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3 15: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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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076-02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更是众说纷纭。梁漱溟先生说过：“文化是什么？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蕴含了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沉淀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坚守的价值观念。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解读
1.塑造学生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抵抗不良文化影响。在思想活跃的中国高校，正呈现出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象，这是时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只求标新立异、吸引眼球的声音，对于社会转型期青年价值观的形成非常不利。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置身于各类电子媒体中的大学生每天被来自社会的各种信息包围，其中有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也不乏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众多负面消息。这些信息用骇人听闻的标题吸引人们的眼球，一帮缺少有效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的网民，在自觉与不自觉、正常与非正常的状态下，传递着扭曲的价值观。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那些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1]，他指出，媒介会于无形之中影响我们的文化，带来一种娱乐至死的文化状态。尼尔波兹曼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是电视逐步成为美国社会大众媒体主流的时代，而现在的网络媒体相比电视，对文化和价值观的扭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南京的“彭×案”，由于各类媒体的不断发酵，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年人来说，这些信息新颖，有冲击力，在浏览的过程中难免会失去自己的立场，受到感染和影响。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洋溢着智慧光彩的哲学思想，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等，这些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若可以深入青年人的思想，内化为他们自觉的“生活的样法”，则可以帮助他们抵抗这个浮躁的网络信息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有助于大学生端正思想，明辨是非。
2.构建健康、和谐、有底蕴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学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然而，没有中华文化，谈何校园文化，传统文化为良好的校园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儒释道等多家哲学思想是校园文化建设中精神思想的重要来源。大学校园文化只有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才能健康、蓬勃地发展。同时，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校园文化是中华文化之下的校园文化，既体现青年的风采，又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
二、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的传承现状
1.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状况不乐观。笔者做了个问卷调研，问卷中简单的三道有关传统文化的题目没有学生能够全部答对。其中有一条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选择题，更无一人全部答对。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大多停留在中学阶段的语文课本中。除了对儒家思想稍有了解，对于中国古代众多璀璨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甚至连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迭也少有学生能了然于心。而这种不乐观的认知状态是浮躁的社会和应试教育为我们的学生带来的硬伤。
2.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情与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缺乏并存。虽然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状况不容乐观，但可喜的是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还比较高。问卷显示，大部分的学生表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愿意了解，希望高校可以多开设国学课，邀请专家开设讲堂。
三、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可行性路径
1.构建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体系。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应贯穿一生的学习，在教育部2014年3月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大学阶段，“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也就是说，大学阶段的教育主要是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为当代大学生自身的人格修养。然而通过前面的调查得知，大学之前的教育阶段，并没有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任务，因此，学生还需要补课。
2.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大学阶段的学生理解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都有着极大的提升，大学文化也更为开放，而且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学生在学习的重点和科目上具有一定的自。此时的学生思维活跃，接受力强，社会交往和社会经验也相对丰富起来，面对这样的学生，高校需要将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丰富讲学的形式，一边给学生“补课”，一边在各类实践活动中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精神。
