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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前言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在农村基层也存在着各种危机，且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比较激烈，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责无旁贷。农村基层是我国体制架构的基础环节，但人们对于基层规范治理和法治治理的关注相对来说还远远不够，强化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1、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责任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1.1政府管理部门及官员责任意识欠缺
第一，体制性因素对政府管理部门和官员意识产生影响。政府现有的以由上级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体制决定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机制结构要素是向上级负责，而这一责任体制的形成使得政府责任的实现方式与实际工作情形发生断裂，突出对上级责任的认识与注重，而忽视了对民众责任的重视。第二，对责任内涵认识不清导致责任意识的缺乏。部分政府管理部门及官员没有形成正确的责任观念，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严峻责任认识不到位，甚至认为责任制度是用来约束被管理者而不是约束自己的。第三，责任的执行观念不强、责任执行力不够是责任意识缺乏的突出反映。责任的落实需要较强的执行理念，将责任部署到位、落实到位、实施到位是对责任意识最好的诠释，提高责任执行力和履职能力是增强责任意识的根本。
1.2政府管理过程封闭及信息沟通不畅
第一，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公开和信息畅通的体制不健全。从形式上来看，近年来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虽然有很多涉及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公开和信息畅通的相关内容，但比较零散、规定抽象，没有形成一套完善健全的体制机制。第二，缺乏对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政府管理信息公开的特别规定，操作性不强。第三，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过程封闭及信息沟通不畅的责任得不到追究。现有的制度和体制对政府部门不公开过程、不畅通信息应付的责任规定不明确，过于抽象和含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保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使得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封闭和信息沟通不畅成为常态。
1.3政府责任管理体系不健全
第一，没有建立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府责任管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责任管理体系比较粗糙，管理每一个环节的责任没有做到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现有的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责任管理体系没有以现实为基础，不是针对现实中的薄弱环节制定出来的国家层面的政府责任管理总体设计。第二，责任管理体制因循守旧，缺少革新，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手段和方法探索上积极性不高。事实上，作为承担管理责任的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是管理的主要机构，亲自担任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领导组织工作，对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问题和缺陷也是最清楚的，是最有能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的主体，而现有的责任管理体系限制了部门和责任人员创新精神的发挥，不能有效激励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责任管理体系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政府的责任管理体系是国家权力运行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部分，它应当在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更新、变换、调整与升级。
2、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政府责任机制的落实
2.1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内部责任机制的落实
第一，政府在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矛盾防范和准备责任机制的落实。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做得到位，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爆发，或者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将社会矛盾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居安思危，切实抓好准备。有些矛盾不可避免，必须为之做准备，如同诺亚在下雨之前就造好方舟。这意味着政府管理者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就必须积累可用资源和提升处理能力，降低个人、组织和社会的脆弱性，在矛盾发生以后做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从而能够降低矛盾的损害程度，及早达到社会的有序治理状态。第二，政府在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监测与预警责任机制的落实。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矛盾爆发之前的临界期是处理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治理的最有利时机。尽早发现矛盾迹象爆发苗头，并在早期将其消灭，能够阻止矛盾向社会危害蔓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矛盾给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及政府管理活动带来的威胁与损失。
2.2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政府外部责任机制的落实
第一，健全和完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法制体制。首先，要完善宪法条款。“宪法的内容及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宪法和宪法的至上权威是保证权力服从法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关键。”要在宪法中增加关于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条款。此外，还要逐步完善其他与政府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当然，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要注意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各种制度规定要统一、配套、协调，相关措施要落实好，按照法治要求，做到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法制的执行到位。第二，建立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问责制。建立问责制的主旨，就是通过问责来落实政府的责任，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避免产生“不负责任”现象。问责即“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其核心在于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问责是对全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后果的问责，包括过错问责（决策问责、政治问责、法律问责）和绩效问责。这些问责方式意味着，政府日常决策失误或强行推行农村政策而引发矛盾或造成重大损失，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未能维持社会稳定、导致事态恶化并造成恶劣影响，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并有失职失责或违法行为，政府组织或其工作人员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未达到应有的绩效水平，均被追究责任。
3.结语
强化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过程中，政府不要惧怕直面现实问题，要勇于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样既可以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序发展，又可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良好政府形象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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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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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一、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一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大量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给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弱化，而我国社区发展明显滞后，尚不足以承担基层社会管理重任。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影响了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必须转变基层的社会管理体制并加以完善。
二、从“管制”到“治理”：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两种不同行为方式，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一是行为主体及权威来源不同，从一元到多元。传统的“管制”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绝对地位，管理行为的主体及权威的全部来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虽也需要权威，但来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是一个多元参与的结构体系。
