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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这几千年来文化闪烁异彩的底色,是中华文化演化而聚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微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寓居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发明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开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历史长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秀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渐渐开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沉淀、锤炼下来的最为宝贵的东西。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论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这一切都是记载这个民族开展最为有力的证据。无论是夸大写意的国画笔墨还是工整呆板的装饰画,无论是外型奇特的民间剪纸还是颜色丰厚的年画,这些也都为现代的中国设计提供着丰厚的创作灵感和设计思绪。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用,“现代广告”则是具有一定经济属性的概念,与每个人的理想生活都息息相关,特别是在物质需求疾速开展的今天,中国的广告业也在疾速的开展着。无论是街头、公共场所、电视网络……我们的生活都被广告所掩盖着,现代广告不只表现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至直接控制着当今人们的消费方向与消费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具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独有的思想形式、审美方式以及更是深化到中国人民的千家万户,深化到每个人的脑海,所以广告的开展也在无形中表现了国度的开展。
俗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历史长久的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传统文化给中国现代广告的开展带来了鲜明的民族个性,从而设计出的广告更接近中国人的思想,也更契合中国人的消省心理。传统建筑、山水花鸟、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古玩珍品、图章家具这些元素无疑会惹起中国广告受众内心的共鸣,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所以在我们日常所见的烟酒茶点、服装配饰、汽车房产等等的广告中都会经常看到这些元素的呈现。但同时广告创意和民族文化也是互相限制的,传统文化限制着广告的诉求和表现战略,也限制着受众对广告信息的承受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差别也决议着广告战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浩如烟海,成为广告创作的无尽源泉。在许多建筑艺术、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等现代设计作品中,都能看到中国山水艺术的宏大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广告中的运用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而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源于艺术。文化能进步广告创意的内涵,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因其共同性必然会给广告创意带来共同的个性,从而提升创意的吸收力与认可度。中国传统设计元素是东方文化的一处共同景观和珍贵财富,它题材普遍、内涵丰厚、方式多样、历史长久,是其他艺术方式难以替代的,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它那共同的东方文化魅力正熠熠生辉,在众多的现代广告设计中发挥着独有的魅力与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意境的追求,考究“神似而意到”,以委婉的意境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广告形象塑造中,若能做到意境的塑造,那么就容易到达广告巨匠奥格威所说的在不知不觉中将商品采购进来的境地了。
以如今市场上常见的茶叶广告为例,无论是宣传册、产品包装还是电视广告都是以中国的传统元素为切入点,分离了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对国画艺术高度,在设计范畴创新运用,突出了东方认识形态和现代家庭对生活质量的请求。设计者们经过对水墨、书法等中华艺术精粹的精确把握,构成本人那种带有很强东方文化的表现作风,圆满地把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糅和到现代设计观念里面。
再拿2008奥运设计标志来说整个标志外型没有对传统外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如其分的传送出\"中国结\"和\"运发动\"两个意象。标志不只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意韵,同时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
自创中国传统艺术作品的构图技巧,“留白”、“藏境”、“造势”、“造险”,使作品意境深远,耐人寻味。“字画疏处能够走马,密处不使透风”。中国画家常借用这两句话强调疏密、真假的比照,以反对均匀看待和现象罗列。好的平面广告招贴要做到既让人“了如指掌”,还要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收,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设计者常用“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的艺术技巧来从生活的某一侧面再现理想。在我国的平面广告设计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照应,真假相生,纵横曲直,黑白比照,堆叠交织等传统构图法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蓝花布粗暴豪迈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都在平面广告设计的构图中得到运用。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一、漳县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漳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南部，东连武山县，西邻卓尼县，北接渭源县和陇西县，南通岷县。县境东西长72公里、南北宽57公里，面积2164平方公里。
该县地处陇西黄土高原与西秦岭过渡地带，在地质构造上隶属于秦岭构造带的西段。地貌特征复杂多样，海拔高度1640-341米，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境内主要河流有漳河、龙川河与榜沙河，是渭河的主要支流。河谷地区，地势平坦，土层较厚，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区内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458，3毫米，年平均气温8，60，全年无霜期180天左右。
