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09:19:3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定继承规则，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提要: 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的主要路径有受赠、继承、购买股份或作为发起人设立公司等四种。未成年人受赠股份的有效性以不负担义务为前提。未成年人因遗嘱继承股份实质上属于受赠股份范畴，可适用受赠股份的基本规则。未成年人可以通过经法定人同意或由其法定人购买股权或成为公司设立的发起人等途径取得股东资格，但立法应当完善对法定人行为的规范，以防止未成年人受到其最亲近的人的伤害。
虽然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可以成为公司股东的观念已为人们普遍接受，行为能力不再被人们作为考量民事主体取得股东资格的基本要件，但这种认识往往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行为可以由其法定人代为进行的理论而产生的。然而，未成年人是否只能通过其法定人才能取得股东资格，以及未成年人究竟应当如何取得股东资格等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并未得到清晰的梳理。
关于股东资格的取得，公司法学理论通常是从直接取得和间接取得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的。这种分析方式，虽然有利于揭示在股东资格的取得过程中形成的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反映股东资格取得与公司资本变化与否之间的联系，但却无助于揭示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路径的正当性及法理依据所在。其实，股东资格的取得意味着一种新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即形成了该股东与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法学基本原理，能够导致法律关系产生、变化和消灭的原因是法律事实。[1]因此，从法律事实入手才能揭示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路径的正当性。
法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和行为事实两大类，[2]行为事实又可再分为适法行为和不法行为，[3]适法行为包括表示行为和事实行为。法律事实的种类很多，这表明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并不是只有行为事实才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也并不是只有适法的行为才是法律事实中的行为。表示行为虽然是取得股东资格的主要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主体表示行为的法律事实能引起股东资格的取得，其他相关法律事实也会引起股东资格取得现象的发生。所以，即便未成年人在行为能力上有缺陷，其也可以通过自然事实和其他行为事实取得股东资格。
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可由自己或通过其法定人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其具体方式主要包括受赠、继承、购买股份、作为发起人设立公司等四种。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的这四条路径进行分析，揭示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的正当性，以期有利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未成年人因受助股份取得股东资格
未成年人受赠股份取得股东资格，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未成年人能否自己受赠股份而取得股东资格；二是其他股东对赠与的股份能否行使优先权。
(一)未成年人自己受赠股份
赠与行为虽然具有单务属性，但却属于双方法律行为。自优帝一世以后的国外立法都将赠与行为视为诺成合同，在我国“无论何种形式赠与，赠与合同均为诺成合同”。[4]因此，股份的赠与应当有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才能成立，这就要求受赠人具有行为能力。但是，未成年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如果法律因未成年人欠缺行为能力而否认其受赠股份的法律效力，实质上就是限制未成年人接受他人的赠与，这显然不妥。所以，各国法律在制定行为能力规则时，都特别规定当未成年人在纯粹接受他人赠与时不适用行为能力规则，以避免行为能力规则的普遍适用对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结果，由此形成了未成年人的“纯收益”规则。在未成年人受赠股份情形中适用“纯收益”规则，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纯收益”的内涵以及“纯收益”规则适用的主体。
1。“纯收益”应为“纯获法律利益”。对“纯收益”内涵的界定，与受赠股份行为能否有效取得股东资格具有直接关系。如果未成年人的受赠行为与“纯收益”规则的内涵要求相吻合，则该受赠行为便会产生法律效力，未成年人可取得股东资格；否则该行为不构成有效的受赠行为，未成年人也就不能以此行为取得股东资格。
“纯收益”规则实质上是对行为能力要求的例外，而这一规则的有效适用，取决于对“纯收益”内涵的界定。因此，相关民事立法在制定这一规则时，大都对“纯收益”内涵有所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07条规定，未成年人为取得法律上的利益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需要得到法定人的同意。[5]《日本民法典》第4条规定：“未成年人实施法律行为，应经其法定人同意。但是，可以单纯取得权利或免除义务的行为，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7条规定：“限制行为人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应得法定人之允许。但纯获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纵观相关立法实践可见，虽然有关国家和地区立法对“纯收益”内涵的具体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一个实质性内涵，即纯获法律利益。
所谓“纯获法律利益”，就是未成年人与他人进行的行为属于单纯地享有权利，而不负有履行义务之要求。我国有学者认为“纯收益”的内涵是指纯获经济利益，以最终是否使未成年人获取经济利益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6]这一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因为未成年人接受“纯收益”的赠与只能限于其享有接受利益的权利，谓之“法律上的利益”；而不能有附加义务，谓之不能有负担。这两方面的内容合而为一，构成了“纯获法律利益”的基本内涵。如果将“纯获法律利益”误解为“最终获得经济利益”，在经济属性上会使这一行为混淆于一般的营利行为(都是最终要获利)；在法律属性上，有可能会造成对未成年人的义务负担，而义务负担会导致对行为人行为能力的要求，从而形成与“纯收益”规范所具有的“对行为能力规则之例外”功能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日本民法典》明确规定，“未成年者可处为获权利及免义务之行为。如承受无负担之赠与，及债务之免除等。”[7]可见，在界定“纯收益”的内涵时，应当着重考量未成年人是否有“负担义务”，而不应以最终获取经济利益为界定“纯收益”的内涵标准。
基于对“纯收益”内涵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界定未成年人受赠股份是否产生法律效力而取得股东资格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未成年人受赠股份取得股东资格，不负担任何附加义务。只要对未成年人赠与股份附有负担义务的，无论对该负担义务履行的结果是否有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最终的获利，都不能适用“纯收益”规则。这时，未成年人“受赠股份”应当经其法定人同意。
值得讨论的是，如果法定人对其未成年子女进行股份赠与且附有义务负担时，这实际上属于自己，是否应当归于无效呢？虽然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对此作出规定，但根据法学基本原理，自我和多方有可能形成行为人的自己利益与被人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立法应当予以限制。如《法国民法典》第15%条、《德国民法典》第181条、《日本民法典》第108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条都作了这方面的规定。不过相关立法对自己的赠与合同并未予以一概禁止，而是“予以必要的弹性，肯认例外情况”。[8]尤其是作为法定人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对其子女的赠与合同，在不引起新的利害关系冲突时，可以进行自己。[9]当然，如果法定人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股份赠与是出于隐匿财产之目的，则为“有害”行为，显然不能视为例外。
其次，未成年人受赠股份取得股东资格，如需要进行股东名册登记时，登记行为一般不影响未成年人受赠股份所产生的法律效力。诚然，在公司制度中，除无记名股份外，股份登记是主体取得股份以及享有股东资格所应当履行的必要手续。通过登记，公司将股东基本信息记载于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中，股东则取得相应的法律凭证(股票或出资证明书)以证明其享有股份所有权并成为股东。因此，仅就登记行为本身而言，要求登记主体应当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以满足对登记事项进行审慎甄别之需要。但是，在未成年人受赠股份中，登记行为实质上是未成年人受赠股份的辅助行为，不属于赠与本身所包含的义务负担行为。从法律属性上来看，受赠行为具有债权属性，而登记则具有财产权变动的程序属性，如同物权变动程序一样。因此，登记的程序行为不影响未成年人受赠股份的效力。
最后，未成年人受赠瑕疵股份不产生法律效力。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受赠的股份权利，会对未成年人带来利益而不会带来负担。但是，如果未成年人受赠的是出资不足的有瑕疵股份，他就有可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补足出资义务和承担其他相关出资不足之责任，形成未成年人受赠股份的义务负担。[10]所以，当未成年人受赠的是瑕疵股份并有可能要承担出资不足的责任时，不应当适用“纯收益”规则，而应当经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同意或由其法定人代为进行。
2。“纯收益”规则适用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对“纯收益行为规则”作出规定，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的缺憾，并将“纯收益”规则适用的主体范围规定为无行为能力者和限制行为能力者。然而，1999年《合同法》第47条规定则将这一规则的适用主体限定于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那么，“纯收益”规则是否应当适用于无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股份受赠呢？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纯收益”规则应当适用于包括无行为能力在内的所有未成年人，其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纯收益”规则适用于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符合这一规则的本质精神。“纯收益”规则的本质精神在于维护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利益，避免发生与行为能力规则初衷相反的结果。在受赠股份时，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与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一样，要维护其利益，都必须避免行为能力规则不良结果的发生。既然“纯收益”的内涵要求是受赠人不负担义务，那么，无论是限制行为能力还是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受赠股份都不应当负担义务，也就没有必要对这两类主体区别对待了。
第二，“纯收益”规则适用于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已被实践证明是行得通的。尽管有的国家没有规定“纯收益”规则可适用于无行为能力人，如德国(《德国民法典》第107条)；但是也有国家明确规定“纯收益”规则可以适用于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如日本(《日本民法典》第4条)。[11]既然立法上无论是否将未成年人区分为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两种情形，“纯收益”规则都可以行得通，那么就立法政策的选择来说，更应当选择不加区分的立法政策，因为在私权领域更少的区别意味着更多的平等。选择更少的主体区分归类，追求简单化规范方式，应当成为“纯收益”规则适用对象立法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
第三，将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纳入可适用“纯收益”规则的主体范畴，会相对增加股份转移有效性的几率，有利于保持经济生活秩序的稳定，有利于为更多的财产流向生产领域提供法律通道。
(二)未成年人受赠股份时其他股东的优先权问题
