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09: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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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美法律教育的学徒制传统
要说到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的起源，就不能不谈到普通法法系的学徒制法律教育传统。普通法法系的法律教育一直采取职业教育的形式，英美法的过程当中，以法官为主的法律职业者而不是学院里的法学家起了主要的作用，法律职业者阶层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一直企图把对法学教育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形势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法学院才取得了对法律教育的主导地位。英美的法律教育起初都是以学徒制职业教育的模式发展起来的。
英国法律教育在中世纪就形成了一种学徒制或是行会式的教育，培养法律家的工作都不是由大学而是由出庭律师的行会性组织“律师公会”（Inn）来担任的。[1]直至上个世纪中期，律师公会一直是垄断性的法律家培训机构，在其中讲课的都是高级出庭律师或法官，而不是大学教授。法律教育的培训对象是律师，法官是从开业多年并取得显著业绩的出庭律师中挑选出来的，大部分的律师和法官都是在律师公会法学院（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中接受法律教育，而并不需要大学学历。大学里起初只教授罗马法和教会法，教授普通法始于1753年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爵士在牛津大学开设的英国法讲座。此后，大学中的法律讲座开始兴盛起来，大学中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法学家。1839年，伦敦大学授予了英国第一个普通法学位，但大学法学教育的发展还是未能动摇律师公会对职业法律教育的垄断，要取得律师资格，必须在律师公会接受培训。以法官和出庭律师为主要成员的英国法律职业者阶层，为了维护其职业集团的利益，宁愿维持封闭的行会式法律教育，不愿使职业法律教育成为可以向普通人开放的领域，而大学法律教育的发展显然使他们感到了威胁，“英国律师或者出庭律师逐渐变得厌恶他们那些经过大学训练并成为真正竞争对手的同行们”。[2]
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英国一直保持着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并存的双轨制，大学法学院培养法学家和教师，律师公会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法律职业者对法学家的经验一直持冷漠的态度。这种形势直至上个世纪下半业才有所改变，1971年，根据奥姆罗德（ORMROD）法律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拥有一个法律学位，或者在获得一个非法律的学位后再一个两年变型性的法律生课程”。[1]（P347）这一报告才正式确立了在法律实践性教育开始之前必须先在大学接受法学教育，从而将法律学术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有机地衔接起来。现在在英国要取得出庭律师资格，必须在大学法律教育之后进入律师公会接受职业培训，结业后通过出庭律师资格考试方可执业。取得事务律师资格必须通过事务律师资格考试，可以不受大学法律教育而在法律协会承认的其他学校接受教育，但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可以免除参加某些专业课程的考试，
美国早期的法律教育也采取了学徒制的教育。独立战争以前，法律教育并不普及，学习法律采“学徒制”，学习法律的人通常是上流的有钱人家。弟子跟着一个师父学习，等到出师才能执业，学习的教材是由老师自己撰写或前辈相传留下，没有法律书籍。[3]18世纪，随着殖民地、文化的发展，各殖民地才开始大规模地接受英国法，而人民也意识到可以利用英国普通法来反抗英国专制政府对殖民地的剥削，保护自己的权利，于是法律职业开始受到社会的欢迎，初步形成了以律师为中心的法律职业者团体。许多律师和法官被送到英国接受专业培训，但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法律教育，律师们缺乏系统的教育，[4]也缺乏专门的职业培训场所，法律教育是在律师事务所内部进行。1765年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出版以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法学书籍。此后法律教育才逐渐结束了学徒制，慢慢有了自己的法学院、法律系，法律教育才得以普及。“在整个十八世纪，学徒制教育逐步让位给设立在学院或大学中的正式的法学教育”。[2]（P36）
二、美国本土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
（一）兰德尔的改革与学徒制法律教育传统的终结
18世纪后期以来，尽管美国大学中已经普遍设立法学院，但实际上法学院中教授的都是英国普通法，教学采用传统的“讲义教学法”（lecture method），教师站在全班学生面前讲授法学著作中的理论，学生们既不需要亲身参与实践，也不需要自己思考，只是被动地接受教授所讲的理论。[5]在早期美国的法学教育中，教授的讲义往往是是不出版的，因为担心学生互相借讲义而拒绝交学费。[6]法学院也没有完全起到输送法律职业人才的作用，直到1920年，大部分律师仍然是在执业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中接受职业培训。[7]法律教育的这种不发达是同美国法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法律界经历了起初排斥英国法、后来又逐步回到英国普通法轨道的曲折历程，但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国法体系，还需要假以时日。182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本土判例、法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本土法律职业的逐渐规范化，才开始形成真正的美国法体系，而这势必对法律教育的发展提出改革要求，即法学院必须教授真正的美国法而不仅仅是教授古老的英国普通法，从而为本土法律职业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和从业标准。[8]
美国本土法律教育的真正发达始于十九世纪末期，而它实际上是南北战争后美国本土产生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法理学的产物。其时英国法理学的实证主义思潮波及到美国法律界，形成了所谓形式主义思潮。形式主义者认为特定领域的知识是由相互关联的、逻辑上可证明的基础原则所支配的科学，[9]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从具体事物中归纳出一般性的原则。形式主义法理学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 C. Langdell，1826-1906），1870年，兰德尔在哈佛大学对法律教育实行改革，推广所谓“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编写案例教科书，上课时就案例的，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引导学生从案例中归纳出一般的原则。这种教学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记诵法律，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授，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教师的课堂教学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 method），[10]“教师问一系列有关案例的问题，改变每一个问题的假设条件，要求学生再思考每一个答案”，[3]（P407）而学生的回答又构成了下一个问题，这样一步一布引导学生在论辩中获得真知。[11]
判例式教学法使得美国法学教育奠定了与众不同的经验主义模式，照理说判例式的教学是为了教会学生象律师一样思考问题，是与法律实践密切相关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兰德尔和他的后继者在带来了判例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英美法传统的“律师执教”的概念。他们认为教授法律是一种独立于实践法律的职业，法律理论要向学生传授的是作为科学的法律，而不是实践的法律，而法律科学在那些并未从事法律实践活动的理论家手中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12]因为他们置身事外，能够进行价值中立的客观观察和理论。自兰德尔改革以后，美国的学院法律教育就走向了一条与学徒制教育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法学院中执教的教师并不必须有执业律师的资历，教学的材料基本来自高级法院（upper court）作出的经典判决，教师只是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去发掘判例中的一般原理。
（二）兰德尔教育模式的不足和现实主义法学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倡议
