消费水平下降且进口需求萎缩，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订单减少。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外需低迷的态势难有根本好转，其中美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起色，欧元区核心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极其复杂。
2 汇率
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对美元不
断升值，出口换汇成本上升，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加上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汇率波动不定，风险较大，必然导致贸易成交难度加大、进出口受阻。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受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要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受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3 货币政策
一些国家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往往增加货币供给（如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元货币存量的增加），货币存量增加使其本国货币贬值。相对而言，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
4 贸易保护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常常滋生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一些国家采取提高关税、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保护其国内的生产和消费。目前，国际上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摩擦不断上升，导致我国出口受阻。
三、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增强分散风险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东盟的出口力度，但出口市场仍集中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带来的风险较大。因此，出口企业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使出口市场结构更加多元化，在扩大贸易市场的同时增强分散风险的能力，有效降低某些国家不公平的贸易制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我国贸易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吸引外资政策，引进先进技术、鼓励自主创新，从最开始单纯的模仿、复制发展到今天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企业应更加积极地开展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大部分科研都在高校等研究机构中进行，导致科研与市场分离。而国外恰恰相反，推动技术创新的往往是企业，由企业推动的技术创新更加契合了市场需求，同时形成了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因此，应该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使研究面向市场，政府应适时为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企业创新。
（三）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政策支持，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我国应该加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改善融资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政策以帮助外贸企业应对贸易风险。首先，应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其次，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依靠民间资本参股的小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融资服务；第三，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本解决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诚信缺失等问题；最后，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地方政府应建立担保资金财政预算补充机制，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专款用于扩大担保资金规模、弥补资本金损失。
（四）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引资质量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外商在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方面的投资规模不大，我国应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一方面，为外商提供的优惠政策要更具导向性，引导外商在技术密集行业和知识密集行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国内外企业公平竞争，并且要防止外企垄断市场。目前，已有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因此我国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外商在我国开展研发活动，并为愿意提供核心技术的外商提供优惠政策。
（五）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应该不断完善加工贸易政策，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积极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转移到我国，同时加大力度培育本国跨国公司，培育自主品牌，开拓国际营销渠道，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六）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服务业的发展会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代服务业涵盖领域广泛，能容纳大量劳动力。服务业可以加强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起连结和协调作用，并且能缓解环境、资源压力。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力度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蓝天，陈锴辉，运鑫辽宁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J]对外经贸，2012（10）：20-22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历史机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打击。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中国政府确保了经济顺利增长的任务。当前，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即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也为中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了契机。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构建，乘势启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将迎来充满潜能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社会和谐。
一、金融危机下凸显我国传统产业结构的弊端
第一，外贸依存度“过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过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并于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见表1：
我国进出口贸易虽取得巨大发展，但外贸依存度接近30%。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中，传统加工贸易又占据主导着地位，是典型的“大进大出”模式。并且，长期以来我们“重投资，轻消费”，导致内需不足，目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占整个GDP比重只有35%。当遭遇到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外部市场急剧萎缩后，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严重不足，出口产品附加值“过低”的缺陷凸现，见表2。
第二，产业结构失衡。建国后，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中国共进行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0年的10.2%，下降了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比重由47.9%下降为46.8%，下降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比重由23.9上升为43.0%，上升19.1个百分点，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1]
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虽得到高速发展，但仍以初级加工业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结构不合理弊端暴露无遗。
第三，核心竞争力不强。我国外贸出口额中5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贡献，而民族企业以低级生产要素投入生产，产品的附加值和加工度低，资源消耗高，污染大。见表3：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自主创新较弱，绝大多数企业尚缺乏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这样尽管销售额很大，但获利甚微。当前面对紧急危机的冲击，由于民族企业的出口行业进入门槛低，目前正面临国外越南、印度等国企业激烈的竞争，受到巨大冲击。
二、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重大机遇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同时也伴随巨大机遇。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庞大的百姓储蓄。“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2万亿美元。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11年上半年，我国住户储蓄存款33.72万亿元人民币，储蓄率达到50%以上。”[2]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同时，在危机面前正是提升企业品质的契机，包括产品升级、设备更新等。高端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增加，正当其时；并且还可以直接转化为国内的投资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的拉动和刺激作用。
第二，巨大的内需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优势。首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10年后，中国人均GDP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不会出现类似美国金融体系的问题。
第三，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进入了金融危机的滞胀期阶段，各国经济表现了不同特征。美国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继续深化等因素难以把握。中国政府面对的问题，却是要回收巨量的货币流动性，控制物价。为此，中央政府果断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有“保”有“压”的金融政策，从而保证降物价保增长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央政府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可确保产业结构顺利升级。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抓住机会转“危”为“机”，实现弯道超越
第一，通过税收和金融手段引导产业结构转型，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目前，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超过GDP的30%，属于税收负担偏重的国家。为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刺激个人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前在税收政策上大有文章可做。一方面，可以利用减免税政策，降低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度过金融危机寒冬。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税收杠杆和金融手段，抑制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钢铁、化工等过剩行业的盲目再扩建，抑制泡沫严重、影响消费的房地产业的盲目投机行为，大力扶持低碳环保、新能源、物联网、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真正做到有“保”有“压”，实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
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于企业技改投入力度，增加财政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力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创造基础性条件。首先，近年来，我国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有效地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率。“据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过多的财政支出会加重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降低市场运行效率。”[3]当务之急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大力削减行政性开支；另一方面加大确保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所必需的公共支出――科技、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为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其次，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据此，可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尽早地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
第三，企业要改革传统管理模式，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打造自主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些企业积极参与改革传统管理模式，进行信息化管理模式尝试。并崇尚“技术至上”的理念，坚持走科技研发、自主创新的道路，开发出了效益高、适应市场的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通过实施品牌战略进而提升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在金融危机中处于不败之地。因此，政府与企业都应该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研水平，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科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高新技术提高产业竞争力。只有拥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品牌和确立优势。
参考文献
[1]统计局.新发展 新跨越 新篇章[R].“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2011-3-11.
