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09:17:1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市场动态，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本文采用多变量的DCC－MVGARCH(1，1)模型来考察不同市态下我国股市、债市以及汇市三者间的动态相关及其波动的溢出效应。DCC－GARCH模型是Engle等(2002)提出的，该模型不但能克服以往多元GARCH模型不足，有着良好计算优势，且能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市场信息等因素影响下，多种金融资产之间的动态相关特征。其基本设定形式如下: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本文分别选取上证综指、中国国债总指数以及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的对数收益率(分别表示为:R1、R2、R3，且Ri=ln(当天指数收盘价/前一日指数收盘价)，i=1、2、3)来表征我国股市、债市和汇市的价格变动情况。其中上证综指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中债总指数据取自中国债券信息网。为了与股市和汇市所代表序列相一致并能更好地体现人民币的对外价值与相对购买力，因而本文选取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作比，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象征，我国股市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后迎来一轮牛市上涨行情，上证综指于2007年10月16日报收6124的历史高位后狂跌至2008年10月28日的1664点，之后，上证指数大多位于2000－3000点间振荡。为了研究在不同市态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的价格互动的异化现象，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阶段一(牛市)，2005年7月22日－2007年10月16日;阶段二(熊市)，2007年10月17日－2008年10月28日;阶段三(振荡市)，2008年10月29日－2013年1月10日。各阶段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均值与标准差的检验结果可知，债市与汇市波动要远小于股市波动，且由股市收益率均值可见，阶段一股市普遍处上涨态势，而阶段二则大部分处下跌趋势。偏度与峰度的检验结果均表明三个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这也可从JB统计量看出。另外由Q统计量可知各变量都存在一定的自相关性，且ADF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
(二)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基于DCC－MVGARCH(1，1)模型分别对三个阶段我国股市、债市及汇市的相关性及波动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波动溢出效应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三个不同市态下的股市、债市及汇市间的动态相关性如图1、2、3所示。从表2可知，各阶段βi(i=1、2、3)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各αii，t(i=1、2、3)也较为显著，这些都表明股市、债市及汇市均存在ARCH效应，即方差时变与波动持续性。就第一阶段(牛市)中αij(i，j=1，2，3;i≠j)的估计结果而言，该期间股市与债市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较为明显(α12、α21均显著);股市的波动增加会促进债市的波动(见α12)，可能的原因是股市的波动意味着市场风险增大，导致资金在市场间的转移。而牛市下并不存在汇市对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仅对其自身与债市有一定的影响，这与第二、三阶段的检验结果一致，即不同市态下均存在汇市对债市的溢出，且振荡市情形下还存在汇市与债市的双向溢出效应。综合第三阶段振荡市态下的情形以及α13、α31的大小可见，相对而言汇市对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要更显著，也更强于股市对汇市的溢出，这与高海霞等(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这或是由于相对于股市所传递出的信息，汇市的波动更为关注债市传递的市场利率信息(这也有赖于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理论)、货币供应以及对外贸易等。综合三个阶段的结果可知，除阶段一外，其余时期α12、α21均不显著，即股市与债市间波动溢出效应并不很显著(这与王璐等(2009)、王斌会等(2010)的结论一致)，二者间的价格传递效应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债市仍存在较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分别存在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两市的交易主体及品种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以及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债市的信息反映不如市场流通及有效性较高的股市。综合图1、2、3可知，三市场间动态相关性存在较大波动，且大小形成鲜明对比。牛市期间三对相关性由大到小排序为:股市与债市、债市与汇市、股市与汇市;熊市期间相关性排序为:股市与汇市、股市与债市、债市与汇市;振荡市态下相关性排序为:债市与汇市、股市与债市、股市与汇市。这是因为对处于第一阶段及之后的第二阶段，人民币刚经历汇改，形成了较明显的升值态势，因而该阶段人民币汇率收益率普遍为负，而股市收益率在牛市期间普遍为正，熊市期间普遍为负，债市指数的收益率则较为稳定。所以，牛市期间，股市与汇市收益为负相关，而熊市期间，股市与汇市收益相关性从三者间最小一跃成为最大。相对而言，牛市期间，股市与债市的相关性稍好(大部分介于0－0．2之间)，而在熊市与振荡市情形下，二者动态相关性较弱，这是由于经历2007年的通胀年后，债市行情在第二阶段处于大起大落态势，因而与股市相关性较差，且方向不一致。同时，在振荡市态下债市与汇市间的相关性最高，且呈现一定的正相关。这或是由于振荡市态下股市波动较大，且收益方向不一致，而汇市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0重启汇改后依然表现出升值的趋势，且该阶段债市的波动相对小于前两期，因而该阶段债市与汇市的相关性更强。
(三)风险传染的异化分析———考虑市场间溢出效应与否的比较基于DCC－GARCH模型分别对不同市态下的我国股市、债市、汇市三个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进行比较分析，其结果如表3、4、5所示。其中，表3给出的是基于DCC－GARCH模型得出的条件方差求得的单市场VaR值，失效天数为当天实际收益率超出所预测的收益率VaR区间的天数总和，失效率为失效天数与样本观察期的比;LR统计量及其p值是检验模型拟合优度及有效性的回测检验(Kupiec，1995)。表4给出的则是不考虑其他市场波动影响下的独立方程所测得的单市场VaR值。由表3可知，在95%和99%的置信度下，股票、国债及汇市的指数收益率的VaR失效率几乎都小于给定的失效率，同时LR统计量也显示所测得的结果除了振动市95%置信水平下的汇市收益率风险值存在一定的高估外，其余都拒绝了显著异于给定置信度的原假设，说明DCC－GARCH模型给出的拟合结果较为合理，而不考虑其他市场波动影响的单方程模型给出的结果大部分显著异于所设定的置信水平，说明模型可靠性较差。可见，由于考虑了其他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基于DCC－GARCH模型所测得的VaR值均要大于单方程所测得的VaR值，即不考虑其他市场波动影响会存在一定程度风险低估。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不考虑其他市场波动影响，三个市场能接受较低的损失收益率;其余相关金融市场波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单市场的风险，即存在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现象，应引起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的重视。
相较而言，在不同市态下股市的市场波动都要明显高于债市与汇市，这也可从标准差看出;同时熊市下的三个市场波动要高于牛市情形。就拟合效果和失效率的情形而言，牛市与熊市下模型测度的效果好于振荡市的情形，这说明当市场趋势性明显的情况下，模型跟踪效果较优;而趋势不明朗的情形，模型拟合效果较差。为分析投资组合的风险管理问题及多市场间的风险传染，进一步计算三个市场的组合VaR，结果如表5和图4所示，其中，DCC:95%指的是基于DCC－GARCH模型所测得的条件方差－协方差阵根据相应权重计算而来的95%置信水平下的组合VaR值(图4中S、X分别指上下区间);SWA:95%指的是将表4中未考虑其他市场波动影响下的单方程所测得的三个金融市场的VaR值进行简单的加权平均，即PVaR=w＇VaR，w指的是三个市场的权重，本文以(1/3，1/3，1/3)为例。由表5可知，DCC给出的结果无论何种市态还是何种置信度下均大于简单加权平均的结果，标准差的结果也一样，这可从图4中直观看出，也与上文的分析一致，即考虑了其他市场波动影响的投资组合波动性更大，对风险管理的难度也更大。并且，牛市与熊市两个趋势明显市态下的模型拟合结果依然要优于振荡市态下的情形。由LR回测检验的结果和失效率来看，DCC模型给出的组合风险值存在一定的高估，而单方程给出的简单加权平均失效率依然是都要高于预设的置信度。综上可知，不考虑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性，将会倾向于低估风险;金融市场间的波动会增加并引致其他市场的风险，对于投资组合风险管理这点不应忽视。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多元DCC－MVGARCH(1，1)模型分析了不同市态下我国股市、债市以及汇市三者间的动态相关及其波动的溢出效应的异化现象，并对相应的溢出风险进行了量化测度，结论表明:在不同市态下，我国股市与债市间的信息传递效应较弱，这源于我国债市仍存在较严重的市场分割与流动性较弱等现象，使得债市的信息反映不如市场流通及有效性较高的股市;相对于股市信息，汇市的波动更为关注债市传递的市场利率信息、货币供应以及对外贸易等，因而使得汇市对债市的溢出效应要更显著于对股市的。不同市态下，三个金融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存在明显异化现象:牛市期间，股市与债市的相关性稍好，而在熊市与振荡市情形下，二者动态相关性较弱;牛市期间，股市与汇市关联性为负;而熊市期间则为正，这也与人民币汇改及升值态势有关。进一步的风险传染的异化分析表明，DCC－GARCH模型的风险测度效果较好，不同市态下股市的市场波动都要明显高于债市与汇市，当市场趋势性明显的情况下，模型跟踪效果较优;相关金融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不但增加了单市场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组合的风险;不考虑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会倾向于低估市场风险，即市场间存在风险传染现象，应引起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的重视。本文的研究可见，自人民币汇改以来，随着热钱不断涌入使得我国汇市的波动日益增强，汇市与股市、债市间的波动溢出性也日益显著，在投资风险的管控中除了关注股市与债市间的相关性与投资转移、资产配置外，还应密切注意汇市波动对股市、债市的影响。
而针对债市与汇市间在不同市态下相关性与溢出效应，央行在采取利率工具调度汇市时应考虑其风险的传染，同时也应进一步完善债市的发展与监管，提高债市的整体销量。同时，在不同的市态下，我国股市、债市及汇市间的波动溢出及风险传染效应不尽相同，且三者间的相关性呈现正负的时变波动性，因而对于同时投资于不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而言，需对市场间的动态关联性及风险传染予以重视，若将牛市、熊市与振荡市态下的样本合成一起研究则有可能得不出稳健的结论甚至得到错误的判断。本文的结论也佐证了在不同的经济周期，组合投资的风格应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当根据不同市态下各金融市场间动态相关性与风险传染效应的不同，进行资产配置的优化与风险管理。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波动；金融市场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常态化。2010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强大的考验，直到2014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升值和贬值的波动状态。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是人民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试图分析人民币波动常态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以期为降低我国金融市场受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力，营造更健康、更稳定的金融市场发展环境。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
1994年，我国开始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7 月，我国进行了汇改，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调节，同时宣布人民币汇率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逐渐升值。2005年5月，1美元兑7.998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8。200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2010年6 月第二次汇改，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2011年10月跌破1：6.35。人民币1995年至今在走势图如下所示。
