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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张熙.我们会重蹈拉美化陷阱吗[J].中国改革，2002，（10）.
[2]程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马凯提醒警惕“拉美现象”[N].中国信息报，2004-03-09.
[3]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5.
[4]严运楼.欧洲债务危机“爆”高福利病[J].中国社会保障，2010，（7）.
[5]Ohno Kenichi.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R].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9，（1）：25-43.
[6]Aoki，Masahiko. 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R].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2.
[7]Elvin，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8]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迷”再考察[J].经济研究，2003，（1）.
[9]Eeckhout，Jan， Boyan Jovanovic. Occupational sorting and Development[N].NBER Working paper，2007.
[10]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8，（9）.
[11]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7-438.
[13]Rosenstein-Rodan，P.，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J].Economic Journal，1943，（53）：202-211.
[14]Scitovsky，Tibor. 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143-151.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课程特点 教学效果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本课程，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该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从我国各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反映该课程学习存在困难，学习缺乏兴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说史》课程本身的特点出发，提出提高教学效果的建议。
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特点
1.历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涵盖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说止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年代跨过几十个世纪，涉及众多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
2.经济理论繁杂
《经济学说史》课程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繁杂。
3.历史性强、阶级性突出
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经济学说是具有历史性的。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建议
1.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第一，编制“经济学分段表”，梳理教学内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不少，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篇幅大，内容庞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陷入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通过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把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从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经济学，经过19世纪初期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他们是产业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和初期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到该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歇尔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四阶段是当代经济学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原则，介绍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经济学派层出不穷，这些经济学派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影响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众寡悬殊。但事实证明，无论哪个学派，其各个成员的观点虽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对这一学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记忆持久。所谓“以一为主”就是找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他的经济学说作重点介绍；“联系背景”就是在认识这一经济学派的时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平行兼顾”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兼顾介绍其他经济学家的学说，并把它们与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比较着讲，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评价。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跟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一定的历史条件赋予当时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也为他们的经济学说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要运用历史分析法，把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运用经济分析法则要求我们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他的经济思想时要跟他的社会经济根源联系起来。另外，由于经济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此，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还要运用阶级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说话的，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理论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综合地运用这三种方法，才能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课前学习法。布置学生在课前将各个经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重大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查阅、分析、提出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提问和概括。课前学习法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古典学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学批判，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法。资产阶级学者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赋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随着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就走向破产了。的政治经济学继承这种批判性，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代，充分地张扬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过各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学派活跃和兴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心虽已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但重商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批判。而资产阶级“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为此，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
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经济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重心的转换，深入生产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因而这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为此，它就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
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社会总资本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有机构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地提高地租，大大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积累。因此，为了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辩解；二是批判已经不合时宜的先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为先前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已经转型了的资本运动的需要。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辈。相对而言，前者是一种“对他批判”，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批判”。与此相适应，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他批判比较犀利，自我批判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始终全面自觉地实施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部分实施的。
斯密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后者以流通过程为对象，并且只是简单地描述流通过程的现象，这种方法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并且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连马克思也称之为“生理学研究”。这样从对象到方法的批判当然会导致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显然，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的批判，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论具有一种扩张力，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斯密看来，地租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这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对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还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懒惰和无知。但是，受当时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学，也没有意识到批判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觉地反映过程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因而不能通过自我批判解决他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跖，反而形成双重而自相矛盾的规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觉、不科学和不彻底，限制了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较为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求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积累以利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型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关系却是地租不断增长，严重限制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扩张和积累能力。显然，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并且充满矛盾的斯密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因而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业转型发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论，批判、克服斯密理论别是价值理论的明显矛盾，将它推向深入。这种批判重点在修缮基本理论，实际上也涉及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显然，这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二是对当时相当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批判，这是“对他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这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对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尽管李嘉图不能合理地处理好基本规律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它就把庸俗经济学所尊崇的“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显然，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间接批判。
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更加激进。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证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这与当时土地所有者的辩解有直接关系。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因此，对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所以对土地所有者理论的批判就更为有力。