[2]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R].人民日报,2011-7-15.
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进行规范的问题。借助于信息经济学，能够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房地产金融风险。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是房地产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我们对房地产个人信贷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估等，实质上都是基于信息经济学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解释。正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才需要专门的中间部门来减少和消除个人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个人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以消除和减少可能的房地产金融风险。
不对称信息是指，当事人都有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私人信息。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存在，从事交易活动的双方对交易对象以及环境状态的认识是很难相同的，因而，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不对称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的信息，它是先天的、先定的，不是由当事人的行为造成的，一般出现在合同签订之前；第二类信息是内生的，取决于行为人本身，它出现在签订合同之后。第一类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第二类信息将产生道德风险(Moralhazard)。这两种情况在金融市场上出现就会降低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影响资本的有效配置，造成房地产金融风险。
逆向选择与房地产金融风险。在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上，银行贷款的收益取决于利率和企业还款的可能性，而企业还款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在借贷市场上有众多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当银行不能观察到项目投资风险或确定投资风险成本太高时，银行只能根据企业平均风险状况，决定贷款利率。但这样一来，那些低风险企业由于借贷成本高于预期水平而退出借贷市场，那些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企业都是高风险企业，因为从事高风险甚至投机性事业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来偿付高利息。这时，贷款的平均风险水平提高，银行收益可能降低，而呆帐增多，房地产金融风险显著增加。逆向选择问题可以通过实施低利率来解决，如西方国家采用信贷配给制，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拒绝一部分贷款申请。这虽然牺牲了资本配置效率，但可以减少信用风险。如果不控制利率上升，逆向选择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就会出现。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和市场的变化，许多企业亏损，难以还贷，金融机构支付发生困难，房地产金融风险问题十分突出。如前几年在我国，一些金融机构为了完成储蓄指标，违反国家规定，高息揽储；为了避免亏损，又高息放贷，结果贷款流向投机型的高风险企业。
道德风险与房地产金融风险。虽然在交易双方达成合同时信息可能是对称的，但在合同实践中，往往出现一方缺乏另一方的行动信息的情况，这时，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从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以信用为基础的各种金融业务关系中，是造成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另一主要原因。当银行与企业在签订资金使用权的契约后，企业在贷款执行过程中可能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隐藏资金使用的真实信息，采取不完全负责任的态度，而不采取应当采取的缩减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措施，从而酿成房地产金融风险。如何减少企业的道德风险转化为房地产金融风险取决于契约设计的两个方面：
(1)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差距，使企业的信息优势不足以获得较多的机会主义收益。例如我国国有银行采取的驻厂信贷员制度和主办银行制度，其意图都在于改变银行的信息劣势，减低信息非对称程度。并且后者更着重通过银企之间的重复博弈关系，从而有效避免在一次博弈中可能出现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有利于双方长期的合作。
(2)强化银行对企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企业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能放弃机会主义行为，自觉按照双方达成的意愿行事。例如实行贷款抵押或质押，评定企业信用等级，颁发贷款证等制度安排，分别从资产、信誉等方面建立起约束和激励机制。
信息经济学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探讨是深入有效的，对于我们认识房地产金融风险和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有极大的启迪：
(1)房地产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全，因此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机制，各金融主体应当注重相关信息的搜寻、整理、分析和运用。
