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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的过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61-05
一、跨界社会问题的涌现：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问题自身的属性和治理过程都表现出明显的跨边界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相互交叠，对原有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跨边界社会问题都不是仅靠单个部门或某一级政府就能轻易解决的。本文将具有跨行政区、跨部门、跨层级治理等特征的社会问题定义为跨界社会问题。从治理的角度而言，跨界社会问题具有四个方面的意蕴：
（一）地理空间维度：跨行政区边界。我国地方政府在特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通过行使职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公共事务实行分层和分区域管理，每个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能都有着严格的边界。但是，在社会要素的快速流动和社会问题扩张的交互作用下，诸如环境污染、流动犯罪和传染病等典型的社会问题开始不断扩大其空间范围，并跨越原有的行政区域边界。这类跨行政区社会问题的范围大到涉及几个省，小到几个乡镇或街道，甚至是几个社区或村委会。面对跨行政区域的社会问题，某个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已经难以仅仅依靠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有效治理。我国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以利益为中心，片面强调行政区划和管辖范围，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管理思维与城市跨界社会问题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紧张关系。
（二）横向结构维度：行政部门边界。传统的官僚制以专业分工、等级制和非人格化为特征，并日益发展成为支配公共行政的普遍组织形式。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管理模式强调以职能为中心设置政府部门，在一个部门、一个岗位只需重复一种工作的情况下，无疑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问题的界定、诊断和治理都将超出特定部门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传统的官僚制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行政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在我国则具体表现为部门利益导向、各自为政、多头管理、职责交叉重叠和推诿扯皮等现象。面对跨部门边界的社会问题，各行政部门在现实中经常出现“好事抢着管”、“难事不愿管、没人管”的尴尬局面。“碎片化”的地方行政管理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大量跨部门边界的社会问题，成为我国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的难题。
（三）纵向结构维度：跨行政层级边界。以科层制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表现出对权威和信息纵向流动的高度依赖。在科层制结构中，不同层级的政府主要依赖信息的层级控制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即信息的传播需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和自下而上逐级汇报。但是，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由“点到点”的传播方式逐步演变为“点到面”的裂变式传播方式。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传播也已经从层级控制转向实时共享，任何个体、组织或政府都难以对信息进行垄断。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缺乏灵活性和即时性，在治理跨行政层级的社会问题时显得僵硬呆板。
（四）公共治理维度：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边界的共同治理。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已经超越了政府部门的任务范围，单从政府角度来治理社会问题往往陷入“治乱循环”的困境。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要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它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在现代社会，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作为公共治理主体将跨越各种壁垒和边界，按照信任、沟通、合作的原则，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让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组织充分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管理过程，整合政府、社会、市场三方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发育的多赢式治理目标。[1]
二、整体性治理：对跨界社会问题治理的一种理论回应
针对社会问题跨边界性和行政管理碎片化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关系，公共管理的研究进行了理论回应，并在各国的实践中进行了多维度的创新，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的解决路径：一是信息技术的路径。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在政府部门运用互联网技术，全面推动和实施跨部门、跨机构的信息共享与电子政府工程。二是组织结构的路径。在充分尊重不同部门各自分工与专业化的基础上，围绕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建立健全由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或者进行大部制改革。三是管理过程的路径。公共政策的执行与目标的实现既不能依靠各自分立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不能依赖设立新的“超级部门”，而是要在不取消部门边界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典型代表有“无缝隙政府”和协同治理等。
问题在于，以上各种改革路径虽然都在某个侧面为解决行政管理的“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思路：但是，任何单一的行政改革路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迫切需要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来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严重“碎片化问题”的战略性回应。本世纪以来，为有效应对政府管理中的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等问题，从而提升政府的跨部门合作能力和政府绩效，满足多方位、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的重点已经从结构性分权、机构裁减和设立单一职能的机构向有效的“跨界”合作和推进整体政府改革的转变。[2]
整体性治理致力于解决传统官僚模式中的部门分立和碎片化问题，对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其一，整体性治理为跨界社会问题提供了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希克斯则认为，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解决方式，它针对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政府改革所强化的碎片化状况。[3]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注重各部分之间的连结方式或结合方式，以及在这种结合方式中产生的新的现象、新的属性，它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行之有效、并被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其二，整体性治理为跨界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治理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通过政府内部的组织、流程、技术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建立部门间的有效沟通和协调，达成组织之间的合作共治。其三，整体性治理为跨界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强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组织的一体化的信息平台，通过实现“一站式”的平台，为公民提供跨越边界的整体。[4]
图2 城市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资料绘制。
5.定期会诊问题：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的信息研判。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组建情况信息分析研判平台，每月会同区维稳办，将涉及社会稳定、城市运行安全、城区市容管理、市民需求反映等方面情况实现全方位采集、全时空汇集，形成了社会问题和信息的“月度分析、专项研判、动态预测”的分析研判和会诊机制，从中梳理出各阶段、各时期城市管理中市民反映最多和民生服务中市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管理联动中心还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把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研判融入到政府工作的推进中，在复杂地区整治、民生需求服务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提供准确的信息，发挥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辅助决策和参谋作用。
6.畅通参与渠道：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中的政社合作。发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是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的有效措施，也是拓展信息渠道，广泛延伸管理触角，更有力地加强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的基本要求。一是组建社会管理议事员队伍。长宁区动员和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委干部、地区居民、企事业职员和热心参与社会管理的志愿者等加入到开展收集反映市民呼声、监督评价处置情况、查找管理建议、跟踪督促隐患整改等社会管理的工作中。二是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奖励办法。长宁区制定了《鼓励市民参与社会管理奖励的暂行办法》，明确参与范围、参与主体、奖励程序、评奖要求等内容，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三是开发试用社会管理互动智能模块。按照更加有利于市民参与社会管理，更加便捷地建立政社渠道的要求，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会同研发公司，开发互动智能模块，让市民便捷地从网络下载软件，建立起互通渠道。
（三）对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的评价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相比，长宁区的社会管理联动模式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也是城市网格化管理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它的特点在于在不打破原有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结构创新、功能整合和流程再造，从而实现对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在实际运行中，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在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实现了对疑难事项处置由“按职处置”向“指定处置”的转变。针对公众需求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和职能边界模糊的情况，长宁区遵循市民利益为重的原则，采取了“指定谁、谁处置”的方式，减少了因部门职责交叉、职能重叠而出现的推诿扯皮情况。二是实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由“应急处置”向“常态管理”的转变。长宁区改变了以前社会管理具体事项应急运动式的处置模式，把联动处置作为社会管理的工作机制固化下来，以常态化的工作格局促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三是实现了社会服务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平台全面整合区、街镇、网格和部门的各类服务管理资源，形成以网格为基础，以街镇为单位，以部门为依托的工作格局，建立发现、立案、派遣、处置、核查、结案的闭环式工作流程。社会管理联动中心在处置事件中遵守工作规范，对联动处置形成了严格的评价标准，并纳入到对部门的绩效考核，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手段，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模式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尤其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与原有体制不衔接，在新技术及新管理手段的应用上也会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与认识问题。例如，在社会问题的发现层面，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主要存在市民诉求受理渠道多、受理面广，各部门的信息系统尚未完全归并和打通，条块信息汇集不畅，基层多头接受派单和指令等问题；在社会问题的处置层面，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中的综合类事件的处置效能不高，主动发现问题的效率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在社会管理大联动的体系层面，区和街道两级联动平台关系尚未理顺，网格内资源整合和利用的效果不明显。
