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09:25:4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民诉诉讼法，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保全；诉前；价值
证据保全制度最初来源于（宗规法或天主教教会法、寺院法），后被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沿用，并影响至英美法系国家。证据保全制度或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规定，或在相关法律条文中予以体现。所谓民事诉前证据保全，是指利害关系人在民事诉讼前，为了防止自己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或者虽己受到不法侵害但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有关机关申请证据保全，有关机关据此依法对相关证据材料予以提取、固定、保存备用的法律行为。诉前证据保全和诉中证据保全是证据保全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在诉讼程序启动前进行的，一个是在诉讼程序启动后进行的。但诉前证据保全与诉前调查取证虽然都是在诉讼之前获得证据的一种方式，据保全行为都具有强制力。如公证机关作为特殊的证据保全机关，在诉前证据保全上即不具有强制力。
一、目前有关我国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最早规定在海事特别程序法第63条（1999年12月）中，在此前，海事案件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只是该法第74条对证据保全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2001年中国入世后，先后在《着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十三条和二十四条（2002年4月1日）中分别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在《公证法》第十一条第九项；《仲裁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纪要》法[9993]186号都有所体现。至此，我国除未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外，在其它几类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小范围的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体系。从我国现行的立法来看，虽然对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规定还不够健全，对操作程序规定得也不够具体；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关于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对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基本上还是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且规定杂乱无章。因此，应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作进行改革。
二、我国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缺陷
（1）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体系不完整。我国除了在海事特别程序法、商标法、专利权法、着作权法、仲裁法、公证法等法律部门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外，上海市高院和湖南省高院也对此作出了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次会议纪要里?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相反，在我国最重要的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这在立法体例上是很不完善的。因此，应该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或者制定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法典，以结束当前淶乱的局面。
（2）诉前公诉保全的局限。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对普通的民事案件而言，如果需要?诉前保全证据，就只?向公证机关申请。民诉法对于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不够完整和警细，法院在实施此项措施时也感到十分困难。由公证机关軛行诉前证据保全的局限性体现在点：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只能以公证当事人对有关的法律事实（包括法律行为及其载体文书和文件）无争议为前揀，申请人单方面向公证机共申请证据保全得以实现。 诉前一宋由公证机关进行诀据保全不能为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提供足夛的救济手段。?了维持彃事人平等、对等的地位，在诉讼程嚏上固然应当赋予当事人平等接辑、适用证据的机会，即便是在诉讼前也应当赋予双方当事人这种机会，避免一方当事人独占证据，在实质上违背当事人平等原则，无法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公证机关的管辖范围有限并且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有些专业性强、涉外性强的民事案件，公证机关则更加显得无能为力了。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时不能强制执行。
（3）诉前与诉中证据保全的划分不明。在我国，诉前证据保全一般是由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法院并不能采取，诉中证据保全则完全由人民法院采取。我国民诉法虽然没有对诉前证据保全和诉中证据保全作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对这两种证据保全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司法审判经验，是分为诉讼前证据保全和诉讼中证据保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提出了诉前证据保全的理念，但是对诉讼前证据保全的启动和运作程序作没有详细、具体的规定。这种混乱的局面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难题。
（4）现行的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缺陷。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保全主体模糊。诉前证据保全的主体分为启动主体和受理主体（这里的受理主体是指对案件的主管而言）。诉前证据保全的启动主体是指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的利害关系人或依职权启动诉前证据保全的法院。我国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启动主体规定不明。在民事诉讼法中和证据规定中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只是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规定。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诉前证据保全和诉中证据保全的管辖法院，以免在案件受理过程中造成相互推诱的现象。证据保全的条件太单一。我国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证据有可能灭失和证据以后难以取得，作为采取证据保全的前提条件，只要具备其中的一种情形，就可以申请证据保全，而不必二种情形同时具备。由于证据保全程序与通常的诉讼程序不同，不能像诉讼程序那样严格审查证据，证据保全只是预行调查证据的程序。在保全证据阶段，要求当事人捐供与待证事物的关联性显然与证据保全程序的立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在证据保全阶段，不需要利害关系人提供所保全的证据是否能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而且，我国在规定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上本身就显得太单一，如果再作这样的限制，就会使我国诉前证据保全的条件变得更加狭窄。
