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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期望影响的财务报告结果，可以将企业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分为三大类：(1)虚假利润表类舞弊一以粉饰利润表为主要目的，直接导致利润表存在重大错报，并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虚假；(2)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一以粉饰资产负债表为主要目的，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错报，但不一定影响利润表{(3)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一般以隐瞒重大事项为目的，一般仅直接导致会计报表附注存在虚假内容，但不直接影响财务报表的数据。
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其舞弊类型存在如下特征(如表1所示)：(1)就总体来说，虚假利润表类舞弊是最主要的类型，有87％的舞弊企业存在虚假利润表类舞弊行为；其次是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约有31％的舞弊企业对外作了虚假陈述或披露；只有约有15％的舞弊企业存在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行为。(2)从舞弊行为种类与公司规模的关系看，舞弊大、中型公司的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比例和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行为行为明显高于小公司；其虚假利润表类舞弊行为比例则明显低于小公司。(3)从舞弊行为的发展趋势看，虚假利润表类舞弊行为呈现出上升趋势；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行为呈现下出降趋势；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则基本保持不变。(4)小公司财务舞弊的案例明显多于大公司。(5)舞弊非上市大中型公司一般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舞弊一约有一半的舞弊非上市大中型公司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舞弊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假利润表类舞弊和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的同时存在。
二、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手段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指出的财务报告舞弊手段主要包括：(1)编制虚假的会计分录，特别是在临近会计期末时；(2)滥用或随意变更会计政策；(3)不恰当地调整会计估计所依据的假设及改变原先作出的判断；(4)故意漏记、提前确认或推迟确认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5)隐瞒可能影响财务报告金额的事实；(6)构造复杂的交易以歪曲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7)篡改与重大或异常交易相关的会计记录和交易条款。在实务中，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要更加具体和隐蔽些。
一是虚减利润或虚增利润。通常虚减利润的情况明显多于虚增利润的情况；企业规模越小越倾向于虚减利润(见表2)。虚减利润的手段依次为虚列费用、少列营业收入、推迟确认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不入账、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利润、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虚构营业外支出(如虚构工程报废)、虚构投资损失等。虚增利润的手段则依次为虚构销售业务、少计主要的期间费用、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收入、虚构营业外收入(如虚构收回已冲销的应收款项)、虚构投资收益、损失不入账、推迟确认成本费用、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等。
二是虚增资产或虚减负债同时虚增所有者权益。虚增资产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资产(或负债)内部各项目之间进行转换、虚减负债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将负债增加虚构为资产减少、虚减资产同时虚减负债、虚减负债同时虚增利润、虚增资产同时虚增利润(见表3)。
虚增资产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的手段主要是虚增实收股本、不记录已支付的股利。资产(或负债)内部各项目之间进行转换的手段主要有虚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购买、将资产损失记录为对外投资、虚构收回应收款项。虚减负债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的主要手段是将借款记录为股东权益。将负债增加虚构为资产减少的手段主要是将借款业务记录为收回应收款项。虚减资产同时虚减负债的手段主要是虚构清偿负债。虚减负债同时虚增利润一般与虚假利润表相联系，只是这一舞弊的主要目的在于粉饰资产负责表不是利润表。
三是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虚假披露或隐瞒关联方交易、隐瞒股权或资产质押、隐瞒法律诉讼、隐瞒对外担保、隐瞒其他重大事项(见表4)。
三、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目的
总的来说，经济利益是最常见的财务报告舞弊动机，是舞弊者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舞弊者舞弊旨在获得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具体地说，如表5所示，常见的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目的依次是：(1)少交税。其主要舞弊手段依次为虚列费用、少列营业收入、推迟确认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不入账、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利润、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将收入直接记人权益类项目、隐瞒关联方交易等。(2)粉饰财务报告以为获取资金提供方便。其主要舞弊手段依次为虚构销售业务、少计成本费用、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收入、虚构投资收益、损失不入账、推迟确认成本费用、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将借款业务记录为收回应收款项、虚构在建工程、虚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购买、将资产损失记录为对外投资、虚构收回应收款项、隐瞒股权或资产质押、隐瞒法律诉讼、隐瞒对外担保。(3)为了表现经营者业绩。其舞弊手段几乎包括所有的舞弊手段。(4)为了获得某种资质。(5)其他目的。
从表5还可以看出以下3个规律：(1)“少交税”目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但“表现经营者业绩”目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明显增加；“为了获取资金”目的则是中型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目的。(2)舞弊目的数量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少，舞弊目的综合性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弱。(3)中小企业往往受资质认定限制，许多中小企业期望采用财务报告舞弊来达到获得某种资质认定的财务要求。
关键词：财务舞弊；舞弊特征；舞弊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3-0052-05
一、引言
作为一种故意错报财务数据，欺骗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行为，财务报告舞弊始于18世纪20年代的英国。尽管各国政府加强了对财务报告舞弊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但是，从麦迪逊公司到安然公司，从琼民源到银广厦事件，国内外的财务报告舞弊案件仍是层出不穷。国外的学者对会计舞弊的动因、识别、防范与治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国内学者大多是从舞弊动因和公司内部治理与舞弊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关于舞弊识别、防范与治理偏重于规范性描述。
TreadwayCommittee(1987)的报告认为：财务报告舞弊通常与那些正处在财务困难中的公司联系在一起。Beasley(1996)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董事会成员构成与会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舞弊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的比例显著地低于未舞弊公司。Shleifer and Vishney(1997)认为股权的集中或大股东的存在会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的幅度，导致管理者和股东间更少的冲突。减少成本。Jensen(1993)认为当总经理也是董事会主席时，内部控制系统失效，因为董事会不能有效执行其关键功能。这些都是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对财务舞弊动因进行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也逐步增多，刘立国，杜莹(2003)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娄权(2003)研究发现，规模较小和财务状况恶化的企业容易在财务报告中舞弊。杨薇和姚涛(2006)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少数股东联盟、CEO任期、总经理董事长独立性和法制环境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袁春生和韩洪灵(2008)证明由于董事会监督作用的发挥，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直接负相关，其边际监督能力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先增强而后减弱；企业经营绩效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由于国情不同，国内外关于治理结构与财务舞弊的关系研究不尽一致，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本文认为研究财务舞弊的诱因与治理应该从财务报告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客户、政府监管机构、外部注册会计师、企业管理当局等角度来展开。因此，我们分别从公司经营业绩、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两个内部环境与事务所选择、
证监会监督两个外部环境对财务舞弊的影响做统计分析。然后，根据舞弊公司这四个方面的不同特征做实证研究，为我国财务舞弊的治理提出参考意见。
二、上市公司舞弊特征的统计分析
文章选取的2003～2007年度5645家上市公司样本中，包括209家发生财务舞弊并被证监会惩罚的公司。下面仅就舞弊公司分别从公司本身(经营业绩、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特征、审计师相关特征和证监会相关特征来分析舞弊公司特征。
1 舞弊公司相关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舞弊的行业半数以上集中在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这两个行业相对来说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业务范围较广且复杂，为财务舞弊制造了相应的条件；在209家舞弊公司中有43家被“sT”的公司，处罚后被“ST”或者被兼并、重组而成立了新的公司103家，占舞弊公司总数的近1／2，这说明舞弊公司存在明显的业绩较差问题，经营业绩是影响财务舞弊的主要原因。财务舞弊的治理应该关注舞弊高发的重点行业，同时，还应该关注财务状况较差的企业。
从表1可以看出，舞弊公司违规类型中，推迟披露、重大遗漏、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产、虚假陈述、违
规担保、虚构利润占了绝大多数，而出资违规、操纵股价、欺诈上市等违规类型从没有被发现，虚构利润和虚列资产并不像以往研究的那么严重。其中“其他”违规类型发生52次，占有较大比重，可以判断财务舞弊存在一些不为我们熟知的类型，也就是说舞弊公司操纵盈余有其他更大的隐形区间。这说明公司违规的类型存在多样性，一些重大的违规类型可能没有被发现，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舞弊的识别能力。从处理对象上看，75％的舞弊公司和管理层同时受到了惩罚。因此，财务舞弊的治理应关注频繁发生的违规类型，同时，应该从管理层着手，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是财务舞弊的重要诱因。