二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从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动。“管制”的权力运行方式总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对社会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非常强调权力的上下互动，强调通过合作、协商、参与等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的、双向互动的。
三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不同，从强调服从到鼓励参与。政府“管制”因推崇权力的唯一性及绝对性，非常强调社会对其绝对服从，排斥社会参与，以便政府对社会控制及管理的顺利实施，但也造成社会参与性及政府回应性的严重不足。“治理”则强调合作网络的构建，重视公民社会的培养，鼓励多元参与，强调民众通过社区、NGO、NPO等社会组织与政府对话，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从控制、规制、法制到服务、协调、回应。“管制”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强调结构规制和行动规制，实行统一化管理，较少容忍差异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体系则是一个多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网络，以服务于各成员为宗旨，以成员的共同利益为追求目标，强调通过合约参与者的自律行为、互动性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务的回应性。
从“管制”到“治理”，不仅是行为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嬗变。通过治理的实现，政府对于基层社会事务将由直接管理、控制变为引导、协调多元参与。所以，治理是一个更契合现实的理念，是一种更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良性运行的行为方式。
三、从“依赖政府”到“发展社区”：完善与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期，要想在基层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必须创新并完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完成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
首先，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须厘清行政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引导、疏导的转变，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沟通的转变，实现由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变，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最终实现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华丽转身；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专注于指导和帮助社区成立社区组织，为社区提供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社区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社区大力支持，确立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要改变“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变“服务生产者”为“服务购买者”，通过鼓励、扶持一批NGO、NPO等社会组织，使之有能力承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促使政府实现从“全面干预社区”到“政策引导扶持”的职能转变。
其次，要以多元参与为实现途径。一方面，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要推动社区制度规范化、配套化建设，完善社区居委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建设，畅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推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NGO、NPO等社会组织，政府取消对其进入社区的政策，并从财政、税收、准入登记等方面对其提供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其获得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规范相关社会组织行为，实现政府、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为实现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员方面的投入，加强专业人员培训。政府要选派一部分具有社区管理及服务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员进入社区，更要加强对现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关于社区管理及服务知识的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社区管理及服务人才队伍，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二是要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基层社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财政预算支出适当向社区倾斜，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对社区建设进行投入，实现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资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原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加以修缮，并兴建一批新的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游乐健身设施等。
最后，要以社区发展为目标追求。一方面，通过转变社区治理观念，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通过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责任监管，形成监督与约束机制。通过以上建设，实现社区自身的发展，增强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弃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须坚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实现社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
关键词 社工 志愿服务 志愿者
作者简介：王德明，重庆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取向
所谓社会治理是指在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取代了社会管理的字眼，意味着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有所转变。长期以来，社会管理被赋予管控和统治的内涵，采取强制性的管控思维来维持社会稳定。事实上，基于管控思维的网格社会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增加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善治”状态，促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中，强调各个主体的主动参与性，明确各个行为主体的责任，通过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行为的规范，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创新社会治理的取向在于基层社会治理。随着社会领域的扩大和公共社会的兴起，过去由政府全权包办管制的社会方式，逐渐转变为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可以说，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服务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合作路径辨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强调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激发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培育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促进治理主体共同管理公共生活。社工与志愿者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在社会治理与管理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可能性
2.社工与志愿者同理：利他精神。社会工作者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机构、家庭、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它与人们把本职工作之外的福利性、公益性和非专业性助人活动称为的社会工作，有本质不同。志愿者提倡“互相帮助、助人自助”，坚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凭借自己的双手、头脑、知识、爱心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那些处于困难和危机中的人们。
3.社工与志愿者同心：大爱之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都用自己的爱心去服务和关怀需要帮助的群体，帮助困难群体走出生活的困境。社工运用自己的专业技巧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等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志愿者利用自己的爱心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用一颗爱心感染者身边更多的人投身于志愿服务，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体。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必要性
1.社工服务在于专精，而志愿服务在于量大面广。社会工作者多用于自身的专业性、技巧性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困难。相对与志愿者服务的方面较窄，但较于志愿者的服务更加专一，精准。由于志愿者的人数众多，职业教育背景也不尽相同，因此志愿者要比社工的服务范围大，覆盖面要广。
2.专业社工数量有限，志愿者数量众多。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校相继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三十年来培育了众多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真正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行业的全职社工少之又少。因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专业社工数量难以满足社工服务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志愿者的人数优势，挖掘志愿者的潜能，在社工的带领下开展相关服务，已成为弥补社工人数短缺的重要途径。