3.培养一支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高校的文化教育不仅是停留在文化的表象教育上，更多的应该是文化的内涵教育，这就需要教师对文化具有认知度和认同感，教授时具有感染力、说服力。比如现在著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他的历史课受到很多青少年的追捧，他录制的历史类节目在优酷上有着超高的点击率，这个现象不仅仅在于他本身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多的在于他灵活多变的授课语言，因此培养一支专业的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依托相关学科专业教师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公共课，另一方面邀请知名教授来访讲学，为学生带来思想的饕餮盛宴。同r，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培养，让辅导员教师成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将传统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4.将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中。校园文化是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要凸显传统文化内涵。（1）将传统文化内涵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环境是无声而又时时显效的特殊课堂。[2]高校的物质环境，比如教室、实验室、行政楼、心理工作站等，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学生进行文化交流的场域，因此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将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校园物质环境建设，营造温馨有传统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可以感染熏陶学生，让校园真正成为学生陶冶心性、正己修身的重要场所。（2）将传统文化内涵融入校园精神文化。校园精神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内化的过程。首先，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应“传统”，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搭建融入信息时代特征的传播平台，利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流行文化传播知识。其次，构建传统文化实践体系，依托学生社团，开展多样的以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学生活动。在校园内不断渲染传统文化的氛围，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促使他们主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5.辩证地对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包容地对待异种文化。中华文化深邃而博大，源远而流长，传承和发展是成长的两个方面。传承需要学生在历史中去了解文化的形成过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是对历史的肯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时代背景，文化的发展则需要结合时代特征，开拓创新，拓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不断碰撞、渗透、相互吸收，面对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我们要放平心态，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我们可以学习鲁迅先生的态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在传承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使之融于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 阴阳之道的宇宙观
“阴阳”是《周易》中用途广泛的一对概念。在古代，阴阳本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在《易传》中，“阴阳”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性质，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道”。《易传》中首次提出“一阴一阳之为道”，其中的“道”指万事万物的普遍本质及规律，也可被理解为最终的超越物质境界层面的一种现实，这样就把一切事物与现象统一概括为“阴”“阳”这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正是阴阳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才促成了宇宙的无穷变化。在阐述了阴阳化生的道理后，进而用“阴消阳长”来揭示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尽管天地万物流转变化相互交错，但是追溯其本源，都是阴阳消长带来的结果。宇宙的运行规律正是在阴与阳相互和合中加以体现，在“元”、“亨”、“利”、“贞”中不断循环进行。此后宋学家把气化学说与阴阳五行相统一，来构造宇宙生成理论，最后由王夫之以“和合”总结了这一思想，使得阴阳之道作为一种宇宙观，贯穿儒家思想的始终。
2 和同之辨的方法论
“和”与“同”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相互对峙的一对范畴。其中，“和”是原本互不相同事物或互不相同方面之间的共存、补充与调济;“同”是绝对的一致与同一，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和差异的存在。公元前的八百年，史伯便首次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肯定了“和”是事物得以不断发展的内在依据，否定了“同”自身同一的并带有排他性的价值。春秋后期，齐国晏婴用调羹来喻“和”，以“相成”、“相济”深化了“和”的内涵，并且将“和”运用到君臣间的关系上，同时也强调了“否可相继”的重要性。孔子继史伯、晏婴其后，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针对实践中庸而发，认为“和而不同”是“执两用中”的说明，“和”是达到“中”的手段，也是“中”的表现形式，而“中”是“和”的最佳状态。总之，儒家尚和去同的思想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生道德实践，都具有相当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种思想极力肯定万事万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对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以此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易传系词下》)”即是对“尚和去同”的具体说明「33]。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并且贯穿于认识论。先秦就有知行并举的思想，《古文尚书》中更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在《左转》亦可寻相似之说。儒家传统知行观中，“知”特指道德层面上的知觉，是对人的心知的统一称谓;“行”指道德实践，是人行为的统称。现代知行的含义较古代有了扩展，“知”指知识或认识，“行”引申为实践、行动、践履。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主要从“知”与“行”的二元平行角度进行研究探索，关于知行关系的提出，最早见于《左传》和《国语》，此后知行关系便成为了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争论或为“知行”轻重之争，或为“知行”难易之争，不过其问题的实质与根本还是“知”与“行”的先后之争。知行问题经历了从先秦初步的探讨到西汉隋唐的低潮，再到宋元明清的重新活跃，最后王夫之综合各家，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与行的功能、效果各异，但又不可断然相分。知行相资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发展过程，人们在“行”也就是实践的过程中，由不知到知，知的程度也由浅入深。同时，知也应该不断受到行的检验，行本就应是知的基础。这种唯物主义知行观，积极促进了认识论在正确方向上的发展。
4 中庸之德的道德观
