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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危机的形成,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在其影响下,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金融业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一些实力雄厚的银行顷刻间倒塌,各国汇率大幅度波动,企业减产甚至停产。
一、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是由于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而引起的,通过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把其他金融机构卷入了这次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整个世界。美国房地产贷款市场大致可分为三类:优质贷款市场、次优级的贷款市场、次级贷款市场。“次级”及“优质级”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为划分界限的。次级按揭贷款是面向信用程度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利率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出2~3个百分点,贷款机构的收益也比较高,所以次级贷款对放贷机构来说是一项高回报的业务。但由于次级贷款对借款人的信用要求较优质级贷款低,借款者信用记录较差,逾期还款比例较高,因此次级房贷机构面临的风险也更大。为了转移次级按揭贷款的巨大风险,美国金融界采用了次级贷款证券化的方法,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如此多的次级贷款收不回来导致国内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仅仅次贷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美国此前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它的根源更深更广。
1.美联储降息与房地产降温。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在利益的刺激下,衍生金融产品泛滥。美联储降息后,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违约现象频现,直接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
2.金融衍生品催化作用。由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银行发放房屋贷款给还款能力差的个人,这样就把风险层层打包转移给其他金融机构。
3.金融信息披露不充分。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由于激烈的竞争,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中,贷款经纪商为增加业务量,获取更大的利润,有意或无意地放松对借款人的调查,并且降低贷款的标准。一些贷款机构或其人有意不向借款申请人披露有关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甚至提供虚假借贷信息诱骗申请人借款。当情况发生变化即房价下跌时,这些低收入借款人将无法还清贷款,贷款机构也因此陷入风险之中。
4.政府监管不力。由于政府忽视信贷风险的控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超越了金融监管的范围。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评估与监督责任完全放手给私人证券评级机构,给其留下了太多的操作空间,这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全球经济失衡。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引起全球流动性约束不对称,其资本市场泡沫产生的财富效应而导致了美国的过度消费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当经济失衡超出了各国经济的承受范围,全球性危机不可避免。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
由于世界金融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创新不断产生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会引起他国和地区金融市场不稳定乃至危机,直至全球的金融安全、金融稳定。
(一)国际贸易传导
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导致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面临经济状况恶化,进而引发他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首先,美元的贬值降低了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与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其次,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衰退直接降低其进口需求,其他国家出口放缓。
(二)金融机构传导
在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和金融机构全球化趋势下,金融机构间复杂的资金联系也会导致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导。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与美国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更是首当其冲。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以后,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工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等多家欧洲银行由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投资而遭到巨大财务损失。其中,次贷衍生产品本身带来的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联系,增大了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几率。
(三)预期传导
预期传导机制指的是,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会产生传导效应。因为一个国家发生危机,会影响到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进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导致投机者行为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形成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投资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重估所投资该国的风险,据此会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导致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导。
(四)国际资本流动传导
金融危机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性加大。如果流动性冲击过大,一国发生的危机使投资者在尚未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售他们持有的资产,从而引发该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过程也将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导。一国的危机还会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迫使投资者重新安排他们的资产组合,以满足利润、监管和流动性方面的要求。
现代信息传输方式及金融的自由化加快了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直接影响国际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使得各类金融交易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不稳定性增强。这一传导过程主要通过机构投资者调整其资产组合实现。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就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的风险性和收益性相类似,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的变化导致跨国机构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相邻近及贸易联系紧密国家的资产进行调整,从而引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
三、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传导路径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各国投资信心受挫,消费支出萎缩,失业率攀升。按照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投资渠道、汇率渠道以及预期渠道四个传导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
(一) 贸易渠道传导
国际金融危机的贸易渠道传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影响各国出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国内消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居民消费支出减少,通过收入效应作用于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进口需求直接减少,由此造成出口国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受到冲击。
2.美国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也影响着欧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对欧日等国家的出口。中国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较大,许多企业面临停产或倒闭威胁,用工需求减少。
3.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加剧。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可能会实行贸易保护,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的限制,也将中国的贸易企业带来新的挑战。
(二)投资渠道传导
1.美国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为了达到最低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亏损的金融机构大幅收缩对另一个国家的贷款,将危机传导至下一个国家。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美国可能将部分海外资本撤回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从而加剧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各国也开始将国外投资撤回国内。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投资渠道传导效应也逐步显现。
2.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金融系统最完善和最安全的投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持有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在国际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三)汇率渠道传导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不断调整利率,使得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加剧,最终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生产企业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河北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受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不少中小企业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四) 预期渠道传导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大幅调整,加之其“消费过剩”矛盾凸显,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形成对未来经济过于悲观的预期。在这种预期的推动下,河北大多企业采取防御策略,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收缩投资,而居民减少消费,持币观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多为国外加工生产,在外部需求锐减的环境中,出现订单急剧下降、企业投资减少,大多数企业对未来预期较低。
本次金融危机是近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是长期以来矛盾积累的总爆发,被形象地比喻为金融海啸,说明了危机后果的严重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但是,在次贷危机的背后却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说明了美国虚拟经济的脆弱性,也说明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内在矛盾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董国娟.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9,(12):134-155.
[2]邹贤启,等.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演化、成因与效应[J].武汉金融,2008,(12):12-16.
[3]国纪平.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N].人民日报,2008-11-05.
关键词:民间借贷;过度自信;易获得性偏误;心理帐户;从众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45-02
近来,江苏泗洪、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广东东莞……这些地方相继爆出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欠账“跑路”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民间借贷的高度关注。
民间资本已形成一套相当完整和初具规模的民间借贷体系,甚至于可以与当地银行体系分庭抗礼。民间的借贷资金融入资金利率达到月息3%,季节性需求旺盛时,贷出资金利率月息可达3.5%至5%不等。民间借贷是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亦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全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企业倒闭、老板外逃和跳楼事件,甚至导致区域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其负面影响的集中表现。当前,民间借贷危机有蔓延的趋势。
借款人明明知道月息3%―5%的利率很高,但是还是选择了到高利贷去融资。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投机的行为,其自身也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行为金融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目前已经很难解释某些金融异常的现象。行为金融学对股票市场中人为因素研究是成功的,并且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借用其理论对分析民间借贷问题,与股票一样,是同样适应的。
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本文引入行为金融学基本内容这个崭新的分析视角来解析国内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解决问题对策,为政府宏观调控民间借贷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一、行为金融学角度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