3.社工重在链接资源，志愿者服务强调落地生根。社工在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更要注重资源的链接。通过社区资源整合，在社区工作分工的基础上，强调整合资源进行相互协作，合理配置资源，保障资源能够被有效协调和使用，发挥资源最大的效率达到共同的目标。
（三）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存在的难点
1.社工虽具有专业优势，但人力资源有限。志愿者的人数众多，但服务缺乏专业性，系统性，长效性。因此，社工要通过培训、引导志愿者，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水平，使得居民享受到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服务。
2.由于当前的管理体制问题，存在着政府部门利益分割，社会组织职能分离等问题。在管理体制上，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各部门与社会组织机构缺乏良好的沟通，从而影响了社工与志愿者的交流合作。
3.社工与志愿者在观念和专业背景上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社工与志愿者都认可彼此之间有加强合作沟通的必要性。但志愿者与社工互不认同，互不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阻碍了社工与志愿者之间的互动。这些是我们在采取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中不得不面临的现状。
三、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析：社工引领志愿者――以渝中区上清寺路社区服务为例
重庆市“社工引领志愿者”市民学校服务模式是共青团渝中区委与重庆市民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办事处、渝中区520志愿者组织和重庆市青年助学协会共同发起的。该模式主要是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居民的日常的探访和服务，了解居民的实际需要，并将需要归类，旨在通过整合辖区的专业社工资源和志愿者资源，以专业社工为引领，以广大志愿者为依托为社区居民提供有序、可持续和专业化的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 （一）“社工引领志愿者”的服务理念
1.坚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助人是一种美德，努力帮助被助者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环境和条件，最后促进被助者实现自助。如在服务居民过程中，就是要注意唤起居民的参与，培育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
2.促进邻里互助。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工作竞争压力大，人口流动、居住方式的改变等使原有的邻里关系遭到破坏，重建邻里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立足在重建邻里关系、培育守望相助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因此，“社工引领志愿者”的服务需要立足增进邻里关系，培育邻里之间的互助，形成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
3.促进社团协助。社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训练，在助人过程中重视其角色和艺术，非社工专业的团队，如志愿者组织、社团等拥有助人资源，当社工在一线服务中发现和评估居民的需求后，可以协助社团更有效的服务居民，并告知服务者需要明晰的是其角色是协助者，而非主角。这样可以使社团的资源发挥更好的助人效果。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的体制、机制
1.政府搭台，社工、志愿者唱戏。由民政局、文明办、团市委等单位牵头，共同搭建社工与志愿者联谊会的架构，协调社工与志愿者服务项目的运作。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是易于社工与志愿者的接受，另一方面其职能更多体现在交流、合作，而非规制、管理。
2.社工与志愿者互相认同。“了解―熟悉―认同―合作”机制是社工与志愿者能够合作的必然路径。除了要加强对社工的宣传力度外，社工作为受薪人员，也应该主动的迈出一步，与志愿者交流，比如以个人身份加入志愿者组织，参与志愿者活动，在活动中建立友谊，树立权威。
3.加强社工与志愿者培训交流机制。培训社工与志愿者是增进双方认同的良好平台，培训可以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模式，也可以通过个案讨论沙龙、分享会的形式开展。通过培训，树立社工与志愿者共同的服务信念。
（三）“社工引领志愿者”的具体服务内容
1.周末剧场。依托嘉陵桥西村星光广场现有的周末电影放映活动。例如，通过社工的日常探访了解居民喜爱什么样的电影，并将电影分类存档，建立电影库，引领志愿者挑选下载具名喜闻乐见的电影，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2.开展爱心直通车活动。社工定期或不定期了解，征集辖区内困难青少年、空巢老人的心愿，通过社工站平台和结对共建单位，招募志愿者等方式，建立一对一关爱帮扶机制，帮助困难青少年和空巢老人完成心愿，使其快乐健康成长。
3.四点半课堂。上学日的下午16：30-17：30，在社工的引领下，由辖区志愿者为社区小学生们提供服务，日常安排为课业辅导、陪护托管，并根据青少年的成长性需要设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专题活动，通过链接各志愿队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
4.开展艺术团活动。以歌会友，以舞会友，以拳会友，重建邻里关系。根据社区群众兴趣爱好和要求，通过组织引导相关志愿者，成立了以居民为主，旨在重建邻里关系、形成良好的邻里守望的支持系统的居民心连心艺术团，不仅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促进常住居民和暂住居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形成守望相助的支持系统。
一
依法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是人民法庭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我市人民法庭立足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探索建立四项报告制度，努力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
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各人民法庭将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们推出人民法庭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年底组织全市40个人民法庭为辖区134个乡镇(街道)分别量身定做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对各地涉诉矛盾纠纷基本情况、典型案件处理结果、矛盾纠纷的成因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山改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部分人民法庭在年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季报工作，进一步加大通报频率。该项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帮助了乡镇党委政府了解掌握辖区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年报成为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江苏高院肯定和推广了这一做法。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平安报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报表”制度，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统计辖区各乡镇万人成公率、民转刑案件数、涉诉情况等各种基础信息，制作成项目齐全、数据精准、内容具体的平安报表，及时报送给乡镇党委政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当地社会稳定现状。通过制作和发放平安报表，对矛盾多发易发的乡镇提出一般警示，对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地区给予重点指导，以此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建立重大事项评估报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强化法律预警功能，坚持关口前移，对乡镇的一些重要决策，有选择地参与法律风险评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防止党委政府的决策出现法律上的偏颇而留下矛盾纠纷隐患。同时，认真评估诉讼中发现的对抗性矛盾对社会管理带来的负向影响，适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报，提醒党委政府做好风险防范准备。此外，各人民法庭还利用自身的法律资源优势，为党委政府实施的项目引进、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提供适合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促进这些重大事项平稳运行。
建立重点问题调研报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关注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充分发挥司法调研的作用，及时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形成详实、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为辖区党委政府加强相关领域基层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各人民法庭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金融担保等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帮助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健全完善推动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努力把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导入正轨。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积极拓展纠纷解决新思路，不断探索纠纷解决新路径。强化诉讼调解和诉调对接，通过共享资源、共建机制、共谋举措等办法，实现r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保障和支持各类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各类纠纷的有效分流。全市40个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决方式和维权途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间调解，充分利用农村德高望重的贤达能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权威，邀请其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围绕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层自主管理机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转型，使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组织去执行，提高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动延伸职能，把提高基层社会自主管理能力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传、送法下乡、审务五进、指导民调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通过组织法律培训、指导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乡村各类农户协会、行业协会规范管理、自律管理。
