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7 15: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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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计量；运用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1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理论问题
1.1 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的体系
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把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从理论上看公允价值应是现实条件下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交易价格,是最贴近商品真实价值的交易价格。从定义的角度确定公允价值需要满足的条件有：（1）完全的市场；（2）交易双方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地位平等，不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而且任何一方不能处于明显的弱势（例如出现财务困难、处于清算期或市场的弱势等）；（3）市场信息的充分共享。另外，公允价值的意义中还隐含着：①公允价值的时间性：需要会计根据公允价值的变化及时的修改调整账面价值；②公允价值应当对资产、负债等会计要素全面进行计量。
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对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如何进行确定进行全面的规定；另外，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如何在账面进行公允价值调整、如何在报表中反映和披露也并未做详细、系统的说明。例如：（1）投资准则中（权益法）要求投资企业按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及投资比例确定初始投资成本。按照《企业合并》准则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负债的公允价值，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确定中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资产整体的公允价值应是否能等于各单项资产公允价值之和。其次，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应采用什么方法确定，以及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中都没有规定。（2）在权益法下，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中规定，投资账面价值却要求根据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相应进行调整，这与用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投资的初始计量有出入，会造成前后计量标准不一致。（3）有关长期股权投资披露的内容规定，应披露：子公司、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清单和当期的主要财务信息；受限制的情况；当期及累计未确认投资损失的金额；或有负债的情况。按照准则只需披露被投资企业及相关账面信息，没有披露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确定方法、确定金额及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计价金额。IASC则规定在会计报告中应当披露投资计价金额的确定等有关计价的内容。这些缺陷，都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
1.2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不能成为独立的计量属性
IASC讨论规定会计要素有四种确认计量基础：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在我国关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学术界还有很多的争论，笔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不能独立的为一种计量属性。因为只要条件适用、计量方法得当，历史交易成本、现值、重置成本、现行市价等其他的计量属性都可以表示公允价值。因为在理论上公允价值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计量形式，如现在按公允价值成交的成交价格，随时间的推移就成为了历史成本；未成交的、估计的公允价值是在假设市场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法、现值法、市场比较法估计的公允价值，因此公允价值又可以表现成为可变现净值、现值、重置成本等等。所以公允价值独立的成为第五种计量属性并不合适。这样容易造成误解和概念的混乱，不便于公允价值的理解和计量。
2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技术问题分析
现阶段我国运用公允价值想要达到理论要求的真正的公允价值，还存在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2.1 完善的市场尤其是完善的金融市场不存在
完善的市场是根据定义确定为公允价值的先决条件。我国现阶段市场基本成型但是还不能说的上很完善，那么双方交易形成的价格就很难说是公允的。在交易时，即使形成的交易价格即使是双方自愿的成交价，也会因双方地位、信息等的不平等损害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并损害会计报告的信息质量。尤其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尚在培育中，金融市场中的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市场价格，从而影响资产现值的计量。另外，由于市场监管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给企业或管理层操控利润带来可乘之机。
2.2 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难统一，存在操控利润的空间
根据评估原理，公允价值估计可采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在具体准则中定义计量方法时，并未做出明确的指导。例如：《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对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以报价确定公允价值会计；不存在活跃市场的，企业应以估值技术确认公允价值。现在对资产估值基本的技术有：现值法（收益法）、市场法（市场比较法）、期权定价模型、成本法等。另外还有一些具体准则中根本就未对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作出规定，因此会计人员可以根据技术掌握程度、信息掌握程度进行专业判断、选择不同的方法，这就会给计量公允价值带来利润操控的空间。
2.3 公允价值计量技术的操作难度大
公允价值计量是运用公允价值的核心，根据原理，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市价即为公允价值。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该资产类似或同类的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或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市价调整时间、区域、功能等因素予以确定。如果该资产和与该资产类似的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按其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以适当的折现率贴现计算的现值评估确定。使用同类和类似资产的公平的市场成交价格需要对区域因素、时间因素、功能因素、成新率因素、交易情况进行调整。现值则需要正确地区分资产、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并准确的估计每年的利润和折旧则；需要正确地选择折现率；还需要量化风险也就是需要在考虑不同资产或资产组的特征、市场变化前景的预测，或通过调整无风险现金流量，或通过调整无风险利率的方法进行计量。
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量化问题，估值技术及专业判断都比较复杂，不宜会计人员操作，估值的结果会因操作员个人的因素而产生差异，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
2.4 现阶段会计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
公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预测或根据市场条件、环境进行判断和调整，公允价值要求实时的反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因此，增加了人为主观性因素，需要会计人员具有很高的专业判断能力。从公允价值的运用推广的技术方面看，又需要会计师具备优秀的财务管理知识、专业运用能力。我国现有的会计从业人员从其掌握的知识结构看，大部分以会计核算知识为主，包括部分具有注册会计师资质的高素质人才，其现有的知识也是以会计核算知识为主，这使得真正具有职业判断、财务管理能力的会计师屈指可数。会计师整体综合素质不高，直接影响职业判断的水平，制约公允价值会计的使用效果。而现阶段我们国家会计队伍中大部分会计没有接受相关的训练，这就要求他们就必须接受专业的训练或者在必要时必须借助资产评估师的工作，完成对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初始计量、后续的计量。这样往往会大大增加计量成本。
参考文献
[1]朱萍.资产评估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 股权分置是指中国股市因特殊历史原因和特殊发展演变中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股票”形成的“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市场制度与结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既不利于入世后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顺利接轨，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市场公平的原则，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本文立足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阐述了股改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并对今后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提出建议。
1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
2005年4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使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长期以来利益分割的局面得以纠正，理顺了市场定价机制，从制度上消除了市场股份转让的制度性差异，对恢复资本市场功能并由此推动资本市场全方位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按融资方式和特点，可分为股票市场、中长期债券市场和中期信贷市场；交易品种从单一的股票逐渐发展为以股票交易为主，包括债券、投资基金、可转换债券以及权证等多种金融工具。但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相对落后，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企业通过股市所筹措到的资金比例还较低，与庞大的银行中长期信贷市场相比尚微不足道，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2.1 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将得以恢复和完善
