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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市域社会治理，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
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及内容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服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大局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是于都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动该县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需要。于都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把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大力推动，确保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一、注重三个结合，强化主动担当
一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更加自觉地把做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将各项具体责任细化落实到班子成员，把各项具体任务逐一分解到相关股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民政主责主业相结合。结合民政主责主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在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童等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动民政系统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联创共建相结合。积极加强与县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为工作开展献计出力。
二、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关键环节
一是突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步理顺基层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制定事项清单，建立准入机制，使基层组织逐步回归服务群众的自治本位，切实帮助基层组织“减负增效”。全县391个村（居）按照“四议两公开”要求，落实了村（居）“三务”信息公开，将公开事项分为三类34项，建立了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等议事协商载体，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聚合力。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的指导力度，通过“以奖代补”措施落实，促进红白理事会在扭转“攀比之风”、抵制“高价彩礼”、树立“婚丧新风”等方面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发挥。指导对达到条件的思源安置小区、城南新建小区群、盘古山钨矿、银坑移民安置点、葛坳圩镇设立社区居委会，推进城镇规划区域内“村改居”试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二是突出社会组织管理。适度降低登记门槛，对城乡社区社会治理型社会组织采取备案制，以提高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覆盖率，目前，全县社会组织登记注册350家，其中社会团体9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59家，社会组织在村（居）覆盖率达89.51%，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3‰；组织开展社工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今年“牵手计划”广州北斗星社会工作中心来该县开展社工培训78人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取得成效，强化线索摸排和行政执法，公布了该县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对12家长期活动不正常、不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行政执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助学、关爱留守儿童、健康义诊等社会治理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26余万元，禾丰商会在2020年“百社解百难”行动中受到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的表彰，被评为“积极单位”。三是突出志愿服务队伍壮大。合力在于都微爱公益发展中心、于都义工联、于都应急救援协会、于都心理健康服务协会、于都“打铁佬”平安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比3‰。积极开展婚姻危机干预和婚姻家庭疏导服务，促进家庭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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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3.
〔2〕张海东.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J〕.社会学研究，2012，（3）：223-240.
〔3〕〔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06.
〔4〕迟玉华.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思考〔J〕.职业技术，2007，（6）：104-105.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关键词】治理；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和完善；研究
治理，是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存在着异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反映到政治层面，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城乡一体化、新型农村城镇化等新格局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切实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让其享受市民待遇，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问题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是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的不断发展。但总体上看，农村发展仍然相当滞后，人民群众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追求有更高的期望。因此，促进农村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极为紧迫和现实的重大课题。我国农村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村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中，不完善、不科学的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加强乡镇社会治理体制研究，强化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实现长治久安。
二、中国乡镇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政府服务职能难以发挥