围绕维护农村安定，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既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保障。作为基层综治的主要成员单位，我市人民法庭坚持综合治理“一盘棋”原则，注重与其他综治成员单位的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过联动、对接、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综治成员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机制，推动平安盐城、法治盐城建设。同时，全市两级法院主动与综治主管部门沟通，积极争取将涉诉化解率、民转刑发生率、万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标纳入乡镇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实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综治管理由消极向积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人民法庭的每一项司法服务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项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推进诉讼服务组织建设。全市法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人民法庭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特别是抓住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增设港口法庭，调整开发区法庭，形成“半小时法律服务圈”。为满足基层社会管理的需求，去年全市两级法院均新设诉讼服务中心，专为群众提供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联系法官、收转材料、案件查询、法律咨向、诉前调解、判后答疑和接待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2010年全市两级法院全面启动并当年全部完成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建设，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
一、群众文化活动在基层社会管中的作用
1.增进村民沟通
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拉近基层群众之间的距离，为其创新良好的沟通环境和渠道，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网，进而有效地减少和化解基层社会的纠纷及冲突，增强基层群众和社会的自治能力。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看电视、上网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渐占据主导，而传统的公共群众文化活动却逐渐减少，活动的频率、参与度低，形式和内容匮乏，导致群众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传统的邻里关系变得疏远和淡薄，不利于长远的基层社会管理发展。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丰富和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是摆在当前基层社会管理面前的必答题。
2.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基层社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集体经营方式逐渐减少，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从而使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相应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国当前的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难免会出现许多的空白领域和薄弱点。加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建设，能够在基层逐渐形成依托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微观组织，这些组织会建立各自的规范来约束成员行为，成员间通过文艺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够形成互助互爱、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进而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此外，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组织来向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来宣传基层政策，提高基层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3.促进基层文明建设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群众的为人处世、行为举止长期以来都受到他们生活环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层文明建设而言，乡村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的着力点，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外来观念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渗透等致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群众的集体观念变得淡薄、个人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偏差，淳朴的传统乡风遭遇威胁，相关的利益纠纷问题层出不穷。加上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玩麻将、斗地主等娱乐消遣方式逐渐助长了赌博风气的形成。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取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是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根治基层的歪风陋习，进而营造健康、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法律、担责任、家风优良、乡情淳朴的生活习惯，为基层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4.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手段
文化作为一项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多发的当下，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新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面对当前基层矛盾多发、繁杂，基层价值观念、精神、心理不断震荡的情下，强制性的社会管理手段在部分领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为一项软控制手段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通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的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价值观念等传递给群众，变传统的“送文化”为“种文化”，能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凝聚群众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创新途径
1.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硬件基础，长期以来基层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我国农村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的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在每个乡村建设公共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阅览室等，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为基层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场所和土壤。[3]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大力发展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硬件的内容和形式，结合新型网络化、信息化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务平台，传播与共享优秀的基层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强基层群众文化的社会管理。
2.充分挖掘资源优势
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挖掘的过程中，应明确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和目标更加多元和明确。地方优势资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助于丰富和创新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有助于彰显特色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有助于文化活动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层社会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开展的前期，就各个地方的优秀文化资源要做好调研，注意结合群众的需求来明确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目标、形式和内容，从而使活动开展更加顺利。在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就能够更好把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动向，从而使得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更具有针对性，建设出更具特色，更易为群众接受的文化活动管理途径。
3.强化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群众文化发展处于“散养式”的发展状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以群众自主开展居多，缺乏管理，长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转变基层干部的观念，让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要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中，督促基层干部着力抓好文化建设；同时要广纳贤才，基层文化建设单靠干部是难以开展的，应积极吸纳有文化特长的年轻人、退休教师、传统艺人等担任文化活动开展的引导者、管理人员，全面带动群众的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最后，鼓励群众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组织，丰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