自2010年汇改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直到2014年1月，人民币汇率为6.0990，达到低估后，人民币开始波动，到2014年底人民币汇率为6.1369，出现小幅度的贬值，2015年6月，人民币汇率为6.1136，基本与2014年底持平，因此2014年至2015年6月期间，人民币汇率处于稳定状态；但是2015年6月后，人民币开始贬值，到2015年12月，人民币汇率为6.4078，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贬值速度较快；到了2016年，人民币持续贬值，但速度变缓，2016年6月，人民币汇率为6.5889，到2016年11月28日，人民币汇率达到6.9176，突破6.9大关，人民币不断贬值。综上所述，在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呈现常态化波动。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银行业的影响较大，具体来说，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银行业，首先，人民币升值将造成外贸企业的盈利下降，因此将会影响到外汇企业对银行的贷款质量，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会促进大量国际游资流出，将会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对银行造成一定的冲击，最后有利于壮大外汇市场交易，给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人民币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后，将会促进银行外币业务规模夸大，有望提升境外融资存在的汇率收益，同时大量境外资金的流入将会影响的贷款规模。综上岁数，汇率波动常态化对银行既是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汇率波动加剧了行业的竞争，因此银行需要把握汇改创新节奏，稳中求进，提升外汇资金业务产品的创新能力，着眼双向波动应对挑战，立足风险管理抢抓机遇。
2.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即人民币汇率升高，即人民币贬值股市将呈现走高趋势，这是因为人民币贬值后，国内股票市场对境外的资金吸引力加强，境外资金的不断流入将推动股票指数走高；当人民币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境外资金吸引力较少，同时促使境外资本撤离，从而致使大量资金流出，股票下跌。这点从近两年汇率波动与股票指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不断升值，汇率持续下降，此时的A股呈现牛市，到2015年6月份到达高峰的5200点；此后随着人民币不断贬值，汇率从2015年6的6.1169（本文汇率指的是美元）到2016年12月份的6.9289，此时的股价也从高峰的5200点跌倒近期的3100点。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继续下跌的势，其对股市的首要印象任然是利空的，这是因为汇率下降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处于放缓状态，资金流出，经济下行。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我国改革程度的加深，我国股票市场与国家股票市场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联系将更加紧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势所趋。
3.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有利于纠正人民币定价偏差，推进汇率市场化。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变化不是影响债券市场变化的主导原因，汇率波动与债券收益之间并未呈现显著的确定关系，当前人民币持续贬值也没有扭转经济疲弱且资金面稳定的格局，因此债券市场供求关系并未显著改变。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有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程度有限，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对债券市场影响不大，从近几年人民币贬值就可以看出，2012年二季度和2014年上半年人民币出现贬值，债券市场的收益呈现下行趋势，但是在2015年初人民币再次贬值，此时的债券收益率呈现上行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波动不仅没有影响债券收益率变化趋势，也不是债券市场风险定价的主导因素，人民币贬值并不是推升债券收益率的核心驱动力。二是市场流动性及央行操控政策影响债券市场，理论上来说，人民币贬值可能从周期定位和流动性层面影响债券市场，但是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金融市场预期是国家的重要目标，因此央行有必要有能力应对流动性缺口。以2012年下半年为例，三季度外汇流入偏少，四季度偏多，因此央行在三季度投放资金，在四季度回笼资金，以稳定金融市场，因此央行出于稳定金融的操控将会淡化汇率波动对债券的影响。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通过影响股票市场来影响金融市场，其对银行业影响有利有弊，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显著，而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很小。这是因为市场流动性何央行政策操控才是影响债券市场的主导因素。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常态化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效体现，与此同时，也表示者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思考解决的方法，减少汇率波动对股票市场的冲击，营造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股票市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次贷危机；中央对手方清算；金融衍生产品
JEL分类号：G18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22-05
中央对手方清算是指在衍生产品交易完成后，引入一个中央交易对手，与交易双方分别订立两份新合约取代初始合约，成为衍生产品交易“买方的卖方”与“卖方的买方”，以承担交易对手风险，并通過提供多边净额结算以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暴露，从而有效克服了OTC交易在信息披露与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个运转良好、抵押充足的中央交易对手覆盖的交易越多，引发多米诺式违约传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就能更好地分散风险（Norman，2011）。因此。次贷危机以来，各国监管当局在加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方面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要求衍生产品交易通過中央交易对手来进行清算，改善市场结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更有效地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管理。
一、中央对手方清算面临的主要挑战
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中央对手方清算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强对交易对手风险的管理，但这种清算机制的引入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一）对交易商与交易主体的激励问题
中央对手方清算可以有效地管理交易对手风险。降低风险暴露，从而降低保证金和风险资本准备要求，但可能会给交易商与交易主体带来额外成本：
首先。有些交易商可能只有部分合约可以转到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这就可能大幅增加其抵押要求，使现有双边交易清算下的净额结算收益消失，尽管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央对手方清算的衍生产品交易的增加，这一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但在短期内会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在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下，初始保证金并不是以双边交易为基础的，还需要交纳违约保证基金份额，这就会大大增加交易商的抵押资金成本。IMF的报告显示各类衍生产品交易转向中央对手方清算会导致初始保证金和违约保证基金增加1500亿美元（见表1），JP摩根的报告显示会给衍生产品交易中最活跃的16家银行带来221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JP Morgan，2010）。这些成本对于一些交易商而言可能会相当大，削弱甚至完全消除了他们参与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激励。
假设有2/3的CDS和1/3的外汇、商品、股票及其他衍生产品将转向中央对手方清算。
其次，对于某些交易主体，如对冲基金、保险公司、非金融类企业等而言，中央交易对手可能很难买下他们的头寸，因为许多套期保值交易并没有抵押或保证金，或者提供的不是现金或高流动性证券，或者只是在某些信用事件发生后才需要抵押，这可能是因为交易量小，没有必要增加抵押的操作成本，而且由于对冲的现金流可能要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能实现，因而也没有必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来管理每日抵押资产的变动，这样如果要这些交易提供充足抵押，就会大大增加对冲商业风险的成本。
（二）道德风险与风险管理的激励问题
中央对手方清算并没有消除OTC衍生产品交易中的交易对手风险，而是由中央交易对手承担了这些风险，这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风险问题：
首先，从交易商与交易主体来看，一方面，由于交易对手风险由中央交易对手承担，因而可能会促使他们扩大交易规模，忽视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管理，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交易可能会使其承担更高的保证金要求，或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因而可能会与交易对手串谋，隐藏某些交易的信息，不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不履行OTC交易的报告义务，从而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从中央交易对手来看，目前大都采用盈利型的组织模式，有限责任为基础的股东所有权结构促使其承担更大的风险，通過降低保证金与抵押资产要求、风险管理标准来吸引清算会员和客户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这无疑会大大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衍生产品交易与清算的核心，中央交易对手集中了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无法承担违约损失，就会带来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在金融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中央交易对手很可能会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Koeppl和Monnet，2010），从而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衍生产品合约的标准化问题
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清算产品应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合约，既包括法律条款，如适用法律、争议解决机制等，也包括经济条款，如CDS交易的期限与费率等。不過中央对手方清算要求的标准化程度要低于交易所，以标准化程度最高、流动性最强的OTC衍生产品——利率互换合约为例。对于交易所而言，今天交易的一份5年期的利率互换合约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份不同的合约，但对于中央对手方清算而言，还是一份标准化的合约。OTC市场的利率互换与外汇衍生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都比较高，可以直接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但对于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信用衍生产品而言，标准化程度较低，如对于信用事件下结算等义务的定义，不同国家或地区与复杂结构CDS合约的标准化等，对于这些条款的标准化都比较困难或产生很高的成本，而且这些产品的标准化很可能会提高对冲信用风险的成本与费用。
（四）多个中央交易对手共存引发的协调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一类衍生产品如CDS只有一个中央交易对手是最优的。可以使交易对手风险与交易担保都最小化，而中央交易对手越多，净额结算的效率会不断下降，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暴露与交易担保要求会不断增加（Duffie和Zhu，2010），但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多个中央交易对手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净额结算的效率，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另一方面还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不同中央交易对手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竞争，就可能会通過降低保证金以争取更多的交易量来获取利润，这对清算会员与中央交易对手本身的风险管理是非常不利的，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不同中央交易对手之间如何进行协调，是简单的共享数据和信息，还是相互成为清算会员并履行会员的权利与义务，或通過互操作来处理跨市场的交易清算问题？在莱曼兄弟的破产事件中，CME、Eurex和LCH通過互操作有效地降低了莱曼违约的影响。但不同中央交易对手之间的联系与互操作必然会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在一个中央交易对手遭受大量违约损失时，必然会影响到有联系、进行互操作的其他中央交易对手。
