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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学的核心，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1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信息经济学是针对“信息”这一对象分析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交叉科学，融管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运筹学和信息科学于一体。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主要依照两种研究思路来进行。
思路一：信息经济学的“二分法”。它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产生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在微观部分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使得价格的搜寻需要付出成本，买卖双方的私人信息会影响决策，个体有限理性。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场调节手段，运用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约束手段与机制不可或缺。而宏观部分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对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思路二：信息经济学的“三分法”。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3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中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重点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中观信息经济学，即产业信息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国际信息经济与本国信息经济的关系等。按照3个层面的划分，使得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保持一致和良好衔接，因此信息经济学又称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工业经济学。
2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尽管不同学者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1)经济信息。研究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对于行为人的影响，探讨某种信息条件下行为人相互作用的经济问题，如非对称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论、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广告模型、市场信号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质属性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费后，也不会消失，而且通过加工提炼，会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时效性。时间会使得信息价值消失。三是不对称性。所谓的委托一和逆向选择。四是知识性。同样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价值不同。五是独创性。如知识产权保护、着作权保护等都是信息独创性的表现。六是效用动态性。信息商品通过传播被更多人认可，可能效用会增大；如果被恶意扩散则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对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商品的价值认识不同。
(3)信息社会。人类文明进入到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贸易全球化成为主流；由传统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网络形的组织管理结构转变；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对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战争形态。
（4）信息经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出现了新形式的劳动对象、劳动关系和经济结构。有人称搜索引擎为互联网经济的车轮，预测搜索引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Web2.0这种创新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理念，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实现了网络经济环境下新的商业活动交易和办公模式，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5）信息产业。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以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产业发展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强了全球分工。信息产业催生新兴行业，引发了全球“物联网”和“数字地球”的研发，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3信息经济学的新发展
（1）新组织信息经济学。IT技术的发展，使得组织的体系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新组织的信息机制设计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组织的委托理论和激励约束机制，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
（2）网络信息经济学。网络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更加强烈，由此，网络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如网络信息传送与交流、网络信息价值评价、网络经济政策和网络经济法规的制定等，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建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实现各种有价值的交流互换、共享而改变行为方式促进“协同交易”。
(3)国际信息经济学。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扩展到国际领域，讨论世界信息经济的生产效率、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国际信息政策对比、评判与预测研究，各国信息经济依赖程度与跨国信息经济比较等内容。
（4）交叉地带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涉及通信、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种学科，各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分析信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探讨各学科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4结语
信息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同时它也是—门与时俱进的理论，其研究范围广泛并不断扩展深入。
关键词：创建；合作；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 “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 “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 “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 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应用；意义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而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不对称信息理论、信息商品的分析、信息市场分析、信息搜寻理论等，其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理论探索与生产率和信息化与工业化等等
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一）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介绍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是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前提下，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是以不对称信息特殊视角对信息、经济相关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成果。正是不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以信息为基础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从而使信息如何改变经济参与者的决策环境进而影响其经济行为的分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为前提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当代最富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
（二）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
我国学者对非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应用激励机制理论对金融和医疗等领域出现的一些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金融领域，部分学者应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分析如何对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利用激励机制理论对风险投资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利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对风险投资的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改善措施，以及对证券市场的寻租行为和造假现象进行分析等。在医疗领域，近年来，医患关系呈现紧张趋势，一些学者应用非对称信息理论解释医患双方的信任问题，认为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激励机制等措施可以使医患之间关系得以改善，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殊性导致医患双重道德风险问题，是造成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重要原因，故应当从规避医患双重道德风险的角度设计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控制机制等等