考古工作①表明，漳县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但直到汉代才有相关的文献记载。东汉章帝元年（76年），初置县治，属陇西郡，因战略地位重要被认为是汉王朝的“西陲屏障”而名障县。三国时因之，属魏国管辖。西晋永嘉年间，县治荒废。五胡十六国时期，障县前后隶属于前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自西秦起，障县归入广宁郡。进入南北朝，宋元嘉七年纳入北魏版图，改名彰县，景明三年改广宁郡为广安郡。魏恭帝四年（557年），西魏恭帝禅让皇位于宇文觉，建立北周，废广安郡，归入略阳郡（郡治在今秦安）。隋大业三年（607年），复置陇西郡，障县复名，属其管辖。唐武德元年（616年），陇西郡改名渭川郡。天宝元年（742年），复名陇西郡。在天授二年（691年），障县更名武阳。神龙元年（705年），武阳复名漳县。广德元年（763年），漳县陷于吐蕃。五代时期一直为吐蕃占据。宋熙宁六年（1073年），置盐川寨，隶属巩州。绍兴初，并入金，改盐川镇，属定西州。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复置鄣县，属巩昌路。明初更名漳县，属巩昌府。清因之，道光九年（1829年），改降陇西分县。民国二年（1913年），复名漳县，属兰山道。
二、漳盐盐矿特点及相关历史文献
1985-1986年，甘肃省地矿局水文一队对漳县盐矿进行了科学的地质勘探②。勘探表明，矿区中心区域位于漳县城西南2，5公里的漳河南岸盐井乡，这里南靠牛头山、东连猫儿嘴、西接喇嘛山、北临漳河岸，东侧盐水沟、西侧朱家河自南向北穿乡镇而过，汇入漳河。它形成于陆相断陷盆地，所在大地构造位置为秦岭纬向构造带、祁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和陇西旋卷构造体系交接部位。岩盐矿体整合于新第三系临夏组第三岩段地层中产出。盐层顶板埋深70-176米，底板埋深190-390米。全矿床NaCl平均品位71.87%，矿石中矿物成分有岩盐、钙芒硝、石膏等。盐卤水埋藏深20-100米淋滤带内，矿化度一般为140-340克/升，并有随深度增加而升高的趋势。盐卤水主要分布在盐井乡、小井沟与盐水面三个次级第三系沉积盆地中，已发现的盐卤水露头（井、泉）有多处，控制面积至少达5-6平方公里。可见，漳县盐矿具有埋藏浅、易开采、品位高的特点，为人们进行制盐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历史文献对漳盐生产可追溯到秦汉。其制法自东汉以来，似无较大改变，即用轱轳将卤水从井中汲出，倒入锅内，用柴火熬煮，待水汽蒸发，再根据含水量的高低，制成水盐和火盐两种。历史上漳盐的生产是区域人群重要活动和当地税收的主要来源。到明代，漳盐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洪武时，岁办盐，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奇，漳县五十一万六千五百斤有奇，灵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时同。万历时，三处共办千二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余斤。”
历史上，漳盐的销售范围基本在北至会宁，东达天水，南到迭部，西抵黄河的广大地区。明代漳县归陕西管辖，漳盐销往“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清代漳盐的售地主要是“西岷州、洮州，东宁远、伏羌，东南马坞、礼县界，北陇西”。到民国时期，漳盐除供应本地之外，还售往陇西、宁远、伏羌、安定、会宁、通渭、靖远、岷州卫、洮州卫、西固厅、秦州、秦安、清水共十三厅州县。
盐的生产还造就了主要燃料――薪柴市场的繁荣局面。成书于清朝光绪年间的《武阳志》中有生动写照：“南望盐川五里途，熬来双井水成珠。朝朝集上薪如桂，六十余家买尽无”。
盐井乡地理位置属于政治边缘，动荡时期常成为成为政权争夺的对象。以宋金文献为例，提及盐川镇（寨）之处多与战争有关。
《金史・杨沃衍传》：“兴宝元年……通远军节度使温迪罕娄室、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乌古论长寿、平西军节度副史和速加乌迪将兵五千出巩州盐川，至故城，逢夏兵三百击走之。”
《宋史・安丙传》：“夏人来乞师并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将士趋秦、巩、凤翔，委丁煜节制，师次巩州盐川……既而致攻不可乃止。”
《西夏纪事本末》：“1220年9月，戊午，太白昼见……克金来远镇，继又克盐川镇，进攻定边城，金兵往救，不利。”
三、田野调查
结合文献记载，漳县境内共有3口古盐井和2处露头盐泉（图一）。本次田野调查在盐井和盐泉附近发现多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
图一漳县盐井和盐水泉分布图
1，墩坪墓地2，吴家门墓地3，张家岭墓地4，刘家坪遗址5，猫儿嘴遗址6，岳家坪一徐家坪遗址7，大坪遗址 8，寺坪遗址9.下井10.上井11，小井12，盐水面3，东岳庙盐水泉
（一）上井和下井及周边
上井和下井位于盐井乡盐场沟沟口朱家河两侧，二者相距约百余米。附近发现猫儿嘴遗址，并复核了1950年代调查所见的刘家坪遗址。
1、上井（地理坐标：E104°44’41”，N34。84’02”）位于朱家河以东50米，地势较高，卤水流量大，含盐量高。据《漳县盐法志》⑧记载：“上井，口方，三尺三寸，深计四丈六尺七寸。”上井于1991年现代真空盐厂建成后停产，在原址上建立盐史馆，供人参观。上井井口现用砖砌成八边形，并用铁网封住，井壁用枋木贴衬，井口距卤水深约3米（图二）。
2、下井（地理坐标：E104°44’33”，N34°84’08”）位于朱家河以西20米，与上井相比，地势较低，水流量小，含盐量较低。据《漳县盐法志》记载：“下井，口长方，计长三尺四寸，宽二尺四寸五分，深计四丈七尺。”该井于1989年停止生产，由漳县税务局封闭。1990年，相关单位在此修建商铺，下井被掩埋。2006年，在重新认识到下井在漳县制盐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后，当地政府拆除叠压于下井之上的铺面，使其重新恢复，将井口用水泥砌成井字形，建雕塑，修井亭（图三）。
史籍记载，两座盐井在历史上曾长期开采，周围形成了稠密的人口聚集区和商贸中心，后因暴雨成灾，这里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泥石流。因此，早期人类在盐井周围展进行制盐活动形成的遗存或被破坏、或被深埋于地下。通过调查，我们在盐井东西两侧坡地上各发现一处早期人类的遗址，简述如下。
（1）猫儿嘴遗址（地理坐标：E104°44'99”，N34083’97”）位于盐场沟沟口东侧的山坡上，该坡地因外形似猫嘴而得名。其上现有明清时期修建的防御性堡子一座，依地势而建，分内堡和外堡，平面呈不规则形，面积约3000平方米。堡子西、北两侧修筑内、外两道堡墙。堡墙西侧有宽约4米的人工壕沟，东、南侧为宽约30、深约35米的自然冲沟，北侧面向漳河，堡墙沿断崖修建，其所处地理位置以天然地形为屏障，易守难攻。该堡明清称“盐场堡”，民国叫“盐井堡”。在堡子内外地表发现散落的陶片，遗址叠压于城堡之下，面积约不详。
采集陶片标本5片（图四），分泥质陶与夹砂陶两类，火候不均，陶色斑驳，器形均为陶罐，手制。
泥质陶1片，红陶，器表装饰数道凹弦纹。
夹砂陶4片，胎体夹细砂，除1片为橙黄陶之外，余者器表或呈灰色，或红灰相间。素面和装饰竖向细绳纹者各占50%。
（2）刘家坪遗址（地理坐标：E104°43'32”，N34°84'00”）位于盐场沟沟口西侧的漳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在遗址北侧漳河自西向东流淌（图五）。该遗址于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发现，文化遗存主要是齐家文化文化的陶片，未发现文化层堆积。本次调查发现，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位于台地东侧、盐场沟口西侧的台地边缘。由于平填整地，乡村道路拓宽硬化对遗址破坏严重。
（二）小井及周边
1、小井（地理坐标：E104°46’30”，N34°82’92”）地处小井沟小井河南侧，西北距盐井乡3，5公里，与汪氏家族墓地隔河相望。该井水流量更小，含盐量低，历史上的地位不显著，在一些文献中常被忽略。《漳县盐法志》记载：“小井，口方，二尺，深计一丈八尺七寸。”到20世纪60年代，小井停止生产，其上建筑也逐渐荒弃。如今的小井仅剩一直径为1，1米的圆坑，充满卤水，周围盐碱化严重（图六）。小井南面的山坡地形较陡，没有发现人类活动遗迹，但在小井对面小井河北的台地上有两处相距较近的遗址。
2、岳家坪一徐家坪遗址地理坐标：E104°46’65”，N34°83'30”，该遗址位于汪氏家族墓北侧的坡地上，西南距小井约250米。遗址的断面上发现一座东西长约12米的白灰面房址和一座直径约0，7米的陶窑，地表散落大量陶片。
