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09:26:3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特征，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前言
上世纪末，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且人口老龄化还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成年子女倾向于独立生活，许多老年人因此与子女分开居住，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增加。资料显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数超过老人家庭总数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空巢老年人。空巢老年人既要经历从中年到老年的转变，经历从工作到退休的社会角色转变，还要经历从家庭核心（或群居家庭）到家庭附庸（或空巢家庭）的转变，如果转变过程中发生适应困难，很容易引发身心问题。而随着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空巢老年人的健康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
作为一个特殊的老年群体，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课题。本文通过回顾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特点，并结合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和干预手段，探讨解决空巢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对策。
二、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特点
我国学者对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总体来说，非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夫妻同住的空巢老年人次之，独居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同时，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在心理活动的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空巢老年人情绪与情感的演变
1.情绪：失落感和孤独感突出
虽然老年人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沉淀，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刺激事件时情绪状态一般比较稳定，不会轻易因外界影响发生较大的起伏波动。但是老年人群中常常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消极情绪，需要予以关注，而对于“空巢”老年人，失落感和孤独感尤为突出。
首先是失落感。老年人体验着各种的“丧失”，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健康、容貌、配偶等的丧失，这些“丧失”都是激发老年人失落感的重要刺激，而对于“空巢”老年人来说，子女不在身边更加重了他们的失落感。对于子女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可以有子女的陪伴，可以在与子女互动的行为中体现自己的某些“权力”，同时担当一定“社会”角色（如照料子女日常生活等）。而对于空巢老年人来说，他们在面临着各种“丧失”的同时，不仅没有子女的陪伴，无法分担“丧失”带来的消极感受，而且无法寻求角色转换的“着陆点”，从而造成强烈的失落感，即心理上感到有所失去，有遭受冷落的感觉。
其次是孤独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很少出现过去那种几世同堂的现象，子女更倾向建立自己独立自由的空间，从而造成越来越多的“空巢”现象。有研究者发现，在情感性孤独感这个维度上，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空巢老年人。[2]老年人在退休后本就人际范围变窄，人际交流的频率降低，再加上子女不在身边，从而产生了封闭的心理状态，感到孤寂、被遗忘或被抛弃。同时，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分享，正常情绪找不到发泄途径，久而久之，过分压抑容易造成抑郁心理。中国自古以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而现念中许多年轻个体或家庭寻求自己的独处空间，空巢家庭的高速扩张与传统观念上的冲突，造成空巢老年人无法及时适应这种不协调，从而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消极反应。
还有其他情绪反应。与非空巢家庭相比，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还有其他的情绪反应。如周荣山等人通过对600例空巢老年人和600例非空巢老年人研究比较发现，空巢老年人中存在焦虑、抑郁情绪的比例显著高于非空巢老年人。[3]李金晏通过对社区210例空巢老年人和200例非空巢老年人研究比较发现，空巢老年人在过分担忧、莫名感到害怕两方面显著多于非空巢老年人。[4]“空巢”是家庭结构的一种变化，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由于老年人适应力下降，最初会表现出分离焦虑和不适应障碍，严重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尤其在传统的团圆佳节，我国传统观念中合家欢聚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消极情绪会更加强烈。
2.情感：主观幸福感逐步减弱
情绪具有情境性、暂时性，而情感是在情绪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能够代表老年人整体生活质量进行情感性评价的主观幸福感。我国老年人整体上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较高。但仍有一定数量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他们对幸福的体验较多的是消极情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到人格特征、控制感、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等主观因素和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家庭生活及经济收入等客观因素影响。[5]对于空巢老年人，尤其缺失的是家庭生活中的亲子支持。有研究者对我国北京等四省市288名老年人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亲子支持通常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和亲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6]可见，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很大影响，并且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由于“空巢”家庭中老年人与其子女产生的空间阻隔，造成老年人与子女间的言语交流和行为互动较少，在接受子女的社会支持的频率和质量上势必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
空巢老年人情绪情感上更脆弱，更加渴望外界的支持与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这些心理问题归纳起来称作“空巢综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7]空巢综合征可导致内分泌、中枢神经的紊乱和免疫功能下降，易诱发或加重冠心病、高血压、支气管哮喘、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等生理疾病。[3]可见，无论是心理健康还是生理健康，老年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社会空巢化的消极影响。
（二）空巢老年人社会性与个性的发展
1.社会性发展：亲情关系淡化
老年人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夫妻关系、与子女关系、与朋友关系上。这些人际关系构成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直接影响到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而空巢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老年人与子女间的关系纽带强度的弱化。在这个纽带中，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势必会经历消极的心理过程。
跨文化研究显示，子女的住所及其与父母的物理距离是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的关键因素。同时，老年人得到社会支持越多，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越少，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越高。[8]缺少子女的情感和精神危机是引发空巢老年人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孝道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老年人对子女孝顺行为的期望方面，刘靓等人的研究表明，孝顺期待直接影响孤独感，同时还通过给予亲子支持、接受亲子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产生。老年人孝顺期待以及与亲子之间的互动支持对老年人孤独感有显著影响。[9]可见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人际互动会影响老年人的情绪情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通常情况下，子女通过亲自探望、电话慰问等方式进行人际互动，体现自己孝顺的一面，有研究对社区老年人调查发现，空巢老年人在是否认为子女探望次数过少上与非空巢组有显著差异，空巢老年人更希望子女能更多地来看望自己。[10]可见，空巢老人普遍具有强烈的与子女增加见面次数的需要。
2.个性发展：自我价值感弱化
自我价值是指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社会和他人对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肯定关系，包括人的尊严和保证人的尊严的物质精神条件。自我价值的实现必然要以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根据自我价值定向理论，人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和确立贯穿一生，自我存在有价值，生活与生命才是有理由的，世界的一切对于主体才具有价值。自我价值定向决定人与自身及环境的关系。[11]
在老年人个性发展中，空巢家庭与非空巢家庭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影响的差异尤为明显。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离、退休使社会角色和人际圈发生变化，老年人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意义感”的缺失，即自己不仅失去了某些权力，更重要的是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性”突然减弱。而对于子女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会通过“转移”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子女的照顾和关心上，如关注子女的婚姻问题，关心子女的工作状况，给子女在生活琐事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
李金晏等人研究发现，空巢老年人在自我价值肯定上得分显著低于非空巢老年人。[4]对于空巢老年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这种价值体现的期望受到一定的阻碍和削弱，他们无法直接寻找发挥自我价值的着陆点，从而产生消极的心理体验，由此而变得悲伤、焦虑、抑郁、失去信心、自我否定或降低自尊等。有研究者经过调查发现，对城市非空巢老年人来说，给予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抑郁水平越低；对城市空巢老年人来说，给予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物质支持越少，抑郁水平越低。[12]可见，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与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帮助有一定关系，在给子女提供帮助的同时，体现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积极应对家庭“空巢化”的心理学攻略
