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09:19:5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简”和“易”是根本法则之一，简单才能被记住和理解，容易才能被有效执行。反观一些企业文化过于强调文化体系的建设，目标、使命、价值观、理念等过于复杂，更有甚者价值观有多重，理念又进行细分，这样在员工中不仅不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而且由于表述过于复杂反而会引起员工思想上的混乱，实在是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将这些目标、使命、价值观、理念等进一步熔炼，提出最为核心的价值观，既要反映本企业的特色，又要能经受长期的考验。因为一个企业若要真正做到基业长青，既要适应变化，也要坚守价值。适应变化就是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坚守价值就是无论如何变化核心价值观不变。要做到长期不变，就必须通过“简”和“易”的原则凝练出保证企业发展的最为根本、有效的核心价值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本是同仁堂的第二代传人乐凤鸣留下的训条，由于各代均严格遵循，已经成为了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和精神信条；IBM迅速发展的要诀在于“尊重员工、尊重客户、用理想去执行一切任务的信念”；通用电气始终推崇“三个传统”：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这些核心价值虽表述各异，但是有共同的特点：遵循“简”和“易”的原则，容易理解，便于执行。
二、创造价值有益社会的原则
《周易》载“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是有记载以来对“事业”的最早的注解，意思是说只有将所做的一切上升到为了天下、为了人民的角度，所作所为才能称得上事业，这和《礼记•大同篇》中描绘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目标异曲同工。企业是按照一定组织形式形成的经济实体，一般以盈利为目的，以实现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然而，企业若想实现长远的发展和持续的盈利，必须将自身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即必须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就形成了企业发展的两重责任：第一，创造经济效益，满足企业和员工的发展要求；第二，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实际上，实现社会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兵装集团“保军报国，强企富民”的使命，中航工业集团“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目标，中国移动集团“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的愿景，中粮集团的“奉献营养健康的食品、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及生活服务，使客户、股东、员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国家电网的“奉献清洁能源，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从企业自身出发又不囿于企业自身而胸怀天下的表现。客观地讲，企业只有对自身发展的长远战略有较高的定位，将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并最终以实现社会效益为根本目标的时候，才能为企业的发展赢得纵深的空间，否则打造“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远是一句空话。
三、知行合一的原则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当一种企业文化理念被员工真心地接受，员工就会发自内心地去执行。首先要做到“知”。让员工真心接受企业文化，一是员工需要从意识层面认可，二是必须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奖优罚劣。按照企业文化要求的去做，在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获得奖励，不按照企业文化要求去做会被惩罚，前者是一种牵引，后者是一种督促。这样会形成三股力，一股是牵引力，一股是推力，一股是员工自身向往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三股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员工心理，让员工真心接受企业文化。其次是要做到“行”。企业文化确定之后，执行就成为首要的问题。对领导干部要强调“以身作则”，这样会起到以上率下的效果。强调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在员工中的表率作用。另外，企业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要强力执行，要敢于斗硬，这样既能惩戒一批违规者，也能震慑一批摇摆者，更能给大多数守规者以极大的鼓励。有内力引导员工可以“知”，有外力推动企业文化可以“行”，二者结合之后，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能够保证企业文化真正的落地。
四、结语
“我就是我，不是比尔·盖茨”
台湾宏基施振荣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说：“十几年前，我经常被国外媒体说成是台湾的IBM和比尔·盖茨，对这些称呼。我并不高兴。我就是我。”施振荣强调，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自己更优秀和独特之处，永远跟在人家后面，怎么能赢？
施振荣认为，自主和自利是形成中小企业的文化基础。同时，“分享”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与同仁分享成果不是牺牲与损失。整个宏基实行的是大面积分红，包括普通员工和管理层，甚至包括被收购企业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宏碁的组织模式是：集团总公司成为虚拟的，它不做事情，真正有经营业务的是其下的实体性的子公司和事业部。每一个公司和事业单位都代表独立的法人，专精于某个领域，并且是世界领先的。施振荣认为股权分散、结合地缘，能使每位主管都觉得和公司的利益休戚与共，主从架构让每个人都能做主，又不能逃避责任。宏碁的管理模式就是这样鼓舞人性中善的部分，围堵恶的部分，所以很成功。
宏基的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从创立的第一天起，“人性本善”就一直是宏碁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但归根究底，要让同仁能够自我负责，决策者必须先信任同仁，否则部属永远还是看脸色办事。这也就是宏碁将“人性本善”列为首要企业文化的意义所在。
施振荣笃信企业员工“人性本善”绝不是一种包装炒作。当年，宏碁发生过一次集成电路失窃事件。外界盛传是“出了内贼”，警方也对公司内部几位有前科的员工展开了调查。施振荣立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相信不是内贼，而且宏碁‘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绝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后来在各方，包括员工的协助下，案情终于水落石出，证实不是宏碁的员工所为。公司与员工的互信基础更加巩固。平时说几句漂亮的口号很容易，事关利害时能否兑现才是根本。宏碁的基本价值观是真诚的，它源于中华文化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的深厚传统，而不是贴上去的标签。
施振荣自己不愿将他的企业改造归类为西洋的或是中国的管理模式。“或许你可以说它是中西合璧的，”他说，“我们在讲究效率和责任之外，加入了对人性的尊重。”
在施振荣心中，中国文化中有的是宝藏，要的是传承和弘扬。
台积电张忠谋：
“没有诚信，所有的秩序都会瓦解”
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被誉为“半导体教父”和“科技儒商”。张忠谋最重视打造台积电的企业文化。他认为企业文化一如民族文化，企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台积电的经营理念中，第一条就是诚信。张忠谋说：“没有诚信，所有的秩序都会瓦解。”对客户，他们注重承诺。“当同行说三个星期交货，是指平均三个星期交货，但在台积电则是指三个星期一定交货。”一位在美国硅谷的客户说。
企业文化一旦在企业扎根，就能免除很多争议，节省时间和管理成本。例如，张忠谋用超过十年的时间，培养的一个接班人蔡力行（前任CEO），却只用十分钟董事会决议的时间，收回了他的权力。原因是员工的家长来信反映，暴露了蔡力行在处理裁员时假绩效考核制度淘汰员工之名行裁员之实的不诚信行为。
自古以来“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财”就已经是中国的俗语，这种诚信精神在张忠谋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发扬光大。
台塑王永庆：
“管理合理化”的人文精神
台塑王永庆从卖米起家。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形成了点点滴滴求合理的精神。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有客人来买米，他会自动跟客户说他会将米送到他们家，米那么重，客户一听到当然是觉得不错啊！那时一般店家都是由客户自己带回去，而王永庆的这项服务，就让客户的感觉很好。他还会先问一些简单的数据，像是家里有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大人一次吃几碗？小孩吃几碗？一天用米量是多少？有了这些资料，在客户吃完米的两三天前，他会再把米送过去。这样客户可以不用担心会没有米，而王永庆也可以确保客户不会因为没有米而临时向别家买，先固定几位客户，而且服务好的话，一家会传一家，这样生意就会越做越大！他把米倒入米缸之前，会先将旧米拿出来，将米缸擦一擦后，再把新米倒下去，旧米放在上面。如此贴心的服务，如果我是顾客，当然是跟他买啊。微小的服务体现了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这种求合理的精神，骨子里是中国式的人文精神。
