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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渝教动态
市政协副主席谢小军一行调研教育工作
1月11日，市政协副主席谢小军一行到市教委调研。市教委主任周旭对重庆市2013年教育工作作了汇报，并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精神，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谈了2014年教育工作打算。谢小军强调2014年教育要在三个方面继续着力：一是深入调研，把握教育规律；二是更加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三是重视各级各类师资队伍建设。
“百姓身边好学校”建设启动
1月7日，重庆市教委召开工作视频会，启动“百姓身边好学校”建设。教委即将出台《重庆市义务教育学校教育质量标准》，从管理、德育、课堂教学、学生身心健康等方面对学校进行考核。这将极大地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助推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回归。
校长推荐上北大，重庆22人上榜
1月12日，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候选人名单出炉。全国500多名学生通过初审、面试并成功进入候选名单，其中，重庆共有10所中学推荐的22名学生上榜。被推荐的学生基础学业成绩须位居全年级前1%，原则上要求获得过数学、化学、物理等竞赛奖项，还要有广泛爱好。巴蜀中学的王冰璐曾凭“带饮料杯卡的棋盘”获得国家专利，重庆八中学生李长鸿曾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闯关到12”节目并获优胜。
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来渝考察
1月6日，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来渝考察，同意将曾经就读的磁器口小学和28中分别命名为丁肇中小学校和丁肇中实验中学校。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欧可平向丁肇中赠送了《重庆大学记忆——校友丁观海教授》的个性画册，画册中收录了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在重庆大学任教时的珍贵历史档案材料。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事项，组织全局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立足生活区域、立足社会活动，深入基层察实情、问民需、广纳谏，收集形成为民办实事任务清单，全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目标导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紧扣民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维护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2.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改革所急、稳定所忧、群众所盼等问题，立足解决实际问题与完善体制机制相结合，找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规律，着力推动解决一批突出矛盾和问题。
3.坚持效果导向。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财力支撑能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
三、调研内容
全局上下要立足本职岗位，立足生活区域，立足社会活动，采取座谈交流、走访群众、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设立意见箱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及服务对象沟通交流、了解问题、反映民意。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开展“大调研、广纳谏”活动。
1.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把打造成为中部脊梁的重要支点、对接大南昌都市圈的重要节点，争当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排头兵，重点针对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高、内需作用发挥不充分、流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2.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等方面短板弱项。
3.围绕保障基本民生。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托幼、社保、住房等领域，关注困难群众帮扶和英烈后代优抚力度等方面问题。
4.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办事难”“办证难”、涉企执法不规范、“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提出有效举措，简政便民、优化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爽心。
5.围绕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社会治理信息化程度不高，群众、司法诉讼、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存在的问题。
四、实施步骤
1.动员部署阶段（4月13日）。局党组将召开动员大会，对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局直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广泛宣传发动，统一思想认识，迅速掀起活动热潮。
2.调研实施阶段（4月13日至4月25日）。局直各单位，局机关各股室要围绕调研内容，精心组织实施，广泛收集问题及意见建议。原则上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少于2条，其他党员干部不少于1条，并形成《“大调研、广纳谏”活动问题收集表》（附件1）报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3.收集梳理阶段（4月26日至4月30日）。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对收集的问题及意见建议进行分类整理，梳理后交各职能股室或单位。相关股室和单位按分类深入分析研究，找准问题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形成《“大调研、广纳谏”活动问题汇总表》。同时，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找准民生基础工程短板，形成“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表，进一步梳理形成为民办实事任务清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为下阶段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打下坚实基础。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局直各单位、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要坚持亲自抓、负总责，带头深入基层，带头倾听民意，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参与，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关键词] 政务服务；标准化；政府治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1. 097
[中图分类号] D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1- 0195- 02
