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0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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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涉足的行业和国家愈发广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称，中国在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创下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一批早期参与海外投资浪潮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在度过最初的适应和磨合期之后，逐渐掌握了国际市场环境下的游戏规则，具备了国际化的投资视野，并开始根据对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分析，调动全球商业资源，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环境下，跨境重组成为当前海外投资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期我们将着重对中国企业跨境重组所涉及的税务风险和主要关注点进行探讨。
动因、风险提示及应对
根据企业所处的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或企业所要实现的目标，中国企业进行跨境重组的目的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有些企业为了发展海外项目而存在融资需求，因此在公开市场上市之前，需要将现有海外公司或项目重组至新设立的平台公司，用来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作为上市主体。第二，降低税务成本。有些企业海外业务不断扩展，但由于早期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现有的海外投资架构使得股息分配存在较高的税务成本，使得一些优质项目的投资税务成本居高不下，因而希望对海外投资架构进行调整，以提高投资回报率。第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随着海外投资布局的日趋完善，一部分企业出于寻求企业发展及实现协同效应等内生需求，需要根据区域或产业特点实施海外项目战略重组。
无论出于何种动因，跨境重组过程中涉及的税务成本和税务风险都是企业必须面对并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根据以往的实务处理经验，我们认为企业在跨境重组过程中有一些普遍性值得关注，包括以下六点主要税务事项。
应关注重组整体税务最优，而非单方利益最大化
与一般的跨境交易不同，企业集团内部跨境重组的特别之处在于买卖双方是关联方，任何一方产生的高额税负，都将由企业承担。因此在跨境重组中，企业必须谨慎选择重组方式、步骤及对价形式等安排，以兼顾买卖双方的税务成本。
投资初期的架构设计，对实现未来重组的税负优化至关重要
虽然从投资的时间进程来看，对海外投资的重组可能发生在投资三、四年，或更长时间之后。但是，从提高跨境重组税务效率的角度而言，企业能够根据未来的商业规划，在投资初期的策划阶段，设计兼顾投资需求和税务效率的投资架构，对于未来降低重组的税务成本是至关重要的。
明确重组收益的法定纳税义务人和税务扣缴责任人
在一项重组交易中，如果产生了重组收益，通常而言，卖方作为收益的取得一方，属于法定的纳税义务人。但是，由于跨境重组的卖方可能为境外公司，并不会在交易发生国进行直接的税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特别注意的是，交易发生国的税法很可能会规定，被转让的公司负有向当地税局申报缴纳税款的义务，任何非合规的税务处理，都有可能导致被转让的公司被处以税务处罚。因此，实施跨境重组的企业，应在交易前充分了解交易发生国的税制，特别是对于税款申报缴纳的责任人、程序和时间等要求，避免因未按税法要求履行纳税义务而产生不必要的税务风险或滞纳金。
重组方式的选择及税务优惠的适用
企业在进行内部重组时，可能会希望尽量减少交易对现金的需求，而通过非现金的形式（如股权支付、往来账的冲销等）完成交易。对此，企业在以非现金的方式进行重组时，要特别关注重组环节的架构设计，在避免使用大量现金的情况下，达到重组的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综合考虑与跨境重组所涉及的国家对于集团内部重组交易是否存在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下59号文对于重组的税务处理规定）等，以及如何能在达到重组商业目标的前提下，选择有机会适用税收优惠的重组方式。
重组对税务成本的影响
一般而言，如果企业在重组时缴纳了资本利得税，则被转让的股权或资产的税务成本也相应提高，从而使得未来再次进行转让时的资本利得能够以此次转让价值为基础而计算。但是，在跨境重组，特别是多次重组以实现预期架构安排的情况下，在不同层面重组，其对于税务成本的影响也有所区别。具体而言，通常只有被转让股权或资产的税务成本会被提高，而如果后续重组在控股架构的其他层面进行，则可能还需要以原始的计税基础（而不是因缴税后而提高的计税基础）确认资本利得，从而导致未来对同一项增值额缴纳多重税收。因此，企业应合理规划税务优化的重组架构及流程，避免由于重组而导致对同一项增值缴纳多重税收。
跨境重组的印花税等交易税影响
与资本利得税按照差额征税不同，印花税等交易税项通常按照交易对价的总额计算征收，而不只是考虑被转让公司的增值额。因此，尽管交易税税率看起来较低，但如果交易金额（即交易对价总额，而非实现的利得）较大，那么交易税负也可能会对交易成本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除资本利得税以外，计划进行重组的企业还应充分了解交易税制度，并可以探索降低或递延该税负的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其他国家在跨境重组方面的税收制度的初步介绍，以说明跨境重组在不同国家的税务处理方法。
加拿大：更多重组架构选择
加拿大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资源国，吸引了众多海外投资者。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或新设的形式，持有加拿大的公司或资产。随着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和商业规划，在对加拿大的公司或资产实施重组时，首先需要关注资本利得税的影响。加拿大有一个“应税加拿大资产（Taxable Canadian Property）”概念，其中主要包括一些不动产或对不动产的权益。根据加拿大税法规定，外国企业转让应税加拿大资产时需要在加拿大计算缴纳资本利得税，并且不论是直接转让还是间接转让，该规定均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家中国企业通过多层控股架构间接持有的一家加拿大公司（主要资产为应税加拿大资产）并对其进行重组时，无论在控股架构的哪一个层面转让，所产生的资本利得都可能产生12.5%的加拿大资本利得税影响。
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企业在投资之初考虑了未来可能的重组计划，并设计了具有灵活性和税务效率的控股架构，则有机会利用相关的税收协定，从而申请适用相关免税优惠。就加拿大自身而言，其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不仅与中国签有税收协定，近期也与香港签订了税收协定，并预计从2014年起开始生效。这些情况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利好消息，特别是对于投资加拿大的中国企业而言，为其提供了更多的架构选择。
同时，虽然税收协定能够提供税务优惠或保护，但对于税收协定的适用，也要求企业必须能够在海外控股公司建立足够的商业实质（包括人、财、物的投入和维持），并能够满足税收协定的适用条件。
另一方面，对于重组资产或公司的接收方，有必要提前对收购架构进行税务筹划，根据未来的商业规划（例如短期还是长期持有，是否需要在架构中保留灵活性为未来上市做准备等），设计税务优化的收购架构，避免再次重组可能产生的税务影响。
德国：关注合并纳税集团
德国一直是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的主要目的国之一。除了前文提到的资本利得税等事项外，在德国进行重组时，还需关注合并纳税集团的潜在影响。
根据德国税法规定，两个具有一定比例控股及投票权关系的德国居民企业可以组成合并纳税集团。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计划对现有合并纳税集团中的一家德国企业进行重组，则可能会导致现有合并纳税集团的解散，其直接影响在于重组发生当年，合并纳税集团中的各德国企业将不适用合并纳税集团下的税务处理。
另一方面，鉴于德国税法存在上述合并纳税集团制度，则重组交易中的买方可以考虑是否需要对其加以利用。例如，如果该重组交易将采用外部融资贷款的形式，则可考虑设立一家德国收购主体，并由该德国收购主体进行贷款。由于德国收购主体可以与被转让的德国公司进行合并纳税，那么德国收购主体的利息支出将可以冲抵被转让德国公司的营业收入，从而降低重组交易后德国公司的整体税务成本。
此外，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重组的过程中还应关注是否会产生其他交易税种的纳税义务。以德国为例，如果被转让的德国公司在德国还持有不动产，则可能还需要缴纳德国的房地产转让税等。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量变过程。证券市场以1370余家上市公司、约4万亿人民币市价总值而成为亚太地区规模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市场。不过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太小，上市公司的数量较少且规模小，股市综合发展水平与欧美等国的差距很大。以证券化率对比来看，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值占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从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在此背景下，我国惟有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才能与整个世界金融市场逐渐接轨。而要发展证券市场，就有必要从各个方面为证券市场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以鼓励资源向这一市场集中，更大程度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
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发展的历程来看，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税收是其中的重要要素之一。税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比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因为证券市场属于一种中介服务，对税收的反应更敏感。证券市场的交易对象是资金、投资者的目的是利用这些资金获取更大的收益，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一旦税收对其收益造成较大影响，就有可能降低投资者的热情，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效率。我国证券税制由于起步较晚，且落后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已暴露出一些弊端，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为此，借鉴世界各国证券税制的成功经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尽快完善我国的证券税制，是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证券税制的课税现状
证券税制是指与证券行为过程有关的各种税收法令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具体包括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证券所得及证券的遗赠等环节的税收。我国目前的证券税制仍属于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涉及的税种包括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
1.印花税。该税种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在发行市场上，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0.5‰的印花税。二是对流通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这是目前我国证券税制的主体税种。税法规定：对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交易双方征收的1‰的印花税，对非上市的股票交易不征税，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证券的交易也不征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沪、深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
2.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对个人拥有股权、债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扣除。但应税个人所得的利息仅指企业债券利息，对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则免予征税。对个人转让股票所取得的收入也免征个人所得税。为减少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成本，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2005年9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3.企业所得税。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投资获取的利息、股息及红利收入并入企业所得额中按33%的比例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其取得的上述收入按30%的税率纳税，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税。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但又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息、股息及红利收入的外国企业，按20%的比例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对各类机构投资者从事各类证券买卖业务的收益并入计税所得额，按适用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债收益除外）。
