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8篇

时间：2023-08-21 09: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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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

篇1

关键词：低碳发展；碳排放绩效； LMDI分解法；人类福祉；中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我国政府承诺：以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基础，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削减40%～45%。在此形势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中部地区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中部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大，碳排放是促进中部崛起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约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类福祉必然带来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绩效，实现高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带来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之间的绩效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目前，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关联起来进行碳排放经济绩效分析开始成为低碳经济研究的热点。从已有研究来看，一些关于碳排放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复钩问题[2，3]，主要着眼于经济视角，表征的是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经济产出，即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或碳排放的经济效应[4，5]。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人类福祉视角的碳排放绩效问题。诸大建等指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难以全面刻划碳排放绩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门槛效应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度量仅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而非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6]。显然，基于福祉导向进行碳排放绩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设下更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命题。在这一方面，王圣云对中部六省人文发展（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进行了定量评价和比较研究[7]。诸大建等基于经济社会福利视角提出了碳排放绩效衡量指标，并对二十国集团进行了实证分析[8]。谌伟等基于福利视角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应进行了评价，并对中、美、英三国进行了比较分析[9]。综上可知，尽管关于福祉视角的碳绩效研究在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论方面，主要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界定、评价模型构建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证方面，对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部地区进行碳排放绩效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将首先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图解分析基础上，基于福祉导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视角，提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和内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类福祉的计算公式，构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测评模型；再对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和时空比较分析；最后应用LMDI分解法对中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效应进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概念框架与图解分析

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人类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将受到碳排放的约束[10]。碳排放绩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作者之见，经济发展的去碳化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从福祉导向来重新界定碳排放绩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过程则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即福祉趋向最大化，碳排放趋向最小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用人类福祉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的比值来表示。图1中，横轴表示人类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类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类福祉。纵轴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从A到B，碳排放指标值不变，人类福祉从HW0到HWT。从A到C，人类福祉指标值不变，碳排放从CE0到CET。将AB称为福祉增长过程，AC称为去碳化过程，图中阴影部分即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升区域。

1.2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指标与模型构建

目前，较好的福祉测评指标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经济福利指数）[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发展指数）[13]。其中，人文发展指数（HDI）是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的衡量人类福祉最简明、最著名的指数，由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综合而成[13]。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人文发展指数是人均意义上的指标，为了保持统一，碳排放指标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总量采用户籍人口数。

碳排放量计算则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8类，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气。根据燃烧的燃料数量以及碳排放系数来进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数计算公式为：碳排放系数=氧化率×含碳量×低位发热量。各种类型燃料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出各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与各种燃料的消费量相乘即可计算出各种燃料的碳排放量[5]。

构建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模型见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衡量单位碳排放所获得的人类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为人类福祉指数；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PGDP（Per capita GDP）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为人均碳排放量。可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即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乘积。

1.3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驱动效应：分解方法与模型构建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该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据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E0和CEPET。从基期到T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为总效应HCEP，由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EPHWeff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CEPEeff两部分组成，见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3）

CEPEeff=■・Ln（■）（4）

若EPHWeff、CEPEeff为正值，表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促使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增加，称为增量效应，表现为驱动效应；反之，称为减量效应，表现为抑制效应。

1.4 数据来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的中部六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历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因为1990年和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并不是采用现行取对数的方法来调节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进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对数方法对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数重新进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为了使指标数据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数据选取年份和HDI数据保持统一，分别选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数据。

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

2.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呈现倒U型，在1999年达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基本上一直呈现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的格局。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为5.2倍，可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图2）。从图2可见，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省际绝对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过程。但总体而言，其省际差距是扩大的。

2.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

从图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其省际差距趋向缩小。1990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处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开始加快。

2.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

从图4来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其省际差距整体缩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极差为1.91，2008年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这种格局和趋势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特征较为相似，表明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河南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从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分解与测度

3.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驱动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抑制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且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减量效应到1995年～1999年变为增量效应，最为明显。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其中湖南的减量效应最为明显，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减量效应比1990年～1995年整体有所减弱，唯有河南减量效应仍较严重，表明河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抑制效应较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呈增量效应，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兼为抑制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正值，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为增量效应，起驱动作用。其中，河南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显；山西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显著（表2）。

3.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波动较大，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较为相似，但幅度较之略小。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经济福祉绩效效应的叠合，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换言之，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主要由其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的（表2）。

4 结论和讨论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达到峰值，但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单位碳排放量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为明显，但中部地区提高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仍然任重道远。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中部地区经济福祉绩效的省际差距整体在缩小。中部地区在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的过程中竞争十分激烈，表明经济发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整体缩小。中部地区人类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这一趋势在2005年后有所趋缓。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应转为减量效应，即由驱动效应转为抑制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则经历了“减量效应-增量效应-减量效应”的波动变化，即由抑制效应到驱动效应再到抑制效应的动态变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开始由减量效应转为增量效应，即由抑制效应变为驱动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起到了驱动作用。

第四，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现阶段主要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相似。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与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叠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

第五，中部地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耗较大，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较大。本研究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及其效应进行时空演变定量分析，对于指导和促进中部六省节能减排、产业优化升级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参考价值。在碳减排目标与碳排放空间的双重约束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未来导向下，提高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文发展与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高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与碳排放的逐步脱钩，将是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潘家华，庄贵阳，陈迎. 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M]. 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6-8.

