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1 09:18:2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新模式，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空巢村；治理模式；温州农村
引论
温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然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受到利益杠杆的驱动，本土精英出现大量的“外向型”流动，他们的主要活动已经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本地青壮年人口“空壳化”趋势，即所谓的“空巢村”现象。“空巢”意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向城市迁徙，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由于传统农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对农村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以致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温州，与空巢村相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高。最终，“空巢”的温州农村并没有出现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现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倾向，这给温州农村治理模式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温州的空巢村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相应地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锐减，而其中老幼妇孺占据大多数。这也是“空巢村”最为突出的表象之一。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国“空巢村”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生计所迫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加速了劳动力流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典型的计划体制经济国家。由于当时的政策导向，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形成。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对而言，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表现得更加贫穷、落后。农村不仅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其劳动生产的收益率也相当的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了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村居民仅凭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绝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尝试新鲜事物的的青壮年农民就离开落后的农村，去往存在更多就业机会的大城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恰好体现了“空巢村”的实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的转移的过程。以温州农村为例，温州人素来有经商的传统，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有外出经商者近300万，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万人。在部分乡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因而，温州农村的“空巢村”现象，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加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竞争优势。
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我国逐步从最初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长期以来的平衡似乎难以维持，城市不断地加速向文明发展，而农村却逐渐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虽然整合城乡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不断地被提出，但城乡区域化分离现象依旧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农村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远。现实也表明，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与转型在不断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力量。现代化的城市，汇聚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农村，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各种专业人才汇聚，拥有先进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学的新理念，所带动的产业发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这也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敢于冒险的农村青壮年和具备专业技能、知识的高端人才都拥挤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相关统计显示，农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发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农村居民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学习到新的技术技能，从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此，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第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导致农村精英的流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物资都极为贫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这三方面。就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而言，落后的农村乡镇医疗机构存在着诸如业务用房紧张、设施简陋、优质医务人员缺乏等现实问题。而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着教育机构数量稀少、规模小、办学效益较差、教育资源也相对贫瘠等境况。在公共文化娱乐建设上，又可将其不足概括为农村的文化娱乐点少，设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实上，农村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优先发展城市的思路有关。这意味着城市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相对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农村，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更能给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础保障。况且在教育事业备受关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学率拥有绝对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基于“望子成龙”的渴望，愿为了子女的美好将来付出一切艰辛。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子女送往城市就学的同时，他们也跟着进城务工、经商等。从而，实现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二、“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地加速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涌向城市已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由于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残农业的典型。“空巢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对分散。“空巢村”不仅没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设备，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益甚低。目前温州的农业就可被称为“老弱病残”农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温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是向外输出，仅剩 “老弱病残”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精英的流失，使得农村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村庄的治理更是变得难上加难。
第二，“空巢老人”问题越发突显。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关数字显示，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09年末，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其中，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区、文成县、泰顺县，老龄化程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
很多的温州农民已拖家带口离开农村，可偏偏固执的老辈们一直坚守留在农村生活。诸多温州子女，在外经商，财富有了累积。因此，在物质生活上不会亏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无依，精神生活无以慰藉。更为特殊的是，温州这个侨乡，很多温州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老人难舍故土，坚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日益逐渐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备受考验。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权威调查，在2005年我国农村的 “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了5800万人。当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温州农村大约有留守儿童7万名，他们大多由老辈们或是亲朋好友代为监护、抚养，将其称之为“寄养”。
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抚养，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就缺乏正确的指引、教导，很难培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亲情缺失，启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儿童心理有偏差。对此，“空巢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问题就十分令人担忧。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很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结构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村庄的村容村貌破旧落后；而劳动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旧十分低下，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相对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表现为对城市有偏向投入，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空巢村”所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若违背这样的必然趋势，则会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绝对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全部回流。而是应建立在有效缓解或彻底解决现状的基础上，冲破现在的困境，寻找新颖的治理模式。
第一，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首先是想方设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须从贯彻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要求出发，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其中的关键的是创造让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精英们比较优越的条件，让他们愿意回到农村工作，为农村治理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换而言之，引进人才是促进“空巢村”发展 的原动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就是给予他们成长的“土壤”。为了“空巢村”治理，要迈出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引进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这势必能对振新“空巢村”有所贡献。
第二，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财富，学习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其生活成本来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应大力推广创业扶持政策，相关部门则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积极支持、引导小型产业发展，优化其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例如加大对创业村民的培训投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放松创业资金贷款条件限制，拓宽融资渠道等，最终实现更好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让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缓解或去除“空巢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在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设施尚未完善的境况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会困扰。为此，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帮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举措之一。在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举家移民国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独守着那片故土。虽然，物质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却是极大的匮乏。针对这一情形，则更要关注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政府资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们募集一些资金，然后可构建集中区域化的养老模式。建立区域养老机构，将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仅给其提供基础的生活所需，还帮其安排策划一些娱乐节目，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关爱“空巢儿童”，促其身心健康发展。
在“空巢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引导、教育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很多家长外出务工、经商，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因此，首先家长要努力纠正他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取而代之灌输他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其次，学校要加强监督教育及时疏导孩子，多开展集体活动，给予必要的关心、鼓励。再次，政府应当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完善教育体制，解决“空巢儿童”的生活、医疗、受教育等问题，保障“空巢儿童”感受到平等的对待。
第五，借鉴温州“农村新社区”建设经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温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温州农村主动向前迈进一步，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完成“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温州“农村新社区”是一个在当前特定时期通过农村实行“三分三改”农户集聚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三分三改”指“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这样不仅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推动了温州农村的转型发展。而其社区的组织构建，则是通过“并、联”的方式将市、县、镇5405个行政村组建成856个农村新社区，整合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形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计生卫生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五大功能设施网络。这些举措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通过资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巢村”的产生。
参考文献：
[1] 林振兴.温州14万余名的空巢老人缺个知心聊天人[N].温州都市报，2011-09-30，A14.