面对当今社会空巢现象的普遍化，对于空巢老年人情绪上的失落感、孤独感增强，情感上的主观幸福感削弱，个性上的自我价值感缺失以及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人际关系变化，可以从老年人自身、老年人家庭以及社会群体三个层面进行积极应对和心理干预。空巢老年人自身的态度和认知需要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社会支持是维护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而家庭层面里成年子女对空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尤为重要。同时，社会层面中良好的邻居关系对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年人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也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一）改变个体的信念认知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的情绪ABC理论，诱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诱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belief）。也就是说，要改变空巢老年人消极的心理体验，首先要改变他们的信念和认知，即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和全新的态度对待自身以及社会的空巢化问题。
空巢老年人应当积极对待老化问题和空巢现象，应该理解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而不是子女或自身问题造成的。同时学会自我调节，将注意力从与孩子的分离焦虑中转移，而在其他方面进行发展（如绘画、书法、音乐、运动等文娱活动上），积极参与活动以获得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充实感、幸福感，既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消除孤独，同时在这些活动中寻求自我价值感的自我实现。
西方心理学家提出SOC模型，成功解决老年人晚期适应的理论模型，[1]即选择（selection）、最优化（optimiz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三个过程。选择是指确认最有价值或最重要的机遇或活动领域；最优化指有限地分配和提炼资源，以便在所选领域发挥最高水平；补偿指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确定一些可以弥补损失和将其对功能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策略。也就是说空巢老年人想要获得满意的生活，首先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某个具体目标（如健身、书法等文娱活动）作为其发挥自身作用，实现自我价值观的重要领域。然后投入心理资源，专注于这个领域，把注意力从消极事件（如与子女分离、退休）上转移，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如政府、社会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自身最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个体与社会积极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空巢老年人自身的精神投入，还需要社会支持和完善的体系建构。积极引导空巢老年人进行认知重建，同时结合心理学模型进行应对干预，通过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来消解消极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二）增强家庭的情感维系
亲子支持是维护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子女与父母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彼此的依恋情感，这种依恋情感对两代人之间的人际互动和相处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父母与子女的物理距离影响亲子支持的效果，但我们无法逆转历史潮流，回到过去儿孙满堂、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情景。
根据Bowlby的理论，依恋系统使个体维持对重要人物（依恋对象）的亲近（proximity），从而作为处理压力事件和应对危难的一种途径。依恋对象作为安全的避风港，使个体能够在一个有支持的环境中探索世界和发展个体。[13]依恋系统贯穿人的一生，依恋对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重要作用。[14]与婴幼儿和成年人相比，老年人的依恋对象更为复杂，其中包括配偶、兄弟姐妹、成年子女和象征性依恋（故去的父母、上帝等）。其中，成年子女与老年人在相互依恋过程中产生的紧密联结，使得依恋个体有较高的自尊、自我效能、且较能接纳别人，少有寂寞感，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网络。随着老年人与子女的分离，很可能带来老年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面对慢性疾病的日益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下降，脆弱感增强，这就需要子女在这个依恋体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把依恋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相结合，进而推进依恋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是未来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15]“情绪聚焦疗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简称EF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打破人际关系中（如父母与子女）消极的互动循环，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发展出信任和安全感。这些技术对于老年生活的干预也有一定的潜力。[14]目前正在国际临床心理治疗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另外，饲养宠物也是缓解与子女的分离焦虑，分散老年人依恋对象，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方式。郑日昌、傅纳和Headey的一项调查发现，是否拥有宠物犬与空巢父母身心健康显著相关，饲养宠物犬能使空巢父母的身体更健康，就医次数更少，生活满意度更高。[16]同时，进一步验证了饲养宠物犬的空巢老年人的生存质量优于不饲养宠物犬的空巢老年人，饲养宠物行为确实有效地提高了空巢老年人的生存质量。[17]空巢老年人在家中喂养宠物，从而寻求、替代、填补感情空白，排解孤独感，这些宠物可以给老年人带来乐趣，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也就是说，对于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家庭治疗方面专注于依恋情感。子女尽量多抽出时间与父母进行互动与沟通，物质上的辅助远没有精神上的交流作用大，因此要注重精神上的支持。同时，可以通过心理疗法进行干预，也可以通过饲养宠物获得依恋上的情感支持。
（三）强化社会的心理干预
除了老年人自身和家庭影响外，社区、社会团体组织有效的心理干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团体干预是多向沟通的过程，每个成员都存在多个影响源，在参与中增强彼此关系，从他人行为中审视自己，从多元化价值的信息交流中探索与自我成长，从而将这些心理上的改变迁移到日常生活中去。在团体辅导过程中，当团体凝聚力形成并增强时，会让团体成员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消除孤独感和失落感。罗茜根据存在主义的基本理论，关注困扰空巢老年人的现状，并进行一系列团体辅导。[2]其中一个案例总共进行五次团体辅导，每次活动1.5小时，共5周。目的是：一、通过个体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唤起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追求。二、通过培养团体氛围、审视过去、认识自我、重塑信心等方式有效缓解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追踪调查证实，团体干预有效缓解了城市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体验。
个体辅导具有针对性和私密性，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进行咨询，并根据个人心理特点和所处环境制定个性化的咨询方式。汪星等人运用个体咨询，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以循序渐进地引导老年人回忆过去的方式，进行了8周的个体怀旧治疗。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明显减弱，幸福度明显增强。[18]
杭荣华结合团体干预加个体干预，对有抑郁情况的空巢老年人进行为期6个月的有效辅导。[19]团体心理干预主要有讲座和团体训练，学习正确宣泄情绪，寻找自我认同感，相互支持和沟通，保持心理平衡等。个体心理干预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干预和行为治疗等。结果发现心理干预后抑郁孤独感降低，幸福感增强，可见，心理干预可以大大改善有抑郁症状的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状况。
对空巢老年人进行心理干预的方法在研究领域已经硕果累累，重要的是给这些科学研究一个展现其应用价值的平台，从而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需要加强NGO组织、社会工作者等民间团体的服务作用，还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为空巢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一个温馨的环境。
四、结语
随着老龄化社会步伐加快，空巢家庭越来越普遍，对于空巢老年人的关怀，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现代社会把老年人视作弱势群体，对老年人的衰退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渲染，从而使人们对老年人产生消极刻板印象。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老年人的行为和态度，同时也影响到老年人对自己的认知和因此而产生的行为。
根据巴尔斯特的毕生发展观，心理发展贯穿于一生，老年期心理变化不能仅仅用“衰退”来概括。人到老年，虽然某些心理功能（如感知觉、记忆等）有所减退，但另一些复杂的功能（如抽象逻辑思维等）非但没有减退，甚至还继续增强。如流体智力（主要与神经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关，如直觉整合能力、思维敏捷度等）虽然随年龄增长减退，但是晶体智力（后天获得，主要与文化和经验的积累有关，如知识、词汇的理解能力）仍然保持较高水平，那些在国家重大事件和企业高层中起重要决策的老年人，很好地运用他们高水平的晶体智力实现了自我价值感。
也就是说，不仅是老年人，整个社会都需要用积极心理学的态度对待社会老龄化，对待老年人以及空巢老年人面临的各种心理变化。整个社会需要关心他们心理上软弱的地方，不要过分强调消极方面，而要强调他们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他们被社会所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分体验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从而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和心理发展。
此外，长期空巢除导致老年人身心健康问题外，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老年人的生命安全、经济供给、生活照顾、医疗保健等问题。因此，空巢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如何帮助空巢老年人解决身心问题必将成为政府、社会及家庭子女面临并解决的重要社会课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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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