“中庸”一词起源于孔子，孔子将中庸视为至德，即德的最高境界。后经子思着重阐发，中庸逐渐成为儒家最高道德原则。对中庸之道的把握需从其命名之义和内在涵义两个方面入手。对“中”的解释与对“两端”的解释是相对，“中”即中正、适中、合宜、无过且无不及之义。对“庸”的解释大体有三义，其中最简明之义为“用”义，因此中庸即用中。此外，“庸”还有“常”与“平常”之义。儒家典籍赋予“中庸”以“执两而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的意思，但这三层意思又不是毫无关联。关于“中庸”的内涵，考诸位先儒之说，见于下述三点:第一，过犹不及，源出于《论语·先进》，惟脱去两端，无过无不及，方可入中庸之道，此可谓从否定的形式定义中庸。第二，执两用中，语出《礼记·中庸》，意为把握对立的两端，权衡以用其中，此为从正面规定中庸。第三，因时而中，简称“时中”，出自《礼记·中庸》，又见于《易·蒙·象传》，“时”与常规、成见、原则相对，与权、义、损益等概念相通。“中”本是对于“两端”而言之的，当“两端”的情形发生变化时，“中”也必然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表现为动态的“中”。此外儒家还认为，只有保持“中”道，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才会各安其所，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中”既是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的度，同时也是对待事物与他人的道德准则。《中庸》将持“中”的原则提升到“天下之达道”、“天下之大本”的高度，强调通过“中庸”的道德观，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型企业文化；终身学习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识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组织层面的学习行为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的源泉。培养企业的学习型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在组织建设以及学习修炼等方面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对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 [1]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导入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学习型企业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既重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又重视企业和员工的协调发展，旨在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价值观，激励自我超越，以学习力提升创新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文化相比较，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
1.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学习型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主要是系统思维方法和心灵转向的自我超越，这是学习型企业文化源源不断的主体创造来源。在这种企业文化中，企业组织成员从最高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系统、全局、动态地思考与认识企业各种价值链，都能注重成员自身的反省与体悟，是对分割的、片段的、静止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
2.学习型企业文化与组织学习具有密切的联系。学习型组织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竞争更残酷，唯有通过提倡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来提升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组织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因此，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普遍的学习。在学习型企业文化组织中，员工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学习，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进行修炼式的学习。
3.学习型企业文化重视组织成员的发展。在学习型组织中，人真正成为组织的中心，组织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利润，为了资产增值，更是为了给每个成员创造一个能施展个人抱负、进行自我超越的环境。因此，我们说学习型企业文化更关注员工的发展，它比传统组织更多地营造适合员工发展的组织环境，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4.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倡导员工个人学习和鼓励自我超越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包括三个层次，即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其中，个人学习是组织信息获取和加工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通过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塑造，积极引导员工加强自我学习和能力提升，同时倡导员工树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业全体员工在这种学习型文化的影响下，建立与企业愿景一致的个人学习目标，全心投入，不断修炼，自我超越，将学习作为个人的终身学习。这样，企业就以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引导形成学习型组织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5.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共同愿景的学习文化。员工学习过程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将个人目标和组织愿景联系起来，建立企业的共同愿景。企业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工作和学习的目标趋向一致，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进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团队学习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种促进建立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是学习型组织的使命，也是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诸多相通之处。现代企业在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胜之道，以“主孰有道”为首，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可见，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共同目标的建立，并希望通过“上下一心”来强化组织的整体意识，激发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从而形成众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势。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感。它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为组织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共同愿景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觉，并传导到组织各环节中，从而引导人们团结协作、共同进退，提高组织的整体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念，能够唤起人们的希望，特别是内生的共同愿景，能够在员工心中注入活力，促进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个人愿景之上的，个人愿景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样来自于组织成员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应该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个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精简机构、效率提高的目标。