1 政务服务标准化相关概述
1.1 政务服务标准化概念
政府服务标准化是指对政府服务部门的各项工作进行改革，借助标准化的方法，统筹政务服务于公民需求，通过政府职能优化、简政放权、流程再造等，对政务服务的流程进行控制与监督，使政务服务的各项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实现政务服务的标准化、控制化，达到覆盖无缝隙、过程无缝隙、沟通无障碍、服务无差别[1]。
1.2 政府治理现代化下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1.2.1 政务服务标准化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的政务服务新环境
政务服务标准化将会以问题为导向、以公民的需求提供公共服务；政务服务人员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及时解决相应的问题，优化服务的效率；政务服务的手段与工具也越来越便捷，线上、线下、微信、政务APP等能使公众随时反映并得以解决问题。因此，政务服务标准化的实施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政务服务新环境。
1.2.2 政务服务标准化有助于满足公众需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群众对政务服务有了更多的需求，对政务服务的空间与时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将标准化的原理与方法引进政务服务，对流程进行改造，服务方式进行创新，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及时地发现公众的诉求，区分个性需求提供针对性的精准服务，有助于有效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实现智慧政务[2]。
1.2.3 政务服务标准化有助于推动政务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
如果政务标准化构建的合理，必将会推动政务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政务标准化的制定与实行，必须进行相关的调研，对政务服务的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量化与定性，以此避免政务服务标准体系的碎片化。
2 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务服务标准化实践历程
我国推行行政体制改革以来，政府积极进行自身建设，政治效能有了很大的提升。20世纪末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使得政务服务标准化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被政府部门采用[3]。
我国政务服务标准化主要有两种。
2.1 采用ISO 9001
20世纪末，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开始采用ISO 9001标准，随后数千个行政管理组织都通过了ISO 9001认证。例如，2005年北京海淀区政府在全区实现了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建立政务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了政府的政务服务水平。
2.2 先行试点，逐步推广
2007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六部委印发《关于推进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意见》之后，各地开始进行政务服务标准化探索。一些省甚至作为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在实践与探索中，找到适合本地的政务服务标准，然后进行交流并逐步推广。
3 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务服务标准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政务服务标准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应看到其存在的问题。
3.1 政务服务标准缺失
在过去的10年时间，我国政务服务标准化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定的标准远远不能满足现存的需要。很多地方认为，政务服务标准缺失。政务服务的流程、管理、人员的要求等没有统一的定位，这就使得政务服务缺乏统一的标准，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出现停滞的状态。
3.2 政务服务标准体系不够健全
我国政务服务标准是从地方进行试点然后推广。政务服务标准的制定往往缺乏相应的调研，只是部门与部门之间进行协商、制定。地方政府多数都是集中在政务服务的服务规范上，对政务服务的其他方面如流程、监督、评价等方面缺乏标准，标准体系的规则、逻辑框架不清晰。总体上，政务服务的数量和种类相对较少。
3.3 政务服务协调机制不够健全
政务服务涉及的领域广、内容多，政务服务往往涉及多个部门以及专业人员共同协作才能推进，而我国正缺乏这样的协调机制。
一是政务服务缺乏专门的部门或者机构来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
二是政务服务必然涉及到多个部门或者机构，但是各个部门或机构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造成政务服务难以实行。
三是缺乏专门的政务服务人才进行探索、研究，以促进各个部门、机构的整体融合，共同制定政务服务的标准[3]。
4 深入推进我国政府服务标准化对策分析
4.1 加快政务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工作
政务服务标准化的制定是一项长期工作，因此，政务服务的标准化工作必须有侧重点的进行，分清轻重缓急；确定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对政务服务的领域、内容、流程、评价、监督进行详细的规划与设计，并进行系统的归纳与科学分类，最终让各项政务服务“有标准可依，有标准可办”，使政务服务具体事项既与政府自身改革相适应，同时也能满足群众的诉求，以适应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4.2 建立健全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研究
我国应整合多方力量，国家标准委、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应积极参与其中，对我国不相适应的政务服务标准进行改革。对政务服务标准的硬件设施、人员配置、流程设置等进行详细的制定，并对各个事项进行优化整合。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政务标准化的统一实施，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
4.3 建立健全政务服务标准化协调机制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协调机制，要改变各政府部门“信息孤岛”的现象，避免条块数据、碎片化数据。
一是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政府服务标准化的制定。
二是各政府部门、机构要整体联合，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标准制定和统筹协调。
三是引进政务服务标准化的专门人才或是对现有的政务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对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进行实践、探索与研究，制定出符合本地的政务服务标准。
政务服务标准化协调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以及多领域、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推进。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松.我国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现状及对策[J].中国标准导报，2015（11）.