采集陶片标本17件（图七），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手制，器形单一，均为陶罐。
泥质陶5片，均为橙黄色，2片素面，3片饰竖蓝纹。多为陶罐腹部残片，1件为肩腹部残片，折肩，肩部素面抹光，腹部饰竖蓝纹。
夹砂陶12片，又可分为夹细砂和粗砂两种。前者2片，1片为橙黄陶，素面，1片为灰陶，饰稀疏横向绳纹。后者10片，皆饰粗绳纹，器壁较厚。除1片为灰白陶外，余者为红陶。大部分陶片为器物腹部残片，仅2片为口沿，方唇，饰附加堆纹。
遗址剖面的陶窑中，采集若干窑壁。表面褶皱不平，多呈灰绿色，部分呈红色。窑壁最厚可达2，8厘米。
3、学田坪遗址（地理坐标：E104°46’93”，N34°83’54”）位于岳家坪一徐家坪遗址北侧，二者相距约300米。在遗址断面暴露有灰坑数座，灰坑堆积内含大量陶片。
采集陶片标本7件（图八），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
橙黄色泥质陶，4片。其中1片为彩陶瓶颈部残片，橙黄色陶衣上装饰黑彩弦纹。余者均素面，1件为陶瓶颈部残片，器壁较厚，余者2件为腹部残片。
夹砂陶灰陶，3片，器形均为陶罐。1片为口沿，侈口束颈，器表呈灰黑色，夹细砂，颈部以下饰戳印纹；余者2片为腹部残片，器形较大，通体饰交错细绳纹，其中1片装饰附加堆纹。（三）东岳庙盐水泉及周边
1、东岳庙盐水泉（地理坐标：E104°50’93”，N34°80’56”）位于盐井乡东南10公里李家沟门村东岳庙后200米。盐水由泉眼中流出，水流量较小，但常年不干涸，在北部汇聚成一圆形水池（图九）。水池周围盐碱化严重，呈白色。在盐水泉附近发现两处遗址，简述如下。
2、寺坪面遗址（地理坐标：E104°50’92”，N34°80'55”）位于盐水泉南侧台地上，紧邻水泉。遗址面积较小，约3000平方米。从遗址北侧断崖暴露的剖面观察，文化堆积较厚，中间夹杂大量陶片。
采集陶片标本10件（图一0），分泥质陶与夹砂陶两类，均手制。
泥质陶2片，1片为器物口沿，圆唇，侈口。橙黄陶，素面，器壁稍厚：另1片为陶罐腹部残片，红褐陶，饰蓝纹，器壁较薄。
夹砂陶8片，可分夹细砂和粗砂两类。前者3片，1片器表呈灰黑色，胎体为红色，饰蓝纹，另外2片饰细绳纹，罐腹部残片，分别为橙黄陶和黄褐陶。后者5片，红褐陶，装饰斜向粗绳纹，器形为陶缸，器壁较厚，达1，5厘米。大部分为器腹残片，1片为器底，较平。器表盐碱化严重，多侵蚀为白色。
3、大坪遗址（地理坐标：E104°50’69”，N34°80’79”）位于东岳庙盐水泉西侧，其与寺坪面遗址中间隔一条东岳沟。该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遗物丰富，堆积多分布于东岳沟西侧向阳的台地之上。在台地内侧坪上有汉代墓葬分布，大多数为砖室墓，近年时有盗掘。
采集陶片标本5片（图一一），分泥质陶与夹砂陶两类，均为手制。
泥质陶3片，陶色橙黄。2片为罐腹残片，饰竖蓝纹；另1片素面，为器底部分，平底，直径13.4厘米。
夹砂陶2片，均为陶罐残片。1片夹细砂，颈部以下饰粗绳纹，印痕较深，器壁较薄；另1片夹粗砂，饰粗绳纹。（四）盐水面及周边
盐水面（地理坐标：E104°49'56”，N34°83’81”）位于盐井乡东北4公里陈家磨村北面照石坡山上，距地表垂直高度约40米。一眼盐泉由上而下渗流，终年不断，冲沟内盐碱化严重（图一二），两侧粘附大量卤盐。由于近年发生的山体滑坡，盐泉被埋，盐水面周围地貌变迁，原有地形地貌无据可查，这次调查未发现其周围保存有早期遗存，但在盐水面山山麓下现有老住户数十户。据当地老乡介绍，这里的卤水盐含量很高，两桶水可熬制10公斤盐，以前这里多数人以熬盐、贩盐为生。
上述遗址调查时，采用随机采集的方法收集散落地表的陶片。根据陶片特征，诸遗址的年代跨度从仰韶晚期至齐家文化时期。除学田坪遗址采集的陶片泥质陶较夹砂陶多1件之外，其余遗址夹砂陶均多于泥质陶，且夹砂陶中夹粗砂者占较大比例。可辨器形主要有罐、缸和瓶，其中罐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只有少数遗址采集到瓶和缸的陶片。泥质陶器表纹饰除素面外，有彩陶、蓝纹和弦纹几种，蓝纹数量较多。夹细砂陶除素面之外，亦有细绳纹、戳印纹，以细绳纹为主。夹粗砂陶陶制火候较高坚硬，纹饰主要是绳纹，个别陶片有附加堆纹，且绳纹较粗，排列稠密。在这三类陶器残片中，泥质陶和夹细砂陶器形种类多样，器表纹饰丰富，器形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罐、盆、瓶等。夹粗砂陶器形和纹饰均显单调，器壁较厚，多为型形较大的缸之类，根据遗址的位置紧邻盐井或盐水泉，尤其是寺坪面遗址发现的陶缸残片上，多覆盖着白色的盐碱化物质，它们功用可能与制盐有关。
四、漳县境内东周时期青铜文化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漳河流域的考古活动开展较少，仅有零星的考古调查活动⑨。1970年代，伴随农业学大寨开展的大规模平整土地运动在漳县拉开帷幕，河流两岸的山地被开辟为梯田，一些遗址遭到破坏，出土了部分青铜时代遗物。如1973年春，在新寺乡三宏村龙川河南岸的三堡子遗址出土部分战国铜壶、铜鼎和玉璧，现藏于漳县博物馆。进入21世纪，漳县境内的盗墓活动逐渐变得猖獗。20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遭盗掘严重的墩坪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对漳河沿岸进行初步调查，发现东周时期墓地3处⑩。这些墓地分布于漳河沿岸顶部较平缓的二级台地上。3处墓地之间的距离较近，彼此相距5公里范围内。墓地内墓葬分布较分散，绝大多数无叠压打破关系，墓地大小有别，大者拥有墓葬数百座，小者数十座。墓葬现存墓口深浅不一，但因墓葬中皆随葬大量殉牲，因而极容易被探明盗掘。
2014年墩坪墓地发掘26座东周时期墓葬。墓葬形制主要有土坑竖穴墓和土坑竖穴偏室墓两大类。大多数墓葬内发现有木质棺、椁痕迹。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朝东。盛行殉牲，多放置于竖穴墓道填土和墓室之中。随葬品一般出土于墓葬填土和墓室之中。出土器物以北方系器物为主，一些器物很有地方特点。随葬品以车、马器和装饰品为大宗，也有剑、戈、矛、镞等兵器，陶器极少见，仅个别墓葬出土。初步推测该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
不论是随葬大量殉牲和马车构件的葬俗，还是以车马器、兵器和装饰品为主的随葬品，漳县地区的青铜文化都应属于整个甘宁地区青铜文化的一部分。东周时期陇山东西两侧活跃的土著人群为西戎部族。根据文献记载，分布在漳县及周边的人群正是西戎的一支一猓戎。由于这里“山川险阻，襟带陇蜀，用武要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既是自然地理上的农牧交错带，又是人文地理上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带，既是沟通中原与青藏高原的枢纽，又是贯通北方草原与西南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孔道。因此，漳县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人群的交往与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
五、初步认识
本次考古调查表明，漳县盐业资源的开发可能早到史前仰韶晚期至齐家文化时期。在以盐井乡为中心的10公里范围内分布着较为密集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在盐井和盐水泉附近的遗址更是堆积较厚，使用时间较长。这些遗址中普遍发现一类陶器，多为夹砂红陶，敞口、平底，器身器底皆装饰密集的粗绳纹。此类器形少见于甘青地区其它遗址，很可能与制盐活动相关，这还需要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来验证。
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最终形成，西北甘宁地区的西戎文化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西南地区也受到显著的影响。北方草原文化的扩张和分布于从西北到西南一线的盐业资源相吻合。盐应该是其扩张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盐业经济的繁荣，不仅加剧了这种扩张，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盐业经济的发展对行政中心的设立有很大影响。漳县自东汉置县至元，盐井乡（镇）一直是县治所在地。究其原因，一是食盐的生产在历朝历代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需要加强对其监管和控制：二是盐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经济的繁荣。元大德年间，盐川寨为洪水所冲，将县城移至漳河北岸古城峪。明正统年间，又为水冲，遂东移五里至三台山麓，即今县城所在。县治搬迁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县城的经济和文化远不及盐井乡（镇）。