[2] 赵一平，孙启宏，段宁.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响应关系研究：基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理论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2006（3）： 128-134.

[3] 孙耀华，李忠民. 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87-92.

[4] 何建坤，苏明山.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09（10）：42-47.

[5] 潘家华，张丽峰. 我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5）：49-50.

[6] 诸大建，刘国平. 碳排放的人文发展绩效指标与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73-79.

[7] 王圣云. 中部地区人文发展的生态效率评价[J]. 经济地理，2011，31（5）：827-832.

[8] 诸大建，刘国平. 基于碳排放的中国人文发展效应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11（4）：29-34.

[9] 谌伟，诸大建.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低么：基于福利视角的国际比较[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56-62.

[10] 王圣云. 福祉地理学：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20.

[11] 赫尔曼・E・戴利.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0-128.

[12] Osberg L， Sharp A.. An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for selected OECD countrie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2，48（3）： 291-316.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附录.

[14] Ang B. W. The LMDI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J]. Energy Policy， 2005，33（7）： 867-871.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篇2

关键词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解分析模型；效应

中图分类号 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038-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绩效，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带来了资源消耗、碳排放增加等问题。1990-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t，增幅超过73％，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1］。尤其是2005年的《京都协定书》的生效，虽然没有对中国提出减排任务，但却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有效地减少碳排放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及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更是中国国际政治交往中的重要内容。针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检验和拐点阈值的预测，类似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2～3］。但倒“U”型并非两者唯一的关系，经济发展不是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办法［4～6］。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许多其他社会因素也会影响环境质量［7］。分解分析法能够揭示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度。在生态、环境领域分解分析方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8～10］。为此，本研究在EKC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分解分析法分析中国碳排放变化的机制。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BT)]为解释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经济增长―环境质量的简约式回归方程进行分析，以直接模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而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估算出污染排放的变化趋势。在分析过程中，假定除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碳排放影响不变，用方程中的截距项表示，得出经验方程［11～12］：

式中：yi表示第i年碳排放量；x表示经济发展变量（常用人均GDP表示）；εi为截距项（包括技术、贸易、制度等影响因素）。对于不同的βi，i＝1、2、3，模型具有不同的意义。具体来讲，当β3≠0时，模型刻画了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或倒N型曲线关系；当β2≠0且β3＝0时，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U型或倒U型曲线关系；而当β1≠0 、β2＝0且β3＝0时，模型反映出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单调变化特征。

1.2 碳排放的分解分析

EKC模型揭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局限性［13］。为此，在EKC模型难以全面解释碳排放机制的情况下，分解分析的方法被引入EKC研究中，以定量分析碳排放变化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将碳排放的变化看作经济规模（以GDP表示）、产业结构（七大细分产业分别占GDP的比例Sit）和碳排放强度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碳排放变化分解为3种不同的变化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碳排放分解模型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Et为碳排放量；Yt为t年GDP，代表规模效应；Sit(S it=Yit/Yt)为t年i行业GDP占全国GDP 的份额，代表行业结构效应；Iit(Iit=Eit/Yit)为t年i 行业污染排放强度，代表广义技术效应。本研究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方法计算碳排放各类效应的贡献率［10,14］。

式中：gx=(xt-x0)x0为t年变量x相对于基年的变化率，x代表r，Iit，Sit，Yt;ei0=Ei0/E0为基年各行业i的碳排放比例。若三要素变化相应引起的碳排放效应为正值，表示各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冲击在增长，其变化值为碳排放量变化的增量效应；反之，为减量效应。

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6-1999年，2006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包括全国31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资料限制没有考虑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3个地区)。行业划分采用世界上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并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所划分产业结构，具体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和通讯业；商业、批发与零售业；其他服务业。由于能源数据统计为实物消耗量，为此对能源消耗数据作了相应的换算，统一折算成标准煤，其中煤炭的标准煤系数为0.714 3 kg标准煤/kg，石油换算系数为1.428 6 kg标准煤/kg，天然气换算系数为1.33 kg标准煤/m3(中国能源年鉴，2006)。

2 中国碳排放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2.1 碳排放量的估算及其特征

中国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C=∑imi×δi

其中， C为碳排放量；mi为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标准量；δ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收集有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并进行比较计算，最终取平均值确定为各能源消耗碳排放系数（见表 1），通过整理以上数据得到中国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见表2)。

从我国碳排放总量以及行业碳排放量来看，具有以下特征：

（1）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在研究时序内，碳排放总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0-1996年是碳排放量的迅速增长阶段，1996-1999年是碳排放的平稳阶段，2000-2005年是碳排放的急速增长阶段(见图1)。

（2）行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总的碳排放量中，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等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碳排放所占比重分别约为2.5%、80％、1％、5％、1 ％、10％左右，其中工业碳排放占绝大部分比重，为71％～84％之间，并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快速工业化过程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

（3）行业碳排放差异逐渐扩大。在研究时序内，碳排放量变异系数在不断扩大，碳排放量在行业之间的差异不断的扩大，1980年行业之间的差异系数为0.62，至2005年为0.74（见图 2）。