1 丰富和拓宽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渠道
1.1 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进课堂，如何使思政课真正成为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每一位思政课教师都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大学生成长规律，密切关注大学生主体的现实需要，建立“课堂专题教学、课外实践教学、MOCCs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使大学生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中，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性如何体现。从而使广大学生真正认知、理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除此之外，思政课教师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知识的讲授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实施情感体验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互动教学、研究性教学等教学方法，使大学生切实体会到思政课的实际指导作用，实现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入耳、入脑、入心。
1.2 显性与隐性宣传教育相结合，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方式
高校要从显性宣传教育和隐性宣传教育两个方面下功夫，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方式，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认知。
首先，丰富显性宣传教育方式。班会、团会是宣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直接的方式。学生教育工作者可根据所带年级和专业的实际情况定期召开主题班会或团会，对贴近学生实际，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内容的问题进行讨论。如可开展“文明诚信从我做起”主题团会，启发大学生指出日常生活中哪些是不文明、不诚信的行为，并鼓励学生分析这些不文明、不诚信行为的成因，从而引导学生如何做到讲文明、讲诚信。
其次，加强隐性宣传教育的力度。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也受潜移默化的影响，榜样的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性宣传的重要手段，辅导员在评优评奖的过程中，加大国家奖学金、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大学生文明之星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加强寝室文化建设，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室友是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最大的群体，和谐的寝室关系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保障，因此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寝室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同学之间存在的问题，营造和谐的寝室环境。
2 全方位、多角度，创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
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更应该融入到日常生活。高校要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平台和途径，激发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实践提高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
2.1 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学校自身建设
高校要从学生整体利益出发，引导学生参与学校自身建设。如学校相关制度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诉求，在制定与学生相关制度的过程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参与到整个过程中，从而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同时，各学校还要定期开展校长接待日活动，让大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校级领导要充分倾听学生代表反映的问题，对于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学校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出反映，及时进行反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高校的主人。除此之外，在学校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可以开展“我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活动，相关组织部门要对学生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的筛选和充分的论证，对那些符合学校实际，利于学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予以采纳，从而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
2.2 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依托，开展实践调研活动
高校依据思政课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结合本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围绕大学生面临的主要人生课题，引导大学生利用假期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实践调研活动可以个人调研、团队调研和集体讨论研究三种形式进行。个人调研以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研，并撰写“成长报告”；团队调研以4―8名同学自由组建团队针对社会中常见的实际问题、大学生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并在团队中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关于某个社会问题的调研报告。集体研究是以全班学生对时代的热点问题的进行讨论。针对不同的组织形式，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力求提升广大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国家治理 政府 民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下一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为我国社会主义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总体路径。这一提法中强调改革要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重点改革方向，集中体现了我国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刻变革。相对于以往的社会管理，治理现代化更强调治理过程的沟通性、协调性、亲民性，治理方式的人文化、民主化、协作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平等化。从而形成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态势。而非营利组织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便起到了催化作用。
1. 非营利组织在沟通政府与民众中的角色分析