4.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形式
文化活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效果。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参与人群也多以老年人为主。新时期，我们应充分挖掘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广泛吸收新兴文化和年轻文化，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以满足多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应着力弘扬地方传统、民间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鼓励民间艺人组织开展表演。同时，鼓励有文化特长的群众组织成为文艺团体，为群众文化打造新的发展舞台。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的力量，宣传地方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增强群众的文化荣誉感。
三、结语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仍处在不断调整和摸索阶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基层群众，我们需要将各个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群众文化活动的价值，挖掘群众需求，着力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高效的开展，从而更好地建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善治； 社会工作； 乡镇社会管理； 基层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04006207
“人类对善治的关注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历史久远”。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个人、公共或私人机构用来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使相互矛盾和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彼此容纳并且实现合作。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重要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或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的主体既有公共部门，也有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与目标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把善治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对于其内涵，可谓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共识。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会办公室（OHCHR）认为，善治是在治理过程中从根本上排除和腐败并完全尊重法治原则，对善治的真正检验是在实现公民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方面，为实现人权目标所做的努力程度；善治包括透明和公信力等要素和平等与公平等价值观，善治必须保证公民特别是最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有尊严的生活。只有最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受益时，治理才是善治。李向前认为，善治是治理的最高标准和理想状态，包括“善者治理”“善于治理”和“善态治理”。
尽管人们对善治的认识不一，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加以界定，善治的核心要义和旨趣都是可确定的，即强调普通民众的中心地位和主体性参与、多元行动主体的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它意味着一种能对民众需求保持高度敏感性并作出积极回应的方式，通过建构并使用合适的制度措施以有效应对社会问题与矛盾。
（二）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乡镇社会管理有其特殊性，“乡镇虽小，肝胆俱全”，“上边千条线，下边一针穿”等说法反映了乡镇社会管理的特点。面对日益增加的复杂性需求，原有的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变得应接不暇和疲于奔命，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1.管理人员的管控思想较严重，致使民众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社会管理本应管理和服务并重，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但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乡镇干部在总体工作安排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又重管理轻服务，习惯于“管”“卡”“压”等传统的不够合理的工作方式，对被服务的社会成员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形成了坐着办公的不良习惯，对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和所愿缺少足够的主动了解和科学调研。相当多乡镇管理干部在自上而下的各种指令、任务、考核、应酬中疲于奔命，缺乏主动服务意识，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及基层民众进行管理，无暇也无兴趣关心基层民众的疾苦、问题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这种社会管理主客体之间的断裂使基层民众的诸多内在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满足，为社会矛盾激化埋下了隐患。
2.乡镇政府职能错位与其他行动主体功能缺位，导致社会管理秩序失衡
目前我国基层的行政管理模式主要是韦伯式的层级制管理模式，它依赖于标准的工作过程，难以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存在组织僵化等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导致乡镇政府难以灵活应对，管了很多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越位”和“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事情没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也缺位，社会管理秩序处于失衡状态。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这种不均衡状态甚至可能会使一些不法分子趁虚而入，为非作歹、祸害民众，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3.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的内在设置，难以应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及随之出现的社会矛盾
农村基层社会矛盾频发及社会管理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乡镇社会管理过分注重基层的政治性而忽略了社会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正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问题突出，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土地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分化问题等。但是乡镇既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及其内在设置缺乏应有的弹性、灵活性及回应能力，难以适应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多样社会需求，无法有效化解潜在风险和冲突，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近些年来农村时有发生即是一种体现。
（三）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
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的现实难题制约着改善民生的目标实现，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突破与发展。具体而言，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主要有四点。
1.立足民众的需求和能力，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彻始终
善治的核心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善”意味着尊重民众意愿，提高民众能力，也意味着一个高效用和高效率的政府功能来努力满足所有公民增长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民众的需求不断扩展和提升，社会事务日益增多，社会管理的主体迫切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弥补政府单一力量的局限或不足。因此，社会管理主体不仅局限于政府部门，还需包括许多非政府部门。尽管目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发展还不成熟，尤其是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尚不完善，政府应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过程中起引导作用，着力推动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才能缓解政府压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真正应发挥作用的领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3.注重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民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善治强调民众的中心地位。因此，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必须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真正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要注重科学调研，切实找准民众的关注点，使基层民众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主动自发地参与到新的发展实践中来，而不是被动地听指挥，表面上服从，内心里却有不满或不情愿。要达到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乡镇社会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使他们真正具备贴近民众、深入民众、了解民众、带动民众、服务民众的理念与能力。同时还应借助各类社会组织激发民众的主动参与热情，促进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
