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09: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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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无法解释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贸易现象,战后的新贸易理论企图另辟蹊径来解释新的贸易模式。例如,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的中度的规模经济(包括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共同作用的产业内贸易、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介入由博弈规则确定的贸易模式,但这也只能部分而不能全面地解释现实中的国际生产和贸易模式〔1〕。本文企图将这些因素囊括在一个动态的比较优势框架中。
2动态比较优势的阐述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也都暗含了比较动态优势的思想,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动态比较优势。
2.1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构成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技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中,用技术和传统投入两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算出技术创新导致80%的经济增长。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指出技术(知识)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般性技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专业性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使生产函数收益递增,带来市场不完全竞争〔2〕。可见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强调单要素的重要性。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紧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四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为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国某种稀缺资源,使传统比较优势对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离了现实经济的
发展。例如塑料、光导纤维、合成橡胶替代传统材料铜、铁、锌,经过对本国劳动力的培训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务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和陶瓷制业虽然拥有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工艺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致使产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冲淡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国都属于初加工阶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过程都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纺织品总产值为551亿美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同一产业,日本和美国的总产值却达到了730亿美元、840亿美元;同期服装业产值,我国为176亿美元,日本为275亿美元,美国为486亿美元。我国该产业进出口大致平衡,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不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同一产业的横向贸易,而是属于同一产业间的垂直贸易〔3〕。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效应”,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劣势,有助于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使本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从表1、表2中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对照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内生或外力引起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分别是美国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别是美国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时我们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得到缩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别程度随时间是变化的。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动,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980年以来一直有增大的趋势,2002年已经达到了91.23%;制成品内部出口结构中出现了不均衡增长现象,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和偏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在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技术这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和开发却是不够的,这很可能与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有关系。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程序化发展,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差异的诸多区域,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同一种产业的价值链中要求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
一类为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产业。这类产品开发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作为后盾,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国家和邻近国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阶段,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该产品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当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规格都完全标准化,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该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从要素的可组合性角度来看,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这就是跨国公司早期的在华投资战略。
另一类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其附加值在一定范围内会与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正相关,产业属性会发生改变,从产品差异性上获得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因为消费观念的改变成为衰退产业,但是通过技术创新等途径可以再生。例如意大利培养出来的世界名牌的服装和化妆品产业,赋予更多的科技含量和思想创意;随着全球绿色消费观念浪潮的兴起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的衣着消费向天然纤维回归,生态纤维等高科技产品成为时尚。发展该类产业,要抓住市场的动态变化,细化目标市场,满足高收入消费群体对产品质量及其特别的心理偏好的需求,争取在歧异性上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这需要投入本国或者引进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改变产品属性,使其升级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最后我们应该看到,处于经济中心的英、德、美和日本在发展本国工业经济时期,都采用了重商保护主义政策。东亚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兴工业国的兴起都离不开诸如产业政策、关锐保护、出口补贴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推动,这有利于推动比较优势的快速转化〔4〕;其次,在社会市场和消费者营销观念形成的买方市场,满足不同收入水平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使同一产业的质量不同的产品的所需要的比较优势呈现复杂性;企业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等各种联盟方的整合价值链可以加快将本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些可以总结为经济主体从环境上创造和获得的一种外部比较优势。
2动态比较优势的阐述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也都暗含了比较动态优势的思想,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动态比较优势。
