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09: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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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保护模式；土地承包权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53－02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或集体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承包合同等形式依法取得的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森林、草原、水面等自然资源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1．农村土地承包的形式，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为主，以其他形式的承包为补充。家庭承包即以一家一户的农户为单位。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个人亦享有土地承包权，但若要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则必须以农户家庭的名义。在我国农村，按习惯家庭都是以男子为户主，为此，对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要特别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在承包期内，如果农村妇女丧偶，仍应以原农户的名义享有家庭承包土地的权利；若农村妇女离婚后未再婚的，也应在离婚时分给适当的土地以保证她的生活来源。二是农村已出嫁女儿若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是在土地承包问题上贯彻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以及保护农村弱势群体的需要。“其他形式”的承包是指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及其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主要是特定的，即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村土地为客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按实践分析，农村土地应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果园、茶园、桑园）、养殖水面、“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新颁布的《物权法》第126作了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完全一致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此外，《物权法》还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5．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是也是特定的，一般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农户家庭。《物权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特殊情况下承包方也可以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具有承包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由法律规定、其保护方式具有多样性等特点。
二、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的法律意义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而非债权。但对这一性质问题，在《物权法》颁布前，一直是近几年我国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对其如何定性，也是无地的农村妇女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诉讼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债权说和物权说的利弊，有学者认为：“债权说的缺陷在于，在司法实践中，将导致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充分。在此种情况之下，承包人只能依据承包合同向发包方主张违约责任，或依据法律规定主张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后，承包人可依据该法第53、54条请求保护，但也只能是在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的同时，多了一条选择途径，即侵权行为请求权。” “按照物权法原理，现行法律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定位为用益物权，不仅因为它符合用益物权的本质和特性，更重要的是，落实加大对承包人权利保护力度的立法宗旨。承包人可基于物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基于承包合同行使违约责任请求权，基于法律规定行使侵权行为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权利保护的渠道明显拓宽了。承包人可基于权利行使受到妨害或侵害的事实，依法合理选择行使四种请求权。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且普遍具有理论复杂、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处理难度大等特点，解决不好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专章规定了该类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值得很好领会。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解决及法律责任
1．争议的解决方式。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解决：
一是基层调解组织解决。所谓基层调解组织，是指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以及村民委员会。如果争议的一方是村民小组，则应由村民委员会调解，如果争议的一方是村委会，则可由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调解。但是，调解是自愿的，调解不是仲裁或者诉讼的必经程序。当事人不仅可以自愿选择决定由村民委员会还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调解，而且在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选择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
二是向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构申请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在区县级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由政府法规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法院、土地、林业、水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司法调解等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既方便当事人投诉，又能使政府集中人力、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解决纠纷。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是通过诉讼解决。向法院首先要明确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受理范围和审判管辖，对此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2．承担法律责任形式。《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责任作了较全面的规定，既有民事责任，又有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完全能适应实践中解决该类纠纷、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要。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受理范围