传统金融学明确的把人看做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是有效市场,如果用传统理论解释民间借贷等非理性的利率,停留在经济人层面上,很明显是不合时宜的。行为金融学认知的人的有限理性,为研究民间借贷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石。
它在承认了人有理性的一面的时候,同时认为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受到许多理性之外的情感、冲动等的影响,在外界条件约束下人对自己理的控制力是有限的。这些是和原有理论截然不同。是对原有理论的改正和充实。传统金融学承认理性经济人、有效市场和完全套利假说,不注重行为主体心理诉求,而行为金融学脱离了传统金融学理论束缚,重新探讨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心理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寻求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的微观原因。
(一)过度自信。人常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率,倾向信奉自身的判断能力,放松本人对待理性态度的限制,无形之中拔高了自我意识形态,对事物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作出抉择时都有自我归因偏差等等,种种上述心理表现就叫做“过度自信”。在决策者中间,无论是是非理性决策者还是理性决策者,都坚持认为理性站在自己这边。而且决策者认为自身具体了一定专业知识和掌握了若干有用信息,因而进行投资决定,便对自己的判断力极度自信。
反映在借贷市场上,当市场波动与贷款人的私人信息相斥时,贷款人的信心并不是等额地减少,而将原因归于客观,而当市场波动与贷款人的私人信息相符时,贷款人的信心就会膨大。贷款人的这种过度自信是推动市场成交额一路飙升,最终酿成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过度自信往往让交易者相信自身能准确地认知市场的变动轨迹,即便自身理性地认为价格是不可预测的。正是这种直觉判断形成了贷款人投资方向――譬如地产价格不跌的基础。面对高额利率,仍然义无反顾。要理解民间借贷危机,我们一定都要意识到贷款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二)易获得性偏误。易获得性偏误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人们比较容易联想到某件事情,决策者便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这个事件常常发生;反之,假如某类事件让人很难意识到,相关信息在人的脑海里匮乏且模糊,贷款人就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低估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某个社会、某个时代所盛行的、为人们熟悉的信息自然不难获得,因此,不能忽视贷款人在决策时受社会化影响的程度。
当借贷的价格即贷款利率上升时,贷款人会预期对应的投资项目价格不会继续下跌,从而继续贷款,于是就推动了更大程度的资金需求;然而,相应的贷款利率下跌,贷款人预期对应的投资项目价格继续下跌而抛售,会导致利率继续下跌。长此以往,资金价格惯性产生并进一步促进了利率的提高。
(三)心理帐户。它是指无论个人、家庭和公司都存在一个或多个确定的或潜在的帐户体系。这些帐户体系往往遵循与经济学的运算规律想违背的规则。这使个体、家庭或公司做经济决策时候常常以非预期的形式影响本身,使本身决策违背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心理账户使得贷款者面临很高的利率时仍然无所畏惧,从而导致了市场投机者的产生。贷款者将损失放在某个独立的“心理账户”,他们的心理呈现递减的敏感性,也就是当损失逐渐增加,痛苦程度会逐渐减少。所以贷款者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赢利抛出,亏损持有”想法,最终便产生处置效应。贷款市场中,当投资品价格升高,利率处在升高阶段的时候,市场非常活跃,换手率非常高,价格被逐渐推高,逐步导致民间借贷的繁荣;反之,随着投资品价格下行,交易量也会逐渐下降。这就阐述了利率上升出现时总是随着交易量的上升,利率上升的初始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正是处置效应的存在导致了上述现象。即市场上有更多资金涌入民间借贷公司,利率持续上升的现象。
(四)从众效应。从众效应也叫羊群效应。是指决策者在信息环境非确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很容易受到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从而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小道消息、忽视自有信息,依赖舆论从而采取从众的策略。当民间借贷市场产生从众效应时,民间贷款人和借贷人往往会跟随其他人做出决策,导致借贷市场对信息过度反应,利好信息导致借贷需求猛增,投机膨胀,直到引发借贷危机;反之,利空信息会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加速泡沫破裂。
(五)模糊规避。是指参与者在进行决策时候会排斥不确定性。在面临冒险的抉择时,会产生以已知的概率作为依据的惯性,而回避非确定的概率。很显然,当新的金融产品出现,参与者往往增加过多的风险溢价,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参与者对该金融产品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自然地便会降低风险溢价。
在民间借贷市场,对于借贷人和贷款人而言,巨大利息收益和支出伴随着中国房地产等高回报资产的一路上扬。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潜在的风险,会比较现有的状况作出调整。
二、结论和对策
(一)研究结论
通过行为金融学的若干理论深入地讨论借贷双方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就会发现:民间借贷主体决策跟传统经济学分析相反。参与主体不会像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那样行事,即会按照预期效用理论和贝叶斯法则理性地进行市场交易和主体抉择,保持市场均衡的秩序。相反,借贷双方的判断和抉择过程中常常会受到若干心理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各种认识和情感上的差异,故此,民间借贷市场的参与者只能保持有限理性。
(二)对策
为了阻止民间借贷市场的非理,从政府、借贷双方的视角提出对策;以此来对政策进行建议
1、大力整顿民间市场秩序,规范担保公司等的行为。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应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发展典当行、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能从根本上缓解民间借贷危机。定期汇集民间借贷信息和出现的问题;建立民间借贷监测网络,时时监控民间借贷市场情况;建立健全“银监―银行―企业”的信息通道,及时观测企业资金流向,特别是关注大额资金流向非合同关联方的领域。对一些担保公司、银行等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行政制裁,严厉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2、加强对民间借贷双方的正确引导,构建对称的信息平台机制。由于社会公众缺乏民间借贷的专业知识和有效信息,很容易产生羊群效应,政府应构建一个公开、透明的民间借贷信息平台,逐步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的信息和交易机制,媒体、专家和学者发挥正面舆论的积极作用,利用舆论进行合理引导,消除民间借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还应在民间借贷过热时适时预警信号,同时鼓励相关金融部门给予民众投资基本知识培训,强化借贷双方投资风险教育,调节市场情绪,引导贷方需求主体形成合理的预期,有效抑制投机心理,减少非理。
3、规范借贷双方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进一步规范个人贷款审查的程序和标准,逐步建立并完善个人诚信系统。发挥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及主管部门的作用,对市场上的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加以正确引导,防止市场中多度投机。出台合理信贷政策,增加投机者的资金成本,提高其投机风险,必要时给予经济甚至是行政制裁,尽可能地遏制投机行为,减缓其对市场的冲击,减少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行为。
作者单位:商丘工学院管理系
作者简介:李超(1978- ),男,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商丘工学院,讲师,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产业业经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参考文献:
[1]饶育蕾,刘达锋.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徐松茂.房地产市场异常现象的行为金融学研究[J].北方经贸,2010,3.
[3]蒋胜,黄迪.从行为金融学角度诠释股市财富效应[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2:43-47.
[4]夏秀渊.以小额贷款公司引导民间借贷的思考[J].浙江金融,2011,5.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差异性
从2008年秋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及通信枢纽,研究金融危机对成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及其对策对我们全面认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全域成都理念下成都各圈层经济发展的差异
(一)全域成都理念及成都三圈层划分
随着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2007年7月成都市首次提出了“全域成都”的概念。所谓“全域成都”,就是要着眼于1.24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化都市区,推动市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体发展,整体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努力构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合作,把成都建设成为服务全省、影响全国、走向世界而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
而以“一区两带三圈四基地”为主要思路的全域成都规划构架中提出“三圈”,即把成都所有区(市)县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圈层。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的圈层结构理论.
按照全域成都的规划构架,并结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可将成都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第二圈层:龙泉驿区、温江区、郫县、双流县、新都区、青白江区;第三圈层:彭州市、都江堰市、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蒲江县、新津县、金堂县.
(二)成都各圈层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1.经济总量存在差异。2007年①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324.4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分圈层来看,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一圈层②经济总量最大,占到全市GDP的一半以上;第二圈层次之;第三圈③层所占比重还不到全市的1/5。可见,成都三个圈层的经济总量存在明显差别.
2.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到2007年底,成都市基本完成了工业企业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的迁移。调整之后,成都市三个圈层各自的产业结构特征显现出来:第一圈层第一产业已经全面萎缩,第三产业最为发达,产业结构类型属于321型,与发达地区较为一致;第二圈层发展则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类型属于231型,应该说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圈层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对比较均衡,产业结构类型也属于231型,但是第一产业比重超过20%,第二、三产业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3.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2007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17元,比上年增加2379元,增长21.1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42元,比上年增加736元,增长15.00%;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8元。分圈层来看(见表1),第一圈层的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而第三圈层最低,仅为第一圈层的四分之一左右;第二圈层的居民收入水平则介于一、三圈层之间,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第一圈层比较接近,相差不过824.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则与第三圈层比较接近,只高出678.29元.
4.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差异。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是本文所指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成都市各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就第一圈层而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接近,“三驾马车”的发展较为协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较为合理。其中,出口总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是三个圈层中最高的,这说明第一圈层的对外依存度高于二、三圈层.
再看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的出口、消费、投资比,二、三圈层投资所占比重过大,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动力结构明显失衡,尤其是第二圈层。第二圈层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8111107万元,与第一圈层相差不大,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36674元,却只相当于第一圈层的22%,因此,第二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75%都来自于投资.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域成都各圈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
(一)金融危机相对缩小了全域成都的区内差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成都市经济发展也遇到诸多问题,但由于地处内陆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东部沿海省份小,且受到汶川地震因素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没有给成都带来太多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的冲击仍是严峻的.
为了得出金融危机对成都各区域间差异的影响情况,笔者在173个行政区划间就2007年和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做一个比较,通过统计软件求得相关数据标准差、均值和变异系数(见表3).
由于两组数据均值不等,无法直接通过比较标准差来判断其各自的相对离散程度,也就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差异化程度的改变,因此采用变异系数来进行比较分析。首先,2007年、2008年数据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3和0.59,均超过了0.30,说明两个年度各区(市)县之间经济运行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次,2008年数据的变异系数显著的比2007年缩小了近4个百分点,说明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区(市)县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对的缩小了.