（四）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的展望：基于智慧城市的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
长宁区政府于2001年提出“数字长宁”的发展战略，又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明确地提出建设“智慧高地”的设想。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整体性治理还有更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一是针对目前社会管理联动工作系统不通、接口不连、信息不畅等问题，长宁区可在现有系统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以“三个实有”数据库（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为基础，依托社会管理联动工作，整合视频监控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视频对讲系统、移动通讯系统等网络资源，建立集发现、受理、派单、管理、统计、监督等功能为一体，覆盖社会管理各个环节的智能化的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二是在社会管理联动系统建设、平台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数据标准、统一维护要求、统一信息格式，建立健全联动单位必须统一遵守的社会管理联动信息管理工作机制，形成“信息共享、系统共管、诚信共建”的管理格局。三是针对当前政府临管存在多头监管、监管职能交叉、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等情况。长宁区可依托“三个实有”数据库和社会管理联动平台，将食品安全监管、城市运行安全监管、企业日常管理监管等纳动平台之中，对企业单位日常经营、生产、管理过程中依法进行检查、监管、处罚等情况进行汇集，使多部门监管、多方位记录、多渠道反映汇集于一个系统之内，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数据，形成政府监管的信息综合积累，提升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
四、结语
本文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改革实践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和评价，可以发现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涉及体制、机制和技术等多个层面，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健全部门间、层级政府间和社会主体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实现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要战略层面的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改革创新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在于：它对治理过程的优化是在未对现有的行政体制进行大规模手术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也避免了改革的阻力，这是一种系统内的技术整合和流程再造。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实践的深入推进，它也必将遇到原有体制内政府部门利益化冲动和部门间合作文化缺失的阻力，这将影响社会管理联动中心整体性治理的长期效果。
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之一，长宁区担负着成果推广和经验扩散的责任，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改进：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在长宁区区级层面，不仅区委、区政府要对社会管理联动的改革进行常态化的沟通和协调，以使各个部门能步调一致，而且也要形成区和上海市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在更高层面达到条和块的协调以及部门间信息技术标准的统一。其次是构建合作文化。在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的运作过程中，共同价值观、参与、信任与团队合作文化的培养和塑造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任务。再次是提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地方干部要有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不断提升运用新媒体吸纳和整合民意的能力，这些都是地方干部在实现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中必备的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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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istic Governance on Cross - border Urban Issu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oci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Center in Changn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Jiang Junji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mov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population， the cross-border social issues are springing up constantly， and beginn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to adapt to this new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rigid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l.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responds to the tension between cross-border urban issu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Center of Changning District in Shanghai as a case and uses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o explore the model and path of how to address the cross-border urban issues， and also evaluates the Changning model at the end.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中国日益重要的经济增长、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的国民素质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升。特别是2013年5月，当网友曝光埃及卢克索古神庙浮雕被刻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后，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的新闻，可以说真正反映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长期忽视的国民素质问题。国民素质包括全面教育、文化素质、身体素质、道德修养、国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等118个综合指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提升，将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这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升。
一、城市空间中需要新的文明规则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时代到来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人类创造的新空间。空间有着多重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空间意味着权利。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传统农村社会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在新的空间中不再适应。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异质群体，对城市空间产生了许多新的要求，而城市的公共物品却往往赶不上市民的需求。这使他们产生了对城市的新期待。不同的主体进入不同的公共空间，必然存在权利与责任的边界问题。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厘清。公共空间已经呈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并解决。 我们似乎还从没有过如此严峻的空间关系的紧张。
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2]。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1960、19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3]网络时代的到来，又产生了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等“流动空间”[4]。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空间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构成阶层、性别和分工。[5]
20世纪著名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著作中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边缘地区置换[6]。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物理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而很少关注社会历史空间。
21世纪是一个空间的世纪。空间意味着权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体现的是权利的差异。中国社会种种的矛盾冲突实际就是人们权利的实际享有、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实际满足，各种权利主体需求的公共物品赶不上需求所致。不同的公共空间，对每个空间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有着不同的要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加，但当他们进入公共空间后，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并没有通过系统的国民教育成为习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公共空间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城市这个人口密度高，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紧张的公共空间，各种公共空间的冲突也就经常产生。国民的素质也在人与人交往，特别是城市空间中人际互动而表现出来。各种冲突也因此而频频发展。
如何化解空间冲突？每个人都应该是权利和责任主体，但人们却习惯把别人看作客体。杭州公交车耳光事件就很典型，抱小孩妇女的丈夫俨然占有道德优势，认为别人必须让座。挨了五个嘴巴的男孩不敢反抗，可能是觉得自己道德不占优势，但大家却没去思考小伙子不让座的真正原因，或许他上了一天班已经非常劳累。这个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空间中人们缺乏的是换位思考。加深对社会历史空间人们行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物理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人的素质也才能在空间中得到更好地体现。