2.2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分析

（1）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rossman等学者依据实证分析［17］，认为这种随收入水平提高环境质量先恶化再好转的演变与诺贝尔奖获得者Kuznets提出的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依关系类似，均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故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 曲线”。为进一步验证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1980－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y=1.13×10-7x3-0.002x2+18.24x+38793.55

（R2=0.966，F＝133.59，sig.=0.000）

模型中系数都显著异于零，且拟合程度很高，β1>0 ,β20，呈现不太明显的N型趋势，即碳排放量随经济的发展先上升，再保持一定的水平，而后又上升，这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倒“U” 型特征，说明我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处在非均衡、难以协同的发展阶段。从曲线特征来看，人均GDP达到6 000左右时（即1996年），曲线有所下降。当达到7 000左右时（即2000年）曲线迅速上扬。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不具备严格的倒 “ U”型关系，这也验证了我国碳排放具有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协调性，为此在下面分解模型中对碳排放背后的机制进行研究，初步探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分别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变化影响的程度、特点和规律。

（2）碳排放变化的分解分析。为分析中国碳排放变化背后的机制，对1990-2005年的碳排放每年分别进行了分解(见表3)。

碳排放的规模效应均为正值（6％～33％）,年平均值为15.76％，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碳排放的增加，但随着经济增长规模效应呈下降的趋势。我国在1990-2005年GDP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尤其是1992-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4%左右，1996-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1999年跌至7.6%，此后经济保持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1990- 1995年的快速上升阶段，经济增长规模明显印证了碳排放规模效应的变化规律；1996-199 9年这一效应大幅度下降，这可能是因为1996年我国采取措施淘汰、关闭了一批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小企业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其滞后效应所致；2000-2005年规模效应又在波动中上升，这可能是由于扩大内需和增加投资的宏观政策导致大批高能耗、重复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项目盲目上马，导致经济发展对碳排放贡献保持高位。所以说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导致经济活动副产品（碳排放）的不断增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面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压力。

结构效应比较平稳，其值在-8％～2％之间，多数年份为负效应，年平均值为-0.8％，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贡献不是很大。在时序1990-2005年内，第一产业由26%下降至12.5%；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了8个百分点，低碳经济的第三产业能降低碳排放；第二产业虽然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但仍保持在46%左右，其中工业比重维持在40%左右。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工业结构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结构效应是经济结构在竞争中的结果。在降低碳排放量的角度，我国经济结构仍有待优化。

技术效应在研究时序也比较平稳，其值在-3％～32％之间，技术效应值波动较大，年平均值为4.65％，这说明技术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不是很大，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3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3.1 结论

（1）碳排放的非均衡状态。EKC曲线模拟结果显示我国碳排放量呈现“N”型，并没有呈现严格的倒“U”型特征，这与规模效应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关键是我国的环境治理的机制、市场和政策不完善，若不施行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未来在降低碳排放方面面临着许多风险。

（2）环境经济政策对碳排放的配置效应。我国碳排放政策的缺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滞后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持续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不同碳排放单位与国家、排放单位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配置。

（3）经济结构调整在降低碳排放中的作用。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中，只有结构效应的平均值为负，表明经济结构优化能降低碳排放，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4）碳排放与技术的分离。从理论上讲，技术效应对碳排放具有负效应，然而实际上我国碳排放技术效应具有随意性。这说明技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并未发挥优势，现行技术应用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技术进步并非与提高环境质量有关，尽管技术进步非常快，但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并不大。

3.2 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性建议

（1）建立和实施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环境调控政策。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应建立实施碳排放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碳交易、碳排放的企业准入门槛、节能减排等政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

（2）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从而降低碳排放。调整产业结构就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3）推行削减碳排放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编辑：王兴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世界银行的CO2排放报告〔EB/OL〕.省略.省略/billasx/bl og/p_2/.省略.省略/billasx/blog/p_ 2/.］

［2］王中英,王礼茂. 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6 :6（5）：88～91. ［Wang Zhongying，Wang Limao.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Effects o n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J］，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2006，6（5 ）：88～91.］

［3］Magnus Lindmark. An EKC-patter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Carbon DioxideEmissions, Technology, Fuel Prices and Growth in Sweden(1870 -1997) ［J］. Ecol ogical Economics,2002,42(2):333～347.

［4］Birgit Friedl, Michael Getzner. Determinants of CO2 Emissions in a Smal l Open Economy［J］ . Ecological Economics,2003,45(1):133～148.

［5］Douglas HoltzEakin, Thomas M. Selden. Stoking the fires? CO2 Emissions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57(1): 85～10 1.

［6］杜婷婷, 毛锋, 罗锐. 中国经济增长与CO2排放演化探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17(2):94～99. ［Du Tingting, Mao Feng, Luo Rui. Study on China's Econ omic Growth and CO2 Emission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 nt，2007,17(2):94～99.］

［7］李玉文，徐中民，王勇.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J］., 2005,15（5）：7～14.［Li Yuwen, Xu Zhongmin, Wang Yong.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5，15（5）：7～14.］

［8］SM. de Bruyn. Explain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tructural Chang e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Reducing Sulphur Emissions［J］. Environment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2(4):485.