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可分为土地承包权纠纷和土地使用权纠纷，后者是一种行政争议，只有经过当地人民政府解决不成后方可向人民法院，而且应按照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如何确定涉及人民法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范围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下五种情形属于民事纠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此其审判管辖均应以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受理为原则。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该纠纷是指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即发包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的农户等，因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因农民工返乡要地引发的纠纷、因土地承包经营权配置严重失衡引发的纠纷。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该纠纷是指因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
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以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按现行法律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这两种情况法院应予受理。即在家庭方式的承包中只有林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权可继承，其他方式的承包也可继承。除此之外，因要求继承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其配套的金融政策———汽车消费贷款出现“井喷”现象。国内各大保险公司为了寻找新的利润渠道，纷纷推出了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这一产品。但是，保险公司盲目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以及银保合作存在缝隙和法律机制不够健全的背景下，向消费者进行强力市场推销，从短期来看，这一产品的推出带来了各方面的高效益，但是，长远的潜在损失无法避免，从现阶段越来越多的纠纷案件即可预见，如何规范和减少纠纷已迫在眉睫。
1．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产生纠纷的原因
1．1保险市场的无序竞争
广阔的汽车消费市场，使保险公司没有哪一家会轻易放弃这块诱人的大蛋糕。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保险公司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车贷险产品的推销，，很多保险公司的车贷险都以“打包”的形式销售，保险公司为了占领市场，获得利润，大力承揽车贷险，在审核方面刻意“放水”，从而为大量纠纷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另外，保险公司为了争抢客户，纷纷采取刻意压低价格的措施，这无形中增加的保险公司的成本，对于中小型的保险公司而言，可能会不堪重负，最终破产，大型保险公司趁机垄断市场，这对于市场的竞争是不利的。
1.2银行盲目追求利润，审核工作不到位
汽车市场的迅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其相应的金融配套政策的推广，保险公司推出的保证保险担保、汽车经销商担保等担保方式承诺如果借款人不还钱，可以要求担保人进行偿还，这对于银行来说，在对购车人进行放贷的同时也相应的将风险转嫁了出去，银行方面过分依赖保险公司的各种担保措施，在利益的驱动下，在有车贷险保障的情况下不严格按照操作程序进行审核，对贷款人的资信状况等不做严格审核及发放贷款，这加大了还贷风险。
1.3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相比于西方发达的信用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所以银行和个人信用仍处去尴尬阶段，统一的个人征信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银行之间。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无法进行真实、完整的信息交流，致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出现，从而影响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同时，个人信用的丧失，使得购车人的还贷意识薄弱，而我国法律的不健全，对失信者缺乏惩罚措施，大面积的逃债现象出现，银行和保险公司资金无法收回，大量呆坏账出现。
2.解决对策
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纠纷案件不断增多，使得银行、保险公司、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衡，这严重影响了车贷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成为当前的主要工作。
2.1规范汽车市场的竞争机制
汽车市场的无序竞争，是车贷险产生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有序的竞争机制是汽车市场不可缺少的。从国家角度而言，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汽车市场主要参与者的竞争行为，对各种破坏市场竞争的行为给予严重的惩罚。同时保险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保险公司稳建经营。
2.2加强放贷调查工作，规范银行的审核机制
人保条款第六条第3款：“被保险人（银行）未按规定对对投保人进行资信调查或按规定程序进行贷款审批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所以各家商业银行应该根据《贷款通则》的要求，严格贷前审查制度，积极加强和保险公司的信息交流，对于客户的资信等状况进行详尽的审查，决不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而放松审核的门槛，银行要保证每一笔贷款放得出去，也要收得回来，在对贷款人进行放贷后，也要定期对贷款人的资信状况和对汽车的使用情况以及对贷款抵押物的状况进行切实的审核，一旦发现贷款人的情况有异，可以立即采取措施，果断停止对贷款人的放贷，将损失程度降到最低。
2.3加快法制建设，以立法手段，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中医医院；医疗纠纷；对策
【中图分类号】R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0027―02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而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却频频出现，医疗纠纷所引发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笔者对于某县级中医医院2010年-2012年医疗纠纷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进行分析，为采取防范措施和创新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及基本情况