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团队学习的形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和谐”观也要求人们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质的事物、不同特点的人之间，可以通过和合的方式，达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存在。先哲们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的“团队”意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对于当今提倡团队学习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团队学习，它是建立在“和谐”和“好学”的基础上，是发展企业员工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动过程，它鼓励人们相互帮助，共同学习，形成整体大于个体的学习效果。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种增进团体智慧的过程。团队是最佳的学习单位，它必须学会如何萃取成员的智慧和才能，确保整个团队既具有创新性，又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团队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团队的搭配与和谐，减少组织成员内部的消耗和磨损，还可以共享知识，产生创意，使团体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的总和，而且在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做到比个人更有洞察力，更为聪明。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态，然后对他人进行判断。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一样，员工们不能总以原有模式来观察和分析世界，而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心智模式是指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的经历的积累，包括社会道德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阅历和历史传统等。这些长期的积累导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获得成功。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心智模式的正确性，才能不断改善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获得进步和成功。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体思维方式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传统哲学提出的“气一元说”、“阴阳五行学说”，甚至中医理论提出的经脉论、脉象论等，本质上都是系统论。这些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一种系统思考的方式。企业组织也是一种系统，是由一些部门、人员等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通过多种复杂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间发生影响。系统思考的修炼方式，就在于要求扩大人们的视野，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理解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能够顾全大局，从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处理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找到持续有效的解决对策。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个系统，分清其中的组成部分和相互联系，并从总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处理和分析。根据系统思考的方法，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对企业组织现实问题进行观察、分析、控制和协调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细节和局部，而应该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以把握长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自我超越的实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视之为个人思想道德的成长过程，以及个人品性的修炼过程。儒家所推崇的“为己”和“为人”的思想，注重“内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过程，其目标是要达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炼思想与儒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境界，就是要求人们摆脱各种名利的束缚，回归人的本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的自我修炼。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创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业员工突破极限，通过技巧的精熟，战胜自我，不断进步，实现个人技能和人格的升华。自我超越把企业愿景作为驱使员工前进的目标。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它以提高个人才能为基础，却着眼于更高的目标；它关注精神的升华，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层面。自我超越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不断进行创造和超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终身学习。
由自我超越的员工所组成的企业组织，以个人的学习为起点，不断向更高的学习目标前进，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学习型组织使组织成员从契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从工具性的工作，转变成精神层面的工作，建立组织内良好的互助关系，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提高每个员工的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学习精神，从而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张德，剑平.业文化与CI策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 礼品包装 传统文化 运用
二十一世纪，礼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且中华民族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所以礼尚往来在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了。任何设计都是在一定文化下参与、制作、展开和完成的，是历史对文化的认可。因此礼品包装中蕴含了或多或少的文化因素，营造出一种和谐、舒适的文化氛围。其中传统文化的因素占有很大一部分。传统文化因素对其礼品包装设计可以从材料、色彩、图案纹理、印章及文字、古文及传统元素的运用五大方面体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渲染效果，也可以使送礼者和收礼者之间起到无声交流的作用，以此表示对收礼者的尊重。