［9］David I. Stern. Explaining Changes in Global Sulfur Emissions: An Economet ric Decomposition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2（42）：201～22 0.

［10］陈六君, 王大辉, 方福康. 中国污染变化的主要因素――分解模型与实证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40(4):561～568.［Chen Liujun, Wang Da hui , Fang Fukang. The Main Factors of Pollution Change in China: DecompositionModel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Natu ral Science)，2004,40(4):561～568.］

［11］彭水军, 包群.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J］. 财经问题研究, 2006,（8）：3～17. ［Peng Shuijun, Bao Qun. Economic Growth and En vironmental Pollution: An Empirical Test for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 othesis in China ［J］.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2006,（8）：3 ～17.］

［12］S.M. de Bruyn, J.C.J.M. van den Bergh, J.B. Opschoor. Economic Growth andEmissions:Reconsidering the Empir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J ］.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8，(25):161～175.

［13］佘群芝.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批评综论［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8, （1）：20～26.［She Qunzhi.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Criticism［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2008,（1）：20～26. ］

［14］Sun J W. 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Intensity:a CompleteDecomposition Model ［J］ . Energy Economics, 1998, 20(1):85.

［15］徐国泉, 刘则渊, 姜照华.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 2006,16(6):158～161.［Xu Guoquan, Liu Zeyuan, Jiang Z haohua.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arbon Emissions for China,19 95-2004［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6,16(6):158～161.］

［16］汪刚，冯霄.基于能量集成的CO2减排量的确定［J］. 化工进展, 2006， 25 （12 ）：1467～1470.［Wang Gang, Feng Xiao. CO2 Emission Reduction Through Energy I ntegration ［J］.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2006.25 （12）：1 467～1470.］

［17］Grossman G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AmericanFree Trade Agreement ［M］ . NBER, Working Paper, 1991.3914.

Character of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and Its Dynamic Development Analysis

HU Chuzhi HUANG Xianjin ZHONG Taiyang TAN Dan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3, China)

篇3

关键词：碳排放；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碳排放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会使得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从而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保证农业经济得到增长，并且减少碳的排放是最重要的发展策略。

一、碳排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碳排放计算方法

碳排放量的计算主要从化学的角度来进行，其中的主要参数是二氧化碳。根据它产生的化学原理，可以进行碳排放量的计算。一般来说在计算中需要结合我国在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要在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来思考。在计算中，需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辅助，对碳排放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究和分析。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碳排放测算法和弹性分析法。第一种方法的计算对象是碳排放量，主要依据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具体的计算公式是：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第二种方法主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弹性情况来进行等级的计算，具体通过如下公式来进行计算：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基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碳排放计算方法

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来说，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到碳排放的计算，例如发展农业经济时所需要的基础工程建设和能源消耗等等，这些都是碳排放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对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时，要分别对每一个阶段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原理是：T碳排放量＝A所消耗的资源数量×B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过对每一个阶段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求和，就可以得到农业经济在它的发展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主客观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计算过程要灵活进行调整。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的建造会对建筑材料产生消耗，建筑材料在生产的时候，在开采、运输和生产环节所消耗的其它资源都是碳排放产生的地方。在建材的生产阶段，碳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以单位的质量的物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量。在这个计算中，涉及到各种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对于这个数值来说，不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因子是固定的，对于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其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且计算还会涉及到回收系数。实际上在农业经济发展的环节当中，很多人会忽略了建筑在其中的碳排放状况，但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并非是单纯和农业相关，它需要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来进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忽略这些环节的碳排放状况。农业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大量农作物的运输，运输需要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会产生能源的消耗，最终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同运输方式的单位耗能和碳排放系数是不一样的，由于不同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环境下所涉及的运输距离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具体的计算中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我国碳排放的现状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

经济增长必须会产生能源消耗，这就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别是碳的排放，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造成比较大的威胁的。从近几年来我国的排放量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的碳排放量增长率是在全面增长，因此，这需要我国不断地加强碳排放的治理工作。近些年来人们对他开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经济增长进行追求的时候会对自然环境出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这样的破坏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现象，人们就会对低碳经济进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势，也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形势。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途径的确定需要对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对生活方式进行改变，并且尽可能地发展一些可再生的能源技术。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切实地发挥政府本身的职能作用，通过改革提供它们的管理水平。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它的出发点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但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和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和国家的发展也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低碳经济的模式，这样子，我们能够从多个方面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从而为低碳文明的基础提供帮助。我构建作用，使得我们在创建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二者能够和谐共同发展。

三、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背景下的发展策略

基于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在能源消费的过程当中，碳排放的数量是不断的，随着煤炭的碳排放量迅速升高而在增大。因此我们要想对碳排放量的增大进行控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加强。首先，要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推动。当前，我国是处在一个工业化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把压力转接到环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要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根源上入手，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我国要加快技术的创新，加强技术对于研发投入力度和研究力度，确保在碳排放的控制方面有着良好的技术支持，可以从过程中减少碳的排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具体来说，我国应该在增加洁净的能源上入手。我国的主要能源来源于煤炭的燃烧，而煤炭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成为了碳排放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想控制碳的排放量，就应该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这一个开发利用来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进行改变，最终从根源上控制碳排放。最后，我国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不能对碳排放处理问题和农业经济问题进行一刀切，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促进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一般来说，这样的平衡点寻找是需要不断摸索的，应该结合具体的实证分析关系进行探寻，避免出现过于极端或不契合实际需求的情况。

四、结语

总的来说，碳排放和经济的增长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关系会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应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明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产业规模和结构的调整，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清洁技术的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得到协调的发展，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帮助，切实提高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

参考文献：

[1]李国志,李宗植,周明.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04).

