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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资产定价理论8篇

时间:2023-08-25 09:09:1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篇1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马尔可夫转换 金融研究方法创新 文化和社会特质性研究

当前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国内外股票市场的解释力,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然而很少的理论能与实证证据完全一致,最为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也不例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无法解决的“异象”。经过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行为金融学成为对现实金融市场最具解释力的一种新理论。行为金融学有两个现实的理论基础:有限套利和投资者心态分析(金融心理学)。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因素的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投资者情绪一直是行为金融学解释市场异象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Shleifer等(1998)认为影响交易者形成投资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认知过程就是投资者情绪。Mehra和Sah(2002)认为投资者情绪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未来股价波动的主观偏好,尤其是反映在风险偏好上。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

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已经成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采用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应该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研究重点,目前研究主要在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异象的实证研究上,缺少采用投资组合模型体系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这也是行为金融学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对投资者情绪理论的研究,来发展资产定价的理论及其范式转换与演进,构建反映投资者行为模式的情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并发展相应的行为金融理论。应该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并且,基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及情绪投资组合的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未来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基本研究体系。

(一)理论的研究

范式是由美国哲学家库恩(Kuhn)(1962)提出来的,具体是指它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及一种学术传统和作为一种依靠成功示范的工具、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经济学范式包括假设前提、思想逻辑、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实证检验。各种经济学范式的区别就在假设前提的不同,许多理论上的突破都是在对已经有的理论模型假设前提的放松基础上突破的,马科维茨(1952)提出的资产投资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其核心思想是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独创性地采用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以方差衡量的风险来研究资产选择问题,为金融资产定价分析提供了技术平台。之后投资组合理论开始向动态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方向前进,比较典型的研究有Li和Ng(2000),以及基于模糊理论的投资组合模型,代表性的有Watada(1997)、Tanaka和Guo(1999)、Wang和Zhu(2002)、曾建华和汪寿阳(2003)、秦学志和吴冲锋(2003)等。在马科维茨(1952)的基础上,托宾(1958)提出了两基金分离定理。夏普(1964)和林特纳(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nd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从而可以利用市场组合为各种风险资产定价。罗斯(1976)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针对APT理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模型是否具有可检验性。由于研究视角不同,计算方法各异,不同学者得到的定价因素也相差甚大。以法玛和弗兰茨的三因子模型最为著名,将抽象的APT理论化为具体的带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实证模型。在无风险资产存在的前提下,法玛和弗兰茨(1993)建立的三因素模型为:

针对CAPM及其理论基础的缺陷,西方学者开始把资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与经济个体动态的跨时期效用最大化行为结合起来,在动态的环境中研究资产定价问题。默顿(Merton)与跨期资本资产定价(Intertemporal CAPM,ICAPM)、卢卡斯的CCAPM模型、考克斯的一般均衡CCAPM、和罗斯等人通过研究经济个体的跨时期消费-投资选择行为,利用经济个体在动态环境中的最优化行为规则,提出了新的定价思路和模型——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这个基础上,考克雷(Cochrane,1997)又将所有的资产定价模型都进行了总结,统一到阿罗早就提出的随机贴现因子(SDF)思想上来,实现了资产定价理论的一般均衡大一统(于春海,2006),从而使资产定价的新古典范式得到完美表达。

(二)现代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的缺陷

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充分重视了严谨的数理逻辑分析与推导,但在其中起决定性的还是它赖以出发的假设前提。它的四个理论假设分别是,市场参加者的完全理性、信息的完全性、市场的无摩擦性和风险的可计量性,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成立但是经典资本资产定价也是有它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以有效市场的假设作为前提即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毕竟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从而使得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绝非完全理性。同时,假设投资者对风险厌恶是相同的,这些模型大多忽视了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认为投资者都是同质的,由于崇尚数量模型,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使其在投资实践中难以有效运用,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异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表明经济学家能在加总的水平上完全的忽略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但是这种争论不被行为金融所采纳,其认为投资战略可能受投资噪声、投资心理学或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一些噪声交易者的模型由此发展起来并论证噪声对股票价格的影响(De long et al,1990)、(Yan,2010)。例如,Yan(2010)提出了噪声模型,这种模型指出个人偏见经常不能够被加总水平所取消。噪声模型的短处是噪声信息很困难识别,并且不能衡量,经常不能被实证检验。行为金融理论就是在对经典资产市场理论的质疑和挑战中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更好地解释了诸如“股权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等金融市场的异象。因此,采用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的相互融合的研究方式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而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当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

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身份价值认同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们逐渐发现,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身份、价值与认同是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的必要途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和行为方式(文化)?换言之,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类型(社会范畴)的人行为方式有系统性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的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而又常常被归结为“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或者为“非理性的行为”。投资者情绪与其身份价值认同往往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投资者的身份认同过于多样化,资产的价格波动也就不可避免地更频繁,规律性更差。因此考虑微观包括投资者情绪与宏观相结合包含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范式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相结合的创新研究展望

(一)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推导

谢弗林和斯塔特曼(1994)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传统CAPM模型的范式没有包括噪声交易者的行动,在BAPM模型中引进了噪声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资产定价理论。传统CAPM认为噪声交易者的非理对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即认何一种资产的必要报酬率可以表示为无风险报酬加上补偿其风险的附加报酬(风险溢价)。具体的为: Eri=rf+βiC(ErMC-rf)。其中:Eri是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rf是无风险收益率;ErMC是市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C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仍然在均值-方差理论框架下,但引入前面分析的噪声交易者行为,通过一个市场行为组合,对风险进行分析,具体如式:Eri=rf+βiB(ErMB-rf)。其中:ErMB是市场行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B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行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与CAPM主要区别是βiB、ErMB、βiC、ErMC,这正代表了两者对市场的不同理解。BAPM不仅考虑了信息交易者,又考虑了噪声交易者。因此它就不仅反映了市场理的基本风险,也反映了非理的噪声交易者风险。BAPM模型产生了行为β,如果模型考虑了噪声交易者,那么BAPM的估价就不再是噪声的,只反映了一个较低的风险,可以认为标准β将高于行为β。所以,可以定义NTR为标准β与行为β之间的差异。

(二)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

当前,投资者情绪的系统性作用已经被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有系统性的影响(Baker和Wurgler,2006、2007;Baker er al.,2012;Brown和Cliff,2004;Kumar和Lee(2006);Kurov(2010);Lee et al(1991);Liao(2011);Schmeling(2009)Verma和Soydemir(2009);Yu和Yuan(2011)。另一方面,一些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已经发展起来证实投资者情绪在系统性资产定价模型中的作用,如Yang和Yan(2011),和Yang(2012)。但是,相关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仅仅聚焦在同质情绪并没有考虑异质情绪以及股票市场不同类型投资者(如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相互作用。

与以往研究不同,我们研究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基于消费基础框架(Campbell和Viceira,1999)。基于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般性和统一性。所谓一般性是指该理论将消费选择理论拓展到了不确定性领域,可以将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视为该理论的特例。所谓统一性是指该理论对CAPM、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资产定价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因此,在研究投资者情绪资产定价模型时,基于消费基础的框架进行研究。这个模型的一大优势是它准许把模型工具发展到异质情绪的考虑当中。并且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是一种普遍的分析框架,包括CAPM、APT和MPT。

我们的模型特征区别于以往的许多情绪资产定价模型。首先,需求函数展示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风险资产的需求函数。第二,假定情绪函数是指数型情绪函数,一种分析情绪均衡价格的分析框架考虑了进来。它可以分解成理性的部分和情绪的部分(情绪驱动的),情绪部分对资产定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投资者情绪将会导致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并且将产生高的波动率和价格泡沫。第三,我们考虑了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