具体到城市地铁中的乞丐问题，它更是反映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城市和农村享有不同的发展权利，城乡国民享有不同的权利，意味着许多城市市民享有的，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农村居民分享，这使得我们所说的素质不能从国民的教育中得到提升。当流动成为一种权利的时候，当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的权利并不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就因此享有，新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自然会频频发生。当他们在城市空间与市民产生各种联系后，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即便将来中国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异也将继续存在。像城市中的流浪者，未必就一定要为了生计，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有权选择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违规则，不侵犯他人权益。这也是流浪者在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权利体现。许多城市政府为了市容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以所谓的文明城市创建将流浪者从城市赶走，这是对他们合法的权利侵犯，也没有很好体现出城市管理者的素质。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浪者都不应该在地铁空间中乞讨。这并不是缺少对穷人最基本的怜悯。问题在于，地铁的主要功能不是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保证城市公共运营。现在的地铁行乞者强讨强要、欺骗善心实际扮演的是对公共空间规则的破坏者。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者，却经常面对这样一些困扰他们严格执法的社会问题。他们找不到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空间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与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穷人或者富人，对城市社会管理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主体，性别、户籍、身份都无关于他们是否可以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承担应有大的社会责任。许多国家对公共空间中国民行为规范几乎“苛刻”的细节规定，并没有引发如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争议，就是因为公民对公共空间理解形成了普遍共识。国民权利在公共空间中实现，其行为也应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受到约束。我们应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的城市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都必须进行创新。
二、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
当中国进入城市时代后，我们必须适应城市时代的到来，创新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尽快建立公共空间意识。人人都成为公共空间秩序的构建者。由于人们对空间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围绕地铁乞讨等问题口诛笔伐，最终连管理者都不具备管理的自信，感觉可以管，底气却不足。如果从运行方到各个主体，对公共空间认识都不到位，没有公共空间意识，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类似城市公共空间的国民教育应该尽快补课。我们必须思考并回答，城市时代的中国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文明素质。
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农村人素质比较低。实际上是向城市迁移的农村流动人口并不知道城市空间中的行动规则。许多所谓的低素质行为实际上是，本地人对城市空间规则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但源源不断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却不熟悉城市空间的新规则。城市空间里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实质上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社会管理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也因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市民首先要成为公共空间模范的实践者、示范者。他们首先应该体现出他们作为城市文明实践者的素质。在流动人口超过2.6亿的中国，解决国民素质问题需要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国民教育过程、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传播的过程。所有的国民都要学习在城市时代，我们如何文明相处的规则，形成城市公共空间中行为的新习惯。在城市公共空间，如果各种关系不能有效处理，就会出现各种公共安全问题。群体之间的互不认同，只会将社会弱势群体更进一步推向越轨、犯罪的行列。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的涌入，城市里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必然会进一步引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每座城市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要建设和谐的中国社会，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制度、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断提升国民的素质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非常剧烈。进入城市时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则对所有在空间中的行动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行为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去行动，就会产生对其他国民的权利侵害，就会对城市社会秩序形成影响。如何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种种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创新城市社会管理者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地铁作为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当不同社会群体同时出现时，展示的应该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有在公共空间的行动者的行为，都必须在道德、法制的规则之内。地铁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作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展示，就像一个流动的世博会展馆。对像上海这样人口超过2400万的现代巨型都市而言，地铁空间国民的素质是整个中国社会国民素质的缩影，我们应该在地铁这个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并见证古老中国国民素质的现代提升。
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创造物，同时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播空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生活、工作，如何共同营造一个现代社会文明，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去传播人类文明，实践人类文明。在网络时代，网民通过公共虚拟空间提出议题，让更多人了解不文明现象的过程本身即传播文明的过程，人们自此开始思考我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什么，从而唤醒了城市居民的自觉。这是城市时代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从主流社会来说，此时便要利用学校、家庭、媒体等更为丰富、立体的传播途径，让更多人参与各类热点事件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城市文明，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讨论，所有生活在，工作在城市中的国民，都将过自觉、主动的学习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成为一名城市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社会曾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动荡，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每一个变革的时代，都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演变。而只有到了城市时代，人们才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也才产生了现代的城市文明。2012年，中国也已经有超过52%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如何通过城市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中国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也提高了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尽管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
另外一位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提出了自己的创新分析。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当我们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由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权益最大化，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了或者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这使我们身处的社会不再相互依存和有机团结。今天，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人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人类要规避风险必须创新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制度。
贝克和吉登斯显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现代社会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转型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发展中问题，特别是现代社会自然分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建立城市文明的新制度，并以此来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冲突，才能促进中国的社会和谐。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而现有的体制、机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国民素质的问题只是种种不适应的具体表现，要真正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大力加强包括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来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剧烈转型风险。
联合国人居署在《人类居住》中描述21世纪城市和人的关系说，“世界人口有一半已经生活在城市地区了，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将主要是城市。城市是变化的熔炉，是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的磁石，它是我们人类的实验室，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是最重要的国民素质提升途径。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如何形成教育优先发展的全民共识，我们需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当网民集中发帖谴责城市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现象时，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管理方式，而这种从个人责任意识出发，由民间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行为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因为它能激发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当他们积极参与到城市文明建设中来的时候，城市文明建设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就是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人人是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围绕城市文明建设的生活教育的指向，帮助所有的受教育者提升在社会，特别是在城市社会中形成城市公共空间新的文明行为，应该成为政府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重要选择。