再举一个例子。在台塑的一个合作公司，制度规定支票由双方共同指派的会计长保管，出纳需要两头跑。王永庆分析了现有的电脑管理完全能够确保不出差错之后，认为这种让经办人员两头跑的制度不合理。于是会计长就把支票交出纳保管，免去了经办人员两头奔波的劳累。就是这样的小事也务求合理化。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传统习俗，风俗，习惯等的文化现象。传统，就是随着历史的足迹流传下来的，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的对现代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事物。当然，这种影响力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优秀的传统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必须与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结合作一个修改。现代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的作用表现亦在于此。
1.现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应用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首先在于悠久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具有利用价值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所提倡观点复杂多样。但从整体来看，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有人将儒家代表的人生价值取向特征作了归纳如下：群体本位，中庸之道，强调集体，以和为贵，人情关系的重视，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等。这些特征与西方所倡导的个体主义和极端的思想相抗衡，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大亮点。利用传统文化，需要首先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内容，并对其进行分析。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有优秀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所以，在看待传统文化的作用时，我们应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观点。从微观上看，现代企业管理仍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应用。
2.现代企业管理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批判地继承，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应用。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文明和现代化企业文明也向传统文化发起冲击。此外，现代企业的分权化和社会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提出了挑战。面对多重文明冲击的背景，传统文化还能一帆风顺吗？当然不能。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需要与社会接轨，与市场融合，与法律统一。为此，我们在利用传统文化管理现代企业时，必须保持适合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念不变，加以改革其形式特征，且对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进行摒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所在
1.法制与仁制结合
法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和利益驱使与儒家倡导的仁德至上的观点成为了历史上自相矛盾的话题，但其思想对后来的君王治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将二者集合起来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又“大一统”的他礼法并用，阳儒阴法，创造了汉朝大一统时代。直至唐朝时期的“礼律并重”，二者思想的融合还得以体现出来。国家治理如此，企业管理亦是如此。法学思想表现了管理中的“不成规矩，不成方圆”；儒家思想体现了管理中的“仁义道德，民主平等”。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可以总结为：制度法律法家化（严格，专制），态度方法儒家化（开明，亲善）。
2.和谐思想
佛教与儒教的“天人合一”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都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在其中表现了一个道理：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人类做什么事情，必须遵循这种规律，顺应自然的发展。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外，和谐思想还重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在企业管理的运用使得员工与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
3.无为而治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管理模式，没有过多人为的参与性。无为，即不为，不做事情。无为而治，这是管理模式中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通过自觉性或是一种无形中存在的道德法则约束自己，恢复人的自然属性。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企业；理财
中图分类号：F2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121-04
文化既是理财的环境因素又是理财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理财行为的目标与方式深受文化特质的影响，因此，理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不能不考虑文化内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涵至今仍对企业理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文旨在说明这种文化适用性的主要表现以及重新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理财观念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并唤起人们对理财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情与兴趣。
一、现代企业理财中的义与利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义利观”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义论中的义利观和功利论的义利观。在功利论的义利观中，“利”指个人私利，而“义”的价值规定则为“利人”、“利天下”。“义”的原则不是为道义而道义，而是以一定的功利为目的，以利集体、利国家、利天下为价值取向。传统的“义利观”强调“义以为上”、“义以为质”。而且个人的层次越高，“义”的地位就应该越突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天下” (《庄子・拇》)。当然，传统的“义利观”重“义”，并不表明它不言“利”，相反，它不但“言义必及利”，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言利，是在义利相联系、相统一的高度上言利，主张义利双行，“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利人者必先利之”。正如董仲舒所言：“天之生人矣，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既然“利”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何乐而不言?只是在言利的时候，不能以利害义，要见利思义。当二者不可兼得时，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