三大诉讼法的共同点：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同属于程序法，都是进行诉讼活动应当遵守的法律规范，都是为正确实施实体法而制定的，有着很多共同适用的原则和制度，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公开，
以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合议制，在程序上实行二审终审制，有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以及对已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程序等。Www.133229.cOM
三大诉讼法的区别：
一、因三大诉讼法所要觖决的实体问题不同，故在诉讼主体、原则、制度、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具体程序上，三大诉讼法有着不同的特点。（一）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追诉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二）民事诉讼法保证民商法、经济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争议纠纷问题。（三）行政诉讼法保证行政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争议纠纷，即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
二、三大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很大差异。例如：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区别是：（一）刑事诉讼多数由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民事诉讼则由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起诉权；（二）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三）两者在证明责任的划分、证明标准的要求、诉讼阶段等方面也不相同。又如：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区别有：（一）刑事诉讼依法由公、检、法三机关进行而行政诉讼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负举证责任而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一方负举证责任；（三）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给予刑事惩罚和给予什么惩罚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所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并不是犯罪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述，三大诉讼法的区别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诉讼主体方面：（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为人民法院。（二）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为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
第二，诉讼原则方面：（一）刑事诉讼法特有的原则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二）民事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当事人平等原则、调解原则、处分原则；（三）行政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
第三，证据制度方面：（一）在举证责任上：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诉方负举证责任，被告方不负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告、被告都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实行被告负举证责任。（二）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法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是合法证据优势；行政诉讼法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第四，强制措施方面：（一）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可采取训诫、罚款、拘留、责令具结悔过。
第五，诉讼程序方面：（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程序分为第一审、第二审、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二）刑事诉讼，要复杂许多，审判前有立案、侦查和起诉程序，审判程序中另有死刑复核程序。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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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诉讼；电子法院；互联网法院
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与司法审判方式相结合的产物，电子诉讼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时间和效率的高度要求，同时也给民事诉讼的改革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电子诉讼在我国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无法避免地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在无法阻挡的电子诉讼潮流之下，为保障电子诉讼的顺利推行，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该如何应对则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
1我国电子诉讼的实践现状
电子诉讼作为网络信息时展的必然产物，是将电子信息技术运用到民事诉讼活动全过程或者部分环节的新型诉讼方式。自2007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庭审至2015年最高院首次提出“智慧法院”的概念，再到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充分体现了电子诉讼在我国的实践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被动适用至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阶段。虽然电子诉讼在我国的实践发展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先试先行工作已初见成效。按照电子诉讼在司法审判环节中的适用程度，笔者主张将我国电子诉讼的实践现状总体分为以下两类。
1．1诉讼环节电子化诉讼环节