关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从总体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理论的发展不仅与资本运动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分别对待批判的对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够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现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这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论张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批判都奠定在较合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强制抽象”，使其价值理论并非完全科学化，“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且，无论在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都不能从各自的理论发展中体现理论的自我批判，只能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才能看到这个学派的自我批判。可见，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觉和彻底。因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这也决定了它的批判性开始消失，从而在面对更复杂具体的经济现象时只能抱残守缺。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义上，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和批判继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资本论》手稿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冠名，此后，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成《资本论》的副标题。无论哪个阶级的人认真看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种扎扎实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学派的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观地再现资本运动，对其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批判，即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尽管他所代表的未来社会还未出现，但资本运动包含的各种否定性因素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他是反映、代表这些否定因素对资本运动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是跳跃式地质变、被另外的过程所代替的。
如果说，“对他批判”是新的过程对旧的过程的批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过程的新阶段对旧阶段的批判，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之间缺乏联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与代表未来社会新过程对资本运动旧过程的“对他批判”却是紧密联系的。他发现，正是资本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够彻底战胜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由于被批判的对象、过程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还要对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实施反批判，更要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批判是与武器批判相联系的。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与他的阶级立场紧密联系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他来说，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但不是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而是深入经济过程分析其运行的根据及其必然发生的变化。它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不仅所依据的方法论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方法的透彻批判，在此基础上创立真正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涵着……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州。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他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因而对资本运动只有共时态的考察，而否认其历时态的运动。因此，即使是李嘉图，其理论的对象、方法、内容、批判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其对象看，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从而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他指出，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还都免不了两个错误：“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从而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与此相联系，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
马克思还批判古典学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但又使它们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图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方位地批判他们理论的内容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理论谬误。”…正是这种错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其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马克思既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客观上批判“三位一体公式”错误的“伟大功绩”，又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这些“对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种制度、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还因为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维护它的理论，决不可能通过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论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接近社会表象，以顺势阐明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使理论具体化，同时也解决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统一、李嘉图企图强制使之统一而破产的难题。另外，还有些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这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历时态的资本运动的阶段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起点、初级阶段、较为发展阶段“资本家幼虫”鸲、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的逐步演变，随着理论逻辑阶段的上升，后一阶段的理论规定就超越、扬弃了前一阶段的规定。这是以理论的逻辑发展来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来反映对象的历史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是紧密联系互动的。即以对古典学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很不相同，其理论都分别与他们对所处时代经济过程的认识有关，所以对他们的错误只能在相关的研究阶段分别批判，并分别成为进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骤。同样的，马克思由批判而实现的理论发展也反过来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对庸俗经济学，《资本论》也是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据新阶段的研究来批判的。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并且还可融入实践过程中。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不是单单指向对象某一时点，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及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应注意张扬批判性
彻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优秀品格，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因而当然是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的批判而言，我党及理论界都始终注意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国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这些“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的作用。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就坚决地批判了国内某些人否定、曲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中，坚持、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进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将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与“对他批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将它们比较系统地以一定的逻辑表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理论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或教科书，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比专著更为众多、广泛，而且更系统、通俗，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种批判性的阐述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透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及其积极作用，既应将理论的发展即“自我批判”讲透，也应有必要的“对他批判”。在介绍基本原理的发展时，应该阐明两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批判无论从对象、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阐明，“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阐明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论为基础、沿着它的逻辑、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原有理论发生转型，以联系发展了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绝大多数民众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结合市场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使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也是对发展了的具体过程的新规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着它要根据改革开放的阶段发展，检测前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问题，探索新阶段的改革规律。这种“自我批判”也离不开“对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基础上，从中分离出一般过程，并且只让它在经济资源、而不让它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作用，更不是对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简单照搬。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对他批判”。一方面，是对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外兜售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它极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张进行坚决的明确的批判。但也不宜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经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还必须用最新的事实和发展了的理论来批判，说明它已经在俄罗斯的实验中遭到可耻的失败，说明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宪法，特别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对西方经济学中专门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在借鉴的时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不利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事情或倾向、言行进行坚决的批判。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现在很多人却有意突破这一根本性规定，极力宣扬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和地位。这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在现阶段，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尽善尽美的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弊病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也是必须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实际的（不是理论的）市场经济青睐有实力的主体，它通行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竞争机制会激起人们对财富的尽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导致财富过多过快地集中在实力强大的主体手中。它的调节大都是滞后的、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而纠正。还有，在现实过程中，也有许多偏离改革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例如，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且居高不下，过度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的优化、资源环境的保护，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个别黑心企业主盘剥虐待工人的现象存在，经济腐败急剧发酵等等，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的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套用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就事论事，而要依据现阶段发展了的理论，即在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新的阶段、条件而转型的理论来批判。
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一种理论再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意义。如果人们对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已经成了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也是提升政治经济学“社会占有率”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81.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9.