(二)全域成都内不同区域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差异分析
前面的分析指出,成都市三个圈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全域成都内不同区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各不相同.。
从经济总量的差异来看,经济总量越大的区域越是相对发达的区域,一般来说,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化程度越高,经济受全球产业链条中上下游环节的影响就越大;对外依存度越高,国际市场上商品和资源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就能够越快地通过传导引起本区域生产、消费、投资等的变动。因此,经济总量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从产业结构的差异来看,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导致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受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应该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事实上,成都市房地产业确实遭到了沉重的打击,2008年仅实现商品房销售额626.7亿元,比2007年下降34.5%。但是,金融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增幅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放开所导致的。同时,由于家具制造、建筑等行业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这些行业也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制鞋、纺织等行业则由于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从以上可以看出,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
因此,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负相关.
从居民收入的差异来看,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区域,汽车、住房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在社会消费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这类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高,而食品、医药等生活必需品在社会消费总额中只占有较小比重,这类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消费日趋谨慎,汽车、住房等需求弹性高的消费品势必受表1成都各圈层2007年人均GDP及居民收入情况圈层人均GDP(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第一圈层5454014542.418433.801.72∶1第二圈层2853413717.835881.172.33∶1第三圈层1360010205.755202.881.96∶1注:人均GDP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各圈层所属区(市)县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表2成都各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2007年为例)圈层出口总额(万美元)出口总额(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出口、消费、投资三者之比第一圈层2370241730275.2911076196567588.44∶44.45∶47.11第二圈层80717589234.1203667481111075.49∶18.97∶75.54第三圈层17152125209.6185802642707512.00∶29.71∶68.29注:第二栏数据是将第一栏数据按2007年平均汇率折算得到的.
表3成都各区(市)县2007年、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表数据名称2007年数据2008年数据标准差(δ)1077687.0811220590.355均值(μ)1709466.9412045169.118变异系数(CV)0.6304228850.596816344到严重冲击,导致本区域的消费大幅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居民收入水平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差异来看,不同区域的动力结构通常存在一定的差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资金逆转回流,国内投资者信心下降,新开工项目减少,导致投资增速逐月放缓,这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区域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三、全域成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成都应对金融危机应抓住区域内差异不断缩小的利好,并结合灾后重建的契机,为众多西部特大城市开辟一条应对金融危机不利影响,转“危”为“机”,使经济平稳增长的道路.
(一)抓住总量差异,凸显后发优势
从具体点上来看,二、三圈层的发展具有后发优势。由于成都各区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即发达区域受到更多的影响,且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各圈层间差异被相对缩小了,这些都是二、三圈层加速发展的有利因素,体现为在一圈层辐射下的后发优势。同时,一圈层作为高度发达区应该进一步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并寻求与二、三圈层在淘汰相对落后产业链上的协作——即二、三圈层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相关产业链的转移.
(二)看准结构差异,推进优化升级
第一,要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产业链趋同化。各圈层间或是各圈层内部仍然存在产业链趋同,例如旅游业,二、三圈层的古镇游、农家乐、品茶等项目的重构严重。因此,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契机下,成都应加大各圈层间的协调发展力度,建立有效的共同规划发展机制,积极培育新型产业、拓展新发展空间,克服产业链趋同化.
第二,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稳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成都市应紧抓拥有灾后重建的投资市场利好,把握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殊优势,稳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一方面要稳定投资力度、不断完善企业链。另一方面要把握技术前沿、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集约集聚发展,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要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产业发展步伐,逐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不断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联动发展。在把握成都市内部圈层结构差异的同时,还应看到成都市与四川省其他中小城市的差异。这就要求成都真正做到服从省上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安排,主动向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环保产业以及生产等四个方向发展,将过剩的、淘汰的产业链积极向周边的卫星城镇以及二线城市转移,与他们成为区域合作的伙伴,形成联动发展的机制.
(三)把握收入差异,分层扩大内需
全域成都各圈层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存在,决定成都着力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当从各圈层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政策:对一圈层而言,服务业占比重最大,且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进一步扩大内需就应该从服务业和大宗消费入手。一方面,金融危机给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更影响到诸多配套产业的发展。再者服务业本身是绿色产业,不仅能带动GDP的增长,还能有效提升就业率。扩大内需从服务业入手就应该鼓励居民多旅游、多消费,从而有效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和经济下滑等问题。另一方面,扩大内需在收入水平较高的一圈层主要是鼓励居民加大对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购买,以此来拉动房地产、汽车制造或进口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抵御金融危机.
对二圈层而言,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决定了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下坚定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其扩大内需的最终动力。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于农民,这是由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同时也最有消费升级欲望所决定的。要持续不断实现农民增收,刺激农民群体的消费,化“危”为“机”,在缩小二圈层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实现内需的扩大.
对三圈层而言,较为均衡的二、三产业只能表面上说明其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但其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低下才是经济运行的实际现状。当前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相对最小,因此抓住机遇、不断追赶才是出路。扩大内需在三圈层来看更多的应该转变为加大投资力度,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好,还是积极招商引资也好,只有以投资带动第一轮的经济增长,方可使人均收入有所提升,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风险;财务管理;成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91-02
引言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伴随着危机企业财务风险加大, 如果疏于防范控制则很容易使企业陷入资金困境,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活动中因存在不确定性或不可控因素,在一定时期内使企业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在经济周期的正常阶段,财务风险控制的核心是基于规模―速度― 资金―效益的平衡框架,以企业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谋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在金融危机时期,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重点应当是确保企业现金流畅通,使企业安全 渡过危机,迎来经济复苏。
一、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根源
1.筹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效益的不确定性,即投资风险的存在。由于竞争激烈,市场形势复杂多变,企业的投资效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筹资风险;二是资金调度的不合理性。资金合理调度,可以相对节约资金占用使其既能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又能在时间上相互衔接,形式上相互协调,充分挖掘资金使用的潜力。资金调度不合理,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三是外币汇率风险,只有当企业进行外币筹资业务时才发生。企业借入外币进行筹资活动,如果归还时该种外币汇率下降,就会产生汇兑收益。反之,就会产生汇兑损失,这样就要使企业以更多的本位币来归还借款。
2.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方向错误。选择的投资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夕阳产业、市场淘汰产品项目或国家即将控制投资发展的污染环境产业,投资之日开始就决定了其注定失败的命运;二是投 资过程不能严格按预算控制投资成本。形成边投资边修改预算的“钓鱼工程”,最后扩大了投资总额,造成投产后资产折旧费用占产品成本比例过大,在经济上制约了工程项目资金的回收期缩短;三是投资购建的资产在技术上不先进。购建技术落后的设备、或从经济上看已经不先进的设备,从生产工艺上注定了投资项目资金回收的风险。