第一，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体制构建的指导方针。首先，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进行，以特色主义为指导；其次，要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把握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提高我国的行政管理水平。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首先，坚持党的领导能够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构建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其次，坚持依法治国的要求能够促进我国形成和谐的法律社会，为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有利于使行政管理体制构建得以贯彻执行。
第三，促进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首先，遵循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能够更好地维系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其次，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途径
第一，进行集中改革，抓住改革的重点。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随着规律而循序渐进。进行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建构，需要政府转变观念，将管理为主的体制转为服务为主的管理体制；也需要政府转变管理的形式，由盈利转向福利；还需要政府由虚假的态度转变为实干；更需要政府将利己的目标转变为奉献。通过四个转变，能够加快我国构建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二，构建体制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进行规划，并且逐步开展和深入发展。首先，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这能够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从而使政府更具影响力，其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也更有实施力度；其次，政府加强法制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系需要有法律作为保障，从而使行政管理有法可依；最后，健全监督机制，使行政管理体制在执行阶段能够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维护政府工作的公正廉明。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打破陈旧的思想观念，对其进行适时调整。首先，打破陈旧的模式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其体制构建一定要符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实情；其次，摒弃传统思想中一些不正确的、不利于发展的思想，重新注入新的鲜活思想；再次，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使政府树立新的形象；最后，积极争取新的合作，以促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更好完善。
第四，构建行政管理管理体制要注重创新的促进作用。首先，以人民的满意程度去衡量政府相关人员的政绩，得民心的领导者势必会有更好的政绩，更加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其次，用科学的手段加强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执行，科技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而行政管理体制中加入科技创新的因素，也能够促进其体制的更好完善；最后，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政府工作人员是为民服务的服务者，所以他们素质的提高，可以使行政管理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从而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为民服务。
第五，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优化，从而提高政府人员的工作效率。首先，用科学的手段加强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第二，制定和完善行政执法体系的标准；第三，健全行政管理的运行程序。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重点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成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中心,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通过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明显加强。二是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建立了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组织框架,职能配置和权责体系趋于合理。三是行政层级改革深入探索。通过省直接管理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权限试点,逐步优化行政层级,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四是依法行政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执法程序不断完善,执法行为不断规范,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显着增强。五是阳光政府建设持续深入。通过强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呈现全面推进的良好态势。六是责任政府建设进展明显。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健全,问责力度逐步加大,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正在建立。七是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稳步推进,应急管理机制基本形成,政府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八是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公务员选拔、管理、培训走上科学化和法制化轨道,公务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素质和能力明显提升。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步的主要经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改进公共治理方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坚持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的改革策略,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实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相统一,积极稳妥、循序推进;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积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些宝贵经验,也是今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
二、积极贯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明确了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了战略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改革的结合点,涉及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这是十报告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深刻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生产力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432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提高到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20%。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分配关系呈现多样化态势。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些新变化新任务都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加快,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此适应和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伟大变革。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报告明确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一论述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型政府以及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重大问题,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战略目标,同时也明确了深化改革的路径。这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必将指导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十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并从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行政层级、行政区划、管理方式、机构编制、事业单位、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些新形势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抓住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到202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努力完成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为完成党的十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要重点在以下八个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核心是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为此,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是行政权力高效运行的基础。在科学划分、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的基础上,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进一步理顺部门关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