兰德尔式判例教学法的确立渐渐使学院法律教育得到了美国法律职业者的承认，从而终止了在律师事务所培训律师的学徒制教育传统。但判例教学法因其严重的形式主义特征，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法律职业界和法学院教授们两方面的各种批评。综合起来说，判例教学法的主要弊病包括这样几点：首先，判例教学法是高度法院中心的，教学材料只来自于法院作出的判决，这忽视了学生对立法过程的了解，也忽视了合同谈判、起草这些私人法律秩序的形成，[13]而后者在法律生活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次，兰德尔引入判例教学法是借鉴了当时科学教育中的实验室教学法，即反对传统讲义式教学法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式教学，而主张引导学生从特殊个案中归纳出一般原则。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图书馆就是教师的实验室，教师从判例集中寻找典型判例，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归纳。但是“兰德尔的教育方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因素：实际操作的实验，兰德尔式的法律科学家缺乏临床经验（clinical experience）”。[4]（P17）再其次，判例教学法选择高级法院的判例作为教学材料，这一方面忽视了来自初审法院的法律实践经验，一方面则因为高级法院多是进行“程序审”，不涉及对事实的认定，也使得学生对于“发现事实”技巧的了解成为一片空白。[14]
对兰德尔学院教育模式的最激烈批判来自于新兴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从各个角度冲击着传统的、经济、法律体制，尖锐的社会矛盾需要国家机器采取积极互动的政策来平衡社会利益。法律现实主义即是适应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严格地说，法律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只是一些彼此之间并无组织联系但观点有家族类似的学者大致可以归属的思想潮流。[15]现实主义者对兰德尔创立的学院法律教育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实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弗兰克在对判例教学法的批判中提出了“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的改革设想。弗兰克指出，兰德尔式的法学院是“高级法院的法学院”，它以高级法院的书面判例集作为材料进行一种“模仿式教学”，而根本无视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无视实际操作的法律过程。“这些‘图书馆法学院’（library law schools）必须把自身从判例集传统中解放出来，变成‘律师的法学院’（lawyer schools）”。[4]（P136）弗兰克主张这种新型的律师的法学院应当主要选任至少有五年从业经验的律师作为教师，教授书面理论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只能居于辅助地位。学生对高级法院判例的学习只需要六个月左右的课程就足够了，剩下的学位课程必须投入到诊所法律教育中。[16]
在现实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之下，学院法律教育模式开始进行改革，哈佛大学等重要的法学院都设置了课程改革委员会，推进对判例教学法的改革，增设了一些新的实践性的课程，但判例教学法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弗兰克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倡议也没有正式提上日程。
（三）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及其发展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深受法律现实主义的批判法学又继续对传统的法学院教育模式提出批判，认为法学院逐渐被一些不具备法律实践经验、空谈法律教义的理论家所把持，不利于培养具有熟练实践技能和社会责任感的毕业生。 许多批判法学家们都指责经院气十足的教授们独占了法学院的讲坛，并积极参与到诊所法律教育的改革中来。布鲁克林大学教授、批判法学家施奈德（Elizabeth M. Schneider）批评政府对这种教育方式的限制和干预是对学术自由宪法原则的践踏。卡莱尔则认为诊所法律教育向传统课程设置的不足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是未来若干年中导致法律教育改革的希望所在。[17]诊所法律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在法学院中设立法律诊所，每个诊所由一名执业律师作指导教师，参加诊所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本地真实的当事人办理真实的诉讼。它的一般宗旨是“把学生引入到实践活动的事实的、程序的、伦理的和人性的复杂状态之中，包括会见当事人、同其他人打交道、参与社会制度的谈判，以及从复杂的和不完全的事实中发现法律问题”。[5]（P70）1968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全美律师协会成立了职业责任法学教育委员会（CLEPR），实施诊所教育课程。该委员会总共花去了一千万美元以资助一些法学院设立诊所式课程。到1990年止，超过80%的全美律师协会所认可的法学院设立了以真实当事人为对象，由法学院教师指导和学生参加的诊所式法学教育课。根据全美律师协会的统计，到1990年止，在其调查的119所法学院中，共有314个法律诊所，每个法学院平均具有2.64个诊所；其中89%的诊所包括课堂的面授；中等类型的法学院（600-1000名学生）大约雇用5.8名从事诊所教学的老师；中等类型的法学院中的诊所教育的开支的75%是由学院提供的，25%由院外其他渠道提供的；在诊所教育中师生的比例为1∶8.41，每个诊所的学生为24名。[18]
三、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教育差异的法理学分析
（一）法律知识的本质与法解释共同体的分化
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继判例教学法以后对法律教育重心从学徒制职业教育向学院式教育转移的又一个回应，它在法理学层面重新凸显了关于法律知识特性的争论：法律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技巧？19世纪英美法学界受到来自于欧洲大陆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认为法学也可以象自然科学一样构建成一门逻辑自足、体系完整的真正的科学，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作为一种人造物，人的有意识行动必然在其中起到复杂的作用，而人的意识并不具有象自然现象一样的可复现的客观。这种对法律知识认识的不同导致了法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分化，法学家（jurists）往往更强调法律知识的理论理性的一面，而法律职业者（legal practitioners）则更强调法律知识的实践理性的一面。这种认识的不同也导致了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教育控制权的争夺，从学徒制教育到学院式教育再到诊所法律教育兴起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这场法律教育控制权争斗的激烈。在英国经过1971年的改革以后，学徒制教育实际上仍然和法学院的教育双轨并存，在美国则是彻底终止了学徒制教育。尽管在法律教育的控制权斗争中，法学院已经战胜了执业律师群体，但这种斗争却一直以另一种形式在法学院内延续：即实践性与理论性两种教学方法的继续斗争。学院派的教师与那些出身执业律师的教师们一直都互相攻击对方教育方法的不足，甚至彼此漠视对方的教育理念。诊所法律教育的兴起说明法律教育的现有模式并不是社会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的真实反映，而是法学教授和法律职业者争夺法律教育控制权的人为的结果，它充分说明“法律解释共同体本身已经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它正在变得不那么同质化和更加的多样化”。[6]（P207）在这场话语操纵权的争斗中，也许最终决定结果的不是哪一方的势力强弱，而是法学学生的真正需要，他们并不需要一种单一形式的教育，而是对两者有机的结合。
（二）纸上法律的确定性与行动中法律的不确定性
自兰德尔改革以来，判例教学法就成为美国法学院的标准教育模式。这种注重掌握判例法要素的学院式教育固然可以通过传授清晰有条理的知识而使学生迅速掌握法律制度的主要元素，但在操作纸上规则直面法律事实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与当事人沟通、收集与辨析证据、法庭上抓住要点的陈述与论辩等门径，传统学院式教育所能做的就十分有限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兰德尔式教学法因其严重的形式主义特征而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诟病，这种教育模式把法律看作是逻辑自足的制度体系，可以为每一个案件自动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实际上现实中的法是极具不确定性的，法的运行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律师在实践中要想提高胜诉率以赢得更多的当事人，仅仅掌握判例法理论要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熟练地与当事人、法官各方进行沟通，处理诉讼当中很多难以预料的程序步骤，分析影响案件的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甚至还要有丰富的人事经验，知道如何挑选对自己方有利的陪审员，如何用不同的说话技巧来说服不同的对象。而这些技巧对法学院学生来说无疑是同样重要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要去从事实际的法律职业而不是理论研究。学生离开学校后固然可以在律师事务所里摸索学习这些技巧，但如果能对传统的教育模式加以改革，增加一门系统的实践性的课程，帮助学生较快地系统掌握这些技巧，当然要比走出校门后在事务所里就事论事地零碎摸索要便当得多，而且这样一门实践性的课程还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从理论上把握法律的要素。而诊所法律教育就承担了这个填补传统学院教育缺陷的使命，“学徒制教育废除的结果造成了法学教育进程和专业发展中的一个空白，而填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就能使法律专业学生成为兼具专业能力和责任感的专业人员”。[7]（P68）