一、出口加工业的倒逼效应机制
“倒逼效应”原指在我国信贷配额制度下，国有企业由于对信贷资金的无限需求，不断向国有银行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央行扩大信贷规模。本文的“倒逼效应”是这一概念的泛化，指在金融海啸国际环境下，出口加工企业面临各种金融与非金融风险，受到来自成本、融资、外需、议价等方面的压力，进而积极做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举措。具体来说，各种金融非金融风险包括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国际需求、出口结构、贸易政策、成本因素和经营风险。
在金融海啸的国际环境下，市场、政府和企业发生连锁反应，市场低迷直接导致国际需求的变化，同时提升了汇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国外政府通过贸易政策设置壁垒，而早期国内限制性政策对出口结构产生弊端；企业的成本因素受到冲击，经营风险加大，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出口加工业受到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外需不振、议价力低的四种压力。各种压力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1.成本压力铸导机制。在国际金融海啸的背景下，汇率风险和成本因素使企业成本急剧上升。
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金融和实体经济陷入低迷，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的存在为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借口”，2008年1月22日，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会积极通过所有能动用的外交途径，寻求让中国在汇率方面做出改变”。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相对于汇改当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18.7％。显然，人民币每升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出口加工商品的成本升高一个百分点。更加令我国出口加工企业不利的情况是，竞争对手在金融海啸中货币贬值严重，这加速了人民币相对升值。以韩国为例，韩币大幅度贬值，使其液晶面板制造代替台湾取得市场领先地位。
成本要素方面，来自于政策、要素和环境的压力出口加工企业的“成本包”整体上升，主要包括第一，《劳动合同法》改革促使人力成本上升；第二，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2008年PPI指数比上年增长6.9％；第三，国内持续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使土地租金上涨；第四，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为25％，税收成本增加；第五，2009年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能源保护成本将进一步提高。
2.融资压力传导机制。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造成了出口加工业融资困难。出口加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管理水平较低，缺乏危机管理和防范倒闭意识，经营风险较大，环境一旦恶化，企业资金链都不堪重负。最为典型的是玩具加工出口，2008年玩具出口企业大量退出，前3季度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3900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891家，缩水近半。分析其原因：第一，玩具产业中的小企业居多，融资渠道狭窄，企业抗风险能力差；第二，即使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东莞合俊玩具厂风险管理体制并未完善，由于本身投资不善、销售渠道断裂等问题在金融海啸中宣布倒闭。
信用风险方面，虚拟经济爆发的危机扩大了信用风险的传染性，国际经济不景气，总体盈利能力较低，违约率较高，造成资金供给收缩，出口加工企业的资金需求缺口增大。
3.需求压力传导机制。首先，随着国际金融海啸向实体经济蔓延，国外需求的萎缩已经对我国出口形成了强约束，造成产品滞销，而产能过剩却并未带动出口加工成品转内销，订单下滑和库存增加造成出口加工企业经营困难。根据海关数据，2008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仅为8.4％，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同时加工贸易项下转内销货物196.1亿美元，增速回落8.1个百分点。
贸易政策方面，崇尚贸易自由的国度纷纷选择明哲保身，非关税壁垒、反补贴政策和经济计划无不指向贸易保护，类似“购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口加工业需求下降，传统贸易伙伴出口持续低迷。
4.议价压力铸导机制。产品结构方面，我国出口加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更凸显了其结构劣势，机电产品出口增速明显下降，家具、塑料制品等都逆转为下降。可以看到外部市场恶化和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综合作用，多数不具备议价能力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首当其冲，对外出口普遍受阻。
贸易政策方面，除国外贸易门槛提高外，2008年初我国采取保证金台账实转，紧锁限制类加工出口商品种类，降低出口退税率等“逆顺差”政策，出口加工企业利润空间缩小，议价能力也降低。
经营风险方面，贸易竞争加剧，我国企业价格优势减弱，而出口加工企业产品单一集中，无法通过提升质量、技术创新等软实力应对贸易壁垒和成本的提升。
二、出口加工业的倒逼效应
1.成本倒逼效应：推动产业转移