未成年人“纯收益”地受赠股份实质上是股份的零价格受让，那么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其他股东能否对这种“零价格”转让的股份享有《公司法》第72条所规定的优先权？笔者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在未成年人受赠股份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与一般股份转让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股份转让过程中的当事人关系是建立在交易利益基础上的财产关系，而在未成年人受赠股份过程中，受赠的未成年人与赠与人之间是一种建立在非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特殊的亲情关系。这种特殊的亲情关系的密切程度超乎一般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未成年人受赠股份的基础。这两种股份权利主体变动的基础不同，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也不相同。由于在未成年人受赠股份中，其他股东不具备未成年人与股份赠与人之间那种特殊亲情关系的“同等条件”，所以不能适用《公司法》第72条规定的优先购买权。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对未成年人的受赠股份不享有优先购买权，但作为制度构建仍应充分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充分尊重其他股东的权益，注重公司财产关系的稳定。为此，笔者认为赠与人向未成年人赠与股份，应当事先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否则未成年人受赠股份无效，未成年人不得藉此取得股东资格。当然，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素以及公司的自治规则，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份赠与有规定的，应当遵循章程的规定，但章程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二、未成年人因继承股份取得股东资格
未成年人可以通过继承股份取得股东资格。[12]继承的具体方式可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继承方式不同，其法律属性会有所差异。法定继承属于“事件事实”范畴，而遗嘱继承则属于“行为事实”范畴。
未成年人以法定继承方式成为公司股东，实质上是基于被继承人死亡这一事件而发生的股份所有权关系的变化，未成年人依法继承了被继承人的股份，并由此取得了股东资格。可见，在法定继承中，作为继承人的未成年人，不需要意思表示行为即可依法取得被继承人的股份，导致法律关系的有效变更。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股份登记是否应当成为未成年人继承股份取得股东资格的生效要件？继承人取得被继承人股东地位的有效时间如何界定？笔者认为，由于财产的继承关系实质上是财产所有权关系在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自然延续，并由此体现着被继承人的财产权意志，[13]因此，未成年人无需登记即可当然享有被继承人的股份。当然，如果被继承人持有的是记名股份，应当由其法定人办理股份登记。不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承受被继承人财产上之一切权利义务，“不以其效力确定为必要。”[14]所以，继承人对被继承人股份的继承效力应当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起发生，并以此避免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因不能直接相连而造成股份所有权主体缺失现象的发生。对此，《日本公司法》第608条第2项规定，虽然公司章程对股东的加人有变更生效的规定，但在继承时，继承人继承享有的股份不依此章程规定即可生效。这一规定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与法定继承不同，遗嘱继承不属于事件事实，而属于行为事实，是赠与的一种类型—死因赠与。[15]未成年人基于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的股份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并符合继承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只要公司章程不予以继承禁止，按遗嘱继承股份权益时不负担义务，未成年人就可以自行继承被继承人的股份，取得股东资格。
或许有人会担心未成年人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继承，会影响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素，给公司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的确，有限责任公司因其享有独立法人人格，经营运作适用“两权分离”规则[16]而具有资合性的特性；同时，又因其股东人数有限且往往兼具经营管理者身份而具有浓重的人合性因素。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双重特性，我国《公司法》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采用缺省性立法技术，赋予了公司章程对死亡股东的股份继承规定的优先适用地位，充分考虑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如果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死亡后其股份不可继承的，则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死亡股东的继承人均不可继承死亡股东的股份。当然，公司章程没有对股份继承作出规定的，死亡股东的股份则可以依法被继承。[17]公司法对股份继承的规定，并未涉及对继承人行为能力的特殊要求，因而这一规定同样应当适用于未成年人。
三、未成年人因购买股份取得股东资格
在现实生活中，购买股份是取得股东资格的主要途径。购买股份包括向公司购买和向公司的其他股东购买，前者实质上是直接向公司投资，后者实质上是受让公司股份。与受赠股份行为不同，购买股份“行为”属于“表示行为”，是“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或一定精神内容的表达为要素‘的适法行为”，[18]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没有行为能力，所以不能以自己的行为购买股份，而只能通过其法定人的行为来购买股份以取得股东资格。法定人以未成年人的名义购买股份，可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是法定人用自己的财产为未成年人购买股份；二是法定人用未成年人的财产为未成年人购买股份。这两种的具体内容不同，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也不尽相同。
未成年人的法定人用自己的财产以未成年人的名义购买股份，实质上是将自己的财产赠与未成年人，然后未成年人用这一财产购买股份。这不同于法定人将自己的股份赠与未成年人，因此，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不适用股份赠与规则。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未成年人是受让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
未成年人的法定人用未成年人的财产购买股份，其实质是未成年人购买公司股份。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有权未成年人处分未成年人的财产，所以购买股份的行为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但问题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能随意处分未成年人的财产来购买股份吗？从法定制度[19]的基本原理来看，法律应当对法定人用未成年人财产购买股份的行为有所规范。因为法定人对未成年人的财产管理应当“以财产价值之保存或增加为目的”，[20]以确保未成年人财产的价值安全，除非为了子女的利益和需要，“一般不享有处分权”。[21]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国外立法大都在法定人的财产管理方面有专门规定，限制法定人对未成年人财产的处分行为，如《德国民法典》第1807条规定人对未成年人的金钱投资只限于风险极小的相关债权。为了防止法定人随意处分未成年人的财产而给未成年人造成损害，立法通常对法定人处分未成年人的财产设定完备的监督制度，其内容包括设置监督机构(在德国为法院，在瑞士为监护官署，在我国台湾地区是亲属会议)、法定人处分财产时的申请批准手续(《法国民法典》第389-3条，《德国民法典》第1643条)、诉讼保护(《法国民法典》第388一2条)等。显然，这些制度是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并能有效获得由此带来相应收益的基础性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国相关现行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不主张法定人用未成年人的财产随意购买股份进行投资。否则，法定人随意用未成年人的财产进行投资，就可能使未成年人的利益遭到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损害”。由此看来，对某些地方性政策法规允许未成年人充任股东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22]实在不应当予以褒扬。
由于法定人以未成年人的名义购买股份，并由法定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使法定人成为此类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于是有人认为，以未成年人名义购买的股份，法定人是隐名股东。[23]关于法定人以未成年人名义购买的股份，究竟谁应当是公司股东的问题，首先涉及到所购买股份的所有权是应属未成年人所有还是归于法定人名下？显然，法定人是未成年人购买股份，其所购买的股份自然归被的未成年人所有，公司股东名册以及股份凭证均应当记载未成年人姓名，相应的股东资格也应当由未成年人享有。所以，不能因法定人“实际控制”就认为法定人为隐名股东，更不能藉此将该股份归属于法定人。的确，现实生活中有些法定人不正当地利用未成年人名义来运作自己所控制的财产，这实质上是蔑视了未成年人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其实，法定人之所以能滥用“未成年人的股东资格”，其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存在缺陷。目前我国法律尚无对未成年人财产管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规范。[24]因此，要有效防止法定人随意用未成年人的财产投资，从而侵犯未成年人利益现象的发生，必须建立未成年人独立财产保护制度，包括未成年人的财产登记制度、对法定人的监督制约制度等。
另外，值得检讨的是，未成年人未经其法定人同意购买股份的行为应当发生何种法律效力才是正当的呢？我国《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该条规定是有关未成年人表示行为效力的基本法律规范。该规定未对无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行为效力作出规定。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将其视同限制行为能力者行为的待定效力，但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条和第13条的规定，其购买股份的行为应当归于无效。另外，按照我国《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购买股份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其法定人追认的方产生法律效力，而未追认或不予以追认的均不产生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如果将仅对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行为予以“追认”的规范修改为对包括无行为能力者在内的未成年人行为的撤销规范，会使对未成年人购买股份的制度设计更为合理、正当。
首先，对行为能力欠缺的未成年人购买股份行为的效力判断，不区分其为无行为能力或是限制行为能力，将更有利于平等、公平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其一，无论是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还是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与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进行交易时都处于意志控制力相对弱势的地位，都有可能被成年人所侵害，法律正是通过认定行为能力欠缺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能力规则”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其二，法律设计限制行为能力规则，只是赋予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在与其行为能力相应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表示行为，并不意味着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超出能力范围的行为与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行为有什么质的区别。因此，无论是否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要有超出了与其行为能力相应的行为，都应当予以平等规范。换言之，无论限制行为能力还是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均是没有购买股份的完全行为能力的，应当受到法律的相同保护，而不应当加以区分。
其次，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之追认权修改为撤销权，有利于公司秩序的稳定和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在法定人行使追认权之前，未成年人的行为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这对公司经营和财产关系都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如果将法定人的追认权改为撤销权，那么在法定人没有行使撤销权之前，未成年人的行为处于有效状态，这有利于公司。保持稳定的经济管理秩序和股份权益关系。当法定人认为未成年人购买股份的行为不利于未成年人时，其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来消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而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当然，作为一种制度的完善，在确立撤销权规则的同时，规定相对人的催告权或者法定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也是需要的。[25]其实，追认权与撤销权两种权利的不同设计，实质上反映出的是对制度本质精神认识的差异。显然，追认权制度是以行为不发生效力为前提，更多地表现出对未成年人行为自由限制的效果；而撤销权制度是以行为发生效力为前提，更多地表现出对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关怀。