（三）与法律人人格的养成
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不仅承担实践法律教育的功能，同时它也是美国法学院一个重要的服务窗口。通过使诊所的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以及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法律诊所还很大地缓解了法律援助社会资源的不足。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之所以主要依托于法律援助，主要因为实践性教育需要接受教育的对象亲身参与实践活动即司法活动，而在校学生参与司法活动的身份只有在法律援助案件中较易解决，再加上美国政府给法律援助的资金有限，法律援助资源稀缺，在律师收费高昂的美国，法律援助当然不能主要依靠执业律师们来提供。一位美国的诊所教育同行提到，里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政策是一分钱都不给。而在由执业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由于没有收费驱动机制，很多执业律师对案件的办理怠于职守，不尽力去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法律论证。相应地，由在校的法学院学生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一来他们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会有较高的热情，二来也比较具有社会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诊所教育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法律援助的诉讼活动，可以通过生动活泼的手段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养成健康的法律人人格。在真实的诉讼活动中，学生通过同真实的当事人接触，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到因为社会制度的某些不公正所造成的真实的人的疾苦，可以很好地养成他们对法的正义追求的信念。
四、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律教育改革中的意义
我国法律教育改革开放前受前苏联法律教育模式的，课程设置比较陈旧，近十年以来才逐步与欧洲大陆的法律教育模式接近。但法律职业规范化的道路却走得相对比较缓慢，2003年才正式实行统一司法，至今尚没有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虽然在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都有短期见习的制度，但都是在机构内部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进行，没有规范可循，对于见习者的结果也没有客观的评估。以现行我国的律师实习制度为例，实习律师在实习期没有收入的保障，基本要靠自己找案源养活自己。也没有制度化的研修安排，虽然有名义上的指导老师，但实际上很多指导老师都是采取“放鸭子”形式。实习律师能不能迅速掌握诉讼实务的基本技巧，完全视乎指老师自己的责任心和业务情况。[19]总体来说，我国法律教育在学院期基本没有实践技巧的训练，从事法律职业后也只能靠自己边干边学、慢慢上道，在法律职业者群体中普遍存在对法学院教育与实践脱节的抱怨。[20]
从某种意义上说，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之际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和美国诊所法律教育兴起时美国法学院的情况至少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法律职业界以及法学院学生对传统法学教育不足之处的不满。传统法学教育对于迅速掌握法律的基本元素固然是十分便利的，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却益处甚少。教师讲授学生记诵的老式教学习惯于向学生灌输正确答案已经确定、无需提问的知识，很少关注学生对教育效果的反馈、关注学生在学与思的过程中是否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也束缚了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
当然造成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脱节的原因不仅在于法学院自身，由于我国司法官专业化程度不高，司法机关一直忽视法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对科班出身的法律专业人才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也阻碍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融合。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在深入司法实践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视角与法官们、检察官们有很大的歧异。理论工作者往往是从维护个人权利的角度来案件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司法官们往往却首先考虑社会利益的协调。这两种不同的视角本来其实都不存在偏颇，问题在于以何者为先。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彼此漠视对方的经验，深层的动因是我国法律职业的非规范化造成了理论界与实践界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共同是非标准、职业伦理和职业荣誉的法律共同体，而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各自集团利益的不同妨碍了彼此的相互交流与合作。[21]英美法学教育的历程证明，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人为地延缓了法律教育的健康发展。在中国法律教育未来的发展中，法学家和法律职业群体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学教育以什么为侧重点决不能演变为一场争夺话语霸权的斗争，而取决于法律教育的消费者——法学院学生的选择。他们为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更高层次的实现，为了在法律职业激烈的择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会对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作出相对更为客观的选择。
根据北京大学法律系1995年关于法学教育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对象主要是国家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合作制律师、学校教师和在校的生），答卷者普遍认为：（1）法律教育只能起一个入门的作用，而主要靠在实践中学习；（2）要求增加机、公文写作、模拟法庭等非常务实的课程；（3）认为中国的法律教育的道路应当更加务实；（4）认为现在法学院的学习缺乏学常识和社会知识的了解；（5）主张编写案例配合教科书教学。[22]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种种不足也已经有较为深刻的体察。在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已经有很多弥补这些不足的措施，例如实习、案例教学、社会实践、模拟法庭以及以案例为主题的辩论等。2000年以来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首先遭遇的即是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诊所法律教育如何同我国法律教育中已有的这些实践性课程区别开来，而使其自身成为具有独特性的法律教育模式。如果它不成为一门对实践技巧全面涉猎并作理论概括的系统课程，它可能就只会成为一种概念的包装，而其实质只是对国内已有实践性课程的重复设置。
诊所教育显然不同于案例教学，后者并不需要学生亲身参与法律实践，也只是对书本理论知识的具体化和深化，不可能涉及过多的实践。它也不同于实习，具体表现为：1、实习使学生作为旁观者去协助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办理案件，诊所教育中则是学生充当主角负责整个案件；2、实习不是一门正式的课程，缺乏必要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在诊所课程中老师的指导是有针对性的、经常性的、深入性的和具有理论高度的；3、实习往往是听凭遇到的案件，学生也往往在案件没有结束时就离开了，而诊所课程的案件是有针对性和一定范围的，学生也能够自始至终地办完案件。[23]至于其他形式的课堂实践性教育，诸如模拟法庭、辩论等，均不以真实的当事人为对象，其实践意义是远远不及诊所教育的。当然但仅只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不够的，前文已经指出，诊所法律教育要想真正在中国生根，它就必须同法学院已有的零散的实践性课程区别开来，它必须成为一门对实践技巧全面涉猎并作理论概括的系统课程，才可能被正式纳入中国法律教育的体系。
国内诊所的课程设置，基本仿效了美国诊所的课程模式。以西北政法学院司法诊所的课程安排为例，共分为诊所课程与诊所法律教育、接待当事人的技巧、证据方法、策略选定、法律研究、案件陈述、法律文书、观摩审判、庭审程序、谈判、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诊所教学反馈十二个流程。课堂教学方法也采用了提问式、对谈式、互动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美国诊所教育已经发展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说其课程的体系安排、教学手段的多样形式都是具有一定性的。但移植到中国不能仅仅只注重其形式，要发展成为成熟的诊所，国内诊所教育还需要一段时期来积累经验，尤其是要形成体系化的诊所教育学理论，编写水平较高的诊所教育专用教科书。如果做好这些工作，国内诊所教育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的、全面探讨法律实务技巧并符合教育学循序渐进的系统的实践性课程。