现代人对于传统的“义利观”多持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它违背了人类以利益为先的本质，有悖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对传统义利观的否定性评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理财学的研究转向借鉴、模仿一向以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作为前提假定的西方理财学，重视企业的“逐利”动机，强调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理财行为的理性化。受“逐利”性理财学理论的影响，理财实践中出现了“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及弄虚作假、贪图私利的现象。客观地说，从“重义轻利”到“重利轻义”、“见利忘义”，是一个极端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理财道德乃至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实际上，即使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理财，“义”的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以义制利”、“何必日利”、“义中生利”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轻视的。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提出的“嵌入论点”理论，就曾肯定了“义”等道德行为的功利价值，认为当经济人自愿放弃最大收益时，整个经济体系会运作得更为有效。这无疑也是80年代以来东方“儒教资本主义”兴起的成功经验之所在。在研究日本经济时许多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儒家伦理对自私行为的约束，而且通过制度化使交易成本显著减少。美日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令美国人佩服的日本式企业管理，所强调和重视的正是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软”因素，而不像美国企业那样过分强调诸如技术、设备、方法、组织结构、制度、财务分析等“硬”因素。美国人偏重从经济学角度去考虑管理问题，日本人更偏重从社会学角度对待管理问题；美国人在管理中注重的是“科学”因素，日本人更注意的是“哲学”因素。现代企业经营与理财强调“以人为本”，这其中自然也内含人的“义”而不会只考虑人的“技”和“利”。“义利之辩”是现代企业理财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理论和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人们，现代企业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既不能过分“重义轻利”，也不可走向另一极端――“见利忘义”，而应“义利权衡”。当义利冲突时，应当以义为上，先义后利，舍利取义。
二、现代企业理财中的诚与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与“信”是两个重要的道德规范。“诚”即诚实、诚意、诚心、忠诚之义。“诚”乃是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至于“信”，本义指“言语真实，诚实不欺”，有信任、信赖、信誉、相信、诚信等义。古代文献中对“言”有大量论述，强调了“信”的重要性。
“诚信”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对当今企业理财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目从理论是说，诚信本身就是企业理财的一个内生性因素，嵌入于企业理财行为的全过程之中。企业理财本质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活动，而企业的资源配置又是在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展开的，这个网络结构的成员涉及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及所在社区等若干利益相关者群体。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中配置资源，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在诚信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地合作，这是降低资源配置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必需的。诚信的内生性和有效性的观点是普遍得到认同的。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乎普遍地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因而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低信任动态机制”可能导致冲突和无效率，也影响到将来的信任，“高度信任动态机制”推动合作、勤勉和效益。现代企业理财置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而现代市场经济就是高度信用经济。有关资料显示，欧美国家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纯现金的交易越来越少。在这样的环境中理财，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降低理财成本和提高理财效率的意义会更加的显著。
从现实看，诚信理财的意义更加显著。2004年度四川长虹的年报上出现了30多个亿的亏损，一度让国人震惊，而造成长虹巨亏的主要原因，就是针对美国经销商APEX公司所欠4.675亿美元货款计提了高达3.1亿美元的坏账准备。类似长虹这样的跨国经营中的失信风险和损失很多很多。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迄今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逾期无法收回，每年还会新增150亿美元左右。这些数额巨大的海外应收账款黑洞，反映了诚信理财的国际意义。比较而言，中国的企业更应培育诚信理财的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显著地增进了国人的趋利意识和金钱动机，道德失落甚至真空状态的出现导致整体诚信水
平的下降，欠钱有理、欠钱有利、赖账不还、会计舞弊、制假贩假、不守信用等一系列严重失信理财行为的出现，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诚信机制的现代意义。据中国市场学会统计，2001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坏账率高达5％～10％，而美国仅为0.25％～0.5％，相差10～20倍。平均拖延期，美国大约7天，中国多达90天。另据人民银行研究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每年信用损失约为5855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36.8％。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企业理财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失信风险，但风险防范的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内交易中，合同交易仅占交易量的30％，而合同履约率又仅为60％。也就是说，实际是只有18％左右的交易是真正合同交易的。
当然，传统文化的“诚信”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对现代企业理财也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首先，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是单方实践诚信，即先由自己诚信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对方才会以诚信回报，从而自己才产生对对方的信任。这种不计后果、严己宽人的道德性、义务性的信任观念，与强调双方在信任过程中对等的权利、义务和作用的西方“契约型”伦理信任相比，应用到具体的理财实践中，更容易形成理财的风险，是一种比较冒险型的企业理财行为。其次，按照韦伯的观点，作为一切企业基础的“信赖”，在传统文化中被奠基于纯粹的个人、家族或拟家族之上。又据福山的见解，这种奠基于家族伦理之上的“诚信”，是一种对外人较强的不信任和对亲属圈较高的信任的“有限信任”。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已证实，中国人相信人性善良并不意味着对他人较高的信任。由此导致的对外人或陌生人的“防信”、“只说三分话”、 “留一手”等，也不能说是有利于企业理财的。再次，虽然儒家以“诚者天之道”的论断赋予诚信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奉诚务信，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远离“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现实生活里，人们更关心的恐怕不是“思诚”而是利害得失或义利均衡。为了履行“诚”与“义”，人们以“害人之心不可有”要求自己，愿意以诚待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人们又意识到“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免被人利用，上当受骗。于是诚信与信任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如果存有“防人之心”，那么所谓的“以诚待人”就要大打折扣，“害人之心”也有了丰富的土壤。因此，现实的中国所需要的，应当既有传统文化提倡的以单方自我守信为特征、与个人自身待人有关的道德型“诚信”，又有在西方通行的以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为特征、与个人对待他人有关的契约型“信任”。
三、现代企业理财中的法与德
“法德之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此儒家、法家和墨家的见解各异。儒家崇“德”，以“正伦理，一风俗”为己任，重视礼乐教化，提高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秩序。儒家虽称“性相近”，但“习相远”，“人之性虽同，气则有异”，因而十分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法家、墨家另执一端，强调只能以“天为法则”，而不能其它，“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而止”(《墨子・法仪》)。此处的“法”，指的是永恒的自然秩序或规律。