1.1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就要协同处理好其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处理的症结在于如何找到二者合作的共通点或最佳切入点。爱特（Hechter）指出“合作机构的出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个人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制造某些物品或达到某种目的，必须要通过集体的力量;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控制机制使‘搭便车’的现象不容易产生。”[1]当前无论是政府还是非营利组织都掌握有一定的资源，而资源的所有权成为双方能够合作谈判的基点。即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在与对方合作的过程中，能够达成满足使自身功能完善发展的利益诉求，且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由其单独处理某些项目时所反映出来的弱点或缺陷。
现阶段已有不少学者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具体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汪锦军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存在三种合作关系模式，即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阙。协同增效即是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均无法单独完成的事务领域，两者进行合作，以达到提高公共服务效益的目的;服务替代即由非营利组织替代执行原由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项目。拾遗补阙即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资源共享、互为补充。[2]
本文认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两者关系的协调，从属于社会权利及资源的整合配置领域。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合作关系模式。黑格尔在论述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本质时指出“普遍的交换关系造成了普遍的依赖关系，各个主体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势，并且在满足他人的同时，满足自己。”[3]社会是追逐利益的场所，在相互交换、依赖中达到自身目的。虽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其本身更加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但仍然存在一个达成自身目标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分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我们也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一方谋求执政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另一方追求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机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体的互动与博弈模式。本文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协调中应当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即：协同治理关系、托管治理关系和补充治理关系。
1.1.1 协同治理关系
协同治理关系又因双方合作治理时间的长短分为应急性协同治理和常规性协同治理。应急临时性协同治理模式存在双向的互通关联。此模式中不存在政府单方面的权力授予及政策指示而是双方就某一事件，以实现共同目的为基础来达成相互合作的状态。其中应急性协同模式中，就某一突发性、临时性的事件，双方利用临时签订协议的办法，在某一时间段内，互通资源、共享信息，以达成维护其所代表群体权益与利益的目标。例如，在南方冰雪灾害中，红十字会、壹基金等非营利组织在灾区与政府达成临时性的救灾协议。双方发挥其优势，共享人财物及信息资源，以解决突发性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治理关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是在共同尊重对方主体地位的条件下达成一致。常规性协同治理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日常事务及行为活动上有持久的常规合作。其往往以制度或契约的方式，定义双方在日常协同配合上的办法及行动方式。甚至在愿景及战略上均有较为长远的合作机制和规范。在此种治理模式中，双方联系具有常规性，关系密切。非营利组织作用的发挥也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行动方案也不得不顾及政府的意志。
1.1.2 托管治理关系
在托管治理关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互通关系更多的体现了政府活动在职能上的强势地位，政府在相关权利的配置上的主动性、监管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此关系中，政府将某些由其自身提供效益较低的公共服务项目的供给权转让给非营利组织，政府选定承揽托管业务的非营利组织。具有提供该方面能力的非营利组织展开项目竞标，政府在多个组织中选出最符合其所设指标者。非营利组织在承揽托管项目中存在竞争，即将其称为竞争性托管。而授权型托管即是针对某种不具有竞争性的公共服务项目，由政府指定某一特定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提供。补贴性托管即是政府将不具有竞争性且即使由某一非营利组织提供也要承担较大的亏损风险的公共项目，由政府通过预算配给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补贴，同样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该服务的治理办法。
1.1.3 补充治理关系
“在现代社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顺从与服从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由于它们都掌握着某些重要的资源”[4]补充治理关系即通过整合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力量，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方面或政府部门并没有重点关注的领域，非营利组织利用其在某一方面的特殊优势，以发挥补足作用。非营利组织对某一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领域或政府职能缺失的领域进行公共物品供给。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方的另一主体政府也可通过调研与反思，做出相应的决策调整，以完善其职能及治理体系。
1.2 非营利组织与民众的关系分析
1.2.1 非营利组织代表和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
民众的利益诉求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利益诉求等多个方面。非营利组织本身代表着一定阶层、群体的利益，与民众的联系更加直接而密切。因此，能够较深入的地了解和感知其所代表民众的利益需求。而其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较为容易的通过与其相关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沟通表达。因此，双方的联系也具有了沟通性、时效性、便易性。非营利组织因其公益特性及组织目标特殊的功能特性也有较强的意愿利用自己的集体优势和集中民意的特殊手段向政府反映民意，而其所产生的效果往往较之于民众个人向政府反映更易行且更有成效。由此，国家施政的效果更易于体现政府与民众双向沟通的现代新型治理方式。
1.2.2 非营利组织进行政策传达
正如以上分析非营利组织较之民众在向政府反映意见过程中更富有成效。反过来，非营利组织虽然在政策分析中也会由于掌握信息的完整性问题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但因其具有的专业优势、集体优势，相对于个人而言更容易捕捉和把握国家政策的变动趋向。甚至部分非营利组织本身就参与了政府决策过程的某些环节。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缩减了民众与政府的距离。同时非营利组织的这一政策传达作用易使政府的政策更具亲民性，在其治理方式上与民众的协同性和沟通性也进一步加强。
1.2.3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相互沟通