诊所教育在中国同传统教育相遭遇，它要承担的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为中国法学院注入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即课堂不应只是教师的课堂，而更多地是属于学生的课堂。通过一种全新的教育实践，它要改变传统教育中学生只作为被动的知识容器的现状，而使他们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成为自己发现问题、勇于独立解决问题并且从不停止发现新问题的求知欲持久不衰的学习者，而无论将来他们走出学校要从事哪一种职业，这种积极主动的思维习惯都会使他们受益无穷。在每一次诊所的课堂上，尤其是在大脑风暴的教学中，几乎每一个学生都会提出一些老师们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而在传统的课堂上几乎每节课老师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说一些学生没有想到的问题，但这辛苦的工作往往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学生自己没有亲身参与的主人翁感觉，就很难保持对知识的新奇感和好奇心，教师就必须不断刺激他们，因为新奇感和好奇心是求知的最重要动力。而如果亲身参与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能提供持续的求知动力。传统教育除了这种教学方法的陈旧之外，还潜藏着一种压抑独立思考的权力运作，我们习惯了向学生传授无需提问的绝对公理，讲授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大而无当、不痛不痒、好像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有说清楚的体系，而构成这些体系的元素其实是每一个个别的独立思考的结果，体系并不能解答学生在把知识从普遍下行到个别特殊事物时会遇到的每一个疑难。诊所教育的课堂中师生都很少感觉到彼此间那种威压与服从的关系，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课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互相碰撞思想的火花，自己去一个一个地发现个别的问题、想出最合理的解答，再把这些解答汇集成自己的体系。
[1] Nigel P. Gravells. Academic Leg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Legal Training[A].郭成伟。 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21世纪法学教育暨国际法学院校长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 王晨光。 法学教育的宗旨——简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2， （6）。
[3] David Warren.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om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A]. 郭成伟。《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21世纪法学教育暨国际法学院校长研讨会论文集》[C]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4] 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
[5] Bethany Rubin Henderson. Asking the Last Question：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aw School？[J]. 53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003.
[6] Roger Cotterrell.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M]. LexisNexis UK .2003.
[7] Robert MacCrate. 对一个发展变化中的职业进行教育：从诊所教育走向教育的连续统一体[A]. 唐洁、赵琦娴、黎慧妍译。 杨欣欣。 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注释：
[1] 律师公会也有译作“律师学院”的。共有四大律师公会，分别是林肯律师公会（Lincoln‘s Inn）、格雷律师公会（Grey’s Inn）、内殿律师公会（Inner Temple）和中殿律师公会（Middle Temple）。13世纪后期，由于法官和律师的崇高社会地位和丰厚收益具有强烈的社会吸引力，在上相对较难进入上层的中小贵族特别是骑士家庭的子弟都希望跻身法律职业而出人头地。他们云集在伦敦西区王室法院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厅，通过阅读法规法令和法律著作、帮助诉讼当事人起草常规性法律文书、旁听法庭辩论等方式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法律学徒”（apprentice）阶层。他们自由结合，寄宿于法庭附近的某一客栈或酒馆（inn），聘请开业律师讲课或辅导。居住在一起的一批法律学徒便自发地组成一所简易法律学校。从法律学校中脱颖而出的律师们又组成了自己的行会性组织公会，继续承担提携后辈的教育之责。14世纪以后，其中的4所脱颖而出，形成了后来的四大著名律师学院。律师学院由著名律师组成的主管委员会（benchers）负责管理，至少在学院中学习7年（后来改为5年），经学院主管委员同意后，学徒才有可能成为辩护律师，取得出庭资格。参见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33-137页。
[2] [美]卡尔文·伍达德：《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与英美法》，载于[美]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3页。中世纪英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法院系统，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教会法院管辖与神职人员有关的案件，适用天主教教庭的制定法和罗马法原理判案，使用罗马教廷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世俗法院管辖俗人的法律事务，适用遵循先例的英国普通法，使用一种称为“诺曼人法律用法语”（law French）的语言。因此教会法学和普通法法学形成了两套互不相干的体系，不仅法理法意大相径庭，连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而中世纪大学都是被教会所控制，因此英国大学中教授的是教会法和罗马法，而律师公会的法律教育最早是在法院系统内部进行的，培养对象是为世俗法院诉讼服务的法官和律师。参见前书，第72-73页。
[3] 参阅潘维大、刘文琦编著：《英美法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4] 著名的马歇尔大法官只修习过两个月的法律。
[5]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7）， p.16.
[6] 参阅[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影印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7] 参阅[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影印版），第86页。
[8]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12.
[9]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10.
[10] 在兰德尔之前，已有很多法学院尝试进行教育改革。“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Theodore William Dwight于18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率先倡导的。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p.12-13.
[11] 因为这种教学法来源于柏拉图对话录中记载的苏格拉底与弟子们探讨问题的对话方法，所以得名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圣人苏格拉底十分娴熟地运用了名为“辩证法”的技巧同他的弟子们探讨哲学概念的精确定义，所以一些哲学著作中将其称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具体的做法是首先确定讨论的主题，例如“什么是正义”，讨论的目的一般是为某个概念下定义。首先由主持辩论的人引导发问，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回答并相互问难，主持人再指出回答中的错误或自相矛盾之处，引导发言者修正回答或是提出新的定义，这样一步一步辩论下去，直至得出参与讨论的人都表示认同的最圆满的定义。
[12] 参见[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影印版），第87页。
[13] 参阅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Edward Arnold （Published） Ltd， 1984， p.143.
[14] 参见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p.144.
[15] 参见Roger Cotterrell， The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 LexisNexis UK （2003）， p.181.
[16]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p.136-137.