资产的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推动存量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重组、并购活动有效进行的前提。在股权分置时代，人们常说，中国资本市场是个“投机市”、“炒作市”，人们重视运用“净资产”这样的则务指标来评判资产价值的高低，因而有资产转让不能低于净资产这样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资产估值的核心理念将从“账面”转向“市场”，从“过去”转向“未来”。可以预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双向交易机制的建立，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2 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将得以改善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 由于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导致了两类股东的收益函数的不同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被严重扭曲。股改将从根本上消除两种股票之间的差别，实现“同股同价同权”，进而使两类股东有共同的利益平台和收益函数，共同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获取由公司良好业绩所带来的分红派息和二级市场收益。这将使资本市场正常的投融资功能得以恢复，同时改变现有股东的利益格局，从根本上减少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问题。
2.3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得以提高，市场化趋势更加明显
股权分置时代，资本市场的资产价值变动与实体经济变动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相关性，改革完成后，市场对实体经济反映的敏感度会有所提高“，政策市”的烙印会随着市场功能的完善而慢慢淡去。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会得到改善，中国资本市场会呈成长状态。
2.4 市场投资理念会发生重大转变，股票投资价值得到提升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由于流通盘较小及投资者获利渠道单一，股价较容易受到投机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有效地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股改后，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对市场的预期和股票市值的影响将逐步加大，“价值投资”、“以市场预期为导向”等投资理念将越来越多被市场所采用。且随着优质企业的大量上市，市场将发挥“良币驱逐劣币”的功能，淘汰大量的弄虚作假的劣质上市公司，提升整体上市公司的质量，从而使我们的证券市场更具有投资价值。此外，股改还将催生重组机遇，扩大并购规模，使市场迈向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
3 股权分置改革后如何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3.1 有针对性地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
首先，必须积极研究和适应市场环境的改变，不断改进监管理念、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为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有机结合信息披露和行政审批的监管方式，并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入信息披露监管，探索推进信息披露监管创新，增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同时，逐步建立立体化、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来强化市场监督。
3.2 加强前瞻性研究，探索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
我国资本市场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调动市场各个方面力量共同推动市场发展的道路。应在总结和探索的基础上加强前瞻性研究，逐步完善市场机制逐步，使我们有条件和有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进行战略性规划。
3.3 进一步简化各种行政审批程序，大力推动市场创新
积极营造公平、竞争和有效的创新环境，在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的前提下，培育市场创新体，丰富投资产品和交易方式，不断推出适应市场发展、满足投资者不同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性产品、固定收益产品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从而调动市场积极性，提高市场流动性，增强市场活力。
3.4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加强投资者金融知识的学习和风险识别能力的提高，并逐步强化风险自担的意识，树立科学的投资理念，形成真正成熟的投资者群体，进步促进健康的股权文化的形成。要始终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义务和责任，将诚信作为资本市场的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
一、房价与各项影响因素的关系
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基本面是房价中长期走势的决定因素，影响趋势和方向；资金面对房价涨跌产生直接作用，影响振幅和波动；而政策面则是通过财政、货币等措施，改变经济运行的环境，从量变到质变来改变房价的趋势。
1.基本面
笔者将中国以及美、日等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历史数据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房价与GDP、CPI、PPI、股市、城市化率等指标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房价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为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房价的上涨及上涨预期将带来更多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建筑、金属制造、机械设备、水泥、家电、装修等行业的发展，有效解决社会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G DP随之增加；另一方面，GD P的上涨反映国民经济的成长，通货膨胀将带来资产价格的提高，反过来促进房价的上涨。
房价拉动CPI涨跌，CPI传导到PPI；而 CPI、PPI所代表的物价和通胀水平又反过来影响房地产开发的人工、建材、设备的成本，但从房价占CPI比重（中国此前CPI构成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3%，而美国是42%）和建安成本对房价的敏感性（历史上建安成本涨幅远小于房价涨幅，且建安成本变动对利润的敏感性不大）两个角度看，房价与CPI、PPI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先后顺序看，房价变化领先于PPI，PPI领先于CPI。
房价波动滞后于具有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从相对趋势上看，两者大致有1年左右的时间差，如万科A股的股价分别在1998年、2002年、2005年展开一波上行，而房价指数则在1999年、2003年、2006年出现加速上涨。
房价的上涨有赖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增城镇人口所产生的住房需求增加，从1979―2009年30年间平均每年新增1450万城镇人口，这是支撑刚性需求不断增加的根本因素。虽然两者的增长趋势相同，但由于房改起步较晚，较长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反而发现两者相关性不强，但从2004年起出现一定正相关。
2.资金面
房地产是投资额最大的资产之一，已成为大部分资金的蓄水池，其价格水平的变化与资金面的松紧关系密切。影响市场上资金量多寡的因素有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货币汇率等。
房价与货币供应量（M 2）息息相关，但没有严格的线性函数关系。中国保持了30年平均22%的M 2增长率，M 2所体现的是整个市场的资金量 和购买力大小，这为房产等资产价格的走强提供了有力支撑。笔者发现，一般M 2出现较大波动后，房价也会有相应变化，时间差大致是6个月到1年。
房价与利率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从供求角度看，利率提高导致购房者贷款还供压力加大，有效需求受到抑制，供大于求导致房价下跌；从资产估值的角度看，在中国占有很高比重的期房销售，实质上是未来房价按社会平均收益水平的折现，但银行基准利率的提高会导致房产折现值的下降，即房价下跌。
房价上涨并非因为汇率变化，但汇率在房价趋势形成后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中国保持了10年相对稳定的汇率之后，于2005年开始汇改，此后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一直下降，期间房价则稳步上涨。人民币升值预期诱发了外资的涌入，推高了国内房价。
3.政策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是典型的政策市，受政府调控影响十分显著。除了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为了救市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外，大部分时间里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为基调，尤其以2011年为最盛，出现了“限购令”、“限贷令”、“限价令”三大政策的叠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投资、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资金成本，也促进了推动房价上涨各项因素的形成和增强；房地产行业的优惠和扶持措施可以通过增加有效需求来活跃市场（如降低首付比例、交易税费减免等措施可将原本并非有效需求的潜在购房群体激活，成为新增需求）。反之，亦然。
二、房价由供求关系决定
通过对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影响因素的梳理，可以发现，所有因素的变化最终作用于市场的供求双方，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从而最终引起房价的涨跌。因此，笔者认为供求关系就是房价形成机制的核心，是决定房价的内在动力。以下仅对房地产市场中的住宅市场作一简要阐述。
1.住宅需求
住房需求包括三个方面：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投资性需求。
刚性需求，取决于新增城市人口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形成的购买力。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增加的城镇人口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是刚性需求的有效支撑。但在经济萧条时，城市化进程的放缓与收入水平的减少则会抑制需求的增加。
改善性需求，取决于当地的人均面积、户均套数、富裕程度。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一旦房价过高，将抑制改善性住房需求。
投资性需求，符合“买涨不买跌”的资本逐利本性。房价存在上涨预期时，资本涌入；房价存在下跌预期时，资本撤离。资本具有加速房价趋势形成的作用。
2.住宅供给
住房供给受两个环节影响，一是土地供给，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
中长期看，土地的经济供给弹性很小，特别是国家对18亿亩耕地的严格保护，使城镇建设用地相对稀缺。短期看，地方政府的年度供地计划安排将影响未来1～2年内住宅用地的供应量。
土地的供给只有经过房地产开发，才形成住房供给。房地产开发投资减少，或开发商有意囤地，均可能造成住宅供给的减少。
3.供求关系决定房价走势
上述的需求量和供应量的变化和相互关系，将最终决定房价的涨跌和方向，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观点：
第一，房价涨跌由商品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的经济原理也适用于房价，但由于房地产涉及面广，商品房供求同时受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财政、货币等调控政策通过影响供求关系来调节市场价格。
第二，房价上涨或下跌趋势形成后，资本的涌入或退出将起到助推作用。房地产本身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作为消费品，买跌不买涨；作为投资品，买涨不买跌。由于投资品的属 性，资本在投资、消费两个环节起作用。在房价处于上涨趋势中，资本的进入加速房价的上涨；在房价处于下跌趋势中，资本的撤离加速房价的下跌。“地王”、“炒房团”都是资本逐利的表现，都是“火上浇油”和“落井下石”，起着加速、助推作用。
第三，房价拐点的判断有赖于底部和顶部的确认。到达底部时往往表现为成交清淡，而从底部崛起时则伴随着成交量的大幅增加；到达顶部时往往有价无市，而从顶部下跌时也伴随着交易的活跃。