[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一）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
（二）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三）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四）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二）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三）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
（四）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8]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02）.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对象；方法；探讨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引言
教育经济学所选用的研究方法分成为西方经济学及经济学的两大方面，而具体的选用主要依照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选择。本文主要从教育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探讨出教育经济学对象共分为三大类，而教育经济学的方法也分为两种不同，进而具体的选择方式，需要进行具体探讨。
一、教育经济学的重要性
教育经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的，也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现阶段，国内外对教育经济学在是广度及深度上都做了一定的研究，进而教育经济学对政府、企业及学校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现阶段，还是存在着人们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研究时，所选择的对象与方法学科建设不足等问题，进而导致学术文献珍贵并稀少，部分内容只能在教科书中有所发现，并且还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些也都反映出教育经济学还在发展及并未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研究时，首先，要了解其重要性：
（一）教育经济学促进学科内容及体制的建立
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及体制建立时，应该以所研究的事物所产生联系及规律为基础，其更是事物在进行联系时，所产生规律的一种反映。而人们在进行事物及规律的认知时，需要一个不断进行完善及深化的过程。这就说明学科的体制不可能马上建立成功。但在进行科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时，其重要前提就是人们所认识事物及运动规律。假如，人们对研究的对象不明确，这就导致对象所产生的运动规律无法发现，进而无法在此基础上将逻辑体制进行建立。
（二）教育经济学促进人才培养
所有的科学发展都必然经历过四个阶段：逐步形成、发展、成熟及完善，这四个阶段也包含了科学发展所进行不断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在进行教育经济学探究的人员，首先要将前人的成果进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现阶段，在国内外的学者中，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教育经济学是教育与经济相互关联的学科。在中国对教育经济学的解释为：研究教育及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科。而研究对象主要是教育在经济及社会中发展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进而说明教育与经济是双向的相互关系，既有教育对经济的作用，又有经济对教育的作用。这一类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宏观上的教育和教育的外部经济的相互关系。
第二类，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效益与成本的学科。这类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将教育经济学的经济学内容，移植到教育经济学的反应。而在进行教育时，也同人类的正常活动一样，需要一定的投入，进而才能获得一定的产出，而产出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受教育者方方面面的增加及形成，而这种投资与产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及效益。
第三类，教育经济学是对稀缺的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的研究。这也主要说明西方教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学移植过来。而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一定制度下，将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分配，那么作为经济学的学科分支，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为了对稀缺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教育经济学对象主要是：运用经济学中的理论及方法，将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变化的规律发展进行研究，进而将教育领域中的经济投入及产出的规律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上三类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都是正确的，都可以说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中经济的现象及问题，而他们的区别在于所强调不同的重点。第一类观点，主要是强调教育在外部时，同经济产生的相互关系；第二类观点，主要是强调教育在内部时，经济活动呈现的规律；第三类观点，主要是强调如何在教育内部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
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人们在进行认识及改造世界时，所选用的方式、技术及方法。而任何的科学理论都是需要人们在选用一定的方式及技术后，将其进行系统的认识。当研究对象得到确认后，研究方法就成为了研究首先思考的内容。只有选择正确的方式，才能使人们对世界有着正确的认识，也与各项研究的成效有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教育济学本身是经济学分支出来的教育学科，继而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们在进行教育活动中经济现象所呈现的运动规律，进而选择的研究方法会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由于学派的不同，进而所选用的方法也是不同。以下是对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概述，主要分为主要会分为西方经济学及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主要包含：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而经济学方法主要包含：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由于教育经济学所这涉及的经济活动与经济领域相比，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一定的不同，这就需要在进行经济学方法选用时，应该将教育活动所呈现的特点进行融合。因此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选择时，要考虑对象的不同，方法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10-01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一、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历程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作“社会经济科学界中的皇后”，并且在出现之初，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起出现的。然而通过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发现，不同专家学者对经济学这一概念持有独特的看法。而在众多的经济学概念中，有两个概念值得关注，一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马歇尔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他研究的是个人与生活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部分。”另一个概念是罗宾斯教授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从侧面研究人类行为的，也就是说研究各种手段和关系之间的一门具体的科学。”。而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已经成长为一种总体的概念，即经济科学。