某县级中医医院是一所功能齐全、中医特色突出、医疗设备先进、临床疗效显著的现代综合型中医院，是国家“三级乙等中医院”、全国“示范中医院”。医院现有在职职工6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00余人。编制床位500张，开设8个住院科室、ICU、急诊科和2个门诊部。医院服务半径100余公里，服务人群300余万。日门诊500-800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两万余例。
1.2 调查内容
被调查医院2010年-2012年医疗纠纷发生和处理情况。
1.3 调查方法
采用汇总该医院相关报表，查阅赔偿案例案卷，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问的方式进行，力争资料数据真实、准确。
2 结果与分析
该院在规模日益扩大，业务量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维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医疗纠纷发生数量较为稳定，在解决方式上，协商解决方式占94%以上，方式仅占5%左右。涉及经济赔偿医疗纠纷数三年来较为稳定，赔偿金额不高。“医闹”事件发生较少，仅在2010年发生一起在医院私设灵堂、冲击、打砸医疗机构的恶性事件。详见表1。
该院三年发生的76起医疗纠纷中，患者或患者家属主要职业为工人、农民的分别占了34.21%，32.89%，提示经济拮据、学历层次较低者，更易对治疗效果、治疗费用等产生怀疑。详见表2。另经查阅资料发现，医疗纠纷当事患者或患者家属中有一名以上饮酒者达32起，占全部医疗纠纷的41.11%，与酒后控制能力下降，容易发生争端有关。患者或患者家属曾有医疗纠纷史的达18起，占全部医疗纠纷的23.68%，该类医疗纠纷的发生，与患者的主观故意有关。医疗纠纷多发生在外科系统，其中科室分布前三位为：骨科、普外科、妇产科。医技科室未有发生。可见外科系统发生医疗纠纷风险较高，为重点防控对象。详见表3。
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具有高风险性、复杂性和效果不确定性等特点，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认识明显不足。当治疗效果与患者主观愿望出现强烈反差，或医方未做好沟通时，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另个别患者维权意识增强而法律意识不强，部份人员为谋取私利成医疗纠纷幕后推手，个别媒体失实报道对医疗纠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缺乏人文素养、对患者冷漠，在医院发生跌倒等意外伤害事故也是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综合该院三年来医疗纠纷发生主要原因分布如下，见表4。
3 讨论
3.1医疗纠纷处置现状及难点
一是群体医闹得到有效扼制。医院加强加强了危重病人和特殊病人的管理，加强了环节质量监控，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在各项预防措施发挥相应作用，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医疗机构的强力保障下，有效遏制了医患冲突的恶化倾向。但“武闹”有转为“文闹”的趋势，即部份患方采取长期纠缠，干扰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等方式索取高额赔偿。
二是医患双方协商是主要解决途径，第三方调解机制作用凸显。该地区于2008建立了第三方调解机制，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中心” 使其成为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调解，打破了传统的医疗纠纷处理难以使患方和社会信服的弊端。三年来，该院医患双方单独协商与在第三方调解之下协商达成协议的医疗纠纷占比94.73%，证明该地已构建起医患和谐的绿色通道。
三是患方“拒绝尸检、拒绝鉴定、拒绝”成为医疗纠纷依法处理的难点。2010年至2012年间，该院因死亡引起的纠纷共6件，死者家属均拒绝尸检而要求给予赔偿。医院出于压力给予了不同额度的赔偿。该院三年间的纠纷处理，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司法过错鉴定解决的仅占40%，绝大多数案件患者均拒绝鉴定和，采取其它方式索取赔偿。
3.2减少医疗纠纷的对策
3.2.1 抓住重点，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改善医疗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医疗纠纷
以骨科、普外科、妇产科等医疗纠纷发生风险较高的科室为重点，牢固树立医疗质量安全是医疗的生命线的意识，开展全员医疗安全教育，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各临床科室成立由科室主任为组长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小组，负责定期分析研究存在和发现的隐患及问题，并持续改进医疗护理质量。落实各项制度，加强医疗沟通，增进医疗理解。在与患者及家属接触的诊疗过程中，加强与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争取他们的配合和理解，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严格执行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和常规，严把医疗技术准入关；科室负责人加强科室医疗质量管理，重视和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各科组间不可互相在服务对象面前推托指责，同时要增强对不良反应事件的敏感性，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上报。建立健全医院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和预警制度妥善处置医院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推动持续医疗质量改进，切实保障医疗安全。
3.2.2 加强沟通，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的接待和处置程序
提高医护人员的人文素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倡导人性人性化服务，鼓励医护人员加强与患者的情感交流，针对医疗纠纷主体之一――患方人员构成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群体的实际情况，医护人员要将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术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者交流，获得患者的信任、增强其依从性。医院采取设立投诉信箱、公布投诉电话等形式接受患者投诉，并在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程序以及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地址和联系方式。设立专门的投诉部门（医疗沟通办公室）和专职投诉接待人员。对每一例投诉，均需要耐心听取意见并详细解释、认真记录，同时将投诉信息反馈给临床科室，被投诉科室立即进行调查核实并反馈处理意见。
3.2.3 积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分担自身风险
《侵权责任法》施行三年以来，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逐渐增加，具有救济患者和保护医疗机构双重功能的医责险的推行逐渐成为各界共识。虽然医疗责任保险尚在发展之中，有其不成熟之处。但通过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在第一时间介入、协调、调查并确定保险责任并赔付患者，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可以有效分担医疗机构自身经济风险，也可将医疗机构从疲于应对医闹、纠纷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从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医疗纠纷的源头管理；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亦可解决后顾之忧，激发他们治病救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有利于医学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
3.2.4 增强法律意识，坚持依法处理