[2] 王乐文.让留守儿童告别弱势心态[N].人民日报，2011-08-18，第19版.
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创新
社会治理是对十中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观念的延续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关系。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在含义、参与主体与实现方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以来，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就开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整个研究的历程来看，主要发展经历为从单纯的学习西方理论到有选择性地、批判性的借鉴与吸收，再到本土化的改造。
一、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是“国家就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而做出的富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这其中除了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也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有着较大的管理。不难发现，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划分依据，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分为国家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社会自治模式。
1、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国家依靠自身的能力，将整个社会吸纳入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政府统管一切事物，社会被国家完全的掌控，其实质就是国家以强权统治的形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权力，人民没有掌握任何的公共权力。这样就会培养出一个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政府成为治理社会的唯一主体，权力的运行表现为至上而下的模式。这样必然会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或者直接的内化与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内。使得国家权利的获取背离了公共选择的原理。
2、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指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有所提升，部分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以及国家的管理之中，但是其中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公民参与的理论一类是以卢梭等人为代表早期理论基础；一类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民参与理论。其中在马克思的人民参与理论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就是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二是普通的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才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同时我国的宪法也对公民参与作了相关的规定，这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3、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模式
该模式的核心观点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式互补与合作的。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米格代尔、、奥斯特罗姆等。这一模式中，基层社会由国家来控制，社会运行必要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国家来提供。社会按照相关的观点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相互独立，且能保持合作关系的。与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相比，该模式给予了社会更大的操作空间，大多数的公民可以参与其中，参与的方式也会显得更加的主动与多样化。
4、社会自治模式
一般也将其称之为“社会主导、政府协助”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社会自治要高于政府治理，社会由自发秩序主导，社会也将成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而政府只是做一些宏观方面的指导。当然，该模式的发展历程也并不顺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被否定的过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于模式，这种模式开始广为人们所接受。
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途径选择
经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关系也日益的复杂化。中国经过不断的重构，开始形成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结构，三者的联合使得治理的权力不断增强，这种模式的选择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目前主要存在的观点有“国家权力弱化”，主要是指国家对于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正在减少；另一种是“国家权力强化”正在强化的观点，即国家对于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正在不断的延续。还有研究者也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相互“粘连”的关系，在基层管理上，国家仍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控制能力是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在保持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同时，还要保证国家在整体层面上的协调功能。在我国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管理创新开始成为正式的议题，直到十报告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正式登上舞台，党的执政理念也开始逐步发生转换。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并不健全，社会自治理念与机制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还十分薄弱。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合作机制的不断开展与频繁的互动，社会自治模式将成为解决社会自理难题的一个有效的条途径，也是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必然选择。
三、结束语
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我们一方面要实现政府有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给社会放权与分权，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管理，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形成“国家与社会都行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张梅.公共图书馆发展应该适应社会治理模式转变[J].图书馆论坛，2011，03，（1）.