四、未成年人因设立公司取得股东资格
设立公司是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基本途径之一。未成年人能否通过充任公司发起人取得股东资格，[26]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持肯定观点的理由主要是，禁止未成年人设立公司，会阻碍更多的社会生活资料转化为扩大社会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不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禁止未成年人获得股份这一经营性财产，不符合民事权利主体平等原则；未成年人设立公司与交易风险并无必然的联系；未成年人是否参与设立公司的交易，应当按市场规则由当事人自己决定。[27]持否定观点的理由主要是，未成年人缺乏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不宜充任发起人；未成年人不能充任发起人并不构成对其投资权利的影响，他可以通过购买股份行使投资权利并成为股东。[28]笔者认为，从权利能力方面来看，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应当有资格成为设立公司的发起人；从行为能力方面来看，未成年人不是适格的行为能力人，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履行发起人的义务，但“制度的存在早已使其不成为间题”。[29]然而，需要讨论的是，法定人能当然未成年人发起设立公司的行为吗？国家对未成年人充任设立公司的发起人应当采取何种立法政策？因此，有关未成年人通过设立公司取得股东资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法定人未成年人进行公司设立行为的正当性问题。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应当解析发起人设立公司行为的实质。
在我国公司法上，设立公司的行为实质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的行为：一是有关投资方面的行为；二是代表设立中公司执行公司事务方面的行为。[30]这两种行为的法律属性不同，对行为能力的要求以及行为的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对未成年人的具体要求也会有所差别。在发起人行为中有关投资方面的行为性质，与其他一般的投资行为没有质的区别，实质上都是进行一种购买股份的交易行为，是行为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只要行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法定人应当有权未成年人进行投资方面的行为。
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虽然也可以未成年人进行投资方面的行为，但是却不能当然未成年人进行创立公司方面的行为。这是因为后者在行为内容上与前者不同，因而其关系的基础也不同。法定人未成年人进行投资行为，是基于法定的监护职能，其行为是代表未成年人个人意志的行为，并以维护未成年人个人利益为目的，其行为具有监护制度和法定规则的法理基础。但在设立公司行为中，发起人创建公司的行为既要代表设立中的公司意志，这涉及设立中公司的集体利益，又要与他人进行交易活动而涉及他人权利的实现。代表设立中公司进行的公司创建行为，不能只是某一未成年发起人的意志体现，应当是全体发起人共同意志的体现，是设立中公司的意思表示。可见，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没有当然全体发起人进行设立公司行为的法理根据，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法定原理不适用于设立中公司事务执行的情形。当然，如果其他发起人同意并授权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进行设立公司的发起行为，则形成了一种新的委托关系，应当予以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未成年人可以因其法定人的行为而成为设立公司的发起人，但无论是其他发起人还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人都应当慎重对待未成年人设立公司的投资行为，因为未成年人本人无保护自己的能力，其法定人与未成年人在本质上仍是两个利益主体，投资的风险最终是由未成年人承受的。因此，为了保护来成年人的利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不应当鼓励未成年人以设立公司的方式取得股东资格，既要防止其他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侵害，也要提防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侵害，使未成年人避免来自最亲近的人的伤害。
五、结语
未成年人受赠股份的有效性以不负担义务为前提；未成年人因遗嘱继承股份实质上属于受赠股份范畴，可适用受赠股份的基本规则；未成年人可以通过经法定人同意或由其法定人购买股份或成为公司设立的发起人等途径取得股东资格，但立法应当完善对法定人行为的规范。
未成年人取得股东资格实际上并无公司法上的障碍。有关未成年人股东存在的所谓“问题”，或由观念误解所致，或因相关基本制度、规则缺陷所致。如果说对某些观念的澄清确为必要，那么相关基本制度的建立健全就显得更为紧迫。诸如未成年人的财产登记制度、对法定人监护的监督机制等目前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些制度的欠缺不仅可能使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其最亲近的人的侵害，也使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失去了必要的基础制度的支持。而相关物权(或财产权)、债权等制度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如同对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和理论的发展完善一样，也都属于公司法进步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建设内容。
注释:
[1]参见韩忠谈：《法学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 - 137页；王利明、杨立新、王杖、程喃：《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 - 36页；龙卫球：《民法总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 - 150页。
[2]法律事实是一个概括概念，它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分为各种类型，自然事实和行为事实是法律事实最为通常的一种分类。关于法律事实的种类，参见前注[1]，龙卫球书，第153页；〔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新订民法总则》，于歌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一219页；黄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一124页；宋炳庸：《法律行为基袖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204页。
[3]还有学者认为在适法行为和不法行为之间还有一种失当行为。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4]参见陈小君、易军：《论我国合同法上时与合同的性质》，《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
[5]这一内容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7条“未成年人并非仅为取得法律上的利益而作出的意思表示，需取得法定人的同意”的规定推断出来的。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年版，第423页。
[6]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7]〔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论》，陈海流、陈海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8]同前注[3]，张俊浩书，第271页。
[9]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0]有学者认为，出资瑕疵责任“应当专属于出资不足的转让方，不能由受让方承担”。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年版，第158页。
[11]诚然，日本民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区分为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两种。但是，在民事立法上区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目的是允许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有效进行与其行为能力相当的表示行为，而与对行为能力无要求的“纯收益”行为无关。
[12]我国《公司法》第76条规定，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的客体是“股东资格”。这一规定是十分值得检讨的。资格作为一种身份，表明的是主体的法律地位，这是不能继承的。股东的主体资格是基于其对股份的享有而显示的与公司关系的法律地位。因此，继承人继承的客体只能是被继承人所享有的股份，继承人依法享有了被继承人的股份，自然就取得了与之相适应的股东资格。
[13]关于财产继承的根据有“意思说”、“家族协同说”、“死后扶养说”、“无主说”、“先占说”、“人格价值说”和“共分说”等多种观点(参见刘文：《继承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在现代继承法律制度中，“意思说”较为受到推崇，其体现了财产制度的本质意义，财产关系反映着所有权主体的意志关系。
[14]同上注，史尚宽书，第150一153页。
[15]赠与分为死亡原因的赠与和非死亡原因的赠与。非死亡原因的赠与也称生前赠与，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生效，通常简称为赠与；死因赠与是以赠与人先于受赠人死亡为条件、在时赠与人死亡后才生效的时赠与。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一68页。
[16]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的职权规定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完全一致。这表明在我国这两种类型的公司治理均严格适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参见《公司法》第38条、第47条、第50条、第54条、第55条、第100条、第109条、第114条、第119条。
[17]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公司章程没有对股份继承作出规定，即便股东会一致通过形成的决议也不能否定继承人对死亡股东股份继承的有效性，因为，这时的股东会缺少了死亡股东，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公司组织机关对一个人的个人财产的处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18]同前注[1]，龙卫球书，第155页
[19]对未成年人的法定权源于亲权与监护权。由于我国没有亲权制度，所以法定权只源于监护权。不过，我国已有学者主张设立亲权制度。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四编“亲属法”。
[20]同前注[13]，史尚宽书，第671页。
[21]同前注[19]，马俊驹、余延满书，第870页。
[22]2009年2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会厅以“湘政办发[2009]6号”文件转发的该省工商局《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若干措施》，允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继承、接受赠予成为公司股东，允许“未成年人作为股东或发起人投资设立公司制企业。”参见http： //epeper. Voc.coin.cn/hnrb/htnL/2009 - 02/18/content-64061.him， 2009年3月10日访问。
[23]参见胡静静：《未成年人股东现象的法律分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6期。
[24]我国《民法通则》只有第18条原则性地规定由监护人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即使在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的财产保护也未被关注。
[25]同前注[2]，我妻荣书，第82一83页。
[26]严格而言，我国《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办人称为股东是不准确的，因为特定的股东是相对于特定的公司而言的，公司没有成立何来股东。其实无论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办人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实质上都是公司的发起人。鉴于此并为论述方便，本文所称发起人除在特定语言环境下有明确指向外，均是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公司创办人。
[27]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茅院生：《设立中公司本体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28]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卯一101页。
法定继承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形式。法定继承的继承顺序是，适用法定继承时，依照下列规则分配遗产：
1、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继承法》第十条)。
2、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继承法》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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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跨国继承问题不断涌现，涉外继承中法律冲突经常发生，适用不同的法律处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解决涉外法定继承的准据法确定问题。本文就我国涉外法定继承中准据法的确定谈谈自己的一点建议。