推进行政层级改革。科学的行政层级是行政权力顺畅运行的前提。一要优化行政层级,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探索实行省直管县(市)体制。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合理界定省以下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职能与权责关系,健全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权责统一的财税体制。二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要适应经济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变及城镇化发展等对行政区划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对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三要深化乡镇体制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优化乡镇机构设置,建立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一要推进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完善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要稳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公开行政职权依据,公开权力运行,保证公开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平公正、监督及时有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加快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加快建设效能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强化行政责任。三要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加快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精干高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总量,减少领导职数。加强和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快推进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要不断优化行政程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完善行政流程,使行政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要遵循“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方针,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逐步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关键词】 孤独症；儿童；父母；焦虑；抑郁；社会支持
儿童孤独症在日本及港、台地区又称自闭症，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最常见形式， 广泛性发育障碍是一组起病于婴幼儿时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 有学者称为孤独谱系障碍[1]。最新研究发现， 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接近1%， 男女比例为4：1， 但女孩一般较严重[2]。当面对一个面容聪慧、心身发育迟滞的孩子， 家长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为了解孤独症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 预防减少心理问题， 作者对96例孤独症患儿的父母进行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研究组为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市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的父母， 他们孩子的诊断符合ICD-10儿童孤独症的诊断标准。①经精神专科医院确诊为孤独症患儿的父母；②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③无重大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两系三代无精神疾病史；④自愿配合参加调查者。对照组为本市1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就读的正常儿童的父母， 孩子排除有发育性和智力问题。选择孤独症患儿父母96例作为研究组， 其中男83例， 女13例， 年龄37～125个月， 平均年龄（55.5±34.6）个月；选取正常儿童父母10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49例， 女51例， 年龄40～118个月， 平均年龄（49.6±23.8）个月；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研究组患儿父母平均年龄（34.25±6.68）岁， 对照组儿童父母年龄（33.54±4.57）岁， 两组家长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形式 ①研究组调查形式：在康复训练机构训练时或者上门，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②对照组调查形式：取得园（校）方配合， 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表格填写方法， 按标准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
1. 2. 2 评估工具 ①SCL-90：该量表包括90个项目， 从0～4级分为5级评分， 得出均分和9个因子分；②SAS；③SDS；④EPQ：该量表含88项是否选择测试题， 分4个分量表， 即P、E、N、L。⑤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 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为维度。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研究组患儿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是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上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父母， 提示孤独症患儿父母得到的实际支持和对支持的满意度较低。
孤独症患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在不同程度上与正常的儿童相比较有较多的言语发育交流障碍和行为问题等， 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且给父母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研究资料表明， 适当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孤独症患儿父母的生活能力， 能减少其恐慌、抑郁等心理情绪， 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提高患儿父母的生活质量。良好的社会支持可降低个体对应激过程的认知评价， 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所承受的伤害程度减弱。家长身心健康对孤独症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要使孤独症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在于坚持长期的干预。针对家长的情况进行个别的心理辅导， 举办家长座谈会， 让家长间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 以减轻家长焦虑、烦躁的情绪， 且能激发家长对患儿付出更多的关爱， 促进患儿的成长。
因此， 政府相关部门在关注孤独症患儿的同时， 勿忽视孤独症患儿父母的需要， 望尽快完善社会支持保障系统， 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和专业知识及技巧的培训等各类支持， 以缓解孤独症患儿父母面临的各种压力。本研究未就孤独症患儿家庭在养育类型、经济状况、家庭完整性、父母照料时间、父母间焦虑抑郁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就父母的心理特性和社会支持开展研究， 有待于今后深入调查。
参考文献
[1] 江开达.精神病学高级教程.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 259-263.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人格特征
1 前言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收费制度的改革，贫困生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不仅面临着经济和生活的压力，而且也产生了一系列心理问题，作为社会高层次人才，他们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关注，社会上给予了贫困生一定程度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但个性的不同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和利用度也不同。文章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个性特征角度进行探讨，试图为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采用分层随机的方法抽取陕西理工学院1～3年级获得贫困补助的学生125名，非贫困生120名，其中在贫困生当中男生87人，女生48人；非贫困生中男生56人，女生64人。文科贫困生60人，理科贫困生651人；文科非贫困生60人，理科非贫困生60人。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5份，回收率为98％。
2．2 工具与方法①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等3个维度以及支持总分。②采用王征宇翻译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有9个因子，按5个等级评分。③采用陈仲庚等翻译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该问卷包括4个分量表，E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量表测量神经质维度，也称情绪性；P量表测量精神质维度；L量表主要测量被试的掩饰性。对被试进行集体施测，答题前给予统一指导语。资料统计采用SPSS11.5完成。
3 结果
3．1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心理健康量表(SCL－90)测量结果
表1显示，贫困生SCL－90总均分、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的因子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
3．2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社会支持各维度比较见表2。
表2显示，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客观支持维度得分无差异，但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方面得分差异显著。
3．3 贫困生社会支持与SCL－90各因子相关分析见表3。
表3显示，对贫困生而言，SCL－90各因子和社会支持量表的3个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并且大部分指标间相关显著。
3．4 贫困生社会支持与个性各维度相关分析见表4。
由表4可见，无论贫困生还是非贫困生，EPQ人格维度中，除L维度(掩饰性)外，E维度(内外向)、N维度(情绪性)和P维度(精神质)与社会支持4项指标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E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而N和P维度与社会支持各项指标呈显著的负相关。