[2]夏金凤，王洪凯.论社会治理模式视角下的社会自治演变[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11）：57-60.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设计院；财务管理
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会计工作都会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做出相应改变。而随着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设计院一般改为由国家、高校和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股份制企业或有限公司控股。这就意味着设计院的经济主体结构，由完全需要政府资金扶持的事业单位变为走向经济市场的企业单位，其中经济主体的性质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得许多旧会计制度不再适用当前的经济状况。
一、新会计制度的基本内容
会计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是设立新的会计核算准则与新的科目，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对一些旧的会计科目与准则做出了合理的优化。例如，在资产减值准则中，明确了多项资产减值的现象，并规定了可收回金额的具体算法：将协议销售价格与经济处置成本作减法，再将未来可实现资金流量按优质级别进行对应的比率折算成折现值，将前者的余值与后者的折现值作比较，选较高的值作为可回收金额[1]。同时明确核算中计提的减值准备不能二次转回。例如，以往的会计核算制度中只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项会计要素参与会计科目进行核算。而新会计制度的推行，在会计要素的基础上重新做了补充和扩展，使企业会计核算中财务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细致、合理。企业会计核算是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核算基础的借贷记账法，对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进行会计核算，用直观的方式呈现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会计主体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可流动资金的储量。与以往会计模式不同，新会计制度下的会计准则可以在公允的价值模式下进行债务重组、非货币资产交换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衡量。新会计制度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功能是由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借贷记账法的方法对企业的全部账目和经营行为进行会计核算。
二、新会计制度对设计院财务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多数设计院按控股性质分为私营设计院与政府设计院，为了适应我国新经济形势下的行业整体发展，以股份公司或者股份企业的体制形式经营。其中经营的主体内容是承接第三方委托的工程项目设计，按资质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级别，轻工业设计院则分为甲、乙两个级别，资质级别代表着允许企业承接项目的范围。但不管是私营还是政府性质的设计院，从运营性质的角度来看，它们与事业单位都是不同的，设计院更倾向于具有独立营利性质的企业。对照新会计制度的要求分析，从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的角度上来讲，它对设计院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会计制度是旧制度的补充完善，它规范了会计行业的核算标准
新会计制度是对旧会计制度缺失部分的补充和完善，它引用了许多新的会计准则与会计要素，在保留旧制度的前提下强调了可比性、清晰性和统一性。在以权责发生制为主体的核算手段的企业中，补充增设了收付实现制的方式，使原本的会计恒等式变得相对可靠。新准则提出了“资产组”的新会计结算概念，在核算资产减产时，提供了更多的会计信息以供结算出符合企业实情的会计核算结果[2]。补充完善的准则与会计科目较旧制度来说，更加合理科学，它仍然保留着旧会计制度的几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参照《企业财务报告条例》对几大要素的定义重新进行区分，并在会计要素中增设了新科目。在新的会计制度下，房屋建筑物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是能单独计量的，它不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而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同时新会计制度规定了“公允价值”的核算标准，并规定企业的一切金融工具与资产转让等出售行为，都应参照公允价值进行，它打破了只以历史成本作为参考价值的片面性。会计工作的目的是使投资者形成对企业的财务监督，使企业经营策划有经济信息依据。从政府视角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的情况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与利益。基于此，新会计准则的实行是加强会计行业核算标准的规范行为，使会计工作在企业中对财务信息可以真正起到有收集加工分析、形成经济决策、有效经济管理的实际作用。
（二）新会计制度是设计院经济主体抵御经济财务风险的保障
对比新会计制度来看，旧会计制度仅仅是财务账目上单纯陈列的经济金融信息，也就是说它仅起到了对企业财务的监管作用，对于抵抗经济风险并没有好的对策。而新会计制度的准则规定下，一些要素计量变得有决策参考价值，或是影响到了企业的切实利益，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结合设计院的经营性质和运营行为来看，它提供了设计院经济主体对经济财务的抵抗能力。财务风险的抵抗性在于借贷记账式核算的会计模式，使会计核算由单纯的历史记录变得具有部分实效性，从内部解决了财务错账漏账的问题，使年度预算报表和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相对以往更加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在新的会计制度准则下，它引用了“公允价值”的概念，联系到设计院使用金融工具与进行资产转让收购等经济行为时，参与行为或交易的双方均能参照公允价格的标准进行。不仅如此，在设计院工程承接中所涉及的工程成本问题，新会计制度中加入了重置成本的名词，打破了历史成本不考虑市场行情变动的局限性[3]，保护了设计院在企业性质的经济运作中的合法效益。同时新会计准则的完善，代表着我国会计行业引入国际标准并与国际接轨，它的出现有利于设计院的深化改革与发展，在新会计制度下通过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获得比以往更全面的经济信息，从而合理规避经济风险。因此，新会计制度在设计院和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实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新会计制度给设计院财务管理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新会计制度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设计院的经济发展新会计制度的会计结算实行标准远高于以前，有利于提高设计院的运营质量，新会计制度的全面实施更有利于全面监控设计院的经济动向，使投资者对设计院有信心。在这种市场氛围下，无形中优化了设计院身处的经济发展环境。新准则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的会计属性计量与确认相对于旧制度更加动态全面，有利于设计院的经营者了解自身的经济结构状况。新会计制度的准则规定中，明确了各种途径的经济行为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会计要素，形成了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使设计院通过更加全面具体的会计结果找寻经营行为的漏洞与不足，从而提高设计院经济发展的能力。2.提高设计院财务管理系统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新制度是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主体方式，将收入、费用以及应收、应付款项引进坏账准备等减值理念的核算内容。旧会计制度下的企业财务账目中，一些进账与出项科目，尤其是在转结一类的科目中，经常会有月转结与年转结等多笔账目混合，导致记账与核算的混淆[4]，影响会计信息的客观性。以固定资产的盘盈举例，以往的固定资产盘盈是按照当期的损益来计算的，这样会导致企业在账务面上多出与实际情况不存在的额外收益。而新会计制度规定清查的固定资产盘盈，需要计入以往年度的损益调整，这样的会计清查盘点结果更趋近于反映客观视角下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与营收状况。将新旧会计制度对比后发现，无论是对企业资产的重新评估还是对经营业务的财务结算，新会计制度都向着真实客观的方向进行调整，尽量消除企业会计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导致的不公平现象，使会计核算的结果比以往更加真实、有效，更好地维护了投资者的切实利益，并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二）新会计制度的不利影响与解决办法