关键词 涉外继承 涉外法定继承 准据法
涉外法定继承，是指在法定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主体、客体或者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至少有一项应含有涉外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民事交往日益增多，随之而来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婚姻、跨国收养等法律现象，由于各国法律在法定继承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比如对于继承人范围的规定，有的国家宽，有的国家窄；对于继承顺序的规定，有的国家规定继承人的顺序多，有的国家继承人的顺序少等，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国际私法上的法律冲突。当这种冲突产生时，适用什么样的原则去确定法律适用，在面对涉外法定继承的具体问题时，如何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和权益，是当今现实中比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涉外法定继承适用准据法的概述
在涉外法定继承中，准据法的确定是解决涉外继承案件的关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定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主要规定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继承法》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所住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适用准据法的使用顺序上，如果签订条约、协定的，依照条约、协定办理，如果两者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处理继承问题的条约、协定，则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的冲突原则处理。同时，根据这一规定，中国在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上仅仅规定了有限的四种涉外继承的情况，这种规定很不周严，没有办法调整更多更复杂的涉外继承关系。此外，《继承法》的规定没有明确适用被继承人的哪一个住所地法。这样，在被继承人住所发生变化或有几个住所同时存在时，则无法直接确定准据法。与之相比，1986颁布的《民法通则》更加周严而明确，《民法通则》第149条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它不仅概括了各种涉外遗产法定继承的情况，而且由于有“死亡时”来限定住所地这个连结点，就使得准据法的确定更为明确。
《继承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都表明中国的涉外法定继承采用的是区别制。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同样采用了“区别制”原则，《示范法》第141条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示范法》基本上延续《民法通则》第149条的规定，只是在动产继承的法律适用上增加了一个连结点“惯常居所地”，这也是属人法连结点的一个发展趋势。
二、各国对涉外继承准据法的确定，主要采用以下几种冲突原则
（一）法定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法定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这是一个古老的解决冲突的规则，是封建社会严格的属地主义原则的结果。这一冲突原则最先由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提出，他认为继承的主要问题是财产，有关继承的问题与遗产所在地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处理遗产关系问题，应根据遗产所在地法解决。这种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在封建社会时期国家间经济联系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遗产所在地比较单一和集中，它往往同时也是被继承人的住所地和国籍所在地，这样法律的执行和适用都不存在多大的困难。然而，随着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动产在财产中的比例愈来愈大，作用日益重要。在涉外继承的法律关系方面，遗产往往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且动产也往往分散在几个地方或不同的国家。如果涉外继承关系一律适用遗产所在地法，不仅不符合国际间经济联系的需要，而且也给涉外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继承依遗产所在地法”这一冲突规范，目前除南美的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家采用外，其他国家都不采用了。
（二）法定继承的区别制。区别制又称“分割制”，是指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从而导致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区别制的实践源于欧洲封建社会，是在封建土地所有权基础之上，地域观念得以强化，以保护土地分封制为主要宗旨的封建法律十分注重对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控制，由此决定了不动产继承的准据法不可能是不动产所在地习惯法以外的法律。另外，由于动产继承在那时远不如不动产继承那样具有巨大的财产利益和政治重要性，同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若对分布在各处的每一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必然会在动产的清理和转归等问题上产生很大的困难；加之受“动产随人”、“动产无场所”观念的影响，动产继承受一个单一的法律即被继承人最后住所地法的支配也是一种现实、必然的选择。目前，采用区别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泰国及一些美洲国家。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236条规定：“所有人死亡时未留遗嘱，其土地权益的转移，依土地所在地法院将于适用的法律。”
（三）法定继承的同一制。 同一制又称单一制，是指不问财产所在地之异同，也不区分动产与不动产，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由于各国法律对属人法的不同规定，在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时又分两种情况：大多数国家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只有少数国家适用被继承人的最后住所地法。前者有日本、德国、波兰等，如《日本法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依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后者有秘鲁、挪威、阿根廷等国家。如秘鲁《秘鲁民法典》第2100条规定：“继承，无论遗产在何国，只适用死者最后住所地法。”同一制源于罗马法中的“概括继承主义”，这种继承制度强调，除了与被继承人之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之外，继承人要总括地继承被继承人的一切财务和财产上的所有权利义务。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及《示范法》对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均采用“区别制”，本文认为，我国立法应抛弃“区别制”，采用“同一制”。主要理由是：首先，同一制有着许多为各国所接受的优点，适用属人法来调整继承关系，较之适用其他法律最有资格也更为合理。因为被继承人的国籍或住所是其经常生活也是其家庭、继承人及大部分财产所在地国，该国应是与被继承人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法律上的最密切关联的国家，所以，这是属人法被选择为继承准据法的最充分理由。其次，“区别制”原则在具体运用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它使得一项遗产继承可能分别受制于数个国家的法律，使本来就复杂的继承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会出现“遗产位于几个国家，就有几个继承案件”的情况。而且采用“区别制”原则首先要对遗产进行识别，区分动产与不动产，这种识别应根据何国法律进行同样存在着争议，一般认为应依照遗产所在地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还要了解遗产所在地国家关于动产与不动产划分的规定，无疑增加了解决案件的难度。
三、对我国涉外法定继承确定准据法的建议
（一）我国涉外法定继承确定准据法时应该规定反致制度
反致是国际私法领域的一个传统制度，但却一直备受争议和讨论。然而，理论上对反致制度的质疑并没有阻止反致在实践领域受到法官的青睐而一次次得以复兴。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各国普遍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对反致持严格限制态度，而在身份领域，特别是继承领域许多国家都接受反致，只是在具体条款上有所区别。近些年以来，反致在涉外继承案件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涉外继承的冲突法不宜设置过于复杂的连结点的情况下，它发挥了一定的灵活性来实现某些结果选择的目的。为顺应冲突法理论的不断发展，我国也可在继承领域做出更加灵活的规定，有限制的适用反致制度，即如果法院地国与继承案件特定问题或继承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而适用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冲突规则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则可以适用该冲突规则。这样做，一方面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有关实践；另一方而，也可以使同一个涉外继承案件的判决，既符合我国法律，也符合对方国家的法律。再者，法院采纳这种制度，可以较方便地适用我国法律，使案件得到顺利解决。
（二）借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的灵活连结点的运用，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说是当代国际私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它用弹性连结点取代固定连结点，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不再依赖单一的连结点，而是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找到最合适的连结点。这种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去选择法律的方法，适应了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涉外民事关系复杂多变的客观形势的需要，避免了用某一种固定的连结点指引准据法的不切合实际情况和不符合案件公正合理解决的缺陷，使法律适用趋于宽松和灵活。因此，我国也有必要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般性原则，防止连结点空白或者变更时造成法律适用规则的缺失。当然，这一过程需要法官正确地运用自由裁量地权利，不能够一味的认为法院地国或财产所在地国就一定具有最密切的联系，而是应当充分从被继承人的意愿和正当期望出发，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和期望，去正确的运用灵活的连结因素，来达到实现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实体正义。当然，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克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化、机械特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容易导致法律选择的随意性。因此，为了保证我国在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结果的可预见性，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是必要的。比如在法规中列出几项可视为与继承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供法院选择适用，以防止该原则被滥用。
（三）谨慎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国际私法中一项特殊的制度，是在冲突规范适用过程中，为限制或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存在的一种手段或原则。在继承领域，虽然继承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但也有某些特殊的制度和方面涉及到国家的基本政策制度，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特别是在财产的移转、特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等方面，需要公共秩序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当然对公共秩序的具体运用也要以谨慎的态度，区别情况，做出必要的限制，不能一味的运用公共秩序来排除外国法适用扩大本国法适用，这是不符合国际私法立法宗旨的。如《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十八条也特意强调只有明显不符时才可以拒绝适用，可见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时还需要谨慎行事。
参考文献：
[1]冯霞.我国涉外遗产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完善兼评1988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法学适用月刊.2004（2）.