过去一些医疗纠纷处理中，部份医疗机构迫于压力采取了“多闹多赔，少闹少赔，不闹不赔”等非法定解决途径的处理方式，其副作用已日益显现。如部份患者蓄意滋事引发医疗纠纷、提供了职业医闹滋生的温床与生存空间等。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只能在2万元以下的范围内协商。凡超过2万元的，必须经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或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过错鉴定明确责任，等方式解决。发生或可能发生“医闹”之时，尽快按程序向上级主管部门及视情况所需向公安部门报告，以便有关部门掌握事态进展，避免的发生。
3.2.5推行信息公开，合理应对媒体
医疗纠纷处理的好环，关系着医疗机构的整体形象和利益。近几年，微博、微信的兴起标识着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国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舆论形成机制，即微博率先报道，传统媒体不断跟进，通过议题互动，共同掀起舆论。医疗机构不应以医学专业性等为理由故步自封，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公开院务信息，在医疗纠纷发生之时，遵循及时主动、准确把握、实事求是、注重效果的原则，开展信息工作以引导舆论，避免公众胡乱猜测或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努力参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良好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 李璐璐，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0（12）：50-51
[2] 史海龙，某三级医院对推进医疗责任保险的认识[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12）：237
一、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纠纷原因及分析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纠纷成为影响学生学校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要预防和化解纠纷必须分析成因，以便有针对性采取措施，概括起来有以下原因：
（一）学生管理理念滞后，尚未完全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
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理念陈旧，尚未完全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尽管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教育法确定的，有其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律性和社会性。但其法律地位不是学生群体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经法律承认后正式确定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强调学生义务，漠视学生权利，教育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生只能服从。但在现代社会，民主、平等、自由是人类的理想和信念，学生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学习的主体。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学生观把学生当作教育对象，没有把学生作为有意识的个体，更没有当作独立的个体和法律关系的主体，一个民主、现代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在大力推广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今天，加上持续的法制教育，民主意识、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大学生民主法制意识增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这从客观上导致了学生管理纠纷案件的增加，当然这是好事可以促进依法治校依法管理。
（二）教育行政规章（下位法）和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有违背法治（上位法）精神的地方
按照法制协调统一精神，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否则无效。但教育立法中从全国范围来看，依法治教却显得较为滞后，就高校学生管理而言，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和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都相对滞后，下位法违背上位法，从而导致学生管理纠纷。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教育部1990年颁布实施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已被2005年9月1日实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取代）中有的规定和提法和国家法律相冲突，如把学生的考试作弊、两性关系等行为均定性为“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用容易引起歧义的道德评价对学生进行处分，不符合法治精神；“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内容违背了《婚姻法》有关结婚的规定。实践中曾发生过牧丹江某医学院学生结婚被开除后状告学校而胜诉的案例。另外在招生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规定，患有各种恶性肿瘤、血液病的高考生，不能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在各学校招生中，又扩大规定了更多疾病考生不能录取，这些缺乏公正性和道义性的规定，势必侵害这类弱势群体考生平等享有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权利。可看出这些都是引起学生管理法律纠纷的原因之一。
（三）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程序不规范导致纠纷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也在进行着深刻变革，难免发生新旧体制的冲撞。高校管理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由于缺乏法治精神的程序规范及应有的保证制约机制而出现脱节、不衔接，甚至出现某些程序的混乱、程序瑕疵。我们知道程序正当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学生基本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程序不当会导致学生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行政行为的无效。还有，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理时，有的程序不健全，学生救济渠道不畅，如学生申诉渠道不畅通，也可能选成对学生的侵权，这些都会引起法律纠纷，影响学生稳定。在全国有影响的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诉学校，学校败诉一案就是典型。校方认为田永考试作弊并根据学校规定对原告作出退学处理后，并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的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留在学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的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学校也依然为田永正常注册、发放津贴、安排培养环节直至最后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等事实。这一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事实上从未发生应有的效力。然而临近毕业，学校有关部门却通知原告所在系，因原告已作退学处理，故不能颁布发毕业证、学位证，不能办理正常的毕业派遣手续。法院受理案件后，经过审理，判决学校败诉，就是因程序不规范而退学行政决定无效的典型，不仅可看出学校学生管理程序的混乱，也可看出程序正当原则的重要。否则就会引起法律纠纷，而影响学校稳定。