2 审计师选择的相关特征
在我们对证监会处理公告中，发现很少事务所同时被处罚的情况，这说明还要进一步加大对事务所和审计师的处罚力度。一般来说，大规模事务所代表较高的审计质量，从表2可以看出，在209家舞弊公司中，聘请“十大”事务所的仅有23家，占11％；有46家舞弊公司在舞弊年度更换了审计师，占22％；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91家，占44％，这说明部分审计师还是履行了职责，发现舞弊并报告舞弊的能力较强。舞弊公司倾向于更换小规模事务所取得标准审计意见。因此，财务舞弊的治理还应该从事务所及审计师入手，使他们保持应有的独立性，选择事务所规模和更换事务所频率和非标意见的出具成为判断上市公司是否舞弊的重要信号。
3 证监会监管相关特征
证监会在证券监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在209家舞弊公司处理类型中公开谴责143次，占整个处理类型的一半以上，而处以罚款仅占37次，且5年累计罚款金额为1310万元，还不及一个大型公司一年虚增利润的金额。
可见，证监会应该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罚款的力度。通过表4可以发现处罚公告和公司舞弊年度之间的时差，由于披露舞弊的时间滞后，往往舞弊2～3年后，证监会才发出舞弊公告，严重影响了报表使用各方的利益。公告延迟期间达10个月之久，舞弊期间超过两年的占20％以上，上市公司舞弊期间平均达24个月，有的公司
甚至连续5年舞弊。另外，舞弊期间的统计数据显示共计有110家公司舞弊，而样本选择舞弊数为209家，这说明有一半的舞弊公司是连续年度舞弊的。如何进一步加强证监会发现舞弊的及时性和处罚的力度是上市公司舞弊治理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财务舞弊特征的实证检验
通过舞弊公司相关特征的统计分析，不难发现财务状况、内部治理结构、事务所相关特征和证监会处罚的及时性和力度成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诱因。下面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以及统计分析得出的这些特征来验证财务舞弊的影响因素。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2003～2007年度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剔除变量缺失的部分数据，共计5645家。主要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和中国证监会网站，另外一些缺失变量根据新浪财经各公司财务报告手工收集补充。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利益决定着行为主体的特征和价值取向，上市公司有配股、吸引投资、逃避惩罚、管理层完成考核指标等经济方面的利益，也有政治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获取和失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数据的高低与增减，促使企业更有动机去粉饰财务报表。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达到10％，属于农业、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高科技等国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可以略低，但不得低于9％(且每年不低于6％)是取得配股资格的主要条件。《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另外，深沪两个交易所也规定，凡最近两年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一律要被“ST”处理。因此，本文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指标，提出假设1：
H1：净资产收益率在舞弊公司和未舞弊公司中存在明显差异，且与上市公司舞弊负相关。
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舞弊关系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很多，蔡宁、梁丽珍(2003)研究发现，发生财务舞弊与未发生财务舞弊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控股股东性质与财务舞弊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上市公司配股活动与财务舞弊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与财务舞弊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显著正相关。樊行健(2005)在完善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应逐步理顺财务报表审计关系和独立董事制度引入中的关系，强化财务治理，以促使上市公司持续健康的向前发展。尽管各自研究结果有所差异，但都证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因素对于财务舞弊有影响。结合相关实证研究，本文提出假设2：
H2：股权集中度、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管理层持股与财务舞弊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经济警察的地位一直都受到高度的重视。虽然审计合谋的现象令人困扰。但事实证明审计师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大规模事务所具有较高审计质量。DeAngelo(1981)认为大规模事务所比小规模事务所有更强的提供高质量审计以维护其品牌的内在经济动因。同时，根据特征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大规模事务所0可以有效防治财务舞弊，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事务所更换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正相关。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高负债率是公司经营情况较差的表现。更需要通过审计师的选择获取标准意见，来传递较好财务状况的信息；而同时债权人对公司的监督力相应增强，倾向于向董事会施加压力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来判断公司财务状况。另外，考虑到公司规模为财务舞弊提供物质基础。将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研究财务舞弊的影响因素，模型设计如下(其中ζ为误差项)：
CR=β0+β1ROE+β2AUDITOR+β3AC+β4MNG+β5INDP+β6CRI+β7DUAL+β8LEV+β99SIZE+ζ
(三)实证分析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6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选择事务所规模、事务所变更、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这说明两个样本方差存在显著差异，也既是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这些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经过两个独立样本的T检验，在事务所选择、事务所变更、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方面两个样本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且舞弊公司这五个指标的均值均小于非舞弊公司，这和统计性分析中的结果吻合，可以初步推断上述这些指标确实是上市公司舞弊的重要影响因素。
2 多重共线性问题诊断
Logistic回归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利用线性回归来检查容忍度，可以发现无论是被处罚上市公司还是没有处罚的上市公司，容忍度均在0.90附近，方差膨胀因子VIF基本上均接近于1(限于篇幅共线性诊断表略去)，同时，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即使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系数远小于0.3，相关性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判断变量间共线性的问题并不严重。
3 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检验了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事务所规模对公司舞弊的影响，通过表7回归检验结果，没有发现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公司舞弊的显著相关性，仅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和事务所规模、事务所变更与公司舞弊具有显著相关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规模均在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与假设2相矛盾，这说明在我国股权集中度越大、公司规模越大，大股东的监督力度越大，由成本所导致的舞弊情况出现的越小；事务所规模与财务舞弊在5％的水平显著负相关，舞弊公司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这说明审计师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财务舞弊的发生，事务所变更与财务舞弊在1％水平显著正相关，假设3得到证明。另外，在加入独立董事比例的平方后，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舞弊成“u”型关系，也就是说适当的独立董事比例可以有效监督公司的经营状况，过高的独立董事会使执行董事比例下降失去有效监督，而过低的独立董事又不利于监督，通过计算最低点比例为45.16％。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管理层持股与财务舞弊无关，特别是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两因素与财务舞弊不相关。虽然在舞弊公司与未舞弊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但假设1没有得到很好证明，却证明了公司舞弊是由于治理结构的原因，而不是财务状况本身，这和大量学者研究结果不一致。同时，也与我们的统计性分析不一致，毫无疑问公司财务状况较差会导致财务舞弊，实证检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究其原因可以从表1的特征描述发现，大量公司的舞弊并不是靠简单的虚增利润、多列资产达到的，而是存在一些更隐性的操纵空间，使得两类公司财务报表中的业绩指标差别缩小。但是，财务状况差导致财务舞弊是不争的事实，舞弊治理在关注其他因素时，也应该关注财务状况。
【关键词】 财务舞弊； 高管声誉； 股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046-04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资本市场规模也居全球前列，然而，转型经济下快速变革的规制环境以及亟待改善的公司治理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为公司实施财务舞弊等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Baucus and Near，1991）。上市公司高管在财务舞弊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财务舞弊的责任人，无论是否直接参与财务舞弊，声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Karpoff et al.，2008）。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经理人市场，可以增加高管财务舞弊的机会成本，有助于在制度上对财务舞弊进行约束与预防。然而，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大量国家控股企业，高管多为脱离于经理人市场之外的特殊管理群体，一般由政府任命，由行政组织决定晋升和调动，企业自身通常不具有更换高管的权力。这种政治关联会降低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和高管对企业的经管责任（Fan et al.，2007），可能导致国有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事件影响的程度有别于其他非国有企业。