3.资金回收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账政策过于宽松。适当的赊销能够促进企业产品销售扩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过于宽松的收账政策则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造成企业资金大量流失;二是企业内部对应收账款管理存在漏洞。管理层对抓紧应收账款催缴工作的力度如何,能否安排专人专门负责应收账款的管理,甚至派人长期上门催缴,落实难点、焦点客户的账款回收,是该问题的内部原因;三是不愿动用法律手段讨回债权。基于维持长期客户的关系,不愿诉讼法律手段解决长期拖欠 问题,造成问题积累超过限度,使其酿成现实风险。
4.收益分配风险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收益确认的风险,即由于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会计方法的不当,有可能少计成本费用,多确认当期收益,从而虚增当期利润,使企业提前纳税,导致大量资金提前流出企业而引起企业财务风险;或者有可能多结算成本,多计有关费用,少确认当期收益,从而虚减了当期利润,影响了企业声誉。另一方面是对投资者分配收益的形式、时间和金额的把握不当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企业处于资金紧缺时期,却以货币资金的形式对外分配收益,且金额过大,就必然大大降低企业的偿债能力,影响企业再生产规模;如果企业投资者得不到一定的投资回报,或单纯以股票股利的形式进行收益分配,就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企业信誉,股票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会下跌,这些都会对企业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中国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对策
如何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化解财务风险,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1.调整企业资本结构。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资本结构,以最低的资金成本,最小的风险程度,取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在风险和利益之间寻求最佳配合。在好的市场采取进取型策略,并对可能的风险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可以适当多借入资金;在不利的环境中,应谨慎从事等待有利时机的转化,以此组织调整资本结构,可以有效地控制财务风险。
2.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尽量采用定量计算及分析方法并运用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决策。
3.保持高资金流动性。保持高度的流动性是企业控制财务风险、减轻财务压力的重要保证。企业的资产越容易变现,则偿债能力越强,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但同时企业要合理安排好资金。在资金安排上要考虑到借款的到期日、利息的支付日和存货的库存结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用款的高峰和低谷期,使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以避免资金使用不当所带来的财务风险。
4.提高企业应变能力。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财务管理宏观环境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并制定多种应变措施,适时调整财务管理政策和改变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以此降低因环境变化对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
5.理顺企业内部财务关系。为防范财务风险,企业必须理清内部财务关系。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应承担的责任,真正做到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其次,在利益分配方面,应兼顾企业各方利益,以调动各方面参与企业财务管理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做到责、权、利相统一。
6.建立企业财务预警系统。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分析及相应的数据化的关联方式,将企业所面临的危险情况预先告知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人,并分析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和企业财务运营体系隐藏的问题,以提早做好防范措施的财务分析系统。同时,企业应立足于市场,建立风险防范和规避机制,形成一套完善的财务信息系统,及时对财务风险进行预测和防范。促使财务管理人员将风险防范贯穿与财务管理工作的始终。
三、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提高金融危机后的企业国际竞争性
1.树立企业成本管理的系统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应树立成本的系统管理观念,将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强调整体与全局,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通过研究每种成本管理方法的本质及其适应的经济环境的特色,构建出系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体系。
2.引入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思想。现代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多变,竞争也日益激烈,因此,企业开始重视制定竞争战略,并依据顾客需求与竞争者情况的变动随时调整举措,这样就进入了战略成本管理阶段。战略成本管理是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根据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的。战略成本管理从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发,对企业内部、竞争对手及企业所处行业的价值链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达到知己知彼、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战略。
3.培养全员成本管理意识。目前,由于大多企业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成本,因而对他们所进行的设计、拟定的 工艺、制订的计划及采取的措施,会对产品成本起什么作用、有多大的影响,一般无以估量。
4.做好成本管理基础工作。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耗定额。参照行业和本部门的实际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耗定额作为核算及考核的参照依据,为准确核算打好基础。二是严格落实资金定额,控制规模和额度。资金占用通常涉及到储备资金定额、 生产金额、成本资金定额及流动资金定额等步骤,在成本管理中严格落实资金定额有助于企业资金战略的统筹使用和合理规划,以保证单位资金的运用自如、生产经营的井然有序。三是原始记录和凭证的完整性。涉及产品产量的传票、台账、劳动时间及个人考勤簿,原料的领料单等相关消耗单等原始记录要划分责任部门保管, 按规定的时间交回财务部门进行归集整理。四是内部价格的制定和执行。原材料计划价格的制定、产成品库存的模拟计价等应保持响应的稳定性,以便成本计算、考核的一致性。
5.搞好企业成本性价比。成本是附属于产品之上的价值形态,其主体必须满足相关的质量标准,适宜顾客的使用价值需求,并不是越低越好。制造成本降低不能以偷工减料为手段,更不能擅自降低质量标准,损害顾客利益。运用价值工程管理成本,就是要搞好成本的性价比,树立正确的成本效益观念,不能一味地盯着可比产品的数字,要具体辨证、量比地分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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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呈加速推进的趋势,尤其是2016年对于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当年9月在杭州举办G20会议,中国政府首次将绿色金融理念写入到公告中;同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这充分表明我国金融业改革有了重大突破。不仅是中央层面,地方政府也更加重视金融业的发展。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的省份提出要将金融业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并且设定未来几年内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当地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具体指标。西藏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近些年迅速提升,金融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其影响力已不容忽视。在产业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分析研究金融产业作为西藏支柱产业发展的可行性,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对促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特征和选择标准
1. 支柱产业的特征。支柱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最突出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快,引导推动作用强,先导示范性明显。促进形成支柱产业的目的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配置在一国或地区的优势产业上,以利于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学术界对于支柱产业的特征达成了三个方面的共识:一是所谓“支柱”,顾名思义,一定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谓“相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量经验研究得出的可参考的结论是占比大于5%。二是什么因素导致成为“支柱”。首先规模扩张快,易于形成规模经济,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其次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呈加速增长的态势,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一般产业。三是成为“支柱”效应,主要体现在扩大就业、加强产业关联度和节约能源和资源上。
2. 支柱产业的选择标准。学术界对于支柱产业的选择标准,一般包括罗斯托标准、筱原标准、动态比较优势标准、过密环境标准、拓宽瓶颈产业供给标准、丰富劳动力内容标准、扩大就业标准、保护环境标准以及改善生产力布局标准等等。对于支柱产业的原则,一般包括区域优势与特色原则、有所不为与突出重点原则、技术开放原则、规模带动原则以及扶持培育原则等等。但是如何将一系列标准和原则转化为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是判断什么产业可以成为支柱产业的关键。
一般来说,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支柱产业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标准:生产率上升标准、收入弹性标准、产业关联度标准。一言以蔽之,备选作为支柱产业的产业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代表消费升级的方向,代表产业协作的方向。此外,完整的支柱产业指标体系还应当考察社会状况、人口素质、基础产业条件、资金保障体系和现有产业优势等因素。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支柱产业的选择标准,选择支柱产业主要还应该重点达到以下标准:一是产业规模大。二是符合国家政策和市场导向,发展前景好,市场扩张能力强,并有助于环境保护。三是对有助于本地区比较优势发挥的特色产业应单独考虑,不用完全对应上述标准。
三、 西藏金融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十二五”期间,西藏金融?I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金融机构体系不断丰富,金融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金融业服务水平现状提升,为促进西藏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十三五”期间金融业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金融机构体系不断丰富。2015年末,西藏各类金融机构总数742家,较2010年末增加128家,增长20.8%。其中,西藏银行业省级机构和法人银行机构13家,各级机构网点数667个;西藏法人证券机构2家,证券营业部10家;西藏保险业省级机构和法人保险机构共计7家,各级保险分支机构达到48家。西藏融资性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分别达到15家、42家和5家。