二、解决学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根本途径
（一）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实现高校管理法治化
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高校管理法治化了，高校学生管理才能实现法治化。高校管理法治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战线的具体实践。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已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攻坚阶段，学校作为最基本的教育主体担负着教育发展的重任，学校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理念和方略，学校必须确立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办学思路和治校方略，把包括学生管理在内的学校管理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依法治校就是学校教育法律关系的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依法享有法定权利，同时履行法定义务；只有坚持依法治校，学校的一切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各项改革及工作健康、有序、稳定、高效地发展。高校管理实现法制化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学校领导和决策的民主化、科?W化程度和水平，更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促进学生管理法治化，从而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正确解决学校和学生的法律纠纷，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团结稳定繁荣的良好局面。
（二）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化解学校与学生法律纠纷
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高校学生管理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和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追求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合法化。要充分重视对学生生命健康、财产、知识产权、隐私权和人格权等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完善法律救济渠道，保证申诉渠道的畅通。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里面，以我所在学院为例，我们已经对学生处分作了明确规定，以后处分公告里一律不再出现学生名字，以XXX代替，从而保护大学生的隐私权。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他们具有智商高、开拓欲望强烈、感情丰富、观念更新周期短的优点，但思想和言行容易偏激、社会经验欠缺，这就需要高校管理者在学生管理中要有很强的针对性，转变传统的片面强调尊师的观念，从平等、公平的观点出发，在学生管理中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和法制观念，重视学生个体权利的完善和发展。坚持依法治校、依法管理，用法治的原?t和精神，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和不断完善必要的程序和制度，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以使管理者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大学生，构筑化解学校管理纠纷的有效系统，规范学校秩序，实现法治状态下学校发展的稳定与和谐。
（三）完善学生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及依法规范学生管理制度
一、农村土地纠纷新特点：
由于部门上级涉土案件不复议、法院不受理，土地纠纷案件都集中到仲裁部门来解决，由此土地纠纷出现新特点：一是侵权纠纷增加，争要二轮土地承包权的减少；二是流转给亲戚朋友的增加，村里二轮承包前流转出去的减少；三是流转合同写的条款多详细的增加，不写附加条件的减少；四集体访的增加，个访的减少；，五是提出仲裁调解的多，政策咨询的少；缠访的丁子户，赖子户多，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二、土地纠纷的类型
（一）2010年农村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换发土地使用证确权时由于地界不清产生的侵权纠纷：
（1）村与村地界不清，通过确权发现外村农户种着本村地而且没与任何村签定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村里要求收回外村农户占地，而现种地户即不交费也不退地产生纠纷；典型的是长安村39户种文化村460亩耕地，文化村与长安村农户要地引起群访进省两次，解决了2年才要回争议地。（2）五慌资源发包时地界与国有林场不清，林场重复发包产生纠纷。（3）一轮土地发包时，有的土地没有登记，有的登记与耕地数量不一，未经登记的荒地或拾边地，逐渐被便利的农户开发种植，产生收益后发生纠纷。
（二）流转违约产生纠纷：
（1）连房带地一起卖的，由于当时地不值钱没明确地流转费用和年限，现种地效益好想违约；（2）流转给地邻或亲戚朋友只是口头答应先种着，没写书面合同，现在反悔强种地，（3）合同上有违约条款；如果要地返还承包2倍或几倍赔偿，流转方按现在地价给付赔偿，要回地自己经营或再重新转包仍然挣钱，按违约责任提出违约。总之种种违约都是流转方被现有利益驱动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属不明确产生的纠纷：
因历史原因，30年正本合同与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不相符。比如延河镇的福山村在二轮土地展包时是顺延发包的，按一轮土地承包时的户签定的二轮合同，当时户在人不在的地都给签上，但是当时谁种该地谁又领到了土地使用证，造成同一块地一个人拿着正本合同，一个人有土地使用证，因所有权与使用权不一产生纠纷。
（四）基层组织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
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不经过民主议定而私自发包给家里亲属或有其他关系的农户，有的发包价格明显偏低，这样当土地收益提高本有情绪的农民很容易引发纠纷。比如延寿镇长发村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大部分没签，村、屯干部种地多的有100亩以上，在他们不当村干部之前又都将自己地签入合同内，现在都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另一种情况是村集体不经农户同意，将村里的五荒长期低价发包，土地发包初期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荒地开发时没有异议，后来经开发土地状况变化或种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土地承包者获得了较大利益，土地所有的村集体组织成员，因利益驱动心里不平衡产生纠纷。群访案件都是这么形成的。
三、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及建议
为了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依据中央、省市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原则，在这次调研中我们总结出处理农村土地纠纷的对策方法，仅供参考。
（一）由于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带来的纠纷，尽量用协商的办法解决。由县乡政府牵头司法仲裁部门配合对双方进行调解，把权属明确后，让现在种地农户向明确所有权的集体少交点承包费，待二轮承包期满再收回土地。