4.营业税。现行税法规定：对金融机构从事股票、基金、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金融期货买卖业务的，应分季预缴、按年结算就其差价征收5%的营业税，对非金融机构及个人从事上述业务的差价收入不征营业税。
二、现行证券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证券税收制度是在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在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抑制证券投机行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缓解社会分配不公、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相关税制建设相对滞后，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制功能缺陷。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仅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税收制度。现行的证券税制只是国家针对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基本上是一些比较零星的条例和法规，课税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缺乏完整性、规范性和系统性。例如，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调节市场交易，但作为我国证券税制的主体税种，已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其他税种的功能，被赋予了多重政策目标，如调节市场参与者的收入水平等。尽管印花税征收方式比较简单易行，税务部门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容易控制和管理，但要一个税种担负起多重责任，未免勉为其难。事实上国家为了达到对证券市场的调控目的，每一次印花税税率的调整，都引起了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
2.税负不公。具体表现在：（1）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沪深证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交易双方征收，而对非上市的股票交易不征税。（2）对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买卖业务的就其差额收入征收5%的营业税，而对其他投资者从事证券买卖业务的差额收入则不征营业税。（3）对各类机构投资者从事各类证券买卖业务的收益要并入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者从事各类证券买卖业务的收益则不征所得税。（4）对上市公司的投资分红，机构投资者并入利润按其适用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且可以抵免以前年度的亏损，而对个人投资者则要全额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不考虑以前的投资是否亏损。（5）国有股、法人股与个人股所得税待遇不一，前者股利所得免税，个人股股东则要缴税。
3.征收过程随意性大大。如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所得税税率千差万别，除隶属中央的国有企业基本按税法实行33%的所得税税率外，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大多按15%的税率计税。
4.对股票发行者不征税，降低了上市成本。导致许多公司不顾业绩，只谋求上市圈钱，一旦上市后，一年亏损，两年ST，三年就面临摘牌的风险，严重打击了投资者长期持股的信心，沪深证交所千余只股票中的10%近150余只ST股票就是明证。
5.存在重复课税现象。主要体现在证券所得税方面，税法规定：个人取得的股利按20%的税率交纳个人所得税，没有任何扣除项目，而股份公司派发给股东的股利是从税后利润中支付的，这就形成了对股份公司作为股利的税后利润的重复课税，企业分配的股利越多，对此部分的重复课税就越多，极大打击了股东将股利所得再投资的积极性。重复征税不仅降低了投资者的实际收益水平，而且导致少分红利或不分红利尤其是不分现金红利的畸形市场现象。
三、国际证券税制的一般机构
1.证券发行的相关税收。在证券发行过程中，对申请发行的证券课税，其表现形式有登记许可税、资本税和印花税等。
2.证券交易的相关税收。在证券交易过程中，针对买卖证券的行为所征收的税均属于证券交易的税收。如丹麦的“证券交易转让税”，荷兰的“股票交易税”等。部分国家如英、美等国考虑到证券交易税不利于资本流动，近年来已相继取消，仍然开征此税种的国家也多实行单向征收，税率也不高。
3.证券所得的相关税收。证券收益涉及到两种形式：一是资本所得，是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二是投资所得，包括利息、股息与红利收入。（1）与资本利得有关的税制。从世界各国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免征，如新加坡、希腊等国；第二种是将公司证券交易利得并入公司利润—并征收所得税，个人证券交易利得免征如日本；第三种是对公司和个人都征税，但个人的税赋较轻。其特点有：大部分国家对证券交易利得都课税；都规定一定的起征点，视金额的大小给与区别优惠；根据对证券拥有的时间长短设置不同的税率。（2）与投资所得有关的税制。对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是各国证券税制的核心内容。按征税对象的不同，此类税收又分为对个人投资所得的征税和公司所得的征税。公司所得股利一般并入营业利润，征公司所得税；对个人所得股利则采用单项征收与综合申报等方式。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投资者扩大投资，对投资所得税的征收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免税规定，以体现鼓励长期投资与促进效率的原则。
4.证券财产转移的相关税收。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把证券列入财产税的课税范围，即在证券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课征遗产税或赠与税。
四、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国际上对证券市场课税的一般做法以及证券市场自身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证券市场离不开税收的宏微观调节。完善的证券税制不仅是证券市场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且本身就是完整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和发展，我们必须从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证券市场本身运行的环节和规律，采取有差别的、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尽快形成完整、系统的证券税制，实现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1.进一步扩充证券税种，构建完善的证券税制。
（1）开征证券交易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对于抑制市场过度投机、减少证券价格波动、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国家已先后出台了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等方面的税收政策，所以客观来看，交易佣金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降低印花税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证券交易税应继续对买卖双向交易行为征税，为未来开放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和融券卖空交易预留政策空间。根据证券的目前交易价格与前市收盘价的波动幅度，来确定税收征收制度和整体的税负水平。即在证券价格上涨时，买方将承担更多的税负；而在证券价格下跌时，卖方则承担更多的税负，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其避税的动机，鼓励投资者的长期理性投资。同时，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证券交易税不仅对股票交易行为课税，也对国库券、企业债券、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的交易行为课税；此外，对场外的国有股权和法人股交易也应纳入到征税范围中。
（2）开征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资本利得是投资者因买卖证券而取得的价差收入，我国现行税制对于证券交易的价差收入缺乏应有税收调节。虽然证券交易是一种风险极强的投资行为，但这种行为毕竟引发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因此，我国也应开征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对过高的价差收入进行适当的调节，改变当前证券市场上利润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减少过多的短期炒作行为。就目前来看，除国库券、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等可免税外，将其它证券买卖价差收入扣除相关成本后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对各企业的证券交易所得，按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33%征收；若出现交易亏损时，允许用未来一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得进行抵补，当年未能抵补完的可在以后连续五年内继续抵补，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保障其合法权益。
（3）开征证券发行调节税。对所有上市公司的发行收入按一定的税率课税，专用于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此税的开征，不仅拓宽了社保资金来源，而且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发行成本，加大了上市公司的融资风险，有利于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
2.完善证券所得税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将证券所得税作为整个证券税制的核心，而证券流转税和遗赠税只是证券税制的有益补充，这也应该是我国证券税制发展的趋势。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证券税收体系中，证券所得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应谨慎调整现行的证券所得税制。
（1）统一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统—各类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税负，实现各企业在市场中的公平竞争，保证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营。
（2）对投资收益制定起征点或免征额的规定，以利于中小投资者；同时对一些特殊项目制定较为详细的起征点或免征额的规定，以体现鼓励长期投资和提高效率的原则。
（3）消除重复课税现象。对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的双重征税，根源在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同一笔所得实行两次课征，对此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一是实行扣除制或双税率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双税率制又称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部分减轻了重复征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减轻，因此很少采用。二是实行抵免制和免征制。抵免制的核心是股东个人股息红利，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应该扣除这笔收入在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红利不作为个人的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它可以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考虑我国的财政状况，较理想的选择是扣除制和抵免制，这样既可以保证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
3.弥补税收在继承和赠与证券方面的空白。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税收在证券的继承和赠与上存在空洞，所以，要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在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
4.取消金融机构从事股票、基金、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金融期货买卖业务，分季预缴、按年结算就其差价征收5%营业税的规定，实现各类投资者税负公平，避免金融机构为避税而利用个人名义进行证券投资形成的不必要风险。