部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一切特定的公共物品有其特定受众群体，非营利组织为特定群体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就是一个与民众沟通的过程。民众对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评价。因此，非营利组织在部分领域具有更好的亲民性，民众更容易感受到国家治理理念的变革。
1.2.4 民间力量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及发展的基本
非营利组织就其本身的特点来看，具有民间性、独立性，其组成成员主要来源于民间。因此，优秀的民间组织能够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获得来源于民间的资金、人力、资本等，同时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并发展壮大。
2. 非营利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社会的力量在于社会组织的力量，而社会管理的力量在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与整合，即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能力。”[5]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考虑政府结构及治理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和作用，通过以上分析非营利组织在沟通政府和民众中可以有效地发挥其链接作用。而正是非营利组织这一角色所具有的良好的沟通性、协调性、亲和性、民间性使得非营利组织在改善治理环境，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柔化、缓冲、弥合作用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如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合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有其特殊优势。
2.1 非营利组织发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治理现代化
非营利组织由于是民间公益性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政治诉求。“在一定意义上，非营利组织优势体现着自利与他利相统一的社会自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工具’”[6]非营利组织在反映民意，体察民情，表达民众诉求，协调利益关系，监督政府等方面有其优势之处。非营利组织可通过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更好的调动民众参与基层政治活动的热情及积极性。同时非营利组织利用其群体性优势，为民众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政府也可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民意收集，做出更符合民意的治理方略。
2.2 推进供给和服务领域治理现代化
公共物品本身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此特殊性也决定了市场无法在纯粹的公共物品供给领域进行有效的配给。因此，一般认为政府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事实上，政府在配给公众具有普遍偏好和倾向性的物品时具有效力，而针对不同群体有多种不同的偏好和倾向性的情况，政府则往往显示出来效力不足的现象，不能使得效用的最大化。而非营利组织则可根据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及偏好来权衡公共物品的类型、数量及质量。同时，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规避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垄断。这有利于双方利用在竞争中产生的差异，形成榜样效应，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从以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分析中可知非营利组织可通过与政府的协同，托管政府委托项目及补足政府缺失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手段进行补充。
非营利组织所涉范围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众多的相似或重叠部分，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必将提升我国的综合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
2.3 推进社会公平领域治理现代化
藏富于民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得到人民支持的必由之路，而公平的分配制度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民众对国家治理理念的响应程度。我国在进行分配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也应当意识到非营利组织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中所做的贡献。非营利组织大多集中在慈善救助、扶贫帮困、教育环保以及抗震减灾等领域。其扶助的主要的目标即是弱势群体，其对政府的保障政策形成了补充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非营利组织可通过自身较为灵敏的嗅觉感知政府不易发现的或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领域，参与二次分配。非营利组织通过吸纳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事业的发展。
2.4 推进社会治安治理领域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即要求治理活动更多地体现人文关怀，体现科学治理，人文治理的理念与构想。因此，社会治安管理领域向社会治安人民共治的方向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相较政府而言有更多的治理灵活性和环境适应性，更易于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寻求解决办法，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与策略。非营利组织正是在其中发挥了缓冲、减压、过度矛盾的作用，才能够在社会治安中更多地体现柔化、亲和、沟通的特性。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以以其所扮演的桥梁纽带角色，通过对民众的教育和培训等灵活多样的手段及方法使民众了解政府制定的治安条例，促使民众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的权威及公信力，便于国家科学治理体系的构建。
2.5 推进文化领域治理现代化
促进社会文化事业治理领域的现代化。社会文化治理体系应包含精神文化层面及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传播及供给方面。非营利组织依其公益性、服务性的特点，在社会上协同配合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性文化产品，对发扬社会道德、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非营利组织通过开展公益性的宣传、慈善活动、供给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对社会中个人的行为形成一种正面的引导，对社会风气的改良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非营利组织可利用其具有的亲民性和志愿组织性实现道德及正确价值观的传承。为文化治理领域的现代化奠定民众及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Hecther， michacl， 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England]：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汪锦军.《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三种模式分析》[J].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10.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重庆出版社，1989：184.
[4] Judith R Saidel，Resource Interdependence：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1.