第四，房价波动有周期性，阶段性的高点和低点可以通过供求关系进行简单判断。假设供给量短期内较为确定，那么在房价下跌过程中，刚性需求决定房价下跌的底部；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投资性需求决定房价上涨的顶部。
三、如何进行房价研判
由于影响房价走势的供求关系受到宏观经济、城市化进程、收入与税费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干预的影响更为突出。单纯地进行某些指标的回归分析，难以构建出一个有效、实用的房价预测模型。通过供求决定房价的四个简单法则，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的一般规律，但若要对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进行研判、特别是对房价拐点的把握，还需在房价预测的具体业务工作中，注意三个要点：
一是注意市场范畴的不同，如全国市场的整体走势与地方区域市场的不同，住宅、商铺、写字楼等不同产品的供求关系不同，普通住宅与高端公寓等细分市场的不同。不同的市场范畴，影响房价形成的因素也有很大的区别，需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
一、会计计量方法的演进：现值模式――信息观――计量观
(一)理想环境下的现值模式理想环境是指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和经济体制中的利率是众所周知的，确定的。包括可以确定和公开地得知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和经济中的利率；或者是在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强调了具有一个给定的、固定的用于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折现率；完整的、众所周知的事件组合；事件概率的客观性及事件实现的公开性和可观察性；这样可在期望的现金流量的基础上计算出公司的市价，理想状况下的市场是完美的市场，其会计计量方法是现值会计模式，资产和负债的计价基于期望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财务报表是建立在期望现金流量基础上的，而且与股利是无关的，财务报表具有相关性；它客观地反映了期望的未来现金流量且管理人员无法操纵报表数字，所以，财务报表是可靠的，资产负债表包含了所有的相关信息，而收益表不具有信息含量。
(二)市场有效假定下的信息观理想环境难以存在，因而在现实环境中，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需求十分重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表现为会计信息能够改变投资者的信念和决策行为，把有用性等同于信息含量称之为财务报告有用性的信息观。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是财务报告的一种方法，认为预测未来公司业绩的责任在于个人，并且专注于为此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一方法假设证券市场是有效的，认为市场会对所有来源的信息作出反应，包括财务报表。财务报告的信息观主要是研究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而不考虑市场是怎样把信息转换到股价中去的。信息观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起就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信息观假定投资者是足够理性的和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价格会对会计信息作出及时反应。信息观是建立在历史成本会计基础上，历史成本会计是损益表法，即未实现的价值增量不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净利润滞后于真实的经济状况。价值的增加通过收入或者现金流的增加实现时予以确认，收益是收入与赚取收入所费成本的配比过程，损益表含有重要的信息含量，提供了公司创造价值当期部分的信息。
(三)市场并非充分有效下的计量观1968年，鲍尔和布朗(Ball & Brown)等人从不同角度对证券市场中股票价格对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产生的反应进行了验证，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但现实中证券市场并非如原来认为的那样充分有效，列夫(Lev，1989)的研究表明，在短时间内股票收益中，仅有2％-5％的的非正常收益是由会计盈余所引起的，这带来了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告是否具有相关性的问题。实证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证券市场可能没有原先认为的那样有效。
除非在理想环境下，不能期望净收益能解释证券的所有非常报酬。然而净收益的市场反应份额仅占2％～5％也似乎太少，列夫将这归因于低劣的财务报告质量，这导致了针对低质量盈利信息原因的研究。柯林斯、科萨、桑肯和斯隆(Collins，Kothari，Shanken&Sloan，1994)证实，低盈利质量是因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盈利信息缺少及时性。这导致了一种提议的产生：当可靠性的减少所带来的损失没有超过增加及时性的效益时，将公允价值计量纳入财务报告也许能提高盈利信息的质量。随着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大量使用，在财务报表中增加对公允价值的使用成为必要。因此，公允价值会计体现了由信息观向计量观的转变。
所谓财务会计的计量观，是指会计人员已经认识到有责任将现值或公允价值恰当地纳入财务报告中(Scott，1997)。大量的研究表明，对计量方法的应用可以增强财务报告决策的有用性(Scott，1997)。证券市场并非充分有效增加了财务报告的重要性，改进后的财务报告能更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公司的内在价值，降低行为性偏见的程度。所以，证券市场的并非充分有效支持了决策有用的计量观。
二、计量观的支撑依据
决策有用计量观是一种财务报告方式，该方式是在具有合理可靠性的前提下，会计人员将公允价值融入财务报表中，从而认可公允价值在帮助投资者预测公司内在价值时所起的作用。
(一)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计量观鲍尔和布朗(Ball & Brown，1968)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证券价格确实对净收益有所反应，投资者可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告包括充分披露的信息中获取决策信息。但是随后列夫(Lev，1989)的研究表明，在盈利信息公布前后几天内，投资者所获证券异常报酬中，只有2％～5％的份额归功于盈利信息本身，大部分异常报酬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针对市场对财务报表信息做出的反应，许多会计研究者进行了实证研究：预期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考虑一项风险投资时，将会分别评估其收益和损失。谢弗林等经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投资者会持有已发生损失的股票而卖出可获得收益的股票，这样对收益和损失分开评估与对概率进行主观衡量结合起来，会导致一系列非理。伯纳德和托马斯证明了净收益公布后，股价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波动。欧和彭曼的投资战略模型证明，市场并未对某些资产负债表信息做出充分反应，而是等到资产负债表信息在收益或现金流量上体现出来才做出反应等。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证券市场并不象人们先前所想象的那样有效。
证券市场上投资者还存在过分自信和自我归因偏见，即投资者根据净收益信息会作出过分偏离他们作为理性投资者该做的反应，并且认为好的决策结果是其能力强，不好的决策结果则是因为出现的事件状态不好，不是自己的过失。这种心理因素会导
致市场的股价惯性，通过泰特曼的实证检验已证实了这种股价惯性的存在。所以说证券市场并非充分有效，这就提出了历史成本报告是否具有相关性的问题。有效市场异常情形的存在，如延迟反应、市场对非盈余信息的反应等，意味着投资者在评价企业未来盈利的可能性时需要更多的其他信息，而不仅仅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这是由于财务报告的盈余信息质量不高导致的，所以将公允价值计量观引入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告中，或许能提高盈利信息质量，从而使投资者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提高投资决策的有用性。
(二)奥尔森净剩余理论支持计量观净盈余理论显示，企业的市场价值可以按照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变量来表达。奥尔森的净剩余理论(也称为残余收益模型)通过说明公司的价值是如何可由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基本的组成部分来确定，提供了一个与计量观一致的理论框架。奥尔森认为，公司价值的根本决定因素是其股利流。因而计算公司价值有三种方法：一是用期末所持现金的预期现值计算，称为比较股利模型，即公司价值=预期期末所持现金的期望现值；二是用未来的现金流量计算，称为现金流量模型，即公司价值=期初所持现金+本期预期流入现金的期望现值，即三是用财务报表变量来表示，称为费尔萨姆一奥尔森模型，即公司价值=每期资产负债表上公司资产的账面净值+未来异常收益的预期现值(商誉)，其中异常收益=预期收益一实际收益。
从净盈余理论的公式可以看出：公司市值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都相关，因为公式揭示了本年度的异常收益；该公式也显示，投资者需要信息来帮助评估存续收益与投资者对当前盈利的反应。
在理想环境下，商誉为零，所有资产和负债都是按照公允价值计价的，这种会计称之为无偏会计。若部分资产按照历史成本计价，资产负债表上公司资产的账面净值就会发生偏移，这种会计称之为有偏会计。对于有偏会计，只有奥尔森的净剩余等式成立，其余两个公式不成立。当会计是有偏的时候，公司没有记录商誉，所以历史成本会计下净收益会滞后于实际经济业绩。奥尔森的净剩余理论模型的特点是，不管公司如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是高估净收益还是低估净收益，由会计政策选择导致的未入账商誉的变化正好被账面价值的反向变化等额抵消，所以奥尔森模型计算出的公司价值是相同的。
费尔萨姆一奥尔森模型引进了持续性，这里有两方面问题值得关注：即使在理想条件下，由于异常收益会持续到下期，则损益表也含有重要的信息。因为公式：公司价值=每期资产负债表上公司资产的账面净值+未来异常收益的预期现值(商誉)，此时公式中商誉≠0；由于可持续收益对公司未来业绩至关重要，所以投资者希望获取能帮助他们估计可持续收益的信息，会计人员应当对持续性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以提供对投资者更有用的信息。
费尔萨姆－奥尔森模型可用来预测公司的股票价值，然后与公司的实际价值对比，这样可以看出公司的股票价值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奥尔森的净剩余理论支持了计量观。因为如果在资产负债表上报告的公允价值部分越多，则公司价值中包含在未入账的商誉就越少，于是投资者在估计公司价值的构成部分时所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能够提高投资者的决策质量。
尽管净盈余理论适用于任何会计基础，但其“企业价值取决于基本的会计变量”的证明与计量观是一致的。
(三)实务中法律责任的承担也支持计量观(不是增加披露)越来越多的实务因素也支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计量上，如金融机构的破产表明资产价值被严重高估，所以，出现了要求用市价计价、最高价测试以及其他公允价值为基础技术的会计准则以有助于减轻审计人员的责任。审计人员为了减轻法律责任，更愿意在资产负债中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观，在不严重丧失可靠性的情况下，会计人员采用公允价值会预测到公司可能出现破产、兼并、环保责任等方面的价值变化，增加决策的有用性，这导致了计量观的复归。
环境的变化也给历史成本会计带来了难题：如技术进步要求公司调整规模和结构，这必然会造成许多兼并、重组、裁员与破产事件的发生，给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净收益与资产估值的充分性施加了压力。另外，由于面临许多未来责任，如环保责任、社会责任，则无法应用历史成本会计的收益与配比原则。计量观的大量使用在减少投资者的偏见以及控制市场的无效率上还是有作用的。对证券市场的研究，关键是确定市场的有效程度问题。所以会计人员主要是要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计量观将增加决策有用性，以减少现存市场的无效性。由于存在可靠性问题，计量观永远不会扩展到所有财务报表项目都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如资本资产的历史成本的计量基础不会被取代。
三、现值计量观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
