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09:17: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监管的依据，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资产负债率指标是反映企业财务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降低资产负债率是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提升企业经营管控水平，降低债务风险的重要途径。本文拟从金融工具角度就如何降低央企资产负债率进行探讨。
关键词：金融工具 资产负债率 监管 影响 央企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改革不断深入，国资委在进行股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加强对其直属央企的财务监管力度。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将中央企业分为主业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企业和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企业，对不同功能企业，突出不同考核重点，科学设置业绩考核指标及权重，合理确定差异化考核标准，实施科学的分类考核，征求意见稿中经营业绩考核基本指标仍保持不变。除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基本指标(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任期经营业绩基本指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指标作为国资委对其直属央企财务状况监管的红线，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指标。因此，央企财务部门仍然将资产负债率的控制作为财务管理的主要工作。
由于目前央企形成了以控制资产负债率为导向的财务管理目标，因此，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在为央企提供金融服务时，其产品设计方面也突出了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一主题，使央企财务报告账面上所体现的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但是这些银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工具在降低企业时点资产负债率的同时，是否能够真的给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带来良性循环，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降低资产负债率金融工具简介
在论证央企通过使用金融工具降低资产负债率来满足监管要求的合理性之前，应该对目前银行金融机构为央企提供的降低资产负债率金融工具进行简单的梳理。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传统业务是不同期限组合的贷款以及增信业务。这些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往往会体现为负债类的科目，从而造成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不断上升。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银行金融产品不断的国际化接轨，我国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加大了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构建了能够为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的金融工具。该类金融工具的本质特征仍然是债权，但是通过结构化的设计能够暂时计入股权或者通过抵减企业负债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金融工具包括如下三种类型。
(1)永续债模式
永续债指的是不规定到期期限，除公司破产或有重大财务事件外，债权人一般不能要求清偿，但可按期取得利息的有价证券。在国际上，永续债是国际市场上成熟的融资工具，以金融机构发行为主，占比在90%上下。2013年，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推出长期限含权债务融资工具，一次注册，可分期发行，发行规模不超过经审计净资产的40%，且与其他债券品种独立核算。发行方式可选择公开发行或定向发行。永续债属于创新产品，其核心特征如下。
1、兼具股权和债务特性
债券之名，权益之实是永续债产品的特点。发行人可以灵活设置发行条款，选择发行具有权益属性或债务属性的永续债。根据2014年财政部制定的《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发行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主动选择将发行的永续债记为权益类科目，若发行人将永续债记为权益，投资方应与发行方分类一致，但投资方不能参与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因而永续债可在不摊薄股东权益的情况下，提高发行人资本比例，或补充项目资本金，降低负债率。
2、已发行永续债基本没有次级属性
由于永续债具有一定的权益属性，偿债顺序一般在普通股之前，普通债务之后。但从目前发行情况看，大多数发行方案均明确约定永续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所有其他待偿还债务。此种安排下，即便永续债记为权益类科目，其法律属性依然为普通债权，不具有在破产清算时的次级属性。
3、周期长，通常附加发行人赎回权及利差调升机制
4、多有利息递延支付安排
发行人可在发行条款中约定递延支付利息的条件、方式和信息披露安排，符合条件的递延支付利息不构成债券违约，发行人未来也不具有强制性支付义务。但一般约定，永续债的发行人如在付息日前1年内向普通股东分红、减少注册资本或向偿付顺序劣后于该永续债券的证券进行任何形式的偿付，则不得递延支付当期利息以及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递延支付利息的约束条件越多，发行人选择递延付息的几率越小，其债务性就越强。
5、票面利率较高，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由于永续债发行人可以根据自身经营及融资需要，主导确定永续债的存续时间及付息安排，因此发行人愿意支付的票面利率相对同期同类型的普通债券而言较高，与同期限同类型同评级的普通债券相比，发行价格平均高30-120BP。
(2)结构化融资工具
结构化融资工具主要是指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通过自身渠道优势发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并通过结构化的分层设计为企业提供股权加债权的混合融资产品。由于银行金融机构的传统信贷业务受监管规定约束，其创新空间较小，因此通常在结构化融资工具中以理财资金运用的模式作为产品设计的基础。目前比较典型的模式详见图表。
银行选取央企下属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通过募集理财资金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通过股权加债权的混合投资方式投资于目标子公司。采用组合产品，是因为仅向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分红及股权回购需按年依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或项目到期日一次性支付，不能满足理财资金按期实现收益入账的业务要求。同时加入债权产品，可以有效解决上述股权投资按期向理财投资者支付收益问题。原则上，债权投资是为了弥补整个产品的收益而设定，因此债权投资部分的额度测算主要依据于整个产品在产品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收益。整个产品额度扣除债权投资部分的额度即为产品的股权投资额度。银行所募集的资金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管计划作为LP与GP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将资金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向央企本部或下属公司进行借贷。其中GP为央企下属公司与中介机构合资设立的公司。
由于央企下属子公司通过受托管理中介机构所持GP股权，从而使央企集团取得有限合伙企业实际控制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六条及第八条，央企集团可以将有限合伙企业财务数据合并入集团合并报表。具体会计处理方式是GP以长期股权投资方式投入有限合伙企业的资金在合并报表中与有限合伙企业计入实收资本的资金相抵消，专项资产管理计划(LP)出资计入央企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加集团合并报表权益部分余额。此外，央企集团本部或其他子公司向有限合伙企业拆借资金，由于有限合伙企业可以认定为集团下属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十五条，在合并报表时集团与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债务项目可以相互抵消，从而不计入集团合并报表负债科目。央企集团将本笔融资用于归还对外借款可以降低其负债科目部分。综上，通过该类结构化融资工具央企集团既增加权益部分余额又降低负债部分余额，达到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的。
(3)保理模式
保理作为我国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核心产品，是一项以债权转让为基础，集融资、销售分账户管理、催收、信用控制与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关键词：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资金流入；改进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32-03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已逐渐成为境内投资者筹集所需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芜湖市为例，自2013年以来就有两个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和“Y公司”）的8000余名个人股东和2名自然人个人股东分别成功在香港开展了境外股权融资，先后通过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和吸收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发行可转债等途径分别募集了约5.21亿美元和1.5亿美元资金，再返程投资到芜湖江北产业集中区、亳州（芜湖）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对支持芜湖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业务的发展，以前不曾遇到的一些境外股权融资项下资金流入（包括境外股权融资资金的流入和境内居民个人股东的股份减持资金、红利资金流入）管理问题也随之出现，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别是境内居民个人股东的股份减持资金、红利资金流入问题，由于其涉及的人数较多，如不加以重视，则不仅可能会给个人股东的资金运用带来困难，严重时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本文就这一部分资金的流入管理进行研究和探讨，并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形式
及管理现状
（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的主要形式