【关键词】国家赔偿 请求权 基础权利 赔偿请求人
一、《国家赔偿法》和《继承法》在适用上的几组悖论
《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根据该款规定，在受害公民死亡的情况下，其继承人可为国家赔偿请求人。在该款语境下，由于确定该种情况下的国家赔偿请求人是以“继承人”作为标准的，结果就使确定国家赔偿请求人问题变成了确定继承人的问题，而确定继承人的规则是由《继承法》规定的，于是便有了《国家赔偿法》在适用上与《继承法》的衔接问题。但是，二者的衔接，面临如下两难困境：
（一）遗嘱外法定继承人的两难处境
《继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的；（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的；（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该条确定的是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顺序问题。
而根据该条的规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遗嘱把全部遗产留给了遗嘱继承人，而又不具备第七条规定的条件，结果就使遗嘱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不能继承任何遗产。WWW.133229.Com这种情况转化为继承规则就是：遗嘱继承人继承全部遗产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不继承。
如果上述规则适用于《国家赔偿法》确定国家赔偿请求人，就是这样的规则：遗嘱继承人行使国家赔偿请求权，其他法定继承人不行使国家赔偿请求权。结果遗嘱继承人以外的法定继承人不能成为国家赔偿请求人了。这个结论显然不合理。
为解决这个不合理的问题，在法律上就只能在理解《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上做文章：该款只说“继承人”，并没有对继承人作任何限制，那它就可以包括所有的继承人，不管是遗嘱继承人还是法定继承人。按照这种理解，遗嘱继承人以外的法定继承人也可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
结果，《国家赔偿法》与《继承法》相衔接，遗嘱外法定继承人不能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国家赔偿法》与《继承法》不衔接，遗嘱外法定继承人就可以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到底应否衔接，法律上并没有明确。
（二）继承顺序中第二顺序继承人的两难处境
《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对该条款，民法学界一般作如下理解（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我们只是对法律的字面意思进行推导，不再把这种理解按照推理思路作进一步的分析，因为结论是一样的。）：在法定继承中，继承人只能按照法定的继承顺序依次参加继承，前一顺序的继承人总是排斥后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只要有前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后一顺序的继承人就不能取得和实现继承权，无权主张继承遗产。只有在没有前一顺序的继承人，或者前一顺序的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或全部丧失继承权，或者前一顺序的继承人部分丧失继承权，其余的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后一顺序的继承人才有权参加继承。[1]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中“继承人”的说法，应该包括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因为其都是“继承人”。如果仅根据《国家赔偿法》这样的字面意思，而不适用《继承法》的继承顺序规则，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论有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都可以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
但如果适用《继承法》的继承顺序规则来确定国家赔偿请求人，只要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就不能成为国家赔偿请求人。
行政法学界在此问题上，一般主张直接适用《继承法》的继承顺序规则，[2]但也有人感觉到了直接适用时的某种不妥，对是否直接适用不作表态；[3]也有人从扩大对公民权益保护和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角度，主张无论第一还是第二顺序继承人都可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之所以有如此分歧，根本原因还是两部法律在衔接方面确实存在模棱两可的空间。
（三）受遗赠人在法理上的进退两难
《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上述规则，恐怕在《国家赔偿法》上适用起来遇到的问题更不好解释。
假设因为受遗赠人不是继承人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继承人”标准不能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遗赠人履行了协议的义务，但因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把死亡公民的财物进行了违法扣押、查封，由于受遗赠人不是继承人而不具备国家赔偿请求人资格，结果本该由他根据遗赠扶养协议获得的财产因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而不能获得了。这个结果似乎说不过去—尤其是没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不仅国家逃避了责任，又使对遗赠人履行了义务的人不能充分行使其权利，从这个角度上看，又该适用《继承法》的规则。
而如果适用《继承法》的规则，又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在公民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国家向自己提出“国家赔偿”的法律空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国家是受遗赠人时，这个条款是不能适用的。
因此，使用“继承人”概念，势必会出现《国家赔偿法》和《继承法》的衔接问题；如果概括性的衔接，不作任何区分，出现上述的悖论和两难境地就不可避免。
二、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国家赔偿请求人确定的法理基础
出现上述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赔偿法》在使用“继承人”概念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特征，没有根据请求权的内在要求确定赔偿请求人，而错误地使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身份概念作为赔偿请求人确定的标准。因此，解决上述困境之前，需要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基本性质和内在要求。
（一）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权利结构：基础权利派生的救济性权利
民法学界对请求权的性质争议很大，主要有四种主张：(1)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在内涵和外延上是重合的（民法学前辈史尚宽先生即持该主张）。(2)有的认为请求权仅仅是某种权利的权能，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梁彗星先生）。(3)有的认为请求权分为权利性的请求权和救济性的请求权，权利性请求权是主体基于对基础性权利的享有而得以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能，救济性请求权是主体基于对基础性权利的救济而得以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4](4)有的学者认为请求权体系区分为原权利的请求权与救济权的请求权。[5]属于原权利的请求权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即债权请求权；属于救济权的请求权基本有两类：一类是基于违反债的责任而产生的救济权的请求权，即债权的救济权请求权，另一类是基于侵权责任而产生的救济权的请求权，即物权和人格权等绝对权的救济权请求权。本文对请求权性质的认识，采用的是第二种主张。
国家赔偿请求权是一种由基础权利派生的权利。单纯从请求权的角度看，“请求权系由基础权利（如物权、债权等）而发生，必先有基础权利之存在，而后始有请求权之可言”，[6]“请求权系权利之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其内容也”，[7]“请求权乃权利之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属一物”。[8]因此，请求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它是依附于某种基础权利的一种权能，准确地说，其本身并不具有实体的权利内容，而是与基础权利相并列、相对应的具有救济性的权能。国家赔偿请求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请求权，并没有改变其作为请求权的基本性质，它也只能是某种基础权利的派生权利，失去了基础权利，便不可能有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存在。
请求权是对基础权利进行救济的权能，具有救济性，请求权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和实现基础权利。请求权作为基础权利的派生权利，只有基础权利受到其它主体的阻碍时才有行使的必要，是对基础权利进行救济而形成的权利。因此，请求权对于基础权利而言，带有明显的救济性。在此点上，它与救济权是交叉的，因此也把它称为救济请求权。救济权是在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发生的权利。救济权也是基于基础权利而派生出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救济被侵害的基础权利。所以，救济权与请求权在一定程度是重合或交叉的，“盖救济权系因原权之侵害而发生，以原权之缺损为前提，故救济权每为原权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9]我们此处把请求权的这种特征概括为请求权的救济性。
（二）国家赔偿请求人只能是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
从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权利结构可看出，尽管请求权从基础权利已派生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从产生到具体的运作都是围绕着基础权利展开的，更准确地说，它是基础权利的一种权能。因此，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就是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
请求权是在基础权利受到他方的阻碍后，因排除妨害的需要而产生的权利，从其产生的过程可进一步清晰地看到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与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是重合的：一是阻碍方发现自己的行为可能或已经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而主动停止自己的阻碍行为，此时基础权利的主体无须行使请求权；二是阻碍发生后，阻碍方不自动停止自己的可能或已经侵权的行为，而是权利人向其提出请求之后，其才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或停止阻碍行为；三是权利人提出请求后，对方仍不承担责任或停止其行为，权利人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强制其承担责任。从这个过程来看，第一种情况下，权利人没有必要行使请求权；在第二种情况下，权利人行使请求权，权利得到实现；在第三种情况下，权利人因行使请求权未果而行使诉讼法上的请求权，请求法院强制侵权人承担责任。
因此，无论是权利人向阻碍方提出请求还是向法院提出请求，都是围绕着对基础权利的维护而展开的，在权利主体上是同一的。
（三）确定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基础权利标准
从基础权利和由其所派生的请求权的权利主体的同一性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定国家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就是确定受侵犯的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二者是一回事。因此，我们以为，国家赔偿请求人的确定就是看其基础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这是一个似乎非常简单的结论，甚至是不言自明的结论，但对它的理解本身对确定国家赔偿请求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国家赔偿请求人是基础权利受到侵犯的人。这是根据请求权的权利结构得出的必然结论。例如，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人，就其人身自由来说，他是其人身自由的权利主体；当他因受到人身限制而请求国家赔偿时，与赔偿请求权相对应，他在法律上又被称作赔偿请求权主体，仅仅是权利在不同的法律阶段行使以及对权利的细致分化而使同一主体具备了不同的法律称谓。因此，由于基础权利与请求权的派生关系，决定了二者的权利主体虽在法律名称上存在区别，而在实际上是同一主体。