二是金融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5年末,西藏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4 216.51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2.4倍。其中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 051.71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2.37倍;2015年实现利润总额87.95亿元,较2010年增长7.32倍,年均增长49.62%;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其中西藏证券机构资产总额154.31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3.31倍;2015年西藏证券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03亿元,抗风性能力明显提升。其中西藏保险机构资产总额10.49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2.95倍;2015年西藏保险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02亿元。
三是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十二五”期间,在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支持下,在藏金融机构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西藏社会融资规模为793.89亿元,较2010年增加674.90亿元,增长了5.67倍,年均增长46.17%;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77.35%,较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54.58%。其中,信贷投向重点突出,主要支持涉农、中小微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民生、扶贫等领域的发展。截止2016年9月末,西藏金融机构贷款总量2 908.59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了8.8倍。在银行信贷的有利支撑下,西藏金融业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能力大幅提高。
四是金融业产出水平不断提升。2015年西藏金融业增加值69.79亿元,较2010年增加42.7亿元、增长1.5倍,年均增长20.85%,增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9位,分别较西藏同期现价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出5.72%和5.83%,较同期全国现价金融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出3.35%;西藏金融业增加值在同期西藏GDP的比重为6.8%,较2010年提高1.4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12.88%,较2010年提高3.03%。2015年西藏金融产业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74%、贡献度 为1.5个百分点,分别较2010年提高9.33%和0.95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西藏金融业不仅完全具备成为引领其它产业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条件,而且逐步为实现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关键驱动力。因此,?应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分析金融产业成为西藏支柱产业发展的可行性,是进一步做大做强金融业,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四、 金融业作为西藏经济支柱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1. 产业增加值比重分析。从表1显示的数据看,西藏金融业呈现跨越式发展,增加值比重呈持续稳步上升趋势,并基本保持在5%以上,且2014年、2015年上升幅度较大。2015年西藏金融业增加值69.79亿元,与工业增加值基本持平,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金融业与工业增加值接近的省份。近十年,西藏金融业现价增加值年均增长24.87%,增速分别较同期工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高出10个、13.5个和10.7个百分点,是西藏发展最快的产业。2016年前三季度西藏金融业增加值已经达到83.85亿元,同比增长37%,在同期GDP的比重达到10.1%,金融产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西藏和拉萨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远远高出了一般支柱性产业所要求的5%以上的标准。从产业强弱系数来看,西藏和拉萨市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在西藏同等级产业中处于上游水平,产业强弱系数大于1。相对于西藏和拉萨市的其他同级产业,金融产业是一个高增加值产业,在GDP中增加值比重相对较高,满足了选择一般支柱产业基准所要求的增加比重条件。
2. 收入弹性分析。考虑的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辖区银行业机构的产出来近似代替金融业产出。由于银行业体系是辖区金融体系的主体,其产出占金融总产出的比重在三分之二以上,其分析结果能够反映西藏金融业产出的变化规律。
根据收入弹性的支柱产业选择基准,应选取在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过程中需求增长率最快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2010年~2015年西藏金融业的收入弹性起伏比较大,但总体上呈较快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1.55增长到2014年的3.9,2015年略有下滑。
总体上看,金融产业的收入弹性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我们缺少其他产业的比较数据,但金融产业本身具有人力资本密集性的特点,同时劳动生产率高,结合“十二五”期间金融资产总规模年均27.7%的增速,可以认为金融业的收入弹性高于多数同级行业。
3. 产业关联度分析。金融业的产业链条较长,几乎同所有的产业都有相关,历来是公认的关联度最高的产业之一。金融业与其它产业既互相依存,又相互促进。根据姚战琪(2005)《金融服务业产业关联度的比较研究》中测算的结果,我国金融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前向关联度较高,并且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前向推动能力随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增强;后向平均关联度与发达国家差别不大。西藏产业发展水平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传统服务业比重虽高,但现代服务业仍处在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造成金融业与各产业的前向关联度较大程度比我国的平均水平更明显。因此,可以认为,西藏金融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较强,满足一般支柱产业基准。
4. 其他因素分析。从就业系数看,2015年末西藏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为11 585人,较2009年末增长49.3%,年均增长6.91%,增速较同期国民经济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速高出1.29个百分点。这表明西藏金融产业直接吸纳就业增长率已经高于西藏就业平均增长率。如果考虑带来机会就业、社会贡献就业方面的就业增长,金融产业就业系数达到支柱产业就业系数满足大于1的标准。
从优化产业结构看,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子产业,其本身发展就能壮大第三产业规模,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促进了西藏乃至全国的产业结构优化。2015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二三一”型产业结构有23个,在仅有的8个“三二一”型产业结构中,西藏位列其中之一。
从环境保护看,金融业作为一种清洁无污染的产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较为适合自然环境条件较差、资源禀赋较弱、经济欠发达的西藏发展的产业。
上述分析显示,金融产业发展速度快,增加值在西藏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以上,产业关联度、需求弹性和就业系数高,发展前景良好,有利于环境保护,已经具备成为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
总的来说,西藏金融业规模、在GDP占比与西藏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阶段是一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仍继续保持稳步提高。但从实践情况看,作为欠发达地区,西藏金融产业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已经占有一个较大比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大部分同级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并未确立为支柱产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尚不明确。二是发展水平还不高。西藏金融规模相对偏小,金融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子行业门类不够多,不利于金融资源的充分控制和利用。三是金融信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这些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给予解决。
五、 将金融业作为西藏支柱产业的发展思路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推动金融先行,合理调配金融资源推动经济建设向深度、广度、高度发展是当前国内较为普遍的做法。现阶段,西藏金融业已经具有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西藏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下一步,要做大做强金融业,取得更大的发展,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必须调整思路,深化认识,科学合理的布局金融产业发展。
1. 尽快明确金融业的支柱产业地位。目前,西藏金融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已经具有了成为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加之居民收入的不断提升,将对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行业发展速度将不断加快,各类金融机构将迎来更多发展机会。应该顺应西藏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合理把握金融业的功能定位,在相关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金融业的支柱产业地位,以推动金融产业做大做强,切实增加金融有效供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4-0019-05
一、引言
企业是否存在目标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如何调整其现金持有水平是现金持有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权衡理论认为企业会比较持有现金的成本和收益,从而确定其目标现金持有量。当实际现金持有量偏离目标时,企业会对其进行朝向目标的调整。但是这种趋向于目标的调整并不是完全的,而是渐进的动态过程,原因在于存在调整成本。[1]调整速度反映企业从偏离目标回复到目标的快慢程度,调整成本的大小决定调整速度的高低。关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文献通常都假设企业具有相同的调整速度,而针对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研究则比较少见。