现值计量观应用中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可靠性。如果为了更大的相关性而牺牲了太多的可靠性，则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应在财务报表中恰当的引入公允价值。对某些资产和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确认与计量来提供信息，财务报告的重心将由利润表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上。
(一)财务报告现值计量项目 一直以来，财务报告中就存在相当多的现值计量项目，如短期应收和应计项目因支付期间相当短，没必要折现，实际上是以现值为基础计价；长期债券中使用实际利率法；投资使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一旦资产价值被冲减，就不再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当资本资产账面价值超过可回收净值时，应冲减账面价值，计算可回收净值时所估计的未来现金流量不需要折现，如果资产减值了，则应当减计至公允价值；若一公司被全部或实质收购，则允许被收购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按重估后的价值进行记录，将计量观引入了财务报告。以上均运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观。这些项目中部分运用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公司财务状况和前景，对投资者的决策是有用的。
(二)美国金融工具计量观一是债权和权益证券的计价。FASB将债权和权益投资的资产分为持有至到期日的、为交易而持有的、可用于出售的三类。持有至到期日的证券按照摊销后的成本计价，为交易而持有的以及可用于出售的证券按公允价值计价。衍生金融工具。二是衍生金融工具是价值取决于一些基础性的价格、利率、汇率或其他变量的合同。衍生金融工具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初始投资，要求或允许用现金交割――不需要交付与基础性变量相关的资产。衍生工具具有杠杆的性质――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许多保护或进行投机活动。FASB要求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必须以公允价值计量。三是套期保值会计。进行套期保值主要是为了进行风险管理，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价格风险和信用风险。企业可以通过持有的资产和负债进行自然套期保值，也可以通过购买套期保值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信息观下与套期保值交易有关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予以递延，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直至这些交易真正发生。FASB要求对
于指定为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套期保值的衍生工具(称为公允价值套期保值)，套期保值工具和被套期保值项目上的利得或损失计人当期损益。而将指定为预期交易套期保值(称为现金流量套期保值)的衍生工具上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包含在综合收益中，直至交易对净收益产生影响。
(三)无形资产会计无形资产会计是对计量观的终极测试。由于无形资产很难预测其盈利性和成本收回，因而无法确定其公允价值，无形资产只有在其获得高于所用资本成本的异常收益时，才具有商誉，但报告商誉的公允价值会带来信息的可靠性问题。商誉主要有外购与自创两类。外购商誉是指当一家公司并购另一家公司时，兼并公司支付的价格与被兼并公司资产公允价值的净值的差额为商誉。在历史成本基础下，商誉必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摊销。但在现值计量观下，商誉以收购时所确定的价值被保留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除非有证据表明它已经减值，此时应采用最高值测试从而将商誉减计至新的公允价值。新准则取消了权益结合法，并对商誉运用最高值测试使无形资产确认向计量观迈进，净剩余模型可能为估计商誉的公允价值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自创商誉。自创商誉由于没有现成的确认成本，所以通常在其发生时就会被冲销，由此带来了收入和成本不匹配问题，且报告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很低。改进自创商誉的建议包括将成功的研究项目资本化，以及重编前期的财务报表，以在获取了更多的近期信息后更正提前冲销的无形资产成本。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境外并购 并购价值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演化为金融危机，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境外各大证券市场股指大幅走低，欧美企业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投资者信心受挫，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开始显现。在此经济背景下，境外的企业并购活动显著降温。据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的《全球并购市场2008年第四季度回顾报告》显示，全球并购交易额结束了5年来的持续增长，在2008年同比下降了29.6％，只有2.9万亿美元。特别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宣布的并购额为0.56万亿美元，比第三季度环比下降34.6％，与2007年同期相比更是降低37.1％。而与全球并购市场的低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并购市场仍表现强劲。2008年，中国并购交易额达1596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4％。其中，境外并购交易额为784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51.1％。面对这种反差，理论界与实业界有明显不同的认识，中国并购公会常务理事熊焰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百年机遇，中国企业参股欧美实体公司正当时(熊焰，2008)，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则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谨慎实施海外抄底(成思危，2008)。那么，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究竟该如何抓住机会、规避风险，是当前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企业境外并购的价值追求以及金融危机对这些价值追求的影响角度入手，讨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实现问题。
一、企业境外并购价值追求的基本认识
境外并购是指东道国境外投资者并购东道国境内企业的股权或资产，或通过其已在东道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并购东道国境内其他企业的股权或资产，以及其他获得东道国境内企业控制权或资产的行为。与国内并购不同，境外并购是从母国(投资国)与东道国(被投资国)的角度研究跨越国界的企业并购行为，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各国间流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企业为何要进行境外并购，这涉及两方面：一是为何进行跨境直接投资；二是为何采取并购(M＆A)而不是新建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对这两方面的认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国际化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企业并购理论、跨国并购理论等，从多个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在综合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进行境外并购的价值追求应从两个视角进行考察：一个是经济效率视角；另一个是管理效率视角。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企业境外并购可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价值或其组合：
1、重置成本的节约。境外并购还是新建投资，最重要的经济考虑是哪一个更节省投资。单纯从资产的重置成本来考虑，就是把目标企业进行估值，然后同新建一个类似于目标企业规模的企业需要的成本开支进行比较。如果境外并购一个类似的企业更能节省成本，那么并购就是经济的选择；反之，新建投资就更有效率。
2、规模经济性产出。规模经济性是通过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技术的规模经济、生产的经验曲线以及范围的经济性体现的。对境外并购的规模经济性，许多学者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分别分析了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下生产和销售成本曲线的变化，通过这些分析从经济学层面证明了跨国并购的规模经济效果(干春晖，2004)。
3、时间成本控制。与新建投资相比，境外并购所显示的时间成本优势最为明显。有研究表明，在国外创建新企业从考察谈判到开业一般要用1.5年时间，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至少要用3-4年。相比之下，并购企业只需要短短3-5个月即可迅速形成生产规模，即使加以改造最多也只需1-2年，比新建企业节约2-3年(史建三，1999)。
4、合理避税效应。境外并购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避税效应：一是合理规避资产增值税；二是以被并购企业亏损为理由，在合并财务报表时将母公司的盈利和被并购企业的亏损相抵扣，从而利用税法中规定的亏损延减条款规避所得税；三是根据不同国家间税率的差异和会计政策的差异，通过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进入低税率的国家，可以规避高税赋国家的综合税。
5、获取投机收益。通过境外并购进行投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股票预期效应，它是指由于并购后的新公司通过重组调整，规模扩大，资源增加，引起股价上扬，股票预期盈利率升高，使投资者可以通过投机活动获取巨额的资本收益；二是收购低价资产，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以及汇率安排不当等因素的作用，导致并购企业以低于目标企业经营价值的价格获得目标企业的资产，从中赢利。
从管理效率角度看，企业境外并购可获得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或其组合：
1、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从战略管理角度出发，境外并购可以不是为了获取即期的最大利润，而是在充分考虑竞争对手战略反应的情况下做出的全球战略性投资决策。这包括：全球性战略资源的控制、全球性市场网络布局、全球竞争性资源的开发、全球性规制话语权的取得等。
2、控制权的转移和集中。在境外并购中，取得了控制权就意味着取得了公司发展的控制权，这对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构建，减少竞争对手，实施整体发展战略都十分必要。基于控制权转移和集中的境外并购，其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追求剩余收益的分配权，而是以取得控制权为最终目标。
3、组织上的一体化发展。通过并购，把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企业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统一指挥，分工协作，这是全球化时代大型跨国公司建造“经济帝国”的重要手段。
4、协同效应的实现。境外并购同样追求资源在国际范围内企业间的协同。这些协同包括：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文化协同。
自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参与境外并购的个案与投资规模迅速增加，2002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投资额仅有2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投资额达到700多亿美元，增长了300多倍。分析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动因主要有三种(向平、孔杰，2008)：一是确保资源供应；二是获取核心技术、国际品牌和国际市场渠道；三是避免贸易摩擦和关税壁垒。对照上述企业境外并购的一般价值追求分析，目前三种动因下的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更倾向于追求管理效率，尤其是对全球相关领域进行战略布局。比较