2.1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构成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技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中,用技术和传统投入两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算出技术创新导致80%的经济增长。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指出技术(知识)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般性技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专业性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使生产函数收益递增,带来市场不完全竞争〔2〕。可见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强调单要素的重要性。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紧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四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为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国某种稀缺资源,使传统比较优势对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离了现实经济的
发展。例如塑料、光导纤维、合成橡胶替代传统材料铜、铁、锌,经过对本国劳动力的培训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务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和陶瓷制业虽然拥有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工艺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致使产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冲淡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国都属于初加工阶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过程都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纺织品总产值为551亿美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同一产业,日本和美国的总产值却达到了730亿美元、840亿美元;同期服装业产值,我国为176亿美元,日本为275亿美元,美国为486亿美元。我国该产业进出口大致平衡,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不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同一产业的横向贸易,而是属于同一产业间的垂直贸易〔3〕。
2.2要素结构比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效应”,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劣势,有助于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使本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从表1、表2中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对照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内生或外力引起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分别是美国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别是美国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时我们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得到缩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别程度随时间是变化的。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动,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980年以来一直有增大的趋势,2002年已经达到了91.23%;制成品内部出口结构中出现了不均衡增长现象,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和偏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在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技术这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和开发却是不够的,这很可能与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有关系。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程序化发展,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差异的诸多区域,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同一种产业的价值链中要求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
一类为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产业。这类产品开发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作为后盾,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国家和邻近国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阶段,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该产品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当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规格都完全标准化,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该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从要素的可组合性角度来看,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这就是跨国公司早期的在华投资战略。
另一类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其附加值在一定范围内会与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正相关,产业属性会发生改变,从产品差异性上获得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因为消费观念的改变成为衰退产业,但是通过技术创新等途径可以再生。例如意大利培养出来的世界名牌的服装和化妆品产业,赋予更多的科技含量和思想创意;随着全球绿色消费观念浪潮的兴起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的衣着消费向天然纤维回归,生态纤维等高科技产品成为时尚。发展该类产业,要抓住市场的动态变化,细化目标市场,满足高收入消费群体对产品质量及其特别的心理偏好的需求,争取在歧异性上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这需要投入本国或者引进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改变产品属性,使其升级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最后我们应该看到,处于经济中心的英、德、美和日本在发展本国工业经济时期,都采用了重商保护主义政策。东亚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兴工业国的兴起都离不开诸如产业政策、关锐保护、出口补贴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推动,这有利于推动比较优势的快速转化〔4〕;其次,在社会市场和消费者营销观念形成的买方市场,满足不同收入水平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使同一产业的质量不同的产品的所需要的比较优势呈现复杂性;企业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等各种联盟方的整合价值链可以加快将本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些可以总结为经济主体从环境上创造和获得的一种外部比较优势。
关键词：区域动态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5）.
[关键词] 战略方案； 煤炭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
0 引言
所谓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指的是因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其他与之相关产业而聚集而成的城市。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人文素质方面，煤炭资源型城市都与一般的工业城市不同，所以在城市经济与社会文化知识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1 煤炭资源型城市制定动态发展战略的意义
内涵式产业链延伸、外延式产业链延伸和复合模式等发展战略是以往文献中研究煤炭资源型城市所得出的传统结论；当然转型模式也曾经有学者提出过，其从优化产业结构、节能降耗和资源转型等方向来探讨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笔者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阶段性发展都没有在以上文献中出现，只是一味的考虑被动的选择战略，鉴于此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划分了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时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而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而且同时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状况、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和区位优势等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对相关的支持性政策进行了制定。
2 煤炭资源型城市战略选择的生命进程图