[2]李玉波,许清涛,高标,等.吉林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实证分析[J].中国农机化学报,2017(02).

篇4

内容摘要：本文从碳排放权形成的原因、碳排放权主客体的关系以及低碳经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产权理论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市场交易为基础，公众参与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关键，产权保护为保障的低碳经济发展“五力”模型。

关键词：低碳经济产权理论碳排放权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近几年来，如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当前，学者从产权理论角度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交易障碍的排除上。国内最早用产权理论分析低碳经济的是天博士（2007），他对碳排放权的特征进行了界定，认为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强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议。张国丰（2010）通过对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要从初始配额分配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方面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张鹏（2010）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论述了知识产权制度应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上对低碳技术创新给以回应。然而，还没有学者从产权理论的视角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篇5

【关键词】京津冀；碳排放；STIRPAT模型；低碳经济

一、引言

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科技中心，京津冀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及全国经济发展的新龙头。然而，京津冀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增大，给京津冀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观察，近年来，尽管京津冀地区已经开展了节能减排的相关合作，但碳排放量却一直居高不下。可见，还存在其他因素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深入研究并测算京津冀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指向性的政策法规，才能在实现该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的研究，艾尔利希（Ehrlich 1970）最先建立IPAT模型，指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密不可分，本文将对京津冀区域2000-2013年的碳排放量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实证研究，进而为该区域制定产业经济政策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般而言，人口增长会从两个方面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一是较多的人口导致对能源需求较多；二是较快的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森林破坏，土地利用方式发生改变。现有文献中，Knapp（1996）研究了二氧化碳量和全球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人口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原因。相反，也有学者的观点与此相反，Bin（2005）认为人口规模的增多能够促进技术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双向的。李国志等（2010）提出，一方面，人口增长增加了能源消费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会促进技术改革，从而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人口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而言，取决于两方面的效应之和。由于京津冀地区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教育水平、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所以很可能导致该区域内人口增长带来较大的技术进步，从而使人口对环境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碳排放量的增长与人口规模负相关，即人口增长能够使碳排放量减少。就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来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Dinda（2004）研究发现碳排放量和人均收入之间呈正向线性关系。Fried陂现人均实际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立方关系。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工业发展战略，所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引起对能源、交通的需求增加，碳排放随之上升。同时，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环境破坏，这也使得碳排放量随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基于这些理论研究，本文提出假设2：碳排放量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降低作用很明显，并且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国内外目前文献中，绝大多数学者用能源强度的大小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能源强度越高，技术水平越低，相反，能源强度越低，技术发展水平越高。而关于能源强度与碳排放量的关系，Wu（2005）等利用一种新的三层分解方法研究了1996-1999年中国碳排放“突然下降”的原因，结果表明工业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碳排放下降的决定因素。Wang等（2005）利用LMDI方法研究了中1957-2000年碳排放变化，结果表明95%的碳排放是由能源强度下降引起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碳排放量与技术进步负相关，与能源强度负相关。关于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Liu Chunmei等通过建立碳排放和产业结构比重的回归模型，发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CO2排放强度。此外，庄贵阳、牛鸿蕾、江可申等均指出，不同产业结构会导致不同的碳排放量，且工业增加值比重与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相关，且与第二产业的比重呈正相关。针对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Richard基于对美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研究发现，1917年以来，美国碳排放量降低的主因之一是替代能源的开发，说明能源结构的改善可以降低碳排放量。此外，国内学者王韶华、于维洋运用途径分析法研究了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结果表明：煤炭消费是碳排放强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与煤炭消费比重正相关。

三、模型设定

四、实证结果及结论

回归结果发现，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拟合优度达99.45%，各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随着人口规模每上升1%，碳排放量平均下降1.1594%，这.一结论与假设1相符。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或许与京津冀近年来关注创新、促进技术变革等有关，在这种机制下，人口增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技术进步，从而使得人口对环境的总效应带来碳排放量下降；碳排放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且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0.9665%，与假设2相符。这可能是由于当经济水平改善时，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消费会增加，且京津冀地区至今仍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虽然该区域正在努力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这过程中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不可避免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随着能源强度上升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0.2934%，这一结论与假设3相符。这可能是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改善，并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以物质要素投入转向知识要素投入的速度加快，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带来碳排放量的下降；第三产业贡献率每增加1%，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0.2414%，这与假设4相符。说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量，这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第三产业属于低碳产业，且该产业的发展与技术革新的速度密切相关，因此当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增加时，能够在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煤炭消费比重每上升1%，碳排放量下降0.2414%，这与假设5相悖。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煤炭进入工业社会由来已久，随着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人们对煤炭利用效率进行了极大地改进，而其他新能源由于技术不成熟或者成本较高等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并没有超过煤炭的使用效率，因而导致煤炭消费比重增加反而降低了碳排放量。