从目前的具体实践看，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股权融资的主要形式大多是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香港三地分别设立若干特殊目的公司①，然后再以设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特殊目的公司为融资主体在香港开展股权融资业务。其具体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吸收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发行可转债等三种，各个特殊目的公司具体采用那种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则由公司的境内居民个人股东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决定，不一定完全一样。
（二）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管理法规现状
为支持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股权融资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5年10月21日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75号），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定义、特殊目的公司的管理、返程投资的管理、融资后资金的管理、特殊目的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后的管理、特殊目的公司利润及红利资金的管理等事项进行了明确，为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股权融资提供了政策便利。此后，2014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新的《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文，以下简称“新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管理办法”），替代了原75号文件。新文件除了对原文件中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修订，还对其中的法律责任部分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不仅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提高了政策的严肃性，对规范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业务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
资金流入管理中的问题
新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管理办法虽然较原管理办法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经过两年多来的实际运行，我们发现其中仍存在一些不便于管理和操作的地方，极易引起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加以说明。
2013年7月，芜湖市H公司的8000多名个人股东，以其在H公司的股权在香港等地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并于2013年12月19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所募集的资金也陆续返程在芜湖等地进行投资。由于受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有关规定，公司上市时，这8000多名个人股东中除7名股份较多的个人以其本人名义作为发起人进行单独登记外，其余个人股东的股份分别由4名受托持股人进行代持并以该受托持股人名义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外汇管理部门在办理该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手续时，也是按上述7名自然人个人和4个受托持股人进行办理，出具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也是这11个人的名字，其他8000多名个人的名字在登记表上则没有显示，在外汇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中也没有反映。2015年5月28日4名工会代表根据香港有关信托管理法规，将代持的股份分别划回到每个个人股东自行开立的社会公众股票账户名下后，因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相关材料无法显示所有8000名个人的股份信息，导致其外汇变更登记手续难以完成，最终造成此8000多名个人股东的减持资金和红利资金难以顺利汇回境内使用。
根据现行特殊目的公司管理办法，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完成后，方可办理后续业务（含利润、红利汇回）。而银行审核境内居民个人是否已经完成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的依据，就是外汇管理部门签发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以下简称“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此表在2015年6月1日我国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以后，改由经办外汇登记业务的银行签发），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不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或者提供的境外投资登记表上没有该境内居民的名字，就无法证明其是否已经完成外汇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进而无法顺利将相应的款项汇回境内使用。芜湖辖内某银行甚至由此引发了40多名个人股东聚集上访事件，险些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现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的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亟待进一步改进。
三、改进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
资金流入管理的思路与建议
为妥善解决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通过委托工会代表持股方式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手续的个人股东资金流入管理问题，防范突发性、的发生，本着交易真实性和便利化的原则，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思路和建议。
一是对现行特殊目的公司项下资金汇回业务的审核方法进行改进。即由办理原外汇登记手续的经办银行，在取得受托持股人（即原办理外汇登记手续的个人，下同）书面授权的前提下，将在各受托持股人名下办理外汇登记的个人股东名单及身份证号等信息（以下简称“名单”）提供给相关银行，由银行根据名单为相关个人股东办理资金汇回及开户手续，以解决大多数个人股东没有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的问题，方便个人股东办理资金汇回等业务。
二是银行在为名单内个人股东办理资金汇回业务时，根据“展业”三原则的要求，认真审核个人股东汇回的资金性质。对属于减持股份项下的资金，应要求个人提交证券交易交割凭证，并按规定为相关个人开立资产变现账户，办理资金入账手续；个人资产变现账户资金划出或结汇时，应按规定要求相关个人提交相应的税务凭证等；对属于红利项下资金，则按服务贸易有关规定，要求个人根据限额分别提交相应的业务凭证给予办理，以防范业务风险。
三是要求经办银行按月向属地外汇管理部门报送有关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项下个人资金汇回明细表，以方便外汇管理部门对特殊目的公司项下资金流动情况进行监测。
四是要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有受托持股人要尽职履行职责，按季度根据外汇管理部门反馈的银行办理减持资金汇回业务的人员名单及减持情况办理外汇变更登记手续，以维护国家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资金流入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
注释：
①本文中“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居民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
Thoughts on Improving Management on the Money Inflow from Residents’ Private Oversea Equity Financing and Some Suggestions
CAO Yi-feng
（Wuhu Central Sub-branch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Wuhu 241000， China）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部门有关负责人就《指导意见》的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研究出台《指导意见》的背景是什么,有何意义?
答: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004年至2007年,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在17%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出6到8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了GDP比重的5%。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需大幅度降低,不少传统产业增速放缓,而文化产业却逆势上扬,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实现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文化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制定出台了《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的出台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源头,是一种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绿色产业。鼓励金融业为文化产业输血,扩大文化产业的比重,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解资源能源瓶颈的重要举措。二是有助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能缓解文化产品供需矛盾和结构性短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在享受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享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大力改善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更好地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将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掌握主动。
问:请介绍一下《指导意见》的主要内容?