如图1所示，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战略选择的生命进程图，并明晰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四项原则，即遵循协调性、发挥比较优势、尽早转型和战略动态演进。从创新角度来看，煤炭战略选择生命进程图比现有的静态战略制定具有下面几个优势：
（1）从目标定位和可行性发展路径两方面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指导。
（2）在进行战略评价的过程中参考了多种属性，并在流程图思想的基础上对战略定位进行了区分。
（3）从发展目标和关键战略路径角度来选择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和支持性政策。
（4）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煤炭资源型城市类型，并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研究和选择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路径。
（5）从创新的角度结合发展目标、路径和政策导向来制定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
3 动态战略体系的构成
无为战略：与兴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同，其目标是建立可移动城镇或者远距离通勤，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无为战略。在开采煤炭资源的初期适合采用无需太大投资成本与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无为战略，但是这需要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煤炭资源开采和运输等多种因素来决定。
绿色战略：我国目前的国情是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资源供需矛盾等两大难题，基于这个前提延伸出了绿色的发展道路，即绿色战略，该战略实施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应该处于幼年期。因为只有将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增长保持稳定，进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
延伸战略：延伸战略所适用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长期，在这个阶段，煤炭的开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种战略就是以此为前提延展煤炭产业链，通过深加工技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深化、升级价值链等方式来对煤炭下游产业进行构建。在最早进行转型的时期，延伸战略应该对煤炭产业的前后关联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洁净煤技术来转化煤炭，其途径主要有煤炭向发电转化、，煤炭向高耗能产业转化和煤炭向煤化工转化。同时还要综合分析来培育煤炭的替代产业来对煤炭产业在城市中的竞争力进行强化，不仅优化了经济系统，还优化了社会子系统和城市人口素质，当然这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支持，比如说在煤炭资源型城市中的煤炭开采权方面出台相应的机制来实现市场化出让，分离开主要的国有煤炭企业和次要的企业。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煤炭产业，在资源配置、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而且企业仍未感觉到市场的竞争压力还在进行着内部保护，为了能够从商业和就行机会的强化方面改观城市现状，就必须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延伸煤炭产业链和企业的配套业务。
自力更生转移战略：该战略是通过构建全新的产业群来代替煤炭产业，当然这需要前期煤炭产业给与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甚至需要外部力量给与各方面的支撑来保证新型产业群有能力来转移原有煤炭产业的开发人员，煤炭产业的转型是自力更生转移战略的发展目标，它是为了能够强化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保证城市的长远发展。其主要有新建、收购、兼并、参股和入股等进入新兴产业的几种发展途径。而对于新兴产业的选择，其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第一产业和高科技、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城市文化科技事业和财政方面给与政策方面的支持。
多元复合战略：延伸战略结合自力更生转移战略进行综合发展的战略就是多元复合战略，构建综合性城市是该战略的发展目标。单一的产业策略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城市发展的，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延伸煤炭产业链，以此为基础来构建第三产业等新兴产业群，进而降低城市对于煤炭产业的依赖性，通过具有质量的城市化手段来优化产业结构。对城市所处区域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充分的了解城市中具备怎样的工业加工和服务条件，进而选择恰当的产业途径来实现城市产业的多元化，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提升一个层次，以更好的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特区战略：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选择自由特区战略，其中一种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熟期，但是在区位和人口方面都不具有优势，在产业结构中不具备转型条件，而且缺少高水平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就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衰退期，且缺少高水平经济子系统和人口基数较小。无论是个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这样的城市中都难以实行，所以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行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金都要来自于政府，可以说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而在产业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于成本最为敏感，且能够解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比较适合该类城市。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给与支持，比如说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提供资金来培训失业人员；构建保证金制度来完成矿区的关闭；通过税收、财政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进行引资；通过相关措施来增加土地的复垦量。
政府补贴战略：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选择政府补贴战略，其中一种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熟期，只是在区位和人口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产业结构中不具备转型条件；第二种就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衰退期，在公共投资、个人投资和产业投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且人口基础较大。
根据不同的状况，自力更生转移战略或者复合战略经过调整和转变即可成为扩张战略或者维持战略。
4 结论
笔者在文章中通过全生命周期进程图阐述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动态发展战略，分析和研究了城市发展战略应该根据煤炭资源型城市所处区域和所具有的资源禀赋进行制定。同时分战略发展目标和政府的支持性政策两方面进行了战略选择的解析。但是，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全生命周期战略进程图中有三个属性没有明确的区分，这是不完美的地方，还有就是需要其他学者根据此体系来制定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确定权重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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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聚集 物流业 经济发展 综合评价系统模型 VAR模型
问题的提出
产业聚集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刘军等，2011），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不仅能提高产业竞争力，而且可以有效推进城市化建设。近年来，产业聚集的研究深度开始延展，产业聚集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王传宝，2009；郁文凯、杨金鹏，2008；张婷，2010），同时，物流业的联动发展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李舜萱等，2009；包菊芳，2010；刘丹，2009）。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时，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唯实，2009）；而经济发展与物流业发展的协调性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物流业若是落后发展将会制约经济发展，物流业若是超前发展则会导致不必要的社会浪费（安增龙等，2007）。所以研究产业聚集、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从现有研究看，尚未有学者涉及产业聚集、物流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动态作用机理，因此本文的研究也能对相关研究做一定补充。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七城市经济圈的龙头，产业和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物流业也有了一定基础。