诺贝特斯・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一书中，提出了文明进程的理论。埃利亚斯认为，伴随着文明的演变和进步，人类历史也在发展，并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今天西方发达国民比较高的国民素质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民素质，一定也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通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来不断提升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使市民阶层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实践者，以此来带动更多国民的素质的提升。距离中国主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上海世博会筹办和举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都市文明的过程。已经进入后世博时代的中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也应该将这一历史进程变成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的过程。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不只是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更是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关怀的精神生活。中国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国家，除了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以外，更要实现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等的发展。而要实现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要必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发挥国民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章友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上海化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13ZS142）项目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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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的诚信现状
中国社会的诚信现状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诚信缺失。
比如，地方政府的诚信缺失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据最近媒体披露，某地方政府欠人民个体的集资款，原定2005年全部还清的，直到现在未还。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当事人代表终于表态说将于今年7月还清，希望这次该地方政府能够真正言而有信。另外，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说话、制定政策随意性大，说过的话、制定的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屡屡失信于民。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保不住了。希望各级政府能够牢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圣贤教导，对待人民群众诚惶诚恐，如履薄冰，鞠躬尽瘁。
商务诚信出现的问题很多，如食品安全领域的“毒胶囊”、“甲醛白菜”、“三聚氰胺奶粉及牛奶”、“瘦肉精养猪”，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广大人民对自身生命健康的深切不安全感，对相关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深切的不信任感。
在个人诚信方面，“摔倒老人无人搀扶”、“广东佛山小悦悦被车碾压两次，7分钟内经过的18个路人经过竟无1人施救”、“郭美美微博炫富”、“唐骏学历造假”、“论文剽窃”、“学术腐败”等事件都显示着个人诚信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
教育、医疗甚至慈善领域也有不少诚信缺失的表现，如教育中的高考移民事件、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等。这些现象对广大青少年的恶劣影响，还在贻害着我们的后代，贻害着我们的未来；医疗领域医生使用假药、拿医药回扣、收取病人红包等；慈善基金虚假宣传、账目不透明、借慈善之名谋取个人私利等。这些不诚信的表现使得中国的诚信问题更加严峻。
目前中国社会已出现政府与部门、制度与组织、制度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不诚信现象，反映了社会诚信缺失和人际信任危机弥漫的程度。
二、诚信缺失的判断标准
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既可以用经验标准来判断，也可以用逻辑标准来判断。前一个标准来自日常生活经验，比如，一个老人跌倒了，在一个讲道德、讲诚信的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人站出来帮扶；而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许多人看到了也装作没有看见，这就是前几年关于老人跌倒了扶与不扶的热烈讨论。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去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两次，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一个个漠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的陈阿婆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而热烈的议论。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小悦悦事件突显了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小悦悦事件的重要意义，是对诚信道德重建的呼唤和对“见义勇为法”的呼唤。
现实生活的无数例证，个体的、家庭的、企业的，政府的、民间的，都在证明诚信缺失对社会规范、人际信任、商业伦理、家庭亲情、政府权威和社区精神的削弱和破坏的严重性。
除了经验标准以外，逻辑或理论标准也可以对现实社会的诚信缺失进行判断。在使用这一标准前，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道德上的诚信缺失，会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人际信任危机，那么也就证明当下中国社会存在诚信缺失。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用来度量人际信任程度的“人际信任量表”，可用于测试对他人行为、承诺或陈述之可靠性估计。
一个组织可以用“人际信任量表”对组织成员进行匿名测评，以便了解组织的人际信任情况，为组织诚信建设奠定基础。组织个体也可以用它进行关于人际信任方面的自我测评，帮助个体认识自己、认知自我，更好地进行自我监控，提高自我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诚信缺失的治理措施
社会缺乏诚信就像自然缺乏空气一样，使我们的社会“呼吸”困难，当下的中国，当务之急是需要增添诚信这种新鲜空气。诚信是社会关系的剂，社会有了诚信，人际关系、群际关系才能运转，和谐社会才能构建。因此，治理当下社会的诚信缺失，即诚信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战略工程。
诚信缺失的治理措施包括治本和治标两个层面，治本措施所需时间长，见效慢，效果持久；治标措施所需时间短，见效快，效果短暂。因此诚信建设工程可先修补、后建构，这是社会治理的一般程序。只有维持好现存秩序，才能开始新秩序的建构。
从治标的角度来看，要治理当前社会的诚信缺失，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寻找诚信的“种子”，大面积地“播种”诚信，用诚信“繁殖”诚信，可以采取商鞅“立木为信”的方法，使个体恢复对诚信的正确认知和行动信心；第二，制度要讲诚信，奖励诚信个体，用诚信唤起诚信，以便恢复人对制度的信任，最后上升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第三，开设社区道德法庭，用舆论力量导人向善，批评、惩罚缺乏诚信之个体，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宣讲诚信、践行诚信的向善社会氛围；第四，在个体层面，个人是诚信责任的唯一承担者，不要因为一人不诚信就给整个家庭或整个组织贴上不诚信的标签，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正的；第五，对公民进行诚信和礼义廉耻教育，使其知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道理；第六，政府官员要在诚信建设工程中打头阵、做榜样。
从治本的角度来看，要建设诚信社会，我们就必需认清时代特征和诚信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到在“告别革命、远离主流、淡化价值、拒绝崇高”成为一种时髦的世俗社会，边缘化和犬儒主义心态对诚信价值造成的伤害；认识到以感性文化为主的世俗社会向以理性文化为主的神圣社会过渡的困难。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检察工作对接社会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促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维护和谐稳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目标，以开展专项预防、系统预防、提高预防能力和水平为着力点，不断强化预防工作质量和效果，深入推进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努力为促进我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内黄县院通过各项预防措施的运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更要以创新的思维、扎实的举措，强化预防职能，丰富预防手段，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为地方建设创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一、预防工作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作用
1.预防工作为地方党委、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决策依据。预防调查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检察机关通过开展预防调查，能及时发现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漏洞和发案原因，准确把握职务犯罪的变化趋势和发案规律，向地方党委、政府和管理部门、单位提出改进建议和预防对策，为地方党委、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2.预防工作保障地方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检察机关通过对重大工程项目开展的专项预防，可以推进建设项目的信息公开、决策透明、管理透明，通过建立财务公开、资金使用监督、审批权限制约、质量安全监管等制度，可以有效地保障政府资金的投资安全，避免财政资金的铺张浪费，降低建设人员的廉政风险，避免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给经济上带来的损失，从而促进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3.预防工作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是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经法院依法判决有行贿罪的个人和单位建立犯罪档案，以便有关单位或个人查询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推进诚信体系建设。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全国联网，更加促进了全国诚信体系的建设。除在工程建设领域外，还可以在政府采购领域建立廉政准入制。通过与监管部门联系，以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为依托，建立供应商无行贿犯罪记录的工作制度。从而拓展行贿犯罪查询领域，延伸检察预防触角，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4.预防工作促进实现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宣传教育。通过建立具有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体系，大力增强公民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树立预防理念。通过扩大预防宣传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发挥预防文化舆论导向作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而实现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5.预防工作促进其他机关部门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检察建议是目前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用最广泛的手段之一。通过向发案部门、单位或行业提出改进、纠正意见，将这些社会主体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整体框架之中，促使行政职能和职权进行重新配置、优化，强化了监督管理。通过检察建议运用的完善，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提升检察建议的认可度，更好地促进社会管理。