本文以中国2002―2012年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现金持有调整成本存在异质性的分析,实证检验企业现金持有向目标调整的速度是否存在不对称性。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调整成本,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金融危机如何影响调整成本,实证考察金融危机对企业现金持有量向目标调整动态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企业持有现金主要是基于交易性动机、投机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持有现金的收益正是源于这些动机的实现。企业拥有现金可以减少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降低融资成本;现金也可以使企业在把握投资机会、调整产品战略方面占据先机,增加企业价值;持有较多现金还有利于企业应对现金流不确定的风险,增强财务灵活性。由于现金的收益率低,持有现金意味着企业必须放弃其他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机会,因此存在机会成本。此外,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企业过多的现金储备更容易产生成本。最优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对上述收益和成本权衡比较的结果。现有的关于现金持有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优现金持有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Opler等研究了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其实证结果支持现金持有的静态权衡理论。[2]346
静态权衡理论假设当企业特征和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偏离目标现金持有量时,企业能够立即调整到目标现金水平。在实际中,交易成本及其他调整成本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的调整速度。为了克服静态权衡模型的缺陷,Ozkan Aydin和Ozkan Neslihan提出了现金持有的部分目标调整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企业存在调整滞后的可能性。[3]21032134
部分调整模型通常假设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进行调整的速度是对称的,也即高于目标的超额现金持有企业与低于目标的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调整的速度是一致的,这一假设没有考虑这两类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调整的方式不同可能导致的调整成本的异质性。超额现金持有企业通过降低现金持有量调整到趋近目标,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则通过提高现金持有量调整到趋近目标。从会计恒等式变换的现金等式:现金=负债+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不包括现金),可以比较清晰地窥见现金变动的原因。通过还债、发放股利或回购股票、加大投资、增加成本等方式可以导致现金减少;通过借款、发行股票、减少投资或出售资产、降低成本等方式可以增加现金。Dittmar 和Duchin发现,从调整成本的角度,消耗现金的成本比构建现金的成本要低。[1]也就是说,超额现金持有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所面对的调整成本要低于现金不足企业增加现金持有所面对的调整成本。如果调整成本是影响调整速度的关键因素,调整成本的不同必然会造成不一致的调整速度。据此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具有不对称性,即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向下调整速度)应当快于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向上调整速度)。
不仅现金持有偏离目标的状态会影响企业的调整成本,融资约束和不确定性环境对调整成本也会产生影响。Denis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促使企业持有更多现金,以满足未来的投资需求,融资约束下企业持有现金具有更高的边际价值。[4]万良勇、饶静也发现,当企业面临的宏观、行业和个体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其现金持有价值也较高。[5]在上述情况下,现金持有增加的价值将影响调整成本,从而影响现金持有向目标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
对于超额现金持有的企业,由于现金持有价值上升,降低现金持有量会损失这部分增量价值,这相当于加大了整体的调整成本,因此这些企业会减缓向下调整现金的速度,以保持更大的财务灵活性。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8月
第31卷第4期刘杨珂,等:金融危机、调整成本与企业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
对于现金持有不足的企业,增加现金持有量将获得这部分增量价值,因此这些企业加快向上调整现金持有的意愿会增强。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外部融资更加困难。张名誉、李志军发现金融危机会显著增加现金持有的调整成本。[6]金融危机为检验上述关系提供了条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金融危机期间,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会降低。
假设3: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上调整的速度会加快。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
1.调整速度不对称模型
本文借鉴Ozkan Aydin和Ozkan Neslihan提出的部分目标调整模型[3]21032134,构建现金持有向目标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模型:
Cash*i,t=βXi,t(1)
Cashi,t-Cashi,t-1=λ(Cash*i,t-Cashi,t-1)(2)
模型(1)中,Cash*i,t为i企业在第t年的目标现金持有量;Xi,t为反映现金持有成本和收益的企业特征向量;β为系数向量。模型(1)假定目标现金持有量Cash*i,t由企业特征决定。
模型(2)中,Cashi,t为i企业在第t年的实际现金持有量;
Cashi,t-Cashi,t-1为i企业在第t年现金持有的实际调整量;
Cash*i,t-Cashi,t-1为上期现金持有与当期目标的偏离量,即当期的目标调整量;
λ为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调整的速度。根据上文的分析,λ应当介于0和1之间。
将模型(1)代入模型(2),可以得到动态调整模型:
Cashi,t=λβXi,t+(1-λ)Cashi,t-1(3)
对模型(3)回归,可以同时得到调整速度λ和影响目标现金持有量的系数β,由此可以计算得到i企业在第t年的目标现金持有量Cash*i,t以及现金持有的目标调整量Cash*i,t-Cashi,t-1。如果实际现金持有量高于目标值(即
Cash*i,t-Cashi,t-1<0),则这些企业属于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如果实际现金持有量低于目标值(即
Cash*i,t-Cashi,t-1>0),则这些企业属于现金持有不足企业。为了检验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是否存在不对称性,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Cashi,t-Cashi,t-1=λd(DEV)(EXC)+
λu(DEV)(INS)(4)
模型(4)中,DEV是现金持有量的目标调整量,DEV=Cash*i,t-Cashi,t-1;
EXC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超额现金持有,设EXC等于1,否则为0;INS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现金持有不足,设INS等于1,否则为0;λd为现金持有从高于目标的状态向目标调整的速度,即向下调整速度;λu为现金持有从低于目标的状态向目标调整的速度,即向上调整速度。根据假设1,λd应当快于λu,即
λd>λu。
2. 金融危机对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影响模型
为了检验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影响,在模型(4)中增加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将模型(4)扩展如下:
Cashi,t-Cashi,t-1=λd(DEV)(EXC)+
λu(DEV)(INS)+λcd(DEV)(EXC)(Cris)+
λcu(DEV)(INS)(Cris)
(5)
在模型(5)中,Cris为金融危机虚拟变量,金融危机期(Cris)设为1,其他年份设为0。λcd反映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向下调整速度的影响;λcu反映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向上调整速度的影响。根据假设2,λcd<0,而λcu
可能大于0、等于0或小于0。
(二) 变量设定
其一,现金持有量(Cash):本文采用货币资金/总资产衡量企业现金持有量。
其二,公司特征变量:借鉴Opler等的研究结果,[2]346本文选择如下企业特征变量作为目标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
市账率(MB):(总资产账面值-权益账面值+权益市值)/总资产账面值;
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现金替代物(Liq):(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货币资金)/总资产;
财务杠杆(Lev):总负债/总资产;
现金流(Cflow):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总资产;
资本支出(Capex):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总资产;
股利支付(Div):虚拟变量,支付股利为1,不支付股利为0。
其三,行业控制变量(Med):企业所处行业现金持有量的中位数,按照中国CSRC行业分类法,将制造业按次类划分,其余均按门类划分。
其四,金融危机虚拟变量(Cris):本文将2002―2007年作为金融危机前期,Cris=0;将2008―2012年作为金融危机影响期,Cris=1。
(三)数据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观测区间为2002―2012年,样本数据来源于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样本筛选标准为:样本企业2002―2012年一直存在;剔除2002―2012年被ST、PT的公司;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00%的公司以及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为了防止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在第1与第99百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winsorize)。经过以上筛选后的最终样本为737家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包含8107个企业年数据,表1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测值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
Cash810701580135010405280014
MB810716051339074250010921
Size8107218402169011082516019860
Liq81070114010802090632-0367
Lev810704900503017308290079
Cflow81070055005400770264-0179
Capex810700600043005602660
Div810706351048110
Med810701380130002902220081
四、实证结果
(一) 目标现金持有量
为了分析各变量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本文将现金持有量进行四分位,分别计算各个分位段每个变量的均值。由表2可以看出,企业特征变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基本上都表现出单调关系。其中,市账率、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现金流、股利支付与现金持有量呈正向关系,规模和资本支出呈负向关系。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静态模型(1)和动态模型(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最后两栏。可以看出,静态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各变量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几乎都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在加入了现金持有量的滞后项并控制了年度效应后,市账率和规模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不再显著,但调整R2有显著提高。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现金持有量滞后项的系数为06868,由此可以计算出调整速度为03132,这表明样本公司在2002―2012年平均调整速度为3132%。
(二)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表3是模型(2)、(4)、(5)的回归结果,回归方法采用OLS,目标现金持有量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计算得出。
第一栏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为3132%,与用模型(3)估计的调整速度一致。
第二栏是模型(4)的回归结果,高于目标的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为3730%,低于目标的企业向上调整,速度为2397%,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调整速度不对称性的存在。