答:《指导意见》分七部分:
一是充分认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导意见》强调,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对接,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
二是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要根据文化企业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融资租赁等贷款品种,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逐步扩大收益权质押贷款的适用范围。对于融资规模较大、项目较多的文化企业,鼓励商业银行以银团贷款等方式提供金融支持,对于处于文化产业集群或产业链中的中小文化企业,鼓励商业银行探索联保联贷等方式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指导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根据不同文化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监管要求的灵活的差别化定价机制,科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要充分考虑文化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制度,建立专门针对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的考评体系。要增强服务意识,设立专家团队和专门的服务部门,主动向文化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要积极开发文化消费信贷产品,为文化消费提供便利的支付结算服务。继续完善文化企业外汇管理,提高文化产业贸易投资便利程度。
四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指导意见》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票据等方式融资,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鼓励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积极进入处于初创阶段、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文化业态。
五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指导意见》要求各保险机构应根据文化企业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企业需要的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探索开展信用保险业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针对文化出口企业的保险服务,积极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六是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机制。《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中央和地方财政可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建立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完善支持产权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各方权益。
七是加强政策协调和实施效果监测评估。《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制定并定期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建立多部门信息沟通机制,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加强政策的落实督促评估,探索建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问:对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在监管方面有哪些支持措施?
答:对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主要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监管要求。一是推动多元化、多层次的信贷产品创新;二是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适合文化产业项目的多种贷款模式;三是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利率;四是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业务考评体系,强化贷款责任的针对性,构建健康的信贷文化;五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增强服务意识,主动向文化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银行监管部门将会进一步细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监管要求,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问:如何发挥保险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哪些考虑?
答: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保险业可以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保险机构可开发适合文化企业特点和文化产业需要的保险产品,如在现有保险产品的基础上,探索开展知识产权侵权险,演艺、会展、动漫、游戏、各类出版物、印刷、复制、发行和广播影视产品完工险、损失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等新型险种,以及各类责任保险业务,通过创新发展,培育和完善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提高保险在文化产业中的覆盖面和渗透度,有效分散文化产业的项目运作风险。
二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便捷服务。《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保险服务”。对于宣传文化部门重点扶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项目,保险机构将建立承保和理赔的便捷通道,对于信誉好、风险低的,可适当降低费率。对于符合《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条件,特别是列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录》的文化出口企业和项目,保险机构将积极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鼓励和促进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三是支持文化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保险公司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和保险资金融资功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和股权,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还可以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工具,保险还可与信贷、债券、信托、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相结合,为文化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探索开展信用保险业务,弥补现行信用担保体制在支持融资方面的不足。
问:《指导意见》在鼓励文化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上有哪些支持措施?
答: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文化企业发行上市不仅可以推动文化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为文化企业搭建了融资平台,有利于文化企业做优做强。多年以来,对于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的首次发行上市及再融资申请,证监监管部门一直持积极态度,支持其在主板、创业板发行上市及再融资。
二是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方式融资。积极发挥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的作用,为中小文化企业通过发行集合票据等方式融资提供便利。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中小文化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鼓励中介机构适当降低收费。
问:对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健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机制方面,《指导意见》有哪些具体措施?
答:一是《指导意见》第十五条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可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将通过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项目补助、绩效奖励等方式,重点支持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及跨区域整合,支持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支持文化领域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等。
二是支持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已着手启动,该基金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吸收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购,重点扶持我国演艺娱乐、动漫游戏、影视制作和发行放映、出版发行、文化会展、网络信息传媒等传统和现代文化领域的发展,部分地方也已开始尝试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
问:《指导意见》在推动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有哪些考虑,有关部门打算如何推进?
关键词：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11-0027-06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是我国金融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2013年12月，山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意见》（鲁政发[2013]28号），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本文选择济南、青岛、东营、临沂、滨州为样本，走访省、地（市）、县（市）金融办及山东省“一行三局”，实地考察《关于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意见》落实情况及地方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并对加快完善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提出对策建议。