二、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预防工作理念的转变
1.转变就预防而预防的理念，把预防工作放在更高格局上谋划。要从根本上摈弃就预防而预防或单纯为应对检查考核而搞预防的错误观念，杜绝预防工作的形式化、表面化和数字化，从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高度以及增强工作实效的角度来谋划预防工作。
2.从偏重个案预防向注重类案预防、行业预防和专项预防转变。侦查部门结合办案搞个案预防，预防部门重点加强类案预防、行业预防和专项预防，要注重解决发生职务犯罪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和深层次问题，在推动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3.转变重打击轻预防的理念，把预防工作放在更重要位置上推进。要从根本上摈弃查办是硬任务，预防是软业务的错误观念，杜绝预防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不良现象，正确厘清惩治与预防、“眼前利益”与“长远效果”的辩证关系，真正确立“打防并举，预防为先”的执法理念，不断加大预防工作力度，有效遏制职务犯罪蔓延，使预防工作既有作为又有地位。
4.从单纯的检察机关专业预防向专业化与社会化预防相结合转变。要切实强化大预防的工作理念，在已有的党委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框架之下，进一步加强与监察、审计等部门经常性的横向联系，共同督促、检查、指导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落实预防责任，真正形成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抓预防的合力，实现预防工作社会化。
三、社会管理创新环境下的预防工作机制建设
1.建立健全侦防一体化机制。要着力改变侦防工作相互脱节、预防滞后的状况，建立健全预防部门和侦查部门之间的领导协调、分工协作、信息交流、预防介入、线索发现处置、案件承办督办等机制，更好地体现检察机关预防职能属性，实现信息共享利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化，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做到侦防互动、侦防并举，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增强服务大局实效。
关键词：二语写作 社会-认知模型 元认知 理论研究
引言
在2007年5月举行的第五届第二语言写作国际研讨会上，Alister Cumming教授指出，二语写作的实证研究需要理论框架的支撑，没有理论的二语写作研究是很难产生意义的 (徐浩，2007)。而在我国，二语写作的理论研究较之于对写作教学法的研究数量偏少，而广大二语写作教师由于理论背景知识的相对匮乏和对二语写作本质的认识不足，尽管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仍然存在着理论结构老化和教学效果收效低微的情况。本文着重介绍的Hayes (1996)模型从二语写作过程的任务环境因素和认知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而该模型在国内已发表的二语写作研究中较少涉及，其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本文通过对Hayes (1996)二语写作过程社会-认知模型的评介，以写作主体研究为基本视角，探讨结合元认知理论 (theory of metacognition)解释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的更多可能性。
该模型的早期版本Hayes & Flower (1980)模型已在国内外期刊中有诸多介绍 (e.g. Wang & Wen，2002; 王俊菊，2005)，在此不再赘述。因篇幅所限，与之相关的Chenoweth & Hayes (2001）模型将另撰文评介。本文着重介绍国内学术界较少涉及的Hayes (1996)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与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引入了结合了三大主流二语写作流派，引入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概念，从心理语言学角度为二语写作研究打开了独特的视角。
1. Hayes (1996)模型在二语写作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
Hyland (2002，2003)归纳了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三大主要流派。它们是（1）写作文本研究 (text-oriented research)；（2）写作对象研究 (reader-oriented research)；（3）写作主体研究 (writer-oriented research)。写作文本研究将二语写作的文本，即二语写作者的最终产品作为研究的重点，强调其是否符合目标语的文本的内在规律。写作文本研究在教学法中其典型代表为结果教学法 (product-based pedagogy)，强调对语言形式的规范，学习者能够通过范文观察和比较自己的产品与范文的差距，但教师往往忽视对学习者思维能力和读者意识的培养，学习者易走入背诵范文、写作千人一面的误区。
写作对象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强调二语写作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学习者和教师应了解目标语篇群体（target discourse community）的写作规则(social conventions)和该目标群体对写作者对普遍规则遵守的预期值。例如，在撰写论文的致谢部分时，致谢人应考虑到论文审阅人对致谢部分的预期。如致谢应体现作者谦虚的态度，作者在该研究圈子的成员身份以及得到的学者支持(Paltridge & Starfield，2007)。写作对象研究在教学法中主要体现为体裁教学法(genre-based pedagogy)以及特殊用途英语教学法(ESP)。该研究方向认为教师应引导学生建构对目标语体裁的语篇层面的宏观理解和读者意识，注意目标群体普遍承认的写作规则。
写作主体研究和以上两种不同，强调写作过程的复杂性，认为写作是非线性的反复的探索过程，因此，也称之为二语写作中的认知研究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写作主体研究在教学中主要体现为过程教学法(process-based pedagogy)。过程教学法激励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内在认知因素和探索能力，着重培养学习者的逻辑思维，通过对习作的反复修改加工加深学习者对写作过程的认识 (李金红，2006)。
1.2 Hayes (1996)模型对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意义
在二语写作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学者们或持写作主体研究说，或持写作对象研究说。而写作文本研究由于其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学说的衰退，以及写作主体研究和对象研究在近20年的陆续兴起，则少有人问津。而写作主体研究和写作对象研究的二分法思维方式的根源来自于心理语言学研究核心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核心的对立，即人类活动是作为对内在认知机制的反映还是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塑造的对立 (Juzwik et al.，2006)。
而笔者认为，这两大二语写作研究方向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应当为互为补充。因为内在认知环境和外在社会机制是独立而又拥有互相紧密的关系的两个部分。例如，任何外部因素都必须首先由内部认知机制所感知并通过内部认知机制进行信息处理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内部认知机制的形成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写作的社会环境、读者要求等等。同时，写作文本研究同样应有一定地位，例如，已写出的写作文本对写作者后续写作时的认知处理的影响也值得探讨。Whalen & Menard（1995）指出，当写作过程产生时，二语写作者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写作前的宏观层面转移到相对微观的方面，如对字词层面的注意。换言之，文本的产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宏观层面上的信息处理。
因此，Hayes (1996)提出的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能够较好地结合这三种研究方向。该模型以写作主体的内部认知信息处理机制为基础，考察任务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和个人因素（内部认知机制）的互动关系。下一部分将着重阐述Hayes (1996)模型和三种研究方向的关系。
1.3 Hayes (1996)模型描述
在写作过程的模型研究方面，针对一语写作过程的研究数量远远超过对二语写作过程的研究。因此，一语写作研究对二语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同时，由于一语写作和二语写作的差别（如二语写作过程中一语对二语写作过程的影响作用；中西方写作思维方式的差异等），笔者认为一语写作模型不能等同于二语写作模型，但对二语写作模型的建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William，2005)。Hayes (1996)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见图1。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human-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Hayes (1996)模型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任务环境 (the task environment)和个人因素(the individual)。任务环境由宏观的社会环境 (the social environment)和微观的物理环境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两部分构成。社会环境指读者期望(the audience)和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 (collaborators)，物理环境指写作者已写成的文本(the text written so far)和作者的写作媒介(the composing medium)，即用纸笔写作或文字处理程序写作。
在个人因素方面，共包括四个部分：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认知过程(the cognitive process)以及情感因素(affect/motivation)。工作记忆在当代认知心理学中代替了原有的短期记忆 (short-term memory)，和长期记忆同为信息加工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Anderson，2000)。工作记忆作为信息加工的主要认知领域，负责从长期记忆调取信息储备并对信息进行处理，它的信息存储空间有限，存储时间相对较短；而长期记忆负责知识的长时间存储 (Baddley，1992)。
Hayes（1996） 对工作记忆的细分基本上与Baddley（1992）一致，其不同之处在于Hayes使用了“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代替Baddley的“工作中枢”(executive control)以体现语言处理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两个概念是声音处理 (phonological loop)和空间关系处理(visual/spatial sketchpad)。比如，声音处理和学习者的听力能力密切相关，空间关系处理和绘画能力有紧密联系。在Hayes (1996)模型中，长期记忆中储存的知识包括：任务背景 (task schemas)，话题知识 (topic knowledge)，作者知识 (author knowledge)，语言知识 (linguistic knowledge)，以及体裁知识 (genre knowledge)。其中任务背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在二语写作中，它包括对写作结构的知识和写作程序、写作目的等一系列对目的任务的知识掌握。