1.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的效率不如以前由于新制度对会计要素与准则的补充，导致会计科目增多。记账的科目增多，财务报表科目也随之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尽管设计院的运营模式与营利企业大致相同，但在编制人员配比上却大有出入，设计院的职务流动性不强，很多会计工作人员通过调剂或借调派遣而来，这就导致了设计院在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效率远低于以前，甚至部分设计院因为繁重的工作而导致人手不足。2.给设计院适应财务管理模式的变动带来了巨大压力设计院的主要盈利来源于工程项目的设计承接，尽管它的经营行为是营利性质的，但区别于企业的原料或服务供应，在适用于企业的新会计准则中部分会计科目不适用于设计院。例如应用于企业的负债结构、可流动性资金流、盈利率等会计恒等式还需要设计院参照自身情况对等式的进项出项因素进行合理调整。因此，设计院想要完全适应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模式的难度较大。
四、加强新会计制度改革下的财务管理的办法
（一）加强财务管理的人员队伍配置
首先，需要加强会计人员的队伍配置，设计院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水平通过对外招聘的方式搜集优秀的会计行业人才，以加强编制的方式应对新会计制度繁重的会计任务。其次，需要加强与会计人员相关的技能培训力度，以加强学习相应的会计准则的方式，去理解新会计制度推行的目的，从而在实践中尽快找到适用于设计院的新会计核算模式，将每项会计恒等式的因数套用到设计院经营实际进行调整，形成全新的财务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议设计院单位建立有效的预算绩效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评价财务人员工作情况的重要指标。最后，在财务工作的执行过程中，应当奖惩并施地管理会计人员，确保预算的执行和会计核算的工作效率，一方面要定期组织出纳人员和财务会计人员核对账务，并将发现的问题追责到个人，依法严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要根据《会计法》，做出“对认真执法，忠于职守做出突出业绩的会计人员，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的规定，设置会计从业人员的专项奖励基金，每年度按照一定比例在设计院进行表彰工作。评选表彰的基准可以参考设计院内部管理的量化考核的KPI指标。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教育和奖惩措施，综合促进设计院财务队伍建设水平的提高。
（二）完善设计院财务管理体系
设计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包含筹资、投资、运营、成本计算与收入利润分配管理等内容，分别涉及预算计划、资金管控与财务情况分析三方面。本文认为不能只看重财务管理的事后核算部分，在新会计制度下，应当以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做好各项财务的管理工作。设计院应当不断改进财务管理的观念，根据设计院的运营需要及时调整财务管理部门的职能与工作内容，如在承接业务等重点业务运营时期赋予财务管理部门新的监督职能，尽早实现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协同对接，以财务业务有机结合的方式对设计院的财务结构与财务情况重新进行核算评定。在设计院内部，应当明确会计政策与制度的实行方法，以统一的财务报告模板规范财务报告工作。在一些需要设计院公款报销的运营业务支出上，要坚持报销款项与票据一一对应的原则，并将所有的报销凭证统一整理存档，方便年度或季度财务预算报告时复核。另外，还需要加强设计院的预算执行工作，对照新会计制度改革的各项，结合设计院自身的运营情况，明确界定预算责任的权责主体，制定清晰的财务预算目标，重点从流程处加强编制预算的汇总与复核审批工作，并以预算指标考评的方式实现预算管理的效果，并定期以财务工作会议的方式汇总分析财务业绩报告，对其中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总的来说就是设计院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用规范化的会计核算流程与明确的财务管理责任分工来保证设计院的财务管理质量。在设计院进行财务核算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原始票据凭证的准确性、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让财务报表的信息真实可靠。
（三）提高设计院财务控制能力
可以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的模式加强设计院内部的财务管理，重点对设计院经营业务中的筹资情况、可周转的流动性资产量、业务利润收入及业务运营支出等进行实时监督管控。这需要财务管理部门对设计院运营的业务拥有一定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可以精准地预测设计院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所有资金的流向和日资金流量，并根据上述内容合理安排调节财务的预算计划，加快资金的周转效率。设计院还可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信息化的财务管理系统上对设计院动态资金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管。新会计制度下，设计院的财务管理模式以及会计核算内容会越来越复杂，所以通过加强设计院财务电算化水平来提高财务工作效率是非常必要的。建议设计院单位搭建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和数据库，依托信息平成一键式制表、报账操作，使设计院的财务资产管理、会计核算、预算编制等重要财务管理活动均可以在信息化的模式下轻松高效地完成。另外，还需要从内部资金和预算编制工作上入手，加大财务的审计力度，确保预算绩效考核合理有效，从而提高设计院内部财务控制审核水平。设计院通常在财务报表填制完成后，就会根据部门需求制作收支预算表。那么在编制预算表时，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问题。1.在对设计院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时，必须提前考虑设计院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损耗，从而提高设计院的资金使用效率。2.预算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区分设计院资金的现实来源，将政府补助等非盈利收入与盈利收入区分管理，并将库存资金按照现金日记账与银行存款日记账两部分财务账簿进行登记，确保设计院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资金财产安全。3.需要精细化管理转结结余的账户信息，且针对一些原始凭证不全、票据缺失的固定资产，财务人员应当从重置成本方面对其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在登记资产金额时，需要参考资产性质准确选择录入的科目并完成损耗资产的价值核算工作。
五、结束语
对于设计院来说，新会计制度改革利大于弊，它起到了完善设计院经济结构的作用。通过新会计制度的改革，设计院可以从双向的财务报告中全方位地了解会计核算时间内经济业务活动的运行情况，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根据设计院实际的经济结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运营规划。鉴于会计工作对设计院财务管控的重要性，还需要会计从业人员加强力度学习新会计制度的相关条例知识，提高对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从而更好地完善设计院的财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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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入职管理；员工关系