再次，监管的国际协调问题，在跨市场交易中，各国都要求涉及本国的衍生产品交易应通過本国中央交易对手来进行清算，并向交易登记机构报告，这样必然会带来交易商与客户的双重清算与报告义务，各国监管机构如何进行协调还需要进一步的磋商和探讨。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动态
中央对手清算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892年纽约股票交易所清算中心的建立，到20世纪后期各国的证券交易所都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中央交易对手，但直到1999年伦敦清算所建立互换清算系统开始进行利率互换合约清算，中央对手方清算才被引入到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不過在次贷危机之前一直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各国监管当局对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普遍关注，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提出在2012年底之前实现标准化衍生产品都通過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通過中央交易对手来进行清算。随后欧美各国相继推出了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法律规定，大大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
首先，从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来看，次贷危机引发了市场参与主体与金融监管当局对交易对手风险的关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规模因而迅速缩小。特别是CDS等信用衍生产品市场（如表2所示）。随着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引入与不断成熟和完善，纳入清算的衍生产品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根据BIS在2011年6月的报告，当前未结清、名义本金为400万亿美元的利率互换交易中，有近50%是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的，2.5万亿美元的商品衍生产品中有20-30%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不過30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产品中通過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的还不到10%，可见中央对手方清算在标准程度较高的利率类衍生产品交易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在CDS等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信用衍生产品交易中的应用还比较有限。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与完善也大大推动了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由表2可见，到2011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规模超過了次贷危机前，特别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利率类衍生产品发展更为迅速。
数据来源：BIS李报。
其次，各国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蓬勃发展，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表3给出了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的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与此同时，各个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与会员资格标准，限制可接受的抵押资产种类，综合运用保证金与违约保证基金的方式来冲抵可能出现的违约损失，同时注意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以满足随时可能出现的现金支付义务。
其他包括商品、能源、货物、宏观经济指数（如通货膨胀率）等。
再次，中央对手方清算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欧盟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央对手方清算的监管法规。欧洲议会于2010年9月了《欧洲市场基础作业监理改革提案》（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简称EMIR），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集中清算、交易登记与监管的整体框架，并于2011年7月经欧洲议会审议通過；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7月通過了《衍生产品交易问责制和披露法案》（Defivmive Trading Accountability and DisclosureAct）以加强监管，控制交易风险，同年12月通過了《场外衍生产品市场法案》以强化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并纳入了《华尔街与消费者保护法》，201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過了《重塑金融稳定法案》，并在同年6月与众议院的法案合并为《多德一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 0f 2010），从2010年7月开始生效。这些法律法规的与不断完善，明确了对标准化衍生产品交易的强制性清算要求，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集中清算、交易登记与报告制度以及对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的监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趋势
（一）清算要求的适用范围
中央对手方清算已经普遍适用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但欧美各国都规定了一些交易的豁免义务，如外汇即期交易以及一些实物交割的商品交易等，美国还授权给财政部可豁免一些外汇互换和远期交易的清算义务。此外，对于一些非金融类的工业企业，如西门子、汉莎航空等进行的套期保值交易，由于通過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成本過高，因此一般也都豁免了他们的清算义务，以保证他们能获得对商品价格波动进行套期保值的收益。
（二）中央交易对手的组织模式
目前大部分中央交易对手都是盈利型的，如英国的LCH Clearnet是清算集团的成员，美国的EME和德国的Eurex Clearing AG则是交易所建立的清算组织，包括在交易所集团之内，也存在着一些非盈利型的中央交易对手，如加拿大的FINet。由于这种盈利型模式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因而英格兰银行在2010年12月的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非盈利型的会员制中央交易对手组织将提供更强的风险管理激励，提出中央交易对手组织应采用会员，制的形式，并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实行更严格的风险管理标准，以更有效地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
由于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对手风险集中于中央交易对手，因而中央交易对手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央交易对手都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1、在抵押资产方面，如果只接受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可以有效降低风险，但会增加清算会员的成本，而给予清算会员更大的灵活性则会增加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因此，高评级的国债与国库券往往是首选的抵押资产，一般不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作为抵押。股票一般也不能作为抵押资产或者会受到严格限制，如规定只能选用主要股票指数的成分股、规定较高的市值折价（如Eurex最低为30%）以及股票占保证金的比例等。
2、在市场准入与会员资格方面，過于严格的要求可以有效降低交易对手风险，但会增强清算会员的垄断性，有可能促使其利用信息优势来进行抢先交易（Front Running），因而一般都要求清算会员具有充足的财务资源、足够的运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CME和LCH等还要求会员必须是金融机构并要求其母公司提供担保，Eurex则接受不同类型的清算会员。
3、在违约损失的分担上，由违约会员支付为主的模式可以降低其道德风险，但会增加保证金和抵押资产的成本，由未违约会员支付为主的模式则可能会促使清算会员承担更高的风险，但可以增强其监督激励，对中央交易对手的风险管理进行更有效的监督。为了强化自身的风险管理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央交易对手都设置了主顺位资本（First Lien Equity）或风险准备，在违约会员的保证金与违约保证基金份额无法满足违约损失的清偿时，首先以主顺位资本进行清偿，然后再以未违约会员的违约保证基金份额清偿。
对于保证金，一般要求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一些中央交易对手，如Eurex和LCH还区分了清算产品的种类作了不同的规定；对于违约保证基金份额，CME等中央交易对手还规定了双重责任，即在出现违约时，要求未违约会员缴纳额外的违约保证基金份额，最高可达初始份额的275%。双重责任使得中央交易对手在出现大量违约损失时可以得到额外的保护，并能增强清算会员的监督激励，不過也增加了清算会员的成本；对于未违约会员的违约损失分担，一般规定按清算会员在违约保证基金中的份额进行分配，CME还要求区分不同类的产品并进行分配，同一类产品的损失由该类产品的违约保证基金来分担，使得违约损失分担与清算会员的实际交易活动更为匹配。
此外，由于中央交易对手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来满足会员违约时的现金支付义务以将违约损失完全转移、对冲或终结。因而各国的中央交易对手都从不同方面对短期流动性水平作出了规定。一般要求可以从多家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有些中央交易对手，如LCH为满足不同币种产品的清算要求，还规定要持有多种货币的流动性资产。
（四）不同中央交易对手的协调与合作
为提高跨市场的清算与结算效率，以降低流通在外的衍生产品头寸和抵押成本，各国的中央对手方清算组织越来越强调建立与其他机构的互联与互操作体系，这种联系不仅包括同一清算集团内的其他中央交易对手，还包括了其他机构，如LCH和CME等，主要通過跨市场保证金协议（Cross-margining Agreement）来实现。CME和期权清算公司之间的协议规定双方以违约保函的形式共同持有一定的主顺位资本来冲抵跨市场清算时可能出现的损失，CME和固定收益清算公司之间的协议规定双方分别持有保证金，但规定了统一的损失清偿计划。
（五）中央交易对手的监管问题
由于中央交易对手在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各国监管当局非常重视对中央交易对手的监管，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在获得清算授权后，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本金要求，如欧盟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应持有至少5亿欧元的永久性、随时可获得的资本，美国则没有提出具体的资本金要求，但规定其财务资源应至少能满足在可能极端的市场条件下，当清算会员违约而带来极大金融风险暴露时的支付义务，并应能满足支付一年运营成本的要求。
2、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具有补充流动性的途径，欧盟要求中央交易对手的保证金应能覆盖头寸变动风险的99%，并通過开发模型和压力测试在每日的基础上根据损失可能性确定应收取的保证金。美国暂时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计算方法，但规定保证金应足以冲抵正常市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意外损失。
3、对于中央交易对手的所有权模式，各国监管当局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些欧盟成员国如德国和法国都要求中央交易对手应具有银行牌照或为银行所有，英国则规定必须得到监管当局的授权，这些差异会给跨国界的交易清算带来一系列问题。
4、美国监管当局还提出了系统中央性中央交易对手（Systemically Important CCPs）的概念，并授权美联储和CFTC进行监管，对其清算会员和客户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资本金、保证金和抵押资产要求，欧盟则没有区分系统重要性中央交易对手，可能是因为欧盟认为所有的中央交易对手是同样重要的。这样以来，如果美国监管当局认为一些欧盟的中央交易对手是系统重要性的，当这些机构清算在美国交易的产品，或并不是在美国交易，但与美国企业有关的产品时就必须按美国法律执行更为严格的资本金、保证金和抵押资产要求。
四、结论与展望
市场总监(CMO)
直接上司：总经理
主要工作：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为公司制定长远营销战略规划以及月度市场推广计划(促销等手段)并负责配合销售总监推广实施。
岗位职责：
(1)协助总经理制定公司总体发展计划以及战略目标(销售目标 财务目标);
(2)为公司提供准确的行业定位，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反馈;
(3)制定和实施年度市场推广计划和新产品开发计划(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要提出合理化建议);
(4)依据市场变化要随时调整营销战略与营销战术(包括产品价格的调整等)，并组织相关人员接受最新产品知识与市场知识的培训;
(5)制定公司品牌管理与发展策略，维护公司品牌;
(6)管理、监督和控制公司市场经费用使用情况。
职位要求：
(市场总监不仅策划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强还要具有项目组织实施的团队指挥能力)
对市场营销工作有深刻认知，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市场方向的能力;
密切的媒体合作关系，具备大型活动的现场管理能力;
工作努力，积极进取，责任心强;