基于消费基础框架的模型,我们提出了基于异质情绪的动态资产定价模型。动态情绪资产定价模型证实异质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为了检测Friedman(1953)的论证,理性投资者能取消非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考虑一个理性投资者和一个情绪投资者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证实情绪投资者的财富份额超过理性投资者,当投资者情绪接近于股票业绩。这个结果与传统的论证不一致。第二,在有一个乐观投资者和一个悲观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的净影响取决于投资者财富的比例和情绪水平。一搬来说,不等于0。投资者情绪仍旧对均衡有影响。最终,在许多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均衡的股票价格是股票价格的财富加权平均,并且异质情绪减少了财富分布的波动,增长了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这个模型提供了对均值回归金融异象的部分解释。

假定投资者i有对数的偏好,这意味着效用函数U(.)是ln(.)。投资者i的最优化消费者问题是,0

情绪收益rts可以由下式给出:

1.基于看涨、看跌情绪的数学模型。考虑一种两期一阶段模型在t=0,1。在经济当中有两种可交易的资产:一只无风险的债券和一种股票,交易发生在0阶段,并且股票支付红利在1阶段,考虑到无风险的债券假定在完美的弹性供给,并且利率rf设定为外生的,这种股票是正态的一种形式,在t=1阶段要求正的红利v。红利假定是对数形式的正态分布。lnv:。股票收益是r=ln(v/p0)在t=1阶段,在这里p0是在t=0时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p0是由股票供给和需求价格均衡时所决定的。

在市场当中,投资者认知到基于异质情绪的股票红利,一般来说,每一个投资者情绪是不同的,例如,一些投资者高估了股票红利,而另外一些投资者低估了股票红利。所以,我们定义了两种型号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和看跌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将高估股票红利,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看跌的情绪投资者将低估股票红利。假定有一种代表性的情绪投资者,有一种看涨(或看跌)关于v情绪SI。投资者情绪SI是一种内部独立于S,是一种随机变量,并且是标准正态分布。均值是S并且方差是σs2。如果SI=0投资者是理性的。如果SI>0,投资者是看涨期权,如果SI

情绪的均值S是一种衡量情绪交易者熊市的平均数,例如,S>0与投资者情绪的看涨期权在牛市的加总水平相一致。并且S

假定情绪红利Vs满足lnVs=lnv+f(SI),在这里情绪函数f(SI)是单调增长的情绪指数SI的函数,并且满足性质如下:如果SI>0,例如,Vs>V;f(SI)>0;如果SI

考虑带有投资者情绪的需求函数。在时间t=0,投资者基于投资者情绪做组合决定,所以,股票的需求函数θ将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假定投资者有同样的对数偏好,这意味着需求函数是ln()。这个最优情绪投资者在时间t=0假定是:。0

θ=(E(rs)-rf+0.5σ 2)/σ 2=(E(r)-rf+0.5σ 2)/σ2+f(SI)/σ2;σ2=θr+θs在这里θr=(E(r)-rf+0.5σ2)/σ2。θs=f(SI)/σ2

基于同质情绪的投资者,来论证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的影响,用许多可识别的消费者的代表来解释。市场清晰的条件隐含着股票的均衡价格在t=0时为P*1跟随着公式θ×W=P*1。结合方程以及市场出清条件,P*1可以考虑为:

W×f(SI)+W [v-rf ]=W lnP*1+(P*1-0.5W)σ2

当投资者在t=0仅仅持有一只股票并且没有债券。令W=P*1,那么P*1可以被定义为P*1=e(v-rf)-0.5σ2×ef(SI)=Pre f(SI)=Pr+Pr(e f(SI)-1),Pr=e(v-rf)-0.5σ2,让FR=Pr,并且FS=Pr(

e f(SI)-1),所以,P*1=FR+FS,这个方程式证实均衡价格能被分解成两种术语,理性术语FR以及情绪术语FS。理性术语部分是由理性内在价值和理性术语FS所决定的,这可以定义为情绪驱动力,是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贡献度。

很容易获取下一个,条件SI=0是相当严格的,(Baker和Wurgler,2006;Statman,2008)表明一般在金融实验和实证金融研究中不被保持。下一步,考虑市场稳定性和效率的度量E:得出。例如,当市场的效率是弱式的,(E

为了论证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关系,可以考虑一个经济模型仅仅有一个看跌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1,以及一个看涨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2。看跌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1,财富的比例是w,看涨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2,财富的比例是1-w,市场出清条件隐含均衡价格P*3将满足θ1W1+θ2W2=P*3,这里θ1和θ2分别代表看跌情绪投资者和看涨情绪投资者的需求函数。

结合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均衡价格满足:

v-lnP*3+wf(SI1)+(1-w)f(SI2)=rf+(P*3/W-0.5)σ2

2. 基于乐观、悲观、异质情绪投资者的数学模型。让我们考虑有两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乐观投资者(o)和悲观投资者(p)。在t=0,1时,均衡的股票价格由下式给出:Pt=wt0 Pt0+wtp Ptp

,,λ0和λp分别满足 :

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比如,在牛市,在t=1,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与乐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相比,是少的。这时,乐观情绪的影响比悲观情绪的影响大。均衡价格是高的,并且偏离内在价值。而熊市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方程证明了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能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NFS)的净影响由投资者财富部分和情绪水平共同决定。NFS=wt0 FSt0+wtp FStp,NFS=0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投资基金和异质情绪的横截面收益分布。这时,异质情绪仍然对均衡价格起着决定性影响。

为了论证许多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考虑N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并且,财富波动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例如,在第一阶段的低的股票收益之后,在t=1的时候悲观的投资者有大的财富份额。这时,在t=1的时候,平均情绪的财富加权平均份额便得更加悲观,进一步的推动股票价格下跌,导致未来高的收益。所以财富波动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意味着第一阶段的收益和第二阶段收益的负关联性。第二阶段的收益是:,第一阶段的收益是:,而在那种情况下cor(r1, E(r2))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研究

建立一个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以生理学机制为基础,认知心理学实验、动态情境模拟和问卷调查、关键行为事件等多层次角度,考察我国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机制,为我国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的探索提供坚实的依据。加强金融资源意识和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好地促进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投资者情绪理论的角度,说明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范式转换与演进,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即以有效市场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当中,市场是非有效的,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理论作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基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范式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发展,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可以考虑几个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将投资者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加入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去,来实证证明投资者情绪因子是股票特征因子还是国家间特别的因子。继续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与市场综合指数的互动关系,开展情绪综合指数的应用研究。情绪综合指数可以用来构建投资组合策略和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因此,在这两个方向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应该值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情绪综合指数系列的拓展与完善。在侧重角度以及数据频率方面,情绪综合指数还有拓展余地。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市场,随着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一些新的更加有效的情绪变量很可能会出现。因此,情绪综合指数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本文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相融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基于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的不足中,提出了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和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指出了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考虑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展望,当前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及对股票市场资产定价最重要的就是采用“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研究。总之,发展和完善投资者情绪理论创新性研究,加大对投资者情绪的应用性研究,针对投资者情绪变化所造成的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制定相应的投资者教育计划,对于完善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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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ker,M,Wurgler,J,2007.Investor sentiment in the captial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21(2)

3.Statman,M.,Fisher,K.L.,Anginer,D.,2008. Affect in a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64(2)