当前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公司治理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涉及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诸多方面（梁杰等，2004；杨清香等，2009），而有关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探讨高管声誉与公司业绩的关系（Firth et al.，2006；龚玉池，2001；丁友刚等，2011），仅有袁春生等（2008）从市场竞争视角入手考察了在经理人市场不完备情况下经理人声誉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处于高度变革转型经济以及上市公司大量国有控股的特殊制度背景，选取深沪两市2001―2010年间因财务舞弊受到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处罚的124家上市公司及其配对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深入考察财务舞弊事件对不同股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了我国财务舞弊行为和高管声誉相关领域研究，对推进国有企业内部治理和高管选聘体质改革，充分发挥声誉激励和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具有启示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处于新兴市场的转型经济环境，公司治理和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为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创造了条件。Shleifer and Vishny（1986）认为，股权集中同时具有“激励协同效应”和“堑壕防御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多为国家控股，股权集中更多表现为堑壕防御而非激励协同效应，原因在于：首先，国有企业的高管大多由政府指派，高管与控股股东彼此并不独立，极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合谋损害外部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国有企业高管职位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职位升迁受人市场声誉影响较小，更多取决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而且薪酬对绩效的敏感性很低，从而导致他们缺乏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激励。其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有企业控股股东通过持有非流通股拥有上市公司控制股权，自身财富与公司股价变动无关，即使高管隐瞒不利信息或操纵价格敏感信息的，也不会对其财富产生影响，从而国有企业控股股东缺乏监控高管的激励。因此，我国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和高管政治关联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降低了高管对企业的经管责任。
企业家声誉一般由政治声誉和职业声誉构成，其中职业声誉包括职业道德声誉和能力业绩声誉。国有企业股权的集中使得股东不存在监督管理层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激励，因而对高管能力业绩声誉缺乏关注；与此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所持股票价值不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股东对于高管操纵信息披露的职业道德问题也并不关心。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国有企业高管声誉的收益构成中来源于其努力程度的部分较小，而来源于上级部门评价的部分较多。相反，对于民营上市企业的高管而言，由于企业价值与股价高度相关，一旦舞弊事件出现并被公之于众，将直接导致企业价值的大幅下降。因此，民营企业股东更加关注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声誉和能力业绩声誉。职业声誉是民营企业高管声誉的全部，民营企业高管在人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其职业声誉。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要低于民营上市企业。
然而，如果财务舞弊事件异常严重，以致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公众的强烈反应，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严重的舞弊事件会使国有股股东无法再置身事外，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应对舆论压力以及公众对其监管能力的质疑。因此，面对严重舞弊事件，监管部门会对相关人员处以民事和刑事处罚以平息公众情绪，国有控股股东也会采取措施厘清与高管的关系以降低舞弊事件对公司声誉的影响。此时，对于出现严重财务舞弊企业的高管而言，舞弊事件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从而影响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评价，进而影响其职业声誉和政治声誉；反之，如果财务舞弊事件性质不严重，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则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会很低。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如果财务舞弊性质不严重，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会更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11年沪深两市因财务违规被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金融类企业和数据缺失企业后，得到财务舞弊样本公司124家。同时，按照同时期、同行业和规模匹配的标准，在沪深两市选择124家非财务舞弊公司作为对照组。由于研究中需要获取财务舞弊前后1年的相关数据信息，因而实际样本跨度为2000―2012年。上市公司的行业划分依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行业分类标准，最终共得到248组有效样本观测值。本文研究用的财务舞弊企业所受处罚相关数据和信息、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信息以及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CSMAR）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CCER），部分数据与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进行了抽样核对以确保准确性。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假设H1，笔者构建模型1，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企业股权性质对财务舞弊与高管声誉之间关系的影响。考虑到高管声誉受影响的可能时滞，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选取滞后一期值。
其中，Reputation代表高管声誉，为被解释变量。财务舞弊事件曝光后，高管声誉是否受到影响较难量化，本文将其定义为如果上市企业高管在因财务舞弊受到公开处罚的当年或者次年离职，且离职后未在其他上市企业担任高管，即视为其声誉受到了影响，Reputation取值1；如果因财务舞弊受到公开处罚后，上市企业高管没有离职或者虽然离职但在两年内又在其他上市企业担任高管，则视为其声誉没有受到影响，Reputation取值0。Fraud和State为解释变量，两者均为虚拟变量。Fraud代表财务舞弊状况，财务舞弊企业取值1，非财务舞弊企业取值0。State代表企业股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1，民营企业取值0。
参考Baucus and Near（1991）、Chen et al.（2006）、杨清香（2009）等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市值（MV）、市账比（PB）、资产收益率（ROA）、股权集中度（OWNC）、CEO是否兼任董事会主席（DUAL）、独立董事比例（BIND）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如下：市值取年末市值的自然对数；市账比为年末市值与总资产之比；资产收益率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股权集中度取按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CEO兼任董事会主席则DUAL取1，否则取0；独立董事占比大于等于全部样本均值则BIND取1，否则取0。此外，本文还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
模型中的系数？琢1反映企业高管声誉与财务舞弊的相关性，系数？琢3反映国有控股的存在是否会对企业高管声誉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产生增量影响。如果？琢3显著为负，说明财务舞弊事件曝光后，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影响的可能性低于民营上市企业，则假设H1能够得到验证。
为验证假设H2，本文对全部财务舞弊样本进行两种分类：一种是按照财务舞弊性质，将全部样本分为信息披露类财务舞弊和非信息披露类财务舞弊两个子样本；另一种则是按照企业因财务舞弊受监管部门处罚的类型，将全部样本分为监管部门口头处罚和监管部门实质性处罚两个子样本。信息披露类财务舞弊和受到监管部门实质性处罚的财务舞弊被视为性质严重的财务舞弊。笔者运用上述模型对财务舞弊子样本进行逻辑回归，如果只有性质不严重的财务舞弊子样本的系数？琢3显著为负，则假设H2得到验证。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模型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按照全部样本、财务舞弊企业样本和非财务舞弊企业样本分栏列示。表1显示，无论从均值还是中位数看，财务舞弊企业的高管声誉（Reputation）受影响程度明显高于非财务舞弊企业。同时，财务舞弊企业的市账比（PB）明显高于非财务舞弊企业，资产收益率（ROA）明显低于非财务舞弊企业。由此可见，业绩不佳却被市场高估股价的上市企业更有可能进行财务舞弊。
（二）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1对全部样本进行逻辑回归，检验股权性质对财务舞弊与高管声誉之间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高管声誉（Reputation）与财务舞弊（Fraud）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上市企业出现财务舞弊并且被监管部门曝光后，高管声誉会受到影响；高管声誉（Reputation）与财务舞弊和股权性质交互项（Fraud×State）的相关系数为-0.187，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说明当财务舞弊事件曝光后，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影响的程度要比民营上市企业更低，与假设H1的预期相符，即假设H1成立。
如前所述，为验证假设H2，本文将全部样本进一步按财务舞弊类型分为信息披露型财务舞弊和非信息披露型财务舞弊两个子样本，按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类型分为实质性处罚和部门口头处罚两个子样本，仍然运用模型1进行逻辑回归。表2显示，在按财务舞弊类型和按受监管部门处罚类型分类的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中，财务舞弊（Fraud）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程度对于财务舞弊类型和受监管部门处罚类型并不敏感，即任何类型的财务舞弊曝光都会使上市公司高管声誉受到影响。而财务舞弊和股权性质交互项（Fraud×State）的回归系数仅在非信息披露型财务舞弊子样本中显著为负，财务舞弊和股权性质交互项（Fraud×State）的回归系数仅在受到监管部门口头处罚的财务舞弊子样本中显著为负，并且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说明只有当财务舞弊类型为非信息披露型或者财务舞弊行为受监管部门处罚类型为口头处罚时，即财务舞弊性质不严重从而不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时，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影响程度才显著低于民营上市企业。与假设H2的预期相符，即假设H2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择2001―2011年沪深两市因财务违规被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处罚的124家财务舞弊上市公司及124家配对非财务舞弊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财务舞弊对不同股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声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降低了高管对企业的经管责任和声誉激励机制的作用，从而导致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声誉受财务舞弊影响的程度通常显著低于民营上市企业，当财务舞弊事件性质并不严重而且没有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时尤其如此。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转型阶段持续推进和夯实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声誉激励机制和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1）国有企业应当切实采取措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完善董事会构成和薪酬激励制度安排，实现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由隐形激励向显性激励转换，促使高管努力为股东创造财富并关注公司长期绩效，减少财务舞弊等短期机会主义行为。（2）加大力度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彻底取消国企领导职位与行政级别挂钩制度，降低政治关联带来的掣肘，避免高管在决策中更多考虑自身行政级别的提升而非企业长远发展，从而造成决策的短期性和滋生财务舞弊行为。