高度的工作热情，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建设能力、组织开拓能力;
较强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
促销主管
直接上司：市场部经理
主要工作：书写促销计划，并监督实施促销计划(以节日促销，现场终端促销为主)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整体规划，组织实施年度、季度、月度以及节假日的各种促销活动;
(2)拟订各种促销方案，并监督各种促销方案的实施与效果评估;
(3)指导监督各区域市场促销活动计划的拟订和实施，制定各市场促销活动经费的申报细则以及审批程序，并对该项程序予以监督;
(4)设计、发放、管理促销用品;
(5)协调各区域进行销量的分析并提出推进计划;
(6)制定不同时期，不同促销活动的各项预算，并依据预算控制促销经费的使用。
职位要求：
具备良好的客户意识以及业务拓展能力;
熟悉公司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市场行情;
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独立工作能力强，有一定领导能力;
出色的表达能力和说服力，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学习能力强，有责任心。
公关主管
直接上司：市场部经理
主要工作：主持制定与执行市场公关计划，监督实施公关活动
岗位职责：
(1)主持制定和执行市场公关计划，配合公司项目策划公司对外的各项公关活动;
(2)监督实施市场公关活动，与有关部门企业进行良好的沟通;
(3)定期提交公关活动报告并对市场整体策略提供建议;
(4)开展公众关系调查，并及时调整公关宣传政策;
(5)向外部公众宣传解释公司有关情况，策划主持重要的公关专题活动，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6)建立和维护公共关系数据库、公关文档;
(7)参与制定及实施公司新闻传播计划，实施新闻宣传的监督和效果评估;
(8)提供市场开拓及促销、联盟、展会、现场会等方面的公关支持，协助接待公司来宾。
职位要求：
对市场营销工作有较深刻认知;
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有敏锐地把握市场动态、市场方向的能力;
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金融市场渠道 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经济体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以下简称EMEs）来说，全球因素对国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金融市场渠道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复杂，而且更加广阔。伴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系统的结构和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有所改变。防止新兴市场的系统风险，防止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还要做很多的努力，因此必须提高金融市场渠道、金融和实体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和金融失衡这些变化的透明度。
金融全球化的基本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近年来势头迅猛，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增加紧密联系。然而，金融全球化包括的内容很多，其性质和结构上的变化意义更大。全球金融传导渠道的变化及金融体系的结构由基本趋势驱动。
储蓄的制度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大型跨国机构投资者流入的快速增长，投资收益研究，甚至分散风险的方式迫使投资组合经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工作，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与其相关性较低的周边市场。除了银行，机构投资者是金融全球化的决定性驱动力。他们不仅集中利用金融市场，还进行新的更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些机构投资者创造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百分比已经上升。更好地了解这些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策略，能够提供对市场动态和蔓延及溢出的深入了解，提供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变化的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和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很关键，可以为监测全球金融稳定性以减少透明度差距创造重要基础。简单地说，如果无法理解全球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那也不可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进程，或者在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为了研究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而是为了研究主要投资者群体和评估市场动态，以达到更好、更及时的监控。
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创新与上述趋势密切相关。贷款和储蓄活动正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的使用而进行。这个过程由于借贷关系的证券化和风险再分配的需要进一步加剧。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特征
（一）全球资本流动形势迅猛
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工业国家金融和房地产的财富增长是GDP的许多倍，并且金融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境机构投资者手中，因此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比以前更大。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资本流入EMEs显著增加，而且资本流动的结构有显著变化。这些发展尤其体现在2007年资金大量流向EMEs。特别是2005-2007年，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量已经急剧上升，流入美国的资金有1921亿美元，大约是2005年的2.5倍。
这一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这体现在证券投资有显著上升，在报告期内增长约120%。EMEs成为国际化运作的机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对投资收益及多元化投资的追求，使资金更多地投资到相对的市场，这些市场与主要工业国家资本市场的价格及收益率走势相关性不大。国际化运作的投资者在扩大和深化EMEs的金融市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过来，他们也使EMEs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和预期突然变化的影响。
（二）一国金融市场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一国金融市场发展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EMEs影响的程度是出乎意料的。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全球性因素对国家金融市场指标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不仅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结束，反而增加了。EMEs仍然容易受到突然变化的全球金融状况，尤其是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但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基本面改善对减少收益差异作出了贡献。
与以前相比，市场结构、投资组合战略的改变，较高的市场流动性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较少地取决于国内的实体或基础因素。相反，它们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组合再调整的驱动，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基本面，全球金融因素越来越多地取代特定国家的实体因素。这可能是宏观经济条件稳定的国家也卷入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EMEs中外国银行的活动日益活跃
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提高了信贷和资本的国际分配，也提高了银行监管和承诺的国际标准。然而，这种发展掩盖了对EMEs风险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外资银行贷款占未偿还贷款总额的比例显著。在新兴东南欧，70%的银行资产被11家外国银行集团持有。融资区域的集中增加了风险传染效应。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大银行，依靠其国外子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来缓和国内的流动性冲击，这对于流动性和资本金危机尤其如此，国际经营的银行被迫限制或收回贷款。国际杠杆化过程连同资产价格的急剧崩溃已经把这些EMEs放置在信贷紧缩的风险上。
国际化运作的银行敞口可能是金融市场危机传导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一些EMEs中母银行是“共同贷款人”。 在一些EMEs活动的国际银行构成国内银行活动的很大比例。外资银行巨大的敞口帮助传导工业化国家的紧张情绪。
（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更紧密
金融全球化的中心含义是提高美元利率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此至少有四种解释：合同多以美元计价的，甚至非美元交易的双方也以美元计价；许多国家的货币钉住美元；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外国投资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利率作为投资者预期的决定因素已经发挥更大的作用。
息差水平的变化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全球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不断发展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正变得越来越有益。例如，利差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领先指标，这反映了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化。
随着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和房地产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效应对EMEs的总需求也日益重要。从1990年1月到2008年2月来自14个EMEs的数据显示，EMEs的财富效应大幅上升。房价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5%到0.49%；股票价格上升10%导致消费上升0.29 %到0.39%；金融财富增加10%，消费上升0.41%到0.50%（T.A.Peltonen et al.，2009）。另外，企业被重要的国际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显著引导，尤其是美国股市，形成自己的商业预期。这些商业预期对机械和设备投资有直接影响，许多国家对此的反应非常快速和强烈，因此使经济实际推动力长期靠边站，虽然在一些国家有很强的投资活动。
对EMEs不限制的杠杆化过程和动态的贷款过程，不仅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
所有上述方面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强度。
（五）强劲的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预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信贷增长已经很迅猛，达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增长率。经验表明，强劲的信贷扩张经常为随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多数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都有过度借贷的现象。在一些EMEs，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借款的国家，细致地分析这些关系是很重要的。
EMEs贷款导致实体经济相对高度的波动。信贷繁荣的风险在实行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EMEs尤其高，其繁荣之前已经有大量资本流入。EMEs经历的超过50%的信贷繁荣之前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它们和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风险齐头并进。他们还经常伴随着货币危机（68%）、银行危机（55%）和“经济突然停止”（32%）（E.G.Mendoza，M.E，2008）。
金融市场渠道的重要性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快的速度在不同国家和市场传导。目前的证据反映这是通过金融市场渠道运作的结果。一个很新的因素是一些新兴市场银行对外国大规模资金的依赖有显著上升，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迅速扩大其美元计价的负债，它们通过在美元区的分支机构进行再融资。当这些市场的流动性干涸，来自这些市场的紧张局势非常迅速通过全球金融网络转移到其他金融市场。
许多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为境外资金提供信贷扩张。本地及外资银行用短期美元或欧元投资本地货币资产。当全球银行同业拆息市场美元借贷的成本增长时，由于受到严重的压力，导致严重的贷款延期。