第三栏是模型(5)的回归结果,一方面,向下调整速度为3915%,向下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472%,且在1%水平显著,也即,非金融危机期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为3915%,而金融危机期则下降到3443%,说明高现金持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期减缓了向下调整的速度,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表明在金融危机时,企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大,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出于预防动机,更倾向于储备现金以保持较高的财务灵活性。另一方面,向上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上调整的速度没有显著变化。这一结果没有支持本文的假设3,其原因可能是,在不确定环境和融资约束加剧的情况下,现金持有不足企业虽然有加快向上调整现金持有量的意愿,但增加现金持有带来的增量价值仍未能超过金融危机期间严重的融资约束所引致的增量调整成本,致使企业加快调整的愿望难以实现。
表2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
变量第1分位第2分位第3分位第4分位模型(1)模型(3)
Cash005301090168030306868***
(9375)
MB149015391609178200041**-00005
(243)(-042)
Size21970218802183021660-00032***-00004
(-293)(-059)
Liq000300630138025302449***01027***
(4240)(2418)
Lev052105160497042700396***00392***
(564)(805)
Cflow005000480049007503555***03550***
(2632)(3775)
Capex0070006400580048-00402**-01964***
(-215)(-1466)
Div059006040659068900080***-00041***
(376)(-279)
Med012701340140015006801***01781***
(2006)(731)
常数项00671***-00078
(275)(-046)
年度效应控制
N81077370
Adj-R20333206943
注:***、**分别表示1%、5%水平上显著。
表3调整速度不对称性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变量模型(2)模型(4)模型(5)
DEV03132***
(6142)
DEV×Cris
DEV×EXC03730***03915***
(4248)(3805)
DEV×INS02397***02482***
(2358)(1812)
DEV×EXC×Cris-00472***
(-347)
DEV×INS×Cris-00127
(-081)
常数项-0000000065***00063***
(-000)(641)(621)
N737073707370
Adj-R2033850344603456
注:***表示1%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动态调整模型(3)采用控制年度的OLS进行回归,从而得到目标现金持有的估计值。由于OLS没有考虑样本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利用系统GMM方法得出的结论更为稳健,更适合时间跨度较短、公司数目较大的面板数据,因此本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目标现金持有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系统GMM方法估计模型(3),在得到目标现金持有量的估计后,再对模型(2)、(4)、(5)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表4显示,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向下的调整速度为41%,现金持有不足企业向上的调整速度为2587%,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向下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758%,在1%水平上显著,向上调整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所以,利用系统GMM方法估计目标现金持有量,调整速度估计值有所变化,但调整速度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危机对调整动态的影响结论仍然成立。
表4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模型(2)模型(4)模型(5)
DEV03415***
(5943)
DEV×Cris
DEV×EXC04100***04407***
(4112)(3747)
DEV×INS02587***02636***
(2265)(1729)
DEV×EXC×Cris-00758***
(-493)
DEV×INS×Cris-00056
(-032)
常数项-0000500061***00059***
(-081)(593)(569)
N737073707370
Adj-R2032390330203322
注:***表示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向目标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危机对调整动态的影响。将企业按照实际现金持有量与目标现金持有量的偏离状态划分为超额现金持有企业和现金持有不足企业,构建现金持有不对称调整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金融危机虚拟变量,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对现金持有不对称调整的影响。
关键字:战略成本管理 作业成本
作者简介:陈俐洁,女,1988年6月20,籍贯:四川内江,成本会计
目前我国许多中小型钢铁企业在成本管理上存在许多问题,这导致当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后,它们生存空间就变得更为狭窄。钢铁行业作为资源型行业,成本控制是发展的关键。降低产品成本,优化价值链,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是企业抢占未来市场份额的基础。在此,笔者认为,在钢铁企业中引入战略成本管理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一、 战略成本管理的运用
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学者肯尼斯?西蒙兹首次提出了战略成本管理。后来学者又将战略管理定义为:在战略管理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对成本信息的管理性运用。
战略成本管理是从战略的角度研究分析成本的各个环节。以顾客价值为导向,企业价值为核心,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内外结合地找出降低成本的最佳途径,从而企业成本得以更加全面系统的管理。它与传统管理会计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的管理方法注重的是短期内的成本管理;而战略成本管理则是就企业的长期效益,以战略的眼光提出的具有整体性和前瞻性的决策方法。
由于过去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许多钢铁企业都是一味追求规模扩大,力争发展为一个“全能型”的工厂。缺乏明确的产品定位和主导产品。专业分工模糊,产品专业程度很低。这使得生产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必要的支出。也使得生产效率无法提高,产成品质量不够格,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
战略成本管理是在对自身优势清楚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市场调查后,通过对竞争者的实力进行分析估算,然后制定的发展方案。企业管理者主要应实施的战略成本管理具体方法有:
(一)作业成本制度与价值链分析结合
作业成本制度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种新型成本管理方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KaplanR.S和Robin-Cooper首次提出了作业成本法。
我国钢铁行业以往大多使用的是标准成本制度和目标管理法。当市场竞争加剧,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并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采用单一的成本分配标准很可能扭曲产品成本,导致不科学的定价,产品失去竞争力。
作业成本法在传统成本法上的一大改进就是将单一的成本分配标准变为多元化的标准,并以“成本动因”作为企业作业链和价值链的分析基础。这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可靠、准确的成本信息,增强成本归属感;也使得企业的价值链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调整优化。
钢铁行业采用作业成本制度和价值链分析的综合成本管理能够在生产环节上有明显改善:
1) 多元化分配标准更准确,产品更具竞争力。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钢铁生产中的间接费用比例也在不断加大。继续使用单一的人工工时或者机器工时作为费用分配标准,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各产品成本信息,这很可能导致生产量大、技术上不很复杂的产品成本偏高。作业成本法能够理清生产过程中各步骤的成本动因,从而确定不同的分配标准。更为准确的成本,使各种钢材的定价更合理。
2) 以销定产,资源合理分配。很多钢铁企业总是盲目追求规模扩大,产量增加。其实这样更容易导致原材料的耗费,以及更多的仓储费。而作业成本法认为应该根据销售量确定生产量,根据生产进度状况确定库存。这有利于企业降低库存,也降低了相关的仓库保管费。这使企业的资金使用更为合理。
3) 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追溯成本动因,有助于财务人员分析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向。对于钢铁行业来说,可利用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如果再不加节制的随意投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建立在成本动因上的价值链分析,使企业的资源变为可计量的。同时,使企业更加清楚哪些作业是增值的,哪些是不增值的。并制定相应的方案消除不增值作业。有利于企业产品专业程度的提高。
(二)质量成本管理
质量成本是指企业为了保证和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因未达到产品质量标准,不能满足用户和消费者需要而产生的一切损失。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损失成本和外部损失成本。质量成本管理的关键就是通过寻找内外部损失成本曲线和预防鉴定成本曲线的交点,来确定最佳质量成本水平。
首先确定一个行业质量标准,然后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源,结合企业的宏观战略目标,制定质量改善计划,并将计划投入到实际生产运作中。最后,定期制定质量成本报告,使企业管理人员及时了解质量问题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质量改善计划必须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为基础,根据企业的产品定位,分类别、循序渐进的确定产品质量成本,以防进入“质量陷阱”。特别是加大预防鉴定成本。因为外部质量成本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一定的售后质量赔偿,更多的是影响客户未来的购买行为。
钢铁行业中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屡见不鲜。比如,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九月份对一些钢铁企业进行检查,查出近三成产品不合格。这对于钢铁企业应该是一个重大的预警信号。质量把关是一个长久的事项,战略成本管理是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的管理。产品质量正是消费者评定一个企业好坏的一大标准。所以,采用质量成本管理能够为企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二、结束语
引进的先进管理方法并不是一味的生搬硬套,而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地运用。例如,邯钢也曾进行了战略定位分析,以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成本为目标,推行了"模拟市场核算,实现成本否决,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的管理体制,结果企业成本连年下降,并且保持了持久的低成本优势。
金融危机已使国外钢铁企业受挫,很多企业必将转战中国,那么国内市场上这些具有先进模式的钢铁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威胁是很大。国内企业应该从现在开始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企业的发展道路。通过战略管理,为企业提供长期有效的发展策略,是企业能够随时适应市场的变化,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赢得稳定的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1]杨宇红,梅世强.《作业成本法与价值链会计的有机结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