而言，由于中国企业整体实力不强，特别是缺少大型跨国公司，因此经济效率视角的各因素以及管理效率视角的其他因素目前在境外并购中考虑不多。那么，金融危机是否为中国企业追求并实现其他境外并购价值带来了新的机会，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中加以深入分析。
二、企业境外并购条件的一般讨论
有明确的价值追求是企业参与境外并购的内在动因，但能否顺利实现则有赖于企业是否具备境外并购的基础条件。对于跨境投资的条件，垄断优势理论(S.Hymer，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P.J.Buekley and M.Casson，1976)、边际产业扩张理论(Kiyoshi kojima，1978)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而综合这些理论的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H.Dunning，1977)则被更多认同。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其它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主要包括产品、技术、商标、组织管理技能等专有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拥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内部化利用的能力。同时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并非一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它也可以通过在国内扩大规模后出口来获得充分补偿，因此，这两种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选择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这些优势包括东道国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政府的各种投资优惠政策、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当地生产要素的可供性，以及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区位优势的大小决定着是否进行对外投资和对外投资地点的选择，它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为研究对象分析跨境投资条件的。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显然很难同时具备三种优势，尤其是所有权优势。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针对这一现象，美国学者穆恩和罗伊(穆恩，1993；罗伊，2001)提出并逐渐完善了“对外投资不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基于资源和要素方面存在的不均衡性，才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特别是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学者吴国蔚认为(吴国蔚，2006)，若是将邓宁的理论与穆恩和罗伊的理论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一套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动因的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新折衷理论。跨国并购新折衷理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不是其进行跨国并购的先决条件，而是其开展跨国并购追寻的目标，即动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其自身缺乏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中的一种或几种，所以利用优势获取利益这样的并购动机是不现实的。他们开展跨国并购的动机，一般都是通过并购外国目标企业来获得自身所不具备的优势，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这是一种优势输入的过程。
本文认同吴国蔚的分析，但也认为吴国蔚仍然是基于动因层面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并购行为的分析，而从并购条件方面来看，并不是具有并购动因的所有企业都能进行境外并购。综合邓宁的“三优势范式”与吴国蔚的新折衷理论认识，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不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情况下开展境外并购活动，但其所实施的并购活动的核心目标在于寻求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某一方面或其组合，而实现并购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并购方必须具有整合外部优势，构建自身相应优势或优势组合的能力。这一优势构建过程见图l。
从图1中并购后企业核心优势的构建过程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并购主要在于获取优势，为实现这一目标，并购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有符合并购方发展战略且具有某种优势的目标企业；二是并购方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支持并购全过程；三是并购方拥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实现并购后目标企业优势的输入。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带来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危机对境外并购价值的影响；二是危机对并购条件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的影响
从经济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机使目标企业估值大幅降低，这使得用重置成本方法评价并购价值更有意义。以金融机构为例，受金融危机影响，金融资产大幅贬值，这给较低价格进行收购提供了机会，如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低价收购；日本野村证券仅以2.25亿美元就收购了雷曼兄弟在亚洲的业务，包括员工、贸易系统及其他公司财产。同样，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欧洲各国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实体资产估值也随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而不断走低，这无疑为境外低成本收购提供了机会。其次，伴随股市下跌，企业估值的下降，某些企业会出现价值严重低估的可能，这给投机性并购带来短期交易价值。以香港证券市场为例，在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时，跟随全球股市大跌，香港恒生指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18000多点跌到11000点，跌幅达40％，其间一些股票超跌严重，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远洋的股价一度跌到比拆船价格还低的每股2.55港币，这种情形的出现会为投机性并购提供很好的获利空间。
从管理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全球性战略布局的目标企业增加，并购实现的可能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危机使全球性战略布局的成本降低。危机使一些能源、资源企业股价出现大幅缩水，从而降低了收购标的资产的市场价格。二是危机的蔓延使全球性战略布局的障碍大大减轻。危机使一些企业现金流紧张，企业经营困难，这增强了原有股东出售股权的意愿，同时，由于企业流动性收缩产生外部资金流入的需求，削弱了所在国的国民和政府对境外并购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态，因而也降低了收购的政治风险、技术和监管壁垒。其次，受金融危机影响，境外并购后的整合相对容易一些，因而有助于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由于危机给目标企业的管理层及员工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为逃离这些负面影响，职员在接受新的控制人方面会变得相对积极，这有助于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和文化协同的实现。
综合以上两方面认识，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方面的影响可通过表1反映。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条件的影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境外并购更多地是寻求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输入，而并非是输出这些优势，因此，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应重视金融危机影响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并购目标、现金流、整合能力三个方面的变化。
1、金融危机使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并购目标大
量增加。受金融危机影响，不论是具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还是具有区位优势的资源类企业，都很容易成为并购的目标企业。以资源领域为例，由于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目标企业主要集中在该领域，而这一领域又是各国家和地区控制比较严的行业，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的境外并购屡屡受挫，主要是由于多数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其资源开发采取种种限制，在开发资质、企业设立、股权转让等方面制定了一些苛刻的条件。甚至有的国家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无论规模大小都进行严格审查，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为名予以反对，例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加州尤尼科公司，就由于华盛顿政客强烈阻挠下而终止。这种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了明显的改观，目前各矿业大国纷纷向中国投资者发送了强烈的欢迎信息：从澳大利亚政府驻华公使的热情邀请，到北美矿业大国加拿大7省的联合推销，再到南非能源部长的积极支持，这些原本会被“严格审察”的并购，如今似乎变得轻而易举。
2、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现金流具有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的流动性紧张问题。虽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受到的直接冲击有限，但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的流动性也受到明显影响，出现紧张状况。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并购融资更加困难，加之目标企业股东在危机中会更加偏好于现金支付，这些都会给境外并购所需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3、金融危机对提升中国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中国企业参与境外并购的主要弱项是缺少并购的软实力，突出表现在并购后的整合能力差。例如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长达5年的整合仍然没能使双龙走上正轨，最终让10亿元并购资金打了水漂。金融危机以后，伴随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企业的硬实力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重视，这种重视会提升中国企业对目标企业的内部化能力，进而对目标企业的全面整合产生正面影响。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价值实现的保障措施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保障境外并购的价值实现，需要企业与政府齐心协力。