公共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内设机构不合理，服务效率不高。乡镇政府是一级政权组织，依法治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是中国政权体系实现统一领导的客观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一些行政职能权限相继从乡镇体制中剥离，实行了垂直管理。但一些行政职能责任和义务却没有随之剥离，使乡镇常常面临有责无权、有事难管的窘境。乡镇职能正在被弱化，乡镇政府成了“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政府。乡镇内设机构遵循与上级机构、部门对等对口的设置模式，通常每个乡镇有15--30个“站、办、所”，既有省、市、县直机关向下延伸管辖的站办所，又有归乡镇政府管辖的站办所。延伸的站办所虽在乡镇，但人财物权仍由上级单位掌管，造成指挥调度不灵，责、权、利难以相互统一，机构运转效率不高。缺少足够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为民服务、为民办事。基层机构人员素质不高，存在“”问题，责任意识不强，大局观念淡薄，宗旨和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率低下，乡镇政府服务职能难以发挥。
（二）公共财政资源短缺，难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根据“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乡镇设置内设机构财政所。由于大多数乡镇不具备区域位置优势，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乡镇财政资源极其有限。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中央与地方存在“中央钱多地方钱少”的现象。乡镇政府财力不足，难以保障公共事业的发展。以上级转移支付方式满足公共产品的供给、分配带有很大随意性，出现跑“部”“钱”进现象，滋生权力寻租问题。财政收入逐级上移，责任逐级下移。“土财政体制”的存在，乡镇需上缴部分财税供上级政府使用。乡镇自行承担自身运转所有经费，财政严重入不敷出。有些乡镇举借大量债务，财政收不抵支，无力偿债，“面临破产的可能性”。财政供养人员未统筹安排，存在人情财政情况。涉及人民群众最直接利益的人口计生、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就业等项目支出，无财力安排。缺乏有效的财政财务监管，乱收乱支现象有时极为普遍。
（三）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进程
乡镇体制不合理，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权力被缩小、职能被收缩，责任并未减少。“全能政府”的模式未根本转变，部分乡镇工作还在靠传统的行政体系和行政手段，工作上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政事不分，村委会的自治权利被弱化，政社不分，村级职能政府化。考核乡镇政绩指标体系不够合理，导致乡镇由被迫玩“数字游戏”。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乡镇干部的工作围绕上级安排，难以围绕农村工作。乡镇政府履行职能主要依靠行政推动，难以依法履行职责。公共服务职能薄弱，行政管理与命令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要，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乡镇干部观念转换不到位，缺乏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工作自主性差，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农村公共产品不足，农村社会保障日益困难，农村文化教育缺乏，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增多，乡镇职能转变缓慢，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三、基于公共视角的中国乡镇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新路径
信息与传播技术为包括劳工在内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基础，从而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鉴于传播和信息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如何诠释信息劳工及其得以产生的社会性质。本文将陈述该领域的学术史，并以考量百家争鸣的信息社会理论来结束全文。
信息工作研究的历史脉络
对于信息传播科技、工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与论争由来已久。如果要讨论西方世界对这一课题漫长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必然会提到致力于思索18世纪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型的圣•西门(Saint-Simon，1952)的论著。当然还有马克思（1973），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时，曾提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形成[3]。在此，我还要述及19世纪发明“分离机”（difference engine）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832）[4]，这是针对计算机的第一个非凡设计。从圣•西门、马克思再到查尔斯•巴贝奇，以及一系列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对我们思考工作、科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本文的意图，最有效用之处莫过于它聚焦二战之后不断加剧的论争，这期间学者开始注意到制造业之外的产业工作职位数量的显著增长。战后初期，提升测量方法去探测作为经济力量的信息部门增长成为了学术强调的重心。在这一点上，吉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1954）提供了最早的关于农业、制造业和欣欣向荣的服务业部门分化的有效分析[5]。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是以图表展现数据和信息经济成分扩张的引领者之一[6]。由于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广泛，描绘了人们所熟悉的知识以及形形掌握知识的智识者，所以他的研究成果备受青睐。对于前者而言，他对若干种不同的知识类型进行了区分，包括智力的或是源于科学、人文训练的知识。他还鉴别了在工作、家庭或政治领域中，被要求委以重任完成特定工作的一种实践知识的范畴。有趣的是，马克卢普是反思第三类知识意义的先驱。他称之为“闲谈”（small-talk）或者“消遣”（pastime）的知识，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7]，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常识（common sense）。他说明了精神知识和 “不必要的知识”或者偶然习得的知识各司其职。他的知识地形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奠定了密切关注知识和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的基础。但他的知识景观图远不如他对知识与劳工之间关系的考察那么引人入胜。
被马克卢普称之为知识生产者的这一类人，已为我们认识知识贸易（交易）中各种类型的工作者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途径。因此我要对他的成果进行详细描述，而且他的研究也证明在信息论短暂的理论史中，马克卢普所作的贡献也不是简短的一个注释就可以诠释清楚的。在通往探究知识劳工的多条坚实路径中，他的论述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马克卢普对一系列的知识生产者作了如下的描述：
1、原创性的创作者：这些原创性的创作者吸纳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但同时也根据自己的创造增添大量内容，并且在从他人吸纳进来的观点和他们所传达出去的观点之间，只有微弱的间接关联。原创性的创作者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以及那些重新定义人们既有的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和为其他知识工人建构范式的思想家。原创性的创作者正是有创造力的知识工人阶级的核心群体。