现代企业应当依“法”还是以“德”理财，理论界尚无相关的论述。但据经验判断，现财倾向“依法”，强调“工具理性”，注重运用数学等“科学”理论寻求和提供达到既定理财目标的最佳技术方法。试图否定“法”与“工具理性”在现代企业理财中的作用是极端错误的，但过分强调“法”即工具理性的威力，也是有悖于理财性质和规律的。实际上，企业的理财行为从来就不是完全依“法”和工具理性的。理财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而财务资源的培育与配置效率则受制于“技术性”和“制度性”两类因素，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项内容就内含于“制度”之中。另方面看，企业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恰当地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包括出资者、政府、债权人、员工等)之间的财务利益关系的过程，而构成这一“过程”的不仅仅是财务资本与收益等经济因素，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和伦理道德因素。道德是利益冲突的产物，而企业理财正是处理有利益冲突的财务关系的过程，因此道德必然内涵于企业的理财行为之中，成为理财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内生性要素。从理财实践看，由于“重法轻德”，以致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实践中倍受蹂躏，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用关系恶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理财学以经济学为基础。在经济学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向重“法”，强调“工具理性”。“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又驻足于经济学主流之中”的制度经济学，将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带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对经济生活进程进行基因性解释的进化学科。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必须给它们添加“制度”作为躯体，并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法律法令、规章条例等)、非正式的约束(惯例、行为规范和行为的自我强制)以及这两者的互动强制。如今，理性的经济学与非理性的经济学并举，这个事实也能够说明，企业理财必须依“法”与以“德”并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比较崇尚“合情、合理、合法”。具体到企业理财实践中，也倾向于将情理法三者综合、将法与德结合起来考虑，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财”。这种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财的契约往往是一种“君子协定”，其主要功能在于界定财务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具体内容，起到关系备忘录的作用；第二，理财契约的使用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第三，只有理财契约是作用不大的，情与理的考虑必须整合进理财契约的执行过程之中。中国企业的理财，“关系”与法制并存、依法理财与以德理财结合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材料和案例支持，较符合实际情况。这个观点也告诉人们，现代企业的理财不能只考虑“法”，必须依法理财与以德理财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当今企业理财“失德”的时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理财道德是一个有别于会计道德的独立范畴。理财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财也是一种有别于会计的特殊工作，理应有其独立的、有别于会计道德的理财道德体系，尽管这个理财道德体系很少受到理论界的关注。诸如企业理财中应当崇尚的诚信与信任、义利权衡等，就很难归人会计道德体系。因此，人们在关注会计道德的同时，也不可轻视理财道德的研究和应用。关于理财道德的内容，笔者的看法是至少包括诚信与信任、义利权衡、社会责任等。
四、现代企业理财中的和与合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精髓。其中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即合作、合好、融合；“和合”指的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诸多形相和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
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结构的总和。
和合是在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上培育出来的。和合二字都见于甲骨文、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 “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结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相联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能将有差别的人伦道德加以规定，而达到和合，使百姓能安身立命。“和合”蕴涵着“他”与“他”的关系，即互相差分、冲突的事物，互相融合或平衡。“和实生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王充《论衡，自然》)。和合则化解冲突，实现融合，生成新的和合体，以生生不息，共同持续发达。
中国的和合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财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是因为它是化解现代企业理财中所共同面临的六大冲突的最优化的文化选择。这六大冲突是：企业理财与自然发展和生态维护间的冲突、企业理财与宏观经济发展间的冲突、不同企业理财间的冲突、跨文化间的理财冲突、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企业理财与道德进步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可能引发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理财共同面临这六大冲突，是可能构建企业共同理财观念的基础。基于理财环境的差异，人们无法构建全球统一的理财思想、观念与理论，但可以确立某些各民族、各国家、各宗教、各企业最低限度认同的理财规则、原理和观念。理财学的研究应当把注意力和热点聚集到能否化解企业理财共同面临的冲突的现实，以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若以此为基点来审视一切文化，就无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绝对界限或优劣之分，可以用一种新的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理念，来思考企业理财所共同面临的利益冲突。
关键词:传统文化企业物质文化企业制度文化企业精神文化现代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c)-0192-02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它不仅渗透着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也贯穿于我国的管理实践。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企业活力逐步增强的当今,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优秀的思想并正确的运用,对促进我国现代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传统文化与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含义
要理解传统文化的含义,我们应该先要理解一下何谓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在现代意义上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爱德华·泰勒提出的“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在我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之中,易经中记载:“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国《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而言的,主要是指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③。
企业的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物质体现,它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凝结在企业的产品、服务以及环境中的、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包括企业物质环境等,这里我们所指的物质环境主要包括生产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三个方面④。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为目的而制定的、具有本企业文化特色的一系列政策法则、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职工行为准则的总和⑤。
企业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⑥。
2和谐思想与我国现代企业物质文化管理