基于此，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构建产业聚集-物流业-城市经济发展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VAR模型，对1995-2012年间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系统模型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为了测评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情况，本文通过设定产业聚集程度、物流业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计算各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数，以每年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代表其在当年的发展水平，有利于避免以单个指标或某几个指标表征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利用CNKI数据库对近年来有关产业聚集与经济发展，产业聚集与城市竞争力，制造业与物流联动，物流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查询和统计，结合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客观实际，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新疆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发现一次产业的增加值在城市GDP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呈逐年稳定递减的趋势，而且就城市的产业聚集来说一次产业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忽略，因此产业聚集子系统的指标在设置上，侧重反映二、三产业的聚集情况；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物流发展水平从物流需求和物流成效以及物流供给能力三方面来设置；经济发展水平不应仅仅以经济增长量来衡量，还应该兼顾贸易、人民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鉴于以上考虑，指标体系最终在一级指标体系下建立三个二级子系统，共计15个三级指标组成，各指标及其权重如表1所示。原始数据来源于1996-2013年各年《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
（二）各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本文运用线性加权法，对产业集聚系统、物流发展水平系统和城市经济发展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1）
在式（1）中，ui为构成系统第i年的综合评价指数，λij为权重系数，m为各系统所包含的指标个数。采用熵值赋权法对指标权重进行客观计算。uij是第i个子系统的第j个指标，为了消除数据数量级和量纲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极差标准化处理。
（三）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时序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u1、u2、u3，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长期都呈现增长趋势，总体上呈现出相同的时序特征，从而可初步判断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产业聚集、物流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分别选择产业聚集综合评价指数（CJ）、物流发展综合评价指数（WL）、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JJ）来衡量产业聚集程度、物流业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分别取对数以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即LNCJ、LNWL、LNJJ。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如果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则回归分析时存在伪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其ADF值均小于T统计量的临界值，因此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三个变量都是I（1）过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2.VAR模型。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建模方法，它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5）。建立VAR模型之前先要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这里选择Lag Length Greteria检验法。Lag Length Greteria检验结果显示，在5个评价指标中，有4个（*标记）认为应该选VAR（3）模型，而且经验证此时AIC达到-14.6269、SC达到-13.2108均为最小值，因此本文选择VAR模型滞后期为3期，得到相应的VAR（3）模型。在EViews5.0中，得出VAR（3）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各方程检验、整体检验结果，三个回归函数的调整拟合优度分别是0.9906、0.9992、0.9887，说明VAR（3）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
3.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适于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其不仅能够估计和检验多重协整关系，而且还允许对协整关系和调整系数施加约束进行检验。进行协整检验选择的滞后阶数应该等于无约束的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2（孙亚云等，2011）。对LNCJ、LNWL、LNJJ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将EViews5.0输出的结果整理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结果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说明1995-2012年间，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产业聚集、物流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LNJJ=2.022LNCJ-2.034LNWL-2.9614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产业聚集之间存在正向的变动关系，与物流业发展之间存在反向的变动关系。说明1995-2012年间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物流业是滞后发展，符合实际。物流业作为新兴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对于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更是呈现滞后和不成体系的发展现状，滞后的物流业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其发展要依附于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4.脉冲响应函数。鉴于VAR模型的建立不必事先区分自变量与因变量，因此，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本文重点在于研究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主要分析产业聚集、物流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各自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其他两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2是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产业聚集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在本期给物流业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前两期对产业聚集程度无影响，但从第3期开始正向效应显现并逐渐增大，经过一个短期下降后，自第7期开始正向效应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产业聚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响应较缓慢，也存在两期滞后性，但从第3期开始产业聚集程度迅速增长，尽管这种正向效应存在波动性，但是整体上这种正向效应均大于物流变动所产生的正向影响。经对比分析发现，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对物流业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变化的感应均存在短期滞后性，但是物流业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均能促进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且长期正向影响明显，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物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图3是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物流业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城市经济发展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迅速给物流业带来正向影响，在第2期开始回落，经过两次波动，10期以后正向影响效应呈逐步扩大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物流业初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无论是基础设施保障还是资金支持都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条件，因此对拉动物流业发展有明显的效果。产业聚集的变动对物流业的变动影响存在较长的滞后性，一直到第3期初，物流业都未发生明显改变，然后在第4期迅速增加到最大值后又开始回落，6、7、8期又稳定在0值，从第8期以后开始增长并在第12期以后稳定在一个不高的正向影响水平上，说明产业聚集对物流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性的起伏变化。