4.着力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增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善治观点认为，只有最贫困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受益时，治理才是善治。他们的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成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底线要求。要建立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借助法治化、制度化、组织化与社会化的力量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在多元利益格局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社会工作作为理念、制度、方法和人才的综合体，其专业品性契合了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二、善治视域下的社会工作与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一）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及社会治理的协同性与契合性
社会工作兴起于欧美，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设置与专业化力量，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科学的专业方法服务他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旨在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互助和社会公平正义。随着我国各地探索实践的深入，社会工作正逐渐从直接服务扩展到参与社会管理，从解决社会问题扩展到预防社会问题。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而社会工作的目标正是增强人的社会功能，关注如何帮助个人、群体或社区增强其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它通过各种专业方法，在家庭、学校、社区等方面开展工作，解决人们参与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困难和障碍。社会工作对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和专业优势。它不是把工作对象只看做被救济、被改造、被动员的客体，而是看做多元主体的一部分；它善于调动主客体两方面的积极性，从预防和发展的角度去分析和介入问题，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社会工作可在实质上和深层次上参与社会治理。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率先在社区管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领域引介了专业社会工作，满足了新时期的社会需求，使社会工作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
（二）善治视域下社会工作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功能定位
1.理念优化
理念的优化是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不断深入，乡镇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政府在推进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生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往强力的管控手段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理念的深层优化与转变刻不容缓。社会工作是一个关心人且认为只有尊重人和理解人才能改变人的专业，它把改进人类福祉尤其是弱势群体福祉作为自己的专业使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养分，且有一系列科学具体的方法保障其专业理念落实于实践，从而使乡镇社会管理理念优化的功能落到实处。因此，乡镇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旧模式，促进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逐渐激发基层民众自主性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现实依靠力量。
2.方法改进
乡镇政府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为基层民众提供服务。它是整个政府体系的终端，其所作所为及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关系到民众的生存状态与政治信心。但是，由于政府工作方法以及既有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会导致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或者民众并非客观准确的评价，从而导致政府有心提供的服务无法达到民众的要求和期望。社会工作作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并致力于助人自助的专业与职业，对保障以服务对象为导向的服务质量有着科学的、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因此，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合理有效地在乡镇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融入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同时结合乡镇地方实际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政策，将促进传统群众工作方法的创新，促进乡镇政府制定更有实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好地提供民众满意的公共服务。
3.风险化解
社会管理旧模式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受代价和风险。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必须要考虑如何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高风险期和危机频发期，风险形态复杂多样，然而既有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侧重于事后应急性抢救，这种模式往往又强化了社会风险。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和专门人才秉承专业理念与科学方法，通过实践的广泛介入可形成制度化的影响力，帮助解决困难群体和边缘人群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化解社会不满情绪，防范社会风险。同时，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使乡镇社会管理体系更好地预判基层民众的内在需求，采取及时且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而化冲突于未发，降低社会管理风险。
4.人才支持
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变革过程中，人才是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元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扶贫济困、社区建设、婚姻家庭、残障康复、职工帮扶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这一独特的职业优势使其可为乡镇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因此，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并对相关管理与服务人员进行社会工作素养培训，培育和孵化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协会和服务站，将为乡镇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多层次、立体化的组织与人才支持，使社会工作的理念优化、方法改进和风险化解等功能实现获得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影响力。
三、社会工作推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实现路径
（一）提升乡镇社会管理制度对基层民众需求的回应能力
1.加强乡镇社会管理制度以民众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善治特别强调民众中心导向，并认为如果不是以民众为中心，制度就会成为绊脚石。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创造新利益格局，往往会使贫困群体特别是在转型中地位相对下降的群体产生剥夺感和心理不平衡。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可通过澄清与沟通等方式，引导人们认识到因个人能力和社会条件限制造成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其他阶层或群体的认知偏见与不满，减少观念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利益纷争；另一方面可以运用优势视角和赋权理论，帮助弱势群体更清楚地分析环境及自身优势，提升其改善生活的主动性与能力。
2.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创新基层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社会矛盾往往是由于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社会工作特别强调以人为中心及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它运用科学方法和技能为有困难的人提供服务。乡镇政府可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等方式促进社工机构及专业人员参与到基层社会矛盾协调中，或者使一线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熟悉和掌握社会工作技能并应用于社会矛盾化解。依靠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一方面能够帮助个人、家庭、群体解决现实问题，利用澄清、同理心等沟通技巧使矛盾双方更理性地对待矛盾；另一方面还可有效预防个人和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社工机构和人员作为民众和政府的“中间人”，可通过对政策的反馈和干预，引导人们有序而理性地行动，优化社会矛盾的协调机制。
（四）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框架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与革新
1.改革乡镇政府的行动方式，给其他利益主体发挥作用创造空间