[17] 参阅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6页。
[18] 参阅王晨光，《法学教育的宗旨——简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第40页。
[19] 在德国和日本，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一律参加国家安排的统一司法研修，研修期有固定的薪俸，系统的研修进度安排，以及严格的结业考核。通过最后考核后的人才可以从事法律职业。
[20] 苏力教授在他的新著《送法下乡》中曾经提到一位他在基层法院实地调查中遇到的某政法学院毕业的法官，当被问及关于法学教育的知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用处时，这位法官的回答是：“学校的那点儿东西，我都还给老师了”，“回答时，眼神里还流露出某种轻蔑”。参阅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这位法官的话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在从事法律实践的职业人士当中，这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情绪。
[21] 法学家与法律职业者经验的融合不仅出于改良法律教育的需要，更重要的，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职业伦理的法解释共同体还是制约司法者个人任意性、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正如季卫东教授已经指出的，“在法律界内部形成一种互相约束的局面，以规章制度中固有的认识论去抑制个别人的恣意”。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关键词】法律诊所；本科生；能力培养
一、法律诊所教育概述
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指仿效医院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老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运用,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缩小学生法律理论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和法律职业能力,最终使学生获得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双方面提高的一种法律教育模式。它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基于当时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而产生。其基本功能定位于：为社会提供一定法律服务,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职业责任心。现在美国法律诊所教育已成为所有法学院课程设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最近5年以来，自己承认曾经作为诊所法学教育的教授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800人，诊所法学教育的教授非常自豪地宣称,诊所法学教育是最有意义和最成功的教育进步。拉美、非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也已采用这教育方式。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德里大学就引进了案例教学法，开始探索法律诊所教育；英国和澳大利亚均是20世纪70年代建立法律诊所。到了20世纪90年代，法诊所课已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法学院课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自2000年9月法律诊所教育引入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二十多所高校的法学院相继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并成立了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截止到2010年6月18日，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共有134个会员院校，其中已经有82个会员院校开设了诊所课程。法律诊所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提高学生法学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能力的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开展法律诊所课的必要性
（一）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缺陷
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偏重理论知识的教授，缺乏理论与实践结合；统一的司法考试更多强调的是对知识的记忆，而非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这导致学生毕业之后，往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独立的处理法律问题。法诊是一门法律实践教学课程，其直接定位于培养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让学生亲自处理法律实务问题。它最大优势在于学生接触的是真实案件，面对的是真实当事人，遇到的问题对学生不仅是新的,对指导教师也是新的，对双方都是一个挑战。在解决案件中，学生就能学到很多在原来的法律教育中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待人接物的技能,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技能,实际操作的技能等，这就弥补了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
（二）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法诊在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态度，自主学习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诊所教育中，学生在法律职业人面临的处境中讨论和研究案件的不同解决方案，这样的学习方式极易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态度和精神。它迫使学生面对真实案件,面对急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当事人，学生学习的激情和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在法诊教学中，始终奉行“以学生为主”的原则，课程内容应随时根据学生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不偏离基本目的的调整。在诊所的课堂上,学生来讲解与分析自己承办的案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现问题,并对每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教师只是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教师很多时候像一个配角，只是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是主体,他们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因为学生是案件的实际承办人，他们要对当事人负责。这不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跟着律师跑，自己只是帮手、学徒，办案的结果与自己无关。这种责任感极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和学习的主动性。
（三）有助于培养律师思维
美国法官都必须有执业律师的经历，没做过律师就做不了法官，这是由美国法律制度所决定的。我国法律虽没有这规定，但种种原因使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进不了法院，而多数要从事法律服务，如做律师。做律师得用“律师思维”，多为自己的当事人着想。而做法官得用“法官思维”，要维护法律尊严。这两种职业的角色理念、思维方式、执业技能有很大的不同。传统教育模式倾向于“法官思维”的培养，案例分析做起来都像法官断案，教师也习惯于以法官的身份教学，一些案例分析教材和国家考试题目的答案也是法官断案式的结论。法诊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它将学生置于律师的位置,要学生做出无数个决定,就好把学生推上了“手术台”，使学生有机会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不仅要进行自我批判，还要对法律制度、社会以及政治范畴做出批判性的分析。学生不仅会掌握学到的具体法律知识和规范，而且学会逐步适应社会，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觉性。法诊的案件多为真实案件，不再是预先有答案的案例分析题；对学生而言，其目标不再是寻求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谋取合法权益，为当事人谋取的利益就是自己的成绩，学生为此会想方设法去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培养起了律师思维模式。
（四）有利于良好品德培养
1．增强社会正义感与社会责任心
培养法学院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与社会责任心应当是法学院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青年学生涉世不深，心中既充满理想，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与干扰，在不当利益的诱惑之下可能会丧失社会正义感与社会责任心。办理真实案件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活动,接待当事人、调查取证、查阅资料、思考个案、和解调解、参与庭审等等过程，无不是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锻炼。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正义、感受法律的力量的同时，会促使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综合素质极大地提高。在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学生通过接触身边发生的一些活生生的案例，认识到不良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能明辨是非,增强社会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
2．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很多当事人都把希望都寄托在受委托的学生身上。这无形中都会给诊所的学生带来工作压力。并且，从事法律服务工作，难免接触社会的丑恶现象。如果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类案件，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但其积极作用比消极作用要大，主要因为,学生迟早都会接触社会，如果在校期间产生了心理问题，可以通过教师的适当引导，消除其对个别现象的激烈情绪，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消除不必要的职业恐惧心理,有利于学生毕业后适应与胜任法律工作。
三、开展法律诊所课的建议
（一) 应在大三开设
在美国大学的法学院把法律诊所作为一门课程开设，有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开设，有的学校在三年级才开设,修完该课程可获一定学分。对本科学生开设法律诊所课程, 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这个条件必须是他在对法律知识有一个系统性的掌握之后，才能够进行法律诊所教育。原则上我们应该尽可能把法律诊所的课程往后推，推到三年级或者四年级。三年级的时候，三大部门法和诉讼法都学完了，学生对我国的法律体系有了大概的了解和掌握，有了一定的理论功底，再把理论运用实践，学生在接手具体案件时会顺利得多，对法律应用能力的掌握会更强。
（二）学生的挑选
法诊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主体。如何挑选诊所的学生，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加入法诊学生人数应限定。一般来说，以一个诊所教师指导8名学生为宜，最多不得超过10人，以便给诊所教师足够的时间指导学生办案，保证案件的质量。第二，要有挑选学生的标准。一般来说,进入法律诊所的学生对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要比较熟，以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较适宜，因为他们已学完实体法和程序法。第三，不仅仅考虑他的知识能力, 我们还要考察这个人是不是有公益心, 道德品质是不是过关。因为诊所式教育, 很多情况下是要从事法律援助服务, 需要一个非常有爱心, 愿意将自己的热情奉献出来, 参与到公益诉讼当中。另外,挑选学生还应考虑到学生个人意志力、交际能力、协调能力、口才等综合素质，因为学生要接待当事人，办理真实案件。笔者认为，采用学生提交申请和教师面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人选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资源有限，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能上这门课。大三的两学期都可开设法诊课，每期35人左右，从优录取。学生到了大四，还可以申请上法诊课，大四学生应优先录取。
（三）教师的选择
法律诊所的教师应具备以下标准：要对法律诊所教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实践经验，要有高度的工作热情、法律职业责任感和严格的自律性。如果现任法学教师不够，诊所可聘任资深的律师或退休在家有丰富职业经验的司法人员担任。
（四）建立学生自我评价系统
在现有教学模式中，无法找到除学习成绩之外更加客观的评价方法。法诊教育是根据教学目标，创造出的对学生的新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方法对教师来说也同样重要。它是对传统评价方法的挑战。在法诊课程中，学生对自己评价的重要程度远远要超过教师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更加关心他们所承办的案件的结果和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感受，也更加注重自己案件承办的感受。学生关注的焦点也应当是教师对他们进行评价的重点。教师要让学生理解案件的成败固然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承办案件中是否真正地成长了，是否得到了他们所想得到的方法、技能和知识。如果得到了，即使案件没有成功、他们仍应得到好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方法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是无法实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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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素红.法律诊所教学方法初探[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11),4:6.