电子化是指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诉讼活动中的某个或者某些诉讼环节上，体现的是电子诉讼适用的局部性。诉讼环节电子化主要包括立案、举证质证、审理、文书送达等环节的电子诉讼适用。其一，电子诉讼在立案环节的适用在节约当事人时间、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也为司法机关节省了有限资源。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网即开创了当事人网上立案服务区，民、商事一审、申请执行、申请再审案件当事人均通过在线来申请立案。其二，电子诉讼在举证质证环节的适用改变了传统的证据载体形式、提交和展示方式，使得法定证据种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三，电子诉讼在庭审环节的适用打破了传统诉讼中当面对质的审理方式，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系统来完成庭审活动，在节省当事人时间和费用的同时，也降低了法院的审判成本。例如浙江余杭法院利用“审务云”平台构建的“互联网＋审判”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其四，电子诉讼在文书送达环节的适用丰富了电子送达的情形，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例如北京市高院于近日提出的利用信息技术成果推广电子送达方式，以提高送达成效、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
1．2诉讼全程电子化诉讼全程
电子化是指将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贯穿诉讼的全过程，体现了电子诉讼适用的整体性。我国吉林、浙江分别成立了电子法院和互联网法院，真正实现了诉讼全程电子化。吉林省的电子法院实现了全业务覆盖，横向上包括网上立案、网上审理、网上执行、网上公开、网上阅卷等办案全程，纵向上包括一审、二审、申诉、再审、等诉讼的各阶段，内容上包括民事、刑事、行政等案件类型。浙江省于8月18日挂牌成立的全国首家杭州互联网法院实现了、立案、送达、举证、开庭、裁判每个环节的全流程在线，内容主要是对五类涉网案件的集中管辖，能够为当事人提供“网购”般便利的诉讼服务。虽然电子诉讼在我国的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其所取得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司法机关主动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设的趋势，顺应了人民群众与日俱增的司法需求，有利于完善中国诉讼制度体系，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
2我国电子诉讼的合法性问题
电子诉讼的先行实践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正当电子诉讼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司法改革动向时，却不得不面临其背后的合法性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律依据缺失和与既有法律规定冲突这两种情形。
2．1电子诉讼实践的法律依据缺失问题
电子诉讼的实践和进一步推行须要立法来予以正式的承认和规制，通过观察我国《民事诉讼法》可见确已存在相关法律条文。如《民事诉讼法》第73条明确了证人如果因健康原因、路途遥远、自然灾害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利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作证。再如第87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受送达人同意可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但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种文书例外。2015年《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6条明确规定了作为法定证据种类的电子数据的具体情形。第259条明确了当事人双方可就开庭方式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经当事人双方同意的，可以利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通过对既有法律条文的分析，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电子诉讼的规定总体呈现出较为零散的现象，缺乏系统化的法律条文对电子诉讼的适用进行正式的认可和规制。其次，虽然已有一些法律条文的存在，但也不难发现民事诉讼法对电子诉讼的引导规范仍然严重不足，这种法律依据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网上诉讼的启动、管辖、证据的提交和审查等众多方面，进而导致电子诉讼实践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的质疑。
2．2电子诉讼实践与既有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
电子诉讼实践中与既有法律规定冲突的典型问题便是电子诉讼中的证据问题。原因在于，传统证据要转化为电子形式才能成为电子诉讼中的证据。一方面，电子诉讼中的证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传统物证、书证都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电子物证、电子书证，那么《民事诉讼法》第63条按照证据表现形式所进行的八类证据的划分在电子诉讼中则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甚至会让人不禁质疑如果在电子诉讼中继续运用此划分标准的意义何在，进而思考电子诉讼中的证据该如何划分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诉讼中的当事人一般会将物证、书证等传统证据进行扫描转化成电子形式的扫描件来进行在线提交，扫描件与原来的物证、书证必然存在差异。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正式确立以原件为核心的最佳证据规则，但是其相关条文也直接体现了对证据原件的要求。例如《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由此可见，电子诉讼中的证据与法定的“原件”要求是明显相悖的，而且由此产生的证据效力的审查认定也必然存在问题。此外，电子诉讼中证人利用网络视频作证的常态化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既有规定也是相冲突的。电子诉讼中证人采用网络视频的方式作证，不像传统民事诉讼中严格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我国民事诉讼法限定4种特殊情形下证人才能通过视听传输技术作证，可见电子诉讼实践中证人通过网络视频作证的常态化与既有法律规定是明显冲突的。通过上述对电子诉讼实践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的分析，可见其不仅面临法律依据缺失问题，而且面临着与既有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电子诉讼的实践发展终将进入瓶颈期，很难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推行或是创新。
3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电子诉讼合法性问题的应对