有多少基础权利受到侵犯，就应该有多少相应的请求权，因此也就有相应的请求权主体—请求权人与此相对应。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这一点上作了人为的限制，比如受害的公民如果没有死亡，但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而丧失了劳动能力或精神上的严重失常，其亲属或与其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就不能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而是由受害的公民作为赔偿请求人，即使涉及其所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的赔偿，也是通过直接受害人的请求来实现，他们自己并不能提出国家赔偿；再如在上述情况下，其亲属或与其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却因直接受害的人伤残或精神失常，自己的基础权利实际上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侵犯，如丈夫的精神失常，妻子的基础权利之一—精神权利是会被侵犯的，丈夫丧失劳动能力，会导致家庭生活来源的减少，实际上也侵犯了妻子的财产权—因为夫妻之间的财产是共有的，但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上，他们都不能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
三、死亡赔偿金与遗产的性质冲突：权利主体的错位
在受害公民死亡情况下，由其继承人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制度设置所形成的种种悖论，与立法时缺乏对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权利性质的清晰认识有关。为了进一步明确问题的所在，下面再根据请求权的基本理论进行针对性分析。
（一）“继承人”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的潜在假设：死亡赔偿金与遗产的等同
导致公民死亡，由其继承人作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制度设置，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国家赔偿之死亡赔偿金和遗产一样，由死亡公民的继承人取得。继承人是法律设定的一种承载特定权利义务内容的身份，其设定目的是为了妥善处理死亡公民的遗产，以保证社会发展在物质基础利用上的连续性。[10]因此，整个继承制度是围绕遗产展开的，它所使用的概念（如继承人、被继承人、遗嘱、遗赠等等）也都是因处理遗产的需要而由法律设定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赔偿法》以“继承人”身份所具备的要件确定导致公民死亡时的国家赔偿请求人的资格要件，已潜在地把这种国家赔偿请求人通过国家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而获得的死亡赔偿金等同于死亡公民的遗产了。
这个潜在假设，既不符合我国《继承法》对遗产的规定，也与国家赔偿死亡赔偿金本身的性质相冲突，该种做法注定会造成国家赔偿制度的种种扭曲，而形成众多的两难困境。由此也折射出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立法上的不成熟。
（二）《继承法》对“死亡赔偿金”的排斥
《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从该条对遗产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死亡赔偿金。
而第七项所规定的“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也不可能包含其死亡赔偿金。从该条的表述模式来看，“其他合法财产”也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既然是其死亡时遗留的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就只能是其生存期间所获得的财产，而不包括其死后的财产。实际上，在法律上一个人不能拥有死后财产。因为在法律上，权利的所有者必须具备法定的资格要件，因公民的死亡，其所拥有的权利主体资格也随之消失，而其生前所拥有的权利也因之转移到了其他权利主体。对于财产的拥有，在法律上的方式，是以财产权的方式实现的，因此，随着死亡而发生的权利转移，死亡公民也就不再拥有财产。而死亡赔偿金就是发生在公民死亡之后。所以，《继承法》关于遗产的规定，排斥了死亡赔偿金。
（三）死亡赔偿金对应的权利主体：死亡公民的生存亲属
对于“死亡赔偿金”到底是对谁进行的赔偿，法学界的争论很大。有主张是对死者本人的赔偿，该主张建立在“当然继承说”之上。此说认为，被害人从受致命伤到其生命丧失之时，理论上总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间隙，在这个间隙中，被害人是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故可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11]但是，这种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重大的逻辑上的难点，即因生命受到侵害的人丧失了权利主体性，从而从逻辑上说，受害者不能请求赔偿从死亡本身发生的损害，因此，这里就发生了该请求权不能继承的问题。于是，继承肯定说通过采用构成对致命性伤害时的赔偿请求权的继承时间间隔说，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是同一人格的人格继续说等理论，试图在逻辑上加以说明。[12]而如否定继承，仅对遗属被侵害的利益予以赔偿会导致生命侵害的损害赔偿额进一步降低的担心，否定说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迄今为止的损害赔偿额以已失利益为中心的做法所造成的。因而，所要改变的是传统的以“死者”为中心看待损害和赔偿问题的做法。
受害公民死亡，其继承人的继承权是否受到了国家的侵害？由于公民在生存期间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其财产权在法律上是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的，包括潜在的将在他死后成为其继承人的人。继承是在公民死后开始的，继承人的继承权也只能在被继承人死后产生。如在其生前试图行使所谓继承权，势必丧失将来的真正的继承权，这一点为《继承法》第七条所明确规定。而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导致公民死亡的侵权过程中，继承权还没有发生，因此在时间上没有侵犯继承人的继承权的法律空间。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由于人来自于家庭，首先生活于家庭或家族之中，因此围绕着其家庭或家族形成了亲属关系，这也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延续的一种方式。基于其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文明社会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在家族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即亲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法律根据亲属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定了不同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因此，亲属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亲属的权利义务的变化。公民的死亡，直接导致的是亲属的丧失，在法律上意味着其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会给其造成权利损害。结论很明确：导致公民死亡，侵犯了公民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死亡公民生存亲属的特定亲属权；不仅如此，即使没有导致公民死亡，实施其它侵害也会侵犯受害人亲属的亲属权，如导致公民残疾等。
由于死亡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消失，其生命权被剥夺在法律上所形成的死亡赔偿金不是针对该死亡公民；又由于死亡赔偿金形成于该公民死后，不是其生前财产，所以也不是其遗产；而公民的死亡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其在亲属关系中的缺位，引起亲属关系中权利义务结构的变化，最终使原来与其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受到了损害。因此，死亡赔偿金对应的权利主体是与死亡公民生前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亲属（至于亲属关系的远近，在法律上应以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并以其与死亡公民可能生存期间的权利义务的多少来确定其在死亡赔偿金中分配数额，但这种具体的分配规则已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
当然，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是死亡公民除了生命权被剥夺外，如还有财产被国家机关扣押、查封等财产权被侵犯，而该公民死亡后，其继承人无法继承该部分财产，不是对继承人继承权的侵犯吗？公民死亡后，其权利主体资格随之消失，不再是权利主体，其财产权由其继承人继受，因此，在公民因死亡而丧失权利主体资格的同时，其继承人就成为其财产权利的权利主体，被扣押和查封的财产不再是死亡公民的财产，而是其继承人的财产。导致公民死亡的职权行为，侵犯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并影响到其亲属的部分亲属权，但并不是针对死亡的公民的继承权，只要没有进一步剥夺继承权的行为发生，就没有侵犯继承权。对于扣押、查封的财产，因为权利主体资格的转移，所侵犯的已是继承人自身的财产，而非死亡公民的财产。因此，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使用“继承人”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是继承人作为赔偿请求人，是其继承权受到了侵犯；而实际上应该是其自身的财产权和亲属权受到了侵犯。判断是否侵犯公民的继承权的法律依据是《继承法》，而《继承法》中并没有导致公民死亡就是侵犯其继承人继承权的规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样的悖论：继承人确定规则适用《继承法》；死亡赔偿金是对亲属权的赔偿而不是遗产，不能适用《继承法》；结果《国家赔偿法》在公民死亡情况下确定赔偿请求人时反以“继承人”的身份标准，以继承权未受到损害的“继承人”来对应非遗产的死亡赔偿金。继承权作为一种基础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权利主体在法律上称作继承人，而且继承人称谓也只有针对继承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当然，继承权受到侵犯时，为了保证继承权的顺利实现，会派生出相应的请求权。而在公民死亡情况下，国家赔偿请求人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却不是继承权，而是其自身的亲属权或者其它权利（如受扶养的权利）。正是这种基础权利以及由此所派生的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在法律概念上的混用，导致了现在的种种悖论和两难困境。
四、结论：以基础权利主体为标准，确定国家赔偿请求人
基础权利以及由此所派生的请求权，两者虽然在法律称谓上有所不同，但其所对应的实际主体是同一的；而且二者的派生关系也决定了考察请求权必须从基础权利开始，如果基础权利的认识出现偏差，就注定在对请求权的认识上也不可能准确（如继承人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就是把继承权和请求人的亲属权同等的结果）。因此，以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为标准，从源头上来确定赔偿请求人，才能在制度上理顺各种法律关系，解决现有的困境。
从国家赔偿制度的设置目的来说，它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而此处的合法权益，是一种基础权利—财产权和人身权；反过来说，只要是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人都可以提出国家赔偿。这样的思路再简单不过了，而该思路中所蕴涵的，正是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作为国家赔偿请求人这样的一种标准。