二、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一）“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
所谓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是指IT投资的实际生产率效应和期望之间不一致的现象。我国学者对“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研究主要是对该悖论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对策。测度不当、时滞、利润的重新分配和扩散、信息和技术的管理不善、信息技术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股票市场、分析工具不当等是造成“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消失，目前，信息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提高信息技术效用的基本途径有加强IT/IS项目管理，提高IT/IS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性能、推动IT/IS与组织变革互动，建构新组织结构、提高公司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而如何通过定量方法测度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尚属空白。
（二）信息产业
我国现阶段在信息产业发展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技术水平较低、通信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尚未形成、信息安全管理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思路应是明确战略方针、进行统筹规划，加快信息基础网络建设、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空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突出重点，产业布局合理、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加大支持力度、实行政策扶持、培养人才、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等。
（三）信息化与工业化
工业化是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信息化是工业主导型经济向信息业主导型经济的演进过程。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主要有：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载体，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提升动力和推动“引擎”，信息技术推动的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给工业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组织方式；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新产业群的兴起；影响区域资源的配置方式。在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过程中，政府所应起到的作用一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二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采取的对策有：树立政府目标导向；以应用促发展、发挥市场推进作用；鼓励创新：一是技术创新，二是管理创新，三是制度创新；加快推进产业升级。
三、宏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理性人和市场出清等等。由此，传统经济学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假设前提与经济现实的脱节，决定了传统经济学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痛疾。在否定完全信息假设的基础上信息经济学脱颖而出，使得经济分析更加贴近现实。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说明了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作用机理，揭示了它们是怎样导致市场运行低效率甚至市场失灵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斯蒂格勒的信息搜寻理论说明，搜寻成本使得“完全信息”本身就意味着付出代价，人们仍然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原则来确定所需要的“有效率的信息完全程度”。而在传统经济学中，获得信息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阿克尔洛夫通过旧车市场说明，逆向选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失灵以及假冒伪劣商品对市场运行的破坏作用，而在传统经济学中，竞争导致优胜劣汰。斯彭斯通过劳动力市场模型说明信息传递可以消除逆向选择的影响，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斯蒂格利茨通过保险市场模型说明信息甄别可以消除逆向选择的危害，这也可以用来说明，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的分成制、信贷市场上的信贷配给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实际工资高于市场工资，但是却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状况。维克里和莫里斯等人的研究则说明，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情况怎样导致了道德风险的存在以及应当怎样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论文摘要：历经 30余年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 学界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 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和衍生现象衔接起来，从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场景、互动关系和作用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当前，国际政 治经济学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面临着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的继续充实与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体系的加速形成，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日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 、现实主义与霸权稳定理论 以及激进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思维视角，也昭示着其已经步入新的变革时期。
一、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论
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国家的决定性和强制性，其观点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国际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部市场进化的历史，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全球性的现代化所塑造，并有赖于三种力量 的推进：一是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二是技术力量，如通讯、运输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灵活应对主要由上述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构成了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13(P14)。国家间稳定的贸易与经济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凝结的互惠纽带，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问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培植国际和平的源泉之一 。对此，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权能关系角度 ，给出了学理推断和说明，其也成为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状态是一种客观情形 ，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活动的终极 目的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从而为国际和平提供一种功能性的保 障。为此 ，必须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而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类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共享利益，以推动国际经济体向均衡化发展。经 由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形成的技术上合作、行为上共处的国际体系，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相互依存状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国际行为主体问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关系。由此，罗伯特 ·基欧汉(Rob一ert 0．Keohane)和约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该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代价，而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代价不太可能。这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对自身价值和依存性质的判定[2(P14)。很多学者注意到，相互依存关系的达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单元的数量与损失程度两大变量的迭加作用和影响，致使依存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更加复杂，形成所谓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双方或多方只有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es)。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多是非对称的从而造就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关系的递进与发展 ，非但没有弱化国家的政治权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国家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来源与动力。为此国家间必须保持适度交流(以不引起对方感到威胁为底限)，以减少相互依存中的对立因素并使之趋近于对称，从而强化由此派生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即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为调节和控制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现实主义与霸权 稳定论