(一)企业层面的保障措施
1、客观看待金融危机带来的并购机会。总体来看，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带来的机会大于威胁。这主要缘于目前中国企业的境外并购主要以获取区位优势为主。据专门追踪统计并购业务的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2009年前2个月与中国有关的海外并购就已有22起，涉及金额达163亿美元。这些并购的主要领域为自然资源，收购金额比重占到所有领域的97％(Dealogic，2009)。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危机给境外并购带来的机会主要集中在并购价格方面、可选择的目标企业的范围方面、进入障碍消除方面，而这些机会对区位优势的获得又具有较强的支持作用，因而对于以资源为主要境外并购目标的中国企业来说机会尤为明显。但另一方面，在把握机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构建上并没有太多影响，这对于核心技术与管理水平都较低的中国企业来说，欲借助金融危机到境外收购品牌、生产线、高新技术仍然要面对原有的困难，在缺少必要的整合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寻求低价、便宜而进行这些领域的并购同样会面对高失败率的威胁。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需要摒弃“抄底”的投机思维，实施理性境外并购。
2、并购目标选择要符合企业发展战略。成功的境外并购大多选择与自身关联度较高的并购目标。围绕主业并购，一方面可以巩固传统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业务领域熟悉，更易于控制风险。而境外并购的失败大都与其缺少明确战略目标有直接联系，很多收购并不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历史经验也证明，一哄而起的并购最终会导致失败。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境外并购美国企业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与自身长远发展目标相协调，主要选择与自身主业相关度低的非制造业的房地产、金融领域进行并购所致。
3、有实力的企业应该借助危机进行低成本海外扩张。以银行业为例，中国国有银行的实力不可谓不强，2008年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排名前三，但如此有实力的企业业务仍然集中于国内市场。据统计，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资产业务市场集中度合计已超过60％。其中，2007年工商银行的资产业务市场份额达16.5％，远超美国第一大银行美国银行同类数据13.9％的水平。反观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跨国银行，海外平台利润已占它们总利润的50％以上，例如花旗集团，美国非本土的市场业务所占营业收入比例甚至接近50％。面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广度和深度上的差距，实力较强的中国金融企业应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低成本扩张机会加快国际化步伐。具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方式，如借鉴日本野村证券收购雷曼兄弟在亚洲业务的做法，低成本收购一些因危机而破产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良性资产，以收购资产的形式构建一体化优势。
4、做好现金流规划。境外并购应量力而行，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充足的现金流不仅是企业正常运营的保障，也是企业并购成功的前提。前几年TCL并购阿尔卡特以及上汽并购双龙的失败，就与并购中对现金流陷阱估计不足有很大关系。以此为鉴，要求企业在并购目标选择时应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选择规模适度的交易标的和支付方式，对目标企业隐藏的潜在现金流风险客观评估，以免企业陷入现金流困境。
5、重视境外并购整合能力的提升。并购整合决定着并购的成败，有数据表明，70％以上失败的并购都与整合不力有关。在境外并购整合方面，中国企业需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要承认中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不强的事实，选择整合难度相对较小的行业、企业作为并购对象，也可以考虑选择债权收购、资产收购等整合比较容易的操作方式，逐渐渗透进入国际市场，降低整合风险；二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积累国际并购经验，通过增强并购的软实力提升境外并购的整合能力。
(二)政府层面的保障措施
1、构建良好的企业境外并购环境。一是要注意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积极态势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展示，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平稳较快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为东道国目标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心理基础。为维护这种良好的并购环境，特别要注意防止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二是优化境外并购的有关环境。推动境外投资与并购立法，明确投资准入、并购形式、监督管理和收益分配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准入措施，为国内企业境外并购储备人才；重视培育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本土化的中介服务体系，改变目前国内企业境外并购中介业务基本由外资机构控制的局面。
2、制定国家层面的企业境外并购发展战略。面对
当前金融动荡带来的机遇和国内企业境外并购日益活跃的现实，中国应汲取国际上境外并购的经验和教训，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内企业境外并购的国家战略。战略内容宜涵盖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实施方式和考核指标。对重点领域(如能源、资源领域、高新技术领域)、重点行业(如银行业)的境外并购还要作出具体规划。
3、协助企业做好与东道国相关部门的关系协调。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帮助企业处理与东道国有关方面的矛盾，消除并购障碍。目前中国作为“资源大买家”的形象，其境外并购仍然在全球激起了超乎预料的反对声浪。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相关交易国的政府、民间、同业，也来自被收购一方的股东。他们担心中国企业有意控制资源价格，质疑中国企业的收购源于政府意志，视那些大胆参与国际资源并购或能源交易的中国企业为政府的延伸，更怀疑其收购资金的来源。这些怀疑，再度成为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的障碍。面对这些障碍，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与企业协作，同东道国有关方面进行必要的沟通，以消除误解，推进并购。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门应对拟进行境外并购的国内企业做好必要的疏导，防止境外并购过分集中而引发抗议以及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抬高并购价格。如2009年前2个月中国企业的境外并购资金流向就非常集中，不仅过于集中在资源领域，在区域分布上同样过于集中，在澳大利亚的收购金额就占到总金额的90％(Dealogic，2009)，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必要的疏导，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有关方面的担心和抵制。
关键词：企业大数据；资产属性；资产定义；资产确认
一、引言
大数据日益成为国家和企业组织的战略资源。研究和实践发展表明，大数据有助于获得生产力、竞争优势、效率[1]，是创新能力以及创造消费者盈余的关键要素[2]，是一种促进公司绩效提高的正向因素；采用“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的企业能够获得约5%的生产力和约6%的利润率，这些差异在排除了劳动、资本、购买服务、传统IT投资等解释因素之后依然强劲[3]。大数据已成为类似于品牌形象的一项企业资产[4]。然而目前却缺乏一种有效机制或方式来正式揭示这一新型企业资产的价值。会计则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正式机制。作为一种经济信息系统，会计通过提供对利益相关者决策有用信息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决策有用信息，即与企业组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相关且可靠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理论上讲，凡是能够对企业组织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要实质性影响的经济事项或经济资源，都应当包含于企业的财务报告中。大数据正是这样一种具有远大运用前景和价值创造潜力、能够对企业组织产生重要实质性影响的经济资源，因此，它的价值信息也应当包含于当今的企业财务报告中。当然，“在财务会计中，并非所有经济资源与义务及其变动都被确认与计量”（美国APB第4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基本概念与会计原则》，1970）。但是，在符合了“效益大于成本”和“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并满足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时，就应当将一定的经济资源或资源要素确认为财务报表要素（美国FASB第5号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1984）。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甚至超过传统有形资产（想想Facebook）。然而，由于对这些无形资产的计量存在困难，或者对其确认不满足“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致使这些无形资产仍未在组织财务报表中正式列报。但是，不对这些具有重要实质性经济影响的无形资产进行列报，无疑降低了相关组织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正因为此，有关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和计量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会计学界的当务之急，也构成了当前会计热点和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大数据作为近二十年新兴的一种无形资产①，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人类社会正走向全面数据化（孙海华，2015）、“赢得数据者赢得产业”（郑英豪，2015）。另一方面，国家借力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国家”等战略举措及一些行业日益“数据化”“智能化”（如互联网、电信、金融等行业）等，使得大数据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产，而这种战略资产的价值却未能在政府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财务报告中得以反映，这无疑会引发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利益相关者对组织质量的判断，也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美国FASB第5号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1984）规定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为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可靠性。IASC（现改组为IASB）《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也明确规定一个项目需满足“与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主体；对该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加以计量”两个条件时才能确认为会计要素。我国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也做出了类似规定：一项资源应当符合资产定义，并同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才能确认为资产（第二十一条）。“符合资产定义和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符合资产定义，但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不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第二十二条）由此可见，大数据能否作为资产要素确认，就包括对如下两个方面问题的回答：第一，企业的大数据资源是否符合资产定义？第二，企业的大数据资源能否满足资产确认条件？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两个问题一一剖析，即对大数据的资产属性进行探析。