作者简介：
1.教育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是以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法学理论知识为核心，包括概念、原则、制度等，尽管在法律教学课堂，教师也会用引人案例的方式来授课，但最终仍然会用理论知识本身来解答案例，即传统的法律教育要求学生先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然后通过案例把他们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个过程是先有理论再有实践，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传统教学始终认为不先掌握理论知识，就无从联系实际，很少考虑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社会的需求。诊所法律教育则认为实践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学生通过具体办案，寻找法律问题，学习法律理论，并分析它，然后运用到案件当中，最终理解该法律理论。具体案例对学生有着全面的要求，除了要拥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有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技巧和方法等。
2.教育的环境差别很大。
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在课堂上接受老师的讲授，或引人模拟法庭教学的方式，或到法庭旁听案件进行现场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环境是非常广泛的，它是实践性教育，可能在课堂上讨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会见当事人等;也可能直接参与庭审活动，当人或任辩护人;还可能在校外取证，获得案件所需要的物证、证人证言等。相比较而言，诊所法律教育的环境广泛，传统法律教育的环境单一。
3.教育主体的主动性不同。
中国传统的法律教育以在课堂上传授法律知识为主，学生是传统法律教育的接受者，而法律教师则是教育的主动者。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是教育的主动者，他们要解决所接案件中所有的问题，接案、了解案件、取证、准备词、辩护词等各种法律文书、出庭、辩护、结案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主动迎接各种挑战，法律教师只是起到辅助的指导作用，不具有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教育方式主动性主体不同，但主动地学习知识，带着问题去学习，其效果要比被动去学习的效果好很多。
二、民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民法学教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法律的课堂上总是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规范体系约束着民法学的发展，这种规范体系试图想解决每天都在变化的生活中所有的人身、财产问题，教师在课堂上也用这种理论体系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但是学生到了社会上会发现，以前所学的典型案例很难运用到具体的案例中，使学生在理论和现实中无所适从。现在的民法学教学仍然以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为主，并不以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社会的需求为教学目标，主要体现在:第一，民法学的开设主要是以部门法划分的学科和民法基本法为标准，并不以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标准来开设民法学;第二，民法学教师在课堂上主要是以传授该课程的体系以及围绕该体系的法律理论和相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为内囚2。‘3年7月中矗妻浮让毛容;第三，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民法学也有了新的挑战，特别是涉及财产类的法律制度，例如物权、债权，也要开设一些比较法课程，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创新能力，但是现在的民法学教学却忽略了这些;第四，民法学教学也吸取了很多新的教学方式，例如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等，但是这些教学的方式往往也都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去讨论，缺乏在真实环境中整体的教学环节，并不以培养学生成为法律职业者为目的。
三、诊所法律教育与民法教学的有机结合
民法教学不仅仅要教给学生系统的民法理论知识，而且要使学生能够自主地、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同时掌握民事法律职业者应该掌握的技能和素质，这些只有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才能获得，诊所法律教育模式能够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
1.诊所法律教育在民法教学中应用的目标是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去学习民法并运用到实践中去。
中国社会经济正处在迅速发展时期，同时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民法条文的增长速度令人震惊，学生在学校不可能学完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老师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民法知识灌输给学生。因此，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和使用法律才是法律教育最为重要的。诊所法律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在处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寻找相关民事法律，并分析、解释、使用它，这些都是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持续学习的能力。
2.诊所法律教育在民法教学中的应用是通过互动式教学达到的。
诊所法律教育要求民法课的学生从办案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民法教师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法律的理论知识和具体应用，同时注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要学生学会像律师一样去思考问题，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注重学生对法律执业能力的培养，学生要学会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教育方式始终将学生放在教学的主体地位，民法教师只在这种教育方式中起到辅助的作用。
3.诊所法律教育在民法教学中的应用要求民法教师从法律援助中心选取既真实又适合学生的案例。
将案例作为教学内容，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老师的指导贯穿于学生办案的始终，但过程要由学生自己去经历，无论是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还是对与人相处的艺术，学生都在此过程中亲身感受，既达到了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目的，又援助了那些需要被社会援助的人。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其中以北大、清华等7所高校的法学院最具代表性，它们开创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先河。实践证明，诊所法律教育给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让学生从被动的灌输式学习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学”状态，学生对法律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的认识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基本认知情况，也可以反映大学生对现代以诊所法律教育为代表的实践教学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主观态度。关于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实践教学的关系、特别是区别的问题上，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4名认为区别很大，占受调查人数的56.6%；有26人认为区别不大，占43.4%。因此可知，大学生对于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的认识，基本上认为有区别，同时认为区别不大的人数也不少。这表明，我们的诊所法，对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不应当否定，而应当发挥其优点，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在实际教学方面，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是相同的，同时以实践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第二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理想方式问题的认知与意愿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的认证情况以及主观评价，可以作为未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在方式选择上的参考。此项调查的问题是：你所在的学校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是诊所法律课程，法律诊所，律师所实习，公检法实习，社区法律服务，义务法律咨询。被调查的60名大学生的回答是：28人选择律师事务所，占46.6%；22人选择法律诊所，占33.6%；有12人选择诊所法律课程，占20%；有6人选项社区法律服务，占10%。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开设了专门的诊所法律课程，由律师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专门任教，学生反映非常好，同时可设立了法律诊所、有专用办公室但却很少开展活动。从大学生的问卷回答上看，多数学生还是倾向于传统的律师实务方面的法律实践教学。对诊所法律课程与法律诊所的认知与认同程度还不够高。
大学生多数选择律师事务实习所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方式，是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处理法律实务，直接面对法律现实问题。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方式，又是传统的法律实践教学方式，可以做为当前的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之一。这表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没有联系的，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应当延续。这启发我们，今后还应当加强诊所法律课程以及法律诊所的工作，以获得广大学生的认知与认同。同时，我们也客观地发现，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成分，我们在对大学生的访谈调查中得知，大学生对于已经开展了的诊所法律课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访谈调查中的信息表明，诊所法律课程如果能够理想地开展，在法律实践教学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由富有法律实务经历的教师从事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可取方式，也是在现有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下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大学生所认为的与法律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或者实践活动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有关法律实践教学课程的认识与评价，可以作为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参考。关于已经学习过的课程中与诊所法律教育相关的课程问题，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6人认为是律师实务课程，占60%；有30人认为是司法考试讲座课程，占50%；有58人选择义务法律咨询，占96.6%。可见，在以往的有关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中，学生认为实践性强的课程是律师实务，同时大学生普遍认为传统的义务法律咨询是法律实践的方式。因此，对于律师实务课程，或者与律师实务有关的司法考试课程，应当成为法律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也应当突出实践性。对于已经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可以把律师实务课程作为诊所法律课程之一，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实践教学的方式，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从律师的角度认识与处理法律事务。律师实务课程，用实践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与其他诊所法律课程并不矛盾，一般的诊所法律课程可以是全方位的法律实践教学，而律师实务课程可以开设为是专项的法律实践教学。对于还没有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律师实务课程，可以作为传统实践教学课程的代表，同样采用实践教学的方式开展。