4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大学生在症状自评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说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非贫困生差。造成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有来自社会、教育和家庭的，也有来自贫困生本身的个性特点，但贫困生的“贫困”加重了贫困生的心理症状，加速了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形成。①焦虑、抑郁和精神病性的原因。贫困生的家庭负担都很重，思想压力大，精神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为生活费、学费焦虑。每学期开学，贫困生的家庭都无法提供其足够的生活费、学费，使得贫困生的学习、生活没有稳定可靠的保证。为家庭焦虑，贫困生的各种各样的家庭困境，干扰着其学习和生活。他们或是担心家中的欠债是否增多，或是不放心父母多病的身体，以至于害怕家中再发生意外的不幸。另外，由于贫困生的上学费用要靠家长或自己借债供给，将来要靠他们自己的薪水偿还。面对目前社会就业压力的紧迫性，心中常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无穷无尽的忧虑，害怕毕业后还不起债、成不了家、生活不幸福、事业不顺利，对未来没有信心，平时情绪抑郁消沉，神情恍惚，多愁善感。养育之恩无法报答的焦虑。②自卑心理的原因。家庭的经济条件差，常常使贫困生有种自卑感。这种感觉一方面来源于贫困生对“没钱”的困窘较为强烈和现实，将金钱等物质条件看得过重；不能正确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学校园里的“拜金主义”、“攀比风”等不良风气也常困扰着贫困生。如一名贫困生所说：每每看到周围条件好的同学出手阔绰时，更觉得自己的寒酸和低人一等。③人际关系敏感的原因。作为贫困生，经济上的窘迫是他们不愿提及的，也是最怕同学怜悯和看不起的隐痛。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贫困生的内心尤为敏感。对涉及到与自己相联系的事情，总会引起强烈的情绪、情感反应，甚至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处于“多心”的状态，内心设防很多，贫困生内心的这种敏感，既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更使其变得脆弱而易受挫折。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证实，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越少，其心理健康问题越多；反之亦然。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一方面为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这种心理保健功能已得到公认。社会支持最表测量显示贫困生在客观支持上的得分并不低于非贫困生，但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低于非贫困生，这表明贫困大学生对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满意程度不高，不善于支配和利用周围的各种支持源。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的原因，大学生是一个高智商的群体，他们的自我期望值高，自尊心很强，他们把自尊和平等看得非常重要，往往把社会或学校对他们的帮助误解为对他们人格上的侮辱，他们从心理上就设置了屏障，拒绝接受帮助。所以他们从主观上感受不到这种帮助的好处，自然部分社会或学校的帮助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给贫困生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外，还要增强贫困生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性，以提高主观支持的程度，同时还要引导贫困生在获得社会支持的时候，积极争取和接纳这些支持，而不是回避、拒绝集体和他人的关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的提出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新时期，我国全面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发展思路，能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为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得到进一步增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设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务，即对经济增长潜力和活力的有效释放，促进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多元化供给的目标，从而促使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逐步达到充分发展状态，实现对生产要素价值的层层转化，在释放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能，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盈利能力。与此同时，重点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显著的增强，促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在供给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况下，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在此基础上，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生产结构实施科学化的调整，保障能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借助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效率和水平得到进一步增强，加快经济、生态等的整体性发展水平，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进入到全新的发展状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创新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不是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完全的摒弃，而是在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在改革发展方面形成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危机等实现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按照需求侧管理需求的变化对现有制度结构进行优化和创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要坚持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有效推动多种改革要素的有机协同，从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效能。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发挥需求侧管理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侧管理要求的变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从而形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作用。在拉动消费升级、促进供给创新的情况下，逐渐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遇到的问题，促进投资效率得到显著的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性问题实施科学化的处理，從而为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强改革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生变量
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应将要素供给作为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基础使经济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寻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从生产、分配等环节践行所有制思想、竞争体系建设，并从全局着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的优化开展，从供给侧内生变量角度制定建设措施，彰显内生变量的作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发展效能。在工作实践中，要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结合劳动力资源要素、技术资源要素和资本资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并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生产方面劳动力的参与度、技术支持度以及资本的协调度都能有所提升，实现产业高端迈进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工作，改善传统资源配置情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资源的利用潜能进行充分的挖掘，实现对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动力。在组织实践中，要将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为重要的措施，倒逼产能过剩企业改组和创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企业经营自主化，促进企业发展竞争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为新时期企业建设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机制
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将主要工作机制定位于寻求经济运行效率的高效化发展。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要重点结合制度保障和机制的运行进行分析，形成结构供给、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全新发展模式，在资源要素供给充分和市场配置优化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效率保持持续稳定提升的发展态势。
1.结构供给。借助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对体制矛盾问题的合理化处理。结构的优化和创新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新的发展空间，消解经济发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资源要素市场割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对资源要素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从而有效推动资产供给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断的提升。
2.制度供给。即发挥制度作用促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转变，突破市场束缚促进制度安排的贯彻落实。在工作中，要将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市场制度以及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场制度进行完善，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作用，提高市场经济发展成效。
3.政策供给。即为了能实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合理化处理，应构建整体协调的政策体系，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发挥政策支持作用，在科学财政政策、活力政策、产业发展结构引导政策、市场主体导向政策、政府公共服务政策、防范风险政策等的共同作用下，发挥政策供给的效能，推动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取得显著的成果。
【论文摘要】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着其进入新行业的成败。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的行业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并且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的行业选择有其自身的作用机制。企业应该综合考察其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特征并将其运用到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中去,公司治理文化的行业特征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其进入新行业新领域的成败。因此,对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行业选择的相互影响
1、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选择的影响
(1)行业结构需要一定的管理技术系统支持,这个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否切合,直接影响企业在行业中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行业选择之所以要考虑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相契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所选择的行业的管理技术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切合,它就很难为股东、董事、监事和管理者等公司治理的参与成员所接受和学习,行业优势也会因此而难以形成。