电子诉讼作为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新型诉讼方式，是民事诉讼的特殊运作形式，其目的和传统民事诉讼相同，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同样需要相应的程序引导和规制。加之目前电子诉讼实践处于缺乏相应法律规制且与既有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境地，为保障其实践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进一步推行电子诉讼、深化司法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其加以认可和规制。3．1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对的方式为解决电子诉讼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借鉴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可见规范电子诉讼的立法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出台专门的法律；二是修改民事诉讼法。就前者来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国，其于2006年出台了《督促程序中电子文书利用相关法规》，又于2010年出台《民事诉讼中利用电子文书的相关法规》，给“电子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后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对电子诉讼、电子送达、远程作证、电子申请和处理支付令做出了详细规定，为电子诉讼的实践提供了法律引导和规制。鉴于上文提及的电子诉讼是民事诉讼的特殊运作形式，因此需要民事诉讼法来对其加以认可和规制。同时考虑到电子诉讼并非特殊民事诉讼程序，依据我国的立法惯例，笔者支持刘敏教授所提出的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方式来对电子诉讼进行系统规制的观点。为应对电子诉讼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从建立相应的法律依据和调整既有的法律规定这两个方面着手。3．2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对的具体建议首先，民事诉讼法需要对电子诉讼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制。调整的范围可以从横向和纵向这两个维度来做出相应的修改和丰富。横向上应当涉及立案、审理、判决、文书送达、执行等诉讼环节，纵向上应当涉及一审、二审、申诉、再审等诉讼环节。笔者认为在对电子诉讼进行立法时，应当辩证地看待电子诉讼和传统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虽然电子诉讼是民事诉讼的新形式，但是其目的与传统民事诉讼是高度一致的，所以电子诉讼立法宗旨仍然是从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在考察其有别于传统诉讼的问题方面，也要注意到电子诉讼与传统诉讼的共性，把握好整体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方向。其次，民事诉讼法需要对与电子诉讼实践相冲突的既有法律规定作出调整。修改时立法者需要从电子诉讼实践与既有法律规定相冲突的实际问题出发，充分考虑到电子诉讼的特殊性，同时也要把握好手中的“度”。由于证据历来被视为现代司法活动的核心，其在电子诉讼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和样态，对传统证据造成冲击的同时，更对证据法规则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因此笔者在上文重点分析了电子诉讼中的证据与既有法律规定冲突的问题。为了解决电子诉讼中的证据与“原件”规则的冲突问题，民事诉讼法应当对“原件”的规定适当放松，否则电子诉讼中的证据的效力认定很难得到肯定。例如，《民事诉讼法》可以对第70条的书证“原件”做出适当扩充，以下电子化书证也应当视为原件：（1）经中立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依法鉴定无误、当事人对方无证据足以反驳的；（2）经公证机关依法公证、当事人对方无证据足以反驳的；（3）当事人核对后均表示认可的；（4）人民法院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的、当事人对方无证据足以反驳的；（5）其他情形。此外，为了解决电子诉讼中证人通过网络视频作证的常态化与证人通过视听传输技术作证的限制性的冲突，立法应当授权证人在电子诉讼中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作证，而非限定特定情形才可以使用。总之，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对电子诉讼实践加以认可和规制的同时，既要注重对其进行全面规范，也要考虑到电子诉讼对既有法律规定带来的冲突和影响。同时，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完善在借鉴域外比较成熟的立法的同时，更应该从我国的电子诉讼实践现状出发，把握好整体的立法思路和立法方向。
4结语
此模式由前苏联开创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沿袭；另一种是除上述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采用的模式，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法院不能主动援用，也不能依职权驳回原告的请求。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法官在处理时效问题上职权的大小，前者强调法官积极行使职权，是典型的超职权主义的体现，后者则是强调法官在时效问题上采取消极、中立的处理方式，由当事人主张，是对法官职权的约束，是当事人主义理念的体现。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53条规定，法院在受理超过时效的案件后，会依照职权审查，如果发现没有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则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这样的处理方式与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理念是相悖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审查的冲突
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诉讼必须适法提起(第一阶段)，使诉讼适法提起的要件称为”要件”；其次，一旦具备这一要件，事件便系属法院，其系属在程序上必须适法(第二阶段)，所具备的要件称为”诉讼要件”。经过以上的阶段，最后就原告的请求进行审理、判决(第三阶段)。要使法院裁判原告的请求有理，必须满足实体法上的构成要件，使其主张得到认可，这称为”权利保护要件“。是否具备诉讼要件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若审理发现不具备诉讼要件，则以驳回的判决终结诉讼。若是权利保护要件，则并非是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对象，而是由两造当事人根据各自的主张，提供证据材料来使法官作出裁判。
有人会有疑问，说我国并不存在日本那样的”三阶段构造”，实则不然。当事人去法院的时候，立案庭的工作人员会对状和其他材料进行审查，若不符合要求，会让当事人补充，这实则是对要件的审查。关于诉讼要件的审查适用于诉讼系属的各个阶段，《民诉意见》135条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和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可视为是对诉讼要件的审查。接下来在法庭审理过程的活动便是对权利保护要件的审查。
笔者认为诉讼活动区分三个阶段的理念在于，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间请求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是平等的(这是理想模式)，所以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不应过分干预当事人的活动，如果职权干预过多则会被认为是偏袒一造，会让最终败诉方当事人内心有所怀疑和难以接受。但作为诉讼活动进行的前提是该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要求的，对这些前提事项的审查则要求法院职权的积极参与，这样可以使那些不符合要求的诉讼被止步与诉讼之外，遏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避免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时效的问题并非是”诉讼要件”，那么法官是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并直接作出裁判的。作为”权利保护要件”，应该由当事人进行主张，那么我国目前采取的法院职权审查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国民事诉讼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超职权主义模式，法官有很大的主动权，两造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严重忽视，随着西方当事人主义模式理念的影响，我国的审判活动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开始强调对法官的约束和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重视，但还是保留着一些法官职权主义的痕迹。