现实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市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认为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 国家的形成 以及资本主义的赢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产力理论”认为 ，权力较之财富更重要，并决定着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财富保持C5)(P46—47)。国家应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贸易，并依赖保护主义手段确保本国的工业竞争力。
现实主义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对内强调干预主义，对外主张保护主义，并认为政治权力框架决定经济利益分配。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为寻求权力而斗争”的能力。本质上，国际经济关系是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凸显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竞争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常态 ，意味着增强自身优势和削弱竞争对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为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诉求和预期。
霸权稳定论主张由单一的霸权 国家主导国际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创立结构和秩序，以便规避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国际体系的失序风险。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从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给出了霸权国家确立的三大标识：一是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范围；二是建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金融货币权势；三是霸权国家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超凡能力。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机制等虽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意志和夙愿，成为巩固霸权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体系内的成员国。因此，霸权也被认为是维持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一项条件。
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变动对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它尤为关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并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为首要目标。基于对霸权战争尤其是世界政治变革的系统研究，罗伯特 ·吉尔平从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阐明了霸权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并指出了统治或控制国际体系的三种途径：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 间的权力分配，从形式上有单一结构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二元结构的冷战体系，以及多元结构的均势体系；二是国家间威望的不 同层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并 由此决定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 国际条约，其所依据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有学者称之为“统治者实践的模型”[6](P35--42)。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 国家塑造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 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和经济结构的“软性化”而趋减，从而导致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渐减弱，以致其所确立的国际体制最终归于瓦解，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失序状态。可见，由唯一主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很不稳定。由此 ，罗伯特 ·基欧汉提出了霸权后合作理论。通过增加维持秩序的主权 国家的数量来分散负担国际公共产品，交涉形态的多元化有利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从利害关系的连续微调中达成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
三、激进主义与 世界体系论
激进主义的最大创见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区(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后果角度来探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演化[7](P54)。激进主义认 为从本质上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核心地区与其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改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摆脱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 ，成为激进主义的一项核心命题。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较为典型和发展相对较快的学说。
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变革展 开长时段 (1ong term)和大范 围(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认 为，世界体 系是一个 由政治、经济和文明三维组成的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维的“国家”和“社会”。世界体系中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围绕经济利益分配展开。次序地呈现出中心(center)、准边缘(semi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级结构，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认 同所强化[8](P462—470)。
世界体系论的一项假说认为，资产阶级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巨大优势来统治世界，并通过建立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符合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将受到打压。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受制于某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只要介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生产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必然对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发挥着领导作用，因而存在外围或非中心国家的挑战以及中心结构 内部霸权与挑战霸权的斗争E9；(P5—1 3)。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是对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霸权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间的波动周期及其规律的系统研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个循环序列(103(P229—230)：第一阶段，严重政治冲突(全球战争)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却很难实现 ；第二阶段，世界秩序(世界权力)初创时期 ，国家仍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这种秩序实为霸权的产物；第三阶段，霸权合法性减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安全范式 ；第四阶段，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时期 ，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点。这种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霸权周期，即长波周期(一般为 100年)。