一、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一）地方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当前，山东省已形成以“省维护金融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为领导，“一行三局”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相结合的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其中，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金融稳定工作部署，分析全省金融稳定形势，协调解决影响全省金融业稳健运行的重大问题，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成效。“一行三局”负责对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进行监管。地方政府负责管理中央驻鲁金融监管部门法定监管范围之外的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见图1）。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权限分属以下部门：金融办（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民信用互助社、民间融资机构、区域易市场;发改委（局）负责管理各类股权投资公司、投资基金、企业债发行;商务厅（局）负责典当、融资租赁公司审批与监管。此外，山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对全省农信社系统（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行使部分监管权;省农业厅参与对全省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监管;省供销合作社系统负责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进行审批。
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中，各级金融工作办公室居于重要地位。以省级金融办为例，其承担的监管职责为两方面：一是协调组织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管理，包括对股权投资、私募基金、产权交易所、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二是主动协调中央监管部门，完善相应监管制度，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金融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开展生态环境建设。
（二）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比较国内各地金融监管实践，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走在全国前列。2013年山东、辽宁被银监会列为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同年12月，山东省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地方金融监管的体制机制，监管方式、组织实施，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启动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省份之一，山东的探索与实践将为全国提供可复制与可推广的经验。
第二，地方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形成。山东省率先在省、地（市）、县（市）三级设立独立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自2013年末以来，各级金融工作办公室增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预计2014年底，全省各县区市将完成机构设置，明确职能和编制。金融监督管理局为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的主管部门，将整合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形成统一归口管理，发改委、商务局等部门相互配合的监管模式。
第三，山东省金融办不涉及金融国资管理。上海和辽宁等省市将本应由国资委进行监管的地方金融国资的监管权限托管给金融办，并且承担相应的国资的保值增值责任。按照《意见》，山东省各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成立后，金融办的职能从原来的“综合、协调、指导、服务”转向“协调与监管”并重，地方金融监管成为其核心职能，不涉及金融国资管理。
二、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责不完全对等
《意见》明确规定，地方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中央驻鲁金融监管部门法定监管范围之外的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金融机构并无监管权限。但在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维护省内金融稳定、防范和协助“一行三局”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职责，特别是地（市）、县（市）级政府在处置涉及金融机构的局部性风险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银监分局在县（市）级的监管办事处人员少、监管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众多，证监局、保监局在地（市）、县（市）基层均缺乏机构，“一行三局”履行监管职能需要地方金融办的协助与支持。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权力有限，对新型（准）金融组织风险监管尚缺少切实有效的手段，风险处置责任偏重。
（二）地方金融办（监管局）履职存在诸多制约
第一，发展与监管之间存在冲突。目前，地方金融办与金融监督管理局实行“一套机构、两个牌子”，但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从发展角度看，地方金融办需要积极争取改革试点，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为当地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但从监管角度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又需要控制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特别是在各类新型金融机构试点中，“重发展、轻监管”和“重监管、轻发展”的现象在各地均有显现，如何保持两者的平衡是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面临的考验。
第二，履职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民间资本管理机构、资金互助专业合作社等机构的监管依据均为地方政府或部门的文件，而非行政性法规。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难以行使有效的处罚措施，存在执法依据上的空白。同时，由于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一些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为继。例如，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地方金融办无法再借助工商年审等手段，对股权投资公司实施监管。
第三，单位性质和工作职能存在矛盾。目前，我省各级金融办（监管局）多为政府组成部门，也有部分地（市）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如滨州市），经省政府授权负责地方金融监管工作。但从性质上看，事业单位不具备执法资格，即使地方金融监管有了法律依据，能否正常行使职能仍有争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存在上下机构设置不统一、机构性质和职能不匹配的矛盾。
第四，县（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履职能力不足。一是部分地（市）、县（市）级金融监管机构及队伍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监管力量薄弱，编制和人员尚未完全到位。现有人员缺乏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对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准入管理、合规管理等监管手段还不熟悉，日常工作多停留在简单的审批上，无法满足金融专业监管的要求。二是作为监管的直接和第一责任单位，地方金融监管局在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准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过程中只有初审权，缺乏审批和管理权限，权力与责任不尽一致。
（三）地方金融监管归口管理落实存在难度
针对全省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存在的机构不足、力量薄弱、职能缺位、业务分散等突出问题，山东省积极推进融资租赁、典当、拍卖、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农业保险等地方金融业务统一归口管理。但调查显示，“统一管理”目前只在全省部分地区得以落实（如济南市）。由于对上述机构的管理权限在中央层面分散于各大部委，从业务对口角度看，省级机构管理权限统一归口存在障碍，推进并不顺利。
（四）与“一行三局”的沟通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有关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信息主要由“一行三局”掌握，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则掌握各类新型（准）金融机构的业务信息。各机构通常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金融管理职能，彼此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监管合力不足。虽然省、地（市）各级政府成立了金融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或金融稳定联席会议）等，但其作用主要是金融风险事件爆发后，由其牵头负责处理风险事件、化解债务危机、维持社会稳定，或者是分析地方金融运行情况，研究如何争取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对地方金融监管事务统筹与管理的力度不够。“一行三局”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制度性协调机制亟待强化。
（五）民间金融监管存在空白
2013年底，山东省在全省逐步推开民间融资规范引导工作，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机构，规范民间融资秩序，促进民间资金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相较于浙江温州等以市为单位试点的地区，山东省成为全国首个在省级层面全面推动此项工作的省份。但是，民间金融本身存在着透明度低、随意性大、风险难以监测的局限性，地方监管力量显得非常薄弱。地方政府对民间借贷、非法集资问题被动应对，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难以事前发现和处理。新型（准）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违规参与民间金融的现象屡有发生。对于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网络贷款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这成为地方金融监管的漏洞和盲区。
（六）缺乏处理风险事件的长效机制
在风险防控方面，《意见》虽然提出“建立地方金融数据监测信息系统，加强相关监管信息数据交换与整合”，“切实做好风险预警、评估和处置工作，严格防范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等措施”，但是当前地方金融统计体系、风险监测制度体系不健全，数据采集的时效性、准确性受限，无法及时监测地方金融运行。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中，尚缺少对地方金融监管和危机应急处理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众多新型（准）金融机构，尚未建立明确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相关风险救助体系，各地普遍缺少稳定基金或风险准备金等风险缓冲制度。
（七）地方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当前，山东省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监管法规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尚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在地方金融监管领域的众多规范性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许多行业监管制度不健全，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存在着重复和空白。一些机构受利益驱使，超范围经营甚至违规开展业务，给金融运行带来风险;对于许多的金融纠纷，很多依据是非正式的制裁机制和习惯性法则，影响金融稳定。
三、完善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