世界银行的数据说明更密切的跨境关系正影响EMEs，EMEs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紧张情绪严重影响贷款行为。因此，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息差10个基点的提高导致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下降3%，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或隔夜指数掉期10个百分点的提高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增长约1%。
因此，要加强对跨境贷款区域内特别活跃的银行集团整体行为的分析。然后，当一国家出现危机的苗头，才能对外资银行将从稳定的EMEs收回贷款的程度做出更可靠的估计。
未来的挑战
跨境联系和溢出效应是否已经增加已不再是关键问题。这些仅仅是迅速推进更广泛的有益的金融全球化所伴随的状况，即为了使EMEs和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广泛的长期资本，从而提高它们的生产力。即使现在成本大于利益，这个过程应该不会也不能逆转。相反，找到以下两个挑战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金融体系如何才能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冲击，工业化国家、EMEs和发展中国家独立的系统如何能更有弹性？二是这个过程将对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一国如何应付日益提高的灵活性调整的需求，这源于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渠道，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渠道。
因此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能力以便更迅速地返回到平衡。这不仅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也需增强责任规则等激励结构，这些规则也适用于实体经济部门。另外，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框架。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可以伴随着当地监管能力的改善，但全球银行业规模和复杂性的显著增加给地方当局提出很大的挑战。东道国监管者必须仔细评估自己的责任，不能仅仅依靠外资银行所保证的风险被适当的管理这样的说法，需要对外资银行及其附属公司有更强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这意味着东道国监管具有更多的责任。
全球动态变化传导渠道的监测是将来重要的挑战。应该提高此传导渠道变化的灵敏度。在此背景下，对国际化经营的机构投资者和全球活跃银行的战略行为的监管很重要。
因此，金融领域越来越重要，全球金融因素正越来越多地影响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境金融关系变得更紧密、更复杂，通过金融市场渠道，全球金融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最近几年，投资组合再平衡的效应和全球信贷活动的增加，已经很少是基于各自国家基本的发展，但对国家有持续的影响，其作用日益重要。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更多的国家受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如果金融稳健指标的早期预警在危机中不能证明其可靠性，不能预先精确地显示金融扭曲的情况，那么，这表明多大程度上包括太少或不相关的金融市场指标呢？因此，在现有的程序中，应该考虑跨境金融联系及其影响的程度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2012年《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改革与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战略.国际金融研究，2012（8）
[关键词]FIGARCH-EVT模型；GARCH-EVT模型；市场风险；条件在险价值；稳健性返回检验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0-0029-03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金融市场风险的管理一直是政府当局和投资主体机构的焦点。尤其是近20年来爆发的一系列全球性金融风险灾难性事件进一步告诉了我们关注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金融风险管理都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石的金融理论展开的，这个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假设收益率序列服从正态分布，然后根据收益的分布特征来测度金融市场的风险值。
风险值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金融市场风险度量方法，它能给出在一定时间间隔内金融资产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的估计值：Pr（rt≤VaRt（））=。其中rt表示收益率，表示置信度。基于分位数的VaR 忽略了给定分位数以外的尾部特征，因此存在一些不足。
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者与投资主体来说，关注出现概率小的极端事件风险的发生具有现实性意义，因为这类风险很可能导致投资者破产，甚至引发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就金融收益分布而言，其尾部就代表着这一类风险，从而必须对此进行建模分析。
余炜彬、范英（2007）引入VaR的极值理论对世界原油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进行研究。在对WTI 和Brent原油现货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将极值理论的阈值模型与簇值方法相结合，对阈值u和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提出了改进，取得了较为理想的VaR估计结果。
魏宇（2006）通过对我国上证综指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非条件与条件收益率以及收益波动率的分布分析，指出正态或t分布等对称分布均不能准确刻画其收益分布的统计特征，而EVT能有效描述市场的极端波动和风险状况，并认为运用极值理论和VaR 测度的金融收益风险值具有较高的精确度。
一些学者运用GARCH簇模型以及随机波动SV模型与EVT模型结合对风险测度进行建模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田新时和郭海燕（2004）采用极值理论对上证指数180的VaR值进行度量，并与GARCH 模型进行对比和后验测试，发现采用极值广义帕累托方法估计的值波动率最小，是厚尾分布高分位点风险预测最稳健的方法。高莹，周鑫（2008）在综合考虑金融资产收益数据分布的波动集群性和厚尾特征，尤其是波动的条件异方差对动态VaR估计的影响的基础上，运用极值理论（EVT），建立了GARCH-EVT模型，计算了上海证券市场综合指数的动态VaR，说明GARCH-EVT模型能很好地解决波动集群性和厚尾现象。
然而，GARCH-EVT模型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很好地捕获条件波动率的长记忆特征，因此一些学者在GARCH-EVT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刻画金融收益波动率长记忆性的FIGARCH模型，与EVT模型相结合来为基础展开实证研究。
本文以大陆新兴股票市场与成熟市场为对比进行研究，引入FIGARCH模型来捕获金融收益条件波动率的长记忆特征，针对存在厚尾分布的收益率序列引入EVT模型对其尾部进行建模，然后利用似然比率LR对风险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考察该模型的准确性与精度。
2 基本模型与原理分析
Fleming等(1998)利用1983年1月3日到1995年8月31日的数据，对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之间的信息和波动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三个市场之间具有强的相关性，且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三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更强。Ilmanen(2003)通过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的相关关系，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时期内呈现不同特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为正，但在30年代早期和50年代晚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为负。Kim等(2006)收集了欧洲、日本及美国1996-2006年间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的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国际金融市场在不同时期相关系数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汇率风险的降低增加了市场之间的关联性。Cappiello等(2006)使用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CC)模型对欧盟成立前后欧洲几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欧盟成立以后，欧盟内部的欧洲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性要显著大于欧盟外部的欧洲国家。郑振龙，陈志英（2011）基于A股综合市场收益率和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是时变的，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是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主要因素。胡秋灵，马丽（2011）采用2006年11月至2011年2月沪深300指数与我国债券总指数日对数收益率数据，基于股票市场牛市、熊市、反弹、震荡等行情，分别运用BEKK-MGARCH模型分析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波动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不同行情下，两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当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或熊市行情时，只存在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当股票市场处于反弹行情时，两市场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当股票市场处于震荡行情时，两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影响因素。
Harvey(1989)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市场风险通过影响实际利率与公司利润对股票价格与债券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股票收益率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相关。Campbell和Ammer(1993)使用对数线性定价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美国战后的月数据，研究得出：股票的超额收益主要受有关未来股票超额收益的信息的影响，10年期债券的超额收益主要受有关未来通货膨胀的消息的影响，解释了美国战后股票和债券的超额收益几乎不相关的原因。Fleming,Kirby和Ostdiek(1998)认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波动关系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影响两市场交易主体预期的共同信息；二是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行为。Stivers和Sun(2002)研究了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对股票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由于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行为，债券收益率受股票收益率变动的影响，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随着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变化。Forbes与Chinn(2003)将一个国家市场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为国际因素、区域因素与国家自身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因素与区域因素是股票与债券收益率联动的重要决定因素。Connolly等(2005)发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与股票市场波动率和换手率负相关。在低（高）隐含波动率时期和未预期的低（高）换手率时期，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是正（负）的。Baur(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程度更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证券市场的的影响，而不是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间金融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强使得投资者更加频繁地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重新配置资产，进而使得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系数较低。