2、分析家：除规定程序之外，他们在已经被人们接受的知识体系中加入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记者、大学教师、应用领域的科学家，比如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今天都应该把他们归入分析家的行列之中。
3、诠释者或翻译者：此类知识工人改变了原创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但这样做的目的是给那些试图获得原创信息的人以平等的机会。不参与科研的教师、语言翻译、新闻广播员和摄像师都属此种类型。
4、加工者：加工者主要指那些改变信息储存的形式和内容，运用常规程序对接收的信息进行专业操作的人，例如他们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或评估，从而得出一个独立于加工者自身品味和价值判断之外的确切结果。会计师、新闻通讯社编辑、图书馆中负责图书流通和目录编排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基层的健康专家（比如那些进行例行体检的人）都是加工者的典型代表。
5、改编者：改编者和其他群体一样，对接受信息的形式进行了修改，但他们并没有改变信息内容。马克卢普以速记员为例，指出书写年代速记员的作用要比今天更加显著。电话中心的接线员是当代社会中变革者的缩影，因为他们会制定一份特殊的书面计划，并希望据此销售产品、提供服务。个别的接线员可能尝试对信息任意处理，他们甚至偶尔会，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忠于职守”是电话呼叫中心的行业核心准则，作为接线员必须恪尽职守。
6、传送者：马克卢普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已经论述过这类知识工人，他们将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给他人。信使、邮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将信息内容从一处传到另一处的传送者们共同构成这一群体。
目前，摆在知识工人面前的一个挑战是他们是否能行之有效地在传送者的经历及其在知识等级的高端搭建具体的连接点。例如，高级知识劳工如作家和程序设计员，能否从1997年客车司机工会抗议联合货物运输公司的罢工中总结经验教训（Kumar 2007a,2007b.）？这些不同团体是否目标一致，从而确保他们在相同的贸易工会或者工人协会领导下并肩作战？这并非多虑，计算机专家的联盟――华盛顿科技工人联盟会（WashTech），其在美国一个较大的贸易工会――美国通讯工人联合会（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的帮助下，便成功地将美国最大移动运营商Cingular(即AT&T Wireless)无线广播公司的工人们组织起来。
马克卢普对知识和知识劳工的认识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坦言他不能完成计算知识工人的工作。他说：“我在试图将知识生产活动按照不同的层级（传送者、改编者、加工者、诠释者、信息分析者、原创性的创作者）进行数理统计的时候，我的研究失败了”。而这种“败局”一直到马克•U•波拉特（Marc Uri Porat）的出现才宣告结束[8]。
波拉特（1977）证实了经济发展历经从占主体地位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转变为以服务和信息占主导地位的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波拉特不仅通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报告中的400个职业类型建立了一套统计模型，他还试图克服马克卢普研究中的不足。马克卢普没有充分证实包含那些难以计算的非知识部门的主要产品的公司内部环境的信息活动。因此，波拉特除了认识到包括大众传媒产业、教育产业和计算机制造产业这类主要的信息产业部门容易为人所知的信息价值，他还意识到制造业中由非信息产业公司的信息部门所生产的信息价值，例如制药公司中负责研发的部门所产生的信息价值。波拉特总结上述研究得出结论：信息活动所包含的价值占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
尽管波拉特对马克卢普的研究有所修正，但他自己的研究仍然招致两个方面的批评。首先，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努力阐释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内容，波拉特的统计数据的问题在于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太宽泛。在把他的研究扩展到主要信息产业以外的公司的知识密集型部门时，他的研究结果也问题重重。我们不禁要问：每份工作都包含信息的成分吗？甚至汽车组装工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才能为体力劳动做决策吗？一个有线电视维修技术员面对一个错误的信号会怎样处理呢？其次，需要考虑的则是权力的问题。把首席信息官员和在同一知识工人群体中的研发部门工作的档案管理员同等看待是否切实可行？毫无疑问，这里涉及更多的问题是他们处于一个团体中完全相反的两个等级，社会地位根本有别，而不是他们都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信息价值作出贡献。
这些批评论点并不意味着波拉特的研究毫无意义，而是证明波拉特过分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即过分强调信息活动在GDP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与其争论职业结构中究竟能提炼多少信息劳工的成分以便更好地理解GDP的构成，还不如去认识信息劳工的性质和由于发展所导致的融合和冲突。在此，波拉特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工作的类型图而做出了一个类似于马克卢普的贡献。他认识到对知识工人做出分类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也是“冒险之举”（1997，5）。他展示了三部分的基模，开始将生产和销售信息的工作者作为第一大类，这个群体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教师、作家、记者和图书管理员。第二类知识工人的分类涵盖那些采集和主要生产者所和销售的信息的人员，包括经理、秘书、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最后一类是信息技术操作者，包括从事系统安装和维护工作的计算机操作员、有线电视安装员和电视机维修工等。
马克卢普和波拉特贡献卓越，尤其是对人们理解知识劳工的扩增及其结构的扩展受益匪浅。但是，他们两位都没有提及这种转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73）的研究则更胜一筹，颇具理论复杂性[9]。当然，贝尔并不是孤掌难鸣，都兰（Touraine 1969/1971) 和高尔德纳（Gouldner 1979)的研究就足以证明贝尔理论的深刻性。正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贝尔在他的时代做出了更彻底的分析，而且他的研究犹如催化剂般闪电式地引来了外界的批判，并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贝尔认为，数据和信息工作的增长以及它所引起的美国职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关键性的发展。在吸收和借鉴了富特（Foote）与哈特（Hatte 1953)的成果之后，贝尔绘制出第一张信息社会的经济地图，他描述了信息社会“至关重要的五个特征或是智识部门” 的关键作用（1973，35）。但贝尔认为一些远比职业结构的简单变化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转型。贝尔从分析五大特征入手去评估这种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并用它们来理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首先，最为基础的是服务业经济的产生，大部分的工人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包括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发、教育以及政府等行业在内的服务业。在这些产业当中，贝尔认为涉及保健、教育、研发和政府的职业增长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产业代表了新智识阶层的崛起” (1973, 15)。贝尔认为第二个关键的发展在于一些精英演变成新的专业化的科技阶级所导致的职业分工变化(1973,17-18)。贝尔主张职业是社会阶级分化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他所观察到的更“令人吃惊的”变化是受过高等教育者数量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类：