二、与辩论主义、程序保障的冲突
辩论主义要求法院只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也不能怀疑；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法院只能以当事人声明和提出的证据予以认定。这体现了对法院职权的约束。
我国在时效问题上采取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裁判的规定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第一，在被告方没有来得及提出时效问题之前，法院主动审查是否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显然有悖于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的理念。第二，在没有确定时效问题是否会是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之前，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裁判，显然有悖于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不能怀疑的理念。第三，超过诉讼时效，且无中止、中断和延长事由本应是被告的抗辩事由，法院主动审查是否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有越俎代庖的嫌疑，主动寻求对被告方有利的证据，对于原告方而言，显然有失公平，原告内心对这一结果也是难以信服的。
当今世界各国的诉讼活动都强调程序正义，呼吁”正义要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的实现要求赋予两造当事人更充分的程序保障。程序保障需要通过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来实现，当事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提出证据，诉讼审判的结果必须建立在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及证据的基础之上。当事人主张及证据的提出，往往是在与对方当事人开展的攻击防御中才能得到充分和完整的体现。
我国在时效问题上采取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并没有遵从程序参与原则。被告方在法庭上没有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的机会，原告方针对法院在对其作出不利裁判前也没有抗辩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告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被忽视的，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法院硬生生剥夺了被告在庭审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机会，整个诉讼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这与形式正义的要求不相符。
三、与既判力的冲突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基于国家司法权的权威，出于诉讼经济和法的安定性。具体讲，表现为不准进行再次诉讼的消极作用(一事不再理)和拘束后作裁判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既判力的时点以口头辩论终结时为准，我国法官对时效问题作出的判决是在审查后直接作出，那么也就意味着是在两造当事人口头辩论前作出，那么这个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有既判力吗?如果有既判力，那么意味着原告不能再以同样的诉讼请求、诉讼理由被告；反之，原告可以再次。
我国目前的通说认为在时效已过的情况下，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意味着原告丧失了胜诉权，实则就是原告败诉。法院主动审查时效，使得原告的胜诉或败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有比较大的随意性，法院不是当事人，我们不可能期待法院尽心尽力调查(这种调查职责首先是有问题的)，在原告没有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前提下，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一般民众根据朴素的想法估计也难以接受。
若承认既判力的约束，则意味着原告对在没有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获到的判决不能重复，意味着原告只能损失5000元的债权。
（一）假借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之名，违法参与诉讼活动。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合法的民事公民人，一些非法民事公民人便以律师助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助理的身份挂靠到一些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下，和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一起出庭参与诉讼活动，这样就规避了新法的规定。还有一些职业公民人，由于长期从事非法民事公民，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及案源渠道，在不能出庭的情况下，将案源介绍给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并按约定比例收取一定的提成，干扰司法秩序。
（二）违法开具亲属关系和单位员工证明。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可以作为诉讼人，一些非法民事公民人为了获得人的资格，往往怂恿当事人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亲属关系证明，指使当事人到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具本应在派出所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利用部分村委会、居委会对当事人亲属关系审查较为宽松的特点，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获取资格。还有一些非法民事公民人通过特殊渠道获取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出具的虚假证明材料，证明本不存在的其与当事人的员工关系，获得被该公司或者经济组织推荐为公民人的资格。更有甚者，自己成立公司，与当事人建立虚假的劳动合同关系，取得公民人的资格，这种行为的违法成本更大。
（三）违规开具推荐书函。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作为诉讼人。非法民事公民人为了获得人的资格，往往积极疏通社区、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中有权开具推荐书函的工作人员，由于新法只对推荐公民人的主体做了规定，对公民人推荐的具体程序，被推荐人的条件并未予以明确，这就方便了这些工作人员开具推荐书函的随意性，往往他们在得到一些好处后，卖给人或当事人一个人情，为非法民事公民人开具推荐书函，使非法民事公民人披上“合法的”民事人的外衣。
二、非法民事公民的社会危害
（一）非法民事公民对社会稳定性具有相当的危害。
聘请非法民事公民人作为诉讼人的当事人，一般有三个特点：一是基本不懂法律，二是希望能够节省诉讼费用，三是盲目渴望赢得判决。非法民事公民人正是读懂了当事人的这些心思，往往在最初与当事人接触时，便向当事人吹嘘自己在法院的关系，保证案件绝对胜诉，并信誓旦旦自己收取的费用低于所有律所或法律服务所，以此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获得人资格。在诉讼过程中，非法民事公民人往往会以疏通关系为名进一步向当事人索取费用，如果败诉他们会把责任转嫁到法官身上，甚至为了平复当事人的愤怒，教唆当事人上访，而涉诉上访是危害我国社会稳定性的重大因素之一。