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问了群众“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就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险。
新一轮改革已经起势。要开好局、破好题，形成千帆竞发的好态势，就得解决一些突出问题，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必须看到，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相比，各级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标，又是推进改革必须着力的问题。当前，尤其需要解决推进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
公众对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强烈，有的领导仍觉得群众“给点阳光就灿烂”。面对传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门手忙脚乱、应对失当，先忙辟谣后忙证实。面对矛盾问题，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摆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币解决”。在治理过程中习惯于老思路老套路，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去年3月，坦言，“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以这种状态推进改革如何能攻坚克难？又怎能解决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一些人丧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为所学的知识、所积累的经验一辈子够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各级干部尤需砥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为政态度，强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不及时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众讲明白？不坚持调研不断变化的实际，怎么能拿出对症下药的改革决策？每月每年把时间泡在琐屑事务里，掷在觥筹交错中，如何担得起推进改革的重任？现在，从“铁八条”到反“”，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酒精考验”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各级干部都应当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富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些什么？
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因而在各级干部的能力储备上，就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充分蓄积那么一股子敢闯敢试、敢作敢当的劲头。有些群众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样了？”造成中央的“好经”念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懒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观念，对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开，对动自己奶酪的决策就阳奉阴违，对捞不着油水而费时费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症”。一说淘汰落后产能，他用工人失业作挡箭牌；一说简政放权、壮士断腕，他就强调“也不能都不管吧”。说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气和担当，使他们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方能为深化改革增动力、去阻力。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模式 创新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043-03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重要课程，也是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因此，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的建设与改革，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广大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为出发点，分析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高职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途径。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始终贯彻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必须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中央的决策部署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对职业教育的部署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也正在全面启动，如何提高和培养高职高专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并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决定》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理论教学适量安排下，要加大实践教学的改革力度，加大课程中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至少要达到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1∶1，有条件的院校甚至可以超过这一比例要求;教学过程中要增加实践教学手段，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专家讲座、学生演讲、下基层锻炼等形式，要加大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地运用新媒体现代教育技术、虚拟技术和现实技术、网络视频教学等教学资源，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缺乏深入的认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形成由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有机衔接，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现代职业教育是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系统培养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社会化、职业教育产业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等四个方面。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认识不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不够，过于强调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没有从高职院校的办学特点、办学特色和学生素质、能力培养更高的层次来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没有能把握时代信息，对青年学生特点没有很好地掌握，造成工作思路与理念不明确，主观意识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人为地分离开，没有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占比例较大，对实践教学的认识存在不足。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要性的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还是讲大道理、讲国家政策，实践教学无需太多考虑，教学的课时大多是在课堂上讲授，仍然保持“教师为主体的地位”;没能正确认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教学思路不清晰;将实践教学当成独立的教学手段，没有与理论教学相联系起来，一味强调实践教学就是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实践教学的课时只占到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的三分之一，有些院校甚至更少。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对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严重不足，大部分教师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出现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教学设计落后、课程内容相互重复、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进度疲于应付等现象，同时，也造成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对课程进行研究与探讨，讲授式教学贯穿教学过程，没有切合有效地开展与实际生活、工作紧密联系的实践活动，久而久之使得学生对参与实践教学热情大减，严重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形势，及时转变教育理念。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适应新的教育形势，与时俱进转变教育观念，日常多深入学生，聆听学生的呼声，采用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和技术手段，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要对学生充满信任，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激发大学生的自为意识，严格防止教学过程是“单向灌授”的形式，树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