图4是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引起的经济发展情况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在本期不管是给物流业还是给产业聚集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对经济发展都具有正向效应，即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均呈现增长趋势。具体来看，物流业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于产业聚集所带来的推动作用。
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新疆乌鲁木齐市1995-2012年产业聚集程度、物流业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个VAR（3）模型。通过对3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产业聚集水平、物流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产业聚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整系数为正，而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整系数为负，说明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的发展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滞后的物流业发展现状在数据上还未呈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他们之间的反向均衡关系表明城市物流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速度。
2.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物流业对经济发展变化反应灵敏，而产业聚集对物流变化和经济发展变化反应不敏感，均存在2期滞后性，经济发展对产业聚集变动的响应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可以理解的，经济的发展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能使物流业在当期就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物流业和经济的发展不会立刻就吸引产业进驻城市；西部地区为了招商引资，在开始时总会先给企业提供政策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因此产业的进入并不会迅速对地区经济显现实质的推动作用。虽然物流业滞后发展将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物流业不论是对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还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均呈现较为积极的正向效应。
（二）建议
实证结果分析表明，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经济发展有效拉动了城市的产业聚集水平及物流业发展水平，但是产业聚集和物流业还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凸显出来。因此，未来深化产业聚集水平，推动现代物流业快速稳步发展，促进产业聚集、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协调联动仍是长期需要努力的方向。
1.把握十九省市对口援疆的机遇，大力引进具有发展潜力又符合环保要求的第二、三产业。在稳定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缓解并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吸纳留住人才，减少 “人才东南飞”，为产业的聚集储备人力资本。
2.政府应加强对物流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有效发挥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的拉动作用。即从全局出发，整合物流资源，统筹安排，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发挥和完善物流园区功能，加快物流技术与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分步骤、有规划地实现物流产业的集聚和升级，使物流业的支柱作用能得以发挥和加强。
3.物流企业应正视其发展中存在的规模偏小、管理不规范、理念落后、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等问题，从改变观念出发，引进先进物流技术，引入专业物流人才，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物流服务，健全物流企业功能，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企业，建立现代化物流体系，使物流业能更好地服务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产业聚集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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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整;误差修正;脉冲响应;财政支出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的只能由经济的指挥和计划者转变成了经济的调节和服务者。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量较改革开放前较为减低。然而,在新型经济制度的要求下,旧体制中国企的“大锅饭”及社会责任制度逐渐淡化。中国逐渐需要引入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实施新型的财政支出政策来发展经济。于是,这些财政支出政策的作用即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本文使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试图分析主要的财政支出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并对政府实行新型的财政支出政策做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
对于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国内已有众多的研究文献。董秀良、郝淑媛(2005)运用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支出变量与实际GDP、私人投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牛冲槐、唐朝永、江海洋(2008)对1980~2005年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协整性及因果关系进行的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财政科技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赵国旭,邬华明(2008)使用协整理论对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但存在时滞与挤出效应,提出优化财政政策结构的建议。贾文、杨小容(2009)利用协整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央财政支持对牧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出藏族在中央财政支持是受益最大的,否定了某些认为藏族被边缘化的观点。杨敏利,贺利平(2009)对我国1989-2005年的公共财政科技投资与社会科技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得出公共财政科技投资对社会科技投资具有带动效应的结论。梁蕾(2009)对我国1952-2007年的GDP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中国的财政收入与GDP互为因果关系;(2)中国财政收入与GDP有长期协整的关系;(3)中国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小于1。汤鹏主(2009)运用Johansen协整模型的理论方法研究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是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推动作用基本上要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推动作用。
然而,以上的文献中研究的财政政策支出变量数目较少,没有同时涉及财量中科学研究投入、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文教卫生支出、政府基建支出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关系分析。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的长期与短期动态关系。
二、实证分析
1. 数据的选取
为了研究国家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以下四个数据。分别是1)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中的科学研究支出2)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3)国家财政决算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4)国家财政决算中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用 5)按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以上五个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与中宏数据库的年度数据库。本文选择了1978年-2006的年度数据,单位为亿元人民币,采用现行价格计算。数据选取的主要原因如下:其一,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只有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模型才能够反映市场要素间自发的内部相互动态反应,用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数据来分析是达不到研究目的。其二,本文还考虑研究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其他项目,如高等教育投入经费等。但由于样本量不足以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故放弃。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对以上五个时间序列变量取自然对数,目的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现象。经过处理,五个时间序列变量分别命名为:1)LNRE,2)LNFRA,3)LNWEA,4)LNHY,5)LNGDP。