而这一点，我国《国家赔偿法》上是不明确的，在公民死亡的情况下，以继承人为标准来确定赔偿请求人，结果导致《继承法》和《国家赔偿法》二者之间的衔接出现种种困境和悖论。这似乎只是该点上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所折射的是立法中缺乏对国家赔偿请求权性质的清晰认识—请求权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和基础，从这种认识出发所作的制度设置，在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中处处可见，如公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则只有该公民可作为赔偿请求人，而其他因该公民人身受到限制而丧失从该公民处享受权利的其他人无法获得救济（如佘祥林案中佘祥林的女儿，七岁时父亲入狱，十八岁时父亲才出狱，而她却不能因被抚养权的丧失而成为国家赔偿请求人）。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这种做法，在我国民事侵权制度的设置上已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根据该条规定，“公民因侵权行为致死的，其配偶、父母和子女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如果没有配偶、父母、子女的，其他近亲属则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即《继承法》中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优先于其他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这种精神损害赔偿是以死亡赔偿金为主要内容的。刚刚通过的《侵权行为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继承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法》在这里根本没有使用“继承人”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以基础权利的权利主体—近亲属和承继权利的单位—作为赔偿请求人来进行制度设置，这就避免了确定赔偿请求人的困难。相较而言，我国《国家赔偿法》在此问题上的粗放型立法明显在法理基础上缺乏根基，虽然《国家赔偿法》目前正处于紧锣密鼓的修改之中，但已经审议的两次草案中均未提及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应该对此问题给与关注，以使《国家赔偿法》与《继承法》以及新近通过的《侵权行为法》能够顺畅衔接。 注释：
[1]参见刘明瑞等：《继承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see liu mingrui etc.. inheritance law (2nd edition)[m ]. beijing: law press ,107 (2004).
[2]参见马怀德主编：《国家赔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31-132页。see ma huaide. state compensation law science[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131132 (2001）．
[3]参见杨临萍：《行政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1页。see yang linping.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 m ]．beijing: court press, 220-221（1999).
[4]周辉斌、宋旭明："请求权概念与性质之辨析"，《时代法学》2003年第1期。zhou huibin, song xuming.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oncept and nature of claim[j]．1 presentday lawscience, (2003).
[5]魏振瀛："请求权的性质和体系"，《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wei zhenying. nature and system of claim[j]. 4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003).
[6]郑玉波：《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出版，第49-50页。zheng yubo.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m]．taibei: san min book co.， ltd. ,49-50（1995).
[7]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37页。mei zhongxie. main points of civil law[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37（1998)．
[8]王泽鉴：《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92页。wang zejian. civil law pandects[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92 (2001）．
[9]李宜琛：《民法总则》，台湾正中书局1952年版，第48页。li yichen.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m]．taibei: cheng chung book,48（1952)
[10]参见刘明瑞等：《继承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see liu mingrui etc.. inheritance law(2nd edition)[m]. beijing: law press,107 (2004).
关键词：遗嘱继承公证；公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也日益增多，因此，到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的当事人也更多起来。他们想通过遗嘱公证来实现将自己身后财产传给自己人的愿望也更加强烈。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尤其是遗嘱继承方面的法律缺位，即使是办理了公证的遗嘱，也有可能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因为，遗嘱继承方式具有改变法定继承内容的效力，直接影响到法定继承人的利益，因此，在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中，被排除在遗嘱继承人之外的法定继承人所表现出不作为、不配合的行为，直接影响着遗嘱效力的确认，从而导致遗嘱继承公证的搁浅，还有是否是最后一份公证遗嘱的认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在遗嘱继承公证实践中表现尤为突出。为此，笔者就上述存在问题，在现行法律环境下，试图找到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
一、虽然公证遗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然而，当遗嘱继承发生后，遗嘱继承人即便是持着这样经严格的法定程序办理的公证遗嘱到公证处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时，由于目前在遗嘱继承方面对遗嘱确认程序的法律缺失，也将可能出现终止办证的结局
（一）是否是最后一份公证遗嘱难以确定，致使公证无法进行
遗嘱公证作为一种行为公证，目前法律规定遗嘱人可以不受地域管辖的限制，只要在实施遗嘱的行为地就可办理公证。这样遗嘱人可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向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公证，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更、撤销或者再立遗嘱，这样，就可能出现多份公证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但是，公证处在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时，对于该遗嘱是否是最后一份公证遗嘱，却难以确定，致使公证无法进行。
（二）遗嘱效力的可变性，即使是公证遗嘱也不能直接采纳
公证遗嘱虽然是立遗嘱人在公证员面前所立，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比较可靠，遗嘱内容合法有效。但遗嘱是在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发生变化，遗嘱的效力也就会随之改变。当遗嘱人死亡，继承发生后，被排除在遗嘱继承之外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是否有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遗嘱继承人是否有虐待、遗弃被继承人（遗嘱人）及其他丧失继承权的情形，遗嘱人生前是否又有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等，这些都是在立遗嘱时所不能预见和把握的，只有在遗嘱继承发生后才能确定。这样，原来合法有效的公证遗嘱，可能因为上述因素的出现而无效或部分无效。
（三）遗嘱继承人以外的法定继承人不予配合，致使公证无法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这一规定说明，在处理遗产时，遗嘱继承人有义务通知遗嘱执行人和其他法定继承人。公证员找他们核实情况时，他们一般都不予配合。他们明知该公证遗嘱有效（自己手中没有公证遗嘱），将无法对抗其效力，因此，不会也不敢向法院提讼，而是采取故意拖延时间或置之不理的消极的不作为来对抗，使公证处无法认定遗嘱效力，导致遗嘱继承公证的终止。而遗嘱继承人又无法就其不作为的行为向法院提讼，致使权利无法实现。
二、遗嘱公审在各国的立法情况
（一）形式审查的立法。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的《中国民法典继承编条文建议稿》第三十五条关于公证遗嘱的规定“……公证员办理公证遗嘱应当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遗嘱人的遗嘱能力、遗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遗嘱形式的合法性以及其他按照公证规则应当审查的事项”都不要求对公证遗嘱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而只要进行遗嘱能力、意思表示、遗嘱形式审查即可。
（二）实质审查的立法。我国的继承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遗嘱公证的规定很少，仅仅在规定遗嘱的形式时，赋予了公证遗嘱不同于其他形式遗嘱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的“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虽然赋予公证遗嘱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却缺乏实务操作性，在具体办理公证遗嘱的时候还是无章可循。因此2000年司法部颁布实施了《遗嘱公证细则》，对遗嘱公证的申请、受理、询问笔录及遗嘱的制作都作了详尽的规定，确立了审查遗嘱内容的要求，这其中包括：1、遗嘱人是否具有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2、遗嘱人的意思是否得到了真实得表达；3、遗嘱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4、其内容是否具有合法性。据此，公证机构不仅要证明设立遗嘱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还应证明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对遗嘱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三、办理遗嘱公证的一点思考
在《遗嘱公正细则》的第十条规定中明确规定：公证人员在公证工作之前应该向当事人说明和讲解我国《民法通则》和《继承法》中关于遗嘱和公民财产处分权利的内容，并告知其相关的意义和法律后果。《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公证处告知义务及告知的内容，而《遗嘱公证细则》没有明确规定公证处具体告知义务的内容。笔者认为，应在遗嘱公证细则中增加公证处的告知义务并细化告知的具体内容，以告知来代替遗嘱的实质审查。
综上所述，为实现遗嘱人生前的意愿，维护遗嘱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树立公证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为能使遗嘱继承公证能够顺利进行我们还需要在法制建设、行业体系规范、业务素质等多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
人格继承包括了人格权的继承和遗体的继承，而不管哪一种继承，又都可以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在遗嘱继承情形下，如果死者通过遗嘱对自己的人格权或者遗体事先作了安排，则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该遗嘱应当受到尊重并得到执行。至于法定继承，则可分三种情形予以阐述：
（一）五种普通人格权的继承
在自然人众多的普通人格权中，姓名权、肖像权、声音权、名誉权、隐私权这五种人格权可以继承。但是，这五种人格权的继承不能与财产继承适用同样的法则，而应当按照下列法则进行。
首先应该按照一定顺序。一是子女、父母、配偶；二是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三是其他四亲等以内的直系血亲和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其次，这些继承人还应受制于这样五个规则：1.前一顺序优于后一顺序，有前一顺序继承人的，后一顺序继承人无权继承；2.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中，血亲优于配偶，卑亲优于尊亲，直系亲优于旁系亲；3.在同等情况下，年长者优于年幼者；4.某一顺序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被剥夺继承权，或者继承死者的这五种人格权后死亡的，由后一顺序继承人继承；5.没有这些继承人的， 不发生人格继承。