1蒙古族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在蒙古族快速发展中,蒙古族教育也发展非常迅速,在此其中,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较大,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精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并且能够给现代教育以启迪,明确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现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1.1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多年,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具有较高的需求,并且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经济市场发展中,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例如,从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上来看,蒙古族注重农耕、放牧的生活,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坚韧的品格,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进而该种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1.2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教育主要是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教育,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现代教育主要是让人们了解当前经济市场以及科技的发展,并学会如何将其运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2]。从现阶段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实际调查中发现,其非常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而也推动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例如,现代教育从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上获得启迪,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技等。例如,蒙古族在进行农业发展中,积极创新生产方式,满足了现代经济社会生产的需求,并且对文化知识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等,从而促进了蒙古族的发展,也对蒙古族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实际的教育中,也不断的追求创新,追求效率,进而提高了蒙古族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1.3蒙古族民俗习惯的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俗习惯,包括蒙古族也是如此。蒙古族一些优秀民俗习惯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3]。另外,蒙古族的民俗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应该汲取蒙古族民族习惯中的精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例如,蒙古族民俗习惯中存在的思进取,勇追求的思想;敢于突破枷锁、勇于创新;注重团结合作,积极发挥集体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民俗习惯中的精华部分,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以不断的促进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
2如何利用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教育
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蒙古族现代教育中,应该积极的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并且积极的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开展现代教育,以不断的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2.1将传统文化中的“解放思想”理念应用于现代教育中,树立现代教育意识
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解放思想”,作者认为应解放思想树立现代教育意识,这样才能够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发展[4]。首先,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贯彻并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及民族政策,加强对民族教育,树立现代教育意识,积极改变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提升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追求,推动民族思想观念的革新,不断的向着现代文明方向发展。其次,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应紧密的与蒙古族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于实验,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升蒙古族现代教育质量,充分做到服务社会、发展民族经济,从而推动蒙古族教育的发展。
2.2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
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应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5]。首先,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不断的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根据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其次,应通过现代教育手段使蒙古族人民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繁荣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蒙古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通过勤劳和智慧,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结合,对推动民族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2.3大胆尝试,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蒙古族的民族学习意识、竞争意识较高,勇于去尝试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科技,从而提高了蒙古族的现代教育质量,为此,作者认为,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大胆的去尝试,不断的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6]。