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运行中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管控的状况是阻碍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症结。通过引入和渗透社会工作元素，可使乡镇政府在发挥职能时更多采取“助人自助”“平等协商”等方式，充分尊重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与想法；并逐步构建不同主体有序协作、共同参与的实践体系，实现从单一依靠政府向依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转变。基层政府可更明确多元利益主体间有序合作的边界，梳理清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该管的管到什么程度，给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发挥作用创造出空间，从而最大程度消减“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在基层的弊端与不足，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作用。
2.推进基层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力量整合
基层社区是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可以以社区为平台，扶持社会工作参与到基层社区发展中，培育社工服务机构，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及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开放式联动，使民众需求得到更充分回应及更全面满足。针对当前社区行政化严重的情况，可采取科学化、专业化、人性化方法开展公共事务管理，逐步理顺社会工作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关系，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协调的和谐互动机制。着力发展民间社工服务机构，使之成为承载政府职能转变和专业人才施展才能的重要载体，培育各类与民众需求相关的社会组织，调动民众参与，激励社会组织发挥好协同创新功能，使基层社会的各种力量实现充分有效整合。
四、结束语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在既有社会管理模式基础上通过破旧立新来稳步实现，不能急躁冒进，试图一蹴而就。乡镇社会管理的旧模式偏重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对民众需求缺乏响应，对社会的自主性欠缺关注，这种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由善治理念引领的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特别重视民众的中心地位和主体性参与，关注多元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正是由于这一目标旨趣，使秉承“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理念的社会工作可在其中发挥独特而有效的功能，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克服现实难题而趋于善治。不可否认，我国的社会工作尚面临提高社会认同度和资源整合力、健全基础性制度安排、推进职业化和本土化水平、提升政策倡导力与反思批判功能等现实问题。但可以预见，随着发展进程中上述问题的逐渐克服，社会工作在我国基层社会善治中的功能将得以更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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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城镇化的范畴。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伴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走向衰落和终结。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进，并得以不断完善。某种意义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继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至今，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而也成为当前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设计的。从该制度的法理内容来看，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达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从制度实施的现实来看，村民自治实际上在执行着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村委会在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管理中发挥着领导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然而，由于村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村自治。要让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村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将村民自治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纳入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在地市一级的行政辖区内，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统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并实施统一管理。打破城市与农村分离的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领域里各项投入，编入到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为了深化村民经济活动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因集体产权模糊而引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乡村在经济管理方面必须推进集体产权的确权改革，也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或其它集体产权加以细化，将具体权责范围明晰到农民个体之上。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集体产权交易机制，使农民个体的产权收益更加明确。
此外，按照城乡一体化方式，建设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村民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可以参照城市居委会建设模式，由村民直接选举，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支出之中，以确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统一地、正常地运行。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服务村民生活。
将村民自治作为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去加以发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项制度改革与创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将为城乡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农村与城市之间最突出的差别问题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靠农民自我建设和中央支农资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变迁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谓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有自治，传统乡村自治通常是在乡村精英如族长和宗教权威的主导下运行的，此种自治虽保证了村庄的相对独立性，但其实并未实现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过于强调村庄内部自治导致村庄封闭性增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从传统自治向现代自治转型，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乡村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社会变迁发展与城市化，一部分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居住和生活。从迁移理论来看，人们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行为，主要受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乡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镇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机制就是乡村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机制主要是城市优越于乡村的社会条件及因素。不过，从人类社会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城镇化并不只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聚集。城镇化同样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既需要有乡村生活物质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营造现代的人文环境，即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完全能够支配而且应该由个人来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务，所以自主选择、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乡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为乡村民主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基层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首先，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出多数村民所信任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协调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即为不断改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而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民主生活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社会基础。让广大村民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基层选举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从而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形成民主化的风尚和环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也将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得以体现，即乡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生活中的事务能够自主决策、能参与村庄内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务的决策。