2. 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研究财政支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协整分析进行。根据协整理论,时间序列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各个序列都是同阶单整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首先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五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若时间序列的均值、方差和自协方差都不取决于时刻t,则称此时间序列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都存在均值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因此,这些存在时间趋势项的序列都不属于平稳的时间序列。非平稳时间序列一般可以通过差分变换转换为平稳时间序列。若序列通过一阶差分变换转换为平稳时间序列,则称该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同样地,若序列通过若干阶差分转换为平稳时间序列,则称该序列为若干阶单整序列。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主要方法是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在ADF检验中,先通过作图等方法确定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时间趋势项及截距项,再进行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的检验。若结果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该序列为平稳的。若不能拒绝,则该序列为非平稳的,需要进行差分变换直到转换为平稳时间序列。
对“1)LNRE,2)LNFRA,3)LNWEA,4)LNHY,5)LNGDP”作图,确定其是否存在时间趋势项及截距项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滞后水平采用SIC信息准则自动设定,检验结果如下:
注:D指差分运算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5%
检验结果表明,LNFRA,LNWEA,LNHY,LNGDP为一阶单整非平稳时间序列,LNRE为二阶单整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LNFRA,LNWEA,LNHY,LNGDP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而LNRE则与其余的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应予以舍去。这意味着,国家财政决算中科学研究支出可能与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
3. 建立VAR模型
本文使用的协整关系检验主要基于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以VAR(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主要用以研究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因此,为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
由于研究中所获得信息的局限性,本文只考虑非限制性的向量自回归模型(unrestricted VAR)。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含有k个时间序列变量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表示第k个时期t滞后p期的内生时间序列变量,表示第d个在时期t的外生时间序列变量,表示第k个在时期t的随机扰动项(白噪音项),也可称为冲击向量。分别是维和维系数矩阵。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下文中建立的VAR模型不含外生变量。对LNFRA,LNWEA,LNHY,LNGDP建立VAR模型,使用AIC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输出结果如下:
小括号中为滞后期,中括号为t统计量
4. Johansen协整检验
随后我们基于VAR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关系的主要原理 是若存在两个时间序列和,,,其中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若存在一个向量V () 使得: 。其中,ε为随机扰动项,则称与具有协整关系,V为协整向量。
在协整关系检验中我们设定协整方程有截距项但没有趋势项,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表明,LNFRA,LNWEA,LNHY,LNGDP之间可能存在三个协整向量,即我们可以确定LNFRA,LNWEA,LNHY,LNGDP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5.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前文已经检验出LNFRA,LNWEA,LNHY,LN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在这里,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当变量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系统对偏离的修正过程。
这里通过前文构建的VAR模型和协整方程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构建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项修正系数为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模型中的协整方程为
可以看到,若LNFRA,LNWEA,LNHY,LNGDP四者的波动偏离了长期均衡关系,则会以误差修正系数的修正速度重新返回长期均衡状态。
6.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这里,我们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当LNFRA,LNWEA,LNHY遭受系统外部冲击时对LNGDP序列的影响。脉冲响应函数的主要思想是对VAR模型中某一变量的误差项施加一正向冲击,并计算另一变量在未来某个时期内波动的数值,以得出外部冲击的动态影响。
若对LNFRA的VAR模型误差项施加一个正向冲击后,在未来10期内,LNGDP对此冲击的响应如图1所示:
若对LNWEA的VAR模型误差项施加一个正向冲击后,在未来10期内,LNGDP对此冲击的响应如图2所示:
若对LNHY的VAR模型误差项施加一个正向冲击后,在未来10期内,LNGDP对此冲击的响应如图3所示:
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现象:其一,当国家财政加大基建投入后,在随后的1-2年内, GDP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1-2年后,GDP随即受到持续的正向促进。其二,当国家财政加大社会抚恤及福利保障投入时,在随后的1-2年内,GDP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1-2年后,GDP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其三,当国家财政加大文教、卫生、科技投入时,GDP在当期即获得正向冲击,随即获得持续的增长。
三、实证分析结果的经济意义解释
第一,根据平稳性检验,发现我国财政决算中的科学研究支出与其他的变量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粗放形式发展经济,即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大量低技术的投资建设,而较为忽视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导致我国没有形成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性生产方式。在以低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科技投入就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整体的发展。此外,我国科技投入规模小,尚未形成与经济总量水平稳定的增长方式。
第二,根据协整性检验,发现我国财政决算中的基建支出、抚恤和福利保障救济支出、科技文教卫生与经济总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说明了这些财政支出项目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均衡关系。结果表明,控制主要的财政支出变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使这些财政支出获得稳定增长。两者互为稳定增长关系。
第三,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发现我国财政决算中的基建支出、抚恤和福利保障救济支出、科技文教卫生与经济总量存在短期波动时的动态修正机制。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稳定收敛的动态修正机制。
第四,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清晰地发现各财政支出变量对经济总量的持续影响。其一,若国家基建项目的支出在短期内迅速增大,则在1-2年内国家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期内受到不利影响,然而,在长期中,国家基建项目对经济增长起到持续的促进作用。这得益与基建项目对生产活动产生的加速效果。如青藏铁路的建设,使得与中原地区的工商业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其二,若国家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增加,则在短期内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负向冲击,但在长期内则起到持续的增长作用。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项目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将较高收入者的收入转移到低收入群体中。若国家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则可能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激励扭曲,造成经济效率的一定损失。然而在长期中,由于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提升,其消费产生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持续作用。其三,若国家财政加大文教、卫生、科技投入,经济总量在当期即获得正向冲击,随即获得持续的增长。实证结果证明了文教、卫生、科技投入的巨大促进作用。根据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投资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不能使经济体获得持续的人均经济增长,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才能对经济产生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文教、卫生、科技投入的正向冲击具有持续经济增长作用,这是因为该变量可以大幅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在投资与劳动力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提升人均经济产出,并使得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1. 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科学研究投入规模与应用程度