Andersson等(2008)研究了通货膨胀、股票市场波动率以及预期的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价格同向运动；在低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收益负相关；股票市场的高波动率会导致股票与债券价格的解耦；预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不会影响股票与债券的相关性。Yang等(2009)选取美国和英国1855年至2001年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月收益数据，研究了不同宏观经济背景之下（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美国和英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相关系数的变化规律不同，美国债券市场在转移股票市场风险和提供多样化收益上起到的作用大于英国；短期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会同时增大美国与英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Baur和Brian(2009)选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8个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数据，分析了flight-to-quality以及flight-from-quality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在市场之间转移提高了金融市场动荡时期不同市场之间的关联程度。Baele等(2010)以利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现金流增长率作为状态变量，以风险厌恶、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因子作为潜在变量，利用半结构机制转换模型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解释股债相关性时，流动性因子起着重要作用，宏观因子的贡献并不大。王茵田，文志瑛（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研究发现宏观环境变化对两个市场的波动相关性会产生显著影响，且宏观环境对市场波动相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另一市场的传导而间接发生作用。
国内外相关文献评价
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以及影响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的因素都作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不过，也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1、缺少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加和背景下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研究。已有文献多研究某一段历史时期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或某一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与平常时期相比的不同表现，几乎没有研究针对“双危机”加和背景。
2、缺少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主要影响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的研究。已有的关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没有区分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导致已有研究无法把握不同时期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真实原因，容易导致政策制定者应对措施的不适当。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加和时期为背景，分析不同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以及影响程度的强弱，以使反危机政策更具针对性。
模型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影响金融市场之间联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外部因素对不同金融市场的共同冲击使其具有相关性，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由于受美国金融市场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共同冲击而联动；一种是内部因素的影响，使不同金融市场相互关联，例如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行情的变化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国际上习惯上将后者称之为纯相关性（pureco-movement）。本文将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外部共同因素与纯相关性因素分解，前者称之为国际因素，后者称之为国内因素。设定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总体回归模型分别为（1）、（2）。其中，Rs和Rb分别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f为影响市场收益率的因素，βs、βb为回归系数，εs、εb为随机动项。
若样本容量为n，则两个市场收益率的样本相关系数及残差相关系数见（3）和（4）。设模型（1）和模型（2）中f表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国际因素，ρ为这两个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则ρ''''表示在给定f的情况下，Rs和Rb的偏相关系数（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可以用来近似测量排除了国际共同因素的冲击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纯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ρ和ρ''''的联合特征衡量不同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联动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例如，如果一个时期的ρ和ρ''''都是正的，且ρ''''低ρ高，就可以推测两个市场之间的联动主要受国际因素影响；若ρ低ρ''''高，就可以推断这两个市场之间联动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如果国际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负的，则剔除国际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增强了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如果ρ和ρ''''相等，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完全由国内因素解释，这时βs=0，βb=0。在危机事件冲击下，从ρ和ρ''''变化的联合特征同样可以推断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ρ增加，而ρ''''减少或不变时，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因素；相反，当ρ减少或不变，而ρ''''增加时，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内因素；若ρ和ρ''''同时增加，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同时受国际和国内因素影响；若ρ和ρ''''同时降低，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主要受其他区域因素等1的影响。具体见表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中信公司和美国标普公司合作推出的中信标普300股票指数和中信全债指数作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指数数据；选取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巴特来债券综合指数（前身是雷曼美国全债指数）作为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指数数据，进而衡量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之所以选择美国金融市场来代表国际金融市场，是因为，第一，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的变化会通过传染效应对他国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即使在欧债危机背景下；第二，美国一直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变动会通过实体经济渠道传染至我国；第三，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为主，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变化会通过金融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均为日数据，并使用（5）式将各市场指数数据转化为对数收益率（以下简称收益率）。其中，It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t日的收盘指数，It-1为t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如果遇到休市或者节假日，本文默认节假日或者休市期间的指数等于休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这样我们共收集从2007年1月4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的1342组交易日指数数据，换算成收益率之后共得到1341组日对数收益率数据。本文中模型（1）和模型（2）的具体形式见模型（6）和模型（7）。其中，RST和RBT分别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RUST和RUBT分别为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期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样本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股票市场收益率、美国债券市场收益率、股票市场收益率序列均为平稳序列。从表3及图1和图2可以看出：（1）RBT和RST均围绕“0”值频繁上下波动，再次证明了RBT和RST是平稳的。（2）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比债券市场高，波动幅度也较大。（3）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最大值及最小和次小值分别出现在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这三个时间段内。其原因是：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股票市场受到较大冲击，投资者转向投资于相对较安全的债券市场，flight-to-quality效应使我国债券市场受到积极的影响；而在2009年开始的债务危机中，纯传染效应的存在使我国债券市场受到波及。对比来看，股票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波动明显，跌幅较大，在2010年和2011年债券市场波动较大的时期内，股票市场也有所波动，与债券市场明显不同的是，股票市场在2009年7月到9月也有较大的波动，原因是我国股票市场比债券市场的开放度高，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比较敏感，因此比债券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危机的冲击反应更迅速。表4是滞后两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我国股票市场是债券市场的格兰杰原因，但债券市场不是股票市场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当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均处于上升趋势时，投资者偏爱具有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但当股票市场低迷时，一部分投资者会将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债券市场。在全样本期内采用60个工作日的滚动窗口，求得两市收益率的样本相关系数和残差相关系数共1282组，绘制成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图。由图3可知，第一，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在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时期波动幅度比较大，两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分别为0.489418、0.492184，最低值分别为-0.304722、-0.308311，这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增加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降低两市场的分割程度；第二，除个别时段，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走势相似，距离较小，说明从整个样本期上看，国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不同时期和事件窗口下，国际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将在接下来的部分具体阐述。
2、不同样本期的比较。