1.科学和工程类: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师
2.技术类
3.医疗保健类：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护士、牙医、药剂师、心理学家
4.教育类：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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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首次确立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因此，初步探索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工业社会既为人类创造了安逸舒适的生存环境，也将人类置身于充满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Beck）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15当前，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13。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中国的主要生态风险，深刻剖析中国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环境的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或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或功能损害，危及生态系统安全的可能性。生态风险既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化现象，也表现为人炸、资源浪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区域性现象。现代化的生态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风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全球扩张，不管风险在哪里被生产出来，实际上，食物链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联系起来，它们超越了国界。”[2]36在生态风险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生态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炸
人炸是指世界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上升和人口基数呈指数增长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0年末总人口为13.41亿人。人口问题在我国已经成为弱化一切优势，冲淡一切成就的公分母。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较大。二是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三是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四是人口分布不合理影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布局不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适应[3]。总之，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消费需求，中国对生态资源进行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供给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
（二）资源浪费
资源浪费就是资源的配置的方式不合理或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科学所产生的浪费；因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或过度消费性使用造成的损失。自然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但是人炸势必加大自然资源的压力，出现资源短缺，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然而，资源浪费更是加大了中国的生态风险。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加剧资源供求的紧张状况。其次，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再次，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最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严重滞后。
（三）能源危机
由于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传统化石能源枯竭，同时新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又未能建立，导致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工商业等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能源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年来能源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日益成为中国战略安全的隐患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很大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四）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引起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危害人体健康和生物的生命活动或者破坏生态与环境的现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复合型环境污染加剧。具体来讲，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二次污染严重。同时，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某些区域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4]167-168。
（五）生态恶化
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由于无序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生活，导致因盲目开发带来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多，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减少，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原始林已所剩无几，森林质量降低；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加速，沙尘暴现象频现，水土流失严重；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日益增大。
二、防范生态风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路径
在当代中国，生态风险日益加剧，环境问题逐步突出。应对生态风险，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之路。
（一）预防式生态治理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