5.实行差别税率政策，调整市场结构。抑制投机行为。首先，依据证券持有者实行差别税率，鼓励长期投资。对证券交易税和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可依据投资者持券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税率和短期税率，长期（一年以上）持有者实行低税率，短期（一年以下）持有者实行高税率。由此可改变投资者持有证券的时间结构，抑制投机，减少市场风险。其次，根据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将证券分为股票类、基金类、公司债券类、政府债券类。制定由高到低的税率。最后，根据交易场所不同实行差别税率。区别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为尽快发展我国的场外交易市场，对场外交易课以较低的税率。
［关键词］金融市场；税收立法；金融交易课税；税收功能选择；量能课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2)02-0069-11
由于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发展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各国均采取各种措施推动、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受损害的金融市场。在这些措施中，尤以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措施最为典型。然而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目标而实施税负减免是否符合宪法上的平等原则，违反量能课税原则的差别待遇是否具有正当合理性，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尤有重新反思和考量的必要。
一、各国及地区金融市场税收立法的基本趋势从现代金融市场逐步形成至今，各国对金融市场的税收负担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税负从轻且不断调低的基本趋势，赋予金融主体的税收优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异。尽管曾有个别国家力图适当提高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如重新开征证券交易税或取消优惠税率，却仍因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效率的丧失而放弃。
（一）各国及地区金融税法的基本趋势：金融交易的税负从轻
证券交易税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税种之一，在多数国家经历了“先征后废”的调整趋势，如美国于1966年、德国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麦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继废除了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税法与公共财政研究所承担的博士后研究项目“Income Tax Issues on Structured Financial Transac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同时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科研专项项目（项目编号：182040308）资助。
［作者简介］汤洁茵（1980-），女，福建漳州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德国马普税法与公共财政研究所研究人员。
证券交易税。Tax Not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Tax Daily(省略)。根据美国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情况来看，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7个。即便在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其税收负担也较轻且呈现下降的趋势。各国或地区无论是单方或双方征收，其总税负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外，各国仅对买方或卖方实行单边征收。在中国大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调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实现单边征收。
各国对金融资产收益的税收课征通常不单独设立税种，而是并入公司或个人普通所得征税，但多规定各种优惠的税收待遇。在资本利得税方面，希腊、奥地利、比利时仅在将本国股权出售给外国公司的情况下，才按16.5%课征税收。对资本利得给予免税的待遇。在中国，对股票转让所得则免除个人所得税。大多数国家对资本利得给予特殊的免税待遇。如法国对短期资本利得并入企业所得按1/3征税，长期利得可抵减以前损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税。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则按不同资产项目和持有期长短规定了减税幅度递增的方法。此外，各国大多允许资本损失在资本利得范围内充抵和结转。美国、英国等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也采取诸多措施加大资本市场的税收优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税方面，虽然大多数国家对利息所得征税，但各国一般均对利息所得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或实行低税率，或规定一定的扣除项目。在中国，从1999年开始恢复对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但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税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及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税《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32号）、《关于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40号）。。
为应对此次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经济对策，其中，减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一而倍受推崇。从各国为救市而实施的减税政策来看，针对金融市场的税收减免依然为不少国家所采用，如日本、韩国、中国、罗马尼亚、巴西等。在日本，个人从股票中获得的资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优惠税率的政策延长至2011年。罗马尼亚2009年度对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免税，个人的资本损失可以用同类型的资本利得冲销，从2010年1月1日起，未冲销的资本损失余额可以向后结转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税税率被取消。在巴西，个人消费金融操作税的税率由3%降至1.5%。在韩国，资本利得税的起征点从6亿韩元提高到9亿韩元。
（二）各国及地区金融税法的立法意图
税收的课征对各国政府的机构运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了一股指引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1］，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成为各国、地区政府放弃或削减金融市场税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98］61号）中强调，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目的在于“配合企业改制，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健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号）则称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目的在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我国台湾地区停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为增进公共利益，权衡经济发展阶段性需要与资本市场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别规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市场采取减免税措施的国家，其目的则主要在于以减轻税负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复。
从各国的情况来看，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适用于金融市场的税收规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职能却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税法规则时，对金融市场征税能够为国家获取多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税收利益为诱导，推动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已成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观调控的目标，金融市场成为税收规则变动最为频仍的领域，金融交易税的开征、停征、减征或免征均视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势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对税收的潜在排斥性，对金融税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税收的减免或停征。
金融资产发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费用和税收构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负高低将会增加或降低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资收益将有所降低，由此影响参与金融交易的投资者数量以及投资者购入金融资产的数量和品种，甚至影响金融资产的资本总量，减少金融资产的交易总量，缩小金融市场的规模。有学者利用美国的经验数据证明，如果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从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资本成本可以从15.1%下降到12.7%。不仅如此，作为“无对价给付”的税收，一旦对金融交易征收，也将造成部分资金流出金融市场，并不会直接流回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的存量资金。据估算，如在中国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提高2个千分点，以目前每天约3 000亿元的交易金额计算，每天上缴的交易印花税将高达9亿元，净增加6亿元。但每个月因此从证券市场上多流出的资金超过120亿元，相当于每个月发行一个大盘股。因此，对金融市场征税对其运行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将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减少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本身创造流动性”的悖论下，各国对金融市场开征任何税种或采用增税的措施都极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关税收或赋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以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减少金融交易成本，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却成为各国金融税法制定的基本选择。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考量，税收也成为各国、地区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金融交易逐渐产生同质化，其交易条件、交易规则和交易的金融产品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加上各国、地区纷纷放松对外汇的管制，资金的无国界流动使各国金融市场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况下，交易费用的差异，包括对同一金融产品课征的税收，将对资本的进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税收将成为影响金融交易产品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维护并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金融市场也成为各国税收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如果一国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过重，将会迫使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转向税负较低的相似或类似的金融市场。“除非在全球针对广泛的金融工具征税，否则后果只会是异地转移和所使用工具的变化”［2］，即使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征税确实能够“挤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场的过剩资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可替代性，从本国金融市场流出的资本并不会进入本国的实体经济中，相反却为相同或类似的其他金融市场所吸纳，由此，对金融市场征税，不但改善本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初衷无法满足，反而会大大降低本国固有的资金量，对本国金融市场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益处。