（二）对于农民已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因流转而引发的纠纷，可由村级组织、乡镇人民政府调解处理。如调解不成的，可申请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但裁决前仲裁员也应做大量细致工作尽量调解，本着以调解为主，裁决为辅的原则，以免裁后法院不受理给上访人带来无路可走，或出现强种地现象。
[关键词]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纠纷；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5-0090-02
一、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视频分享网站的运营模式大致是：视频分享网站提供网络信息分享平台，用于上传和下载视频；网络用户将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里共享与交流；广告商提供广告资源；视频观众在线观看视频或者通过应用网站的专门程序将视频下载观看。视频分享网站通过视频观众对视频的观看和下载获得高访问量、提高点击率由此来赚取广告费用。
2007年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纠纷开始在我国出现，此后，案件数量持续快速上升。
二、诉讼败局原因分析
我国于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1）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2）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3）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4）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5）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在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纠纷中，视频分享网站败诉率惊人，结合《条例》22条之规定，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改变”上传作品的认定
对于《条例》第22条第2款规定的“改变”，每个法院作出不同的法律解释。在慈文公司诉我乐网案中，法院表示原告的证据仅能证明涉案作品的片头前屏幕上显示了“”的标志，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改变了涉案作品的内容，判定我乐网未改变上传作品。而在华夏树人公司诉优酷网的案例中，涉案的三个电子出版物的播放中，播放屏幕右上角均显示了“优酷网”三个字的标记，视频播放前有一小段优酷网自行添加的“优酷网”黑屏。法院认为上述标识具有指示视频文件来源的作用，由此判定优酷网改变了上传的电子出版物。法院对此项规定的不同理解导致了视频分享网站败诉风险的增加。
（二）“明知或应知”的认定
《条例》第22条第3款规定的“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其实质含义可以等同于主观明知或应知。
1.如果视频分享网站提供的流行音乐、电影和电视作品侵权，则可认定网站对此主观上明知或应知。比如在北京新传在线公司就土豆网未经其许可播放其独享传播权的电影《疯狂的石头》一事诉上海土豆网公司一案中，法院认为，拍摄电影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耗费巨大，这决定了电影的相关权利人一般不会免费在网络上公布其作品，也不可能授权提供他人免费的网络视频来源。《疯狂的石头》是较热门的影片，被告应当认识到必然存在版权问题。
2.如果权利人已通知视频分享网站删除侵权视频，网站未在合理期限内采取措施，应认定其主观上明知或应知。在北京佳韵社文化传播公司就侵犯著作财产权一事诉广州千钧网络科技公司与北京我乐信息科技公司案中，被告于2008年4月18日收到原告在4月16日发出的通知，要求被告删除被侵权作品。但被告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停止侵权行为，而是放任侵权行为延续到5月13日。据此，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符合法定免责条件，应承担侵权责任。
3.如果视频分享网站“未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应认定其主观上明知或应知。目前，绝大多数视频分享网站都符合此项免责条件。网站都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和网络地址予以公开。
（三）“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
对是否“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判断，要看网站获取的利益与侵权行为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视频分享网站通常依赖于免费的流媒体视频服务吸引广告投资中获利。以慈文公司诉我乐网案为例，尽管网站在涉案作品旁边显示了一则广告，但并不能就认定我乐网直接从侵权行为中获利，因为被告的广告收入往往是由广告商预先支付的，与涉案作品存在与否没有直接联系，且原告也未能提出相反证据，因此只凭广告收入是不能认定我乐网从侵权视频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是否通过侵权视频“吸引”了消费者要综合考虑侵权视频页面与其他网页上的广告数量差距、点击数量差距、广告收入与视频文件的关系等，如果侵权视频存在明显收益优势，则该差距很可能就是“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
三、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从法律层面看
通过立法对视频分享网站行为进行规制。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视频分享网站不经著作权人授权便擅自上传他人作品，或者非法侵入他人服务器，占用和使用他人网络资源。这些行为不仅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很大侵害，而且严重影响了网站盈利模式的形成和传统电视业的发展。所以，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规制视频网站的行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视频分享网站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甚至造成其所运营的公司破产，所以纠纷很少。
（二）从视频分享网站自身看
1.视频网站应完善其经营模式。美国的视频分享网站出现较早，且上传的视频多为网络用户原创，而我国的用户原创视频很少。CNNIC指出，由于各大视频网站需要靠质量更好的视频内容来获得高访问量以赚取广告费用，致使获取网络视频版权的价格大大提高，加大了运营成本；而网站的广告收益较低，其他盈利模式短期内无法培养成熟，所以整个行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由于在此类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我国法院判处的赔偿金额较低，比起花费高价去获得版权人的授权，视频分享网站宁可冒侵权风险。所以，视频分享网站应完善自身经营模式，探索新的盈利方式以获得发展。除传统的广告收益外，还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开通一些收费娱乐服务，以减少来自著作权领域的法律风险，既满足广大用户的需要，又可为自己带来收益。
2.视频网站应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视频分享网站都会对自己的网站进行布局规划，对上传至本网站的视频进行分类，归人到相应的栏目下。大多数情况下，视频网站会区别开原创视频和非原创视频。视频网站靠影视作品吸引用户，也理应对用户分享的视频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及时发现著作权问题。比如院线最新上映的电影，正常情况下制作方是不会提供免费在线播放的，因为这必然会导致其票房收入的巨大损失，此时视频分享网站应当意识到必然存在著作权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实现对该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三）使用技术手段，保护知识产权