二、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情况，表明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主观意愿与价值判断，能够反映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态度。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是否认同，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问题。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不应当是教育者的单方面的意愿，更主要的是学生是否意愿接受，我们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应该能够为学生所接受。我们通过以下基本问题的问卷调查，活动有关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主观认同情况的信息并予以分析讨论。第一个问题：你是否希望所在学校采用诊所法律教育以及是否希望加强诊所法律教育。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选择、基本态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意愿。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被调查的60名学生中有54人选择希望，占90%，选择都可以的有6人，占10%，没有人明确选择不希望。这种情况表明，大学生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学生的热情很高。学生的意愿、学生的实际需求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动力。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普遍愿望，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并且应当在今后的法律实践教学工作中，大力加强诊所法律教学形式的实践教学。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对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法学研究生阶段是否希望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问题，受调查的30名一年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中，有28人选择希望，占93.3%，有1人选择没有必要。可见，法学硕士研究生也普遍希望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他们对提供实践教学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提供实践能力的愿望非常高。我国目前开展的诊所法律教育普遍是在法律本科层次以及专科层次进行，本科普通法律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国内还没有开展的报道，今后可以探索与尝试。第二个问题：你对诊所法律教育实际意义的评价。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性或者否定性价值判断，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所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或者否定，反映了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情况，同时也是对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工作的一种实际评价。这个问题，接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的回答分别是：选择有意义的44人、占73.3%，选择意义一般的有14人、占23.3%，选择没有意义的有2人、占3.3%。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意义是肯定的，是普遍认同的，对于诊所法律教育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必要开展的问题上，被调查的大学生普遍表示有意义，希望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对诊所法律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表明诊所法律教育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果与上一个问题的结果有明显的不同，有23%的人认为意义一般。同样的问题，我们对30名一年级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是，认为有意义的23人、占76.6%，选择意义一般的有7人、占23.3%。这两个不同受调查群体的结果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接受调查的本科大学生是已经上过诊所法律课程的法学高年级学生，而接受调查的一年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中多数在本科阶段是没有接受过诊所法律课程等形式教育的学生。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意义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这要求我们在今后的诊所法律教育工作中，应当更加注意提高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作用，多在实效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诊所法律教育；认知；认同
在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两方面。不同的主体对相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感觉，有不同的认识问题的视角与态度。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他们对诊所法律教育又了解多少，又是什么态度。这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所必须要研究的情况。
一、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知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了解情况怎样，他们所了解的诊所法律教育的方式是什么以及愿意接受法律实践教学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对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教育的区别是怎样认识的。这些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知情况，也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首先应当掌握的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了解情况，普遍是通过零散的信息获得，缺乏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大学生一般通过自身的直接感受，来感受与评价诊所法律教育以及法律实践教学。
2012年11月期间，我们对已经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哈尔滨部分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主题分为三部分：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证与评价问题、诊所法律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的措施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了解与认知情况以及评价，我们通过以下基本问题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并进行分析：
第一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的认识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基本认知情况，也可以反映大学生对现代以诊所法律教育为代表的实践教学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主观态度。关于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实践教学的关系、特别是区别的问题上，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4名认为区别很大，占受调查人数的56.6%；有26人认为区别不大，占43.4%。因此可知，大学生对于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区别的认识，基本上认为有区别，同时认为区别不大的人数也不少。这表明，我们的诊所法，对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不应当否定，而应当发挥其优点，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在实际教学方面，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是相同的，同时以实践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第二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理想方式问题的认知与意愿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的认证情况以及主观评价，可以作为未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在方式选择上的参考。此项调查的问题是：你所在的学校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是诊所法律课程，法律诊所，律师所实习，公检法实习，社区法律服务，义务法律咨询。被调查的60名大学生的回答是：28人选择律师事务所，占46.6%；22人选择法律诊所，占33.6%；有12人选择诊所法律课程，占20%；有6人选项社区法律服务，占10%。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开设了专门的诊所法律课程，由律师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专门任教，学生反映非常好，同时可设立了法律诊所、有专用办公室但却很少开展活动。从大学生的问卷回答上看，多数学生还是倾向于传统的律师实务方面的法律实践教学。对诊所法律课程与法律诊所的认知与认同程度还不够高。大学生多数选择律师事务实习所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方式，是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处理法律实务，直接面对法律现实问题。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方式，又是传统的法律实践教学方式，可以做为当前的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之一。这表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没有联系的，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应当延续。这启发我们，今后还应当加强诊所法律课程以及法律诊所的工作，以获得广大学生的认知与认同。同时，我们也客观地发现，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成分，我们在对大学生的访谈调查中得知，大学生对于已经开展了的诊所法律课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访谈调查中的信息表明，诊所法律课程如果能够理想地开展，在法律实践教学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由富有法律实务经历的教师从事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可取方式，也是在现有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下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大学生所认为的与法律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或者实践活动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有关法律实践教学课程的认识与评价，可以作为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参考。关于已经学习过的课程中与诊所法律教育相关的课程问题，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6人认为是律师实务课程，占60%；有30人认为是司法考试讲座课程，占50%；有58人选择义务法律咨询，占96.6%。可见，在以往的有关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中，学生认为实践性强的课程是律师实务，同时大学生普遍认为传统的义务法律咨询是法律实践的方式。因此，对于律师实务课程，或者与律师实务有关的司法考试课程，应当成为法律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也应当突出实践性。对于已经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可以把律师实务课程作为诊所法律课程之一，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实践教学的方式，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从律师的角度认识与处理法律事务。律师实务课程，用实践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与其他诊所法律课程并不矛盾，一般的诊所法律课程可以是全方位的法律实践教学，而律师实务课程可以开设为是专项的法律实践教学。对于还没有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律师实务课程，可以作为传统实践教学课程的代表，同样采用实践教学的方式开展。