对于世界政治 中权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扩散”(diffusion)的波动周期，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运行动力角度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两个范畴的运动：一是阶级范畴的运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其动力是资本积累；二是地理范畴的运动，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依附与对立，其动力是不等价交换El1](P80—81)。从构成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主要层面而言，双方的结构和地位经由一定条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转化换言之，中心和边缘并非一成不变的，核 fl，地区会 出现停滞并沦为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也可能上升为核心地区或准边缘地区。所谓“一定条件”，主要是三种类型的跨边界交换 ：一是经济交换(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等)；二是政治交换 (战争、侵略、精英联盟等)；三是文化交换(信息、规范、意识形态、宗教等)。上述三种交换的结果，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的集合体，但从 中心化或边缘化中出现的经济两极化必然会伴有政治两极化，即核心地区成为强 国，边缘地带沦为弱国，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
四、结 语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之问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直接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博弈。由于直面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和假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说。目前流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是大量 的个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这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野，而且日益融会了两大学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长于解释 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长于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①，由此从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上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妨借鉴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作为解释结构变化 和系统更新 的新变量 ，比如身份认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重释性和问题 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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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合作性竞争作为企业获取经营优势的一种战略选择最先引起管理学家，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布兰登伯格（A.M.Brandenburger）和耶鲁管理学院的纳尔巴夫（Nalebuff）的关注和研究（注：A.M.Brandenburger,B.J.Nalebuff,Co-opetition:ARevolutionaryMindsetThatCombines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TheGameTheoryStrategyThat’sChangingtheGameofBusiness,DoubledayPublicationPre.June1996.）。但是，作为对传统竞争观念的一种否定，合作性竞争中同时隐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内容，它的系统化研究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亦有积极的意义。
一、合作现象与经典竞争理论发展的关系
竞争与合作都是典型的企业行为。长期以来，竞争行为作为企业和市场活力的源泉，受到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重视。分析竞争理论的发展过程，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到张伯伦的“垄断竞争”，从克拉克的“有效竞争”到波特的“竞争优势”（当然，波特更热心于向管理者阐述他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合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合作行为的推陈出新，就难以有竞争理论的系统发展。
在经济学家斯密的时代，蓬勃发展的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革命意义的合作：上下道工序之间的衔接。这种前后合作使得劳动分工和技能专业化成为可能。劳动者由于更加熟练而导致效率的增加。当时除了少量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供货关系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不明确与固定，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基本上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来实现。在前后合作的背景下，企业间的自由竞争是一种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内部的前后合作已逐步发展为生产的集中，出现了企业间的合并现象。面对企业间横向合作发展的事实，师承斯密观点的穆勒清楚地意识到合作能力的增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特征之一。他将合作分为存在于从事同类工作的人群之中的简单合作和从事不同种类工作者间的复杂合作两种方式。穆勒非常重视合作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广大的市场，商业信用和创业精神”，“那么各个产业部门会愈来愈强烈地显露出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趋势。”（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5页。）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国家的企业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联合与合并的浪潮。作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合作”，这些联合与合并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垄断的产生，对自由竞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1933年，罗宾逊总结了与“马歇尔冲突”有关的理论探讨成果，写出了《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一书。同年张伯伦亦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至此形成了考虑垄断和寡头因素的竞争理论。此后，克拉克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效竞争”的概念，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垄断组织间的竞争同样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克拉克认为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将不会扼杀竞争的效用，竞争与合作会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
进入信息社会以来，企业间的合作愈来愈向高级化方向发展。与大规模的联合与合并相平行，8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企业合作形式——战略联盟如雨后春笋，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战略联盟（又称策略联盟）是两个实体之间为了达到某种战略目的而形成的一种高级合作形式。这些联盟主要存在于相互争斗的强者之间，使得企业间的合作能够超越合并、兼并等组织变革形式，避开政府运用“反垄断法”所进行的干预。管理学家及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完成了竞争战略从理论到实用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伴而生，竞争与合作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产生相应的竞争性理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企业的经营环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纪之交的企业合作已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虚拟企业、跨企业信息与经营系统等已成为新时期企业频繁采用的合作手段。通过对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缺陷的反思，人们认识到为了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成长，企业需要与供应商、用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和竞争对手进行有效的合作。它不仅是对“纯粹”竞争观念的超越，而且是对“利己性”合作观念的抛弃。它使企业从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占据垄断地位，套住现有顾客等传统手段中挣脱出来，而信息网络环境则使得厂商有可能将竞争和合作有机的结合起来。这种背景为竞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提供了实际背景。
二、信息资源的特性：分析合作性竞争现象的经济学线索
放眼世界，信息社会正处于开创合作的新时代。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和跨企业信息系统已将无数企业“捆绑”在一起，强迫企业处于各种各样的合作者的位置上，合作性竞争现象具有信息时代的明显烙印。
信息资源的一个主要特性是它自身在不断扩张。