追求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一思想对于企业如何处理好其自身的物质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佛教、儒家的“天人合一”,“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道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无不都告诉着我们,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有着其本身运行的发展规律,我们必须遵照客观规律,以自然为法。也就是说,一个企业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要认识并遵守自然的规律,而不能把企业与个人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此外,还需要把企业的环境、各个部门、人员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企业只有谋求了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才能拥有更好的生产环境与工作环境。
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再次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企业不只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社会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企业在实现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同时,还要实现与社会、合作伙伴、员工的和谐发展。孔子主张“仁”、“爱人”,企业作为一个主体也应怀有“仁爱”之心,即:有社会责任感。儒家在“义”、“利”的问题上主张“先义后利”、“以义求利”,企业在获取高额的利润及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意识到社会对企业的帮助与支持,能懂得回报社会,把国家、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实现自身、社会的协调发展。企业与社会的和谐是创造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前提与基础。
3以人为本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管理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当今我国的现代企业在借鉴西方管理方式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制度的建设,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制度文化的有效着力点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⑦。据查,“以人为本”最早是在《管子·霸言》中提出来的,“夫霸王之所使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⑧,儒家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我国自古就对人有着高度的重视,尊重人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的企业,只有把关心人、尊重人真正的放在首位,以员工为本,才能更好的凝结团队的力量,使员工领悟企业的精神,自觉的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更好的发挥制度的作用,进而建设更好的制度文化。
“以员工为本”是指企业要关心、尊重员工,重视员工的价值与意义。首先要在生活上关爱员工,不断满足和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为员工解决实际的困难问题,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其次,要使得每位员工从事着与其能力与兴趣相符的岗位,对于人才,企业要做到任人唯贤,充分的发挥员工们的才能与特长。再次,要尊重、信任员工,对员工适当的授权,为员工创造能自由展现的平台,充分的信任他们,这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4诚信、创新、自强不息与我国现代企业精神文化管理
诚信是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前提,是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企业需要对合作伙伴诚信,需要对员工诚信,需要对顾客诚信。一个企业的良好信誉,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经营绩效,而且为企业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力量。
正确的人才观是企业竞争力的保障。兵家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的竞争最终将要归于人才的竞争,只有拥有人才这一强大的利器做后盾,这个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企业在为人才提供发展舞台的同时,还要做到为人才服务,满足人才的需求,让人才无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进而增进企业的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前进的动力。庄子言:“人皆知有用之用,确不知无用之用也”,对于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事情有用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无用的一面,不能因循守旧,而应创新求变,力求发展。易学中的“革”,法家的“事异则治变”,佛家的“诸行无常”,都主张变革、创新的思想。世间的事情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企业只有不断的变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变革中有着创新的思想才能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尖端。一个企业只有不断的进行思维、观念的创新,那么这个企业才能持久不懈的向前发展。
5结语
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发挥着不可质疑的作用,但是由于文化是不同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在关注其优点的同时也需看到其本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特点,正确的运用,使管理取得较好的效果,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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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泰勒,蔡江浓.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2):1.
②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2.
③郑质光,林宏宗.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及影响[J]·现代财经,1996(5):22～25.
④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82.
⑤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84.
1.日本文化的特征
个体团体来看,日本传统文化的“忠”、“诚”的观念和身份意识非常顽固。形成自己和团体的相互依存拥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此为基础,日本人是命运共同体意识。“忠、诚、义”的核心伦理体系日本人的理论价值观表示:“忠”。“诚”是行为的评价标准。日本人认为履行义务是人生的最高任务。把追求幸福作为人生重大目标是不道德的行为。幸福仅仅是消遣,是否幸福以国家和家庭的评价为标准。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职业中与日常生活中一定坚守武士阶层身份出来的义务。其内容为义——“不害怕或没有顾虑地大胆行事”、“堅忍不抜”的精神,仁——“同情心”、“礼”、“名誉”、“忠义”、“克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神被全体国民所景仰和得到灵感。“大和魂”成为岛国的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对日本人产生影响。
2.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关系
没有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没有其特有的企业管理制度。但如果说日本传统文化决定了日本企业也是不确切的。客观的说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文化在日本企业之前生成。与自然的变迁不同,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因此,企业制度和文化之间有关系也有区别。因此,日本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日本企业制度的特性。然后,雇佣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合并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背后是日本传统的“家”的观念、独特的“继承”的思想,团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武士道精神等文化观念浮起。这一传统文化对日本近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日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 广告语言传统文化