二、企业数据生态系统
大数据是指其规模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够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Laney（2001）最早提出了大数据的“3V”特征：容量大（Volume）、多样化（Variety）、速度快（Velocity）。“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运用“4V”特征：数据体量大（Volume）、数据类型繁多（Variety）、处理速度快（Velocity）、价值密度低（Value）描述大数据。Moffittetal.[5]则详细而又灵活地描述了典型的大数据应当具备的条件或特征：（1）系机器自动获取或产生；（2）可能仍是以传统形式存在，但会因频繁广泛地收集不断扩大；（3）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全新的数据来源；（4）没有被格式化，因而不易被使用；（5）可能大部分都是无用的，虽然大数据的收集及其经济意义是积极的；（6）当与企业ERP系统里的结构化数据相结合时，就会有用得多。“大数据”与传统“小数据”相比，最大差异不在于其“容量”（Volume），而在于其“格式”（Variety）。“小数据”多为结构化数据，如销售、工资、会计、采购等交易数据，这些数据多以一个包含行、列的表格形式呈现。而大数据，不仅包括传统的小数据，更多包括非结构化数据（约占90%），它们难以量化，难以用传统的行、列方式呈现，可以跨设备收集（包括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传感器、卫星等），主要表现为一些“软”信息，如视频、卫星图像、社会媒体交互，或电子邮件、短信、网页等[6]。
但也正是这些非结构化的大数据提供了探索和利用大数据的最大机会。Moffittetal.[5]的“企业数据生态扩展图”提供了有关企业数据类型、来源、结构、收集方式等动态演进的大致框架。该框架描述了随时展和科技进步，企业数据从最初的手工收集到后来的自动化收集，从最初主要是内部数据到后来的内外部数据日渐融合，从传统的结构化小数据到现在联结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大数据，企业数据已然是一个数据类型多样化、数据来源广泛化、数据结构复杂化、数据内容丰富化、收集成本低廉化的数据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根据图1，位于企业数据核心地位的依然是传统数据，包括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资源管理（CRM）、会计信息系统（AIS）等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企业基础性数据。早期这些数据通常由手工收集。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企业收集数据的范围逐步拓 展，收集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条形扫描码的出现产生了更多扫描数据，这些半自动化数据的收集成本更低，还能提供更多细节性信息，如顾客偏好哪些产品、哪些产品相关、如何进行存货在线控制等。射频识别芯片（RFID）的广泛运用产生了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自动化数据，且收集成本更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网页数据产生，包括网址（URLs）、点击路径（Click-Path）、内容数据等。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出现产生了大量与地理位置、使用场景等相关的移动数据。处于最的是数据庞大的三类大数据：视频和图像、音频、文本等，它们与企业传统数据“紧密联结”[7]，为企业利益相关大数据[8]，并通过“数据桥”被链接和整合进企业的数据环境中，构成企业扩展的数据生态的一部分。“数据桥”是指一些新兴的商业运用程序，如自动脸部识别、威胁识别、语音识别、模糊内容理解、文本挖掘、语音向文本的转录等，其作用在于在数据源和财务运用之间提供一定程度的桥接，从而将数据信息链接到企业的信息系统中[7]。
三、企业大数据符合资产定义分析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该定义强调了“资产”应当具备的三方面特征：一是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二是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三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一）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该特征强调企业的大数据资源应当是由企业过去的经济交易或事项所导致的现实结果。预期在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所形成的大数据不构成企业资产。企业过去的交易包括自行制造、购买、接受投资等经济交易，或者提取折旧、累计摊销等事项。在企业各类数据中，包括由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资源管理（CRM）、会计信息系统（AIS）等在内的传统数据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内部数据，是企业基础、核心数据，有些数据还是企业的关键数据甚至商业秘密。扫描数据则产生于企业的现金出纳机端的收款业务，射频识别（RFID）数据源于企业采用射频识别（RFID）技术来对商品或存货进行识别、跟踪或控制等。在企业的设备上使用互联网会产生网页数据，移动数据是由携带了众多传感器的移动设备提供，包括一些位置、语音和情景数据，用以评估人们的行为和社交互动，它是企业的外部数据。企业中的电话会议等音频数据，访谈面视等视频数据，公司产品等图片数据，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文本数据也都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实数据。
（二）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这一特征要求大数据应当能够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即企业或者拥有数据所有权，或者虽然不拥有数据所有权，但拥有对大数据资源的控制权。Bulgeretal.[1]依据数据获取方式及所有权，将大数据分为三类：第一方数据（组织自行收集数据、拥有数据所有权）、第二方数据（与其他组织合作收集数据、数据所有权不能确定）、第三方数据（由其他方收集数据、其他方拥有数据所有权）。第一方数据包括企业出于商业目的而自行收集的有关客户的数据。如零售业、金融业等在开展业务的同时积累了大量客户交易数据和人口统计特征数据，并拥有对这些数据的所有权。但这类数据通常包含有顾客身份信息，因此需经过“清洗”“脱敏”处理后使用，以保护隐私和安全问题。另一种有争议的情形是：用户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数据或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注册、浏览、购物、支付等产生的数据，其所有权问题目前尚不明确。现有研究或者认为应当归属于个人资产，所有权归个人所有，或者认为应归属为平台资产，所有权归平台所有，个人用户只是这些数据的生产者，但平台在使用时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义务（IT时报，2016）。第二方数据是与其他企业合作收集的数据。数据仅能在合同约定各方之间进行共享，并规定了时间和行为范围。如当一个公司通过GoogleAdWords投放广告时，通常由Google公司代为该公司收集相关数据，也通常由Google公司代为存储数据，而该公司则可以获得由Google代为收集的数据，包括网页浏览次数、页面点击次数、特定搜索的输入次数等。
那么该公司与Google之间就共享数据，但数据所有权通常并不明确。企业之间基于数据的战略联盟也是数据共享的一种形式。如万达、百度、腾讯基于O2O建立的大数据联盟。当然涉及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数据同样需要经过“清洗”“脱敏”以后才能加以分析运用。第三方数据是由其他方（如第三方数据供应商）收集并拥有的数据。如政府数据、数据服务商、征信机构、市场调查机构等收集的数据。在第三方数据层面上，数据的来源和类型都大大增加，数据既可能来自于网页（网页抓取），也可能来自于数据供应商；既可能包括公开或公众数据，也包括封闭性和商业性质数据。如美国的一家高科技招聘公司Gild，运用自行开发的软件，从包括GoogleCode、LinkedIn等在内的80多种公开数据源中，搜索有关程序开发员的网页，并按其编写的免费开源代码的质量来评估其才能，以招聘合适的程序员[1]。由于第三方数据的收集方法通常不是很清楚，故拥有此类数据的公司的声誉至关重要；当数据购买方在收到所购买的数据结果时，关于数据的抽样程序、数据收集细节都不透明，因而数据购买方也不清楚数据是如何被收集的；第三方数据供应商往往根据顾客需求打包数据，针对特定目标群体提供信息[1]。当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外部数据来支撑自身发展，因此企业数据既有第一方数据（如传统数据、扫描数据、RFID数据），也可能有第二方数据（如网页数据），或者第三方数据（如由专业的第三方数据供应商提供的征信数据、市场调研数据等）。对于这些数据，企业要么拥有所有权，要么会计之友2017年第12期通过共享等方式拥有其控制权。
（三）预期会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预期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资产的本质特征。大数据之所以被视为“将和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样，成为一种生产要素”[9]，原因在于其具有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潜力。现有文献表明，大数据将在四个方面大有作为：减少成本、节约时间、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支持内部决策[10]，最终带来未来现金流量的增加。但大数据创造价值不是以原始数据形式，而是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来产生洞见、产品、服务[10]。对企业传统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可以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的例子）。扫描数据、RFID数据的分析运用，可以提供更多关于顾客产品偏好、产品相关性及存货变动方面的洞见，从而能改进产品摆放及更好存货控制，增强企业快速反应的能力，增长销售从而增加现金流（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的例子）。网页数据分析能够帮助提供关于顾客购买决策过程的有趣信息（支持内部决策、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的例子），移动数据则能够提供关于用户行为和社交互动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深入了解顾客、精准营销（支持内部决策、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的例子）。图1显示，视频和图像、音频、文本数据是企业运用最多的三类大数据。虽然大数据的早期运用并非来自于商业，但企业发现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自动抓取数据、外部数据相结合时，能够获取更大的价值[7]。视频数据分析能够提供比口头信息更有价值、更相关的非口头信息[11]。从视频数据中提取的信息能够用于支持营销活动并帮助确定供应链中的瓶颈问题[8]。把与企业高管、董事会成员的面谈视频数据与他们的语音、语言等数据相结合，可以对公司高管意图有更清晰完整的把握，从而洞察公司是否健康[8]（这是支持内部决策、减少成本的例子）。从图像中提取的信息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和把握产品使用趋势、对公司形象进行评估等（这是支持内部决策、提供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的例子）。音频数据里的音高、语调可能预示着压力或异常情况。Mayewetal.[12]运用音频数据分析首席执行官的讲话模式，发现其讲话模式中的语音认知失调与因不合规引起的财务重述之间有积极关系、语气中所隐含的消极或积极的情感状态与股票回报率显著相关（支持决策、减少成本的例子）。分析顾客的投诉电话，能够了解顾客对产品满意度以及产品质量信息，从而提高对产品保修责任的估计（这是支持内部决策的例子）。文本数据可用于提取隐藏主题、发现特定模式或风格等[5]。社交媒体上的文本数据能够用于支持营销、对产品可能存在的瑕疵早期预警、预测销售量等[8]。在美国，电子邮件信息被挖掘用以识别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预测组织欺诈风险，从而减少职业欺诈[13]（这是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的例子）。