地方金融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建议按照“全面统筹、安全稳健、公平高效、灵活适用”的原则，加快落实《意见》，完善地方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推进地方政府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协调配合，防止出现监管滞后和监管真空，确保山东省金融运行的稳定（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框架设计如图2所示）。具体建议如下：
（一）完善地方金融监管立法体系
一是加快立法进程，尽快出台《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明确各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的机构、职责、措施和法律责任等，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提供法律支持。二是在各级政府前期的各类“意见、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方案”等文件基础上，由省政府出台针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融资机构的地方性法规，配套完善相关实施细则，规范其业务发展，使地方金融监管有法可依。
（二）健全三级“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强化现有各级“金融稳定领导小组”功能，在省、地（市）、县（市）三级建立由“一行三局”、金融办（监管局）、发改委、商务厅等部门组成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统一机构职能、完善议事规则。作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的最高协调机构，联席会议定期召开，负责研究加强行业监管的工作意见，制定地方金融监管标准及监测框架，建立金融业综合信息平台。把信用体系规划、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信用监管纳入工作职责，建立权责明确的风险排查、风险处置与损失承担机制，监测、评价各地区风险情况。必要时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三）发挥各级金融办（监管局）的作用
第一，稳步推进地方金融监管权限归口管理。统一归口管理是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趋势。当前，应在理清责任机构的基础上，逐步将监管权限向各级金融监督管理局划转。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基本工作原则，着力解决多头管理问题，避免监管重叠、消除监管空白。不强求上下对齐，积极稳妥地推进归口管理工作。
第二，强化金融办（监管局）的协调服务、宏观管理职能。各级金融办（监管局）应将地方金融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争取资金投入转为地方金融协调、管理和服务，以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为主导，不干预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操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制定本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规划，着力加强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建设，为地方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第三，地方金融监管重心向地（市）、县（市）下移。当前，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新型（准）金融机构主要在县（市）区域内开展经营活动，而各类风险事件也多发生在县（市）一级。因此，地方金融监管制度设计应立足现实，在监管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同时，适当下放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审批和管理权限，提高地（市）、县（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工作自主性。
（四）完善监管机构间的分工与协作机制
第一，加强与“一行三局”的合作。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地方金融监管局与“一行三局”应适度分工、紧密配合，共同做好金融监管。“一行三局”主要监管客户众多、风险容易外溢并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活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部分“一行三局”无法覆盖的领域的监管，应发挥基层的监管信息优势，消除局部金融活动风险。
第二，推动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作。按照《意见》的规定，地方金融监管对象包括辖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机构、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等新型金融组织和权益类、大宗商品类等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场所。在地方金融监管统一归口模式下，虽然监管权限最终将划归各级地方金融监管局，但现阶段受人员、专业等方面的限制，要做好监管工作，尚需要发改委、商务局等部门的协助（包括与省级、中央各部委的协调）。
（五）创新地方金融监管模式
第一，完善地方（准）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在设立审批上，建立公开选择机制，确保主发起人具备充足的风险承受能力，防止出现虚假、欺诈行为;加强对公司法人的合法性、真实性监管，探索建立地方金融机构高管任职资格核准制度。强化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实现权力责任制衡机制，把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与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管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对地方（准）金融机构内部运行的监管机制。地方各级金融监管机构定期对相关市场主体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进行监测、分析、评估和预警，全面揭示风险与问题，出具年度监管报告。对金融机构的内部运营机制进行有效监督，对经营管理决策、执行、监督行为进行全程监控，明确合理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准备金等要求，增强对高风险行业的行为约束。
第三，创新地方金融监管工作机制。推广临沂市的经验，加强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协作，充分发挥各类银行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职能。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现场与非现场专项检查工作，各类机构必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审计。
（六）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制度
一是加快建立地方金融征信体系。从县（市）基层着手，由金融办牵头，整合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未纳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地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建立地方金融机构贷款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征信管理平台，建立信息化数据库，实现信息采集、录入、分析和使用的透明化，为民间金融风险防范提供支持。二是探索将地方金融征信体系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明确信息共享的范围、采集分工、信息共享方式等，减少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共同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七）健全地方金融风险事件处理机制
第一，筹建地方金融稳定基金。由各级金融办牵头建立金融稳定基金，用于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救助和退出等金融风险处置，提升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处置能力。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针对特定行业（如小额贷款公司）探索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争取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支持，试点建立面向全省村镇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
第二，建立风险处置快速反应机制。在各级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风险的集中分析和跨部门风险的协同管理，强化风险防范和处置职能。建立金融风险处置工作预案制度，健全群众举报、媒体监督、日常监管和定期排除等渠道，对突发性事件做到及时处置，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扩散为系统性风险。创新司法模式，设立金融仲裁院、金融犯罪侦查支队、金融法庭，建立金融监管与金融审判联席会议制度，多方协作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建立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设计符合实际的风险指标体系和风险评价标准。明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制定风险处置、损失分摊办法。对长期业务不足、评级不达标的机构，建立退出机制;对严重违法违规、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的新型地方金融机构依法实施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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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Faced by Local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in Shandong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Zhang Xu Zhang Jing
（Economics School of 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 266071）
关键词：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研究
目前，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成为了金融危机扩散的直接途径。金融衍生品具有不确定性、虚拟性、杠杆性和复杂性，结合金融衍生品的特征不难看出金融衍生品交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很容造成金融危机。而我国金融危机的频发爆发，说明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的监管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深刻的认识到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成为了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的关键。
一、金融衍生品的特征
1.不确定性
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结合目前基础工具，分析未来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结果所产生的交易。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具有不确定性，是对未来预测的交易，交易可能产生的结果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2.虚拟性
金融衍生品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由于它本身没有实际的价值，因此还有一定的虚拟性，独立存在于资产运作以外的范围，虽然能给持有者带来经济收入，但是在虚拟的交易环境中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不易控制，很可能超出或脱离基础工具市场范围。