（3）积极建立竞争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促使国有企业高管积极参与经理人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与经理人市场竞争选聘机制紧密联系的声誉激励机制和媒体监督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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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频出，而上市公司对财务数据的粉饰也呈现出越来越隐蔽的特点。从近来的绿大地等财务舞弊案件可以发现，管理层大多通过操纵和修改财务报表数据来完成舞弊行为，单纯从财务信息中发现舞弊行为不能满足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需要。另外，在一些管理层舞弊的案件中并不涉及财务信息，我们必须从舞弊的行为动机入手识别舞弊问题。并且，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静态的财务信息已不能有效地预警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财务、道德和法律等风险，进而提前识别出可能的舞弊风险。因此，为了改善舞弊识别的效果，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秩序，研究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非财务信息的应用上。然而，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在识别财务舞弊上有各自的优势，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它们，并结合数据挖掘等计算机领域的手段和方法，将成为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国内外非财务信息概念与应用综述
由于国外研究者对非财务信息的研究侧重点不同，至今对非财务信息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而非财务信息包含的内容也是各不相同。笔者在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对非财务信息的研究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披露与否的角度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从财务信息披露的角度规定，只有符合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项目才能予以确认进入报表；而那些不满足条件被排斥在会计报表之外的反映公司经营活动的信息就可以定义为非财务信息。FASB在《改进企业财务报告：透视日益增加的自愿披露》的报告中指出，企业自愿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应该包括：业务数据及其分析，前瞻性信息，管理层和股东信息，公司背景信息，未确认的无形资产等等。而中国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中规定，除了财务信息，上市公司还应披露涉及重要提示及目录，公司基本情况简介，股东变动及股东情况，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董事会、监事会报告， 重大诉讼和仲裁等重要事项的非财务信息。从上述规定和报告可以看出，各国对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与否和披露的内容做了一定的强制性的要求，同时也鼓励上市公司自愿对其他非财务信息进行披露。
国内学者对非财务信息披露内容进行了阐述，大致内容都相同，但是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社会责任、持续发展及反映核心竞争力等无法量化的信息是否纳入非财务信息披露存在分歧（耿黎，2008）。借鉴Meek（1995）对欧洲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非财务信息的研究，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应该更加重视对描述性和可以量化的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二）应用于公司业绩评价 最早Robert S.Kaplan和David P Nor
ton在对平衡计分卡的论述中提到：非财务信息是财务信息的先导性指标，是阐述财务成果形成过程的信息。因此，基于委托问题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业绩评价时，综合使用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能提供更直接、更及时的关于管理者努力程度的反馈信息（Barua et al.1995）；在解决了非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计量性问题后，融合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的综合业绩评价方法是当前最有效的业绩评价方法（徐薇华，2011）。
（三）应用于财务危机预警 Albrecht（2004）提出财务危机预警信号可以从管理层面、关系层面、组织结构和行业层面等非财务方面进行识别，而黄世忠、黄京菁（2004）对这六个层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对于不能直接量化的非财务信息，万希宁等（2007）构建了财务危机模糊预警模型，结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从影响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内部控制等方面建立非财务指标体系，应用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法对财务风险因素进行定量化评价， 对定性的非财务指标采用模糊统计。
综合上述观点以及其他研究，本文将非财务信息划分为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广义上的非财务信息是相对于财务信息而言的，是指独立于财务报表之外的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外部环境的所有信息；而狭义上的非财务信息是相对于应用领域而言的，是指可以量化，并且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特定经营事项的非财务信息。
三、国内外非财务信息财务舞弊识别综述
（一）财务舞弊识别应用非财务信息的必要性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非财务信息已经被研究者广泛应用到对上市公司的研究中，而将非财务信息应用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识别研究中也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的。一方面，综合运用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建立起来的财务舞弊识别模型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治理情况，了解和获得更多的前瞻性的、不易被掩饰的非财务信息可以直接从内外部环境角度入手提前识别出财务舞弊风险；另一方面，在引入了非财务信息的财务舞弊识别模型能够获得更好的识别效果。杨兵（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引入了非财务指标后，使用统计方法和数据挖掘方法对财务舞弊的预测结果都有较大的改善。
国内外对财务舞弊的研究大多使用logistic方法，本文选取了基于该方法的有关财务舞弊识别实证研究的文献，将文献中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纯财务指标、纯非财务指标和混合指标，每种类型10篇文献，总计30篇。然后，将文中经过检验后得到的对财务舞弊的总体识别率按照上述三种类型取平均值，得出表1的结果。从表1中的平均识别率可以看出，在相同识别方法的前提下，综合使用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财务舞弊识别模型的识别率有了显著的提升。
（二）国内外关于非财务信息的财务舞弊识别综述 最早的研究大多从舞弊成因的研究角度进行，Albrecht（1995）的舞弊三角理论从压力、机会和借口三个方面来研究财务舞弊的成因；Bologna等（1993）提出了“GONE”理论以及随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企业舞弊的风险因子学说。上述对舞弊成因的论证为舞弊识别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制定的SAS NO.99具体描述了财务报告舞弊风险因素，从中可以发现一部分因素是无法通过财务指标进行量化的。国内研究方面，秦江萍（2005）总结了上述理论，认为在进行审计时不仅应关注财务结构方面，更应当注重评价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以及从管理层行为挖掘人性方面的舞弊危险。
国内外对非财务信息与会计舞弊关系的研究开始于董事会特征对舞弊的影响，指标体系比较成熟，但是结论却互有矛盾。1992年的COSO报告从公司治理视角指出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具有的不同的董事会特征。而Beasley（1996）则从公司治理的非财务角度出发，发现公司的董事会构成与财务舞弊存在关系，外部董事比例、任期和持股比例，以及是否在其他单位供职与财务舞弊可能性负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则与财务舞弊可能性正相关。之后对董事会构成与财务舞弊关系的研究中，杜兴强（2006）认为外部董事比例与财务舞弊的关系并不显著，而杨清香等人（2009）在总结了其他研究者关于董事会规模的观点后，认为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成“U”型关系，稳定的董事会能抑制财务舞弊的发生。另外，也有学者从董事会议的召开频度（Anderson，2004）以及董事会持股方面来说明其在识别财务舞弊的作用。总体来说，一定规模的董事会（于东智，2004）和独立性强的董事会（Persons，2006）对抑制财务舞弊行为至关重要。
对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监督和管理主要是通过监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进行的。国外对监事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治理目标和功能定位上，对与财务舞弊的关系甚少涉及。而国内的研究表明，由于监事会功能的缺失以及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监事会不能有效地抑制财务舞弊的发生。高倩（2011）对监事会特质与财务舞弊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也存在“U”型关系，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有助于抑制财务舞弊的发生。研究者对于审计委员会在识别财务舞弊的作用分歧很大，最早的Beasley（1996）认为审计委员会抑制财务舞弊发生的作用不显著，而Dechow（1996）和Abbott，Park and Parker（2000）则认为审计委员会能有效地降低舞弊发生的可能。国内学者也存在类似的分歧，王艳平（2011）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构成存在较大的问题，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没有有效地防止财务舞弊的发生。总结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制度建立时间较晚、非强制性以及内部治理制衡机制的缺失，导致了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本身的作用，对预警和识别财务舞弊的作用不大。
对上市公司委托、领导权以及股权结构与财务舞弊的关系研究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Foker（1992）、Beasley（2006）认为一元领导权结构，即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与财务舞弊正相关。Erickson（2004）和Johnson（2008）发现采取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避免其所持股票贬值而进行财务舞弊。汪昌云（2010）从冲突考察和细化了股权结构和领导权问题对舞弊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治理和薪酬激励机制有效降低了舞弊发生的概率，而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增加了管理层舞弊的风险。杜兴强（2006）和吴革（2008）认为股权越集中越有可能发生舞弊，而刘立国和杜莹（2003）的研究表明法人持股比例和执行董事比例与财务舞弊成正相关关系，而流通股比例则是负相关，如果控股股东是国资委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更大。韦琳（2011）基于舞弊三角理论设计出财务的压力指标和非财务的机会指标，综合财务指标可以发现管理层的不稳定、一元领导权结构和国有股权过低都为财务舞弊创造了条件。