村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而不是让村委会来实现自治。因而民主决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组织之中，而需要拓展为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这一原则和制度就是要促进村民个人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为选择。当村庄成为人们自主生活的社会空间时，一方面广大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激发起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决策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将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只有当村民独立自主支配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时，农村的要素市场才能发育、发展起来；只有农村市场发展起来了，农村才会进一步开放；农村只有走向开放，才会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农村，农村才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将主要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政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应该走向社会管理领域，即乡村民主管理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性事务或生活性事务之内。目前村民自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不分。制度设计赋予村民自治过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效益。如果让村民自治回归到民主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的生活性事务，其职能也就走向专门化、单一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会更加对称、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民主监督主要是在村庄及村民内部对共同生活的事务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监督。由于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着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产权收益的职能，以及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村委会的，即村民对自治组织的监督。村民之所以要对村委会实行监督，村委会之所以要公开村务接受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村级自治组织拥有了较大权力，成为一种类似权力机关的组织，而与法律所界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相一致。所以，当村民自治组织逐步去权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监督村委会，村委会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会监督职责，在构建基层良好社会风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过相互监督和行为自律来达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就需要提高个体的社会性，以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个体社会性的提高必须通过法律及规范来规制个体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使个人遵循法律和规范。由于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见，因而充分发挥其对基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教育功能，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
走向社区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会空间，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将主要体现为村庄的社会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于、越来越类似于城镇社区生活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乡村在社会管理上就需要朝着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统一起来。
在社会学意义上，传统的村落尽管也属于一种社区，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和长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场域的居民而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的存在和维续主要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纽带、礼俗规范以及认同边界，因而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时也容易使社区封闭起来。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建设则是在开放的社会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即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建构社会共识、规范和秩序。
从发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关键是要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三个问题：一是村庄的封闭性，二是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三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状况而言，难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虽对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有促进作用，但对乡村发展问题还可能具有强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深化改革和创新。
首先，村庄的封闭性使得乡村发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环的方式发展，即通过村庄内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维持着乡村的存续。由于封闭的乡村难以让新生力量进入，因而乡村发展最多不过是村庄内部面貌的更新，而难以与社会转型保持协调。未来的村民自治需要改变乡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须超越传统村庄自治理念，走向现代社区建设。通过乡村社区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基层社会力量更好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促进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社区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匮乏，由此也可能导致乡村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庄因此而走向终结。尽管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种趋势，流动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村庄的衰落和终结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乡村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下发生的，由于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现代化，而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维持在传统落后的状态，农民自然会不断地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乡二元体制存在，这种乡村人口净外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要缓解和改善目前乡村单向外流局面，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社区得以更好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同样达到现代化水平；二是乡村社会是充分开放的，即乡村市场必须充分发展。要让村落社区不仅发展成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再次，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促进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的发展。如果只有城市扩张和发展，而乡村不断走向衰落和终结，那么这一发展过程很难说是协调的和良性的发展。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将是解决乡村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趋势。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保障，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把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管理转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即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和发展乡村社会。目前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已基本从居委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促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转变，也将会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生活环境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会得以持续地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理想选择，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更好地改变人们固有的城乡差别观念，形成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新理念，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心，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乡村得以更好地建设与发展。由此打破传统村落边界的封闭以及旧体制的束缚，把乡村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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