根据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系统，他决定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文化“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因此，广告表现元素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文化符号元素，它是构成广告文化附加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任何广告都离不开“说什么”与“怎么说”，广告“说什么”解决的是广告表现的内容及其主题，“怎么说”是指广告的表现形式，也即广告借助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形式和符号将广告的主题内容(文化附加值)转化成具体的广告作品的过程，这是广告信息的符号化、具象化的过程，也是视觉化、听觉化的过程。同时，广告的根本目标是引起受众对广告主题的注意，得到人们认可并最终达到消费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延续性，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影响作用的文化。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一脉相承，具有长期的延续性。它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发展变化，但强调人文精神，推崇伦理道德，倡导礼仪规范，追求理想人格等，这些属于文化内核的传统意识，一直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和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文化传统。在广告的重要表现形式即广告语言中，传承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体现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广告用语相对容易得到认可，受到欢迎。
一、激情语言体现爱国情怀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人们所要求的，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人们在想到某一品牌与此相连接的很可能是这一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世界上著名品牌都成了该品牌所在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在广告为产品(品牌)赋予的社会情感中很重要的一种情感就是爱国爱乡的民族感情，其目的是想通过这种独特的附加值唤起最为广泛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与忠诚。比如：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长城电器)；世界看中国，中国有先科(先科电器)；厦华彩电，华夏精品（厦华电器）；托普软件中国“芯”(托普);四十年风雨历程，中华永远在我心中（中华牙膏）；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非常可乐）等等。这些广告在一种威武、豪迈与自信中，都把自己的产品(品牌)与“中国”连在了一起。在中外产品及其广告激烈交战的今天在国内市场被国外产品所覆盖、民族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的今天，这些广告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自强自理的精神，以及爱国爱乡的情慷，具有强烈震撼力。
二、朴素语言表达对真善美理想境界的追求
儒家理想人格的根本内容就是后世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人格――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勤俭节约，追求真善美全面发展的人格境界。
勤俭在儒家传统中虽然发展的较晚，却一直为中国人所强调，在许多格言和家训中都被誉为一种美德。《增广贤文》就有“欲求生宝贵，须下死功夫”、“勤俭持盈久，谦恭受益多”的格言。广告用语中表达出这一人格境界的产品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雕牌透明肥皂的广告，就一直以强调“价格便宜，量又足，洗衣服还不掉色”为主要诉求点。其他的产品(特别是需求量较大的日用消费品)也经常采用表明自己产品价低质优的广告诉求来吸引消费者，这都是和我国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勤劳节俭的美德分不开的。
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朴素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问题曾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课题。譬如司马迁写《史记》，便不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记述历史，或“通古今之变”，而倒是探究天人关系，即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他相信，只有究竟天人之际，方能通达古今之变，而后成为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不过，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之分”的观点，都是殊途同归，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在现代企业的广告用语中，有很多已体现这种和谐的“天人关系”而成功的案例。比如“山高人为峰”、“天外有天，红塔集团”（红塔集团）、“科技以人文本”（诺基亚）、“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国移动）、“鹤舞白沙，我心飞翔”（白沙集团）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更强调了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的改造意义。
四、温馨语句体现对浓郁情义的呼唤
重情重义、唯伦理性，是东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它具有两个基本属性：思维的现世性取向和实用性取向。进一步说这两个取向具体表现为：直观而非思辩性的思考方式，重实际而黝玄想的务实精神，充满人文色彩的现实生活态度以及看重经验缅怀历史的怀旧心理等。
感人心者，则莫过于情，特别是呼唤亲情、传达爱心的广告语言，更具震撼力：“春节回家”（金六福酒）、“家人健康,我们的责任”（民生药业）、“再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咖啡广告）、“你的健康是我的牵挂”（《保健与健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当失去时才去后悔没有珍惜”（公益广告）……诸如此类的广告语言，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经济、社会双重效益，而且对社会传统美德也起到了传承作用。
重亲情、节日合家团圆的喜庆气氛是中国最看重的社会文化，而且喜庆之日必备美酒助兴。于是人头马写出了迎合中国人心理的广告语：“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成为酒类广告中的经典之作。第一期的《现代家庭》伴随着广告词“一册在手，一生牵手”出现在读者面前，该词突破了“一册在手，ХХ不愁”、“一册在手，成功在握”等落套的模式，以富有情感亲和力的“一生牵手”，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扉，读者在咀嚼中感受到一种人世间最为宝贵的亲情，被认为是多年来少有的佳作。由此看来，得人心者的天下，广告用语抓住了受众对亲情的追求、对伦理的弘扬这一传统特质，就等于抓住了广告市场。
五、模糊语言体现对含蓄美的追求
与西方的审美追求不同，东方尚含蓄，以曲为美，不求形真，但求神似。在诗歌创作中有一句被诗评家津津乐道的行话，曰“语法不通是好诗”。广告文案的写作采用模糊语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选择语言时，有意冲破搭配规则，造成语义变异，在受众心中唤起联想，使词语产生不同凡响的新鲜独特的表达效果。
西方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说过，广告宣传的成功之处，是被宣传者并没有感到是在接受宣传，而是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或是在品味一句至理名言，不知不觉地接受广告所输出的信息。《北京晚报》的广告词：“晚报，不晚报”，被誉为是近年来难得的精品，看起来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细一品味，却是颇有一番嚼头，广告词以调侃的形式，披露了读者最关心的信息，即晚报只是晚出报纸，但重要的信息却不会晚报。读者在心领神会之余不由对《北京晚报》油然而生好感。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这则广告成功地改用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古诗，文字简明，但内涵丰富：一是表明了质量之高，广告词没有直接宣传产品的质量，而是用销量之大来表明；销量之大也不是用数量直接表明，而是用路来间接表明；二是表明了车的适应性强，“有路必有丰田车”，隐含着不管什么路，丰田车都可以纵横驰骋，往来自如；三是表现出很强的自信心，两个“必有”，语气坚定，给人可以信赖的感觉。广告采用顶真的修辞手法，虽14字中有9个字相同，但读来顺口，听来悦耳，便于记忆和传播。
关键词：人类学；双语教学；地方性教材；阿依特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114-03