上述研究都是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角度，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综合财务信息进行的，可以将所提及的非财务信息归纳为内部非财务信息，即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审计委员会特征、领导权和股权结构等。而从外部环境中识别财务舞弊的研究相对较少，我们将从外部环境所获得的非财务信息定义为外部非财务信息，涉及到宏观经济信息、行业信息、监管信息、关联方交易信息和第三方信息等。Groveman（1995）总结了判断财务舞弊的指标器，其中有非正常交易和关联方交易属于非财务指标类。朱锦余等人（2007）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舞弊财务报告的主要类型、方法和持续年限等，发现表外舞弊占比较大，通过关联方交易虚构销售业务、资产和隐瞒对外担保是舞弊的主要手段。袁树民和杨召华（2007）通过对比舞弊上市公司和非舞弊上市公司在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程度、与关联方进行商品交易的程度，发现将关联方资金占用相关变量纳入财务舞弊识别模型显著提高了识别成功率。Carcelfo和Nagy（2002）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聘用的审计师的专业化程度与财务舞弊呈负相关的关系。陈关亭（2007）总结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指出，变更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为财务舞弊提供了机会。Persons （ 1995） 研究发现行业会影响财务舞弊， 计算机及数据处理业、科学和医药仪器等制造业相对更容易发生财务舞弊。张建刚（2008）、李康（2011）根据我国上市公司以制造业为主的特点，设计出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识别模型，针对性更强。
现有的财务舞弊识别方法主要以逻辑回归模型为主，数据挖掘等计算机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而综合数据挖掘方法和非财务指标的模型往往能获得更好的识别率。Belinna BAI等（2008）根据工业基准指数进行横向分析识别，采用分类与回归树（CART）方法对亚洲国家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构建识别模型。刘君（2006）采用径向基概率神经网络，综合盈利能力、成长性和流动性等财务指标以及股权结构非财务指标设计出财务舞弊识别模型，得到较高的判正率。蔡志岳（2006）基于财务和公司治理变量，运用逻辑回归和遗传审计网络方法建立信息披露舞弊识别模型，发现治理变量可以提高预测模型的有效性，遗传神经网络方法的预测能力好于逻辑回归。
四、财务舞弊识别问题创新发展
通过总结现有基于多种实证方法的财务舞弊识别研究，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存在所使用的数据和信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的问题，而来自其他渠道的有用信息却不能被有效地利用。现有研究使用的无论是财务数据还是非财务数据都大部分来自于官方数据库或者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这使得数据面临着滞后性、可修饰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其次，在制度建设方面，违规披露一直是主要的舞弊行为，这说明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还不够完善，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低，因此建立一个全面、高效、及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势在必行。另外，财务舞弊识别方法一直是影响和制约舞弊识别效果的重要因素，总结现有的识别方法，笔者发现大部分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是严格的，而对于海量的、增量的和不可量化的复杂数据却很难进行研究和分析。
因此，根据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可从以下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数据：海量、实时的Web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以及各种数据的累积，财务舞弊识别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现有的财务数据以及内部治理的非财务数据已经不能全面反映财务舞弊行为，因此，只有使用实时和增量的数据才能更有效地发掘财务舞弊问题。本文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引入相关行业经济形势、媒体报道、法律诉讼等非财务信息可以成为识别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新的切入点。第二，制度： 网络披露制度和XBRL平台的建设。保证上市公司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及时性和开放性需要一个完善的网络披露制度，而XBRL技术正是能满足这些需求的线上披露形式，它是商业和财务数据电子化交流的一种语言，有助于商业信息的编制、分析和交流，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以及可靠而准确的商业信息，目前发达的国外资本市场都在积极采用这一技术。第三，方法：基于Web环境下的数据挖掘和文本挖掘。Ravisankar（2010）、宋新平（2008）等人的研究都表明了数据挖掘方法在识别财务舞弊上效果更好，但是学者的研究都集中于具体方法及其应用上，对数据的要求也相对严格，缺乏系统的方法指导模型和框架。如何全面利用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构建一个综合性舞弊识别模型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而对于Web文本挖掘这一新兴技术应用于财务舞弊识别，国外的Glancy（2011）已做出探索，但其研究目前仅限于年报文本，而对于海量的Web财务信息的研究还是具有广阔的前景，也存在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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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特大财务舞弊和审计失败案例，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为了恢复资本市场的信心，重新把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塑造为投资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干净”的窗口，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继AICPA于2002年10月了舞弊审计新准则SASNo.99《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注》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下属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也连续重拳出击，修订、发表了多项准则，在颁布了一系列要求审计师更深入考虑舞弊风险的新的审计风险准则之后，又于2004年2月份了ISA240《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于舞弊的责任》，试图建立较为权威的反舞弊标准和体系。
修订后的ISA240主要包括15方面内容：（1）舞弊的特征；（2）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负责人应承担的责任；（3）审计在查找舞弊中的固有局限；（4）审计师对于查找舞弊性重大错报所应承担的责任；（5）职业怀疑态度；（6）审计小组成员间的讨论；（7）风险评估程序；（8）舞弊性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9）针对舞弊性重大风险应采取的措施；（10）评价审计证据；（11）管理当局的陈述；（12）同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负责人的沟通；（13）同监管部门的沟通；（14）审计师退出审计聘约；（15）记录审计师对于舞弊的考虑。这15个方面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舞弊审计新框架。该框架的建立无疑能使审计师的眼睛更加“雪亮”，更好地洞穿被审计单位中所存在的重大错弊行为。
国际舞弊审计新准则的特点
为了使新的舞弊审计准则更好地指导审计师努力做到“标本兼顾，审到弊除”，新准则的考虑是较为全面的。
（一）治标之举
1、舞弊三角理论的引入：从根源上查找舞弊。ISA240指出，一项舞弊行为通常是如下舞弊风险因子（fraudriskfactors）“合力”所产生的结果；策划舞弊的动机或压力（incentive/pressure）、进行舞弊的机会（opportunity）、使舞弊合理化的态度和借口（attitude/rationalization）。当三个舞弊风险因子同时出现时就意味着出现舞弊的可能性很大，审计师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为了帮助审计师更好地识别舞弊风险因子，ISA240将舞弊区分为两种类型：舞弊性财务报告和资产侵占，并以附录的形式列举了可能导致两种类型舞弊行为出现的风险因子的具体表现。
2、突出诚信的企业文化在防止舞弊行为中的重要作用。ISA240要求管理人员不仅应建立有效的内控来从制度上防止舞弊的发生，还应当建立诚信的企业文化从思想上杜绝舞弊的根源。诚信的企业文化包括营造融洽的、积极向上的氛围；雇佣、培训和提升合适的员工；要求员工明确自身责任；针对实际或可能的舞弊采取恰当的措施等等。这要求管理层必须以身作则，加强同员工的沟通，向他们展示企业是如何诚信经营的。审计师对企业诚信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对舞弊风险的评估。
3、强调职业怀疑精神，不能轻信高管人员。ISA240要求审计师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职业怀疑，也即保持好问的精神状态（questioningmind）和对审计证据的批判性评估。由于舞弊行为的隐蔽性，审计师必须时刻意识到舞弊性重大错报出现的可能性，不能凭借过去有关高管人员诚信的经验证据而降低职业怀疑度，因为环境的变化可能产生新的舞弊风险因子。
（二）治本之方
1、广开言路，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源探清舞弊风险所在。ISA240要求审计师在询问企业内部人员时应注意在不同部门、不同级别中寻找询问对象。由于高管人员通常更有机会进行舞弊，因此审计师不能光听高管人员的一面之词，应通过和内审部门、营销部门、处理复杂或异常交易的员工、首席道德宫（chiefethicsoffier）等各方面的沟通，获取有关舞弊的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信息，特别是同内部审计人员的交流，往往能获取有关舞弊的重大线索，另一方面，ISA240要求审计师注重利用企业外部信息源，比如询问被审计单位聘用的外部律师和估价师；复核证券分析师、银行、评级机构等外部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等等。此外，在审计工作前期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时，应当特别关注因舞弊而产生的重大错报风险信息，并着重获取相关的内控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信息。通过这样的内外结合、前后贯通的信息收集，审计师就能获取有关企业舞弊风险点的“全息图像”。
当然，光有信息是不够的，ISA240要求审计师还应当通过分析性程序等手段充分发掘隐藏于各类信息中的舞弊风险因子，特别是通过组织审计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换信息和集体讨论，以“脑力风暴”（brahlstorm）的方式来发掘可能存在怎样的舞弊或在何处可能存在舞弊。
2、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类型的舞弊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ISA240将舞弊风险分为三种类型，审计师必须对三类舞弊风险加以评估并做出适当的反应。
针对财务报表层次的舞弊风险，审计师应考虑其评估结果对审计工作的整体影响，并相应采取如下措施；（1）根据风险评估水平确定相应的人员委派与监督；（2）特别关注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以及复杂交易的会计处理；（3）决定是否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审计程序。
针对认定层次的舞弊风险，审计师应考虑评估结果对审计工作的具体影响，并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ISA240还在附录中详细列示了审计师针对认定层次的舞弊风险应采取的措施，特别是针对收入确认、存货、管理层估计等舞弊高发区域应采取的措施。
由于管理当局处于进行舞弊的有利位置，因此，审计师针对管理层逾越内控所形成的舞弊风险应做出特别的反应，包括；（1）检查会计分录和其他调整事项的恰当性；（2）复核会计估计；（3）评价重大交易的商业合理性。
3、就舞弊审计结果加强同各方的沟通。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防止和检查舞弊行为的内控在设计或实施中存在漏洞时，或管理当局对舞弊风险的评估过程存在缺陷时，应及时告知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负责人。如果审计师发现了舞弊行为或可能存在舞弊的重大线索，应及时同适当层次的管理人员进行交流。由于管理层舞弊的存在，审计师还应特别加强同公司治理负责人之间就相关舞弊问题进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ISA240仍然要求审计师遵循保密原则，但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保密原则必须服从于其他法律法规，并要求审计师在特殊情况下应征询法律意见，以决定是否向外部监管部门报告企业的舞弊行为。