4.Robert F.Stambaugh,Jianfeng Yu,Yu Yuan,2012.The short ofit:investor sentiment and anomalies.,288-302

5.Verma,R.,Soydemir,G.,2009.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 sentiment on the market price of risk.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9(3)

6.Yan,H.,2010. Is noise trading cancelled out by aggreg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57(7)

7.Yu,J.,Yuan,Y.,2011.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mean variance rel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00(2)

篇2

关键词:资产定价理论;价格理论;金融秩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09-05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assets pricing)是指资产所有者为了实现其基本目标而在资产的未来收益和有关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trade-off),或者说资产定价理论主要研究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和最优风险均衡收益问题。资产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金融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假设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且对资产的未来状态变化拥有准确的预测。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异常现象”,更不会发生本质上是定价错误的金融危机。而实际上,金融市场时常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当前,肇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金融体系崩溃。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资产定价理论显然存在问题。虽然资产定价理论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并没有针对资产定价理论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很少有对资产定价理论中内在的逻辑悖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一、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概述

(一)新古典资产定价理论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资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面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构成了资产和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不确定性”本身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必须将其转化成可以定量分析的范畴。因此,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就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核心。不确定性和收益是金融学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般称为资产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资产组合理论是指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研究追求收益极大化的投资者将如何行事。具体地说,它研究的是投资者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资产作为其投资对象,以及各种资产的投资数量在总投资中的分配。Markowitz认为,在分析追求极大化的投资行为时,不能忽略其不确定性,因为在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都不会更加偏好于一种分散的资产组合。人们在实际上采取的分散投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的存在对理性投资行为的分析十分重要。在分析不确定性时,Markowitz假设投资者面对的是已知的概率分布。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他主要关心的是风险和收益,因此整个资产组合必须测定风险和收益,方差可作为测量资产组合风险的尺度。由于投资者有期望收益和风险这两个决策标准,所以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决策就相当于从帕累托最优期望收益、收益组合方差,即有效边界上选择一点。

广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在狭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与狭义资产组合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中既包括Markowitz提出的有效组合决定模型的各种替论,也包括资本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主要包括资本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市场效率理论。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理论主要是指有效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包括: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Sharpe和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Black和Scho-les。的跨期五套利定价理论,Merton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和均衡定价理论,不完备市场中的投资与定价理论,Shefrin和Statman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等。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由夏普(Sharpe,1964)首创,经林特纳(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5)的扩展而成的一种纯交换经济中的均衡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1 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2 投资者遵循均值-方差原则;3 投资者仅进行单期决策;4 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贷;5 所有的投资者有相同的预期;6 资产交易时不存在税收或交易成本。这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所有投资者遵循均值一方差原则。在这些条件下,有CAPM的一般形式:Ei=Ri+(Em-Rf)βim

可见,CAPM说明,投资者通过选择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的资产组合。具有不同风险承受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风险承受力为0和τm(社会分析忍受度)的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前者为最小方差资产组合,后者是资本市场组合;其他投资者可以在这两者中进行选择以获得适当的组合。此即托宾两资金分离定理。

CAPM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 市场资产组合是有效的;2 所有有效资产组合等价于市场资产组合(包括借款或贷款);3 预期收益和臼系数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CAPM的假设条件太过严格,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克服这些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关于经典CAPM范式的进一步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特纳(Lintner,1969)的模型,它侧重于实际回报;布伦南(Brennan,1970)的模型,它研究了税收的影响;默顿(Meaon,1971,1973)引入了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关注,建立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莱克(Black,1972),他考虑了无风险资产;鲁宾斯坦(Rubinstein,1974)的模型,研究了更为一般的效用函数;罗斯(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列维(1978)的模型,引入了交易费用;布理登(Breeden,1979)和卢卡斯(Lucas,1978)通过分析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着重研究投资者的消费偏好,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考科斯、因格索和罗斯(Cox,Ingersoll,and Ross,1985)等将生产技术因素考虑进去,从理性预期均衡中得到资产内生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默顿(Merton,1987)的模型,讨论市场分割;Markowitz(1990)的模型,考虑了对卖空的限制,等等。这些资产定价理论还是在有效市场范式内对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是和有效市场理论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和心理学两部分。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是会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市场中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投资者都是起作用的(而非标准金融理论中的非理性投资者最终将被赶出市场,理性投资者最终决定价格)。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规律不变的前提假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成果引入到金融市场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行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心理学家们通过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现场研究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放松了完全理性人的约束条件。在BAPM中,投资者被分为两类:知情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音交易者(poise traders)。知情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相当于理性经济人;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当知情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呈现效率,市场是有效的;当噪音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没有效率,市场是无效的。BAPM中资产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即正切均方差有效(tangent mean-variance-efflcl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音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使行为贝塔的估计比较困难。

(三)资产定价的基本方法

所有资产定价理论都基于一种思想:资产价格等于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或者以无风险收益率去贴现未来的收益,再加上一个代表风险溢价的误差因子。为此,资产定价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表示整个市场的变动情况或系统风险总体变动的随机变量暴露出来。资产定价总体上存在两种基本分析方法:无套利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定价法试图分析隐藏在价格背后的风险来源,它一般着重于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宏观变量,例如消费偏好、效用函数等。均衡定价法的优点是在原理上解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外部环境变化时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方法通过求解一定假设条件下投资者的选择最优化问题,或者市场处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一组方程,就可得出资产价格的表达式。

无套利(No-Arbitragc)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摩擦市场里,当市场均衡时,资产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定价规律。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上资产供需平衡关系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一旦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了其价值,金融市场上会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投资者会以疯狂的热情,极大量的资金构作套利资产组合,迅速破坏原均衡状态。形成新的均衡状态。

无套利假设是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即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一定是无套利的,但是无套利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因而无套利假设没有一般均衡的要求严格,假设要求的信息也比较少,例如适用于一般衍生证券价格的Blaek-Scholes微分方程,仅仅要求几个容易观察的变量,为后来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套利定价理论(APT,Ross,1976)假定资产收益率受N个共同因素(系统风险)和一个特殊因素(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的影响。由于不同资产对N个共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不同资产应有不同的收益率;反之,对共同因素敏感程度相同的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在均衡状态时(即对非系统风险进行剔除后),将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即具有相同的预期收益率;否则,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便会出现,投资者就会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超额收益,直至其消失。这就是套利定价理论最本质的逻辑。

二、资产定价理论的逻辑悖论

(一)实证中的悖论

首先对CAPM提出挑战的是“小公司效应”。小公司效应是指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的收益率高。Reimganum(1981)发现,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Lakon-ishok等(1994)的研究发现,高市净盈率的股票风险更大,在大盘下跌和经济衰退时,业绩特别差。市盈率与收益率的反向关系对有效市场理论形成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时已知的信息对于收益率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同样对CAPM提出挑战并推动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成果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CAPM实证中的一些“异象”(anomalies)。比较著名的有“股票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和“无风险收益率之谜”(the Risk-free Rate Puzzle,Weil,1989)。Kocherlatoka(1996)发现,这些“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

交易成本是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之一。Constan-tinides(1986)讨论了交易成本对交易的影响后,发现存在一个非交易区间,在每个交易时间,只要风险资产数量对无风险资产数量的比例在这个区间内,就不需要交易;一旦偏离这个区间,投资者就进行交易,使得该比例回到这个区间内。Constantinides和Duffle(1996)利用不完全市场和持久收入波动,研究了持久收入波动风险的影响,得出一个不同于新古典资产定价模型。