1.礼品包装的起源及发展
礼品包装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改变。今天所说的礼品包装设计并非单指某一特定的领域，它应是多元化、全方位的包装设计类型［1］。好的礼品包装的评判标准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包装的形态和包装所用的材料。现在所用的礼品包装材料已从过去的天然材料、单一材料发展到现在的复合材料，包装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只有抓住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和设计出针对销售的包装，才能使中国的商品在国际的市场上赢得赞誉。
2.传统文化因素在礼品包装的运用
在当今社会中，礼品包装上所运用的元素越来越多了。礼品包装上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运用，有一种人情味、乡土味、自然味，使礼品在包装上更有亲切感，提升了在包装设计形象上对消费者的感召力。我们要尊重各民族之间的风俗差异，要设计出好的礼品包装则要了解、认识不同风俗下灿烂的传统文化背景。
2.1礼品包装中材料的选择
现代礼品包装注重从自然材料的视觉、触觉的感受中亲近大自然［2］。这些自然材料对于现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极具益处的，这样能使购买者感受到传统的气息。古代运用的包装材料非常有限。天然的材料还可以挖掘出独特的品质，如竹、麻绳和椰子壳、芦苇叶、贝壳、葫芦等，体现礼品包装在材料上单纯而又自然的风格，都对现代礼品包装有极大的益处，此外还能使消费者及收礼人感受到浓郁的传统气息，倍感亲切。
2.2礼品包装中色彩的选择
礼品包装设计中色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件商品给消费者最初的印象就是色彩。“远看色彩，近看花”，色彩在视觉艺术中常常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它是美感中最普及的形式，极易引起人的情感反应与变化［3］。民间色彩中有许多吉祥的色彩，如富贵红、丰收黄、吉祥紫等，表面上都能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使消费者得到深层次的满足和肯定。如喜庆礼品包装大多采用红色、代表吉祥的大红灯笼、黄色紫色等纯色使人产生兴奋之感，从而产生购买欲望，非洲人采用的颜色都较为饱和度较高［4］等。在民俗文化礼品包装设计上大多采用本国具有象征性的色彩，使消费者及收礼人看到这种象征性的色彩就能联想到一种或某种产品。由此可见色彩在传统的礼品包装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2.3礼品包装中传统图案纹理的运用
在传统图案上，前人也留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些图案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寓意［5］。在礼品包装中无论是固定的图案还是起着装饰作用的图案，都表达了人们心中各种各样的美好祝福。对于传统图案的利用，首先要有深层次的寓意。如月饼盒上的月圆象征中秋人团圆，水果苹果象征平平安安，中国结象征吉祥如意，还有吉祥神包括福、禄、寿三星，财神、喜神、灶王、月下老人等，是传统观念中幸福的使者［6］。并且在造型上具有完整性和对称性，这是我国各民族相对保守的体现。还有一些纹样也极具民族风格的传统文化色彩，如青花纹、彩陶纹、青铜纹等。传统的吉祥纹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表达人们期盼吉祥幸福、追求和平富裕的共同心愿。
2.4印章及文字在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在礼品包装的设计中，传统因素的素材非常多。这就要依据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名族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收集资料、研究和整理。现在许多礼品包装设计中经常会有印章和字体变形的传统风格艺术的体现。不仅在外包装上增加了商品包装的美感，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的文化气息。
2.4.1印章在传统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印章在礼品包装中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利用印章装潢画面，解释说明特定的内容可以增加包装的美感，成为画面中一个重要部分，如运用到传统的土特产品中。将印章运用到一些传统的商品，用来增加民俗民风的美态，可以在礼品包装上获得更加理想的艺术效果，带给人们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将印章运用到传统商品的包装上，和其他的设计元素相结合，往往能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2.4.2文字在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文字是信息传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字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反映着国家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是传统文化的精髓［7］。文字包含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给人们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在礼品包装中，文字和容器的造型共同营造了礼品的文化底蕴。当文字与图形、色彩一起出现在包装上时，作用则更多的是形式美。文字来源于图像，所以文字具有高度的装饰性，也具有浓烈的文化气韵，消费者极易接受，因此结合不同的礼品包装，把文字的变形运用到礼品包装设计中具有很好的渲染效果。文字有着直观表达信息的特点，很容易营造出一种传统的文化氛围。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礼品包装上，在文字方面所花的心思是不容忽视的。
2.5古文及传统包装的运用
在包装礼品设计中，古文和传统的符号运用也可以加深其商品的乡土味、自然味。在视觉构成元素上，古文和添加传统元素，给礼品包装新的生命力，同时使某些民族的消费者产生亲切感，从而增加销售额。
2.5.1古文在礼品包装中的运用
古文就是古代汉族的语言，而没有被翻译成白话文的文言文，一般很少用于礼品包装设计，只有在名贵产品、药材或极具有传统特色的产品才有涉及，一般只作装饰性的文字，并未起到解释说明产品的作用，但是其字体却很引人，从而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
2.5.2传统包装的运用
有些产品的包装会别具一格，用来增加产品的文化底蕴。如我国民间应用极普通的“八角包”，是用于包装各种土产、药材、糕点，在饱满的具体量感的斗方造型上附以小方红纸，于是朴素的微黄粗糙的纸和红纸搭配，一种喜气便跃然而出［8］。在传统礼品包装中给消费者简单明了的视觉信息，是各个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所积累的社会文化产物。利用传统礼品包装的商品是极具有民俗特色的，而这些土特产就伴随着礼品包装一同传达给对方。
3.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尽管礼品自古就有，但是礼品包装上所运用的元素却是纷繁杂乱的，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传统包装元素，不断探寻那耐人寻味的传统文化，寻求更多的未被发掘的传统文化底蕴，从而合理地运用到礼品包装设计中，增加其形式美感。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文化特征，正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精髓所在。我们要将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合理利用起来。现代礼品包装设计应汲取传统艺术文化的优秀基因，在礼品包装中很好地体现出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也使传统文化借助礼品包装传播于世［9］。
参考文献：
［1］于琼，刘莉萍，郭国强，万彤.现代礼品包装中名族风格的讨论.包装工程，2007，（02）：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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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席彬.论礼品包装设计的情感传达.包装与设计，P29.