员工的离职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管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近些年“networks（网络关系）”作为解释员工离职的新视角颇为引人关注，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离职影响模型并进行实证验证来解释员丁=的离职行为。但是，他们忽视了新员工融职这一管理环节，Joumal Sentinel Inc，研究发现，成功的融职管理可以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在某些特定的工作群体中，由于其隐藏的高福利等性质，员工的离职率很低，成功融职管理的意义在于缩短员工的职业倦怠期，提高工作满意度。
一、社会网络与新员工融职管理
社会网络理论抛弃了以往关注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研究方法，将个体放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系统中，认为个人在企业中知识信息的获取、情感的交换以及组织承诺的建立等行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之中的。
新员工融职（new employee orientation），也称为新员工定位或新员工引导，是一个动态社会化过程，即组织要帮助新员工适应组织文化，避免新员工由于不熟悉组织文化而破坏组织原有信念和习惯的现象发生。Hellman，Steven Wendell研究发现，如果在新员工第一个60天内进行正式的融职培训将比未参加培训的员工拥有高组织荣誉感。Kanouse，Daniel N；Warihay，Philomena I，通过20多年的研究发现，员工成功融人一个组织的标志包括成为其工作直接环境的主人（masters）、融入团队以及实现自己的高自尊（selfesteem）。
员工成功融职管理与组织社会关系息息相关，二者的互动机制是本文研究的焦点。
二、社会网络对新员工融职管理的作用机理以及模型构建
组织内的社会网络关系由于个体和组织性质的差异显得错综复杂，所以其研究的视角也多元化，本文从动静结合的角度选取了以下四个方面以探索社会网络关系与新员工融职管理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构建新员工融职管理模型。
（一）网络中心性与融职引导
Feeley和Barnett在分析离职因素时利用网络中心建立了“侵蚀模型（Erosion Model）”，指出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会影响他的工作态度和组织忠诚度。新成员的加入必定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网络结构，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等差异性原因的存在，有经验的员工会迅速占领社会网络中心位置，有效便捷地为其提供正向的情感支持和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企业与自身双方信息的快速共享和流通，实现信息向员工岗位胜任能力转化。同时，处在网络中心位置易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而上级领导的信任通常被看做是员工实施工作的重要驱动力和获得成功融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意义在于能频繁地提供沟通反馈机制和及时纠正融职偏差，从而帮助新员工构建竞争优势，获得可持续快速成长。相反，若是新成员处在组织边缘，被组织内的既定成员重视程度低，不仅会造成资源和信息获取的劣势，降低工作热情，严重者还会萌发离职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个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融职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假设1a：居于组织内社会网络中心位置对新员工融职积极性有正向影响；
假设2b：居于组织内社会网络边缘位置对新员工融职积极性有负向影响。
（二）网络结构强弱联结与新员工融职管理有效性
Burr认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如果两个不直接相连或是关系中断的个体之间，就出现了“洞”，即“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结构洞内填充的是弱联结；如果个体之间紧密相连，没有出现间断，那么网络从整体上看是高度严密的强联结。
结构洞能为员工带来非冗余信息，因为弱关系是发生在不同的信息桥之间的，跨越了不同的信息源。对新员工而言，弱联结体现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信息源，使新员工获得多元信息、接触多方位人才，不仅能全方位了解组织内人员结构、业务流程、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等，而且能拓宽社会网络，延长人脉关系，建立长期多元的情感归属。
与弱联结相比，强联结通常是发生在内卷化群体或是同部门之间。内卷化群体是指具有相同特质的非正式群体，该群体是以员工个人社会影响力形成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的中心。对新员工而言，强联结的网络结构在其职业获得上凸显重要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职业的获取是依靠员工的亲属、家人或是朋友帮忙促成的，因为深入组织某个特定角色的情景化知识与个体的理想预期通常是存有偏差的，新员工在进入组织阶段时常会遭遇到适应困境。强联结能使新员工在入职前期对组织的薪资报酬、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和人员结构等相关信息有不同程度的感性认识，对未来的特定情景化的工作背景与自己的理想状态之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从而更容易建立起对组织的信任关系。
在组织内部，强联结的好处在于成员问的频繁互动可以使员工迅速融人到组织已有的团队中去，建立起信任的友好的关系，分享高质量、复杂的隐性知识。同时，在强联结的网络关系中，新员工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由于彼此之间的信任，能够较快在组织中得到扩散，有利于个人优势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强弱联结对新员工信息交换的影响的假设如下：
假设2a：网络结构中的弱联结有助于新员丁多元化信息的交换；
假设2b：网络结构中的强联结有助于新员工信任关系的建立。
（三）组织氛围与新员工的团队融人
吴冰认为，组织氛围与社会网络关系存在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关系，社会网络体现并影响着组织氛围，而组织氛围也会改变社会网络。组织管理理念、文化、制度以及员工价值观等都会影响着网络中各成员的交流与互动。他指出，由于背景相似的本地人员在组织中易形成“小圈子”，而这些小圈子是高凝聚、高承诺和高认同的，他们排斥外地员工的加人，使他们难以得到必要的尊重，孤立无援，这不但不利于消除新员工对于组织的陌生感，还会使新员工产生更大的心理负担。以此相类似的还有以部门为单位的“部门文化”的形成，部门之间竞争激励。相互漠视，互不来往，这间断了组织氛围的整体联系性，造成分割的局面，影响新员工对组织整体态势的把握，造成工作上的复杂和困难，影响其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造成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降低。
当然。有些组织鼓励员工密切联系，其组成小集体的目的在于交流新想法和解决困难，新员工在团体的带动下，能较快明确公司的发展方向，使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公司的要求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假设3a：和谐的组织氛围有利于新员工融入团队；
假设3b：不和谐的组织氛围阻碍新员工融入团队。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社会网络对员工融职影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关注的网络中心位置和结构洞相关理论都是从比较静态的结构主义人手的，从组织的角度考察社会网络对个人融职过程的影响。
（四）动态的网络视角与新员工融职管理