加强技术研究，使用技术手段，可以促进网络环境中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技术保护措施主要有：通过采用访问控制技术如“口令”、“身份验证”等来加强客户端的数据访问管理，保护网络的知识产权；利用加密、防火墙及其他计算机安全技术，保护网络信息资源，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赋予不同用户不同权限，用户按其权限访问不同的信息资源，防止非法用户入侵，避免知识产权遭到盗用。知识产权人可采用的技术手段主要有：电子认证技术，包括电子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控制他人访问的技术，可以采取控制进入受保护作品的技术措施；网络追踪系统等。
（四）建立共享管理体制
许多国家设有集体管理组织，通常这些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行使某些权利，我国在2004年也根据《著作权法》制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施行。建立共享协调机构，可以便于著作权人和相关权利人行使权利，便于使用者使用作品，同时在著作权纠纷发生时可以及时进行沟通调解，协商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诉讼的发生。
[关键词]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黄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人们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荀子・礼论》)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纠纷的产生与表现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之间丧失均衡关系的状态，它威胁着现实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与纠纷如果得不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断内耗的无序状态，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为此，各国的相关部门都致力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社会要稳定发展，人民要和谐相处，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纠纷解决情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认为，透过中国的纠纷解决的制度和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设、现代化、公民社会兴起、经济发展状况等等问题。不少学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同时，案件的飞速增长使得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纠纷的解决方式。现阶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究竟对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有哪些实际效果?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开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大量调查结果对上述问题作浅显的分析。
二、理论背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不排除来自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权)。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功能严重失衡、诉讼解决机制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摈弃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必然。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诉讼案件的大量积压是世界各国法院面临的严峻形势，而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使得不少国家在注重改革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都在积极探索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学者认为，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化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关于如何有效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纠纷，现有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虽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理论阐述上比较清晰，但是实际效果是否真的如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国家多开辟几条纠纷解决途径就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现阶段，法院和政府为了方便人们处理纠纷的确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诉讼、法院调解等等)，可是这些纠纷解决途径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单位和机构之间是否权责分明、有机配合、互相协调?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问题，即使国家再多设计几种纠纷解决办法或多建立几条解决渠道都于事无补，社会并没有真正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获益。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助大规模社会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分析探讨当事人所采用的纠纷解决办法的总数，以及其所要解决的纠纷类型是否真的对其纠纷解决的结果和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赖以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于2003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状况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思想道德观念、法律意识、维权行为方面的变化，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研究主体为居住在全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31个省、市、自治区有固定住所的18～65岁居民，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现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共完成有效样本7，714份。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纠纷及其解决的相关态度和行为。此项调查首次将空间抽样方法应用于国家范围的调查，因此将流动人口这一使用传统户籍为抽样基础而无法触及的人群包括进了总样本。
(二)相关结果分析
1．纠纷类型
根据受访人在过去的20年里所亲身经历过的民事、经济、行政纠纷的情况归纳，我们得知分别经历过三种纠纷的人数比例都没有超过10％，其中经历过民事纠纷的比例相对较高，而经历过经济纠纷和行政纠纷的人数比例则相差无几。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会经历过多种纠纷，因此我们又将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了细分，结果发现，没有经过任何纠纷的人数占82.1％，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经经历过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其中有2.5％的人曾经经历过两种以上的纠纷(详见表1)。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所经历过的某些具体的纠纷案例存在着一些差异，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过去20年来，农村居民经历过邻里纠纷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发生离婚纠纷的百分比则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经历过的经济纠纷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太