研究中发现科学研究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是无长期均衡作用的。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本文建议我国应当在新的知识经济时期大力进行产业转型。在转型中增大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使得经济增长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科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并建立高效率的产学转换基地,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型的高效率科学技术。此外,中央财政还需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规模,并进行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以使中国在某些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使经济部门获得科学上的自然垄断。
2. 合理利用国家基建支出等反周期财政政策
在研究中充分识别出了国家基建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在遭遇经济周期波动时,我国要谨慎使用增大基建投资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准确识别其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
3.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研究中发现虽然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在短期内对经济效率有所影响,但在长期内,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因此,我国更应该加速建设及完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救济体系。努力减少社会贫富差别产生的不公平现象。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4. 加大文教、卫生、科技投入
文教、卫生、科技投入可以增加居民的教育水平,期望寿命,生产力水平等。在目前,国内这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还是相对较少的。具体来说,文教的投入具有明显的地区不公平性。在大城市中,外来户籍人员的子女无法就读公立优质学校,在教育上存在无效率及不公平,导致众多潜在优秀人才失去成才的机会。而在医疗方面,则对部分人群还是欠缺保障。如外来务工人员就只能享受赔付比例相对较小的医疗保险。而部分偏远城镇的医疗设备落后,也间接导致了劳动力流失等现象。对于科技投入,对劳动力生产力则有巨大影响。因此,国家财政加大文教、卫生、科技的投入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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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发展动态
一、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现状
当前由于网络信息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单位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和管理者之间的竞争，这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经济学家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单位的高级管理者，人力资源经济学家对单位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和经营具有咨询和决策的作用。在经济与信息技术高度结合的背景之下，单位的工作模式得以不断简化，各个领域的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优化利用，这些都需要对人力资源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人力资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明确自己的专业价值的重要性，他们的环境和自己的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正常情况下应及时学习新知识，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职业观念和责任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二、新经济形势下人力资源经济师的职业定位
(一)单位经济发展的建议者
人力资源经济师通常都是单位中的高级管理者，他们对于单位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可谓是了如指掌，职工适合哪方面工作，具有那方面的突出能力，这些都是人力资源的本职工作之一。单位经营期间，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说是单位决策者与普通职工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与职工之间的交流极为频繁，了解职工在工作中的各种诉求，可以及时的将一些合理的诉求反馈给单位决策者，然后让决策者结合单位发展现状，制定更加合理的人才管理战略，为单位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单位经济发展方向的执行者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经济师其统筹着整个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他们不仅仅是单位发展的建议者，同时其还是单位经济发展的执行者。在单位经营中其是多项工作的执行者，在执行工作中，其需要征询和统计单位各个部门职工的意见，然后结合单位实际发展现状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单位的发展建设，解决单位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单位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三、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的发展动态
(一)宏观出发，总览调控全局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既是单位管理的建议者，同时又是单位各项经济活动的执行者，相较于其他普通职工来说，经济师在单位中工作应当具备更强的综合意识和思想，其应当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名普通职工，同时其还肩负有人力调动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应当立足于普通职工之上，从更高远的角度看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单位的经营发展现状，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科学地对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调配，减少单位各种运作方案，在决策上可能存在的失误，帮助单位降低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从单位的角度来说，经济利益的提升是其最终的发展追求，而人力资源经济师对于各类经济问题十分熟悉，同时其在工作中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事情了解也极为透彻，因此在单位经济效益提升方面，他们往往有着比较独到的意见，能够为单位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发挥自身在工作中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绿色经济
一、引言
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早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济的发展常常产生环境问题，反过来，环境破坏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的不断发展给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无可避免，不同的学者或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第一次提出有关环境库兹列茨曲线的假设，并且说明了这个曲线是倒U型，此后该理论在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其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发达工业化国家或者地区的实践来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这就是环境库兹列茨曲线所阐述的两个区域和一个转折点。应瑞瑶（2006）提出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不一定总是倒U型关系，不同的地区和时间段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国内学者研究的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比较多，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已经处于后期，所以库兹涅茨曲线出现了倒U型，快要达到拐点，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还没有起飞，有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形成库兹涅茨曲线。对这些这些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发现有三种类型：倒U型、N型或者U型。