篇6

（许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许昌 461000）

摘要：全球变暖与环境污染日益引起来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并引起理论界的探索研究。采用IPCC计算方法，对中国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并定量研究了碳排放量与GDP，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与GDP显著正相关，碳排放强度与环境治理水平显著负相关，最后，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角度提出促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碳排放数据；碳排放强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X7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6．0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CGE模型的我国低碳发展政策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2YJA790214）；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科研究“三重”重大专项“新常态下河南省产业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和对策”（项目编号：2014-SZZD-07）

收稿日期：2014-12-26

0 引言

根据联合国（NGO）世界和平基金会世界低碳环保联盟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但人均碳排放却远远低于美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阶段内，对于能源消费数量庞大，而且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以及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引起人民关注，减少二氧化碳等废弃物排放，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作出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每单位GDP中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首先要明确影响二氧化碳产生的因素，较为经济、准确地获得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本文将估算中国碳排放数据，为低成本、高质量获取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供参考依据。

国内外有关估算碳排放数据的方法的研究主要有，Druckman等采用类多维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结果显示英国碳排放量与收入水平、居所、职位和家庭组成有关；Ramakrishnan应用DEA方法研究了了GDP、能源消费、碳排放三者之间的联系；Ugur Soytas运用VAR 模型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耗、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魏楚通过研究发现GDP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对碳排放影响较大；许士春采用LMDI加和分解法得出我国碳排放的最大驱动因素经济产出效应而最大的抑制因素为产业结构效应的结论；赵敏利用IPCC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估算出上海居民城市交通碳排放数据，并分析了碳排放强度；叶震参考了RAS双向平衡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估算出我国1995－2009年数据。现有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能源利用技术以及能源消费结构有重要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方法有些过于复杂，所需要的参数较多，结果未必更真实接近真实碳排放量。

1 碳排放数据的估算方法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如投入产出法、碳足迹计算器法、IPPC计算法等。IPCC 计算碳排放的方法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的，为世界通用的计算方法，IPCC的评估报告阐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来源主要为人工排放，而人工排放的途径主要来源能源消费。尽管各国减排技术或资源禀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这种方法依然可以通过变换相应参数进行调整，这种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所需要的各种能源的参数以及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计算十分简单。

采用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方法，假设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为固定数值，将其结合能源消费数据：

式（1）中，A为通过能源消费向空气中排放的碳排放总量；Bi为能源i消费量； i为能源种类；i＝1，2，3，估算的是由煤、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量；C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

上述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在连续进行时间序列数据估算时存在一个缺陷，即如果选定基年的碳排放系数，那么基年以后年份同样选择相同的碳排放系数，则明显没考虑废弃物循环利用和综合治理的因素，因为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水平的提高，循环利用或综合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弃物的力度也在加大。但是很难获得二氧化碳回收等方面的数据，因此，选择“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一指标修正碳排放系数。

取某一种能源基年的碳排放系数为Ci1，基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值为，则基年以后任一年份碳排放系数为：

本文选择2000年为基年，利用以上公式估算中国2000－2012年碳排放总量（文中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GDP以2012年价格计算，估算结果如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在总体增长的趋势中，出现几次阶段性下降现象，主要原因不是能源消费总量下降，而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中国碳排放量主要由煤炭产生，而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大，而其他所占比重较小，产生单位热量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见图2。

碳排放强度是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其大小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大小。从图2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在节能减排上取得的成效，然而应该认识到中国碳排放强度依然较高，而且最近几年下降速度变慢。

2 碳排放量与GDP关系

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高速发展之中，能源消费结构和环境治理水平也在不断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和环境治理水平提高又减少了碳排放量。因此，有必要研究碳排放量与GDP关系以及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结构、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

为解释变量，以2012年不变价格计算，碳排放量被为被解释变量，模型中参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则中国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与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用200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估计模型中的参数，则2000－2012年中国二氧化碳碳排放量与的关系为：

从上述建立的一次线性回归模型各参数可以看出，GDP对碳排放量显著，回归系数显示为正值，表明中国GDP显著正向影响碳排放量，随着GDP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与之同步增长的趋势，并且GDP每增加1亿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24万t。由于GDP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长期的单调递增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将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减排压力。

用CI表示碳排放强度，f1、f2分别代表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用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00-2012年，中国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结构以及环境治理水平的回归如下：

括号中数据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1％显著。

碳排放强度和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变化的正向关系说明，煤炭、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的提高都会使碳排放强度增加，但是从回归结果来看，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要比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1％促进碳排放强度增加得快一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提高石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符号为负，表明环境治理水平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表明在中国提高环境污染治理将会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

3 促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

3．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的局面

要把加快低碳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过多碳排放量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以及由于大量碳排放量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要明确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碳排放方面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要牢固确立低碳发展意识，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保护环境等成为各级政府和企业的重要发展理念。要区别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经济发展不仅有经济总量的增加，更需要有经济效益、环境治理以及人民水平的提高。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低碳发展。