税收课征对本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减损，最为突出的案例为瑞典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增加税收收入，并惩罚被视为“非生产性和”的金融服务部门，瑞典从1984年开始征收股权交易税，交易税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随后，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时，投资者将交易转向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场所。瑞典市场上11家最活跃的上市公司60%的交易量及所有上市公司30%的交易量被转移到伦敦。为减少“社会不良行为”，1987年瑞典对货币市场工具开征了交易税。结果同样导致了债券和票据的期货交易量下降了98％。在现金市场，交易也转向相似的不征税的债券工具市场。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证券交易税。详细可参见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小组编撰的《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新加坡SIMEX1997年1月推出台湾股价指数期货，而台湾期货交易紧随其后在1998年7月推出台湾加权股价期货。同样是台湾股价指数期货，由于SIMEX不征收交易税，台湾则征收0.05%的交易税，众多投资者纷纷投向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导致新加坡的台湾指数期货扩大一倍左右。为增加吸引力，台湾交易所不得不在2000年5月、2006年分别调低期货交易税。详细可参见李瑞林、薛立言撰写的《交易税政策对台湾期货市场效率绩效之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尽可能降低本国金融市场的税收负担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税收竞争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竞争压力下，各国、地区立法中的税收优惠方式也日益繁多，优惠程度和范围也日渐扩大。有些国家甚至放弃对创新金融产品制定相应的课税规则，形成立法的空白，实际上也使其处于无税的状态。如1993、2002和2006年，美国政府多次向国会提交征收期货及衍生品交易税的计划，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强烈反对，导致立法计划未能获得通过。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场提供程度不同的税收优惠，对推动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单纯在金融产业中强化税收的政策调控功能而弱化其本应固有的财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体与其它市场主体的差别税收待遇，这是否能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其合理正当化的理由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在税收立法中，经济效率的追求是否应作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断，同样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场税负从轻的正当性分析税负减免成为金融税收立法的主要趋势，但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为立法意图，仍不足以成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以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为核心的金融税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仍需在考察对金融市场税收优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则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别税收待遇对纳税人权利的影响等之后才能予以确认。
（一）金融市场税负从轻的比例原则审查
根据传统税法理论，以经济调节为目的的税收的正当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对于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基于公共利益有诱导促进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税收减免或加重征收作为工具。［3］税收政策形成对不同主体的差别性税收待遇时，应当具有“合乎理性的、从事物本质所导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则即构成对税收平等原则的违反。所以有必要对该税收优惠的目的与手段之间、政策采行与实施效果之间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1．金融市场税收减免措施的必要性审查。金融立法规定，判断金融交易的诸多税收减免是否具有正当合理性，首先应考察此税收优惠是否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所必需。由于税收减免所形成的差别待遇将构成“税收公平”这一税法上具有重大特殊意义的法益的牺牲，因此，只有在除税收优惠政策外，别无其他可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或根据经济形势所确定税收政策能够以最小成本、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的方式达成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时，才可选择使用。
如前所述，各国在立法中规定，实行金融交易的诸多税收减免措施其基本的前提在于，通过税负的降低，能够使金融交易维持低成本和高收益，从而吸引资金进入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高效发展。但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否有必要以低税负提高金融交易的收益水平，进而增强金融市场的吸引力是值得怀疑的。随着各国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交易的收益率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市场也实现了膨胀式的发展。以我国为例，据估算，我国工业企业年平均利润率为1.96%左右，2001年以后，中国的证券市场收益率大约维持在37%左右，证券市场的收益率一般是工业企业年利润率的8～20倍。［5］在畸高的收益率的刺激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达23．57万亿元，市值全球排名第三位。证监会：《截至7月底沪深股市总市值23.57万亿元》，资料来源：省略/jrzg/2009-08/26/content_1401371.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9月21日。从全球来看，1990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量为328 818亿美元，GDP总量为208 139亿美元，金融资产总量相当于GDP的1.6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量达到3 169 741亿美元，增长了9．6倍，全球GDP总量达到361 698亿美元，仅增长了1.7倍，金融资产的总量与GDP的比值达到8.8的高水平。到2009年，全球的虚拟金融资产超过270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总资产不到它的2.5%。可以说，税收的减免并非维持金融市场高收益的根本原因。排除税收的原因，基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所采取的除税收外的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的税前收益已经远远高于实体经济，这是导致货币结构扭曲、金融市场吸纳过度资金而造成急剧的膨胀式发展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税收减免并非金融市场发展所必需的政策手段。
2．金融市场税收减免措施的政策效果审查。对金融市场所采行的税收减免措施为实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一目的所达成的政策效果如何，同样是衡量其立法正当合理性的重要方面。
就这一目的而言，并不单纯意味着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更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的安全与秩序，及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税收优惠通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美国1977年资本利得税税率为49%时募集的创业资本仅为0.68亿美元，而1983年资本利得税税率降低至20%时募集的创业资本高达50.98亿美元。优惠的资本利得税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资本市场。［6］在实物与金融资产差距如此巨大的税收负担下，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差异更加明显。随着各国逐渐降低本国金融交易的税收成本，随之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增加的收益水平促使过剩的资金转向追逐全球范围内的各种金融资产，最终促成了金融资产的过度膨胀与流动性过剩。据测算，从1996年起全球的流动性快于全球名义GDP的增长。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并非导源于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不足，而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过度无序发展而导致投资者投资信心的丧失进而所引发的市场流动性黑洞当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宁可持有货币也不愿贷款或购买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只愿意卖出债券，持有现金，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流动性黑洞”。。在此背景下，单纯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难以刺激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在采取金融市场减税政策的国家中，其金融市场并未如期恢复，其政策效果由此可知。
如果说税收优惠推动金融市场的高速运行乃至形成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话，那么，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安全与秩序方面，税收优惠的作用却极为有限。金融市场的安全与有序发展从总体上看应包括金融资产的安全，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和发展等核心要素。因此，所采用的税收措施应当能够对金融交易的价格波动和交易总量予以适度的调节与控制，维持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之间的相应比例，并通过税收的安排，降低频繁进出市场的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频率，从而抑制金融系统中不协调的因素与力量，保障金融制度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动荡、金融危机的消极状态［7］，最终有利于金融安全。为实现这一目的，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提出，资本的过度泛滥是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根源，为此，必须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降低资本流动速度，获得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8-10］对金融交易提供税收减免恰恰与此背道而驰。随着金融交易税收优惠的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降低反而为短期投机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所蕴藏的无序与风险。
税收优惠制度不仅在实现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秩序方面差强人意，在促进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同样备受质疑。只有实体经济部门与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率大体相当时，资本在两大部门之间的配置才会大体均衡。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其目标在于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与其发展规模并不相适应的税收负担则进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当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部门，那么，就将产生资本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偏好，导致大量的货币流向金融市场。资本在金融市场的大量积聚，使金融资产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货币规模的极大膨胀必然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当各国立法为金融资产提供更为丰厚的税后收益时，大量资金将从实体经济领域中不断流出，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供给则相对减弱，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的不断累积，形成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造成了金融市场极度繁荣而生产部门相对萎缩两者失衡的局面。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联系断裂的情况下，由于商品和劳务依据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速度远远低于金融资本流动的速度，由此将形成产品市场的价格扭曲，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由低税负所形成的金融市场“效率”将导致实际的无效率。