本文研究的是贵州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贵州是我国西南地区资源富集、经济落后的典型区域，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同时又是环境脆弱的典型代表。具有资源富集、经济落后和生态脆弱三重特性，使得贵州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更加复杂。
二、贵州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贵州省资源丰富，尤其是水能资源，排名全国第六，实际水资源含有量高达1900万千瓦左右；煤炭资源也十分丰富，在西部十二省中居第五，每年产煤量达到2500亿吨左右；同时矿产资源也是十分丰富，尤其吕土矿资源，居全国第二。全省GDP从2000年的1030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10502.56亿元，15年间GDP就增长了近十倍，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尽合理，带来生态环境的破环，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贵州还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2013年贵州的废水排放量达到2.29亿吨，与2000年比年均增长216%；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8198.05万吨，相比2000年，年均增长1142%；工业SO2排放量77.86万吨，相比2000年，年均增长513%。
1.模型的建立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常见的模型有二次、三次函数曲线和对数曲线三种。本文选取三次函数作为贵州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计量模型如下：
Et=A0+A1yt+A2yt2+A3yt3+а （1）
其中，Et表示用环境指标来衡量的环境压力；yt表示t时刻用GDP或者人均GDP表示的经济产出；а表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制度因素等其他变量。如表所示，使用Eviews7.2和excel软件，从2000年-2013年贵州统计年鉴获取人均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相关数据（其中人均GDP是以1978为基期的数据）和（1）式进行回归拟合分析。
通过表可以看出，环境指标与人均GDP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将工业三废同人均GDP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十分有意义。
2.模型的分析
由上面模型的建立以及回归可以得出工业三废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如图1，有这些回归分析和趋势图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均GDP与工业三废之间的拟合比较好，四条曲线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具有一定解释意义。
由图1（a）分析可知，贵州省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回归曲线为先正U型和后倒U型。从2000年的2007年人均GDP由481.8元涨到897.6元，而这个期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2007年至2011年人均GDP缓慢波动式上升，而2012年（人均GDP为2011元）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增长但是回归曲线已呈现下降趋势。客观的说明了，贵州省所做的大量的环境防止工作有一定的成效。如近几年贵州实行生态文明建设，非常注重环境的保护。与此同时，加大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对水质进行监测、采用高科技手段动态监控。由回归曲线的明显转折，已经看到曲线的转折点，初步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要保持并巩固已有的成果，以期更进一步地协调发展。
由图1（b）可以看出，贵州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倒N型”。SO2的排放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当人均GDP继续增加时，SO2的排放随之上升，至1526.1元第二转折点后，随人均GDP增长，SO2又出现下降趋势；这与范金等对我国二氧化硫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不同，与沈满洪等对浙江二氧化硫与人均GDP的关系呈正N型的研究矛盾，但与李达等人研究一致，不过第二转折点低于李达等的研究结果18788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与技术效应有一定关系，为实施“西电东送”，贵州省兴建了一批火力发电厂，它们的投入使用，会增加SO2的排量。2007年贵州电网进行了工业改革，开展了节能发电，通过关停小火电，降低煤耗以及脱硫在线监测等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同时也降低了污染物排放，这一技术的实施促使了SO2排量的降低。由图1（c）可以看出，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左侧部分，表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不断增加，但是由图1（d）可以看出，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是不断在下降的，说明贵州省的在处理废弃物方面做到了位，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贵州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互动建议
从经济发展经历的不同阶段来看，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变化的。然而，当仔细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很多相通之处的，它们受到很多相同因素的制约。比方说，法律法规约束、社会公众意识、能源消费结构等多种因素。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存在着内在的互动。环境问题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的状况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排放种类，而污染物的排放状况有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动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污染状况会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图2来反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
贵州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前期，其以消耗资源和能源品的产业特点，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难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贵州作为典型的资源富集型省份，而且地处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作为西部生态脆弱的落后地区，生态保护形势很严峻，政府治污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产业结构主要以工业为主，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煤、矿石为主，然而矿石能源的开发产生的环境的问题不能忽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目标还任务艰巨。对于以上问题，在此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在发展能源、矿产资源、军工等重工业，同时，加快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物流业等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进一步健全环保法规及标准体系，加大环境政策干预力度，加强污染源监控，特别是对高污染的乡镇企业及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大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引进更高的降低环境污染技术，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污染治理投资体制，并根据各个区域内的污染物承受能力，协调分担治理污染的责任。
四、总结
本文以贵州2000年-2013年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及产生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价指标，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通过对贵州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建立工业三废与人均GDP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这些模型反应了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明贵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排放量目前已有所下降，甚至SO2的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倒N型”，但是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因为相对于发达的地区，贵州省环境保护技术研发、引进投入还相当不足，与发达地区相比还较大的差距。而且，贵州的经济落后，工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还需要开发资源、推进工业化，所以环保工作更需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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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陈俊，章恒全.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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