资源的稀缺性是资源配置经济性的前提，对稀缺资源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争夺是绝大多数企业间竞争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其“稀缺性”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定义：首先，其总量始终处于不断的扩张中，每天都有新信息产生，似乎供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第二，以国际互联网等为核心的先进通信传输方式的广泛运用使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垄断信息除外），从而使信息成为一种获取相对便利的生产要素；第三，尽管信息的使用价值有一定时效性，但信息本身的部分非消耗性使之作为一种资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多次重复使用，各种不同的信息存量的组合都可能发展成为新的产品和服务；第四，作为一种资源，信息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消费性的，它能够形成一个广阔的市场。信息及信息流正不断诞生着新的价值机遇，引导着新市场的产生并以极快的速度向消费的各个方向拓展（注：胡汉辉：《有效还是非有效》，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传统的资源占有与使用方式是竞争中一方的增加就同时意味着另一方的减少与被剥夺，而信息资源则有可能使大家都同时获得新增资源。正是这一特性为企业以合作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竞争——获得收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信息资源的另一重要特性是它的开发利用需要合作。
信息资源使“知识”在经济中的含量不断上升，从而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它使合作与竞争艺术化地水融：第一，在信息社会中，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各学科不断地交叉融合，知识的非线性扩张和协同效应，使企业单靠自身的积累很难跟上技术变化的步伐，必须不断地学习，甚至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获得竞争所需要的资源；第二，知识价值的实现在于被使用，就象一本书读的人越多价值越大一样，封闭知识必然影响其价值的实现，因而需要采取开放和合作的方式；第三，产品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而新产品开发研究的费用和风险却在不断增加，蝴蝶效应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新市场没有完全出现之时。较之竞争压力而言，巨额的研究发展费用及失败风险逐渐成为企业的第一位压力，为了分担风险，合作利益常常会超过竞争利益；第四，建立在知识与智能密集基础上的产业有可能摆脱U型成本曲线的困扰，实现边际及规模收益的递增，从而改变竞争的落脚点。以软件产业为例，一旦某一软件程序取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兼容的重要性使其他程序的使用者改而用之执行同类功能，从而激发出新的用户，企业将由此实现持续的增长。其他企业若要进入该企业的市场，在兼容基础上的革新将较之另起炉灶更为有利。也就是说，大家都默认一个共同的合作基础而不是一味的自立山头（注：胡汉辉等：“转型期中国大型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再思考”，《科研管理》，1998年第3期，第11－17页。）。
根据信息资源的上述特性，为了研究合作性竞争理论的方便，有必要对经典竞争理论的假设前提作出部分修正：1、尽管资源总体上仍然是稀缺的，但部分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足够供应。也就是说，在部分资源的使用上将会降低竞争的压力。这一假设为超越单纯竞争考虑的企业间的合作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2、尽管部分资源能够保证供应，但资源的使用须视不同的方式支付不同的成本，“成本风险”日益凸现。如果方法不当，某些方式的资源使用成本甚至会超过利用资源得到的收益。这一假设说明资源的利用方式既存在合作的需要又存在竞争的可能。显然，上述两点修正除了给讨论企业间的合作现象以应有的空间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竞争行为的基础。不难发现，信息资源满足上面二条修正假设。
三、超越竞争意识的形象解释
基于对信息资源特性的深刻理解，合作性竞争采用双赢的思维方式，它是对排它性竞争意识的一种超越。双赢思维认为企业在市场上的运作不必遵从一成不变的规则和思维方式，不必象下棋那样竞争一方的胜利同时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我们可以用对流行的“水桶原理”的另一种理解来对这种思维方式加以解释。
众所周知，一个水桶所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矮的那块木板，使最矮的木板高起来一直是企业的追求（俗称为“水桶原理”）。企业的运营与资本的运作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环节组成的、价值不断变化的循环过程，它们形成了价值增值的路径。根据“水桶”原理，企业的竞争力往往取决于其价值链上最薄弱的环节。为了盛更多的水，企业将不断地根据市场要求改造自己的薄弱环节，形象地说就是努力加长那块最矮的木板。
当人们加高最矮的那一块木板取得成功以后，不久就会发现马上又将面临着加高次最矮木板的循环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要想使水盛到最高的一块木板，就必须加高几乎所有的木板。而且，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这一过程往往周期比较长，效果也未必理想，这样思考问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始终囿于自己的企业，修补自己的“水桶”。这是一种较典型的“竞争第一”的观念。合作性竞争利用另一种方式思考同一个问题。企业不再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个“水桶”，不再仅仅着眼于修补自己的矮木板，而是将自己水桶中最长的那一块乃至几块木板拿去和别人合作，去做一个更大的水桶以便盛更多的水，从新的大水桶中得到自己的一份收获。按照价值链的观点，企业可以用自己价值链中的强势部分与其他企业的强链相结合，经由这样合作构建的水桶的每一块板都可能是最长的，从而使容积有较明显的增加。我们称之为“新水桶原理”。
体现新水桶原理的企业间合作方式之一是虚拟企业。信息时代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电视会议和计算机网络使跨企业的协调，复杂生产过程及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控制成为可能，并使因此所产生的监督控制及联络成本大幅度下降。连接虚拟企业的每一个企业都可致力于自己的最优方面，将自己的“核心优势”贡献出来，所以有可能建立一个“一切都更优秀”的“水桶”结构，以完成某一特定的市场目标或过程。而且，一个企业可以同时“经营”几个不同的“水桶”。
四、合作性竞争理论的发展
国外学术界80年代以来对有关信息资源共享环境下的企业合作经营与合作性竞争现象开展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理论研究。虽然至今尚未形成公认的系统化的合作型经济学理论，而且相关的研究与理论成果目前仍分布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但其动向和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和注意。
目前，在合作性竞争的研究方面较活跃的大体上有三个分枝：其一，研究合作与对策的博弈论原理与模型，以期通过模型分析和数学演算表明在什么情况下合作收益将大于竞争效果（注：JohnHugdos,BasicPrinciplesonrecongeizationofStrategicTechnicalCooperation,StrategicManagermentJournal,1993,Vol(14),pp.379.）；其二，在知识经济的框架下研究合作与协调中组织知识的形成、联系、传递和管理的特性（注：沈群红等：“一个高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的知识管理特征”，《研究与发展管理》，1998年第4期，第20－23页。），研究合作方之间如何进行知识联系，使知识的潜能资本化（注：胡汉辉等：“西方知识资本理论及其应用”，《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7期，第40－45页。）；其三，有关合作性竞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其中，有关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较典型的工作角度有对企业间合作的成本理论、互补性原理、组织效率分析以及生态经济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下面讨论这方面的主要成果。
1.合作的成本理论
企业在市场上的经营究竟采用合作策略还是竞争方式，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所支付的成本。由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研究企业的效率和成本结构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因而它在分析企业间的合作成本对企业的经营效果的影响方面有独到之处，但是由于科斯的方法仅限于经济学方面的讨论，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同时科斯又假定存在着最优成本结构，忽视转移成本的影响，因而将其用于信息时代企业间合作问题的成本分析时，需要根据跨企业信息系统联接基础上的企业合作特征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正。企业购并通过所有权关系将共同利益行为内部化，虽然它将两个或多个企业融合在一起，使对信息的控制更为全面，效益更为提高，但这种以内部交易成本去置换外部交易成本的方式在信息网络时代未必合算，并且刚性的一体化使企业无法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多种局面。而战略联盟这一类的合作形式由于采用非股权合作的方式，其内部交易成本的增加将较股权合作方式为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Williamston80年代就用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信息系统与企业间的协调成本（注：Williamston,O.E.,TheEconomicsofOrganization:TheTransactionCostsApproach,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87(3),1981,pp.548—577.），之后，人们进一步将其作为分析信息社会中企业的合理组织的工具引进管理信息系统领域（注：Ciborra,C.U.,ResearchAgendafor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InformationSystems,CriticalIssuesinInformationSystemResearch,JohnWiley&Sons,1987,pp.253-274）。90年代以来，人们更进一步用它来分析在跨组织信息系统（IOS）基础上实现的企业间合作的成本，以及它与非合作状态下的比较（注：Lei.L.,UserParticipationandtheSuccessofInformationSystemDevelopment:AnIntergratedModelofUser-specialistRelationships,Dissertation,ThesisPublishers,Amsterdam,1994.）。
2.合作的互补性原理
信息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其它资源或特定技术的结合。企业间的合作可以导致生产出一些不可能或难以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问世也难以靠将这些投入进行简单的相加来获得，就象产品有互补性一样，这是一种互补性生产的协同效应。布兰登伯格指出：互补性生产带给合作者的不仅是各自的“双赢”，而且是整个产业的成长。有时互补产品不出现将使原产品无法销售。