认知过程可以看作是写作者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信息交互和信息处理的外在表现。文本解读(text interpretation)指作者对写作任务的认知处理过程；反思(reflection)指写作者从长期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通过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解决问题、判断推理的过程；文本产出 (text production)是指写作者将内部认知处理转化为文字输出的过程。这三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原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中对构思(planning)、转码 (translating)和修正 (reviewing)以及对三种认知行为的监控(monitoring)的理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模型中，三个部分都并非是线型的连续的三个步骤，而是反复进行的三个过程。换言之，作者有可能从反思过程重新回到文本解读过程，而非进行文本产出。此外，我们也可发现，这两个模型强调的重点不同。Hayes (1996)模型对此部分的处理强调其与信息加工理论的内在联系；而早期的版本主要考量标准的写作者的可观察的写作行动。
情感因素指在写作过程中的情感特征和个性倾向，包括动机(motivation)、目标 (goals)、个性 (predispositions)、观念 (self-beliefs)、态度 (attitudes)、预期(cost/benefit estimates)，以及焦虑 (anxiety)等一系列要素。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重要方向，对个体差异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在二语写作方面，写作者的深层动机或者表层动机都有可能对写作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4模型的意义和不足
Hayes (1996)模型的意义在于：第一，该模型体现了任务环境和个人因素的互动关系。其中任务环境包含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一方面，该模型体现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影响。例如，二语写作者对不同读者群体的身份意识会影响其调动面向不同读者的语言知识。此外，在个人因素中，用电脑写作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写作者对文本的修改。另一方面，二语写作者个人，作为创造语篇的使动者，也参与了语篇目标群体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语写作者的写作活动也对任务环境有一定作用。
第二，该模型结合了写作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将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作为个人因素研究的重点。二语写作的成功来自于写作者对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的存储，以及工作记忆对长期记忆知识储备的顺利提取和有效应用，而信息处理的过程受到了情感因素和认识过程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换言之，该模型强调了多种因素对二语写作的影响，体现了因素间的制约和互动关系。例如，修改策略的使用可能同时受到内部因素诸如策略知识、对读者喜好的知识、工作记忆容量或者外部因素诸如文字处理程序的使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三，该模型突出了个人因素的作用。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都必须首先反映在写作者的认知机制中，通过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才能对写作过程和结果发挥作用。此外，二语阅读的研究表明 (e.g. Carrell，Devine，& Eskey，1988; Shaw & Weir，2007)，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可能牵涉很多变量，换个角度来说，该写作模型试图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部分解释影响二语写作的认知因素，并同时考量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在二语写作中的作用。
同时，Hayes (1996)模型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作为一语写作模型，该模型并未体现二语写作者时存在的一语对二语写作过程的影响作用 (Zamel，1983; Raimes，1985; Cumming，1989)，例如，Wang & Wen (2002）指出，学生的一语写作水平对二语写作有影响；其次，目前该模型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来支持其合理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了该模型在二语写作研究中的潜力价值。它的社会-认知的双重架构比单一角度的模型更具有解释力。而元认知理论，作为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个体差异研究以及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并未在此模型中得以体现。以下部分将讨论元认知理论在该模型中的应有位置。
2. 元认知理论在模型用的作用
对于元认知的研究始于Flavell对于元记忆的研究。Flavell (1979，1992)指出元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在过去十年中，学者普遍认为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 (knowledge of cognition)和元认知调控(regulation of cognition)两个主要方面(如Baker & Brown，1984; Gagne，Yekovich，& Yekovich，1993; Phakiti，2006; Schraw，2001)。元认知知识是指认知个体自身对于信息的个体生物性积累，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条件式知识，三种知识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元认知调控是工作记忆的一种运行模式，而长期记忆中非相对稳定的知识积累。元认知调控是指认知个体对于自身认知过程的即时监测和调控。元认知调控在策略方面，可表现为可观测的策略运用（strategy），或者不可观测的自动化的技巧(skill)。当个体进行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认知调控时，这样的行为可被看作是策略使用 (Phakiti，2006)。
元认知知识中，根据Anderson（1991）和吴红云（2006）的定义，陈述性知识，即认知主体关于事实、规律、和定义的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domain-general knowledge)和特殊领域知识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程序性知识是指关于认知主体如何达到目标的过程的知识 (know how)；条件性知识指关于认知主体对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运用原因和运用时机的知识 (know why and when)。Flavell (1992)则认为元认知知识也可分为主体知识 (person knowledge)、任务知识 (task knowledge)和策略知识 (strategic knowledge)。在元认知知识中，主体知识是指认知主体对自身(intra-individual)、个体之间(inter-individual)和对人类认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 (universal)。例如，“我的英语口语比我的英语写作要好。”属于对自身认知能力的主体知识；“我比我的同桌更擅于用英文表达思想。”则属于对个体之间认知能力的主体知识；而“一个学英语一个月的中国学生用英语来写长篇小说的话，应该不能胜任。”则属于对人类认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元认知知识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任务知识。任务知识是指认知任务对知识储备的要求、知识储备对任务完成的影响、以及知识储备对任务完成的局限性。比如，对特殊领域知识有要求的写作任务会比只需要一般性知识的写作任务难度更大。元认知知识的第三个要素是策略知识。策略知识是指为达成任务实现目标对于应当运用何种策略的知识。比如，写作者在具有如何在写作时进行宏观和微观监控的知识后，能够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实施监控。值得注意的是，元认知文献中所指的策略知识主要指的是对元认知策略的知识，对于是否其包括对认知策略的知识则不明确。而策略知识和策略使用在该理论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深入考查。笔者认为，根据元认知理论，在Hayes (1996)模型的长期记忆中，除任务背景、 话题知识、 作者知识、语言知识、 以及体裁知识以外，长期记忆中应还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知识和其他知识地位相同，同样影响着文本的的写作过程、文本和文本质量。
认知调控主要在发生在工作记忆。有意识的认知调控被称为策略。根据信息加工理论，O’Malley和Chamot (1990)认为策略可分为三大类：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元认知策略评价、管理、监控认知行为，发挥指挥和控制认知策略的实施的作用；认知策略是指在处理问题时中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认知行为；社会/情感策略指控制、协调与外部社会关系和内部情感的认知行为。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三种策略都是有意识的行为；再次，元认知策略不基于具体任务，而认知策略和具体的任务关系密切 (Schraw，2001)。例如，监控策略即可用于日常的驾车活动中，也可用于二语写作时对写作结构的监控。而激发关于段落构思知识这一认知策略和写作活动以及与写作相关的背景知识十分相关。本文的Hayes(1996)模型并未直接提到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但是，由于该模型的理论背景是信息加工理论，因此可推断出这两种策略应用都与模型中的工作记忆部分密切相关。同时，虽然情感因素在模型中作为单独的因素出现，其调控过程同样受工作记忆影响。其中，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在具体环境中的使用可受到长期记忆中的知识构成(包括元认知知识、工作记忆容量、情感因素、认知过程)的多重影响。
因此，根据元认知理论，Hayes（1996）模型中的长期记忆部分应包括任务背景、话题知识、 作者知识、语言知识、体裁知识、以及元认知知识。而工作记忆中应当体现具体环境下的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的使用。而具体的策略使用因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人因素方面，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积累是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任务环境方面，策略使用也受到了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个人物理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写作的认知过程的写作文本。
3. Hayes (1996)模型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首先，二语写作教师和二语写作者都需意识到二语写作过程和写作文本既受到写作的任务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写作者的个人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高质量的写作产品是二语学习者综合素质的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写作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对多因素写作过程的显性认识，应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优势和热点，并把学生对写作的注意力从字词语法等微观层次提高到读者意识等宏观层次。
再次，在写作课堂中二语教师可进行策略培训，而在策略培训中需要注意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调控的区别。在笔者对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生进行策略培训时，发现学生虽然在长期学习中对英语写作需要的认识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储备不全面，因此影响了策略的使用和文本的质量。例如，有不少学生认为写作文就是写“三段论”，即写三个自然段就算完成作文。此类学生没有区分非应试作文和应试作文的要求，同时错误理解“三段论”为三个自然段的写作，缺乏任务背景的知识，导致在写非应试作文时错误地采用了应试作文的构思策略，影响了作文的质量。因此，写作教师不仅要教学生使用策略，更重要的是要用“对”策略。
结论
Hayes（1996）二语写作过程社会-认知模型结合了写作文本研究、写作对象研究和写作主体研究的成果，重点分析了二语写作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和任务环境因素的作用。笔者提出元认知理论中元认知知识在长期记忆中以及元认知调控在工作记忆中的应有位置。希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广大英语写作教师和英语写作研究人员可利用Hayes (1996)模型，进一步深入探讨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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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地位，需要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双向契合。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高等职业教育成本需由政府、学校、受教育者（个人）及作为第三方参与的社会共同承担。随着高职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政府分担不足、个人分担超负、社会分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社会补偿在高职教育成本分担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亟需从其定位、主体范围、分担模式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 ：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社会补偿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2-0014-03