如果试着从个体行为出发，考察个体是如何占据组织的中心位置，或是个体利用结构洞的相关理论获取多元化的信息，那么整个社会网络将会变成一个持续动态的演化。Perry-Smith从个体行为出发。提出个体行为与网络结构的相互影响关系，提出拥有较多组织强联结的个体会自发的由边缘向组织的中心位置靠拢。新员工的融职过程是个体与组织相互磨合，相互妥协的过程，二者一起发生演变，原先组织氛围、网络结构会对新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同样，新员工的加入也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产生以新员工个人为中心的小的社会网络结构（如图-2所示），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在组织氛围的共同作用下，每个个体与组织的融合程度和进程也是有差异的，这也强调了在融职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的情况，去完成角色的习得和团队的融入；同理，组织也要关注个体的差异性，为每个个体制定适合其特点的融职策略和帮助建立相应的网络结构。
根据上述，笔者认为，融职的关键在于在新员工融职的有限时间内，组织和个人通过改变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协调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实现新员工的角色习得、团队融入和价值的确认，最后实现个人与企业战略的高度融合。所以，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建立起的融职管理模型是动态持续变化，并且强弱相连的，如图一3所示，A1、A2是处在中心位置的员工圈子，其拥有强弱联结社会网络关系，是组织关注的重点。处在E1和F1的新员工在融职期间通过组织和自身的共同努力下，由不断向组织内部，即A1的包围圈C1、C2、D1、D2或A2包围圈B1、B2、E2、E2靠拢，融入A1或A2的团队中，既吸收A1与D1、D2、C1、C2形成的强联结内的信息建立信任关系，又与A2形成的圈子建立弱联结进行多元信息的交换和取得组织多方的支持，以期融入组织整体氛围。最终成功融职管理的状态是，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与组织各大圈子强弱相连的循环系统，顺利实现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变（如图-4所示）。A表示新员融职成功后建立起的强联结，B、C、D、E、F是组织中多样化的社会网络圈子，与A保持着弱连接。
三、讨论与结论
从社会网络的人员组成来看，与新员工息息相关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是人力资源部、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朝夕相处的同事，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他们可以提供哪些支持帮助其走进组织的网络中心位置，新员工又可以获得哪些必要的支持方向。
（一）人力资源部与上级主管部门
如表-1所示，人力资源部与上级主管部门可以从文化圈和价值观确认、岗位胜任能力的塑造、职业通道设计、持续有效的沟通和必要的组织关怀等方面进行融职支持，以期帮助员工消除陌生感，建立情感归属。
（二）同事之间以及相关协作部门的关系的支持
关键词：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创新模式
作为一项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性质的工作，高校后勤在高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建立一套依托市场、保障有力、精简高效的后勤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成功。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后勤对教育发展制约的现象，如何进一步促进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后勤管理模式，无疑成为了高职院校后勤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分析
1.甲方、乙方模式。在甲乙方管理模式中，甲方一般由高职院校总务后勤管理部门承担，代表学院行使后勤管理职能，而乙方则由后勤集团来承担，在合同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为学院后勤提供基础性、保障服务工作。甲方和乙方由学院通过合法协议实现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使高校行政与后勤管理的分离以及职权的进一步明确。目前，甲方、乙方模式在高职院校后勤的社会化管理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因为乙方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影响，需要得到甲方经济上的援助；而甲方为了获得相对的安定和稳定，也需要保持对乙方的控制和指挥。可见，甲方、乙方模式是当前社会化初级阶段高职院校的明智选择。但是，甲方、乙方模式中的许多不利因素，也导致乙方所提供的后勤服务有时难以达到高职院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乙方领导不具备企业家的能力和精神。主要由于许多乙方领导仍由原来的高校管理者承担，其社会化意识不足。第二，不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由于受到我国高校后勤管理工作者竞争意识不足、综合素质不高、服务意识和学习意识不够等因素影响，高职院校后勤管理工作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仍然偏低。
2.服务外包型模式。所谓服务外包，就是企业通过对外部优秀资源的整合，达到业务流程的精简和管理成本的降低的目的，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可以让企业在多变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正是服务外包型模式所具备的先进性，使它逐渐得到了各类组织的普遍关注和运用。对高职院校而言，核心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以及搞好科研工作，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而高校的各类后勤服务并不属于开展高校教育的核心目的。为此，可以通过服务外包型模式将后勤管理工作交由专业企业进行统一管理。综合来看，服务外包型模式对于高职院校后勤工作管理具备如下好处：其一，可以让乙方以学校立足为基础，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优势为高校打造良好品牌，从而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二，高校通过采取有效的竞争方式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外包企业，既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优质后勤管理服务，还可以促进实现高校相关经费的节省。
二、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1.创新理念。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各高职院校之间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基础存在一定差异，而改革措施和改革力度也差异明显。为此，对于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创新不能采取同一个标准，要遵循因地制宜的策略对后勤社会化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并将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传统理念剔除。因此，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将高校后勤转化为有效“资源”：其一，对高校后勤实体发展壮大。在社会化改革过程中高校后勤服务不断壮大，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要求，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管理规范化，建立一套新型的高职院校后勤保障体系，满足高校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另外，通过壮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管理水平，让高校后勤实体既可以提升高校后勤工作质量，还可以承担机关部门和学校的服务工作。
2.创新方法。第一，采取适度开放的策略。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过程中，部分高校在校内服务市场竞争中大胆引入企业，但是受到体制和高校后勤实体公益性的限制，高校后勤实体的竞争能力还难以达到全面融入市场的要求。为此，高校后勤管理要从学校自身实际状况出发，选择性地将部分后勤服务项目承包给社会。第二，实现管理的规范化。高校后勤管理可以参考相关行业标准，建立严格的后勤准入制度和监督措施。通过建立规范化的管理环境，实现高校后勤市场的稳定发展。