关键词：心理健康；传统文化；心理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21-02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压力从幼儿园开始，求学、求职、下岗、恋爱、婚姻、家庭，各种人际关系，人们无法回避内心的惶惑、焦虑和浮躁。众多因素导致近年来精神病发病率逐年攀升，心理健康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生活在现代，人们需要学会调适自己的内心，维持一个平衡的心理状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近代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错误地把我们的落后归咎于厚重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和旧的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一起抛弃。然而，在敞开国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精神的依托。积淀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我们心灵渴求的阳光、森林和小溪。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为解决心理问题，提供支撑。以下从培育快乐心理、积极进取的心态、诚信三个方面分述之。
一、如何培育快乐心理
儒家通过对人性深刻的洞察而提出的克己、中庸、寡欲和豁达坦荡的思想，在今天就成为有效的调节情绪的途径和方法。
传统儒学中适应农业文明所提出的等级制度，愚忠愚孝等陈腐观念早已被“五四”反封建运动所摒弃。它的人道原则缺乏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内涵，往往到后来被演化成亵渎独立人格、压抑个性发展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孔子对于人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刻的见解，儒家理想的人格范型即使到今天依然如导航的灯塔，照亮人生之路，培育健康的心理。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精神的舒适和，这种精神的享受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式，成为人的基本属性，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能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天空，坚定的信念，良好的修养能使一个人脱离低级趣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失去精神家园的人，生活中就只剩下食和色了。儒家高扬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人能克服现实困难为理想而奋然前行的动力。“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1]“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1]吃简单的食物，睡简陋的床榻，艰苦却乐趣无穷；衣袍破旧者与衣着华贵者站在一起，而不觉得耻辱，是强大的内在力量维护了基本的心理平衡和人格独立的。正如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许多人在无限的物质追求中扭曲了人格。道德败坏，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不法分子制假贩假，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屡屡发生，，走私贩黄，种种不良现象令人痛心。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历史的、现实的，其他原因且不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衰落，导致社会人文素质的低下，乃至精神文明的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
顺应自然规律的人才有快乐，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认清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自己的使命，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否则，如果私欲膨胀，践踏自然规律，必会影响自我的发展，破坏自我内心的安宁。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至今对心理学、哲学、环保等诸多领域，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中庸的心理学意义是很明显的，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偏颇，是心理疾患形成的原因之一。凡事考虑程度，适可而止，才能保持常态，维持和谐，才能具备持久发展的动力，人的心理也是如此，过分执著于某种褊狭的状态，便会失去心理的自然平衡，失去精神的自适感。平静、快乐、放松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过于强烈的欲望必然带来焦虑、不安，久之，导致心理乃至行为的失常。儒家强调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民鲜久矣。”（《雍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要空想、绝对肯定、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四方面相伴始终，空想是开端，脱离现实的空想必会导致主观臆想，造成绝对肯定，固执己见，最后，自以为是，越发空想，形成恶性循环。为此，经过深刻体察，孔子提出克己寡欲的主张，“以约失之者鲜”（《里仁》）。因为谨严约束而带来失败的时候太少了；“不忮不求”（《子罕》）不嫉妒别人不贪求许多；“不尤不惧”（《颜渊》），不埋怨不恐惧，这种坦坦荡荡的胸怀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的标准。
二、培育积极进取的心态
儒学理想的人格范型，在加强内在修养的同时，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高亢昂扬的勃勃生气，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对青年人有很强的感召力，无疑是一种心理健康的典范。“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具备了宽广的胸怀和刚毅的品格的人才能担当重任并永不懈怠，死而后已。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拯救天下苍生。桓魁想加害孔子，孔子说上天给了我这样的品格，他能把我怎么样？“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述而》）坚毅、顽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二千年来铸就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伴随着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为理想舍生忘死。
读到苏轼的铿锵豪迈的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和优美清新的《赤壁赋》“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很难体会这是刚刚经历过乌台诗案，几乎丧命，“魂飞汤火命如鸡”的苏轼所写，经历灾难带着悲苦来到贬谪地黄州，字里行间我们读出的是开阔博大的襟怀，羽化而登仙的超脱飘逸。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说“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进退得失，等量齐观，青少年正处于人格的养成期，苏轼面对挫折的修养，是最好的心理学教材。
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国际上与人为善，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人道精神、克己利群等许多精神一脉相承。
三、诚信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良好的心理状态，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只能破坏自己的心境，反之，也只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建立起和睦的人际关系，选择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遵循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否则，只能特立独行，脱离社会。良好人际关系的根本是有平和善良的心态，正如《论语・里仁》中所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则更是高贵人格的体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为人们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现代心理学认为，行为主义理论忽视思维和意识的存在，而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过程，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受到潜意识的支配，而这种心理活动决定了人在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早在两千年前《大学》就有论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为修身在正其心。”
道德缺失是引发精神病的重要原因，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际间的社会关系。而儒家文化强调道德作用，透过人的表面行为直指人性深处，认为真诚才能尽性，化育万物，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正如《中庸》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信是人性的本质，人们借此来与万物相沟通。