首先,应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蒙古族人们的责任心,要将民族富强、民族发展作为积极的工作,应全心全意为民族振兴、民族繁荣服务,全面提升蒙古族人们的责任意识,提升现代教学效率,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其次,现代教育中应注重对蒙古族人们的学习生存观念培养,并不断的采用有效的教育策略来激发民族的竞争意识,这样才能保证蒙古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文化、教育等格局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推动蒙古族的教育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3结语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蕴含着管理学观点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应用在现代管理中，就是要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类同于现代管理中的指挥管理理论,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这种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反映在管理中就是协调管理。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也有利于企业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都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论语》《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基础之上的。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其核心是“修己”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己、诚以待人、和以待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即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
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即权宜之变。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他们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两百多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始终坚持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日本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他们又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进一步席卷欧洲市场，成为家庭游戏领域中的巨无霸。
1 古代西域多元语言文化并存共荣的状况
古代先民在西域文明的繁荣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多元宗教信仰在此和谐共处、多元文化蓬勃发展、民俗文化和经济文化类型多样化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与古代先民之间多元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密切相关，这种交流与学习对西域多元文明的兴盛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2 古代西域多元语言文化能够并存共融的原因
2. 1 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多元语言文化的交融提供了良好空间
从外部自然地理环境看，西域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古代中西沟通必由之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联系中原与中亚、西欧的交通要道，是东亚、西亚、南亚、北亚文化的结合带。东西方交通网的延伸，使得东西方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更加便利；从内地自然地理条件看，南北疆大漠戈壁之间遍布诸多绿洲，附近地区一些广阔草场，决定了游牧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和诸多城邦国文化在此交融交汇，说明了西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多元语言文化在此交融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2. 2 多种族、多民族在此频繁迁徙与定居给多元语言文化学习交流与吸纳提供了良好机会
西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我国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不仅西域本土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也引来周边其他民族迁徙至此定居发展。虽然不同民族在此有冲突甚至战争，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和谐发展仍是历史主流。多民族在西域频繁的迁徙，民族融合使西域本土语言文化在吸收外来语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整合，形成西域独特的多元语言文化生态景观。
2. 3 多种文明在此交汇丰富了西域多元语言文化
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世界影响深远的四大文明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对西域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西域，成为了东西方宗教传播和汇聚之地，出现了不同民族信仰不同或相同宗教、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等多种情况。这些情况都表明，多种文明在此交汇丰富了西域多元语言文化。
3 古代西域多元语言文化共存共荣现象对当代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古代西域先民在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知识信息相对封闭、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元文化和文明，这与古代西域先民对各种文明采取一种包容心理，善于通过语言文化学习交流，吸纳不同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有着必然联系，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中英语言文化学习交流，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理念，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英语是当今国际通用语，古代西域先民多元语言文化并存共融现象对我们当代的大学生英语教学也有重要的启示。