经济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十七世纪诞生以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是经济学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其实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在罗马等地就已经有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而真正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并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是在1615年。紧随其后，古典经济学又被人们提出，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大量经济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出，在这些学派中，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及法国的萨意成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经济学者。另外，这一时期在德国和美国出现了与传统英国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历史学派。
第二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是经济学理论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广泛发展并且发展十分的训读，使得经济学说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主要变化表现有两个，一个是边际分析的方法以及关于价值的论说开始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变化在于历史经济学派不断发展，出现了制度学派。而制度学派的代表理论是马歇尔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而在这些理论中，最受到人们关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它在二战之后被改作微观经济学。另外，凯恩斯主义则在二战后被该做宏观经济学，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宏观和微观学派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框架。
第三阶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上个世纪末，这一时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全球经济逐渐连为一体，成长为一整个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例如货币经济学、公众选择学等理论。尤其是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推动着经济学朝着纵深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第四阶段：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并且范围激光，包括着各种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且随着不同课程的相互交融，使得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高度融合在一起。
二、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财务管理理论由两个大方面共同组成，一方面是财务经济学，主要是基础性理论，表现在经济学领域中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应用型理论，主要是为企业在实践管理过程中提供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而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许多概念都通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企业就是微观经济学说中所涉及的“生产厂商”，企业投资的规模以及整个资本结构表现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是“均衡理论”。另外，管理中所涉及的各种管理效益以及时间成本等，都是从经济学中各种理性发展条件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发展而来的。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所以财务管理理论指的是对财务进行监督管理，尤其是在财务整体发生失衡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一些关键性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财务资源的具体使用。而之所以能够达到调横这一目的，是因为在这一个市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宏观的手和微观的手，并且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让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谓的财务管理学是微观经济学在企业领域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手段实现企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财务管理理论具体的理论体系
通过上文中的叙述，笔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以整个会计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其中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的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理论内容，并且以现代化的统计学和概率学、运筹学内容等知识来完善整个财务管理理论。早在上个世纪末，麦根森就认为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框架是由资本结构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管理理论以及微观市场等多种理论组成的。而此后，韦斯顿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受到均值方差理论、期权理论等理论构成。但通过对上述所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来看，这些理论并不是真正属于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应该是与市场金融理论挂钩。
（二）财务管理理论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第一，莫迪格莱尼、米勒与资本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探讨资金筹集和企业财务目标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假设没有税务、没有破产成本的条件下，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关系，企业股票收益期望值和债务对权益资本的比率呈正相关，企业债务成本与资产报酬率之间的差值越小，股票收益期望值越大。该理论后来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基础。
第二，马克维茨及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是由马克维茨在1952年提出，其理论中利用了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及方差，之后他在原理论基础上不断完善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资产组合，根据投资商的决策合理配置资产，这是现代有价证券投资理论的前身。这就要求投资商要有独特的眼光，能有效识别市场上的投资风险，合理分配和组合资产资源。
第三，夏普及其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该理论诞生于30世纪60年代，是夏普参考马克维茨资产组合理论提出的，它弥补了资产组合理论缺乏量的分析这一局限性。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主要是对证券市场上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其风险、均衡价格进行研究，重点在于两者的关系。该理论构建了日系数，可用来衡量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及风险最低。
第四，詹姆斯?托宾及其投资决策理论。詹姆斯?托宾在业界被奉为金融投资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不确定条件下各种资产如何选择方法。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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