针对效用函数形式对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效用函数中,把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分开;另一方面则是改变效用函数的时间可分性假设,在效用函数中考虑跨期消费的相互影响。Weil(1989),Epstein

和Zin(1989,1991)建立了非期望效用函数。这种效用函数有一个特征:跨期替代弹性与风险规避系数之间可以部分独立。利用非期望效用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股票溢价之谜”。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和Abel(1990a)研究了“习惯的形成”(habit formation)对效用函数的影响,认为投资者今天的消费将对明天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影响。据此,Constantinides(1990)、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解释了“无风险收益率之谜”。

表面上看来,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实证上产生的问题来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当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这些假设恰恰说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逻辑悖论。

(二)认识论上的悖论

CAPM的逻辑起点是投资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夏普(1990)认为,效用函数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原始效用函数,也可以看做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预期效用的近似值,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效用函数时,投资者也会按照Markowitz期望效用准则行动。因此,CAPM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从主观的效用出发得出客观的资产价值。而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人们离开这种高度抽象而有些许偏离的话,那么实际就会与CAPM的理论值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价格是资产成交的价格,是供求双方达到局部平衡的结果;价值则是该资产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整体均衡的结果。关于个别价格和作为整体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指出,“经济行动总是仅仅与行动的人赋予他必须直接从中选择的那个有限的数量的重要性相一致。经济的行动与他支配的全部供给对他的重要性无关”,也与“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人类的重要性判断无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必须只买一匹马时,他仅仅需要做出有关一匹马的价值的判断,无须关注100匹马对其值多少,或世界上所有马的价值几何的看法,也不会因此改变他的叫价。

(三)方法论上的悖论

CAPM事实上假定现实世界上的资产价格能够在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复制出来。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把动态的资本市场上的不确定状态转化为静态的确定状态,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出CAPM。但是,在考虑到实际的人类行为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当人们试图用人工的量化模型来代替人类的实际行为时,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环境的易变性和复杂性,他们就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方法论问题。而如果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和CAPM一样,把不可用首先方式计量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用数学方式计量的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当做理性经济主体在并不知道客观概率时将按“概率信念”行动,并认为这些概率信念或“主观概率”完全像客观概率一样,这个时候也就忽略了人类有目的的主观活动与客观世界的本质上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市场的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检验CAPM科学性方面也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一方面,在理论上,CAPM是对事前预期收益的一种(主观的)预测,属于事前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上所使用的数据却是(客观的)历史数据,属于事后分析。在实证时假设资产的报酬呈正态分布和市场是有效的,将事前的预期形式转换成事后形式。针对CAPM的这种实证分析方式,罗尔在分析了截面非正态证券业绩和CAPM的实证结果后,提出了“罗尔批判”(Roll’s Critique,Roll,1977),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1 CAPM的唯一合理测试是确定市场投资组合是否具有均值一方差有效性;2 若证券业绩按照事后的有效指数计算,则从有效集的数学观点出发,当偏离证券市场线进行计量时,不存在证券具有正态分布业绩;3 若证券业绩按事后有效指数计算,则任何投资组合都是可能计量的,这取决于非有效指数的选择。罗尔批判表明,即使市场是有效和CAPM是成立的,截面证券市场线仍然不能作为计量证券事后业绩的方法,而且资产组合的有效性和CAPM的有效性假设也是不能计量的,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计量市场资产组合的有效性。罗尔(Roll,1977)声称,既然真实的市场组合永不可考察,那么CAPM也就永远不可检验,因此CAPM不应被视为用于资产定价的完美模型。这样看来,有关资产定价的理论与实际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对CAPM的实证分析还面临着与EMH的循环论证的问题。CAPM的一系列假设与EMH的假设非常一致,在理论上,CAPM也是分析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市场是无效的,CAPM的基本假设也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CAPM的检验。因此,CAPM的成立要以EMH成立为条件。那么,在这个范式内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实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如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时,并不能证明CAPM是不成立的,而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无效所造成的;反之,如果发现了支持CAPM的证据,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有效所造成的,也不能说明CAPM是成立的。因此,所有在EMH范式内对CAPM的实证研究,都是对CAPM和EMH的循环论证。

总之,CAPM在认识论上存在着混淆主观和客观、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忽略了二者间的本质差别而放大了其共性,并进行高度抽象,忽略了实际资产交易过程中本来是十分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个悖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资产(组合)的交易价格与理论价格上的差别。因此,CAPM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悖论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资产定价研究的展望

不管是CAPM、APT还是BAPM,所有这些资产定价模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难以克服的问题。已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之下的,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么有关模型也就不复存在,而这些假设有时看来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够完全找到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到。这是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际之间必然存在的悖论!

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是基本假设不断放松求解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仍然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资产定价还是一个谜。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必须摆脱原有理论的羁绊,立足于新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运用实际交易或实验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影响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为实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那么,资产定价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资产定价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的复制,在理论上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资产的理论价值,这个价值的波动性小。而资产的实际价格却由于种种原因,波动性较大,甚至会产生“泡沫”。所以,利用资产定价理论得出的资产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篇3

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及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必然性;基于经典资产定价假设的不足,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相融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采用马尔可夫可转换模型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考虑政策、文化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市场微观结构 马尔可夫可转换模型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与方法的不足

(一)缺乏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

如何将投资者情绪作为多因子风险定价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子,用以解释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以及对股票市场未来收益的可预测性进行解释,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我国股市个人投资者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机构投资者,这就决定了我国股市投机氛围浓厚,股票市场非理性因素很高,如何对缺乏理性的股票市场进行资产定价,就需要将行为金融与资产定价结合起来,引进反映投资者情绪变化的指数以及综合指数,作为一种风险因子,来寻求正确的估价。这对于提高我国股市的资产定价能力,更好地构建股市波动预警机制,提高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及风险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将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如何将流动性因子引入,与投资者情绪结合去对股市收益进行可预测性的研究。

(二)缺乏投资者情绪理论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方式相结合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中缺乏采用非线性的定价模式去研究资产定价。随着时间的变化、牛熊市状态的变化、宏观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结构可能的变化,能够造成估计股票资产收益率计量模型内的系数发生变化。不同时期或者区制(regime)对应的模型系数可能会发生改变。而捕捉这种系数变化的重要模型之一,就是带有状态变量的区制转移模型。在这些模型当中,模型中的系数可以随状态的改变而变化,状态或者说区制的变化由状态变量决定。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等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在金融计量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非线性模型的一个重要的表象就是可能出现“状态”(state)的转变。这种状态的转变,有时候也被称为“区制”(regime)的转变,可以用来捕捉金融时间序列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最常见的区制转变模型当属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MS),MS模型一般用来捕捉多个结构转变的情况,其使用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概率论中的贝叶斯法则。当然,有的时候结构转变可能出现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使用平滑自回归模型。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及其对股票市场的资产定价在牛熊市是不一样的,因此,采用投资者情绪理论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方式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方法的创新与展望

(一)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构建基于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和Carhart(1997)的多因子定价模型,同时将投资者情绪加进去,用以解释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和预测股票收益。Fama和French(1996)用三个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作为因子来解释所有资产收益率的变化:

Z=α+βmZm+βsSMB+βhHML+ε

其中,Z是资产的超额收益率,Zm是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SMB是市值小的资产组合与市值大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之差,HML是高B/M(账面值/市值)比率资产组合与低B/M比率资产组合的收益率之差。其实证结果表明,除惯性(momentum)之外,三因子模型能解释许多其他CAPM不能完全解释的因素。Fama和French认为他们的三因子模型与Merton(1973)的跨期CAPM和APT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这一模型脱胎于他们对CAPM的实证检验研究,因此可以看作是CAPM的拓展与改进。Carhart(1997)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第四个因子,即用惯性来解释资产收益率,并用来评价基金的业绩:Z=α+βmZm+βsSMB+βhHML+βpPRIYR+ε。前三个因子与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相同,第四个因子PRIYR是前一年收益率最高的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与前一年收益率最低的股票组成的资产组合收益率之差,也称为惯性组合的收益率。

第一,考虑一个两因子定价模型包括市场组合和投资者情绪衡量的变化,即参考Lee et al.(1991)使用了一个两因子定价模型,包括市场组合和封闭式基金折现率的变化,来估计股票市场衡截面收益,即为:

Rj,t=αj+βj,mRm,t+βj,sentSentt┴+ej,t

其中,j=1,2,…,N;t=1,2,…,T;并且N是可观测的横截面的公司数量,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说,T是时间序列可利用的观察量的数量;Rj,t代表了资产j在t阶段的超常收益;Rm,t代表了在t阶段的超常收益;并且Sentt┴代表了t阶段正交化的(Baker和Wurgler(2006))的投资者情绪指数的变化。基于参数估计βj,sent,把股票分成10个情绪敏感性组合。基于全样本βj,sent进行参数估计,把βj,sent0的股票被分成组合2-9,这里每一个组合有相等的股票数量,同时情绪Beta在各自组合当中是不断增加的。整个的样本期,一些股票可能表现出与投资者情绪所预测的相反方向的收益。组合2和组合10分别代表了最小和最大Beta的参数估计。

第二,在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的基础上的三因子定价模型中,加入Sentt┴,即为:

Rj,t=αj+βj,mRm,t+βj,smbRsmb,t+βj,hmlRhml,t+βj,sentSentt┴+ej,t

第三,在Fama和French(1992、1993、1996)和Carhart(1997)的基础上的四因子定价模型中,加入Sentt┴,即为:

Rj,t=αj+βj,mRm,t+βj,smbRsmb,t+βj,hmlRhml,t+βj,momRmom,t+βj,sentSentt┴+ej,t

考虑基于资产流动性与投资者情绪相结合的收益生成过程,首先构造基于Amihud流动性测度的计算公式:

其中,Amihudi,t为Amihud所指出的非流动性指标,Ri,d,t和Vi,d,t分别指股票i在第t月的第d个交易日的收益率和交易量(以十万元人民币为单位),Daysi,t指股票i在第t月的有效交易天数。如果说行为资产定价范式主要改进的是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中的市场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的话,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则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在基于投资者情绪的定价中,应该考虑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与买卖价差的关系,隐易成本、买卖价差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基于CAPM的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基于买卖价差的费雪消费资产定价和基于法玛和弗兰茨(Fama和French,FF,1993)三因子模型的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模型。将市场微观结理论的发展与投资者情绪理论结合起来,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虽然为资产定价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也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信息不对称成本就包含了市场各方对信息的预期,换手率、买卖价差等变量也反映了投资者的许多非理性因素。

为了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动态效应,可以研究动态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时间变化的情绪效应,把投资者情绪当作一个模糊数,以模糊数学为基础构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行为投资组合也将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二)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股票市场非线性定价研究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具体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研究问题。由于股票市场异象问题的存在,从1952年马科维茨提出资产组合选择问题以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等资本市场理论问题,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质疑和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引进到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当中,如行为金融学当中的股票市场非理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理论的结合,尤其是使用马尔可夫可转换非线性模型来预测股票市场的收益,而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投资者情绪理论。非线性理论对资本市场的定价仍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价格是否存在非线性及建立非线性模型来研究股票价格定价及其变动。到目前为止,股票市场的非线性现象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非线性的资产定价研究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定价,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因此可以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股票市场非线性定价,为股票市场定价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研究

投资者情绪本身与各国的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所导致的投资者情绪变化受政策、投资文化的心理影响更大。尤其是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从众心理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建立基于多学科交叉的投资者情绪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投资者情绪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行为资产定价研究模式,深入研究我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对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Baker M.,Wurgler J..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Journal of Finance,2006,61(4)

2.Baker M.,Wurgler J..Investor sentiment in the captial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2007,21(2)

3.Brown Cliff.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near-term stock market.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04,11(1)

4.Statman M.,Fisher K.L.,Anginer D..Affect in a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2008,64(2)

篇4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认识;思考

1.对行为金融学的认识

行为金融学是融合了多门学科知识的理论,包括行为学、心理学、金融学、决策学、经济学等。相比于传统的金融学,行为金融学理论考虑的因素更多,分析的情况也更为复杂,往往能够解决传统金融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行为金融学理论与传统金融学理论在研究假设、理论模型以及实际应用等方面都存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要充分的认识行为金融学,了解这两种金融学理论之间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

1.1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假设

(1)人类的理性并不具有普遍性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一假设很难反映出实际的情况。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的理性不具有普遍性,即人是具有理性的,但是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将人的投资决策过程看成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并将这种心理过程划为三个过程,分别是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在这三个过程中人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投资者个体的心理偏差,这种偏差的普遍性会导致金融市场的群体偏差,这种群体偏差最终会导致群体的决策偏差,并使资产的定价出现偏差。所以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投资人在决策时的不理性会导致资产的定价不能真实反应资产价值。

(2)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

传统金融学的另一假设是市场有效。但是市场有效这一假设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市场有效假设主要存在以下三点缺陷:

第一,假设上的缺陷。市场有效假设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不存在操纵成分,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价值。但是在现实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以及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市场价格往往不能如实反映价值,而且在市场中,价格操纵的现象是时常发生的。所以,市场有效假设是存在着一定缺陷的。

第二,检验缺陷。市场有效的假设是无法得到验证的(Fama,1991)。这是因为市场有效性的检验需要运用预期收益模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未来收益,只有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相一致时才能证明市场是有效的。但是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是以市场有效为基础的。当用这样的模型来验证市场的有效性时,就陷入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错误中去,即:市场的有效性需要用到预期收益模型来验证,但是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首先要假设市场的有效性。所以市场的有效性是无法得到验证的。

第三,套利的有限性。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套利行为可以促使价格真实地反映价值水平。但是,在现实情况下,套利行为的发生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首先,套利行为的发生需要类似的替代品以及卖空机制。在实际情况中,股票的替代品是很难找到的,另外卖空机制也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其次,套利者往往了解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但是套利者很难确定噪音交易者不正确的理念如何表现出来。最后,套利行为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成本作为代价的。行为金融学认为即使是在市场不正确的情况下,套利行为也要发生一定的成本。

1.2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模型

(1)行为金融学的预期理论

传统金融学的期望效益理论利用的是效用函数,但是行为金融学的预期理论则用价值函数来代替传统金融学的效用函数。行为金融学的价值函数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投资者的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而不是投资者的财富。所以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不是以资产组合为出发点而是根据资产组合中各个资产的损益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决策。而判断各个资产损益情况的标准,不同的投资者是不一样的,具体数值的确定要依据投资者自身的心理价位。

第二,价值函数的表现形式是一条S型曲线,凹进去的部分代表着盈利,凸起来的部分代表着亏损。这样的表现形式也表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是不一样的,存在着位置效应。当投资者处于盈利情况下时,投资者往往愿意出售股票赚取利润,这时的投资者便是风险规避型。当投资者处于亏损情况下时,继续持有股票,这便是风险偏好型。