3.杠杆性
金融衍生品的保证金交易，只需要持有者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能快速实现全额的交易，根本不用进行本金的实际转移。除了以实物进行交割的方式需要交足货款之外，合约的结算方式通常采用补交现金差价。因此，交易双方的信誉度成为了杠杆式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也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高风险性。
4.复杂性
金融工程师通常将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当作基本工具，通过对其进行指数化、证券化、组合、分解和剥离等，衍生出不同的金融产品，并且具有独特的风险收益。金融衍生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缺乏深入的特性了解，导致金融衍生品具有很高的操作风险。除此之外，金融衍生品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合约风险级别、金额、杠杆比率等参数设计，充分发挥保值避险的作用。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
1.保护公众的信心
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的建立基础就是保护公众的信心，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才能保证公众的信息，一旦公众对金融衍生品失去信心，金融体系就会面临崩溃，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破产。因此，维护公众信心才能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金融监管成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构成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金融权力的制衡
金融监管对金融权力具有很强的制衡作用，由于保险、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调节和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因此会存在一些金融权力因素。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金融权力，强化对金融权力的监管，能够有效的防止金融权力的滥用，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实施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制衡金融的权力，避免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垄断，使金融市场能够稳定的发展。
3.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逐渐成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核心。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批，才能获得特许权，使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监管，主要为了避免获取特许权的金融机构滥用权力垄断市场，保护相对不占优势的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三、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1.金融衍生品的分业监管模式不够完善
目前，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经营，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种类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很少有业务往来，监管部门通过分业监管模式进行金融机构的管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金融机构的混业发展趋势，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已经无法发挥出监管的作用，致使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不同的监管原则，监管主体存在差异性等问题。除此之外，我国分业监管模式不够完善还体现在监管体制的管理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部分金融机构采用业务审批的模式进行金融衍生品的管理，具有交叉特性的创新型金融衍生品推出时，协调工作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分的审批才能通过，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使金融衍生品失去了优势性，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监管依靠的法律法规为《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在法律法规不够系统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进行衍生品业务交易的方式和方法，来源于金融监管的管理规定，比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金融衍生品管理方法等。由于的管理规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导致的法律法规不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严密性，与权威性的法律法规相比而言，的管理规定对于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还过于简单，缺乏系统的法律监管条例以及相关的细则。在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实践过程中，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够系统和完善，就会导致金融监管缺乏理论依据和操作依据，造成金融衍生品业务操作的随意性，不仅不利于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还不利于金融监管部门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造成国家经济的损失。
3.金融的监管理念没有重视监管的效率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是降低、防范以及化解金融衍生品交易带来的金融风险。从目前的形势上看，金融监管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限制竞争，保障安全”，控制金融风险的手段为“控制业务资金的价格、范围以及市场准入标准”，虽然确保了金融机构能够稳定的运行，但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导致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的效率明显下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造成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的金融竞争越来越激烈，不提高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不利于维持金融机构的长久发展。
4.金融监管在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缺陷
传统的金融监管重视金融机构的合规性，通常实施现场监管，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多，金融市场的风险不可控性也在增长，依赖于传统的监管方法进行金融风险的防范，很难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以及正常运行。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创新监管的方式，使金融监管具备合规性、风险可控性，利用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现代化的金融监管。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的监管手段应该适应金融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5.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缺乏协调性的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协调明显有所欠缺，其中“三会”主要通过联席会议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而目前出现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会议的时间间隔较长，没有充分发挥协调的作用。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会议的主导者，对于问题的解决策略等问题，存在监管上的分歧，缺乏执行和相关的操作依据和理论依据，导致协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企业债券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私人股权投资等业务服务的管理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委员会、财政部门等，并不属于“三会”的监管范围。因此，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否则难以解决实际的金融监管问题。
6.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需要加强
根据国际监管的经验能够表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能够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完善性、系统性、科学性是维护金融机构稳定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实行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监管效果不够明显，没有充分发挥出监管的作用。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行业的自我管理意识需要加强，结合官方的金融监管制度共同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无论是官方金融监管制度还是行业自律方面都有待加强和完善。
7.金融监管相关的人才培养需要加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相关人员的理论知识不足以承担金融监管的严峻任务，缺乏对金融机构各项指标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致使金融监管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距离监管的目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符合金融监管需求的综合性创新人才非常匮乏，通常金融监管需要监管人员具备经济、金融、英语、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面对金融市场多变、复杂的环境，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性很大，具有综合素质较高的监管人员才能有效的降低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风险。
四、完善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的策略
1.创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改革也逐步深入，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金融业经营模式。我国金融的监管理念应该不断的创新，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金融监管应该改变传统的事后处置监管模式，将被动监管变为主动监管，做好金融的风险预警防范措施，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防患于未然。同时，金融监管应该符合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强化金融行业的自律性、强化政府监管的力度、强化社会的舆论监督效力，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管理理念，明确金融风险的控制思路，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竞争力。
2.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规