3. 1 帮助大学生深刻认识思维认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人类的思维认知在语言的形成与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思维是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了思维，就要创造语言和文字来表达。不同的语言特征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语音符号系统，它可以表达思想和情感，认知和描述客观世界，是人类的思维工具，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与文化互为表里，密切联系。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表达方式；文化是语言的内核与灵魂，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
古代西域各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对各种事物的长期观察、思考，用语言进行表达或表述，创造了多元语言文化，并通过对多元语言文化的学习交流与吸纳，从不同文明中吸取智慧，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和认知英语学习中语言、文化与思维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加强英语语言、文化与思维训练的同步学习与提高。
3. 2 教育学生高度重视英语学习中多元文化的认知与了解
多元文化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必须全力保存。
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其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多元文化思维，所以我们要教育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对别国的多元文化进行认知、了解，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对之进行思考反思，通过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来训练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认知。
3. 3 通过英语教学，培养学生吸取世界多元文化的能力
一、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媒体都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教学媒体的利用效果大大高于传统教学媒体，再加上良好的学习情境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前提和基础，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这种兴趣维持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这种良好的学习情境正是教师所追求的。因此，我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古诗教学时，努力通过图、文、声等多种功能，给学生以适当的感官刺激，由此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如教学《枫桥夜泊》古诗时，学生还未走进教室，我便打开计算机，播放早巳准备好的软件。整个教室里立刻回荡起旋律优美的乐曲。整个教室回荡着音乐，学生们在强烈的文化氛围的感染下，产生了学好古诗的强烈愿望。
铃声响了。我站在讲台前扫视了一下教室，只见同学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我。此刻，我饱含激情地开始讲解：“说起唐诗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古诗发展的最高峰。许多作品虽然距离现在已有千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那经久不衰的魅力。这节课我们再来学习这首唐诗并结识他们的作者。”学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产生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这节课中，我运用多媒体技术和生动的语言，保持这种良好的学习情境，并使这种兴趣贯穿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诗中情境，帮助学生理解诗句
诗是抒发诗人的感情的，而感情又一定要通过形象构成一种意境，然后借助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古诗中的情境，如果只依靠教师语言的描述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图画再现出来，才变得具体可见。《望庐山瀑布》，写的是诗人远望瀑布时所见的壮丽景象，歌颂了祖国的河山，把美好的想象与现实的景物极其自然地交融在一起。教学时，我让同学观看录像，瀑布在山顶上飞流而下，水珠进溅，水雾蒸腾，阳光一照，呈现出一派迷迷蒙蒙的紫色。陡峭的山崖；长垂的瀑布、飞溅的水珠，庐山瀑布的全貌便呈现在学生的眼前。至此学生对“紫烟、挂、飞”等词的意思有了感性的理解。从而使学生深探地体会到诗句虽短，但诗人却把瀑布的气势写到了极至!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此激发学生热爱古诗，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
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朗读训练，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古典诗歌由于其艺术形成的特殊性，也就具有了语言、音乐、绘画、情感多种因素的美。在挖掘这些美的因素时，多媒体技术有着强大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古诗押韵合辙，节奏鲜明，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呈现出抑扬顿挫的音乐美。然而要想把古诗读出韵味来，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贯穿其间的往往就是“情感”这条看不见的线索。那么在帮助学生读懂诗句的基础上，我们就要通过朗读体会诗的节奏、诗的韵律，培养学生的语感，使他们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教学《寻隐者不遇》这首诗时，我在学生理解诗句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诗画欣赏”。这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先让学生听配乐诗朗诵，伴着舒缓的弦乐，学生静静地坐在那里，眼中看到的是意境深远的写意画，耳中听到的是曲调宛转的古曲，充满激情的朗诵。此时，诗、书、画、曲多种美的因素融为一体，既使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大的感染与震撼，也使学生产生了一种要努力读好古诗的强烈愿望。学生有了读好古诗的强烈愿望，学生们在练习时都特别认真。一个同学读完了，其他同学真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主动把自己对诗句的理解，用朗读表达给大家听。学生们积极地、主动地揣摩着、品味着诗句。这时，我悄悄地点击电脑，教室中再次响起舒缓的古曲。惊奇的是学生随着音乐的节奏用情地朗诵起来。朗朗的书声，悠扬的乐声交融在一起，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动听。