第三,投资者价值曲线并不是对称的。投资者由于损失导致的失落程度大于同等金额的盈利带来的快乐程度。这就说明,相比于盈利,投资者更不愿意亏损,投资者对于亏损的敏感性更强。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将资产组合成金字塔的形状,这种资产组合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层状的结构,每一层的资产都有不同的投资目的和风险报酬。金字塔的底层风险小,收益低,可以起到防范风险、保全资本的作用。金字塔的高层风险加大,收益较高,可以用来赚取更高的利润。然而,传统金融学理论中的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一种风险厌恶型的资产组合方法。这种资产组合方法将资产组合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只考虑不同证券间的协方差。这两种资产组合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时下流行的在险价值资产组合方法较为一致,更符合实务操作。

(3)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从投资者的行为角度去研究资产的定价是十分重要的。行为学家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MP),这与传统金融学当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MP)有很大的区别。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信息交易者也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是理性的。噪音交易者则会犯一些认知上的错误,这种交易者类型是不包括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的。所以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更加贴合实际情况。

1.3行为金融学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运用

(1)异常现象的解释

行为金融学可以解释传统金融学解释不了的现象。例如开放式基金的高比例赎回现象,用传统的金融学理论很难去解释,然而,利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则能够合理解释。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对亏损更加敏感。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况时,盈利的边际效用在下降,投资者卖出股票赚取利润的动机更强。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况时,由亏损带来的负的边际效用在降低,投资者更愿意持有股票。这就是所谓的“前景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开放式基金的高比例赎回现象其实就是一种“处置效应”。

(2)投资决策的指导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还可以指导我们的投资决策。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投资者决策的不理性,如表现在股票市场上的盲目地追涨杀跌行为,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往往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逆向操作便可以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另外,行为金融学当中的认知缺陷、风险偏好变动等理论都能够给我们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2.由行为金融学引发的几点思考

2.1 行为金融学是不是对传统金融学的否定?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行为金融学从实证的角度去研究金融市场,发现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所以行为金融学比传统金融学更加贴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但是这并不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否定,传统金融学是先从规范的角度去研究金融市场,然后再根据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去验证金融理论并不断加以改进。所以说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理论只是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研究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不能说成是对传统金融学的否定。

2.2 行为金融学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启示?

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历程中,曾遭受到了来自传统金融学家的不屑,传统金融学家认为行为金融学已经走上了歧途,过分注重投资者的行为,而不是金融市场本身。但是事实证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给我们在学习金融理论知识时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首先,在学习金融理论知识时,不能迷信权威,要抱着疑问去学习。其次,金融的研究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讲本本主义,要注重金融的创新。

2.3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与实践相结合,这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指导意义有哪些?

我国的证券市场具有许多我国独有的特色,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的经验可能并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所以要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关的措施。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战略的现实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之处,我们只能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并根据实际情况发生的转变,不断调整发展战略。

第二,具体问题研究中的现实化。具体提问题的研究要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的问题研究才更具有针对性,研究的对策才更有效。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传统金融学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理论存在的不同以及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创新之处能够帮助我们充分认识行为金融学,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于帮助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行为金融的思考则有助于加深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解,同时也能够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沈莉.股票投资中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与应用[J].前沿,2014,Z2:114-115

[2]王征.论行为金融学统领下的投资策略[J].西南金融,2013,8:66-67

篇5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情绪资产定价模型;模糊数学;行为投资组合

作者简介:王博(1982-),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量化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150-05 收稿日期:2013-05-11

投资者情绪一直是行为金融学解释市场异象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构建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对于开展情绪综合指数的研究和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不足

(一)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不足〖

篇6

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在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凭借其理性原则对市场行为提出了理想假设,通过严密的数学公式,为金融决策提供了逻辑科学的数据参考。然而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于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金融异像仍无法彻底的解释。行为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理论融入到了对于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分析其心理变化对于风险管理的影响作用,实现了风险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进而产生了行为金融学理论。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风险管理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相同点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来源相同

行为组合理论是由传统资产组合理论演化而来的,是对传统资产自合理论的延伸。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同样是在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而发展而来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非完全脱离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而是对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不足与缺陷的有效补充。例如,对于理性人假设理论,行为金融学认为人存在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而对于市场有效性理论,行为金融学针对传统金融学理论中套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改正。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是有着一致性的。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切入点相同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对于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均是构筑在对市场主体决策行为、市场运行状况、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投资者的市场活动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同样认为人是对市场活动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并以人为中心,对市场中人的风险决策行为与心理进行分析,采用理论模型实现市场风险管理的量化。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手段相同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对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手段,均是以一种经济学假设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理论模型的可靠度均取决于所参照的假设条件是否与市场实际相近似。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向均是从对市场个体的决策行为,到个体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再到市场整体,且均是以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以这种方式接受市场的考验。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不同点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以市场有效性假设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作为理论依据。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理性使其能够在投资市场中,抓住任何一个非理性投资行为所带来的套利机会,进而造成非理性投资者在市场投资中出现利益损失,最终从竞争市场中淘汰。然而行为金融学则与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其认为非理性投资者与理性投资者之间,由于存在市场信息披露不均衡的情况,使两者所掌握的市场信息不相等。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市场有效性假设并不成立,该假设并没有满足成立的条件。市场是非有效性的构建了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市场中所有参与的投资者均是理性的。理性的投资者以资本资产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作为决策依据,在资本市场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进行投资时所暴露的情绪与心态即是投资者的价值感受。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则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存在四类不同的情绪与心态。这四类情绪与心态包括避害大于趋利、减少后悔及推卸责任、追求时尚及从众心理、过于自信。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受到这四类情绪与心态的支配,进而影响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使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具备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决策行为存在多变性与多元化,且这种行为通常形成于投资决策的过程当中;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其行为的性质与决策的环境会对投资者的决策方法与过程造成一定的影响;投资者的行为更趋于满意性,而非最优化原则。这些特性导致投资者往往不愿意按照金融学定义上的最优化数学模型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中投资者是理性的假设并不成立,其认为投资者应是基于价值感受的非理性。因此非理性的投资者构建了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以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作为理论基础。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则在此基础之上,对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理论进行了借鉴。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主要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与心理因素等特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假设投资者是在风险规避、理性预期的前提下,将预期效益最大化,而忽视了投资者决策行为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则主要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是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不同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该模型认为投资者可以被分成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分别为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与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为理论基础,往往会导致其出现各种认知上的错误与偏差,进而受到各类错误与偏差的影响,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而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则是在严格遵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的基础上,对投资组合的方差与均值进行关注,不会遭受自身投资认知偏差对自身投资的影响,进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与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定价趋势。当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成为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时,市场将呈现无效率的状态;而当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成为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时,市场将呈现有效率的状态。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认为,证券市场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斜率。然而在证券市场受到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的影响时,均值方差有效组合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市场组合将不相等。