四、企业大数据满足资产确认条件分析
（一）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这一资产确认条件的核心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该资源是否能带来经济利益？其二，该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针对第一个方面，前已述及，不再赘述。针对第二个方面，主要分析与大数据有关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由于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瞬息万变，“与某一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能否流入企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流入企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与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具有风险性。会计上运用“可能性”（通常以概率形式）来表达这种不确定性或风险性，并规定了四种量化标准：设与某一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概率为X，则当0＜X≤5%时，表明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极小可能”或可能性很小；当5%＜X≤50%时，表明未来经济利益“可能”流入企业；当50%＜X≤95%时，表明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当95%＜X＜100%时，表明未来经济利益基本确定会流入企业。可以看出，只有当与某一资源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概率>50%时，才能确认为资产。实务中，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及编制财务报告时各项证明和迹象，运用职业判断来确定该可能性大小。不过，大数据分析、挖掘和运用技术的日臻完善将大大提升企业评估和预测业务绩效的能力[8]，使得企业运用大数据创造未来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二）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可计量性是所有会计要素确认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困扰大数据列作资产要素的瓶颈之一。“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会计计量就是以数量关系来确定物品或事项之间的内在数量关系，而把数额分配于具体事项的过程”。其本质是一种价值计量，包括资产计价和损益决定。大数据的计量问题属于资产计价范畴。
1.计量属性的选择资产计价有成本计量和价值计量两种基础可供选择。成本反映投入，价值代表产出，二者均可以通过计量属性予以量化（黄中生等，2005）。成本基础的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强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可靠性、可验证性；价值基础的计量属性包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资产计价究竟应以成本还是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实际上是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进行权衡。权衡的取舍标准是使信息的总效用最大（刘明辉，1999）。那么，对企业的大数据资源进行资产计价，究竟是应该采用成本基础还是价值基础呢？首先，从企业角度而言，企业拥有或控制大数据资源的目的在于获得洞见、提升竞争优势、创造财富，这也是当今世界国家或者企业积极部署“大数据”战略的根本原因和重大挑战。其次，从会计信息使用者角度而言，各类利益相关者更关心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大数据能够为企业创造财富的潜在价值（相关性信息——价值计量），而非这些大数据本身的收集和获得成本（可靠性信息——成本计量）。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大数据应采用价值基础的计量属性，包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具体应结合企业大数据的获取途径或增加渠道，采用恰当的计量属性，以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2.计量方法的发展大数据的价值计量可以参照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方法。自20世纪以来，已提出了多达几十种的无形资产估价模型，评估范围包括人力资源价值（Edvinsson，1997）、信息资产（Moody&Walsh，1999）、专用技术（Reilly，1998）、品牌价值（Sharma，2012）等。与基于成本或市场基础的估价方法不同，Heckman[14]基于数据本身的各项特征（包括定性、定量、价值方面变量）来对数据定价，为将数据计为企业资产服务。我国自2015年以来陆续建立的大数据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也旨在探索大数据的交易和定价机制。然而，正如Savickaite[15]所指出的那样，无形资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反而导致了其“评估过程的无效率”，从而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无形资产是不能够确认的，因为其缺乏一个可靠的评估标准去计量其价值”——“由于缺乏一个可靠的方法来确定无形资产价值，因此无形资产不能够确认”。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大数据的价值评估，故不打算在此探讨大数据的价值评估方法或模型构建。但为了避免陷入上述怪圈，本文认为，随着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定价机制等日渐成熟完善，企业大数据的价值可以得到可靠的计量。
3.计量单位的考虑单一的货币计量手段不足以反映大数据动态、多样、多源等特征，还应采用字节、时间、文本、速率等其他辅计量手段。如：字节（Byte，1B=8bit）为反映数据存储容量的最基本单位，考虑到大数据的规模巨大，可以采用TB（太字节）、PB（拍字节）、ZB（艾字节）及以上字节单位来表示大数据容量或规模；可以采用记录（录音）、文件等表示大量非结构化大数据；可以采用每毫秒、每秒、每分等来表示大数据的产生和发送频率；按类型或来源分类披露大数据，以反映其多样性等。
五、关于大数据资产计量模式的构想
从会计视角，一般按来源渠道或增加途径将资产分为自制、外购、接受投资、接近捐赠、企业合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原因增加的资产。由于当前我国大数据的交易市场尚未普遍建立，相关的数据交易机制尚不成熟，有关大数据的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债务重组等的业务尚不多见，故本文主要针对两类最基本、最常见的大数据资产计价进行初步构想：自行收集加工形成的大数据、外购大数据。
（一）自行收集加工形成大数据的计量企业出于特定商业目的或竞争需求，会主动获取、收集、加工、整理大数据，从而形成企业自制大数据资产。前文所述的企业传统数据、扫描数据、RFID数据等是企业的基础、核心数据，多年来由于技术、环境等原因，这些数据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还只是“沉睡的宝藏”，尚未真正为企业发挥价值。而网页数据、移动数据、音频、视频、图片、文本等数据，则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补充性和辅信息，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决策。在具备资源、技术、人力的条件下，企业可以自行收集加工这些大数据，或者通过企业间结盟的方式与其他企业共享。从所有权角度来看，第一方数据大多为此类数据。企业自行收集加工大数据会产生一定的投入成本（物力、人力、财力等），但相比较而言，企业更看重大数据的潜在商业价值。因此，在会计计量上，其初始计量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因其自行收集加工成本通常能够可靠地取得；在后续计量方面，宜采用能够反映大数据价值的、决策相关的计量属性，如现值、公允价值等。另外，由于大数据的时效性、时间衰减性、无限分享性、零磨损性等特性，还应考虑其减值问题[16]。
（二）外购大数据的计量要像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资产一样从外部市场上购入所需要的大数据资产，需要有完善的数据交易市场和规范的交易交换机制为前提和保障。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各部门、行业之间的“数据孤岛”现象十分严重，数据价值未真正盘活。为推动大数据流通、实现数据价值，我国2015年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旨在推动数据交易市场试点、探索数据交易交换机制。截至2016年年底，包括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长江大数据交易所等在内的大数据交易平台数量预计将达到15—20个（人民网，2016）。其中，我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能够交易的数据类型包括政府、医疗、金融、企业、电商、能源、交通、商品、消费、教育、社交、社会十二类（贵阳大数据交易所702公约，2015）。中关村数海大数据平台可交易除涉及国家安全数据和个人数据以外的数据（含底层数据）[17]。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则可以向个人开放，类似于“数据淘宝”，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长江日报，2015）。另外还推出“以数易数”服务，允许用户与卖方进行“物物交换”（人民网，2016）。大数据作为“商品”交易的实践表明，大数据是数据控制人的数据资产[17]。企业通过大数据交易平台购买大数据资产时，宜采用购买成本（即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则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应能够持续可靠地获得或采用估值技术获得）。同时，也应考虑大数据的减值问题。随着数据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和交易机制的日渐成熟，以数易数、数据捐赠、数据投资、运用数据偿还债务等新的数据交易形式也可能会出现。此种情况下大数据资产的计价可以比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债务重组等相关会计处理原则进行。
六、结论
大数据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战略资源，日益发挥着资产作用。会计作为一种经济信息系统，向组织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大数据资源的决策有用信息是其必然之义。
（一）企业大数据符合资产定义以Moffittetal.[5]的企业扩展数据生态系统为框架，分析发现，包括传统数据、扫描数据、RFID数据、网页数据、移动数据、音频、视频、文本、图片等在内的企业数据满足资产特征，故符合资产定义。
（二）企业数据满足资产确认条件首先，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大大提升了企业运用大数据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大数据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可能性；其次，随着无形资产估值技术的日渐成熟和大数据交易市场及机制的日益完善，企业自行收集加工和外购情形下的大数据其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企业大数据具备资产属性，应当将其作为资产要素进行财务列报。
（三）企业大数据宜采用价值基础的计量模式进行资产计价相比较于企业自行收集加工情形下的投入成本、外购情形下的采购成本（可靠性信息），利益相关者更关心企业大数据能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相关性信息）。因此，对于自行收集加工形成的数据，宜采用投入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宜采用现值、公允价值等计量模式；对于外购的大数据，宜采用购买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宜采用公允价值等计量模式。同时应考虑数据资产的减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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