4、要求审计人员记录下对于舞弊的考虑。ISA240要求审计师记录下审计小组成员在讨论舞弊相关问题时所得到的重要结论；基于收入确认属于舞弊发生的“高危”区域，ISA240要求审计师如果认为收入确认不存在舞弊风险，应将支持该结论的理由加以记录。总而言之，ISA240要求审计师在“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实施审计程序—处理审计结果”的整个舞弊审计过程中均留下书面记录，以作为审计师认真履行舞弊审计责任的证明。
对我国舞弊审计准则的有益启示
ISA240和SAS99的先后出台标志着国际独立审计职业界在提高财务报表舞弊审计的有效性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虽然我国早在1997年就实施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但鉴于我国证券市场舞弊案例的不断出现，旧准则的实施效果显然并不理想。ISA240和SAS99的出台无疑为我国舞弊审计准则的完善提供了极佳的借鉴对象。
1、应适时引入职业怀疑态度和舞弊三角理论。我国《错误与舞弊》准则第12条虽然也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计划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充分关注错误与舞弊可能存在的迹象”，但“职业谨慎”显然是较为中性的态度，面对频发的管理层舞弊，有必要将其提升为“职业怀疑”。另外，我国《错误与舞弊》准则第10条虽然列举了可能增加舞弊风险的四种情况，但过于简洁和抽象，难以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有效的指导。回顾我国发生的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例，许多是借助关联方交易等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的，仅仅依靠舞弊留下的蛛丝马迹来查找舞弊有一定难度，因此有必要引入舞弊三角理论，帮助注册会计师从根源上判断舞弊存在的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后，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特大财务舞弊和审计失败案例，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为了恢复资本市场的信心，重新把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塑造为投资者了解经营状况的“干净”的窗口，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继AICPA于2002年10月了舞弊审计新准则 SASNo.99《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注》后，国际师联合会（IFAC）下属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也连续重拳出击，修订、发表了多项准则，在颁布了一系列要求审计师更深入考虑舞弊风险的新的审计风险准则之后，又于2004年2月份了ISA240《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于舞弊的责任》，试图建立较为权威的反舞弊标准和体系。
修订后的ISA240主要包括15方面内容：（1）舞弊的特征；（2）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负责人应承担的责任；（3）审计在查找舞弊中的固有局限；（4）审计师对于查找舞弊性重大错报所应承担的责任；（5）职业怀疑态度；（6）审计小组成员间的讨论；（7）风险评估程序；（8）舞弊性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9）针对舞弊性重大风险应采取的措施；（10）评价审计证据；（11）管理当局的陈述；（12）同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负责人的沟通；（13）同监管部门的沟通；（14）审计师退出审计聘约；（15）记录审计师对于舞弊的考虑。这15个方面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舞弊审计新框架。该框架的建立无疑能使审计师的眼睛更加“雪亮”，更好地洞穿被审计单位中所存在的重大错弊行为。
国际舞弊审计新准则的特点
为了使新的舞弊审计准则更好地指导审计师努力做到“标本兼顾，审到弊除”，新准则的考虑是较为全面的。
（一）治标之举
1、舞弊三角的引入：从根源上查找舞弊。ISA240指出，一项舞弊行为通常是如下舞弊风险因子（fraud risk factors）“合力”所产生的结果；策划舞弊的动机或压力（incentive/pressure）、进行舞弊的机会（opportunity）、使舞弊合理化的态度和借口（attitude/rationalization）。当三个舞弊风险因子同时出现时就意味着出现舞弊的可能性很大，审计师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为了帮助审计师更好地识别舞弊风险因子，ISA240将舞弊区分为两种类型：舞弊性财务报告和资产侵占，并以附录的形式列举了可能导致两种类型舞弊行为出现的风险因子的具体表现。
2、突出诚信的企业文化在防止舞弊行为中的重要作用。ISA240要求管理人员不仅应建立有效的内控来从制度上防止舞弊的发生，还应当建立诚信的企业文化从思想上杜绝舞弊的根源。诚信的企业文化包括营造融洽的、积极向上的氛围；雇佣、培训和提升合适的员工；要求员工明确自身责任；针对实际或可能的舞弊采取恰当的措施等等。这要求管理层必须以身作则，加强同员工的沟通，向他们展示企业是如何诚信经营的。审计师对企业诚信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对舞弊风险的评估。
3、强调职业怀疑精神，不能轻信高管人员。ISA240要求审计师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职业怀疑，也即保持好问的精神状态（questioning mind）和对审计证据的批判性评估。由于舞弊行为的隐蔽性，审计师必须时刻意识到舞弊性重大错报出现的可能性，不能凭借过去有关高管人员诚信的经验证据而降低职业怀疑度，因为环境的变化可能产生新的舞弊风险因子。
（二）治本之方
1、广开言路，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源探清舞弊风险所在。ISA240要求审计师在询问企业内部人员时应注意在不同部门、不同级别中寻找询问对象。由于高管人员通常更有机会进行舞弊，因此审计师不能光听高管人员的一面之词，应通过和内审部门、营销部门、处理复杂或异常交易的员工、首席道德宫（chief ethics offier）等各方面的沟通，获取有关舞弊的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信息，特别是同内部审计人员的交流，往往能获取有关舞弊的重大线索，另一方面，ISA240要求审计师注重利用企业外部信息源，比如询问被审计单位聘用的外部律师和估价师；复核证券师、银行、评级机构等外部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等等。此外，在审计工作前期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时，应当特别关注因舞弊而产生的重大错报风险信息，并着重获取相关的内控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信息。通过这样的内外结合、前后贯通的信息收集，审计师就能获取有关企业舞弊风险点的“全息图像”。
当然，光有信息是不够的，ISA240要求审计师还应当通过分析性程序等手段充分发掘隐藏于各类信息中的舞弊风险因子，特别是通过组织审计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换信息和集体讨论，以“脑力风暴”（brahl storm）的方式来发掘可能存在怎样的舞弊或在何处可能存在舞弊。
2、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类型的舞弊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ISA240将舞弊风险分为三种类型，审计师必须对三类舞弊风险加以评估并做出适当的反应。
针对财务报表层次的舞弊风险，审计师应考虑其评估结果对审计工作的整体，并相应采取如下措施；（1）根据风险评估水平确定相应的人员委派与监督；（2）特别关注管理当局对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以及复杂交易的会计处理；（3）决定是否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审计程序。
针对认定层次的舞弊风险，审计师应考虑评估结果对审计工作的具体影响，并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ISA240还在附录中详细列示了审计师针对认定层次的舞弊风险应采取的措施，特别是针对收入确认、存货、管理层估计等舞弊高发区域应采取的措施。
由于管理当局处于进行舞弊的有利位置，因此，审计师针对管理层逾越内控所形成的舞弊风险应做出特别的反应，包括；（1）检查会计分录和其他调整事项的恰当性；（2）复核会计估计；（3）评价重大交易的商业合理性。
3、就舞弊审计结果加强同各方的沟通。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防止和检查舞弊行为的内控在设计或实施中存在漏洞时，或管理当局对舞弊风险的评估过程存在缺陷时，应及时告知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负责人。如果审计师发现了舞弊行为或可能存在舞弊的重大线索，应及时同适当层次的管理人员进行交流。由于管理层舞弊的存在，审计师还应特别加强同公司治理负责人之间就相关舞弊进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ISA240仍然要求审计师遵循保密原则，但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保密原则必须服从于其他法规，并要求审计师在特殊情况下应征询法律意见，以决定是否向外部监管部门报告的舞弊行为。
4、要求审计人员记录下对于舞弊的考虑。ISA240要求审计师记录下审计小组成员在讨论舞弊相关问题时所得到的重要结论；基于收入确认属于舞弊发生的“高危”区域，ISA240要求审计师如果认为收入确认不存在舞弊风险，应将支持该结论的理由加以记录。总而言之，ISA240要求审计师在 “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实施审计程序—处理审计结果”的整个舞弊审计过程中均留下书面记录，以作为审计师认真履行舞弊审计责任的证明。
对我国舞弊审计准则的有益启示
ISA240和SAS99的先后出台标志着国际独立审计职业界在提高财务报表舞弊审计的有效性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虽然我国早在1997年就实施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但鉴于我国证券市场舞弊案例的不断出现，旧准则的实施效果显然并不理想。ISA240和SAS99的出台无疑为我国舞弊审计准则的完善提供了极佳的借鉴对象。
1、应适时引入职业怀疑态度和舞弊三角。我国《错误与舞弊》准则第12条虽然也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计划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充分关注错误与舞弊可能存在的迹象”，但“职业谨慎”显然是较为中性的态度，面对频发的管理层舞弊，有必要将其提升为“职业怀疑”。另外，我国《错误与舞弊》准则第10条虽然列举了可能增加舞弊风险的四种情况，但过于简洁和抽象，难以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有效的指导。回顾我国发生的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例，许多是借助关联方交易等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的，仅仅依靠舞弊留下的蛛丝马迹来查找舞弊有一定难度，因此有必要引入舞弊三角理论，帮助注册会计师从根源上判断舞弊存在的可能性。
2、加强舞弊审计准则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纵观我国《错误与舞弊》准则，并未提供具体需要关注的舞弊风险因素，更缺乏针对不同层次舞弊风险应采取的措施；相比之下，ISA240和SAS99显然详细具体地多，比如ISA240的正文就多达112个段落，并以附注的形式列举了大量舞弊风险因素、应对措施等指导性意见，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指导性更强的舞弊审计准则，可以有效提高舞弊审计的效果，但同时也应效仿 ISA240和SAS99，强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不可替代，避免出现机械性审计。
3、应加强同各方就舞弊审计情况的沟通，并允许特殊情况下保密原则的例外。我国《错误与舞弊》准则第15条至19条对如何处理已发现的错误与舞弊进行了规范，但存在两方面局限性。首先，同管理当局的沟通存在局限性。我国准则只要求将已确认的重大错误及所有舞弊告知管理当局，忽视了就舞弊审计过程同管理当局的沟通。其次，沟通对象存在局限性。我国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发现舞弊时应向上一级管理层反映，而若最高管理层涉嫌舞弊时，应向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报告或退出审计聘约。这种将沟通对象完全局限于企业组织内部的做法的确较为符合保密原则，但考虑到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往往形同虚设，因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为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应允许对保密原则的例外，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外披露舞弊行为，特别是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披露国有企业中的舞弊行为。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独立董事制度引入的背景，以2002-2010年发生财务舞弊的156个样本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人数和独立董事比例均与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在我国并未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反而可能与大股东合谋，对财务舞弊行为置之不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企业独立董事与财务舞弊显著正相关，非国有企业关系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缺位，独立董事的提名以及发挥作用的决策机制容易受公司管理层的控制，独立董事或不发表意见，或与之合谋，从而促使了财务舞弊的发生。