品德可以修养身心，意念真诚才可以品格高尚。曾子在《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不真诚的人做不到仁爱对人，是体验不到精神层面的快乐的，单纯物质感官上的享乐，是暂时的，低层次的。仁爱就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一个人，失去了周围人的信任，是做人最大的失败。重承诺，守信用是做人的根本，孔子在《里仁》里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不随便承诺，是怕自己做不到。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积淀数千年，只有超越自身，去粗取精，与世界同步，才能焕发新的生命，融入新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终极目的是完善人类自身，这决定了它兼容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西方文化倡导的个体自由，与改造自然等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群体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在突破中兼容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构和发展。在传统文化自我道德修养的部分中，培育快乐心理、积极进取的心态、诚信等方面影响了当代人品格的养成，具有心理学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戍国.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8.
O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o the Current People
JIA Yan-guo，HU Rong
（Xingtai Finance and Trade School ，Xingtai 054001，China）
关键词:礼制;礼法结合;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4-02
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礼法社会”,毫无疑问,“礼”对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其地位及意义都是举足轻重的。礼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密切联系。
一、“礼”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应该是礼,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中就可以看出最晚在夏朝,就已经有了礼,原始的习惯转化为了具有约束力的礼法。西周创立了系统的礼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见法在当时的作用和权威远远没有礼大。直到商鞅改法为律,确定了法律形式的名称,秦律才开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此,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进一步趋于融合,在立法上也继续标榜儒家思想,仍然有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礼教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而且礼教也是评价和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和最重要的依据。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准乎礼”,也就是完全依照礼教,它大量地引用了儒家经典,如“八议”、“五服”等等,唐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贯彻三纲五常的准则。
到了明朝,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下令他的子子孙孙必须要严格遵守这部律典,若有大臣建议修改这部律典,就要按“变乱祖制”的罪名来处罚。一方面,它说明了古代的统治者越来越注重法的制定,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仍然是极其维护礼,以礼为中心的。法在古代,逐渐地失去独立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礼就必须融于法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的含义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榜大的概念。从“礼”的字义考察,“礼”字的古体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无规则、制度的含义。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种表现为原始习惯的礼,从而有了行为规则的意义,并与神权、族权相联系。
其次,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隧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
再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的特点
“礼”作为治国之要,被视为维系统治的“四柱”(四柱即指礼、义、廉、耻)之首。“礼”作为一种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内容的广泛、具体,或者说社会性是“礼”的第一个特点。说它广泛,因为它把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军事、经济以及日常生活都纳入自己的调整范围,凡是社会生活所涉及的范围,都是它所调整的对象,包括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等等。
其次,以宗法为中心的“尊卑贵贱各有等差”的处理原则,是“礼”的第二个特点。“礼”所依据的规范意识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忠孝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实行过程中,都是以等差性质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妻对夫、幼对长、卑对尊、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或“礼”让。作为一种等级性,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带有共性,但是中国“礼”的规范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即这种等级性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义务性、倡导性、实践性融为一体是“礼”的第三个特点。一般来说,社会规范有三种类型:一是禁止规范;二是放任规范;三是肯定规范。“礼”的规范所采取的是第三种形式,即肯定规范。这一种规范对规范对象在每一场合应该怎样做都有明确要求。实际上是以义务为中心的。由于是义务为中心,在形式上,恭敬礼让,诚信就成为实现这种规范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实际上就具有了“实践性”的特点。
最后,感化主义的“制裁”方式是“礼”的第四个特点。由于“礼”是积极、肯定的规范,是义务性的规范,“礼”的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过程,是一个“迁善远恶”的过程。当一个人严重的触犯了“礼”的规定需要国家强制力给予制裁的时候,“礼”所要求的仍然是感化主义。根据多种不同情况给予减免等等,就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对犯罪的人给予“矜恤”,以实现“刑以弼教”的目的。
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现象
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礼法结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途径。
礼法结合的过程就是礼对法逐渐支配的过程,当“礼”绝大部分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时候,作为中国封建法的一种外在的力量控制法,而当礼法结合这个过程一旦终结,它则以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着法,成了封建法体系的神经中枢。由此,礼与法形成了相互交融的关系。
首先,“礼”的纲要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儒家把传统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而五伦中“三纲”为要。于是,“三纲”被传统封建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三纲”的法典化就把政治纽带和血缘纽带紧紧地拧在一起。使“亲亲”、“尊尊”水融,从而使社会各个成员的法律地位固定化,责成他们各安其分,不得超越。
其次,“礼”的教条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礼教”教条的制度化,对于巩固“三纲”,保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进步因素。但是这些原则最终是服从专制统治的需要的,一旦涉及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反逆罪,这些原则就一概不适用了。这恰好表明了“礼法结合”的实质。
再次,礼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唐律开宗明义的写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种“德主刑辅”、“刑以弼教”的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所谓“治国大纲”。而且大量的立法、注疏以及司法审判活动都可以证明“礼”在实质上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