明显。在行政纠纷方面，农村居民经历过的计划生育方面的纠纷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所经历的拆迁纠纷则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现出中国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2．解决纠纷的办法
通过此次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调解、找政府和上法院，这也是现有体制下比较常见的处理纠纷的三种办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调解更为制度化、正式和规范的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关系”帮助调和具体的纠纷和矛盾。调查显示，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为贵”在我国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调解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无讼’理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的调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调解称为“时代的调解”，其特点是体现着政治化功能，渗透着斗争哲学理念，全面承担着社会调整职能，并且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照的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调解的空前发达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和象征。这说明，在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阶段，“关系”仍是中国老百姓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没有关系”的人客观上损失了解决纠纷的资源，主观上也减少了解决纠纷的信心。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专业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运用调解来解决法律问题仍然相当普遍。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途径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直接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行政机关比如办，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公民需要直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法律方法解决行政纠纷是指公民上法院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这种民告官解决行政纠纷的司法途径的确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也进一步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解决行政纠纷提供了法律保障。问卷还调查了受访人采取除了调解、行政办法和法律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去解决行政纠纷的问题，这些其他办法包括“双方直接协商解决”、“找新闻媒体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纠纷解决的结果
数据显示(表3)，虽然采取了措施解决纠纷，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当事人没有解决纠纷。尤其是经济纠纷尚未有结果的人数比例高，超过了民事和行政纠纷近20个百分点。在民事纠纷方面，因双方各有让步而解决了纠纷的比例比较高。在经济纠纷方面，受访人赢了的比例高于另外两类纠纷中的同类情况；而在行政纠纷中，受访人输了的比例不仅在三类纠纷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纠纷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和普通公民，其特点在于公民在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跟比自己的个人力量强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国行政纠纷的常见类型是计划生育、收费收税和拆迁这类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纠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因此，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和过程会影响甚至改变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认识、政治态度和今后类似情况下的行动选择。此次调查收集的数据表明，在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输了”是个有趣的现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4．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
从图1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事和经济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相比对行政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对行政纠纷的解决结果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人们对于行政纠纷解决结果满意度相对较低虽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仔细分析，这有可能需要从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干群关系和引起纠纷的具体政策问题人手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的解决结果有影响，以及当事人采用的方法数和纠纷类型是否对其纠纷解决结果的满意度有影响，本文专门设计了两个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归(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终结果表明：(1)控制住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方法数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影响，只有在“没有结果”与“其他结果”之间、“双方各有让步”与“其他结果”之间，方法数造成的差异显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结果之间的对比当中，方法数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方法数对于“我方输了”、“我方赢了”和“其他结果”的影响差异是不显著的；关于纠纷类型的影响，除了在“我方赢了”与“其他结果”的对比当中，民事纠纷比行政纠纷更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纠纷类型所造成的差异都不显著。(2)方法数、纠纷类型和教育水平、年龄组对于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满意度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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