关键词：独立董事 财务舞弊 公司治理
问题的提出
自2001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全面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学术界与实务界对独立董事能否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一直存在争论。随着绿大地、紫鑫药业等财务造假的曝光，财务舞弊造假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质疑旨在提高信息质量，遏制公司舞弊行为的独立董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了吗？
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可能使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因此， 独立董事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监管中也将难以履行其预期的监督职能。国内研究也发现独立董事在提高公司信息质量、防止舞弊发生等方面并未发挥有效的监督治理作用。蔡宁、梁丽珍（2003）研究发现发生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与未发生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两者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蔡志岳、吴世农（2007）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越规范，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而杨忠莲、杨振慧（2006）则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开会次数与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但也不显著。
基于此，本文以独立董事制度引入为背景，选取2002-2010年发生财务舞弊的156个样本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出发，来实证检验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主流观点认为独立董事能够约束董事会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是担任监督责任的最合适人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现代公司期望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问题，但公司治理机制的失衡以及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使得在信息不对称下容易产生财务舞弊行为。因而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来防止财务舞弊就成为相应的保障措施，即独立董事以权力制衡者的角色进入董事会，来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一方面，独立董事的引入能有效地防止大股东或管理层对董事会的绝对控制权。通过参与董事会，可以对两者的行为进行监督，从而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控制权。另一方面，独立董事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治理信号的滞后问题，通过事前、事后的监督，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其发挥有效治理机制的必要条件，其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程度。独立董事能否表达声音，能否有足够的“话语权”，与其人数有着很大的关系。只有当独立董事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在摆脱“弱势群体”后发出声音，不至于孤掌难鸣。当独立董事比例较大时，就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防止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预期目的。但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特征和尚不完善的独立董事市场，客观上为大股东与管理层进行舞弊行为提供了“天然屏障”，从而可能使独立董事预期职能的发挥受到限制。我国独立董事的产生大多数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董事会高层提名，基于“内部控制人”提名的独立董事，往往局限于各自的“熟人”圈子，其独立性令人怀疑。据首份中国独立董事调查报告显示：63%的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产生，超过36%的独立董事为第一大股东提名，33.3%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35%的独立董事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高管等实际控制人有分歧的独立意见（王兵，2007）。在此背景下，独立董事很少有话语权，对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违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正如伊利独立董事俞伯伟所言，“独立董事独立监督的风险太大，许多人没有动力和勇气来指责大股东的违规行为”（伊志宏等，2005；杜兴强等，2010）。因而独立董事职能的行使也无从谈起。因此在“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控制下引入的独立董事制度，其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基于此提出如下两个相悖的假说：
假设1a：在一定条件下，独立董事比例（人数）与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负相关，独立董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
假设1b：在一定条件下，独立董事比例（人数）与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正相关，独立董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独立董事与公司财务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建立模型（1），若β1
Logitfraud=α+β1×indd+β2×roa+β3×trouble+β4×lev+β5×Lnasset+β6×audit+β7×board+β8×dual+ β9×ΣIndustry+ β10× ΣYear + ε
其中，被解释变量：上市公司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fraud为虚拟变量。若公司发生财务舞弊取1，否则为0。解释变量：独立董事比例indd1、独立董事人数indd2。控制变量：资产收益率roa，息税前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率；是否出现财务困境troubl，若公司前三年至少有一年发生亏损，则trouble为1，否则为0；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公司规模lnasset，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审计意见类型audit，当上市公司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取0，否则为1；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总人数。两职合一dual，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取1，否则为0。同时在模型中控制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独立董事制度引入为背景，搜集2002-2011年因未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而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公开批评或公开处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56家财务舞弊公司。同时，按照行业、规模配比原则，为每一个公司选取一个配对样本，来检验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本文所需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回归采用EXCEL和STATA11.0。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独立董事比例Indd1和独立董事人数Indd2在舞弊组中的均值大于对照组，说明发生财务舞弊的公司聘请了更多的独立董事。控制变量中，企业盈利能力、财务困境、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两职合一都差异显著，即相对来说舞弊组财务状况更差、负债率更高、更多地被出具了非标审计意见、董事长更多地兼任了总经理。
（二）回归分析
为检验独立董事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采用Logit回归。由全样本回归结果知，独立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人数与财务舞弊行为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人数越多，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这也说明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并未发挥很好的作用，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司的“帮凶”，促进了财务舞弊的发生，假设1b成立。
由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知，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负债率高以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更容易进行财务舞弊。同时，盈利能力与财务舞弊负相关，说明公司盈利能力越强，越不可能发生财务舞弊。资产规模与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负相关，但不显著，可能由于公司规模越大，经营管理越完善，发生财务舞弊的机会越小；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完全被大股东控制的机率变小，从而对财务舞弊有一定抑制作用。两职合一与财务舞弊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两职兼任时管理层权力更大，更有可能进行财务舞弊。
由分样本回归结果可知，国有企业样本中独立董事与财务舞弊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独立董事与财务舞弊虽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说明在不同的股权特征下，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舞弊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权的缺位，独立董事的提名以及发挥作用的决策机制容易受公司管理层的控制，独立董事容易听命于他们，或不发表意见，或与之合谋，从而促使了财务舞弊的发生。
结论
本文基于独立董事制度引入背景，选取2002-2010年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独立董事与财务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与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显著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在我国并未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反而可能与大股东合谋，促进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与财务舞弊显著正相关，非国有企业中关系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缺位，独立董事的提名以及发挥作用的决策机制容易受公司管理层的控制，独立董事容易听命于他们，或不发表意见，或与之合谋，从而促使了财务舞弊的发生。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并未对公司财务舞弊起到治理作用。这可能与我国特殊的环境制度有关，一方面可能是我国很多上市公司之所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主要是为了迎合监管政策的需要或向公众展示其董事会的公正性，并不是出于自愿。另一方面是我国独立董事的选聘权和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大股东手里，出于自身考虑，大股东往往运用自己的特权去选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作为独立董事，从而出现了“花瓶董事”。因此，监管部门应对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积极的治理功能，来提高决策信息的有用性。