通过上述分析,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礼的历史、含义、特点及其与法律的紧密结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古代,法总是与礼相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律,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同时倡导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由此可见,中国的法与礼,是有着极深的渊源的。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也可以概括的说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不断演变关系。中国古代的礼与法,在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这是道德的法律化;而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使道德的职能,这是法律的道德化。它们是同一种事物的两面,因此既有共同的表现,又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的古代,礼与法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不可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制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中国古代这种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很特别,但我觉得如果实行得当,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人性化的法,法的高境界就是实现道德化,我们的古人已经想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或许也应该从中吸取一点经验,建立更完善的法制。
参考文献:
[1]江必新.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第1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2.
关键词： 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 理性认识
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兴理论或学说，自大工业之后，逐渐被人们提出和关注，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这一理论或学说，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是在20世纪末，当初所争论的焦点是：解决温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争论结果大体上取得一致性观点，就是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接受可持续发展道路理念。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建设其实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自此生态文明已由一种理论观点上升为国家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我国在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处理好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尤为重要，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众多学者在不断探寻中，其中不乏中国学者，也在孜孜不倦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试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答案，其现实性和紧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解读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学者在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时，理所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的环境伦理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想依据。众多学者试图通过阐述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政策提供了行动准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1.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主题――尊重生命，兼爱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尤其强调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准绳。《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以“仁”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道家主张生命的平等，佛教主张“不杀生”。
2.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珍惜自然资源的伦理准则。孔子提倡：“节约而爱人。”（《论语・学而》）意思是：节约费用，爱护人民。荀子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名与生孰亲？生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以长久”。
3.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既贵为万物之灵，就要遵循自然规律，同时在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运化过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儒家学者在《中庸》一书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二、传统文化的中生态伦理思想探究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急剧增加，致使人类不断地大规模地向大自然索取，导致当前社会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要求人们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创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的同时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这些措施是对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是国策，也是一项影响是深远的伟大实践活动。所以，对现代生态文明伦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探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对理解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是有益的。从十提出的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看，就其实质，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点，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思想是相通的，或者是近似相同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许多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三、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党的十八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党发展理念的理论升华。生态文明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生态文明已成为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学者提出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影响究竟有大？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提出：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生态平衡问题，有些思想能沾点边，有些观点就是以中国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牵强附会。但这些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的影响，也不是要否定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问题出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多个问题：
1.从传统文化的产生的基础看，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古代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弱点和不足一样，其中就包含生态伦思想，古代的人们产生对自然的关注，是在在生产力相对低下时，是人类曾崇拜自然、畏惧自然的表现，其目的是期盼风调雨顺，取得农业的好的收成，过上富足的好日子的朴素的、善良的愿景，因此这一因素在今天探究传统文化时，看来是被忽视，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码在认识的程度上没有今人认识得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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