作者简介：刘大洪，男，博士，教授，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和教育经济学；李淑君，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职教中心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编号：G2012AO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组成员：李莉、程冲、李淑君等）。
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成本概念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而兴起，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种特殊类型，针对其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属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的一个分支。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生产性投资，其成本包含高职院校提供教育服务所耗费的所有资源价值，为政府部门、高校管理者、教育投资者、学生家庭等各方教育活动参与主体提供信息咨询与决策服务。显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端技能型人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成本分担参与主体投资力量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社会补偿积极性缺失等问题影响了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学生主体地位的提高，导致教育成本依靠政府和个人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如何激励作为教育价值受益第三方的社会在成本分担中的积极性，以及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补偿机制，成为日益重要的课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与社会补偿的涵义
在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教育行业无疑属于精神生产领域，肩负着提高全民素质、帮助受教育者完成从自然人转变到社会人的重任，但同样可借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本核算的规律与原则，细化教育活动中投资者与受益者的角色定位。美国著名人力资本专家舒尔茨认为：学校可视为专门生产学历的厂家，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学校在内）可视为一种工业部门……把学校教育视为一种投资进行研究，这便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知识的重要来源。教育成本指培养每名学生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是指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在学期间所消耗的直接和间接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
上述教育成本理论为认识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提供了依据。高职教育的成本既包括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经费、纳税人、社会团体、民间机构的捐款捐赠，也包括学校自主创收，或用于教育而免除的税收，达到法定劳动年龄段的学生如不上学而就业时国家可能获得的税收。‘骊社会补偿则以高等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为背景，这一属性决定了受教育者不是整个高职教育活动中的唯一受益者，高职教育产生巨大的外部效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具备私人产品的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从而产生无形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因此，社会补偿有责任参与高职教育活动成本分担，在保证高职院校办学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之下，以校企联合、科研合作与支持、技术支持与培训等方式积极参与教育投入，实现互利双赢的最终目的。
二、高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社会补偿的必要性
政府部门、个人、家庭、社会各方组织共同构成高职教育成本分担主体。政府的财政经费投入是高职教育成本的主要供给来源，理应成为主要分担者。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投入长期以来包办了职业教育的兴办与发展，也是高等职业教育产出社会效益的主要受益方。我国长期的教育经费投入相对短缺，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化与大众化，也限制了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多样性与自主性。
受教育者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效益的直接受益者，需要为自身的受教育活动支付成本，一般通过学费、书本费、文具用品费、公共设施使用费、餐费住宿费等缴费形式具体表现。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在政府部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由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支付一定的学费来分担办学成本合情合理，能够减轻政府负担，但近年来，受教育者个人承担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此外，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教育活动中的客体除了承受学费作为直接成本，还负担了作为法定劳动力却因为在校学习没有付出工龄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及接受高职教育过程中本人及家庭产生的潜在心理成本。
社会补偿机制的构建与优化近年来成为高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的热点问题，随着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日益推进及高职教育的规模化发展，单一的政府投入以及个体承担已经不能满足高职院校的办学资金需要，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开始重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整合资源、技能培训、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训实习岗位等方式加强深度融合，极力吸纳企业、民间非官方组织、校友、社会团体支援和捐赠，协助职业院校提高职教质量，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社会补偿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职业教育投入负担，同时与高职院校的联系又能达到互利共赢，成为高职教育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应当日趋成为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力量。
三、高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社会补偿存在的问题
1．从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例来看，社会民办教育投资及社会捐赠援助的力量非常薄弱，相比政府分担和个人分担所占的比例几乎“微乎其微”。2003年8月24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在决定的第18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从近年来的教育投入数据分析来看，政府部门致力于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鼓励职业院校采取奖励资助政策，以减少学生个人及家庭的教育成本，提倡院校与企业、民间社团组织之间加强协作，加大社会补偿的力度。但是，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体系中，社会补偿的比例很小。2003～2007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各成分的比例分别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47.34%、学杂费33.09%、社会团体与公民个人办学5.07%、社会捐赠办学0.94%、其他学杂费13.5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几乎占据“半壁江山”(47.34%)：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已成为继政府拨款之后的“第二大势力”(33.09%)；而社会团体办学与社会捐赠办学所占比例仅占总量的6.01%。
2．国内社会对于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缺乏理论上的探讨，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社会捐赠组织之间存在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加上受市场经济下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趋利影响，企业与院校之间很难找到双赢互利的最佳模式。企业作为用人单位无疑是社会补偿成本分担的主要力量，一方面通过资助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提供师生技能培训等显性投资，或者通过提供实训岗位、接纳学生就业、技术前沿信息沟通等隐性投资渠道进行分担：另一方面职业院校需要契合企业用人单位不断提高的人才质量要求，采取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师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无疑又增加了用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办学成本，二者很容易产生企业成本补偿力度不够与职业院校实际需求较高的矛盾。
3．社会补偿机构对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缺乏必要的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政府对于社会补偿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够，企业、民间基金会等教育成本社会分担者偏好于技术科研实力较强的普通本科院校，以追求最大限度、最短时间、最高效率的质量与品牌，造成目前处于高等教育体系最后一个批次的高职教育长期“被忽略”。
四、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社会补偿的途径
高职教育成本分担需要政府、个人及社会三方的合理配置，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作为技能型人才的直接接纳和使用者，应逐渐提高成本分担的参与度。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公司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对高职教育的投入极其有限。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本身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对于教育投资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尽管近年来“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职教界日益盛行，国家也大力倡导高职院校与企业深度融合，共同创新理实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并改革教育教学机制，但很多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机制不够健全，加上缺乏相关的政策及资金支持，企业参与职教成本分担的积极性不高。综上来看，结合我国目前高职教育成本分担中社会补偿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完善社会分担机制，弥补政府与个人分担存在的片面与不足。