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信息技术导致的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信息资源共享时代企业间建立较稳定的互补性合作关系的根本原因（注：Venkatraman,N.andA.Zaheer,ElectronicIntegrationandStrategicAdvantage:AQuasi-ExperimentalStudyintheInsuranceIndustry,InformationSystemResearch,Dec.1990,pp.377-393.），因此信息时代的企业合作将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Theory）在信息网络环境分析中的应用（注：PfefferandJ.R.Salancik,TheExternalControlofOrganizations:AResourceDependencePerspective,NewYork:HarperandRow,1978.）。与科斯理论聚焦于交易成本的经济结构相区别，资源依赖理论主要被用来研究合作性竞争中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结构稳定性。资源依赖理论引入了政治、行为等非经济因素，将企业组织等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加以研究，从而使其可以将组织内部及组织间的交换理论置于一个开放系统中去分析。虽然资源依赖理论过分强调政治动机而忽视组织结构的作用，但在分析不平衡的“强权”合作结构和企业合作的稳定性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当然成功的合作并不一定要发展成为一种依赖关系，亦有学者指出过度的依赖关系往往对合作有害。合作应被视为克服竞争局限和实现复杂产品互补性生产行为的一种方式（注：D.Teece,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Innovation:Organizationalarrangementsforregimesofrapidtechnologicalprogress,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18,1992,pp.1-25）。一些学者还建立了企业间联合的三维模型（注：KennethPreiss,CooperatetoCompete,InternationalThomsonPublishingInc,1997.），将企业间的合作现象放到由报酬维（客户给予供应商的回报），价值维（供应商给予客户的价值）和连接维（供应商和客户一切工作）组成的环境空间去分析，认为合作关系的稳固在于三维之间的互补和平衡。
3.合作的组织效率分析
企业间的合作总是在一定的组织层面上运作与完成的。换句话说，企业间的合作经营需要一个组织媒介。以企业间的合作经营为目标的企业内部经营过程的重组（注：RafaelAndreu,etc,ProcessInnovation:ChangingBoxesorRevolutionizingOrganization?KnowledgeandProcessManagerment,Vo14(2),1997,pp.114-125,）（它是哈莫教授BPR的推广）和重组伙伴关系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间合作的组织媒介已显出愈来愈丰富的多样性，例如增值伙伴关系（Value-addedPartnership），战略联盟（StrategicAlliances），动态网络（DynamicNetwork），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等。对这些组织范式的效率进行规范化的分析，进而确立可供企业参考的选择合作形式的标准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今天的企业大多在多组织的基础上运行，许多公司成为增值伙伴而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重组伙伴关系通常要经历下列步骤：重新定义经营和竞争的实质；重塑跨组织流程；重建组织机构；合作个体的再定位及再创伙伴导向的文化。
目前人们讨论较多的合作组织效率分析多见于计算机网络信息环境下的网络组织理论（NetworkApproach），尤其是其中的虚拟企业（VirtualEnterprises）部分等。
4.合作的生态经济体系分析
关键词: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边界;控制和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5―0019―07
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沿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企业理论｡尽管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研究,但二者从哲学基础､理论工具到研究结果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企业产生的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形成都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 ，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 ，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 ，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1]192｡因此,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微观载体,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进行了考察｡马克思指出,最早的企业以简单协作的方式存在,这种企业和个人作坊的区别在于:在个人作坊里,作坊主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而在企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在个人作坊里,作坊主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工作,而在企业中,则由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资本家工作｡企业中的简单协作可以带来相应的好处:1．扩大了劳动的空间范围;2．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缩小了生产所需要的空间;3．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聚集劳动,完成紧急任务;4．可以激发个人的竞争心,使个人集中精力;5．使多人操作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6．每个人可以同时做不同的工作;7．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从而达到节约;8．使个人的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2]这种简单协作的劳动方式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逐渐出现了分工协作的工场手工业｡这种分工协作的劳动显示出了比简单协作更多的好处:工场里的每一个人只处理一道工序,比每人完整地处理一系列工序要节省时间;重复地操作一道工序,可以积累经验并迅速传递下去;有利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多样化;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完成较为大型的项目等｡[2]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劳动和简单协作的劳动相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后来,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使得生产过程更加连续,生产节奏明显加快｡机器代替了工人手工生产,又进一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一方面从历史上考察了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对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个体手工业者来说,企业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分工和协作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对于单个生产商来说,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使个别企业在单位时间内形成更多价值量,从而使个别企业赚取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2]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是企业形成的直接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逻辑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企业的产生｡和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同,他们并不关心企业真正在历史上的源头以及变化趋势是什么,而是从基本假定出发,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企业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是交易费用｡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企业的出现是由于利用市场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通过内部调节资源的方式取代市场配置资源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的出现是对市场机制的取代｡[3]沿着科斯这一思路,新制度经济学中出现了许多关于企业产生原因的理论｡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理论提出,由于衡量每个人在团队生产中的贡献会花费较高的成本,而企业的出现节约了这类成本｡[4]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提出,当存在资产专用性时,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相互作用会带来风险,因此,企业的出现减少了这种风险所带来的交易费用｡[5]张五常的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对市场方式组织劳动的取代,而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取代,或者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对另一种契约关系的取代,因此,企业是一种契约关系的结合｡[6]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企业看作是能够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形式｡