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够完善，就会影响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发展，因此，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及时对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使金融衍生品业务进行交易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方面，通常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应该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国情，制定出合理、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
3.完善监管的方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应该具备合规性和风险可控性，结合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定期进行随机检查，通过动、静态相结合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的效率，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效果，有效的控制、预防和化解金融的风险。首先，结合金融衍生品的特点，改革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披露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资产负债情况。结合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非现场监管系统，通过计算机先进技术，将金融机构的衍生品信息输送到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确保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同步，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管理。
4.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当跨国银行的进入，加快了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传统的分业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变化，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成为了发展的主要趋势。金融监管的模式首先应该考虑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增加监管机构彼此之间的联系，定期进行协商，指定某个金融机构作为牵头机构，落实协调个机构之间的金融监管行为，组织成立联席会议，统一监管的目标，逐步实施统一监管模式。随着监管范围的不断扩大，监管部门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加强金融行业的自律。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职权的划分情况如下表：
表 我国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划分情况
5.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金融监管一方面是政府的外部金融监管，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监管。依据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立系统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首先，改革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将金融机构发展成为金融风险的主体承担者；其次，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完善金融机构的监管治理结构，促进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使金融机构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并且提高管理能力；最后，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管理力度，由于金融机构政府的外部监管无法替代内部管理的监管，因此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的形成能够强化金融的监管力度，稳定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6.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定发展，高素质的综合型监管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强化高素质监管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者的金融知识结构的建立，培养专业监管人才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定期进行金融专业知识的培训，使专业人才掌握金融监管的最新经验、理论和技术，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的变化。在培训的基础上，监管部门需要完善培训的管理机制，组合高素质的监管人才到先进的监管机构进行进修，使高素质的监管人员能够具备先进的国际金融知识、法律、英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等，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建立科学的用人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培养复合型的专业监管人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金融衍生品是金融业创新的成果，发展的空间很大，对于国家的市场经济同样有促进作用。结合金融衍生产品的特征以及投资者“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性很强，政府对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投资教育，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成为了重要的任务，然而金融衍生的监管仍然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创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规法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监管的方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并且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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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我国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规范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以及《保险法》等部门法里，缺少一部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专门法律，且这些法律的规定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细致规定，难以为金融监管协调活动提供具体操作的法律依据。同时，分业经营的监管机制导致不同领域法律文件的制定主体不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这就为法律的适用增加了难度，造成法律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外，各金融监管主体的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各监管主体权限过于宽泛，更可能在交叉业务领域造成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这既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又不利于监管目的的实现。
（二）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机制
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机制，使得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合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担负着宏观调控、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重任，可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等三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以及所签订的《三大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都将其排除在外，仅象征性地规定“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他部位参加”。同时，“一行三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与其他部委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例如财政部主要负责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及国债市场的管理；发改委则负有对企业债券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金融领域的违反活动又需公安、检察部门的介入。这些部委与“一行三会”之间往往各行其是，缺乏合作，这些都使得金融监管工作遇到阻碍。
（三）监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
合作与协调必然的要求信息共享，只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各金融监管机构提供信息交流，分业监管、协调合作才会成为可能。但从我国现实来看，虽然各监管机构都开发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可相互割裂，缺乏联系，人民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以及三大监管机构之间都欠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这既增加了监管成本，又不利于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
完善立法是我国金融监管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应当立足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鉴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我们应当参照国际管理以及金融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构筑一个更完整、更具可操作性的金融监管体系。此外，还应当以法律形式确定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协调的程序与方式，使分工协作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同时明确相互之间权责界限，从法律上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保障，这样才能增强各部门协同监管的可能性与稳定性。
（二）成立专门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应当成立类似于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机构，作为专门负责协调金融监管的机构。在这样一个协调机构中，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作为牵头部门发挥积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任委员会主任，由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主席分别兼任副主任，并加入各类金融机构为成员。实际上，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监管大部门，而是一个过渡性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它并不代原有的金融监管部门执行具体的监管操作，而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监管工作，促进协同分工。