四、对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比研究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过程是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同时结合现实中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行为金融学已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信赖。投资者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自创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投资决策手段,并且通过该手段在市场中的应用,实现了一定的收益。这些投资者通常将自己的投资策略建立在假设市场其他主体不变的前提下,而当市场其他主体应用与其不同或相反的投资手段时,投资者往往会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位置。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现象,对投资者未来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大力推广,使广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基础有了一定的理解,使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对心理因素的依赖逐渐降低。因此只有不断的完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金融市场的投资管理、金融资产的创新经营带来正面与积极的影响。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仍会逐渐向市场有效性假设的方向发展。这时,资本市场将慢慢转变成客观存在的有效性市场,这一客观事实将导致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作用慢慢消亡。按照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结果,投资者在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信息后,由于自身的投资经验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往往会根据发行者的宣传效应,过高或过低的对市场上发行的金融产品进行估价。而根据资本市场的验证结果,投资者往往会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行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差。因此投资者应清醒的认识到,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基本假设中投资者是理性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的投资决策中,投资者往往会受到来自心理、自身经验等较多因素的影响。投资者需要对自身在投资决策中的情绪与心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掌握自身情绪与心理对投资决策过程的影响。投资者应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在投资决策上的失误,将导致自身的利益损失将成为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与利润。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应通过坦诚自身非理性的弱点这一事实,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投资者应针对每一次投资决策,充分的做好事前的风险预测与风险控制。在投资决策实施后,市场出现波动时,投资者应努力学会对自己的情绪与心理进行有效的控制,防止自己做出非理性的错误决策。在实际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存在着较高的复杂性。不同的投资者会按照自己过去的投资经验,对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做出自己的初步分析与判断。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投资者的心理决策变化同时也在不间断的发生。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不仅仅会受到自身心理变化的干扰,同样也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包括市场规范、市场其他个体等。因此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也具备着一定的复杂性。针对风险管理中存在的可变因素,不能仅仅参照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结果,其研究结果往往对于市场异像无法进行有效的解释。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应从市场环境等外在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考虑。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得风险管理理论不断的被应用于市场实践中。证券市场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使得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理论内容、管理结构等各方面均面临着巨大的改革。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应从更全方位的视角,通过不同的理论体系,开创新的研究思路,使原有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与发展。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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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资本市场的情况相反,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美国的股市出现了空前繁荣。但是,如同我国股市的长期低迷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样,美国的这种股市繁荣也并不体现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投资资本的增值幅度。当然,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种繁荣现象的,哪怕它是虚假的繁荣!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希勒(Robert J?Shiller)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一书。本书序言中提出,“鉴于目前对股市的看法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并且这些分歧广泛存在,因而出版此类书籍显得十分迫切。”该书认为,人们在市场繁荣真假问题上的意见相左,在于人们只掌握了市场的局部情况。要解决和解释当前市场的空前繁荣现象,需要我们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甚至是与市场关系甚远的领域搜集大量信息,再据此做出判断。“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除了较传统的财务分析方式外,我们还获得了一些对当今问题的深刻有效的认识,其中许多事例是从新兴的行为财务学中获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财务学似乎再也不是财务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支,而渐渐成为严肃财务理论的中心支柱。”

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中外经济学界的关注,2001年4月其中译本出版。2002年7月,希勒教授应我国吴敬琏、谢平等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邀请,出席在中国举行的资本市场行为论坛。从此,企业行为财务学在我国实业界和学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上述的希勒和其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mstein(1996),在20年前就开辟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认为“企业行为财务学”取代主流的“企业数理财务学”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究竟行为财务学是怎样的一种财务理论?它与现在占主流地位的企业数理财务学有何不同呢?

二、企业数理财务学

目前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主要以财务预测、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和规划等工作。其中,企业筹集资本的财务工作是通过预测资本成本、制定资本结构后完成的。企业投资是通过分析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内部收益率)和风险,进而制定和实施投资决策完成的。财务上的资本耗费称为成本,企业对成本的补偿和管理是通过制定各项财务计划实现的。销售收入、资本流入和回收,也是在财务预算的计划管理和财务分析之后来完成的。资本分配和规划经常是根据投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财务增长模型(所有者权益增长模型)的计算来实现的。这些财务管理工作的共同假设是,(1)财务活动的各种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基础之上的,(2)投资者都倾向于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3)财务管理的总目标是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以及(4)财务人员需要不断更新决策知识。传统财务管理的四个假设,都可以采用财务数学模型进行表述。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可由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反映。一切靠数据说话。因此,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可称为数理财务学。

三、企业行为财务学的形成及其假设

Sharpe(1964)、Lintner(1965)等构建了一个著名的财务统计检验模型,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这一模型表示,企业收益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投资者应注意的风险决定因素。1970年,Fama在《财务杂志》发表《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回顾和经验工作》一文,重新定义他在早期关于有效资本市场的论述,使其有效市场假说与CAPM在概念上达到了一致。

但是,后来的很多研究发现,当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在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时,CAPM是不能够解释有效市场的假说或者说与有效市场假说是不一致的。这些研究如小企业效应(Banz,1981;Reinganum,1981;Lamoureux,Sanger,1989)、“星期一效应”(French,1980;Gibbons和Hess,1981)、规模效应(Basu,1983)、“反向投资策略”(Fama和French,1992)等等,都对有效市场假说和CAPM的结合产生怀疑。大量心理学证据显示,投资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会都是理性的。其实际决策往往偏离现代主流财务理论所设定的最优决策模式,而且这种偏离对资本资产价格的影响不会因经过统计平均后消除。于是,一些学者意识到,需要以某种新的方法或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投资者决策过程以及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财务理论从而诞生了。

Kahneman和Tvensky发表《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1970),给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行为的模型,并得出结论:(1)个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以相对某个参考点的利得或损失为依据的,而不是传统理论认为的是以期末财富为依据的。(2)模型的价值函数是S型的。模型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面对利得时是凹函数。这表明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损失所降低的效用;每增加一个单位利得,其增加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利得所增加的效用。(3)价值函数中损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损失一个单位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大于获取一个单位利得所带来的效用增加。因此,相对利得减少来说,个人更厌恶损失。(4)个人对极端的且概率很低的事件会过度重视,却易忽略在常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件。

1980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参考点”概念。1992年,他们针对概率转换问题又提出了累积期望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此外,Thaler(1985)、Lopes(1987)、Shefrin(1988,2000)等对期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与此同时,财务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人们面临不确定条件的投资存在下列决策特征:(1)损失回避(loss aversion)。人们对利得和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同样大小利得的2.5倍。(2)意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对不同的股票,人们会以自身的情感账户记录作出投资决策。(3)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人们在投资决策中往往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过分自信。(4)确认偏差的倾向(prone to confirmation bias)。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即所仅重视直观现象,而忽视先验概率(以往已经存在的知识)。这些研究成果解释了主流财务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大量企业财务异常现象,推动了行为财务学的发展。

行为财务学认为,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人们不理性的行为要比理性的行为普遍得多。行为财务模型中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所取得的价格信息的准确性。当大量的投资者过多考虑了个人拥有的一些信息,股票市场的股价就会对这些信息产生过度反应。行为财务学研究表明,过于自信的投资者对于公共信息是反应不足的。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众信息反应不足,是许多股票市场上股价变化的原因。在一个投资者持续自信的环境中,市场会有一个过度反应,然后会是一个反向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无条件的价格变动自相关总是负的。因此,基础的持续自信与短期的无条件冲动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光滑的多时期的过度反应阶段,短期的自相关是正的。自信心依赖结果而变动并导致拖后的过度反应。按心理学中的归属理论,当证明个人行为是合理的事件发生时,个人往往认为这证明自己的能力高;而当个人的行为与事件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将这归因于外部的干扰。如果投资者随后得到的公共信息与投资者个人先前得到的信息一致,即公共信息支持了这一投资交易,则投资者会变得更加自信。而当不认可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公共信息导致投资者自信心下降时,下降是很有限的。当有两个连续的支持投资利好消息的公共信息出现时,第二个利好消息会被增加的自信加强。当有两个连续的坏消息时,第二个坏消息也会被加强。因此信心依赖于结果而产生的变动可带来正面动力。在长时期内,当股价被公共信息拉回基础水平时,这样的动力会被翻转。亦即,最终,过度反应将倒转。行为财务学很多模型的目标是解释市场无效率及其当时的价格异常情况。市场某一时期的这种错误定价,将使得一部分聪明的投资者从交易中获利。最终,交易将主宰市场的价格。