所谓预防式生态治理，就是指治理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不仅要治疗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要前端预防各种潜在的生态风险，防患于未然。源头严防，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式生态治理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初步构建了源头严防的制度体系[5]321-322。首先，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其次，要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最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此外，我们还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各种生态风险。
（二）系统性生态治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
所谓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是指生态治理主体将自然生态当作一个有机系统，统一协调各层级各地域管理主体的行为，共承治理任务，共担治理责任，共分生态风险，共享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系统性生态治理的一些基本制度，它包括：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落实用途管制；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之，系统性生态治理将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已步入了世界风险社会。全球生态治理迫在眉睫。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此次论坛上，传递了大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数据与观点。与以往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参会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在会议的前半程，纷纷追忆因病离世的我国社会学界泰斗郑杭生教授治学为人的故事。而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享年79岁的郑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领域。
公共服务不能纠结于“流动”与“本地”
据2014年11月国务院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义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标准是“100万以上人口”。这样一来，我国的特大城市由原来的140个减至16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题为《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而流动人口约有2.5亿，每年以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规划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这意味着将来有近12亿人长期住在城里。以北京为例，这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接近一半。出于这一原因，翟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城市化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说，现在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家庭化、居住长期化趋势。据对全国106个城市连续追踪调查显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所以，“如今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怎么流动了，工作也不频繁更换，越来越稳定化、家庭化”。
针对这一新常态，翟振武教授建议决策机构转变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标准，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不要再纠结于“流动”与“本地”。例如，现在有些人还把流动儿童视为 “外来的”，认为他们迟早要“回去”。而现实是，这些流动儿童已经成了“城里娃”，他们没有地方“回去”，也不会回去了。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翟教授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高等级的风险是“社会失序”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斌教授的发言，围绕“特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话题展开。
龚教授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事故、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等。
龚维斌指出，当年“非典”的暴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怎样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地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应该说，当时很缺乏经验。此后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是什么？”龚维斌说，必须有一套应急机制。而最高等级的风险是一旦出了事情，将造成社会失序。所以，发生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仅三成用于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论坛上分析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挑战。他说，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为7%左右，而且得消除过剩产能，这将会对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产生冲击。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外，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的重点在于加大社会领域发展的投资，比如城乡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这些领域不发展，经济新常态就难以维持。
陈光金认为，应该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现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应有约60%左右用于社会发展，但我国现在只有约35%。”国家应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运行中的各种社会成本。他还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社会自我调节和治理的空间，让社区自治回归本位。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题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清河实验》的演讲中提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完全不同。“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让全体公众参与进来，激发社会活力。
据介绍，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北部，常住户籍人口近3万户，7.4万人，另有外来人口8.4万。李强带领的研究团队选择了3个实验点，分别是老毛纺厂单位大院型老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他们尝试在社区建立议事委员会（起到议事和监督功能），两星期开一次会，先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诉居委会，由居委会与街道一起想办法处理或改变。调研证明，3个社区的居民都有很强的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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