3．2 优化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由于不同产业生产相同价值的产品其消耗的能源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生产等值产品第二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多，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少，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少。中国要想完成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中作出的承诺，就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力争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使碳排放总量最少。

3．3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利用结构显著相关，一般来说，产生等热煤碳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少，而清洁能源排放更少。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形成以煤炭为主，清洁能源较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造成了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因此，要加大对风能、核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另外，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在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时，又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3.4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影响因素很多，由前面研究可以看出环境治理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较低，而且其值一直难以稳定，处于不断变化中。当前，中国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不够相关，因此，有必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可以逐步引入碳税制度。碳税可以迫使企业因为沉重的税收而放弃碳排放量较多的一些产品生产，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它是最具有市场效率的减少碳排放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

3.5 增加碳汇

减少二氧化碳除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外，还应该尽量吸收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碳汇的目的就是从大气中除去二氧化碳的一些方法过程、活动以及机制，主要依靠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是最大的碳库，通过树木和花草等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造出氧气并向外排出，这样会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当前，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较低，需要继续增加森林面积。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排放的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十分庞大，要想保证空气质量，减缓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需要扩大森林面积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另外，国土的绿化会使国家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观光，不仅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同时也可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Angela Druckman.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UK Households 1990-2004[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68)

2 Ramakrishnan. Factor Efficiency Perspective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World GDP,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06(73)

3 Ugur Soytas. Energy Consumption, income,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62)

4 蒋金荷.中国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11（4）

5 许士春，习蓉，何正霞．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启示［J］．资源科学，2012（1）

6 赵敏．上海市居民出行方式与城市交通CO2排放及减排对策［J］．环境科学研究，2009（6）

篇7

［关键词］隐性经济规模；碳排放；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国民经济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8. 027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8- 0040- 02

1 引言

近200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中国碳排放的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隐性经济，又称灰色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包括所有创造价值但未被列入国家经济核算的经济活动。隐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生活贫困人员获得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隐性经济的大量存在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影响了社会公平、增加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那么，随着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碳排放量的增大，隐性经济和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否会引起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2 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分析

2.1 隐性经济的规模

度量隐性经济规模的方法通常可分为直接法与间接方法。直接法基于个人收集或企业未来申报收入等直接信息来进行计算。间接方法则根据在官方宏观经济统计资料中留下的痕迹来确定隐性经济规模，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和支出差异法、官方统计和实际劳动力差异法、货币交易法与货币需求法、结构方程模型法或者MIMIC法等。

2.2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2．2.2 数据收集、估算与整理

本文对中国总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式中，E为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F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Si为i类能源在总能源所占的比重。这里Fi的取值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2.2．2 因素分析

本文中，Fi是固定的，即影响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为能源结构变化、能源效率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变化。

图1表示1998-2007年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在不断增加，虽然，1998-1999年期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其后又快速增长。特别是2000年以来，其数值猛增，2002年年增长率接近10 ％，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5 ％。造成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是不断增大的，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基本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

2.2．3 模型建立

由上述分析，我们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即建立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模型。我们估计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型方程为：

Hesize＝f（Structure，Efficiency，Growth）；

对其199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稳定性分析，发现Structure与Efficiency不能通过检验，说明隐性经济规模和Structure与Efficiency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故我们将Structure与Efficiency这两个指标剔除，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并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其方程为：

ln Hesize=ln Growth+ε2

从实证结果分析得知，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国内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也将继续增加，同时，由于隐性经济规模对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所以说目前为止，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先是通过借鉴杨灿明等（2010）的隐性经济规模指标，然后通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详细阐述中国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分解的三因素之间关系，最后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三因素的计量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但是隐性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明显，隐性经济规模每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2．3％，表明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所以我们要严格限制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严厉打击隐性经济犯罪，完善税制、加强稽查，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后就是加强廉政政策、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Johan Albrecht， Delphine Fnaocors， Koen Schoors． A Shapley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Without Residuals［J］． Energy Policy，2002，30（9）：727-736.

［2］B W Ang，F Q Zhang，K H Choi．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 ［J］．Energy，1998，23（6）：489-495.

［3］杨灿明，孙群力．中国各地区隐性经济的规模、原因和影响［J］．经济研究，2010（4）.

［4］李金昌，徐蔼婷.未被观测经济估算方法新探［J］.统计研究，2005（11）.

［5］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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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较低能耗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普遍任何和采用的一种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倡导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是以资源密集型转向资源有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关键且重要的沟通桥梁。本文通过选取湖北省1999-2010年碳排放源相关数据，对人均碳排放量、人均GDP、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建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关键词：碳排放；经济增长；湖北省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通过对近十年湖北省碳排放量分析可发现，近10年，湖北省人均碳排放量低于全国水平，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的优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湖北省碳排放量由逐年稳定下降转为快速上升而后又出现波动，其拐点分别为2001年、2005年以及2006年。对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集中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及经济发展规模上，即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其中第一阶段起主导性作用的是产业结构优化及能源效率提升；第二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能源效率下降及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的大量增加；第三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能源效率及产业结构变动，因此能源效率及产业结构在碳排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 碳排放介绍