以2007年8月3日欧美股市全线暴跌和2009年12月8日惠普下调希腊信贷评级为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点，将整个样本期分为美国金融危机前期（2007年1月5日至2007年8月2日，简称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2007年8月3日至2009年12月7日）和欧洲危机发生后的“双危机”2叠加时期（2009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24日，简称“双危机”时期）三个阶段。从表5可以看出：（1）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时期为正，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时期均为负，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我国股票市场在“双危机”时期的收益率比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益率更低，说明“双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冲击更大。（2）我国股票市场的标准差在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双危机”时期分别为2.486646、2.442186、1.416363，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3）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时期为负，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时期均为正，说明在平常时期，我国投资者偏爱股票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了债券市场。另外，我国债券市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益率的均值大于“双危机”时期，表明欧债危机对我国债券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4）我国债券市场的标准差在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双危机”时期分别为0.049229、0.081754、0.059202，依然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如表6所示，滞后阶数为2时，由三个时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在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一部分风险规避者坚持投资债券市场，以获得稳定收益。（2）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也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因素，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立即（同期）传导到债券市场而没有延迟。（3）在“双危机”时期，股票市场是债券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但债券市场不是股票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原因是在“双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且我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度高于债券市场，因而对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图4-图6分别为三个时期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图4-图6可以看出：（1）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基本上大于0但绝对值较小，说明在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总体上正相关，但分割现象依然存在；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基本小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国内因素对二者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不高，在平常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这一时期内国际因素对两市场联动性影响比较大的是2007年3月至4月上旬，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相差最高达到0.06332。（2）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2007年8月美国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国际股市崩盘的传染效应引发国内股指大跌，投资股票市场的风险大增收益大降。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致使大规模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向收益较有保障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由正转负。这一时期动态样本相关系数也基本小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国内因素对二者联动性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国际因素对两市场联动性的影响比平常时期明显增大，特别是2008年6月至7月，2009年6月至9月，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和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相差最高达到0.16772。（3）在“双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负转正，二者绝对值平均值为三个时期中最高（如表7），说明“双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在这一时期最强，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等的共同作用使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者根据股票市场的变化决定资金是否流向债券市场；另一方面经过美国金融危机的洗礼，我国证券市场的分割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这一时期，其中201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3月至4月、12月至2011年1月以及2011年8月至11月等多个时间段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在这些时段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另外，动态样本相关系数曲线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距离在三个时期中最大，也说明了“双危机”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影响最强3、事件冲击。
本部分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市场的典型事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采用30个工作日的窗口期（[T-30,T+30]）考察ρ和ρ''''的大小及其变化，分析不同事件冲击下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表8为不同事件冲击下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变化情况，选取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至“双危机”时期内的九个典型事件；图7至图12为对应的时间窗口下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图。2007年8月3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由表8和图7可知，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这次事件的影响下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17764升高至0.464974，残差相关系数由绝对值0.017420升高至0.468302，说明在此事件下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且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增强；并且，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市场的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小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说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5月2日，美联储在一年多的救市之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此影响下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94475增加至0.314789，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0.094395增加至0.347605，这说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影响两市的联动性，也说明了危机期间国际金融市场的利好消息会增加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而且2008年5月2日之前，两市场的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多小于或等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而2008年5月2日之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说明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市场利好消息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的影响不及利空消息的影响大，因此，国内因素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这时投资者更加消极，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负相关且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股票市场的不景气使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妥的债券市场进行投资；2008年9月15日之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且两者的差较大，更进一步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使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更大。图8标普下调希腊债券至“BB”级2010年4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债券评级至BB级别，5月2日欧盟与IMF启动救助希腊机制。如图8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0.074839上升到0.134337，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0.115027下降到0.089358，表明这一时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是国际因素；并且总体上看，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更进一步表明“双危机”时期，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因素。图9标普下调希腊政府债券至“CC”级2011年7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债务评级至“CC”级别，前景展望为负面。如图9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ρ由0.340576下降为0.167488，ρ''''由0.403674下降为0.132714；2011年7月27日之后，多数情况下ρ''''大于等于ρ，说明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反而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原因是，长时期有关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消息使得我国投资者对负面消息的敏感度降低，特别是，市场认识到我国债券市场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投资者的心态又回到平常时期。2011年11月28日，穆迪宣称欧洲债务危机正在威胁欧洲国家的信贷情况。如图10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由0.042976升高至0.276255，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0.015679升高至0.263431；并且2011年11月28日之后，ρ''''小于ρ，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又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因素。原因是债务危机由欧洲个别国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使我国投资者对我国债券市场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担心加剧；另外，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动态样本相关系数曲线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距离与其他事件相比最大，这说明，这一事件的冲击下，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最大。
小结