[2]郝斌,钟世鹃.《价值链与作业成本法的整合》.《技术经济》2005
[3]、欧佩玉,王平心.《作业分析法及其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的应用》.《会计研究》,2000
[4]方婷、侯冉《浅析战略成本管理与作业成本管理的结合》《商业时代》2007年 第12期
[5]李晓艳.《作业会计对传统会计成本观的突破》.《财会月刊》,2000
[6]杨雪梅、唐艺《战略成本动因分析在战略成本管理中的应用》,《财会月刊》 2003年第8期
正是基于互联网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金融将继续进行行业细分和模式创新,O2O金融服务、产融结合等领域的蓝海价值将会显现。互联网金融产业整体规模将持续走高,并不断涌现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推动互联网金融走向应用和服务深化的发展新阶段。
想要在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取得成功,无论是互联网新贵,还是传统金融机构,都需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合理组织金融服务的价值链。金融产品和服务从开始设计到最后到达客户,需要经历基础设施、平台、渠道、介质及场景等诸多环节,而金融市场竞争的关键则在于有效把控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在互联网金融动态、多维的生态系统中选择合理的交易主体,设计合理的交易客体和标的,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合理定价,进而设计出便捷、合理、风险可控的交易结构,从而在互联网金融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商业变革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共舞下的深刻商业变革。互联网技术指的是新支付技术、云计算、社交网络、大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引擎等,传统金融业务则包括资金融通、信息中介、资产证券化等。在互联网技术下,这些金融业务会出现新的形态和创新的商业模式,比如P2P、第三方理财、移动支付等,涌现出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而言,互联网金融是新经济下的新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改造和革新更多来自于业务创新、模式创新、价值创新。
日常消费场景的改变,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普及逐步实现人类线上线下O2O生活的融合;信息数据24小时获取,连通人们以前下线后无法跟踪的行为断层;多样化的线上、线下行为使数据能更好地描绘出不同主体的真实肖像。而这些改变都在倒逼着整个金融体系的革命,因为金融就是与各行各业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当金融行业的参与者、参与内容、参与方式都发生改变时,金融必然要发生改变。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金融产业将发生哪些突破?如果从商业模式的分析视角来看,金融行业的价值空间、交易成本、驱动力、结构形态等都有可能产生突变。
第一,价值空间空前提升。价值空间提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用户规模和交易数量上,由于长尾市场的消费金融、大众理财、小微贷款的需求被激发,创造出许多以往没有的、小额、巨量的金融交易。比如,余额宝的出现让普罗大众唤醒理财意识,只需将支付宝上的资金余额购买货币基金,即可享受到最高7%的理财收益,而不必准备5万元以上的存款到银行柜台签署多份理财协议,如此小的金额还可以随时调用,理财、消费两不误。还有,P2P和众筹的发展,使长尾市场便捷、小额地出借高息资金对自己的资产进行差异化配置成为可能。随着长尾市场金融品种的增多,各种为普通大众服务的第三方理财APP也相应推出市场,比如随手记、银率网、中民保险网都在长尾市场帮助客户进行产品筛选和资产配置。其次,在效率上,移动互联时代下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真正融合创造出更高频次的交易,提升了交易效率。以往的线下网点受到银联POS机的数量约束;用户拥有多张银行卡,容易忘记密码,或者卡内余额不够,导致很多交易无法完成;同时POS刷卡手续费让许多商家仍愿意接受现金,接受现金便会产生验钞、清点、找零钱的时间损耗,造成许多交易频次被削减。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商家或者个人一个APP,一个第三方支付账号只需二维扫码一个步骤即可完成支付全过程,免去所有手续费、装机费、设备维护成本,减少了现金或者银行卡交易的多种时间浪费,降低了长作业流程的人工干预风险,提升了交易效率。
第二,交易成本下降。交易成本下降除了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支付方式便捷化,节约了各种交易过程的显性成本,同时还得益于多网融合加速,违约逃逸成本增加,降低了违约失信所带来的隐性成本,而这种成本正是约束着中国金融无法高效运作的深层次原因。违约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政府、商界、民间都意识到只有将信息孤岛链接起来才能对那些交易不诚信的主体进行惩罚,也只有当不诚信之举有了便捷、低成本的跟踪技术渠道,才能回到金融的信用本质,实现整体交易成本的下降。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不仅让交易过程和交易体验在人性化方面得到大大的提升,同时还因在交易过程中记录下了人们线上线下交易行为的数据,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不再泾渭分明,每个人都更真实地被数据监测跟踪还原了其最真实的整体肖像。
第三,行业商业模式驱动力改变。过去由于技术成本限制,导致长尾(帕累托分布)市场服务受到限制,长尾群体的长期金融需求被压抑,互联网金融的介入使长尾市场得到解放并发展迅猛,金融服务由20%高净值的高端市场走向普惠金融。而由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国内金融市场难以顾及小额“长尾”投融资方。据统计,对于多数商业银行,当单笔贷款小于一定额度和期限时,银行信贷审查成本是要高于贷款收益的。由于居高不下的人力和渠道成本约束,银行所覆盖的客户群体较小,无法满足广大的中低端客户需求。传统金融机构的网点都是围绕优质客户群体展开,市中心布局私人银行服务网点,中央居住区布局贵宾客户和理财客户服务网点,但这些金融服务很难真正惠及到普通大众家庭,刚入职的白领、学生以及三四线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和广大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金融服务。低廉的移动技术交易成本,日益改进的用户交易体验,足够大的长尾空白市场,形成一股新的驱动力改变着整个传统金融的商业模式。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里面,金融体系的盈利不再单一依靠融资利息收入,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还会付给资金投资者更高、更有吸引力的利息成本。因此,其盈利驱动力不再来自息差,而是来自其他附加价值的盈利。而对不同附加价值驱动力的设计,就构成了不同的新商业物种。
第四,商业模式管道形态改变。价值空间提升、交易成本下降、商业模式驱动力改变的综合结果,就是出现了独立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纯中介的、不承担风险的去中心化金融撮合平台,如P2P、众筹等。简单来讲,金融业态可以分为投资端、融资端以及中间各个金融主体提供的金融产品三大版块。融资端是拉动整个金融行业创新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融资端衍生出新的需求,为满足客户需求,金融行业必须进行创新,从而拉动投资端。如果把所有的金融产品比喻成连通投融资端的管道,那么金融机构则是管道铺设者,投资资金相当于管道里的水,由于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以及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在进入市场时就带上了不同的标签,相当于液态分层,这就决定了投资者的资金会进入不同的管道,而管道的另一端接通的是融资端,融资端不同的融资需求决定了资金的收益和风险。可以将融资端比喻成一片“农田”,不同层次的资金灌溉不一样的农作物,而农作物的类型自然就决定该笔资金可以获得的收益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这种“资金池模式”所带来的固有问题就是金融机构成为中心节点,大部分风险需要自己来调查、审核、承担,尤其在金融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刚性兑付”、“政府兜底”是许多大众投资者根深蒂固的风险理念,这也是许多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无法拆开为小份在大众层销售的原因。
平安银行橙e平台探索“互联网+产业+金融”融合发展新路
互联网金融商业变革时代下,平安银行确定了“做互联网时代的新金融”的战略,并将“互联网金融”作为潜心打造的四大业务特色之一。为此,平安银行专门设立了网络金融事业部,作为全行创新商业模式、优化服务手段、提升客户体验、推动银行业务全面互联网化“新常态”的装备事业部。同时,在互联网门户建设方面,分别打造了面向公司、零售、同业、投行等客户群体的“橙e网”、“橙子银行”、“行e通”和“金橙俱乐部”。本文以橙e平台为例,介绍平安银行积极顺应互联网金融商业变革的举措。
2014年7月9日,平安银行“橙e网”上线运营,一个集网站、移动APP等各项服务于一身的大型平台正式面市,意在帮助中小企业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子商务+综合金融的生意管理系统和营商生态。橙e平台是平安银行支持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升级推出的“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整合服务平台。
我国经济正进入以互联互通、转型升级为主旋律的发展新阶段,金融应与时俱进,支持企业通过供应链协同、互联网化、商业模式转型,实现转换增长方式和升级发展。同时,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介入金融,平安银行的策略是基于既有供应链金融的优势和平安集团综合金融的领先优势,做好实体经济互联网化的金融服务,为银行公司业务互联网转型破题。
平安银行“橙e网”协同核心企业、物流服务提供商、第三方信息平台等战略合作伙伴,让中小企业免费使用云电商系统,以实现其供应链上下游商务交易的电子化协同。在橙e网构造的电商网络生态体系,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用户,都可以进行在线商务(客户可以利用橙e生意管家在线下单、发货、结算和对账,即上下游协同管理在线进销存)、在线支付(因生意而付款)、在线融资(因生意而融资)、在线理财投资(客户可以在商城选取自己满意的理财产品)。橙e网同时还嵌入了交叉销售的功能,把平安集团的保险产品等内嵌到平台中,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
橙e平台中的橙e财富、橙e融资以及第三方信息平台有着特殊的意义。橙e财富将融资扩展到资产管理领域,既可以探索进行一些类资产证券化的服务以应对界外机构竞争,同时也为平台上众多B端用户(企业)的具体经办人C提供了一站式理财增值服务。
而橙e融资则可以服务于供应链的全链条企业,不仅仅是上游企业。在国外,供应链金融更为常见的模式是借助核心企业为其上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而对于橙e融资,它把融资服务拓展到了整个产业链,包含了上中下游的所有企业。
橙e融资将第三方信息平台作为批量获取供应链金融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供应链金融3.0时代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而第三方信息平台,特别是细分行业的深度垂直产业互联网平台,是橙e融资直接介入合作的对象。例如,橙e网与海尔B2B电商官网建立了系统级对接合作,只要是海尔经销商,且合作年限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橙e平台的生意管家、融资等一系列服务。
同时,橙e网与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广结联盟,广泛汇聚企业的价值信息数据并探索基于大数据挖掘创新网络融资服务。橙e网秉承供应链金融领先优势,通过形成“订单、运单、收单”闭环数据,集成“价值信息+供应链信用”,新近推出了一系列网络融资产品,如与大型超市服务平台――合力中税合作推出“商超供应贷”;与海尔电器日日顺平台推出“采购自由贷”;与上海电子口岸的东方支付平台推出“货代运费贷”;与行业垂直类电商惠海国际推出“赊销池融资”;与跨境供应链服务平台一达通推出“在线贷贷平安”,与各地政府、产业园区合作基于纳税人在税务机关的纳税记录推出“橙e税金贷”等,帮助中小企业借助商业信用、交易信息和日常经营管理信息,有效降低信贷门槛和借贷成本。
橙e平台与阿里金融在商业逻辑上有较多相似之处。陌生人的生意圈是阿里巴巴,而熟人的生意圈则是“橙e网”的战略定位。阿里小贷依托阿里巴巴平台的大数据,建立自己的风控体系,通过小贷业务变现数据积累。平安“橙e网”则以免费的生意管家“在线进销存”云服务吸引大量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形成所谓的熟人生意圈后,用户的交易数据将构成数据库的内容。此外,橙e网还与第三方信息平台合作,与这些平台交换订单、运单、发票等有效信息,基于大数据分析为客户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橙e平台还将微信订阅号、微信服务号、橙e网建成“O2O营销”、“O2O服务”、“O2O金融电商”的协同互动架构,形成微信订阅号营销导入流量、橙e网电商经营流量、微信服务号以服务转化流量的良性循环。平安银行公司微信服务号积极探索网络虚拟平台与银行线下网点的互动创新,率先推出微信开户、票据贴现预审预约等O2O服务,迄今已有近3万企业享有该项特色服务,持续向橙e网转化流量客户。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