每位同学都在朗诵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美，朗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体育；礼；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4-0060-02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a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the social value emphasized by the ancient P.E., the developing limitations of its moral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its developing trend. And such valuable elements as the integration of its sociality and its class nature,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supervision system, the perfection of its legal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s cultural quality etc. provide the available material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 in modern P.E. educ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fucius culture; the ancient P.E. education; etiquettes; modern value
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曾以其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古代灿烂的体育文化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中，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儒学的积极思想，有价值的伦理，在现代体育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主线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建设起到主导作用，同样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运行主体的人，其文化心理结构在法律观念、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以《体育法》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以及相关的体育机构和组织，并逐步完善。在日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下,体育过度商业化，体育领域中的暴力、兴奋剂、行贿受贿等时有发生，偏离了体育的本质目的。
随着体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重视体育的文化因素，反思制度背后的精神因素。而挖掘整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摒弃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陈腐之处，从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人类美德的视角来分析、更替、补充、重构已有的体育价值、规范，这对于当代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站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探求中国古代体育演变的文化轨迹，并从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以促进当代体育发展的研究还显不足。因此在面对体育道德的滑坡，法制力量薄弱的背景下，如何运用文化变革机制原理，通过自我更新、自我选择去适应国际体育环境，保持我国的体育传统，有效的实现体育的本质功能，需要认真梳理、评价受我国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古代体育。
1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体育价值取向和精神基调
1.1 以“仁与礼”的控制手段，追求体育的社会价值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以礼为中心，以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同时，“仁”将品德修养，身体运动居于学习技能之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整个社会以“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其中，以礼教育为主，体现了乐，即乐舞，祭祀或庆典活动而献的舞，或是为了维护奴隶制而贵族子弟不可少的军事训练项目，以实现“射以选士”。并认为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之人是没有资格懂得射术，君子仁人达到 “仁”的境界，就没必要再争高下，主张“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可见，“礼”是人具有道德的表现，“礼”既体现了外在体育道德的表现，又体现了对当时体育的一种规范约束，形成了中国人对体育比赛的认识。即在体育比赛中，做有礼有节的君人是最重要的。比赛成绩再好，若不懂文明礼貌也只能成为“小人”。孔子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活动，并将这种“礼”作为人的体育活动中道德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而教育中宣扬的体育思想，以及提倡的体育活动则是孔子实施“仁”教化的一种手段，为了把教育者变成理想的 “仁”人。 “仁”与 “礼”体现了以“道德教化”成为根本的事前控制和以“齐之以礼”为特征的外在控制方式。道德是用以有利于社会及人发展的规范，而法律则是对违及人的和谐发展的事物的约束。儒家以礼入律，以律代法，虽对当代社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体育德与法的管理无疑有借鉴价值。
1.2 儒家立法思想为体育确立公正原则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体育，实现了社会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价值，阶级是以社会为存在前提，维护统治秩序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儒家将养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以一贯之的东西，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建立在家庭、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的。以礼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将礼作为人体育活动中得到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诚然，任何体育竞赛中都必须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弄虚作假，法制上他律与道德上自律相结合起来。然而，当前违背体育道德以及破坏竞赛“费厄波赖”精神的现象与孔子的“仁爱”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裁判员、运动员、观众以及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应当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在竞争中保持理性和理智，以自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公德，来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儒家立法思想中存在维护体育公共秩序的“社会一般”、“人性一般”的思想，具有现代体育可以认可接受利用的价值。体育道德与法制的关系中，其作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人们的利益，最终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服务。