（二）特定身份展示权的继承
特定身份展示权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展示或者不展示自己某种特定身份的权利。这种特定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诸如作者身份、发明创造人身份、教授身份等。依照《著作权法》第20条的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考虑到所有特定身份展示权的保护期限均不应当受到限制，只要身份真实，这种权利就应当永远存在，因此，自然人生前的特定身份展示权由其所有血亲继承，没有亲等和时间限制，永世存在。
针对该案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小吴的申请，不符合公证法对公证事项和事务的规定。理由在于：（1）小吴不符合公证申请人的条件。本案中吴某某虽然终身未婚，无子女，但尚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健在，小吴系被继承人的侄子，即不是法定继承人又不是遗嘱继承人，不应当由其提起公证申请；（2）小吴申请获得吴某某的遗产不在法定的公证事项范围之内。公证法规定的公证事项共计十一大项，没有公证事项与小吴的申请相对应；（3）公证书格式法定。《公证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证书应当按照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的格式制作”，司法部经过数年来对公证文书的改革，已经形成三十五式定式公证书和五大类要素式公证书。纵观定式公证书和要素式公证书的格式内容，没有公证书格式涉及小吴申请的公证事项。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证处应当受理小吴的申请，理由在于：（1）小吴申请取得遗产可以适用公证法所规定的十一类公证事项中的第十一类，根据自然人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2）小吴的情况符合继承法的规定，公证机构具有受理此项公证的法律依据。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公证机构应当受理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申请的取得遗产公证。
第一，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公证符合《继承法》和《公证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首先， 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公证的证明对象是酌分遗产权。我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对此，学界通常称之为酌给遗产制度，是继承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所享有的权利被称为酌分遗产权。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成为公证的证明对象。其次，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公证符合《公证程序规则》关于公证事项受理条件的规定。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受理：（一）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系；（二）申请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无争议；（三）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四）申请公证的事项符合《公证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该公证机构在其执业区域内可以受理公证业务的范围。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遗产取得人提出公证申请须符合：（1）遗产取得人与其所申请取得的遗产存在利害关系；（2）其他继承人对取得遗产没有争椋、自愿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取得遗产。《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十一大项的公证事项，第一至第十大项有明确的法定公证事项名称，第十一大项规定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由此可以看出，《公证法》的立法目的并不是将公证事项限定为已确定的事项名称，而是相对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公证机构没有理由拒绝遗产取得人的申请。
第二，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公证可以成为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的有效途径。多年实践已经让房地产管理部门，金融部门等相关部门认可了继承公证书的效力，继承公证为这些部门厘清了继承法律关系，确定了继承权利义务，化解了法律风险，公证书成为了继承人继承遗产的重要法律文书依据。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当提交证明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材料。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想要实现酌分遗产权，就应当向有关部门提交证明自己享有权利的材料。取得遗产公证完全可以为遗产取得人提供证明其取得遗产的公证文书，帮助其实现权利。
第三，通过公证确定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取得遗产的权利，即符合中华民族数千来的厌诉心理，也符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旨在鼓励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扶助，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应当有付出就有回报，如果将诉讼设计为取得遗产的唯一途径，将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作为唯一的证明酌分遗产权的法律文件，势必阻碍遗产取得人实现其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伤害其取得遗产的积极性。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按照法律规定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安排与此有关事务并与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广义的遗嘱还包括死者生前对于其死亡后其他事务做出处置和安排的行为,遗嘱是遗嘱继承的前提或依据,但遗嘱不等同于遗嘱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遗嘱有五种形式,即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其中公证遗嘱在五种遗嘱中效力最高,其他四种遗嘱均不能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六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法定继承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适用,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但遗嘱人是否有遗嘱,立的是什么内容的遗嘱。鉴于遗嘱形式的多样性,遗嘱又具有保密性,同时遗嘱只是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这就给公证人员审查带来了难度。公证机关在受理后必须按照继承法、公证程序规则等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核实、调查取证。继承人由于利益上的关系或根本无法知道被继承人的立遗嘱情况,现实生活中,对于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的情况比比皆是,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也不一定了解情况。本人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证人员做好谈话笔录。在做谈话笔录时,询问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确定有无遗嘱。二是必要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出具一份声明书,保证所述情况属实,如有不实或遗漏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三是走访调查被继承人生前的邻居、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单位,这在办证过程中是必须的,在我们的公证卷宗中要有所体现,虽然事实上也不是每一细小的公证事项都是公证人员能调查了解清楚的。四是在出具公证书的措辞上不能直接叙述: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待查)。这样有效防止了公证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不实给公证工作带来的风险,如果有不实的情况发生,也可以为遗嘱受益人的权益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公证机关自身的风险。
遗嘱可以变更或撤销。变更、撤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示的方式,即遗嘱人以明确的意思表示变更、撤销遗嘱,遗嘱人变更、撤销遗嘱的形式须具备遗嘱的法定形式,并且“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能撤销、变更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变更、撤销须采用公证的方式为之。另一种是推定的方式。指遗嘱人未以明确的意思表示变更、撤销遗嘱,而是法律规定从遗嘱人的行为推定其变更、撤销遗嘱的意思。推定遗嘱变更、撤销的,有以下情形:(1)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推定变更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0条第2款中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立的遗嘱为准。”但若立有数份遗嘱的形式不同,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则应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2)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推定遗嘱变更、撤销。“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前开始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3)遗嘱人故意销毁遗嘱的,推定遗嘱人撤销原遗嘱。
有人认为办理了遗嘱公证书后再办理继承权公证时就应当便利多了,公证员只需要直接依据遗嘱内容确定继承人就可以了,不必像办理法定继承权那样,要当事人提供各种亲属关系证明和相关人的死亡证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并不能因为当事人有了遗嘱公证书而有所减少。相反公证员为了核实遗嘱公证书是否是生效遗嘱,反而需要当事人提供更多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以便履行遗嘱生效的确认程序,这一步,在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办理遗嘱继承权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被排除在遗嘱继承人之外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对遗嘱生效确认的不配合。相当一部分遗嘱人在生前立遗嘱时,是在对其他继承人保密的情况下立的,这也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相处的关系和感情。但在遗嘱人死亡后,当公证人员联系同一顺序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以确认遗嘱是否为最后所立遗嘱时,有的法定继承人故意拖延或阻挠,不想让遗嘱执行人顺利继承遗产。本人最近接待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情形。死者的女儿拿着父亲生前在本处所立的公证遗嘱,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根据遗嘱,死者将其夫妻共有住房中自己的份额遗留给女儿继承,双方均为再婚,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是老伴一个人的名字。死者的父母亲均先于其死亡,死者只有一个女儿,已成年,系其与前妻所生,也就是说死者的法定继承人只有两个人。在我们联系死者老伴确认遗嘱效力时,老太太拒绝了,她就是不愿意让其继女继承这份遗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公证机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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