碳排放指的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温室气体中含量最多的是CO2，并且给全球造成气温上升危害最大的也是CO2，所以国际组织为了方便群众理解即命名这些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叫做“碳排放”。碳排放分为可再生碳排放和不可再生碳排放两种。前者指在地球表面的各种动植物正常的碳循环，也包括使用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碳排放；后者指从地下把几亿年前沉积下来的矿物能源开发出来，燃烧后产生的碳排放。碳排放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用来衡量各地区环境的一个重要参考和数据并且倍受关注。

1.3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建立碳排放定量评价模型，对湖北省碳排放总量进行定量计算，并对其时间序列进行分析（1999-2010年），在此基础上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当前背景下深入探讨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发展趋势特征及影响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制定各种能源政策、抑制碳排放量，并根据计算结果对湖北省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最终实现低碳经济。

1.4 研究现状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关系问题的一个特例，是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大环境下衍生出来的。对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CO2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倒U形关系和N形关系，其中以支持两者呈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兹曲（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关系的有效证据居多（1）。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EKC关系。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CO2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是否为EKC，还没有得到实证分析证据的支持。从一般意义上讲，EKC理论揭示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化趋势。国外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多数支持EKC假说（2）。

2.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2.1 碳排放量与GDP数据计算

湖北省1999-2010年总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式中，C为碳排放量，104t；Ai为能源i消费量，按万吨标准煤计，104t；Wi 为能源i的转换系数，（kg标煤/kg），Bi为能源i碳排放系数，（104t）/（104t）；i为能源种类，取15类。湖北省主要消费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将能量单位转化成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等于2.93×105GJ（3）。

对1999-2010年湖北省人均碳排放量进行分析，根据定义计算得出：1999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为4071.8万吨，在12年的提高当中，尤其从2001年开始，增长速率不断提高，并以2001年为分界点。2001年以前碳排放量下降而后出现上升，增长趋势不稳定。2001年后碳排放量一直上升，增长趋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自1999年起，湖北省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呈现增加的趋势。1999-2003年，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人均碳排放量较低且增长趋势较为平稳。2004-2009年间，人均碳排放量增长十分突出，2004年为1.03吨/人・年，相对2003年年增长率高达28.8%，而这几年间增长率相对较为稳定，一般保持在9%左右，而2010年人均碳排放量再创新高，达到1.67吨/人・年，增长率高达10%。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湖北省政府及其相关单位，还不能提供一套切实可行多行的治理方案的话，在湖北省未来环境发展中，讲、将会遇到越来越多阻碍的因素。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而有力，一跃成为我国的战略中心地域之一。本文将通过查询1999-2010年湖北省总GDP，湖北省1999-2010年总人口数，从而得到计算得到人均GDP。

湖北省历年人均GDP呈现稳步增长趋势，1999年到2010年，人均GDP从5434元增长到25854元，相对增长率达到375%，特别是2007-2010 年人均GDP出现较迅速增加，2007年为15338元，较2006年增长22%。而2010年较2009年增长23%。近几年，湖北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大力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政府投资加大，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使人们忽略了对周边环境的保护，导致了人均碳排放量亦增长迅速。

2.2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当前，已经有很多研究人员运用EKC理论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一般，标准的参数化EKC模型为：

Ln（CO2/P）t =c+β1ln（GDP/P） +β2[In（GDP/P）] 2+β3[1n（GDP/P）] 3+ut

其中，被解释变量（人均CO2排放量）和解释变量（人均GDP）均以自然对数形式表示。C代表常数，u代表随机误差，t为时间指标（t=l，2，T），βi（i=l，2，3）分别代表一次、二次和三次系数。当β3 ≠0时，人均C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或倒N型曲线关系；当β3 =0且β20时，人均CO2排放量随人均GDP呈U型关系变化；当β3 =0，β2=0且β1≠0时，人均CO2排放量随人均GDP单调递增或递减；当β3 =0，β2 =0且β1=0时，人均CO2排放量与人均GDP没有关系。

而通过计算出的湖北省1999-201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人均GDP，运用SPSS软件，得到标准的参数化EKC模型：

Ln（CO2/P）t=0.018+0.757Ln（GDP/P）-0.071[Ln（GDP/P）]2-0.229[Ln（GDP/P）]3+ut

由EKC模型表明，β1=0.757>0，β2=-0.071

3.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1）1999-2010年湖北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2004年之前增长比较缓慢，之后增长比较迅速，人均碳排放量由1999年的0.69吨/人・年增长到2010年的1.67吨/人・年，总体上增长形势十分严峻。

（2）根据EKC模型得出，1999-2010年湖北省人均C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者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总体增长趋势上碳排放量随GDP的增长而增长，GDP的增长趋势较为稳定，而碳排放量增长幅度较大。湖北省随着人均GDP的上升，目前人均CO2排放量正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N型曲线的转折点。

3.2 本文研究展望

湖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的基础数据还无从获得。随着研究的深入，探求更为精确的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势在必行，那将意味着对统计数据的要求越来越详细，对湖北省相关统计部门在进行数据统计时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对湖北省当前所做的部分研究中，对能源消费因子的研究不够具体和深入，因此，亟待加强对能源消费种类及相应碳源碳排放强度的深入研究，为湖北省制定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继森，颜雯晶.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N].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2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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