社会各界的研究学者对于人类教育的问题有过数篇研究文章，包括正式教育（学校、机构类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家庭教育、生活中所得到的教育等）；双语教育、多语教育以及母语等方面的语言类教育、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在这些教育类型中教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有所研究，但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大学教育中存在课程设置不当、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模式存在问题（汉语和母语的学习不恰当）、专业设置不符合社会的需求、学生难就业等问题，学界还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以下笔者通过新疆地区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教育中双语教学的情况作为背景，简要探讨大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类学对教育的研究
人类学对教育的关注是由非正式教育（家庭教育）入手的，即婴儿成长过程中教育信息的获得为切入点，探析人类通过平常生活习俗中得到教育的重要性。比如玛格瑞德・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年），米德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在重新系统地叙述萨摩亚养育儿童的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美国儿童的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并作了对比剖析。她在书中这样描述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与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时期别无二异，甚至会因为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而显得更加美好……那种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萨摩亚社会的轻松愉快的生活态度使青春期变得容易度过。……这正是由萨摩亚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①人类学对教育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因此后来人类学领域发展出了一门教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人类获得教育信息的途径、方式、模式等一系列问题。
“教育人类学主要涉及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进行研究。教育人类学在1970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社会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其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900年，止于1960年；第二阶段从1960年起持续至大约1970年。在第一阶段中，人类学家驳拆了关于美国公立学校中移民、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层次儿童以及殖民地属地中原住民儿童学习症结的“错误理论”。他们对这些儿童在学校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对学校的问题提供了一些选择性的解决方案，并开展了研究工作，以为更好地解决学校问题提供知识扶持。第二阶段所做的主要大事为，人类学家开始鼓励在大学前的教育层次教授他们的学科。美国人类学协会成立了一个课程研究委员会负责开发和散播合适的课程材料。人类学家准备了一份教育参考书目，组织了多场研讨会，并就具体的教育问题撰写了论文。将人类学家引进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纠正文化概念被误用的需要，教育研究人员和干预主义者针对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民族儿童提出的“文化匮乏”论。“文化匮乏”论意指这些儿童不具有他们来自主流白人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中所常见的一些“特质”。人类学家反对这种对文化的特质定义，支持少数民族群体关于他们的儿童在学校遇到困难的原因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中断”的说法，并在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和学校展开民族志研究以展示和寻求解救这种文化中断。……1970年由关注教育问题的人类学家和对应用人类学概念解决教育问题感兴趣的非人类学家共同成立了人类学与教育理事会。该理事会下设12个委员会，对学科与文化研究、认知与语言学研究、人类学教学、少数民族事务以及教师备课等兴趣领域开展研究。从此，教育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得于发展。”②
人类学的教育研究就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从1970年开始美国黑人孩子在官方学校（正规学校）所遇到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委员会的人员站在体质特征上认为黑人孩子（或少数民族和收入低下的家庭孩子）在学校跟不上所设课程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身体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缺陷，由于他们的文化低下、脑部不发达所致，用一种文化偏见和人种歧视的眼光去看他们，而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差异不在于体质上的不同，而是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不应该用文化高低来看待，而是每个人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中断”现象，所以人类学家提倡在这些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区去了解情况，进行民族志的调研，要找出文化差异存在的根源，从而解决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问题等。那么，中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内地（沿海地区）和边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因素和传统非正式教育系统，因此，在中国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的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对学习乏味、在巨大的压力中学习、应付考试、理论学习跟实际应用联系不上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新疆地区大学、中学甚至在小学也存在着。下面笔者举例新疆教育中的问题和双语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作一番探讨。
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有些问题跟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与基础教育相关。中国人口众多，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后就选择了报考硕士研究生，导致研究生也难就业的问题。这些光追究学历不考虑质量的教育体系为什么会蔓延？是学校教育，即教育体制所导致的。我认为中国的孩子负担最重，他们一生下来会走路以后就承担了国家未来发展的艰难任务。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是不是忘记或忽略了非正式教育的环节呢？按照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人类的重要环节。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学会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了吗？就像现代人对电脑或网络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样，他们对正式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没有自己的设想、爱好，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没有创造力等。我们的教育似乎在在制造一些机械性的机器，总想把孩子培养得十全十美，让孩子什么都要学，课外学习音乐（钢琴、小提琴等等）、美术、外语、数学等，当然以上课程对于孩子的思维发育有好处的，但是强迫的学习会使孩子对这种正式教育产生怀疑，失去积极性。有些孩子怕长辈，只能应付性地学习，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反面影响。“家有小儿，一天，忽地问道：‘爸，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吗？’父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随口应了一声：‘嗯！’却突然听见了欢呼声：‘哦！明天不上学了！’父亲这才想起，明天即非周末，也非公休日，怎么就可以不上学呢？于是狠狠地说：‘不行，明天得去上学！否则周末不带你去玩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理由想象，这样的状况绝不仅仅只发生在一个家庭……”③越来越多的都市孩子面临如此的困惑，而想上学而没有条件上不了学的偏远的牧区、农区孩子也很多，这种问题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也在研究并寻找解决的方法。现代人对于工具的依赖远远超出了原始人使用工具的情况，虽然原始人所创造的工具很粗燥，但那是他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的斗争中所制造的，是普通生活中发现的。因此，培养孩子也要考虑地方特色和非学校教育中所学到的内容。