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所拥有的经过反复整合已经模式化了的行事方式,这种方式过去曾卓有成效地适应了一定的生存环境,经过长期相传,又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东西。在这个模式化的体系中,包含着一定特质的管理技术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定的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仅是指物质的管理工具,而且是指特定的管理艺术。每一个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技术系统都有某种独特的素质,我们所说的模式化的东西,就是指这种特质。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即使人们具体使用着的管理工具改变了,它还会继续存在于新的管理工具当中;甚至当人们采用其他公司治理文化传来的管理工具时,这种模式化了的特质也会借助其文化的惯性力量体现在其采用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一个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具有这样的整合力量,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所要求的管理技术系统如果与之切合,就能得到一种可持续开发的管理技术支撑。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完全隔绝的,就意味着企业在采用新的管理技术的同时还要学会放弃既有的模式化了的管理技术能力,使自身已经熟悉并且熟练了的生存手段失效。这意味着处在行业转换当中的人们要承受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学习、理解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系统;另一方面是放弃业已成熟了的管理技术能力。这样的行业调整与转换,无疑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断裂,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这种困扰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既有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突然失灵,造成它们的浪费和流失;二是学习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基础;三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和信仰背景,不仅是学习和模仿异质公司治理文化中的管理技术与经验很难,而且即便是学,这些技术和经验也很有可能在仿效过程中耗散和变形。因此,将一个公司的行业选择植根于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模式之中,尽可能使两个管理技术系统相契合,使行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同公司治理文化的转型保持动态的一致对行业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优势行业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而公司治理文化模式正是这一环境的内在基础或内在模式。一个企业公司治理文化的价值系统、道德观念等,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支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行业的发展,毕竟任何行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又都是被打上了文化烙印的人。因此,一个企业的行业管理制度如果与其治理文化相切合,这个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即它的经济、社会功能的实现就有了深厚的基础。就公司治理体系来看,行业选择的合理与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能否将一个企业内外部的人力、财力等所有资源激活并将其有效组织起来推动行业的开发与发展。
2、企业行业选择对公司治理文化的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主要受到四个因子的影响,即专用资本所有者权益保障因子、创新与开放因子、制度规范性因子和社会责任因子[1]。公司治理文化通过将重心放在不同因子上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而这种配置恰恰受到企业所在行业的强烈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是适应企业生存需要而产生的。伴随着企业的产生,其长期生存所必须的基本假设就存在于企业员工和所有者之中,之后这些假设成为公司治理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与Schein的见解相一致,他解释了成功的行为如何制度化进而转化为企业价值,最后成为潜在的假设[2]。表现在行业影响方面,企业必须适应行业所要求的某些假设才能生存。与行业驱动假设相适应的行为也会导致成功的结果。这样一来,正如Schein描述的那样从成功经验中提取处理的价值观和假设凝结为公司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旦行业驱动假设不为企业广泛共享,那么其行为将与行业市场基本要求发生冲突并威胁企业生存。社会学家还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对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组织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组织必须遵守的成文和非成文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合法性、生存和繁荣。从本质上讲,它们反映了特定制度环境中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因此,行业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治理制度价值观和信念的组织表现之一。
二、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特征的作用机制
与其他管理手段相比,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赖于作用效果。文化以假设和相关价值观的形式介入外部环境和内部权力与控制的分配,经过市场竞争的检验,只有与其所处行业环境相融合的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当然,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因而对于管理者来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结构和流程。公司治理文化作用既包括与如何管理有关的内部控制导向信念,也包括与如何竞争有关的外部导向信念[3]。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莫过于公司治理文化和制度规范,由于企业行业差异,两者及其内部之间的作用重心也应该有所不同;外部导向包括处理外界环境所带来的风险等。不同的行业因其本质假设差异内所隐含的风险显然不同,如行业退出壁垒高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顾客偏好差异及变化大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等。更重要的是行业特征风险本身将对企业如何处理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出于行业驱动文化研究的需要,相应的行业分类系统也有待于发展。过去的行业分类主要集中在财务、就业量及产出等特征上。其实,除了上述特征外,员工技术含量、顾客偏好、产品竞争范围、行业成长等都构成了行业文化驱动的重要特征。
1、文化内部控制导向行业特征
首先,我们将内部控制要素区分为正式控制和社会控制机制。正式控制包括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或者说流程控制),通过它可以对结果和行为进行评估、激励和奖赏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企业内部的正式控制还可以分为等级控制和合同控制。合同控制更多依赖于法律,等级控制更多依赖于制度。合同控制易于理解;等级控制指组织内部所采取的控制,它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包括命令和评估绩效。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机构的成员、会议、政策和程序都是等级控制的一部分。不管控制的目标是在于界定特定的绩效(产出控制)还是特定的过程(行为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下往往会导致道德、责任或者是竞争意识的缺乏。并且正式控制还被认为有碍于信任的发展。
相比之下,社会控制通过“软”方法引导合意行为,更多地考虑影响他人行为。社会控制基本假设是人们可以最终决定自身的行为:通过社会化和一致的决策流程、强大的价值共享,员工将更加忠于企业;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减少组织成员之间目标差异,以达到影响员工行为的目的。这种影响只有在共享目标、价值观和规范时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只有通过公司治理文化这一纽带才能发生作用。在长期社会控制的基础上,企业之间价值共享还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内部的信任关系。此外,社会控制还为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提供相互支持的氛围从而增进企业内部的相互理解[4]。尽管社会控制存在正式控制所不具备的种种优点,但是社会控制并不排斥正式控制,相控制必须以健全的正式控制为基础。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最优的内部控制机制是由任务的特征决定的,也可以说成是控制机制情境适应性。即:在任务特征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适应性。对控制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任务的两个特征:知识可传递性和结果的可测性。知识可传递性指管理者对整个知识传递过程能够理解的程度。结果可测性是指以客观、精确的方式对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结果控制对于高可测性和知识传递性较为适应,而行为控制则恰恰相反。当两个纬度都较低时(如非常规问题和创新等),社会控制(对应于公司治理文化)相对于正式控制(对应于制度)为最佳。
任务的行业特征,包括行业知识密集度(尤其是隐性知识)和行业内企业信息对称程度对内部控制的选择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知识的可传递性取决于知识符号化和标准化程度特征,这与企业的知识密集性及其知识类型是密不可分的。
2、企业行业文化外部导向特征
公司治理文化外部导向也即公司治理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性,来自于公司治理理念与外环境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企业公司治理独特的行为模式,这种独特的行为模式系统能够反应公司治理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和生命力。对公司治理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竞争环境根据其复杂和动态程度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纬度[5]。
(1)产品市场的集中度和复杂性(所在竞争环境的企业数量和差异性)。企业运作的竞争形势对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纬度。企业相对数量(行业集中度)决定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可以从完全垄断到完全竞争。毫无疑问,完全不同市场结构之下的公司治理文化将存在显著的差别。
(2)稳定性或者动态性(行业环境的变化程度)。行业环境的稳定性或动态性对企业价值观和基本假设有重要影响。如:在高技术行业中,企业所处高度变化的环境促使个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积极行动解决问题。企业最大的需求是创造力和快速开发能力。相比之下,在稳定的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标准涉及到人际关系、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和稳定。