因此，在税法中肯认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并非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必要措施；事实上，它只能推动金融市场量的发展，即只能实现金融市场整体市值、交易速度和交易总量的增长，却无法真正改善金融市场的运行效果，减少金融市场的风险，实现金融市场的安全、有序乃至健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税法中肯认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这一立法意图两者之间欠缺必要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因此是无效率的，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二）金融市场税收优惠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评估
任何税法规则的适用，均不应侵及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对当前金融税法的评价，除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政策效果外，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程度同样值得关注。
1．金融市场税收优惠对纳税人自由权的影响。根据传统的税法理论，作为资本投资所得，其性质为“非勤劳所得”，与工资等勤劳所得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具有更强的支付能力，因此认为对资本性收益并不适宜给予优惠的低税率待遇。在金融税法中确立金融交易的诸项税收优惠，由此形成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税收差别待遇，对平等权的损害自不待言，但其对公民工作权、自由权的限制却往往被忽视。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舒尔茨对资本的划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投入，其税收负担却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当前的金融市场的立法选择下，投资于金融资产的物质资本所取得收益的税收负担远远低于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体现即工资或薪酬。以中国个人所得税为例，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取得的差价收入无需承担任何税收，从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股息也可以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待遇。由于国家以财政资金的注入拯救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风险同样也将转由政府承担。在国家将金融市场发展奉为至上目标的情况下，金融主体有强烈的动机投资于高收入、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中，从而获取高额的利润。而在其遭受投资亏损时，由于政府为其提供财政资助，其过度投机的风险成本也将借助财政转移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某一特定主体的投资风险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而收益却仅由该特定主体取得。相反，个人投入人力资本所形成的勤劳所得则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当前的税制体系下，个人投入人力资本的费用，包括生活费用、教育费用与学习者自己的学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并无法获得完全的扣除。个人工薪所得实际上面临并非针对净所得课税的境地。这都使得资金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税后收益差异尤为明显。从薪酬水平上看，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2006年朝阳区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仍属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13 391元，是工资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10倍。
由于人力资本在当前的税制结构下必须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对同一纳税人而言，人力资本的投入将面临更高的边际税负，这将扭曲纳税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投资人力资本和做出职业选择的决定，大大降低实体经济生产或劳动的积极性，促使纳税人放弃工作转而专门从事金融资产交易。从社会整体来看，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中低收入阶层承担社会财富的生产的同时，必须承担远远重于资本投资的税收负担，也将产生“惩罚劳动、奖励投机”的社会效果，此“示范效应”一旦在社会广泛传播，以人力资本形成为目标的资源投入同样可能大大削减，导致人力资本产出的不足，却诱使更多的资金被投放于金融市场，形成投机的羊群效应，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弥漫在投机的氛围里。因此，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税负差异必然对纳税人选择工作或投机形成一定的强制，从而干预纳税人选择经济行为的自由。
2．金融市场税收优惠削弱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物质基础。税收是文明的对价，公民要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必须向政府让渡一定的财产。作为现代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金融主体同样分享了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金融业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性风险更要求国家以各种监管手段来保证金融安全，对国家的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事实上，金融市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市场机制在全社会确立、完备的商业法律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讲究诚信的文化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私人财产权利的宪法保护等［11］，都依赖于国家拥有足够的资金以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社会安全网络”［12］。因此，金融主体与其它市场主体一样，应当分担国家为提供公共服务而付出的成本，从而让渡其部分财产与国家。然而，与此相背离的是，由于在金融税法中明确规定金融交易的诸多税收优惠，金融交易主体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远远低于其从政府获得的公共服务所应支出的成本。在政府所需财政规模既定的情况下，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一部分人的税收优惠，其实就是对于其他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加重。［13］为支应金融市场的公共成本所需，政府不得不将取自各产业部门的税收用于金融市场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金融交易主体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转而由其他产业主体提供，必然大大加重实体经济中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形成税负的不公平。
除日常的财政投入以提供金融市场运作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外，为防范金融风险、挽救危机破坏的金融市场，各国更是投入数额巨大的财政资金。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以各种途径向金融机构注资，尤其在2008年10月3日提出以授权政府购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为核心内容的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在欧洲，各国直接向金融市场的注资也达到2万亿欧元。在中国，政府向金融业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更是数额惊人，政府或向其提供大规模的财政注资，或向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或为国有银行提供减免税优惠。可以预见的是，在危机过后，金融创新所蕴含的风险将对政府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也将产生大量的财政投入。这些巨额的财政注资最终均必须由其他产业的纳税人来承受。从资金来源上看，各国救市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税收，一部分则来源于政府所发行的国债。由于国债是税收的预先支付，因此，可以说救市资金最终均必须由纳税人以税收的形式来承担。各金融市场主体承担了较其他产业主体偏轻的税收负担，却占用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对其他产业的纳税人极不公平。在国家财政规模既定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所吸纳的财政资金多，对其他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就少，从而影响其他产业纳税人所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其相关权利的实现。
因此，各国于金融税法中赋予金融交易主体诸多的税收优惠，不仅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目标相去甚远，对公民职业自由权也形成一定的限制，更在形成税负转嫁的同时削弱公民基本权利所赖以实现的公共财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税法中的优惠措施欠缺合理正当性的基础。
三、走下神坛的金融市场：金融税法立法意图的再反思如前所述，在实现“促进金融市场发展”这一立法目标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及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与限制方面，尤有必要重新反思在金融税法中以税收调节功能为主导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渐背离的趋势下，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作为金融税法的主要立法意图同样值得怀疑。
（一）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背离：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新定位
各国对金融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假定的基本前提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有着极为关键和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金融市场被视作储蓄与投资之间高效的转化途径，为社会闲散资金向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由移动提供了充足的媒介工具，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加速了资本的转移运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为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营环境。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在金融税法中确立的税收优惠措施能够积极传导宏观经济发展的意图，并借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而进一步调节实体经济的发展。