面对成本空间不断被压缩，出口加工业开始积极开展产业转移，主要包括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出口加工发展最快的广东、浙江企业亏损最严重，这也加快了其产业横向转移的进程。广东政府2008年5月出台引导产业和劳动力向广东东西两翼和山区的“双转移”政策，出口加工企业纷纷入驻产业转移工业园，它成为金融海啸的“避风港”。以中山(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为例，其水电、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比珠三角至少要低30％-40％，园区支柱产业模具出口在急剧萎缩的市场环境中，大幅降价销售，虽然削减了利润，但保住了市场，危机后园区订单增加，并开始盈利。
纵向转移即企业将触角伸到高附加值的新领域。出口加工业竞争激烈，市场利润趋于饱和，而金融海啸加速了企业退出或进入到产品上下游，大型出口加工企业发挥规模经营优势，如中兴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从五金产品加工到2008年已成为汽车零件供应商，充分运用了多角化战略，趁机迅速扩张；中小企业则凭借市场嗅觉和灵活可变的优势，提供新产品和服务来渡过危机。
2.融资倒逼效应：推动集约化精益生产
融资困难造成出口加工企业资金链脆弱，所以企业注重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金融海啸促成
了企业内部改革，以精益管理替代粗放型经营模式，提高组织人力和财力的运行效率，如将分散的职能部门整合实现共享，优化工作岗位节约人力资本，改变生产计划适应新形势等。浙江一家典型的家族式民营阀门出口企业，危机爆发时面临降价预期和产品滞销、库存增大的压力，正是由于公司较早地发现企业管理中的问题，推行精益化管理改革，推进精益生产，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库存大幅降低，有效地规避了众多企业面临的危机。
信息化改革成为了出口企业节约资源、集约生产的热议途径。舜天西服向江苏省26家服装中小企业推广了危机中坚持改革创新的经验，其先后建立了客户资讯、订单运作、生产调度、财务管理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实现了从国外到国内在同一信息平台上运作。同时，通过有效、快速的物质流和强大的信息化IT系统支撑，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工作时间的浪费，在2009年1.6月订单依然饱满。
3.需求倒逼效应：推动开辟新市场
传统出口市场的持续低迷使出口加工企业调整战略，对市场进行重新定位和细分。主要包括开拓国内市场，即开展“出口转内销”；切入新兴市场，即进入日本、美国、欧盟等传统贸易伙伴以外的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出口新增长点。据慧聪网对广州、深圳等地出口型企业的调查，90％的企业表示考虑将进入内销市场，采取“外贸+内销”模式来化解金融海啸带来的影响，其中超过四成的企业已开展实质性行动，成立国内销售部门，针对性产品研发等，启动和加强了国内贸易的力度。另一方面，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政府为推力，企业迅速挤占新市场的份额，2008年的形势下我国对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分别出口165亿美元和59.5亿美元，分别增长45.3％和47.5％，其中对非洲出口增速提高7.9个百分点。
4.压价倒逼效应：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为提高议价能力，出口加工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数量规模型转向品牌效益型。企业逐渐认识到技术创新与产品质量是应对金融海啸中贸易壁垒与价格竞争的保障，也是增加出口产品利润率和附加值的基础。在珠江三角洲，多数港资企业选择转型来适应新形势下的产业结构，香港贸发局的调查显示，53％的港商计划提升技术及产品增值能力，近30％计划提高生产机械化程度。纺织服装加工企业成立了技术科和设计室，淘汰手动纺织机引入自动化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另外提升打版、制小样的水平，以设计吸引进口商，而稍具实力的企业已主动“走出去”，展开分销网络，引进海外人才，缩短与终端客户的距离，树立自身品牌形象。金融海啸中，客户对出口加工产品的质量要求普遍提高，市场压力加速了转型。如台州鞋业出口逆势反升的原因正是用“冷粘技术鞋”代替注塑鞋，改善生产工艺、环境和工人素质，通过了客户全方面的“验厂”，保证了近亿美元童鞋顺利出口欧盟。
三、提升出口加工业“倒逼效应的对策”
第一，减少融资成本，稳定出口保就业。政府通过降息、足额退税、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等政策遏制出口走低态势，保障出口加工企业的劳动吸附力，缓解出口加工业的压力。从2008年11月27日起，央行已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此为1997年以来最大降息幅度。但是CPI指数如果继续走低，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这将不利于经济复苏，要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央行仍有降息的空间。此外，政府还应加强有针对性的贷款，如绍兴出台产业扶持举措中规定，市内金融机构每年新增工业贷款的25％以上须用于扶持纺织产业提升发展：珠海政府推出“四位一体”(技术改造资金、技术创新资金、名牌奖励资金、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融资模式，放大政府投入。
第二，鼓励企业内外并举，帮助进入流通环节。地方政府不仅应减免乱收费，而且应主动为困境中的企业减负，如东莞地区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减半征收或者免收，对参加各种展销会和博览会的企业补贴50％的展费；政府还在企业与新兴市场间搭建起交易平台，以产生长远效益。如广东省早期就开始提业转移和升级的专项资金，专门拨款5000万专项基金用于帮助出口企业拓展东南亚市场；出台鼓励内销的政策，如各地进行补贴，开展“家电下乡”，不仅满足了农村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使大量家电生产商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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