2 儒家文化强调体育道德的公认制约力量
2.1 以礼入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互补
不成文法指古代的习惯法，即礼，早于成文法，这是人类共同的“法文化”历程。孔子提倡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争，参加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习礼和修身养性，体现了礼的约束力。中国古代成文法产生以后，不成文法仍然在法律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形成中华法系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重、互补的特色。隋唐时期，以礼入法，其中入律只是一部分礼的原则和规则，大量的礼仍在律外，与律并行，即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唐宋时代臣子与皇室贵族打马球时，必然记住：“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全唐诗》），体现了当时的法律化原则，道德成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实现“以法治体”，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以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以义彰德，重视体育法制与道德共建
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自觉的法律。历史上法律和道德相互关系的处理上的经验教训说明，要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会失去合理性、正义性。古代法律秩序的确立为体育道德的普及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可以到法制中去寻找体育道德的生长点。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兼顾。儒家思想宣扬道德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呈现出“以义彰德”的现象，伦理道德中的基本原则被纳入体育法律体系中，成熟的体育道德规范要求上升为体育法律规范，形成体育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有利于当代体育的发展。同时，应当重视那些已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处于体育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体现体育道德的规范将会更有利于体育法制建设，而体现体育法律原则的法律关系则能够促进体育道德风尚的形成。只有实现体育法律和道德的协调作用，才能实现体育法律实质的合理性和法律形式的合理性的紧密结合。1995年《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我国体育法制意识、立法、执法和执法检查、执法队伍等建设，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现阶段体育的各种弊端的出现，说明体育法制建设仍是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体育道德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强调义与利辩证关系，塑造体育的人文情怀
3.1 “重义轻利”，强调修身以提升个人素质
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是他们自我完善的核心内容和行为准则，又是修身养心，延年益寿的有效途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提出“仁者寿”的观点，反映了修身养心与健康长寿的内在联系，这为流传至今的导引养生、气功、瑜伽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在修身方面还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是明白大原则大道理的，而只有小人不懂大道理，斤斤计较于个体的私利。“义”与“利”的价值反思与价值判断，反映体育强调人的道德价值追求，十分重视体育伦理的社会价值。“义”作为一个概念范畴， “以义为上”（《论语・阳货》）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符合道德性的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达到自我追求的目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3.2 净化体育的人文环境
面对名利的诱惑，体育道德滑坡，体育法制改革迟缓，出现了变相的锦标主义至上，惟金牌马首是瞻。而儒家十分重视道德修养，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不仅要靠社会、家庭的教育，更要靠人的道德修养，即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儒家不但强调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对道德修养的内容、方法、途径也有许多深刻的阐述，如改过、重微、重行、慎独、自省，这些今天仍对我们有深刻的启迪。儒学伦理中“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思想有力反驳了当前体育界出现的丑恶现象，使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竞技活动中表现出适宜的态度和行为，这对于改善竞技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保证竞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道德修养是一种道德素质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其实质是两种或多种势力的冲突和斗争
在人们内心的反映。因此，体育道德修养的过程，即是自觉的思想斗争的过程，根据一定的道义标准，在自己内心不断以正去邪、以是克非、以善去恶，达到道德上的不断完善，使整个体育界环境得以净化。在这一点上，儒家的重德、重修身的思想、言论，对现代体育道德修养具有借鉴意义。
4 结束语
儒家强调自然人化，注重人文价值，这一精神视野进入体育领域，便自然导引出具有东方人文精神特征的体育观，即将体育视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方式，在体育中愉悦身心，潜移默化，最终形成形神合一的健全人格。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体育，在体育思想上主张身心一体、身心结合，注重道德的修养；在体育作用和形式上，重道德性和艺术性，形成体育的社会价值和阶级性的统一；在体育发展方向上，具有行气的理论和实践，追求精神的超越。这些积极的因素为当代体育的发展提出了发展契机。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改革相对较弱的体育政策和机构，加大体育的法律建设，协调体育法规与部门的规章制度的关系，促使当代体育向肯定和谐价值，以和为贵，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方向发展。这种通过对体育根源的探寻并结合时代条件来对其进行研究，将对当代体育的发展起到有力的内在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马启伟.体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4］ 曾国梁.论世纪之交中国体育道德建设应有的视角［J］.湖北体育科技，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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