参考文献：
1.蔡宁，梁丽珍.公司治理与财务舞弊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24）
2.蔡志岳，吴世农.董事会特征影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7（6）
3.杜兴强，周泽将.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独立董事—依据伊利股份案例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11）
4.王兵.独立董事监督了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视角[J].金融研究，2007（1）
5.吴清华，王平心，殷俊明.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特征与财务呈报质量—一项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06（7）
6.杨忠莲，杨振慧.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执行效果研究—来自报表重述的证据[J].审计研究，2006（2）
7.伊志宏，杜琰.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1）
作者简介：
关键词：会计舞弊；行为科学；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160-02
1.引言
自从会计信息作为传递经济信息的媒介以来，会计舞弊就与之形影相随。会计史上出现的重大会计舞弊案件，实际上成为催生和完善会计规则和独立审计制度的重要因素，也引发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会计舞弊的研究和探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关于会计舞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舞弊的成因、识别、防范与治理等三方面。本文拟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视角对会计舞弊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其中从行为科学视角研究会计舞弊主要从人的动机、需要方面研究会计舞弊的影响因子，并且考虑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而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问题研究主要是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进行考虑。
2.行为科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行为科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是会计舞弊影响因子方面的研究，其主要是通过分析大量的会计舞弊案例，进而筛选出舞弊发生的影响因子，并且通过分析影响因子来解释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目前为止，会计舞弊影响因子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风险因子理论。
最早研究舞弊因子的是Lawa'ence B.Sawyer，其指出舞弊的产生必须有三个条件：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1）会计舞弊冰山理论（二因素论）。冰山理论把舞弊比喻为海平面上的一座冰山，露在海平面上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庞大的危险部分隐藏在海平面以下。从结构和行为方而考察舞弊，海平面上的是结构部分，海平面下的是行为部分。舞弊结构的内容实际上是组织内部管理方面的，这是客观存在且容易鉴别的。而舞弊行为的内容则是更主观化、更个性化、更容易被刻意掩饰起来的。冰山理论说明，一个公司是否可能发生会计舞弊，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严密性，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存在债务压力、是否有潜在败德的可能性。（2）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w.S.Albrecht（1995）在劳伦斯・索耶会计舞弊三条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舞弊三角理论（三因素论），将舞弊因素凝结为三项：压力、机会、合理化，并指出缺少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能形成舞弊。舞弊压力包括经济压力、恶癖压力、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其他压力四种类型。据统计前两种类型的压力大约占95%。形成舞弊的机会主要有六种：包括缺乏发现舞弊行为的内部控制；无法判断工作的质量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无知、能力不足；审计制度不健全。（3）会计舞弊GONE理论（四因素论）。G.Jack Bologua（1993）等人提出了舞弊GONE理论，指出舞弊由四个因子组成：贪婪、机会、需要、暴露，其中“贪婪”和“需要”与行为人个体有关，“机会”和“暴露”与组织环境有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舞弊风险因子理论。（4）会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该理论是Bo logua等人在GONE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迄今为止最完善的舞弊动因理论。它把舞弊风险因子分为个别风险因子与一般风险因子。个别风险因子是指因人而异，且在组织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道德品质与动机。一般风险因子是指由组织或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舞弊的机会、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以及舞弊被发现后舞弊者受罚的性质和程度。当一般风险因子与个别风险因子结合在一起并且被舞弊者认为有利时，舞弊就会发生。
我国的会计学者也根据我国具体的社会环境，提Ⅲ了舞弊影响因子理论。朱国泓（2001）提H{了舞弊的“二因素论”，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影响会计舞弊的因素是：激励权安排的适当和会计制度的弱化。娄权（2004）提会计舞弊的“四因素论”，指出舞弊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思想文化、动机、机会、经济利益权衡。张程睿（2008）则针对上市公司提出了“新四因素论”，认为财务状况、控制人动机、公司治理结构、环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作用，影响着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策略及其违规信息披露行为。
3.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3.1博弈论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博弈论相关学者通过对舞弊情景的简化，从相关经济事件中提炼出成本、收益、概率的信息，构造会计舞弊的博弈模型，并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分析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秦江萍（2005）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会计舞弊现象蔓延的本质原因：缺乏有效的对监管者的激励机制，正是由于监管者的“懈怠”影响了经济主体对于舞弊成本、收益以及概率的判断。陈国辉、张金松（2008）通过对上市公司与政府和注册会计师的博弈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政府监管机构对舞弊的上市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力度不够，且监管概率较小，加之监管成本较大，导致了资本市场财务舞弊层出不穷的现状。张作民（2010）以经济人为假设，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对舞弊者和监管者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指出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会计舞弊，市场监管者是否进行严格监管，双方都是在对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的权衡后做出的选择。
3.2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有关学者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以及契约理论对会计舞弊进行分析，侧重于对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分析。（1）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会计舞弊分析。谢朝斌（2000）对委托机制下股份公司会计舞弊成因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并从内部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提出治理股份公司会计舞弊的制度选择。刘立国、杜莹（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GongmengChen，MichaelFirth（2005）指出在解释舞弊上董事会的特征更加显著，包括：外部董事的持股比例、董事会会议的数量、董事会主席的任期，而所有者的类型相关性较弱。黄宏斌（20lO）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会计舞弊行为，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所代表的监管差异和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等制度因素都会对会计舞弊有显著影响。（2）契约理论视角下会计舞弊成因研究。盖骁敏、王忠杰（2010）认为，管理者舞弊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合同是不完全的，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本框架能够分析内部审计在影响管理者舞弊行为方面的有效性。
3.3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研究就是在放松标准经济理论关于人类行为的某些公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如有限理性假定，研究会计舞弊行为，使其更加逼近财务舞弊者现实行为，从而使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得以提高。（1）有限理性与财务舞弊。在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的假定下，会计主体可能是利己的，可能是利他的，也可能是损人的，并且他们不可能做到精于计算，从而会犯错误。企业所有者出于某种需要，会通过经营者来实现舞弊，经营者在利益大于会计舞弊被发现的风险损失，或者在压力强大的情况下，会指使会计人员作弊；会计人员为满足个人需求，以贪污和挪用为目的也会进行会计舞弊。（2）预期理论与舞弊合谋。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在面对任何不确定性选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理性的。对会计舞弊的合谋行为来说，当所有者有了会计舞弊的需要和动机后，会要求经营者做假账；经营者有了会计舞弊的需要和动机后，会要求会计人员做假账。按照预期理论，被要求方就面临着做假被发现以及受到处罚的风险。面对这种风险，被要求方是选择风险规避还是风险喜好，主要取决于被要求方面临的是获得还是损失。如果被要求方面临获得，他将规避风险不做假账；如果被要求方面临损失，他将冒险做假账。当要求方向被要求方传达了会计舞弊的意图后，如果被要求方没有感受到压力，做不做假账既不影响升职又不影响加薪，他面临着获得，不会进行会计舞弊；如果被要求方感受到压力，不做假账将面临着减薪、降职甚至被“炒鱿鱼”，便会进行会计舞弊。（3）锚定效应、过度自信与舞弊冒险。由于锚定效应的存在，会计舞弊人员会对连续性事件发生的概率高估，对独立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低估，即如果连续几次作弊没有被发现，他就会认为作弊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舞弊者就会有胆量作弊，并且胆子越来越大，最后达到无所顾忌。过分自信与某些深层心理现象有关，它一般会导致错误。当错误的结果重复出现时，人们就会从中学习，其市场表现就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在会计实践中，由于会计舞弊者总会得到额外的报酬，而处罚很小甚至由于没被发现不受处罚，因此就会有单位或个人冒险进行会计舞弊；另外，有些单位或个人虽然受到处罚，但因周围或熟悉的人中有些舞弊行为未受到处罚，激起心中不平，所以还会继续冒险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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