根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中的观点，一旦对金钱名利的追求超越对道德情操的追求，结果便是社会公正性原则被践踏。金融市场参与者主观违背伦理、或正常逐利行为的结果都可能违背金融市场效率要求，缺乏约束和引导的市场消极行为的持续和扩散，使得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出现不稳定或高风险运行状态。金融领域中的伦理是个重要问题，尽管多数新金融理论来源于似乎与价值判断无关的金融经济学，但它们仍然要接受伦理的检验。金融交易效率不仅依赖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能力，还依赖于缔约双方的道德规范。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当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时，其市场行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社会责任。交易主体遵循伦理的程度与其搜寻、加工相关信息进而形成的价值信念密切相关。但是，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缺少伦理维度，这种去价值化倾向将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活动的关注更多引向技术，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又进一步弱化了道德认知和自主开发能力，模糊了金融的伦理诉求，加剧了金融领域的伦理冲突，抑制了金融社会功能的发挥。对现代金融发展中伦理问题的探讨，既是对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现代金融道德困境的积极回应。
“卷入”意指个体对某活动与自己的关系或重要性的主观体验，该活动明示了卷入方向，活动与自己关系的密切性导致了卷入强度的差别。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于1964年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卷入”（Involvement）说法，Krugman（1965）在研究媒体传播问题中明确了“卷入”概念。“卷入”概念一度被广泛应用于媒体传播、广告策略以及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Wright，1974；Lastovicka，1979；Mehta，1994）。承接Lastovicka（1979）等成果，“卷入”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涉及决策者处理信息的动机和方式（Burnkrant&Sawyer，1983；Mittal，1988）、行为态度与意图（Maclnnis&Park，1991；Swinyard，1993）、行动与体验（Mano&Olive，1993）等方面。因此，“卷入”的实质是行为主体的态度聚合和价值观的再现，特定的激励可以推动决策者调整与意图有关的各种信息的搜寻、加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引起行为的改变。卷入强度的差别导致对相关信息搜寻与加工程度的不同，不同的卷入程度与决策者的行为高度相关。金融伦理卷入涉及两个层次：一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伦理问题重要性的主观态度，二是基于主观态度所采取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动。一旦金融市场参与者认为金融伦理问题与自己相关且很重要并采取行动，就会导致决策过程中金融伦理的高度卷入，增强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导致积极信念强化和（或）消极信念弱化。尽管金融法律制度可以通过规章、监督与处罚对市场主体形成规范和激励，但法律的有效实施往往需要超越法律规则界限的金融伦理行为支持。金融伦理规制在调整个体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与两难过程中，客观上提供了金融效率改善的途径。本文在分析金融伦理卷入影响信息加工处理的基础上，借鉴Brock，Hommes，Wagener（2005）的LTL（Large Type Limit）方法，将金融伦理卷入参数化，来研究了金融伦理卷入对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二、金融伦理卷入与市场信念
对伦理溯源，黑格尔的伦理观内含了个体选择与外在规范，以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冲突。在经济领域，伦理则涉及个体选择与市场规制、经济效率与经济正义的关系问题。金融伦理研究源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义金融伦理研究涵盖所有利益相关的市场交易主体在金融交易中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宋文昌（2009）指出，金融伦理可以区分为内在伦理和外在伦理。金融内在伦理是金融市场交易中的自律性规范，它要求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排除绝对自利的诱惑，实现对金融伦理标准的内省与超越。金融外在伦理是他律的伦理标准，涉及对交易主体行为及其金融关系性质的判断。金融外在伦理区分为金融底线伦理和金融市场激励伦理两个层级。底线伦理是金融市场交易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市场激励伦理是以市场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高于底线伦理的道德规范。“自利”交易主体的行为选择中，底线伦理构成了道德容忍的下界和法律容忍的上界。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将促使交易主体的决策主动接受自律规范且远离底线伦理。
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伦理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发展的滞后直接增加了社会监管成本和秩序重建成本。Chami（2002）等学者强调，金融伦理风险全方位渗透不完全市场，应将其管理放到重要地位。赵向琴（2003）指出，在考察金融效率时，必须注意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伦理和社会责任。金融伦理建设是构建和谐有序的金融秩序、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金融伦理规制通过调整金融市场参与者个体行为进而影响市场群体行为，达到改善金融效率的目的。因而，金融伦理卷入下的个体决策及个体间的信息互动成为探讨金融伦理规制的基石。对此，一般的研究中，考虑到数量巨大的交易者群体，通常认为个体间的随机互动导致其行为影响相互抵消，总体金融变量不会出现本质偏离。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Kirman（1993）利用随机招募模型，实证了异质主体行为对金融总体变量的影响。Panchenko（2007）指出，异质主体的不同信息交流方式产生不同的信息交换效率，导致金融市场变量的不同动态特征。Brock和Durlauf（2001）使用logistic模型刻画了决策个体同时考虑自己及其他人行为的决策过程。结果表明，在缺乏协调机制的社会系统中，异质主体互动超过特定阀值，可能导致市场多均衡状态出现，个体变量的细微改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大的波动。Brock，Hommes&Wagener（2005）使用LTL方法对多交易者类型市场进行了低维近似，认为异质主体适应性强度改变或导致金融变量的过度复杂波动。受过往获利经历驱使，交易主体无论是主观违背金融伦理或是正常逐利行为，都强化了历史策略在未来决策中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使其放大和扩散，在更高的层面上从而往复。这个过程中，决策主体缺乏足够的自我纠偏动机，其结果内含触发市场价格失稳的可能。
对此，法律规制暴露了其局限性。Boatright（2002）研究认为，法律规范是针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应，即使不考虑法律在对市场主体行为合法性界定上的不明确性，对市场主体日常交易行为漠然、直至其达到法律禁止的行为边界才采取行动的市场规制思路是不恰当的。金融伦理作为一种反对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互方式，外部约束松弛将为牺牲社会利益谋取私利的金融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机会。过度依靠法律规范调整市场参与主体行为，可能导致市场主体只是在形式上而非精神上遵守法律；一旦过度的法律规范成为市场主体负担，逃避法律可能就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金融伦理规制应成为法律规制的重要补充，来调整人们面对个体利益和社会责任时往往存在的冲突和两难。根据“经济人”原理，缺乏来自外部的有效引导和调适，交易主体行为游走于底线伦理边缘就会是其最优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有效的市场自律准则和司法制度的存在，不仅在于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倡导交易主体通过自我激励实现对金融伦理的内省与超越。在金融领域倡导社会责任导向，强调个体专业认知提升中的道德选择，比盲目因循法律规章更为重要。
三、金融伦理卷入下的惯性决策现象
根据Samuelson（1988）的观点，惯性决策可定义为对过去决策行为的强状态依赖。在金融伦理卷入下，不同的伦理态度和卷入强度会对市场行为选择产生影响。过去坚守或有违伦理的策略、尤其是“成功”的策略选择，往往在后续决策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复制”、模仿，呈现决策中的惯性特征。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惯性决策的存在。Vissing-Jorgensen（2002）研究证实，金融市场参与者过去的交易经历对当前行为选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宋佰谦和姚华（1997）研究指出，我国投资领域存在较高的行为惯性。李涛（2007）针对2006年中国9城市投资者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市场个体当前和未来期望的选择都表现出惯性现象。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不同的解释。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市场主体的惯性决策是在维持或改变当前行为的成本与期望收益之间权衡后的理性选择；行为经济学认为，由于个体决策所需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受到成本和时间的约束，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做到“理J生”选择，而只会选择“满意”的方案，甚至在决策时应用“拇指法则”。因此惯性决策是市场主体做出决策时的认知心理导致的决策偏好现象。金融市场上，由于个体沉浸于复杂、易变和信息超载的市场状态中，决策者经常需要在“维持”和“改变”之间做出快速选择，认知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行为选择。Kruglanski（1989，1994）用“认知闭合”的概念描述了个体加工信息的倾向特征。认知闭合是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的动机与愿望。个体做出决策时，为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即使缺乏足够证据，也会迅速做出决策，并且有意无意摒弃新的信息，即使新信息带来对当前决策的明显负面意见。认知闭合使决策者更容易陷入首因效应的影响中，且更容易坚持已有的观点。Taris（2000）指出，认知闭合使个体具有自我强化动机，这为决策者为何不愿意接受新信息或采纳他人观点提供了理由。通常，在长时间里持续成功者的认知闭合强度更高，而连续失败者的认知闭合强度要弱。较弱的认知闭合强度提高了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承压能力，从而具有进一步搜寻和加工信息并且易于受其他观点影响决策的可能。
行为金融学中的禀赋效应、隔离效应和证实偏差等行为偏差给出了金融伦理卷入下决策惯性更具体的可能解释。决策主体面对维持现状或接受新方案的选择时，他往往将维持现状的损失视为参考水平，在与新方案产生的可能损失权衡时，赋予新方案的可能损失以更高的权重，导致决策者偏爱维持现状，即“禀赋效应”导致了交易行为中的惰性。Tversky&Shafir（1992）证明了隔离效应的存在，这是决策主体愿意延续原来的行为直到更具体的信息披露再做出决策变更的倾向，即使这些新的信息对决策变更并不重要。证实偏差是个体一旦做出决策，就会为该决策寻找支持证据，这是个体决策中存在的证实而非证伪的倾向。信念坚持和锚定是导致证实偏差的心理基础，信念坚持使得决策者会维持其选择；锚定使得决策者解释后续迹象时倾向于继续原先的信念，从而表现出对自己以往决策行为的很强的维持性。在特定的金融伦理观下，决策主体对“复制”过往成功经历的过度自信是金融伦理卷入惯性的强化因素，而决策惯性则是其行为表征。
四、金融伦理卷入惯性对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现实金融市场上，数量众多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属于有限理性的异质主体、金融伦理卷入存在惯性且相互竞争。Brock，Hommes&Wagener（2005）证明了LTL的演化规则是数量众多的、相互竞争异质交易主体市场动态演化的很好近似，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结构的一些关键特质可以被参数化，其结果说明了金融资产价格对理性预期均衡状态的偏离及过渡波动的内在机制。以下借鉴Brock and Hommes（1998）提出的LTL方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可以将金融伦理卷入惯性参数化，来呈现其带来的市场影响，为金融伦理规制和有效监管提供思路和方向。
基本假设：（1）市场主体假设：异质主体数量众多，有限理性，金融伦理卷入程度不同，相互竞争且风险规避；（2）市场参与假设：异质主体在收益固定且无风险资产和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资产之间做选择；（3）主体信念假设：市场主体对市场的信念条件方差为常数，未来红利收益预期相同且等于条件期望；（4）金融工具状态假设：任一时点上，金融工具的价格由理性均衡价格加异质价格信念影响部分构成；（5）市场状态假设：金融市场是连续变化的动态市场。
令Pt是风险资产在t时的价格，yt是风险资产红利收益的随机过程且满足期望为y的常均值独立同分布特征；wt是t时刻市场主体的总财富；r是无风险资产收益水平；St代表t时刻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风险资产总量为常数，s为单位风险溢价；异质主体类型计为h，异质性源自金融伦理卷入程度的差异，仅仅体现在对过往决策态度所导致的策略选择中；a是风险厌恶系数。
市场主体的总财富可以表达为：
五、结论与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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