（三）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平台
根据《人民银行法》规定，基层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是金融监管工作。本文就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和如何实现监管整体工作标准化谈些浅见。
一、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目标多重性。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监管目标存在多种认识：一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辖内金融秩序稳定，这无疑是正确的；二是通过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查处金融机构违规经营行为，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三是贯彻有关金融法规，监督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保障金融业健康运行；四是依据当期国家货币政策及有关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适时适度监督管理，以适应经济的需要。以上认识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决定金融监管目标的依据是人民银行的职责而不是监管过程和手段，而且应一致起来，否则将导致目标不明，事倍功半。
(二)操作无序性。人民银行自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出台了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这为规范金融监管行为打下了基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更重要的是符合实际和具体细致的操作规范，如工作程序规范、档案管理规范等等，这些规范性的操作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不完善，或不细致，或不具操作性，或没有认真落实，造成金融监管工作盲目无序，整体质量不高。
(三)偏狭性。按照金融监管责任制实施办法有关要求，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内容是宽泛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由于人员少，头绪多，任务重，往往顾此失彼，而且一些工作或流于形式，或搁置不管，或无暇顾及，导致监管范围缩小。比如，在目前潜在风险突出情况下，集中大量时间、人力物力，对信贷资产质量和盈亏情况进行真实性检查，而对机构设置合规性及其退出、高级管理人员人品及其经营品业绩、政策性业务等缺乏有效的监管。凡此种种，使金融监管内容偏废狭隘，弱化了监管整体效果。
(四)再监督滞后性。再监督是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制、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监察与内审肩负着这一重任，而目前这一点金融监管工作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监察部门偏重于对行政违规行为查处，内审部门侧重于对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金融监管过程、执法尺度、效果及监管人员执行纪律等情况却监督甚少，或者根本没有履行其再监督职能。这种再监督滞后的状况不利于提高监管效能，必须认真并加以解决。
(五)行为随意性。在当前，金融监管工作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计划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金融
“消防”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一是基层人民银行人员紧张，无法有计划地实施监管工作，只能被动地搞突击应付；二是监管体系没有真正建立，科学地实施监管还缺乏条件，只得根据情况随时调整和确定监管行为；三是各种法规政策正在逐步出台和调整，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监管行为的非计划性；四是金融机构违规经营行为无可循，金融风险变幻莫测，实现监管计划性实属困难。
(六)查处软弱性。依法监管，从严查处，是强化金融监管应遵循的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执法尺度、查处原则、关系、个人感情、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常常使监管查处不能从严执法，或避重就轻，或删减问题，或久拖不决，不了了之，此类现象十分普遍且极不正常，削弱了金融法规的严肃性和人民银行的监管效力。
(七)形式单调性。金融监管是一项枯燥而又艰苦的工作，法规制度条文的限制、纪律的约束、数字的核实、问题的查证以及撰写报告的格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时间要求，在目前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导致不仅监管范围收缩，而且监管形式单调，主要表现：一是应付突击性任务多，主动开展工作少；二是辖内本地检查多，异地交叉检查少；三是现场检查多，非现场监管作用发挥不充分；四是人民银行监管多，金融机构自律性监管少；五是一次性检查多，跟踪监测监管少。这种机械单调的监管方式极易形成范围收缩甚至出现监管真空，影响监管工作的整体质量提高。
(八)手段落后性。在飞速的今天，作为人民银行最重要的职能——监管——仍然处于低层次的半手工操作状态：报表数据非自动传输汇总而是人工录入，生成指标非微机处理而是手工，资料报送非传输而是信件邮寄，非现场监管预警预报非电子网络监控而是通过人工报表处置，档案资料管理非电子化而是文本式等等，这些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九)重点模糊性。一些基层行明显存在着或被动应付，疲于奔命，失去重点；或面对任务，茫然失措，找不到重点；或平均用力，讲究均衡，没有重点；或东一榔头西一斧子，不要重点等等，以至于重点模糊。究其原因主要是有的弄不清当时的形势和背景，有的找不准选择重点的依据，有的吃不透监管政策精神，有的分不开轻重缓急，这种现象严重了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工作质量。
(十)绩效考核不确定性。运用合理的指标评价监管效果工作相当薄弱：一些行根本没有开展考核活动，仅仅满足于阶段性；有的听听汇报，下发个通报了事；有的甚至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或凭印象对监管工作进行评价；有的例行检查，听汇报，看资料，通过了解表面情况判断监管绩效。无论如何，目前的绩效考核都是局限于定性评价和对表面现象的判断，缺乏系统的、细致的、规范的、科学的、量化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不仅影响考核效果，而且不利于调动监管积极性，也难以为监管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二、金融监管标准化的设想
实现标准化管理是金融监管工作由粗放到规范、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趋势，也是基层人民银行切实行使央行职能必须解决的，而且要坚持前瞻性和现实性相结合、性和操作性相结合、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等原则，制定出科学的监管标准。
一是目标统一化。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目标由其地位和职能决定，根据《人民银行法》第十二、第三十条规定，考虑到基层的实际情况，监管目标应该是：依法监督管理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维护一方金融平安，为地方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些过程和手段来支撑，但它们并不是目标，应严格区别开来，保证目标的统一化。
二是操作规范化。(1)操作程序化。按照金融监管操作规程和责任制实施细则，依据层次管理和岗位负责制，一方面实施梯级管理，分工负责，另一方面分清先后顺序，渐次推进，逐项落实。比如，日常工作由岗位人员负责具体落实，但重大事项必须报告主要领导，通过集体决定；又如，某项检查从立项、发出文本通知到落实处理结果、文件资料归档等，必须按程序办事。(2)管理制度化。认真执行金融监管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制，坚持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每一次活动都纳入制度规范之内，从严管理。(3)组织条理化。即按照监管及对象，合理分工，区别类型，动态管理，预警预报，分类处置，做到日常工作有条有理，按部就班，处理突发性问题闻变不惊，处惊不乱，分析情况，调整力量，果断处置。(4)任务具体化。即对每一项监管工作合理布置，落实到位，尤其是对于重点任务在时间、人员、方案、措施及质量等方面细致安排，予以保证。
三是范围最大化。基层人民银行的监管内容很多，但是不能因此而顾此失彼，相反，要相互兼顾，合理布局，实施全方位监管。在确保完成重点任务的同时，对日常性工作妥善安排，抓住热点，突破难点，扫除空白点，不留真空。为此，应在不断提高队伍素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注重拓展监管范围，延伸监管触角，落实岗位责任。
四是形式多样化。要不断改进监管方式，提高工作质量。首先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结合监管计划，深入金融机构网点和居民区，了解经营情况及对金融市场的反映。寻找实施监督的切入点，提高监管针对性；其次要加强分析预报监测工作，对平时收集的资料和数字信息认真分析，从中找出异常变化，及时会诊，快速反映，实施监督；再次要强化非现场监管，对重要指标定期测算分析，掌握动态，预警预报，妥善处置；同时要在以上基础上拟订方案，或有计划地进行全面检查，或有目的地进行重点抽查。上述诸法应相互配合，因时因地因情灵活使用，以实现监管形式多样化，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
五是手段化。应建立监管系统，实现报表数据信息电算化和传输化，资料和指标监测、动态管理、文件处理电脑化，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预警预报系统，核查资料记录及分类整理应逐步脱离手工操作，档案资料应实现机管理和网络化。为此，基层人民银行要更新观念，舍得投入，并着力培养高素质的监管人才，全面提高监管水平。
六是计划化。(1)制定总体规划，即根据上级行监管工作指导思想和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某一时期的监管总体思路、目标、步骤及措施；(2)制定年度计划，即按照总体规划和当期情况，确定本年度监管工作的项目表、时间安排、任务分解、目标责任及考核办法，逐项分步实施；(3)编排项目顺序，即依据年度计划，按轻重缓急对所有监管项目进行排序，按岗位责任和工作性质分工负责，落实任务；(4)确定项目方案，即对每一个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进行认真研究，确定目的、时间、人员、、可能遇到的与解决对策等，做到提前布置，科学安排；(5)突击临时任务，即当计划与变化发生冲突时，应在保证完成计划内工作的同时，集中力量突击临时任务，做到两不误，切忌顾此失彼。
七是重点突出化。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应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关键问题：首先是中小金融机构经营性风险监管，重点是防范和化解信用社支付性风险，立足“三农”，树立形象，扭转被动局面；其次是存款市场监管，依法从严查处非法金融活动和违规经营行为，净化存款市场，为金融机构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再次是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严把任职资格关，突出对遵章守纪、经营业绩及道德品质等进行严格审查管理；同时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实施规范性管理，确保机构合法合规。
八是再监督制度化。建立金融监管再监督机制，把监管工作置于再监督之下。完善和落实内控制度，充分发挥监察与内审的职能作用，定期对金融监管的操作程序、制度执行情况、责任制落实情况及执法情况实施再监督，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确保监管工作依法合规进行。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 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 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 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 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 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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