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一前提却倍受质疑。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市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也在逐渐减弱，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在被割裂，金融市场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制约，呈现独立发展的态势。从本质上看，金融交易是一种价值权利的转移，作为其交易标的的金融资产或者独立于所代表的实物资产，或者根本不存在相应的实物资产代表，而仅仅代表虚拟化的符号，如债务、股票或期货指数、天气，如气候衍生性产品所联结的标的资产为全球气候或温度指数。如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即推出日高温指数与日低温指数。金融资产的价格基本上与生产成本无关，而与人们对其未来收入的预期有关，且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实现的特质。因此，它能够脱离实体经济的具体生产过程，利用人们心理预期的变化所造成的短期市场波动来赚取价差收益。由此可见，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与实体经济活动的正相关关系正在断裂，两者不存在相关性甚至出现负相关。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融通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已经大大弱化，金融市场已经不是实体经济活动的晴雨表。
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益背离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形成了封闭的运行链条，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中囤积和沉淀，而不流入实体经济中，形成所谓的“金融窖藏”金融窖藏是指那些用于金融资产投资而没有对实物经济活动起融资作用的资金。金融窖藏对实物经济的影响是没有定论的，这取决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当金融资产提供的回报率比实物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更高的时候，金融窖藏的增长可能会抑制实物资本的投资，从而造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背离。［14］。在金融市场上沉淀的资金，仅在金融体系内完成自我循环，促使金融市场呈现爆炸式的发展。在金融市场的资本化定价机制下，参与金融交易的投资行为逐渐演化为以资本大小和价格博弈情绪为基础的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已经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范畴，独立于生产循环过程，其收益的取得也具有博弈性。有人甚至认为，非实质交易证券以该证券市场价格决定给付因素，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投资人心理预期的影响，其价格变动实际上已成为随机事件，以金融衍生品为内容的交易实际上与“以未来不确定、偶然的事件确定财物分配”的赌博并无差别。［15］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出：“金融衍生工具不是一种生意，它和预测赛马中哪匹马会赢的赌博行为没什么两样”。［16］正如凯恩斯所言，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变得跟赌场相似，则这种发展是有害的。［17］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对资源流向“稳健性企业”将有不良的影响。金融发展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加剧进而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出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背道而驰的局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影响方向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变得更加不确定。
随着金融市场由现代经济的核心逐渐演化为投机盛行的场所，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否最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导致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沉积进而诱发金融风险，尚有赖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基本的立法目标，并以此构建金融市场税收法律规则体系是极不明智的。
（二）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对税收调节机制的阻断
以税收作为政策工具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前提在于税负的减轻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其收益。但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日益背离的情况下，金融产品的回报率与工业生产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并呈逐渐扩大的趋势。由于金融产品的收益并不取决于实物经济活动，而受众多经济变量的影响，单纯降低金融交易的税收成本，并不能够必然提高其收益。因此，降低金融交易的税收负担能够实现所预期的“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目标，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税收政策的传导受到更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而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和方向又不尽相同，因而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金融市场投资结构和规模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信息透明程度、本身的流动性以及投资者非理等多种因素都将影响税收政策所预期的传导途径。随着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各个市场间诸要素的变化都将扩散并传导至其他的市场。［18］各市场间的紧密联系使得针对本国市场实施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必须将国际市场的影响因素纳入其考量范围。从根本上说，在金融创新趋势下，任何可能影响金融市场主体预期收益的因素都将影响其遵循税收政策诱导的程度，因此，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短期资本的流动、对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信息与预期、金融资产价格水平的变化以及任何足以改变投资预期的突发性事件都将影响其政策效果的实现。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传统金融工具的基础上，不断衍生、组合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创新程度越高，金融产品的交易链条也越多，这将使得税收政策在金融市场的传导环节随之增加。在传导环节中各种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税收政策的调整对投资者信心及未来收益的预期效应将随着传导环节的增加而不断改变。各市场参与主体对税收政策在强度和方向上的反应也更加难以预测，各种经济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和过程更加复杂。税收调节的政策效应实现的不确定性也由此产生。
税收对金融市场发展调节效果的不确定性在投机行为盛行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加剧。在现代虚拟经济背景下，纯粹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交易急剧增加。投机行为主要为非理性的短线金融交易，并不足以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只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在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投机易将对税收政策引起的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幅度，并缩短资金供求产生影响的实际过程，加快资金流动与调整的幅度。投机交易的加剧将使得税收政策的实施导致资金短期的过度调整，甚至改变税收政策预期的资金流向。可以说，投机行为的加剧使得税收政策仅仅成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变量之一，无法真正通过税收利益的让渡诱导资金的长期投资方向，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投机行为阻断了金融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配置的传导作用，使得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加无法预期。
在金融市场与实物经济日益背离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可以不依赖于实物资产，而仅以任何虚拟性的符号为基础而无限量地被凭空创造，甚至根本仅仅是头脑中的想象。金融交易以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数字符号或虚拟资产作为交易标的，这就使得金融产品的提供者甚至可以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变化，精确地调整金融工具的风险特性，以适应交易者对风险的偏好和容忍程度。［19］一旦税收政策的调整造成不同金融资产的收益乃至风险的相对状况变化，投资者将改变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的组合。［20］当税收政策调整其规制的方向和重点时，新的金融工具便可能被创造出来，以适应新的政策规则所产生的市场风险和收益水平。金融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越明显，税收政策越难以对某一特定的金融工具的交易给予特定的激励，其调整预期甚至可能因金融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而落空。
如果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对金融市场实施低税负而减少的税收收入有可能通过金融发展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得以弥补。但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情况下，税收激励可能仅仅引发金融市场本身的膨胀，无法透过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脱离实体经济控制的金融市场，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对其实施的税收政策无法通过预期的成本―收益调节机制，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预定的引导效果。因此，在金融税法中是否肯认税收规则对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应有必要对金融市场在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予以评估。
四、回归正途的金融税法：量能课税原则的重新确立无论从该制度对金融市场发展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对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影响，还是从金融市场的功能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位，于金融税法中明确金融交易的特殊税收优惠，实现“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立法意图，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税收在金融市场上应当如何予以定位，而这一定位在金融税法规则中应当如何予以体现，尤其值得关注。
（一）金融市场上的税收功能选择
税收作为公民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承担的强制性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原则上，应以“支应国家任务的财政需求为目的”［3］。随着市场经济矛盾的加深，国家职能日益扩张，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和促成者。税收作为经济调节工具也日渐受到重视，并被广泛用于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予以干预和调节。自此，税收不仅具有财政收入功能，更形成了市场调节的经济功能，在税法中也形成了一部分非财政目的的“经济调节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税收的调节功能日益受到重视，“经济调节规则”和“财政目的规则”成为税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税收优惠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显然是税收的市场调节经济功能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如前所述，税收措施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效果极为有限，却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经济自由权的行使，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公民基本权实现的财政基础。就性质而言，对金融交易提供税收优惠，本质上是对金融交易主体所提供的补助金、补贴或社会给付。［21］在金融交易足以维持远远高于实物交易的收益水平的情况下，对金融交易主体给予补贴显然并无实际的必要。对政府而言，放弃来自金融市场的部分税收收入，在金融资产规模日益膨胀、金融交易日渐频繁的今天，却可能导致税源的流失，加剧财政资金的短缺。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例，1986年末到1994年末，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同的名义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0%，从6 000亿美元增加到89 000亿美元，年交易量从3.5亿份合同增加到11.42亿份合同。［22］如此频繁的金融交易和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可见，其间必然蕴藏巨大的经济收益，成为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税收成为各国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91.1%，美国为93.7%。从2003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8%以上。，对金融交易提供税收优惠，便可能导致国家机关运作、政府职能履行所必需的财政资金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对金融市场征税，应当受到重视的并非其经济调节功能，而是其财政收入功能，对金融交易征税的税法规范也应同样以“财政收入目的的规范”为主。