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了企业产生的原因,经济学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用动态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最终又被具体的历史过程所验证｡而新制度经济学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既定的,用静态均衡的方法,讨论了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制度形式(企业和市场)的改变｡尽管二者都注重实践的检验,但经济学注重的是历史过程对理论的检验,而新制度经济学注重的是对静态过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是否和现实经济现象相符｡所以,尽管二者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但由于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他们对企业产生的原因所作的解释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企业的边界
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讨论是和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组建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好处:假定机器数量不变,工人的人数增多,可以使资本家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假定工人人数不变,机器的数量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使个别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如果工人人数和机器的数量都得以增加,自然也会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追求剩余价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欲望使资本家愿意不断地扩大企业规模｡
另一方面,资本家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首先,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力量决定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和数量｡在资本家统一指挥下工作的工人人数和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是由企业分工的技术力量所决定的,工人人数的比例必须符合生产工序的要求,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结合也必须符合一定比例的安排｡
其次,资本集中程度的限制｡马克思在讨论手工工场时有着这样的论述,一个企业的建立,既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够支付多大的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又取决于资本家能够拿出多少资金作为不变资本的投入｡[2]因此,资本家所能够支付的预付资本的数量是企业规模的限制因素｡在现代企业中,资本的集中问题由于股份制的出现和各种筹资手段的发展而变得相对容易起来,但资金能否筹集到和多大规模的筹集仍然是制约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
第三,管理监督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和生产资料的运用进行协调会产生困难｡一是技术上的困难,资本家对于庞杂的生产过程的协调有能力上的限度｡二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斗争而引发的管理监督上的困难｡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充分实现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2]406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以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2]407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大工业时代到来以前,资本家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大机器工业出现,减少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管理,因而成为资本家更愿意用机器取代工人劳动的原因之一｡但是,资本家用于管理的费用不管是多还是少,却始终不能消除,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第四,流通费用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尽管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没有明确说到这一点,但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流通费用的观点稍作推论,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其中纯粹流通费用是一种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将其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却要在利润中予以扣除｡所以,纯粹流通费用所占用的资本会影响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量,从而影响企业的规模｡由此,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费用的增加会使企业的规模变小,反之亦然｡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推动着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张,而分工的技术要求､管理费用､资本集中度､流通费用则是企业规模扩大的限制性因素,二者之间的张力决定了企业的规模｡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边界的观点是与企业产生原因的观点一脉相承的｡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企业内部交易取代了市场交易,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和在公开市场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点上(或者和在另一企业内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点上)｡[3]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进了新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边界｡他认为,在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情况下,由于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作用,采用市场交易就会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所以,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达到一定限度时,实行一体化就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然而,企业内部也有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就决定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的一点上｡[5]张五常更是提出了市场和企业只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因此,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6]因此,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边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他们都认为企业的规模和交易费用有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尽管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企业的边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二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有某些相似之处｡经济学提出的流通费用和管理费用与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出的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二者在内涵和作用上有相互重合之处｡在经济学中,纯粹流通费用和管理费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费用,只在利润中进行扣除,因此,在资本的循环和生产过程中,纯粹流通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增加会使资本量减少,因而影响企业的规模;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也是生产成本以外的费用,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边界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在经济学中,企业和市场的界限很清楚,它们是两种不能混同的制度形式｡流通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别存在于市场和企业之中,而且二者之间没有关联｡虽然二者都会对企业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却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和市场看作同质的,认为交易费用同时存在于市场和企业之中,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同时,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规模的唯一因素｡但是,我们看到,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和市场看成是同质的,忽略了企业和市场各自不同的特点｡生产性是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物质材料或初始商品会改变其性质或形态而形成新的商品;而市场交换却不改变物质的形态或性质,而只是完成物质在不同的主体间的权利转换｡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生产功能的忽视,造成了其理论上的缺陷,它不能解释原子式的企业的产生原因,也不能解释在现实中可以经常观察到的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互补关系｡
三､企业内部的控制和分配