（二）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一是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结合社会现状和时下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调研，培养学生明辨是非、正确取舍的能力，培养全局观念和辩证思维。二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学生的独立思考需要教师的积极鼓励和引导，对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需要学生自主完成，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三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结合当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教学模式，通过社会实践和到企业锻炼，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企业责任感，同时也能让学生尽快适应岗位要求、适应社会，增加实践经验。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和创新。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因此，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结合时代特点和教学内容，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有的放矢地采取和运用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辩论、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手段，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地运用新媒体现代教育技术、虚拟技术和现实技术、网络视频教学等教学资源，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作用，进而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以此来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四）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它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的任务，开展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实践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1.充实和加强课堂内的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相结合，灵活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对所讲授的内容进行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改革，通过课前的任务布置，让学生先分组进行收集所学内容的资料，教学时采用个体演讲、小组座谈、分组讨论、专题辩论、剧本表演、论文撰写等多种教学手段开展专题教学活动，例如，“诚信与我”、“我的职业生涯规划”等专项模块，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说、谈、讲，有问题及时纠正，从而培养学生理性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丰富和拓展校内实践教学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内实践教学要立足高职院校实际，依托主题活动开展实践教学。例如，让学生开展“校园里不和谐现象”调查，“校园文明你我行”主题活动等。社科部主办，学院团委和学生社团协助，组织学生针对校园内不文明的现象和卫生环境等方面展开调查，组织宣传，让班级召开主题班会，培养与提升学生文明、积极向上的高尚风格与责任意识;开展“宿舍6S管理”主题活动，依托学生工作部门和各系部，针对宿舍“脏乱差”现象，进行宿舍的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学生通过宿舍的文明建设向学院的精神文明迈进。再如，开展“学风建设提升年”活动，通过开展文明班级建设和宿舍文化建设，强化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目的，使广大学生能够自觉遵守学习纪律，创建优良学风。
3.扩展和延伸社会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格，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课程。因此，社会实践意义重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社会实际，从社会热点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参观、访问、考察、调研、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要与政府、企业、街道办事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共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依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到这些实践教学基地参观、访问和学习，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完成所布置的社会调查任务，然后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对所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加强和完善实践课的组织与领导。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组织领导机构，学院分管教学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学院社会科学部在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下转第49页）（上接第44页）课的课时和实践教学人员的安排;学院人事处、教务处、后勤处在人员编制、活动经费、课时待遇、实践场地安排等方面做好保障。这将有助于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圆满完成。
5.注重和加强活动的过程考核。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考核制度，思想政治理念课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个部分，教师在进行成绩考核时，要注重过程的考核，加大过程的考核力度，增加演讲、答辩、撰写论文、座谈、现场反馈等多种形式形成学生的最终成绩。
总之，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是当前高职院校每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应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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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课题（2013LSZ055）
关键词：演替式边缘社区；身份转换；政治参与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2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传统意义之外的第三类社区（边缘社区）正在持续出现并不断扩大。在城市化拓展的期间每年有大约1300万农民转为市民，这一过程伴随着重大的身份转换过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研究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显然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演替式边缘社区这个特殊的存在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居住其中的居民群体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的身份转换和政治参与意识问题将直接决定该类社区的有效治理和民主政治的良好发展。所以本研究注重将该群体的身份转换与权力意识的转变联系起来，力图通过研究发现该群体在实现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其政治参与意识所发生的改变，进而发现所产生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争取为将长期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该类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理论借鉴
本文数据来自于“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的身份转化与政治参与意识调查访谈”的调查结果。根据天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调查的便利，我们选取了天津的四个城郊为调查对象，分别是：中北镇、张家窝镇、杨柳青镇和候台镇。在与各镇的组织部门协调商量后，我们分别在四个城郊选取了四个社区，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各个社区抽取了30名居民进行实地访谈。本次调查共调研120份，收回120份，回收率100%。其中，收回有效调研访谈为113份，有效收回率94.17%。男性调研访谈为53份，女性调研访谈为60份，男女比例接近1：1。
根据上述抽样方法，我们主要对样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与统计。对于回收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量化结果，并运用公民文化理论、社会身份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和进一步阐述。
本研究主要借鉴的理论有公民文化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政治心理学理论以及社会身份理论。
三、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现状
本研究的对象天津四郊是演替式边缘社区中的典型代表，其居民经历了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向城市社区生活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同时伴随着由农村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就是完成了身份转换后的天津城郊居民现有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以及其参与意识的实践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真正进行政治行为来行使和维护自身权利。所以本研究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通过走访调研、发放问卷等形式搜集了一定量的数据，在运用spss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分析结果。
（一）政治参与意识现状
首先，我们对天津城郊居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情况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居民们对“是否愿意参与居委会选举？”等5个问题的回答，按参与意愿强弱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发现，政治参与意识强的居民占总人数的60%，说明大多数的村民在完成了向社区居民的转变后持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不愿意”或“无所谓”，政治参与意识较弱，表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二）政治参与行为现状
在掌握了天津城郊居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政治参与的行为状况，来分析其是否将参与意识转化为参与行动，是否切实在行使自身的权利。而这种政治参与行为还要从传统性和非传统性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分析。