(3)成长性(企业所处行业的成长速度)。行业成长性能够影响企业承担风险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和行为,而这些都将反映在公司治理文化中。行业高速成长则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行业成长还会影响员工稳定性、潜在创新资源。这些都会增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在低成长行业的企业中更加倾向于依靠正式控制如政策、程序来指导员工的行为。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行业成长与其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新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行业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反过来说,在高度成长的行业中企业将经历资源充沛、利润持续增长和大量的机会并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在行业成长性方面,我国企业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自1979年起,除了为期不长的打断之外,我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必然是绝大多数行业的高度成长。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客观地讲,我国的企业远没有经历过像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而又残酷的大范围的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其中包括适应高度成长的公司治理文化。一般来说,企业起步阶段,免疫力都很差,也就是说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尽管如此,企业却得到了其能力之外的成就。
三、公司治理文化产业特征的现实意义
1、指导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我国公司治理文化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众多的弊端。公司治理文化不仅仅存在管理手段上的问题,发展方向也非常不明确,特别是在对企业创新性的考虑上常常是有欠考虑。然而,公司治理文化管理具有不同的偏重维度,企业首先必须明白公司治理文化管理的方向性,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方法。比方说,制造业企业间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相似性,它们都更加重视创新和冲突解决,创新能力甚至成为影响企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因此企业在制定公司治理文化战略决策时,必须认真分析其所在的产业对创新的特殊要求,选择合适的公司治理文化维度及管理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导公司治理文化变革管理
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同时导致与这相关的假设和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管理中也可能会忽视公司治理文化的相应调整。如果这样的话,新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出现并进一步诱发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的抵触情绪。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现公司治理绩效下降,由此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改革。但是以过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会抵制变化。然而,环境的变化很少导致公司治理文化从假设层次上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重新构造整个产业。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价值观层次上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情,价值观层次的变化会产生企业改变公司治理文化的压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进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员顾问等。也就是说存在两种层次上的潜在力量对公司治理文化产生作用:假设和价值观。显然,假设层次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更加具有影响力。它可能人们在进行商业运作时下意识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企业需要新鲜的血液促使假设层成功地转变。价值层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原有的成员或许就能够胜任。当然,组织必须经历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如国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变更,国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业运作的主导力量,随着产权制度与产权结构的改革,股权结构渐渐多元化,行政干预的力量逐渐减少,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新情况重新调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质。
3、为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参考意见
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通过简化决策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当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而无法迅速、准确、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公司治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等“习惯”进行决策,从而简化决策过程。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如果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在价值和行为取向上与公司治理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公司治理文化会将其纠正并将之引导到公司治理的价值面和规范标准上来。靠这种协调机制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次,减少机会主义,节约监督成本。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和考核以及加大处罚力度等制度安排增加机会主义成本,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但这需要较大的监督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价值观念或认知学识,是公司治理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们限制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从而使人们超出对个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计较,并诱发集体行动。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个人对于某项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认同和依赖,能够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加强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诺思等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一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它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公司治理文化具有使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从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效应。公司治理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所以,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会形成强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驱动力,成为成员自我激励的一把标尺。同时一种优秀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强调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方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它不但加强了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而且企业通过创造除物质激励的其他激励方式来满足不同成员的不同需要,从而强化企业各方的合作博弈,成为解决企业相关各方激励不相容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刘翌·我国公司治理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1·
[2]Schein,EdgarH,“ComingtoaNewAwareness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1984,Vol·25,Issue2·
[3]Chatman,JenniferA;Jehn,KarenA:“Assess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ycharacteristicsandOrganizationalCulture:HowDifferentCanYouBe?”[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MississippiState,1994·
（1）公司环境治理对环境绩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会的受托责任的机制下，董事会必需承担经济、道德和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董事会必须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且要时时刻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环境绩效代表着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已为公司董事会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应加大环境投资的力度以响应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期望，如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从社会道德方面，董事会应对其公司的道德行为负责。董事会应建立相关机制以确保已形成的道德标准深入到公司各部门及员工之中。由于环境保护属于董事会的道德责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责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会加大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监督的力度。公司的环境投资决策包括在环境战略监管之中。在环境战略监管方面（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环境资本支出的规模无论大小，对重污染公司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公司应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加大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