1．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于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宏观调控力度，从教育体制上完善社会补偿机制。鼓励扩大新兴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成本分担，开拓新的社会分担渠道，放宽国有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垄断性，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些资金人股、董事会建制的产业型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高等职业教育。另外，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中外合资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已开始运行，这体现了以集团投资、连锁办学、滚动发展、产业经营的高等职业教育企业投资发展的方向②。这些政府支持鼓励的新的成本分担中的社会补偿方式，扩大了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范围，减轻了政府投资压力，让企业获得一定的货币化收益即直接利润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资模式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捐赠对于高职教育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所接收的社会捐赠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其中高职教育所获得的捐赠更少，政府亟需将社会补偿中的捐赠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实施正确的政策导向，积极开发利用社会捐赠，提高其数量与规模。
[摘要] 在当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中，方法论变革是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集体行动研究先后出现了社会崩溃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多种模式。这些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个体理性和政治过程出发，考察集体行动的约束结构或资源条件。推进集体行动理论的深入发展，需要综合分析社会结构、行动者理性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研究路径的对话交流。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65-08
集体行动是以塑造身份认同、改变权益分配为指向的群体现象。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公民能力的增强和政治包容性的提高，集体行动逐步常规化，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组织形式。集体行动在选举政治之外显示了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的介入，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围绕行动者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形成了多种方法论主张，先后提出了互有竞争性的理论模式，具体包括社会崩溃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个体理性和政治过程出发，考察集体行动的约束结构或资源条件，多维度地解析了集团行为的动力与风险。为深入理解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沿发展、评估不同理论模式之间的继承关系，本文尝试以方法论为线索，在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框架下，检讨个体行动向集体行动过渡的复合机制。
一、社会解体：集体行动的崩溃模式
对集体行动现象的研究，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理论建构的进路。在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结构分析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关注社会演变对个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影响，广泛地讨论了阶级斗争、革命冲突等一系列重大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对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后发国家大众运动反思的基础上，社会结构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逐渐形成了集体行动的“崩溃理论”(breakdown theory)。崩溃理论以社会为中心讨论集体行动的形成原因，认为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共同体是有机联系的动态系统，系统的平衡稳定能够约束个体成员的侵害冲动，提供社会正当性的价值准则，保障秩序、安全等群体利益目标的实现。一旦经济增长等社会变迁打破系统平衡，既有行为规范的控制力将趋于松弛，人们会以激进方式采取非常规行动，宣泄社会内部滋生的心理紧张。根据崩溃理论的逻辑，集体行动是社会危机的“副产品”。
崩溃理论主要从两个维度论证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基础：共同体瓦解的“大众社会模式”和群体心理受挫的“怨恨模式”。根据大众社会模式，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具有调节能力的自足系统，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将出现过渡性社会，传统的地域、宗教、家族组织将被摧毁，而无法继续发挥社会控制和利益凝聚的作用。社会结构的解体伴随着个人心理秩序的解体，从变动社会中游离出来的行动者逐渐沦为缺乏常规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丧失精神根基，容易接受极端思潮的吸引，卷入引发政治动荡的集体行动。为了重塑社会，必须建立多元集团组织，强化利益集团的社会凝聚力和自治功能，塑造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将群体行为纳入可预期的制度化轨道。而根据怨恨模式，集体行动是社会成员相对剥夺感的自发反应，群体心理挫折导致抗议行动。变化社会中出现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有三种情形：社会资源供给相对于原有价值预期降低；价值预期相对于原有社会资源供给提高；价值预期的提高快于社会资源供给的增幅。尤其在经历快速发展又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时，社会成员面临丧失资源积累的风险，集体行动容易突然爆发。主观上被剥夺的心理状态比客观的物质利益损失，能够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力。与大众社会模式主要关注后发国家转型有所不同，怨恨模式讨论的群体现象可以同时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形态、社会政策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只要群体的相对地位发生显著逆转，由“心理挫折一集体反抗”机制主导的集体行动就有可能出现。从结构变迁中形成的资源分配格局，“毫无疑问地会带来社会和政治效应”。
崩溃理论从社会组织解体和群体心理挫折出发，指出社会孤立个体的出现与怨恨心理的形成是集体行动的触发条件。社会系统的宏观变迁决定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基于现代性发展的视野，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客观场景，社会系统的崩溃主要源自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市场资本的渗透。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央政府凭借官僚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支持，逐渐将社会集团的自据为己有，并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社会一体化，扩张权力总量。政治中心的建立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动力，也为社会成员反抗权力扩张或影响权力行使树立了明确的对象。集体行动因此成为“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伴随国家建构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成为社会崩溃的重要原因。在现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前，市场嵌入在社会之中，经济活动从属于互惠关系，经济制度只是社会组织的部分功能。而随着市场社会的形成，传统的道德伦理、交往形式遭受冲击，市场企图将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生活商品化，商业竞争的压力传递为社会内部的紧张。作为市场宰制社会的反向平衡力量，集体行动是社会成员被资本侵害时采取的自我保护，它并不试图取消市场，而是将市场机制限定在社会认可的范围内。从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机联系的角度，权力扩张和资本渗透导致的社会危机是孕育集体行动的土壤。
【关键词】蓝光照射；新生患儿；黄疸；护理
新生儿黄疸是在新生儿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疾病，如果忽视了这种疾病或缺乏合理的治疗方法，则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胆红素脑病（核黄疸），这种后果不堪设想[1]。因蓝光照射治疗黄疸的疗效显著，它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界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而在治疗的过程中进行全程精心护理不仅可以使治疗效果得以提升，同时也对新生患儿的健康起着特殊的作用。现将我院利用蓝光照射所治疗的65例新生黄疸患儿的护理情况及疗效作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我院于2011年2月——2012年1月收治了65例新生黄疸患儿，其中男女数量分别为35例和30例；包括14例早产儿和61例足月儿。这些患儿的发病时间均在出生24h内到出生后的7d内，平均时间（48.3±28.2）h。在研究的患儿中，出现了49例高胆红素血症，有6例患儿感染，7例患儿患肝炎综合征，3例患儿出现红细胞G-6PD酶缺陷症。
1.2治疗方法
1.2.1治疗方法首先，要对新生患儿原发性疾病给予相应的治疗，在此基础上用蓝光照射约12-24h，照射3-5d。通过对这些患儿的治疗结果表明，血胆红素升高，平均都超过了200umol/L。
1.2.2护理方法首先，要对光疗箱进行彻底清洗，然后将水箱加入约2/3的水，同时要保证电源和灯管是在正常的打开状态。开机后，光疗箱的温度升至约30-34℃左右，温度约55-65%时方可使用。治疗前后还要利用经皮黄疸仪来测量胆红素的水平。其次，在给患儿使用光疗前，要及时给患儿洗澡、剪指甲、患衣服和为其佩戴遮光眼罩。通过佩戴眼罩，可以避免蓝光损伤患儿的视网膜。另外，要注意保护男性患儿的阴囊及利用尿布遮住女性患儿的会。在光疗前一定要详细与家属沟通，告知什么是新生儿黄疸及其危害，直接陈述蓝光照射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并发症，及治疗后的重点注意事项。在光疗的过程中，要数次查看监测箱的温度保持在正常状态，密切注意患儿黄疸部位的变化情况，每2-3h对患儿进行体温测量，尤其要观察患儿是否开始出现腹胀、皮疹、大便稀薄或大便为黄绿色等的症状。如果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患儿有呕吐或大小便失禁的现象时，要给予及时的清洗，以免影响治疗。在此期间，如果患儿的黄疸症状有加重表现，要立即向主治医生汇报。光疗后，及时取掉眼罩，查看患儿的皮肤和眼部是否有炎症出现。还要对患儿继续测量体温约2-3d来观测患儿的黄疸症状是否再次出现。并叮嘱家属对患儿的黄疸症状做密切观察，若有发生要及时就医。
1.2.3统计方法利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利用计数资料表示采用率。
2结果
通过对新生黄疸患儿护理和治疗发现，有4例患儿出现了不良反应，其中2例有发热现象，2例有腹泻现象。其他61例患儿都康复出院，他们黄疸症状的消退时间约为（38.6±9.9）h。另外，有5例患儿通过治疗以后，在3.5-7.5h仍有轻度的黄疸反弹，但是在2d后消退。
3讨论
由于新生儿的脏器功能发育不全，所以摄取胆红素及排泄能力较差而致体内未结合的胆红素积聚过量，具体的发病原因多种多样，所以体现了新生儿黄疸发病率一直很高。但如果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可以治愈新生儿黄疸、降低胆红素脑病的。胆红素吸收波长为450-460nm的光线，吸光后，未结合胆红素的分解作用是结合胆红素的2-3倍。蓝光的主峰波长在425-475nm，利用它来照射可以使未结合胆红素经过化学作用以后，最终形成水溶性同分异构体，它利用尿液排出体外，此时可以降低血清未结合胆红素，从而改善了新生儿黄疸症状。利用蓝光照射治疗的光疗箱，它的最佳温度应在30-32℃为宜。而对于早产儿，因其体质差，可将光疗箱温度保持在32-34℃。如果在巡查时发现温度升到了38℃以上，要立刻停止并做相关处理[2]。另外，利用眼罩遮挡可以避免蓝光损伤患儿的视网膜。治疗后的患儿有的会出现发热症状，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治疗。在本次研究中，由于蓝光治疗所产生的化全物会刺激到患儿的肠道，所以有1例患儿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如果长期利用蓝光照射进行治疗，患儿也易出现非显性失水。所以，相关护理人员要注意给患儿多补充水分，并要根据腹泻量来调整进食量[3]。适量地对患儿做钙剂方面的补充，可以防止患儿由于血中的钙离子浓度太低而出现惊厥的现象。多数患儿耽误治疗都是由于家属不了解此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对治疗不积极配合而致的。所以，护理人员不光要重视患儿的护理，还要让家属充分重视此病，利用各种方法向其宣传此病的危害。要详细解释说明蓝光照射会使并发症相对较少的优点，避免发生护患纠纷。
由此可见，在多种治疗新生儿黄疸的方法中，蓝光照射是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疗效性的方法，通过在治疗中的全程精心护理，既保证了治疗的有效性，也可以使患儿在未来能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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