（二）非法民事公民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律的专业性特点进一步凸显，一些非法民事公民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并未达到获得国家要求的执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者的条件，面对具体的案件时，他们很难将特定的法律条文与案件准确关联，即使做到了关联也很难做到对法律条文进行熟练运用，更不用说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支撑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在非法民事公民人之中相当普遍。在司法实践中也不难发现，本来在实体上有胜诉可能的案子反而败诉，这与不称职的诉讼人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民事公民人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存在风险。
（三）非法民事公民扰乱了正规的法律服务市场秩序。
新民事诉讼法中只对推荐公民人的主体做了规定，对被推荐人的条件并未予明确，这就降低了非法民事公民人进入法律服务市场的门槛，他们不需要学历文凭，也不需要经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更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通过司法考试获得律师从业资格，他们只需要一纸推荐书函便能进入法律服务市场，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的从业成本。与正规的律师相比，他们既不受司法行政单位的管理，又可以在法律服务市场中以低廉的价格获得竞争优势。目前，非法民事公民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乡镇普遍存在，对正规的法律服务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
（四）非法民事公民阻碍了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随着我国司法审判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当事人的诉讼责任不断增强，当事人依靠自己或自己的人通过在法庭上举证、辩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情形越来越常态化，司法的公正、司法的效率也将会更多的体现在高素质、专业化的审判人员与人这两者的法庭交锋中。然而大多数非法民事公民人法律知识欠缺、诉讼技能低下、业务水平不强，他们很难在法庭上利用专业知识、诉讼技巧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据理力争，法庭的对抗程度不够强烈，司法的公正、司法的效率难以体现。这些大量非法民事公民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三、完善新民事诉讼法下公民制度的具体措施
非法民事公民的产生有制度设计层面的原因，也有具体操作运行层面的原因，为了使公民制度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一）明确民事公民人的资格条件。
为了保障法庭辩论的充分性，体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司法解释应该对民事公民人的知识学历、品行条件做出要求，杜绝一些不懂法律的非法民事公民人侵害当事人利益，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笔者认为，在知识学历方面，民事公民人应该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全面系统的接受过法律知识的培训与学习；在品行条件方面，民事公民人应当心理健康、无犯罪记录、至少6个月内无违法行为。当然，我国法律资源分布不均，各个省、市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情况对民事公民人的资格要求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当地社会法治发展的需求。
（二）规范民事公民人的身份审核制度。
法院在对人的资格审核过程中，除对人提供的身份信息、授权委托书、推荐书函严格审查外，还应根据人产生情况的不同，有针对性的进行其他方面的审查，如对于以当事人近亲属名义案件的公民，法院应严格审查其户口本信息，同时对公安机关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进行审查，通过审查弄清当事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亲属关系；对于单位的工作人员出庭案件的，不仅要审查其劳动合同，还要审查有无纳税记录和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对于社区和单位推荐的公民出庭的人员，要严格审查该公民与社区和单位的隶属关系，同时审查社区和单位的推荐理由是否具有说服性；对于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出庭的人员，要严格审查该团体的性质，是否合法登记，同时审查人与该团体的关系及该种关系的存续时间。此外，法院还应要求人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在必要的时候，还应主动与推荐主体取得联系，进一步对人的资格进行核实。
（三）明确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人的范围。
无论是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还是有关社会团体,都应当对其所推荐的公民人知情了解，并确认其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具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能力。基于这一点考虑，笔者认为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所推荐的公民人应当为本社区、本单位、本社会团体的法律服务者或者生活中与当事人有交集的同一居住地的公民。如果一个与当事人素未谋面，生活、工作毫无交集的公民被推荐为公民人，不免会让人质疑这种推荐是基于何种原因，推荐的理由又是什么。因此，为避免上述单位推荐行为的随意性，司法解释有必要明确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所推荐的公民人的范围。
（四）建立民事公民人备案制度，加强对民事公民人的管理。
第一百条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
第一百零一条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
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
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第一百零二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零三条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
（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
（二）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冻结或者划拨存款的；
（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
（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第一百零四条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被拘留的人，由人民法院交公安机关看管。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
第一百零五条拘传、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
拘传应当发拘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