（一）教材和教师梯队缺乏，是影响双语教学顺利进行的根源
边疆民族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相同，因此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传承和非正式教育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化教育并存的特点。所以全国统一进行的双语教育教学模式很难适应各地区的教育实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校教育时统一的教材（统一编的小学、中学汉文教材）不能普遍使用的原因就是统一的语言――汉语。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也非常渴望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甚至缺乏优秀的汉语教师，而且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辽阔的土地上分散地居住着众多民族）学校设立在偏远的牧区或山区，教学环境很差，教师的待遇也不高，因此很少有教师愿意在那里教学。
个案：“为了传承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阿依特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接班人，我们从2011年开始编纂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中小学通用的课外教材《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文化教材》（1）（2）（3），目前已经在青河县各中小学开始试用，如果自治区政府和教育厅同意使用，我们想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等哈萨克族聚集区普及使用，这在哈萨克族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对哈萨克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起到保存和传承作用。”④
以上个案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地方性教材（尤其是文化类的教材）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优良口头传统文化。
（二）民汉合校和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富裕人民和解决这些地区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牧民定居、奔小康、建设食宿学校（在牧区）、民汉合校（最近几年全疆市、县、乡学校都实现了合校）、进行双语教学工程等，其中我认为存在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工程的实施。民汉合校指同一个市、县、乡的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一体化，并统一管理，统一授课。在这种一体化过程中明显发现汉族学生和民族学生的差别，文化、习俗、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民汉合校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提高民汉学生交流学习、提高团结、共同学习，但是交流肯定带来一些冲突，尤其是文化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明显的、容易发现的身体间的冲突，而是在思维方式、文化差异、习俗方面的冲突。民汉合校后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在小学、中学理科类课程都用汉语授课。这种教学方式，第一，对授课的民族教师带来压力，以前一脉相传的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教学的老师，一夜间要求汉语授课，使这些教师很难接受。第二，对于刚在小学和中学开始学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以他们的汉语水平接受这种教育会很吃力。一门学科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专业词汇，小学、中学物理、数学、化学等课程都有自己的很多专业词汇，这些孩子所学的只是初级汉语，只掌握了日常使用汉语，专业汉语学习还很差。这种情况下有些孩子会受到歧视，对学习不感兴趣，越往后越没有学习的兴趣，严重时会导致退学、逃学等现象。
也有部分都市孩子适应很快，容易适应这种学习氛围，但是这些占少数。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要用少数的成功案例来分析民汉合校、双语教育中的问题，其实在这些教育模式中仍有很多问题。这些学生考入大学后，在大学基本上都用汉语授课，由于基础很薄弱，在大学的专业学习和汉语学习中都遇到很大困难。甚至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利用他（她）们业余的时间学习外语（英语、外语、日语等），而不愿意学汉语，问题的根源出在基础教育层面上，使他们对汉语学习失去了兴趣。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小学以及大学教育教学中没有地区特色，教材中缺乏地方性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教学中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很差，缺乏书本知识和实际实践联系能力，缺乏创业意识的培养。
三、解决的措施
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民汉合校后，双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改革，其次是中小学教材和相关课程设置中的问题。
双语教学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的核心，也是提高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由于在小学、中学里教学方式的不妥当，导致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受挫。由于突然实行民汉合校、汉语授课措施，给没有心理准备的教师和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应该实行教育改革之前对少数民族教师进行培训，在专业和汉语授课方面能够全面发展。
在小学（民族班）课程里设立一门专业汉语学科，包括小学数学、物理、化学的专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词汇相对应的内容。而初中和高中也同样设立这样的专业汉语课程并编出教材，同时从小学开始教授初级、中级、高级汉语课程。这样学生进入到大学对于汉语授课的环境并不陌生，容易适应这种教学环境。
大学教育教学中，设立专业时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并且设置一些地区特色的课程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地区，如全校设立民俗、民族文化等公共课，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新特的民族风情，设立旅游专业时也要考虑民族文化、民族民俗、人类学的有关知识跟旅游资格证等挂钩，让民族文化以正宗的方式介绍给旅客。
在大学教学中尽量塑造条件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提高，改变教学观念，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学生也应该在大学能接受到创业、企业操纵等工作的运行过程和创建过程，从而及时适应社会，转变观念，把知识转变为职业能力，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四、总结
总的来说，基础教育直接影响大学教育质量，是学生适应社会和生存的关键阶段。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狠抓落实的一项教育改革，但是不要把双语教学搞成汉语教育，忽视民族文化、语言的传承。只要在中小学教学中合理科学地进行双语教学，进入大学阶段学生才会很好地适应，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也对少数民族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巨大的作用，从而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保护传统文化，维护边疆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注释：
①玛格瑞德・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化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红、李姚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431～4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③邱泽奇著，《社会学是什么》，1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④该个案于2013年7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某中学副校长访谈所得。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袁同凯.教育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3]王铭铭.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4]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第4版）[M].赵旭东，齐心，王兵，马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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