二、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情况，表明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主观意愿与价值判断，能够反映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态度。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是否认同，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问题。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不应当是教育者的单方面的意愿，更主要的是学生是否意愿接受，我们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应该能够为学生所接受。
我们通过以下基本问题的问卷调查，活动有关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主观认同情况的信息并予以分析讨论。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希望所在学校采用诊所法律教育以及是否希望加强诊所法律教育。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选择、基本态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意愿。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被调查的60名学生中有54人选择希望，占90%，选择都可以的有6人，占10%，没有人明确选择不希望。这种情况表明，大学生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学生的热情很高。学生的意愿、学生的实际需求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动力。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普遍愿望，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并且应当在今后的法律实践教学工作中，大力加强诊所法律教学形式的实践教学。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对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法学研究生阶段是否希望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问题，受调查的30名一年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中，有28人选择希望，占93.3%，有1人选择没有必要。可见，法学硕士研究生也普遍希望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他们对提供实践教学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提供实践能力的愿望非常高。我国目前开展的诊所法律教育普遍是在法律本科层次以及专科层次进行，本科普通法律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国内还没有开展的报道，今后可以探索与尝试。
诊所法律教育的全面评价应当涉及诊所法律教育各个方面的内容，但重点是评价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效性。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效性问题，是反映诊所法律教育实践教学效果的突出问题，能够体现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是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法律实务人才。诊所法律教育，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都应当以实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因此，评价与衡量诊所法律教育实际的效果，也应当是实效性。实效性是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质问题，是诊所法律教育的真正意义体现。
与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问题对应的是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方面的问题，表现为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具体方式、具体的时间地点等能够表明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标志性成果。各种形式的诊所法律教育活动，只是诊所法律教育的体现，往往更具有象征性意义，特别是具有宣传上的意义，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是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表象。各种诊所法律教育的表象，是诊所法律教育开展初期人们首先追求的，是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但是，诊所法律教育的真正意义，不应当是各种诊所教育活动的表象，而应当是能够体现诊所法律教育目标的实际效果。
对诊所法律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的实效性的评价工作，要注意客观、全面、公正。这样的评价，也是对法律专业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一种考核。评价的结果，关系到诊所法律教育部门以及相关教学人员，关系到相关的教学工作。更重要的是，评价的结果，关系到今后如何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如何切实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律实践教学中的实效性问题，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评价，既是对以往诊所法律教学工作的衡量，有是以后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工作的基础。评价的最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评价，检查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律实践教学方面的实际效果，以利于今后改进诊所法律教育工作，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的实效性。
二、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的评价，在具体的评价内容与方法上有不同的体现。在评价的主体方面，可以有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在评价的方法上，可以有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学生评价，是由经历了诊所法律实践教学过程的大学生来评价本校诊所法律教育，学生的评价应当包括所有已经上课的学生，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也可以采用重点访谈的方式。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实际效果的评价，可以作为综合评价诊所法律教育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在整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应当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果评价满分为100分，学生的评价可以为30分的权重。同行评价，是法律教育界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评价。
同行评价的优点，是法律教育界的同行专家对诊所法律教育比较熟悉。同行评价的缺点是，同行法律专家对本领域的院校与教师有一定的关系，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同行评价的分值，在综合评价的总分中不应当过高，可以不超过30分。社会评价，是由曾经接受过诊所法律服务的社会公众以及有关司法管理机构以及公检法、法律服务部门对本校诊所法律教育开展情况的评价。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评价，在具体开展中因为评价主体的选择与配合程度的原因，会有一定的难度。
在评价的对象以及内容方面，有对学生的评价，也有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对学校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的整体性评价。对学生的考评，是对参与诊所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的所有学生进行的评价，相当于是对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的结业考核。评价方式与结果可以采用其他法律课程的考核方式，给予评价或者考核合格的学生确定的学分。由于诊所法律实践教学，又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法学课程教学，其评价与考核方式可以不同于其他课程常用的笔试答卷方式，可以以平时学生参加法律实践活动的表现以及效果综合考评。对学生的法律实践活动的考评工作，目前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普遍开展了。
由于各个院校的诊所法律实践教学的具体安排情况不相同，有的院校开设诊所法律课程，作为选修课，这样参与诊所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的学生就不是全体在册学生，而是部分学生，这样在考评方式方法上，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教师的考评，是对从事诊所法律实践教学活动的教师的工作情况的综合评价与考核。对教师的考评工作，目前开展的院校不多。考评从事法律实践教学工作的教师，是加强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管理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诊所法律教学在实践教学上的实效性的基本保障。在对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的评价方法上，可以有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也可以有肯定性评价与否定性评价。对诊所法律教育在实践教学上的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是把评价内容与结果以数字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例如，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实践教学的满意度调查结果的数字化，即为定量评价；再根据数字反映的实践教学的情况得出肯定性或者否定性的评价结论，即定性评价。学生对法律实践教学情况的具体评价方法，可以采用学生的问卷评价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学生网上评价的方式。学生的评价结果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学生评价的综合结果，可以按照百分制打分的方式得出评价的综合得分，也可以采用等级的方式把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由法律院校教师对诊所法律教学情况进行的同行评价，可以综合考察诊所法律实践教学的开展情况、过程、结果等项内容，可以在平时教学管理的基础上采用一学年或者一学期开展一次集中检查与评价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任课教师或者法律诊所负责人述职的方式先进行公开评议，再进行综合考评。各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要确定合理的权重系数，得出最终的评价结果。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2007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定位为政府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承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职责，不仅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援助服务，同时也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其它服务。基于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与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具有契合性，可以承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任务，以突出法律援助服务特点，扩大法律援助队伍。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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