（二）金融税法的正当合法性基础：量能课税
税收的功能不同，其相应的税法规范的设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有所不同。在以经济调节为目的的税法规范中，基于经济利益的诱导而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一般应当遵循“奖赏原则”。而在以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税法规范中，强调的是由全体公民负担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开支，应当依循平等原则在全体国民间进行分摊。
金融税法的构建既然应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为主要目的，则应当使税收在金融市场上尽可能维持中立，尽量使市场机制在金融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为此，金融交易课税给金融业带来的损失只能限于纳税额，不能给金融主体带来除税收以外的损失或负担，避免因为课税而导致不同主体的交易成本差异，避免税收对资本投资选择的扭曲效果。因此，有必要维持各金融主体之间、各金融交易之间平等的税收负担，依纳税人个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平等课征税收，对金融交易的完成所改变的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应当予以准确的衡量。
反对向金融市场征税的学者认为，金融市场的税基具有整体的零和性，由于证券市场的交易不会产生收益，而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收益转移，因此，证券市场的税基具有明显的虚拟性，对虚拟的税基无需予以征税。更有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作为“资金融通场所”而存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价值权利所代表的实物资本的物量和用途并未发生变化，金融交易本身并不被认为能够创造新增的价值，只是实现交易各方的收入再分配。有学者强调，金融市场的利润不过是一种分配性的转移行为，是对实体经济领域中收入和利润的掠夺和转移。［23］根据税法理论，税收应仅对财产增值额征收，在经济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产出，对金融市场则无课税问题。
且不论金融市场本身能否创造价值，金融交易的发生首先改变了交易双方的收入分配。金融市场虚拟化的加深，不仅造成金融市场净产值的虚增，更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由于金融市场虚拟化的加深，使得资本化定价的资产越来越多。虚拟资本的运动虽然不创造物质财富，却创造“国民财富”中的虚拟部分。因此,通过金融工具的投机行为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主体所获得的收入远远不如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主体所获得的收入高，从而造成了收入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就这些虚拟的国民财富而言，其增减与劳动无关，甚至与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其技术无关，而仅仅与宏观经济政策、货币资产的膨胀或收缩有关。就资本利得而言，可以视为对金融市场主体所承担的风险的补偿，是投资者愿意承担风险而取得的收入。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不能预期的所得，或是意外利得，或是不劳增益。正因为金融市场投机所得的虚拟性及由此产生的对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对其进行课税时应当对其与普通所得，如勤劳所得有所区分。在设定相应的税收负担时，不应当对此虚拟所得课以低于普通所得的税收负担，否则即可能刺激金融投机行为，进一步加深金融市场的虚拟化程度。为矫正因为投机行为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扭曲，对投机行为所得可以适当提高其税负水平，以强制矫正收入在投机者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分配，并以此税收负担提高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抑制金融投机行为。
金融市场本身不能创造新价值的论调实际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金融市场的增长本身不仅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其本身也构成现代经济的财富内容，其自身的增长和扩张也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24］越来越多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已经形成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增值机制。［25］有学者强调，金融市场同样具有“生产性”，通过及时将各种相关的信息反映在有关金融工具的变动中，让市场上的各行为主体（金融交易的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消化，从而使实际资源的配置更少发生浪费，减少“沉没成本”，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这便意味着，随着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上同一资源所生产的东西增加了，此即经济的“增加值”或“增量”，构成了所有从事期权或期货交易的收入来源。［26］不仅如此，金融市场通过带动一系列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资本的优化配置使资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而创造出新的财富。实际上，金融资产占私人财富的比例越来越大，占居民总财富的比例甚至将远远超过有形资产的比例。［27］如果放弃对这部分私人财富的征税，将造成国家税基的巨大限缩，也将大量削减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
“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28］金融交易无论是改变了财产在交易双方的配置状态，还是通过资金的重新配置使用创造新增的价值，都改变了金融交易参与者的税收负担能力，因此，应有必要重新评估金融交易参与者因其参与金融交易而发生的经济力量的变化，从而确定其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就所得税而言，金融市场的投资所得，包括资本利得，应当与其他类型的收入如勤劳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而不应当给与过多的优惠。就流转税而言，对金融交易仍应课以一定的增值税或交易税，考虑到金融交易本身的特殊性，为保证金融市场的适度流动性，其税率可以适当低于对实体经济课征的增值税的税率。
（三）金融领域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消除
对各国政府而言，放弃对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规则，依照金融交易所引起的经济负担能力的改变对交易主体进行课税，实现从事不同金融交易的主体之间、从事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的主体之间的公平课税，其最大的隐忧在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本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降低。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实现公平课税，税收利益不再增强金融市场对逐利性的资本的吸引力，资本则可以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维持大体的均衡。 但当前的金融市场已经置身于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下，一国如果贸然放弃对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从而提高交易主体的税收负担，则从一国金融市场流出的资金并不必然流入该国的实体经济中，而是撤出该国，进入具有同质性的他国金融市场中，反而可能降低本国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因此，要推动各国在金融市场税法规则的制定中真正遵循量能课税原则，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税收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税收课征进行协调，消除各国在金融领域的恶性税收竞争，确定并保持对金融市场的合理宏观税负水平，各国对本国境内发生的金融交易课以相同或大体相当的税收，并尽量消除资本跨国流动中的双重征税，进行广泛的税收合作，从而减少从金融市场挤出的资金向其他金融市场流动的机会，迫使其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中。
五、结语金融业的发展在各国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甚至被视为关系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一味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目标的金融交易的税收优惠措施将在降低金融交易主体税收负担的同时,诱发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促使各国反思其金融监管体制，所奉行的金融税法实际上也值得各国予以重新审度。税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等角色值得关注。在减税浪潮中，实现对金融交易的量能课税，以恢复被扭曲的收益率差异，尽管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之所必需，但仍可以预见，这必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或是政治的压力，加之这一原则在金融税收立法中的确立和遵循更需各国政府携手与共，其实现过程的艰辛与漫长并不难预见。
［参考文献］［1］Avinash D.Persaud流动性黑洞：理解、量化与管理金融流动性风险［M］.姜建清，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07
［2］张亦春，王先庆国际投机资本与金融动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85
［3］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增订版［M］台北：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
［4］陈清秀税法总论［M］台北：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47
［5］张智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79-80
［6］路瑶资本利得税制度与创业资本的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6）
［7］张忠军论金融法的安全观［J］中国法学，2003，（4）
［8］Tobin, J.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J］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78,(7)：153-159
［9］Tobin, J.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gimes, Capital Mobilit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R］Crowel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No. 993, London:Yale University：420-43
［10］Tobin, J.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J］Lloyds Bank Review, Vol 15 3(7)：1-15
［11］向文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局，2005：250
［12］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8
［13］黄茂荣税法总论：第三册［M］台北：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8：356-357
［14］M•宾斯维杰股票市场、投机泡沫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15］Frank Partnoy，The Shifting Contour of Global Derivatives Regulation［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1,(22)：444-445.
［16］Mary Zachariah.Derivatives Almost Like Gambling：PM［J］Business Time（Malaysia）,1995,(3).