针对居民们对选举、决策、监督、反映问题等有关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18个问题的回答，按照参与的频率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个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结果显示，仅有极少数的4人得分在60分以上，表示行为积极，绝大部分居民得分均在60分以下，表示较少参加政治活动。此结果与有关参与意识的测量结果有很大反差，也就是说，居民们虽然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是却仅有少数人对传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对于签名静坐、抗议行动、暴力行动、上访等非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仅有4人有过参与的行为，将这一结果与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仍是该地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三）政治参与意识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在对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居民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情况有了了解之后，有必要对二者的相关性做一个检验。如表2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该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567，证明呈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参与意识越高越可能进行传统政治参与。但同时这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略小，属于弱相关。也就是说，即使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不必然会参与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
四、影响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
通过上面的统计分析已经对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了整体的把握，下面就针对此现状具体分析影响居民们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种种因素。主要将从作为主体的天津城郊居民和作为客体的天津城郊社区居委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探究作为主体的居民在经历了从农村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转换后心理、认知等方面所具体的特征，以及由村委会转变而来的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对其居民所产生的影响。
（一）主体心理层次的改变
在从传统村社向现代社区转变的过程中，广大村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融入到城市之中。而帕克曾经说过“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①所以，广大村民在尝试融于城市的过程中，也必然要融入城市的文化，所以自然会发生心理层面的转变。
通过对与当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和问卷设计中对其行为和意识的测量，我们总结出了他们在心理层面上所发生的几个方面的改变。首先，他们在心理层面变化的特征是由封闭保守转变为更加开放。其次，在心理需求方面由单一转变为多元。最后，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由于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到占用土地、后期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使得他们更愿意主动的参与到政治事务等公共事务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
个人行动的欲望往往来自于其对自身行动价值的判断，联系本研究，个人只有对其政治参与行动的价值具有较高的评价，才会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去参与政治生活，行使自身权利。同时，个人对其自身行动价值的评价也是自我认知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天津城郊居民进行自身政治参与价值评价的测量有利于对其自我认知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进而探索其认知是否对其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搜集居民们对“居民投票能决定选举结果？”等有关投票行为的6个问题的回答，按是否有价值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得出，对政治参与持肯定评价的占74.3%，表明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是有价值的，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评价这一因素对于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对这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该地区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397，表明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越高，其政治参与意识也就越高。这一结果也就证明了居民对其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是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主要因素之一。
（三）对社区居委会的了解度与信任度
信任往往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首先对居民们对于社区的了解度做测量。通过居民们对“认识居委会主任或书记么？”等4个问题的回答，按熟悉程度、来往频率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后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对居委会的熟悉程度较高。
在了解了居民们对于居委会的熟悉程度之后，进一步考察其对于居委会的信任度。通过将对居委会的信任度与其他各级部门进行对比，我们得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最高，对居委会干部的信任度也较高。
那么，对居委会信任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呢？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295，表明呈正相关关系，即对居委会的信任度越高，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所以，对居委会的了解程度以及信任度也是影响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治理模式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
从村民委员会到居民委员会，绝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变化，从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针对村民与居民的不同特性，治理模式也有相应差别。在乡村社会，村民之间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相互联系，表现为一个“熟人社会”，特点是经济结构单一、个体差异不大、流动性小、价值和利益趋同。在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虽然基本上由原有村民转换而来，但经济结构、价值、利益等都随着城市化不断丰富，人口流动性加大，居民间的异质性增强，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如果说“乡土化”治理是对或大或小的共同体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城市化”治理就更多地与个人进行对话。在乡村社会，村民的特性决定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诉求是相似的，既然相似，那由各共同体的代表来进行政治参与就足够了。而在城市社区，“城市化”治理针对异质化社会，这就要求居民个人投入到政治参与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权利诉求，居委会的治理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和改善。
五、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天津城郊居民在完成了由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后，其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是更倾向于参加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针对这些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对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做了深入分析。从主观层面上看，首先，居民们在完成身份转换后心理上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变得更加开放、主动，并且心理需求更多样化。其次，居民们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也会对其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居民们对于所在居委会的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天津城郊居民政治参与意识较高也是由于其对所在居委会的信任程度较高。此外，从客观层面看，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对居民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变化的特征主要是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相应的居民的政治参与也由集体性向个体化转变。对影响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因素的分析意义很大，可以使我们有针对地提出提高该类社区居民政治意识的建议，例如，加强心理引导，加强社区居委会与其居民的联系，增加居民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等等。居民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无疑对于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十分有利。
注释：
①[美]R.E.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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