企业的内部结构是以人为单位按照一定的关系形成的一种组合,企业内部的控制和分配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企业中,有着复杂的人事关系和众多的承担不同任务的人物,人们从企业的盈利中获取各自的报酬｡那么,在这纷繁复杂的关系背后,究竟体现着怎样的利益关系呢?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采用整体主义方法对企业内部的控制和分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工厂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阶级,即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第一,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说明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只是完成了价值的转移而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而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并不是工人劳动的全部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而且,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手段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工人受到更大的剥削｡“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2]400｡企业中始终充满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
第二,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是造成工人和资本家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只有依附于某个资本家才能生活下去｡工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工资(劳动力价值)只能维持工人本身及家庭的日常消费,因此,尽管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但是他却不能离开资本家这个群体而生存｡资本家和工人地位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始终｡
第三,企业的特性使工人进一步丧失了独立地位,从而更加依附于资本家｡当原来独立的手工业者沦为工人时,就变成了只负责生产过程中的一道生产工序的劳动者,因而每个工人就成为整个劳动过程中的一部分｡亚当・斯密曾对工人的状况作过这样的描述:“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2]401工人不能再依赖自己以前富有创造性的技术进行劳动,而必须依赖资本家和他手中的资本进行生产｡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细化,一道生产工序又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工人所作的工作更加细微｡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更使得劳动者成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颗螺丝钉,加剧了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
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和工人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工人对资本家被迫的依赖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微观载体｡因而,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解决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工人阶级才能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研究企业的内部关系｡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内部不同的生产要素是按照其边际贡献率获取报酬的,当生产要素都按照各自的边际贡献获得了报酬时,就达到了最高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承袭了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法,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调节取代市场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者之间讨价还价､签订契约､监督执行等交易费用｡[3]因此,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企业内部人员通过契约达成协议,因此,企业内部人员之间和市场交易者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签约权｡威廉姆森认为,劳动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侵蚀,和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性质有关,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强,他的利益受到侵蚀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5]但是,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加强了劳动者的力量,从而解决了劳动者利益被侵占的问题｡所以,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和提高效率的制度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提出了谈判力的问题,由于企业主在初始的时候无法判断个体劳动者的能力,因此会向劳动者施加限制性条件和报酬方面的压力,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体雇员的能力被证实,个体雇员就增加了谈判力,从而得到较高的人力资本价格(当然这也只限于较高层次的雇员)｡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内部控制和报酬问题进行研究,但是他们所暗含的思想方法是统一的｡首先,在企业中,雇员､管理者､股东之间通过契约关系组成企业,每个人通过付出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和市场上交易者之间的关系没什么不同｡其次,由于协议是自愿达成的,所以每一个签约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自由市场中,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将自己的生产要素放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因此,只要市场是有效率的,雇员及管理者的工资就是合理的｡第三,由于交易费用､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导致的不完全契约的存在,企业中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会有利益冲突,但依赖一定的制度就可以调节这种冲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内部的控制和分配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经济学将人看作经济运行中的利益主体,这种利益主体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同时,经济学认为,利益分配和企业的效率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便是在效率最高的状态下,也不能排除利益主体之间的剥削关系｡蛋糕能否做大是一回事,蛋糕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经济学中,企业的效率和利益分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问题,而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而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分配问题时,将人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其性质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参加到企业组织的生产过程中去｡如果将人看作一种资源,那么只要资源达到了最有效的配置,各生产要素也就会按照各自的贡献率得到补偿｡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市场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效率问题,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来解决分配被侵蚀的问题｡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但是,这种分析并没有对利益分配的实质进行讨论,而是用资源配置的效率掩盖了利益冲突的问题,从而忽视了人作为主体性的社会存在性｡
四､结 论
的企业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将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生产过程的微观载体,研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发展和限制因素,并进一步揭示了企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历史发展的动态画面｡马克思通过对价值形成和企业运行过程的研究,精辟地分析了隐藏在物的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出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企业也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彻底改变其性质及形式,企业作为生产的微观载体也必将在新的社会制度中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前提,采用静态的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横断面的剖析｡新制度经济学以效率为标准,认为企业的产生和企业的边界都是由交易费用所决定的,节约交易费用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每个人享有自由的签约权,因而企业中的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正交易费用条件下,企业内部的控制和分配是在效率的基础上的契约关系的体现,企业内部成员的利益冲突依赖相应的制度形式进行协调,从而使每个成员依其贡献率得到相应的报酬｡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将所有的分析要素都看作一种变量,将人也作为一种资源看待,用资源配置的效率掩盖了利益冲突的实质,从而忽视了人作为主体的特殊属性,忽视了人类社会和物质自然界的不同｡这种将人视同于其它自然资源的分析,不能对人类社会及制度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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