［17］凯恩斯货币论：上卷［M］蔡谦，范定久，王祖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8］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赫尔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与监管［M］陈晗，张晓刚，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248
［19］马宇金融体系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68
［20］王国华金融课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68
［21］葛克昌证券交易所得免税与违宪审查［J］月旦法学杂志，2005，（1）
［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及关键性政策问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67
［23］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M］齐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
［24］王爱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3，（1）
［25］孟颖虚拟经济运行的独立性特征研究［J］开放导报，2009，（3）
［26］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7］王国忠，王群勇经济虚拟化与虚拟经济的独立性特征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化过程［J］当代财经，2005，（3）
［28］林进富租税法新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9：70
Legislative Choice on Tax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with the Focus on Function of Tax to Regulate
Tang Jieyin
(Department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d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risk in the world. Tax policy as one of important fiscal instruments wa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is crisis in many states. However,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tax rules which decide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as seldom been reflected. The decrease of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native financial market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enlarge the diversity of the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The exorbitant profitability from financial transaction has resulted into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in financial marke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lower tax burden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tax law of most states and believes there is not legitimacy to provide tax incentive or even exempt to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he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re becoming speculative plac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ollect the similar tax on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 with industrial sector, so that the diversity of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can be decrea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sections in modern economics should develop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that,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ax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substituted for one another.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1）税收政策对风险投资的调控缺位。现今很多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在风险投资后对技术成果获取的最大利润给予优惠，但是针对事前资金投入与用来进行科研开发活动的税收的优惠力度不足，在这方面的优惠政策还不够完善。依旧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成果、轻转化；重产品、轻投入；重结果，轻过程”，该种思想背后的最大受益者就为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部分成果转让收入的单位。但是对于部分正在进行科技研发的企业来讲，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税收鼓励作用。此种现象也就让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与资金的有效利用，调动投资者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改革与创新等方面的成果转化上出现了严重的调控缺位。（2）已有税制不能满足现今风险投资的需求。第一，现今已有的生产型增值税对鼓励风险投资所发挥的作用不大，生产型增值税不能够抵扣外购资本品已缴纳的增值税税金。风险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正处于茁壮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是高新技术产品最主要的增值产品还是智力性因素，高新产业的原材料不多，它所能够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多。现今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所购入的固定资产需要负担的增值税款无法抵扣，种种因素都增强了高新企业的税收负担。第二，不科学、规范的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资产换代时间不长，且折旧速度较慢，总是在资产自然寿命未到达之前就已被现今科技飞速发展的节奏所替代，高新技术企业内实现固定资产价值补偿非常难。同时，我国税收政策是仅对科技基础实力雄厚的企业或已有某项科研成果的技术成果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但是部分正在发展期、科研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未享受到此优惠政策。我国税收政策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只对一些从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仅仅有1/3的高新企业才符合要求，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第三，证券交易税费过高、风险投资上市退出重重艰难。现今，沉重的税费负担严重的制约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据了解，我国的泸、深两市的交易佣金率都已经高达3‰,交易印花税2‰，在2005年时，就将其改为0.1%，这种高额的税费率，让高新企业的上市成本不断升高，不利于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改进我国风险投资的财税政策的建议
（1）减免风险投资的收益税收、避免风险资本的双重征税。风险投资公司实行营业税与所得税的优惠策略，并对部分将80%的资金用于风险投资方面的企业给予免税待遇，最终利润需要由多个合伙人平摊的可以按照1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完全抛弃过去的风险资本的双重征税政策，进一步强化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践性。同时，将高新技术企业内的股权转让收入投入到风险投资投资公司内，风险投资企业仅缴纳相应的印花税，对其他税额实行免征优惠政策。高新企业以外的企业想购购买其股权、证券等，其中的交易额也可直接在所得税税额内扣除即可，并且仅需缴纳相应的印花税。（2）再投资退税。在风险投资的过程中，投资者获取了最大利润，投资者将获取的利润又投入到风险投资行业内，激起新一轮的风险投资，实现风险资金的累积，对于重新投资的这部分风险资金，就可以享受到税收政策中的退税优惠。（3）亏损补偿。对于风险投资者投资到高新企业后缴纳的所得税，在高薪企业当年度出现亏损后，国家政府可将这部分的所得税归还给投资者，以降低投资者的损失。政府直接挑起风险。同时，还可在现行亏损弥补的条件下改变风险投资公司睡前亏损年限，并从过去的5年延长为8—10年。当高新技术企业出现了资金风险，而亏损时，还可允许企业机构、企业等计算出各自在该次亏损中的亏损额，用来冲抵其他方面应缴纳的税额，以此减少投资者的亏损情况，降低投资风险。（4）不断改进、创新、完善税收政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行业来看，其各自都有一整套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就风险投资税收牵扯的风险投资主体性而言，其风险投资的成果商品化与转化、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等多个方面来综合分析，整理，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具有较强创新性的风险投资税收策略，让风险投资更加正规化、法制化。（5）将资金引向风险投资的成长期与发展期。前面已经讲述过，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部分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企业，对于部分处于成长期与发展期的风险投资企业来讲，根本就享受不到其中的利益。那么久应该就所投入的资金用在企业内成长期与发展期的收益最高、技术创新最大的企业，将资金投入在这两个阶段，可以创造大量的价值项目，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
三、结语
[关键词]证券税制；证券流转环节；税制结构；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是由证券发行环节针对证券机构所课征的营业税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环节课征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持有、转让环节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所构成。总体而言，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在结构上不合理、税收政策工具单一、税负不公、重复课税和税负过重现象严重，导致其在筹集财政收入、抑制证券投机、调节社会分配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显得乏力。因此，我国当前证券税制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上，而应着力完善证券市场中各个证券品种在证券各个流转环节中的相关税收政策。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6]。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3],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4.证券转让环节择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由于证券买卖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毕竟不同于股息、红利所得和企业经营所得，从健全和完善证券税制、维护税收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加强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选择合理时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③。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因买卖差价而获取的收益，既包括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因卖出价高于买入价而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出售所持有的原始股而取得的高于原始股购买时所支出的份额的收益。（2）纳税人为从事证券买卖取得收益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实践中，存在有证券交易开户人并非实际操作人的现象，从严格管制税源角度出发，应以名义主体为纳税人而无论是否由其亲自操作。（3）计税依据为投资者已实现的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已实现增值收益才对已实现转让或增值收益征税。（4）税率设计需要根据不同证券品种、投资期限长短、投资者类别和交易量大小等实行差别税率，税率从低①。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持有时间长短、投资数额大小[7],并区分正常交易所得和投机易所得，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对交易量大、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可以采取高税率征收，而对交易量小、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投资者采取低税率或在一定程度上免税。（5）税收优惠。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资本利得税或抵免已纳的资本利得税。关于以前年度的投资损失，机构投资者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有关亏损弥补的规定，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个人投资者可以以一年取得的证券转让所得为一次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投资损失允许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并规定每年的弥补限额。（6）税收征管上采取源泉扣缴法，委托证券公司及经营机构通过沪深交易所计算机网络实行按年代扣代缴。同时，要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人的双向申报制度，由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5.证券转移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了一定的财产，为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缓解贫富差别，应对证券财产的遗赠征税②。目前，我国可以考虑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再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国际惯例，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无须单独设立税种，可并入一般财产税和赠与税。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课税依据是证券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始终处于不停顿的波动之中，具体处理上可考虑取遗赠生效之日的市场价格，非上市有价证券可以按其面值计算。纳税义务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我国目前可采用从价征税，实行有免征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证券持有人提前将有价证券变现的，在继承或赠送现金之时仍应对现金财产征收遗赠税。个人将有价证券赠送给国家鼓励的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科学基金或其他公益事业的，经税法认定可予以免税[8]。同时，应健全证券财产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和税收征管水平。
[参考文献]
[1]钟伟，李娜。我国证券业税收制度初探[J].税务研究，2003,（9）。
[2]单新萍。改革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路径选择[J].经济管理，2006,（3）。
[3]王长江。中国证券税制：问题与改革[J].财政研究，2006,（10）。
[4]易茜。我国证券税制的框架设计[J].税务研究，2007,（11）。
[5]陈赵戟。我国证券收休系的研究[J].税务研究，2005,（1）。
[6]刘佐。中国证券税制的发展[J].税务研究，2007,（11）。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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