经济学上有很多成熟的资产定价模型,其中著名的定价模型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模型(OPM)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等。在BAPM产生之前,多数人认为CAPM是最好用的资产定价模型。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是理性的投资者,他们根据投资收益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以及收益和风险的均衡,确定收益的折现率。但行为财务学认为,投资者的价值观、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与其情绪波动等,都可能会影响资产的定价。根据行为财务理论,Sheen和Stmman在1994年提出了BAPM (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

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brmmion tradem)和噪声交易者(noise 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条件下的投资者,其假设条件是投资者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参数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参数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BAPM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之下。

在BAPM中,资产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 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一个系数。由于存在噪声交易者对证券市场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的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 portfolio)。而CAPM中的资产预期收益则决定于市场组合(market portfolio)的收益分布。

四、启示

研究表明,企业行为财务理论及其假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诉我们:

(1)有效市场假说和传统财务管理假设并非无懈可击。有效市场假说不能完全解释市场价格在某一阶段随机游走的一些异常现象,某一时期的市场价格上扬和走低只是对市场价格的一种偶然偏离。价格的过度反应和远期回调是市场交易价格变化趋势中的一种波动。

篇8

一、争论的起点:红利之谜

1.红利之谜——主流金融学的“死穴”?行为金融学家们很早就声称从与分红相关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了当前主流金融学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

马柯维兹(Markowitz)指出,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会使投资组合位于资产组合理论导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生活中受情绪等行为意识影响的投资者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们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趋于各种诱惑。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马柯维兹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罢了。

制定行动规则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对于沉迷于酒精的人来说“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标准一样,“消费红利、绝不动用资本利得”是消费欲望强烈的投资者的自控标准。那些认为停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的CEC的小股东们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绝不动用资本利得的自控规则。这些人将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收入意识账户。他们担心,一旦开始自制红利(卖股票),就会像酒鬼碰到酒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一切。

对于遵循行为金融的投资者而言,自制红利还有另一个不足之处——它开启了遗憾之门(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将遗憾(Regret)定义为投资者发现不同的选择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时的痛苦感觉。设想一个投资者用分红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另一个投资者用卖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Kahneman和Tversky问道: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这两个投资者会感到同样遗憾吗?遗憾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

二、争论的核心:市场有效性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滞后反应(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争论双方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对过度反应与滞后反应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学领域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对市场有效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找到系统有效地打败市场的方法。另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价格仅仅反映市场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的理性趋利特性(数理金融中的无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资产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理性价格意义上的有效性的差别。秉承资产分配策略的投资者试图在股市出现泡沫时抛出股票,在股市出现恐慌时买进股票。在对泡沫与恐慌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投资者情绪这种价值感受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容易被打败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发现,资产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时最为成功。大多数秉承这一策略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抛空头寸。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投资者大多在股市达到最低点时仍然驻足不前,从而丧失了在随后的股市复苏中大赚一笔的机会。看来,打败市场决非易事。

在金融学家们对市场有效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Fama(1991)的论述:市场有效性是不可检验的。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必须借助于有关预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实际收益与模型得出的预期收益不符,则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我们经常见到的验证某一金融市场低价股和具有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在试图否定市场有效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得出超额收益的预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因此,市场有效性必须和相关的预期收益模型同时得到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场有效为假定前提,而检验市场有效性时,又先验假设预期收益模型是正确的。用市场有效性前提下的预期收益模型是无法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以最为常用的CAPM和APT为例,市场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过来并不能因CAPM和APT导出的结论与市场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场有效性——因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火如荼,却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都极力试图使市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们往往对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处理,研究结果不免有失客观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他们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数据,与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终,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论述:现有金融手段无法验证是资产定价理论有错误还是市场是无效的。他们无奈地写道: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下一个百年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价值感受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纯理性的价格并不存在。因此,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市场)似乎更为科学。

行为金融学正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时反映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资产定价模型。

三、争论的新发展

1.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流金融学认为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价值感受的过分关注已经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就是要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中寻求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过分关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只会使我们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为金融学家则坚持认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实CAPM也是从投资者行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怎么能认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的,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标准贝塔和行为贝塔的估计是一个难点。在CAPM中,我们都知道市场组合的构成原理但却找不到精确构造市场组合的方法,因此在计算标准贝塔时只好用股票指数代替市场组合。行为贝塔的计算就更加困难。因为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月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下个月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当然,这些问题决不能阻止金融学家们对资产定价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经济学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个翻版。供求曲线既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如对产品成本、替代物价格的分析),也决定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下的标准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决定于公司规模(size)、B/M以及市场组合本身,但对公司规模和BM的判断是具有理性趋利特性的客观标准呢,还是反映了投资者的价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种观点,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则持后一种观点。

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诸多因素。比如钦佩(admirafion)这种价值感受特性。《财富》杂志每年都对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家最钦佩的公司做一次调查。Shefrin和Statman(1995)发现,回答者明显偏爱其钦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偏爱已经明显地超越了预期回报(理性)的解释能力。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所使用的资产组合和主流金融学中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发现共同基金为一些投资者采取了较高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对另一些投资者却采取了较高比例债券的投资组合,这显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学中的两基金分离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为两基金分离定理证明所有有效组合都能够表示为一个股票与债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风险组合和不同数量的无风险证券的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替代马柯维兹的均方差组合理论。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构筑资产组合的方法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各种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CAPM等主流金融学模型都在关注不同股票的预期收益差异,但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如何变化,风险补偿会不会变化,抑或说如何衡量泡沫呢?在这方面,行为金融学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解释能力。

风险补偿是金融工具(这里指股票)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值。风险补偿的名称是针对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对于金融工具的转让方而言,它又被称作风险贴水。它名义上是对风险的补偿,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在内的决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场情绪(sentiment)共同决定风险补偿。Porter和Smith(1995)则在实验室环境下成功模拟了泡沫的形成过程。

四、前景展望:行为金融学——新的主流金融学?

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

几乎没有理论体系会与所有的实证研究相吻合,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米勒承认红利问题对于主流金融学而言是一个迷,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通常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和有关红利的特殊模型联合起来,将是很完善的,至少不会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对现有金融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基于行为金融或是其它理论的重建既非必要,也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以解释反常现象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也必须是在所有投资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内。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强调,股票价格超涨超跌的过度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认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则明确指出,股票价格的涨落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目前的争论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与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通常被定义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很正常的。面对10美元与20美元的选择,理性人和正常人都会选择20美元。

综上所述,在很短的时间内,行为金融学迅速崛起。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任何一名金融学者都在对行为金融学提出的问题与得到的结论进行仔细推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展示行为金融学在当今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及发展前景。从对主流金融学的假设与结论提出质疑,到对市场有效性、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资产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正在逐步向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和主流金融学围绕本文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将随之深入。虽然行为金融学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还只是行为金融学家的一厢情愿,但行为金融学必将对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许正如Thaler(1994)所说,终将有一天“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名词将不再被人提起——这是多余的。人们在对资产定价时将很自然地考虑各种“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更相信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在争论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实践性的主流金融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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