3.创新体制。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的过程中，后勤实体与高校之间的管理关系逐渐淡化，如果后勤实体盲目追求高利益、高回报，必然会损害师生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体制创新：第一，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创新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督办、宏观指导作用，让有关部门和社会企业积极参与到改革中。第二，以学校为主体开展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创新。在改革创新过程中，高校要从自身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建立具有特色的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第三，促进师生、社会积极参与到改革创新中来。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高校后勤社会化对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具有深远的影响，需要各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继承和发扬传统义利观：构建和谐社会 儒家义利观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浅谈墨子的义利观 利益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 儒家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现代价值诠释 浅谈墨家学派的义利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对儒家义利观的承接与扬弃 论“慎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构建和谐社会消费价值观导论 践行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 儒家义利观对我国新型义利关系建构的价值 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 先秦儒家“和谐”伦理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义利统一是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的家庭伦理观研究 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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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妊娠妇女;心理健康;结构方程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pregnant female’s mental health， SSR， SCS in Shanghai Jing’an. Methods We randomly chose the pregnant women from 8 weeks to 40 weeks as the samples， and we used the SCL-90， SSRS，SCSQ as the tools.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had been influenced directly by SSR and SCS， meanwhile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SSRS’s use and SCSQ’s negative factors.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egnant female. To enhance the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meanwhile reduce the SCSQ’s negative factors are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Key words] pregnant female;mental health;SEM
妊娠被认为是一个提示性的可预见事件，是向成熟化、成人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性的人生发展的重大生活事件[1]。由于内环境及外在生活环境等的改变，妊娠也可能成为一种危机，妊娠经常导致状态失衡，产生焦虑、抑郁情绪[2]。有报道显示:孕妇心理状态与孕妇处世表现、情绪控制、流产史、与父母关系、对分娩心理准备、家庭角色认同因素等有关，其中与父母关系不和，对分娩心理准备不充分，恐惧紧张及疑虑是影响孕妇心理状态主要的因素[3]。因此本研究探求影响怀孕女性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以及相互的关系，为今后加强妊娠妇女心理健康保健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数据，并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在静安区妇幼保健所怀孕建卡的孕期8～40周的妊娠女性为入组对象，由经过调查培训的妇幼医生以及精神科医生，进行现场发放、指导、填写、回收并核查。本调查为2007年7月-2010年7月于本妇幼保健所建卡、就诊和随访的孕期女性，随机整群抽取3200份问卷，有效问卷3167份，问卷有效率98.97%。
1.2 调查工具
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工具主要包括:(1)孕妇基本情况调查表:为孕妇的基本人口学及孕期资料。(2)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90个条目，包括10个症状因子，采用五级评分(1～5)：1=没有，2=很轻，3=中等，4=偏重，5=严重。根据各因子分高低来评估心理健康水平，评分越高说明身心症状越重，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统计指标为总均分及各症状因子分。(3)社会支持自评量表：该工具由18个条目组成。记分根据受试者回答的“没有”记0分，“有时”记1分，“经常”记2分，累计。最后若总分>26分，可视为异常。分值越高，越说明其社会支持越缺乏，本量表特别强调在孕期期间的社会支持作用[4]。
1.3 统计学处理
本调查采用Epi.Data 3.0进行建库、数据录入，采用SPSS For Windows 16.0，AMOS5.0统计软件对本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3167名妊娠女性，孕期平均为12.89±10.89周;年龄20～47岁，平均为30.45±10.96岁。
2.2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2.2.1 模型假设
本研究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作为外生潜变量，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作为内生潜变量，显变量躯体化、强迫等作为心理健康的外生标志，显变量主观、客观和利用度作为社会支持的内生潜变量的内生标志，显变量消极、积极作为内生潜变量应对方式的内生标志。
为进一步了解孕期女性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因子关联性，探索心理健康水平与孕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本研究采用Amos5.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缩写为SEM)验证本研究中的模型假设。图1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假设
2.2.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评价
依据相关研究假设，对图1的模型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5]。主要以卡方值(χ2)、自由度(df)，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 index， GF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量拟和指数(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EA)作为评定模型拟合度的修正指标。一般而言，GFI、IFI、CFI在0. 90以上，RMSEA值小于0. 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 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采用斜方差结构模型的极大似然法对假设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经修正调整后模型中，χ2=511.102，χ2/df=3.932，P
由模型可见(图2)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因素皆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孕期人际敏感直接影响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效应值：0.75，P=0.000)，孕期抑郁、焦虑直接影响应对的消极方式(效应值：0.77，0.69，P=0.000);孕期社会支持直接受主观(心理感受)和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因素影响(效应值：0.67，0.78，P=0.000);孕期女性应对方式直接受应对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效应值：-0.37，0.63，P=0.000);孕期心理健康又直接受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效应值：0.32，0.28，P=0.000)。心理健康通过抑郁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77)×(-0.39)=0.3003，P=0.000;心理健康通过焦虑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69)×(-0.39)=0.2691，P=0.000;心理健康通过人际敏感因素对社会支持利用度有负性间接影响：效应值：(-0.75)×0.78=-0.585，P=0.000。图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模型关系
3 讨论与建议
3.1 孕期女性多因素关系要求新的社会支持模式
本次调查研究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直接受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与原假设模型还是有不同的。孕期女性的客观社会支持因素并未进入方程模型，即可看出较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或组织、团体的交际等所获得的程度，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的影响。同时心理健康又通过人际敏感(即人际敏感的孕期女性获得社会支持力度更差)间接影响社会支持利用度。现代医学要求新的医学服务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的服务模式，强调以人为本，要从单纯的医疗处理到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全面支持。因此本研究干预也着重针对性地使用了孕期支持性心理咨询方式，给予孕期女性更多的主观情感支持和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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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孕期心理健康间接影响社会支持与应对
近些年上海市出台的妇幼保健工作计划中均提到加强孕产妇的心理保健，要求各医院设立孕妇学校，上课内容均有这方面的内容宣教，但只是进行医学知识宣传、集中授课这种传统的教育手段，讲授内容多为营养保健以及胎教、心理基本知识等方面知识，缺乏对孕期如何进行心理调节的具体指导并没有对抑郁和焦虑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也没有对教育结果进行评估，无法知道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以及能够对孕妇起到什么切实的帮助。 根据本次调查研究，从本组资料可看出，初孕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恐怖情绪和躯体不适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负性情绪，这与蒋玉卉等[5]报告的资料相符，心理健康通过抑郁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通过焦虑因素对应对方式有正性间接影响，通过人际敏感因素对社会支持利用度有负性间接影响，即孕期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孕期社会支持利用度和应对方式越差，从而会增加孕期女性生理和情绪不适的风险。据德国调查资料显示[6]，由于孕妇紧张、恐惧而分娩的畸形儿是德国统一前的10倍。斯托特对1300名儿童及家庭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妊娠期间彼此反目、口角频繁的孕妇，心理压力大，所生孩子在躯体和精神上出现缺陷概率大。余展飞等[7]指出，孕期过度紧张、恐惧、悲伤等情绪，可使血管痉挛，肾血流量减少，影响母体内分泌和胎儿血液循环，证实恐惧不安使血中出现硫苯二酸衍生物，从而影响胎儿发育。李慕军等[8]认为: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与脐带绕颈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近年来，有些研究报道表明，分娩前有焦虑、抑郁的表现，其产科合并症发病较高[9]，产妇的精神状态能够影响机体内部的平衡，是影响分娩的四个重要原因之一[10]，最终导致宫缩紊乱或乏力，致产程延长，造成难产[11]。因此积极应用孕妇学校与心理支持(个体咨询和团体咨询)相结合，探索积极缓解孕期女性的焦虑、抑郁情绪的有效干预模式。国内朱丽丽[12]、李岩等[13]学者都在各自的研究报告对心理健康干预及孕妇学校的心理辅导进行了效果评估，结果都得到了支持性结果。
孕期的心理健康保健是优生优育重要保障之一，城市孕期保健工作加强孕期家庭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减少应对方式的消极因素是促进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不同，来自家庭经济及工作压力、婆媳关系、对新生儿性别的期盼、分娩后经济、社交能力以及孕产妇自身性格的内在、外在表现等因素均可导致孕产妇负性情绪的产生，孕妇学校的普及应用，为广大孕妇提供了优生优育、自我监护、孕期营养等知识培训，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孕期心理的压力，但由于其缺乏针对性，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孕产妇的个体心理需求，从而减轻其困扰。为此，运用心理指导联合孕妇心理放松操来探讨积极的综合干预对改善产后心理健康状况的作用。积极应用孕妇学校与心理支持(个体咨询和团体咨询)相结合，探索积极缓解孕期女性的焦虑、抑郁情绪的有效干预模式，结果都得到了支持性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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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邱浩政，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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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展飞.心身医学与心身疾病.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65.
9 李慕军，冯启明，陈悦，等.脐带绕颈孕妇的焦虑抑郁病例对照研究.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5，22(4):528-529.
10 徐俊冕，严和骎，吴文源.医学心理学，第2版.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6，210-211.
11 陈华，王雅珍，郑营，等.孕妇心理因素对分娩的影响.中华妇产科杂志，2004，29(1):45.
12 朱丽丽，卢树敏，薛小丽.孕妇心理问题干预效果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4，19：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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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徐逸群.论青年志愿者行动与精神[J].青年探索，2003，0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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