（2）公司环境治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公司治理监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会在其经济责任下对公司投资的监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投资决策，如并购，重组等。公司治理对公司的研发支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与公司并购相比，研发支出与环境资本支出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确定性、风险性等方面。对此，学术界争论最大的是公司过度的治理是否会减少其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司治理都会限制其研发投资力度。例如，董事会的构成和规模及董事的薪酬会影响研发的投资力度，此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研发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会也监督着经理层以削减研发投资来谋取利益的不当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正相关。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年环保部公布的16类重污染行业，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本文还搜集了相关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作分析、参考之用。通过对这些重污染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年报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有多样性。
2.2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环境资本支出力度t=（环境治理机制t，环境效果t-1或t-2，经济特征t或t-1，规模t，行业t）。在实证模型中，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环境治理机制以及环境效果和财务指标有关。因变量为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自变量为环境治理机制、环境效果、经济特征、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属行业。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计量环境治理机制：第一，社会责任（环境）董事委员会的存在；第二，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环境治理的影响，该公式将董事会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层级的治理纳入到分析变量中。而由于环境资本支出受公司的规模及该公司所属行业的影响较大，故公司的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的变量也包括在该公式中。
2.3变量计量及数据来源
表1总结了各个环境变量的计量指标。本文中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公司2012年环境资本支出总额与资产增加总额之比来确定，环境资本支出总额数据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本支出额或者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资产或资金使用情况中有关环境投资数据。对于环境治理机制，通过公司是否设有一个具备明确环保要求与措施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备环境意识的董事人数来确定。董事的环境意识指董事成员具备环境专业知识背景或曾在环境部门任职，任何在环境部门任职或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董事都为公司增强了环境意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可以通过查阅2012年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或年度报告中有关董事会成员构成资料取得。关于环境治理的弱势则以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为量度。
我国环保部于2008年对部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强制披露要求，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该变量描述了三种情况：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强制）披露或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层级反映。同时，还体现在公司环境违规和环境罚款方面。各地区环保部门会定期公布公司环境违规以及被行政罚款的信息。本文从2012年各地区环保部门官网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该数据。公司对其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作为实证模型中计量环境效果的重要变量。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层级、环境违规企业数以及环境处罚代表了实证模型中环境效果这个变量。最后，财务控制变量的计量。本文选取公司期末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现金流量的增长通过环境资本支出投资的前两年现金流量的增长来计量，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特征，同时行业指标变量也包括在该模型中。
3研究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关于环境资本支出、环境治理、财务控制变量方面的统计数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资本支出的中值达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样本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平均值为7.22%。环境治理机制方面，平均有51%的样本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11%的董事会成员具备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环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样本公司环境治理不力，10.1%违反环境法规，并且每1,000,000元销售额中有1.79元环境方面的罚款支出。在经济特征方面，样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总资产为303624万元，每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7%，现金流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平均现金流量增长率为1.64%）。此外，该样本涉及十六种行业类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药（15.8%）行业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3.2变量分析
本文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呈正相关。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环境治理机制所涉及的变量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与未设有该机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环境意识(p<0.348)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此，此处大胆假设，环委会才是对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治理机制；环境效果涉及的变量中，样本公司中环保意识较淡的公司(p<0.000)和环境罚款较多的公司(p<0.084)在未来年度将会加大其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投资力度以避免因环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亏损；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公司违反环境法规的次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p<0.149)；当然，公司的经济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从表中可以看出，现金流量的增长与规模较大的环境资本支出有一定的联系(p<0.006)；盈利较多的公司投资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资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具有较新资产的公司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环境效果和公司的经济特征所决定，而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设立有一定影响外，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却很小。
（1）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
此处假设环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加大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为该假设提供了相关论据。公司治理文献都表明董事会下委员会的特征对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结果及公司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猜测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也可能影响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对样本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了与环委会相关的两个因素：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规模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一方面，从公司的构成结构中可知，董事委员会的规模反应了其在公司中的权利及影响力。Goh(2009)提出规模较大的审计委员会在对内部控制不足的及时性补救上往往比规模小的委员会更能成功。这就足以表明规模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在与环境有关的决策上更有发言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Larcker等人(2007)认为该种会议实际上是表明董事会监控力度的一种方式。因此，当涉及到环境事项时，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频繁的会议能够加大公司对其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在此，本文使用这两个变量来替换实证模型中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变量以探究委员会规模及会议次数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对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不太显著(p<0.066)；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会议次数这个变量也与公司环境支出的力度没有联系(p<0.363)。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有环保意识的董事(p<0.037)这两个因素却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显著正相关。因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便成为了公司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它能决定其它机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够产生效力。这些分析结果支持了公司环境治理能够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观点，同时表明董事会已经意识到承担自身的环境责任以及实施好相关的环境治理机制是确保已建立的环境规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条件。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环境效果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也有着影响。以环境资本支出的年份为时点，一年前的环境弱势行为(p<0.029)和两年前的环境违规行为(p<0.028)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相关，这与之前的分析相符。而两年前的环境罚款却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强度呈负相关的关系(p<0.068)。关于公司经济特征方面的探究结果则与先前的回归分析相类似（不包括盈利这个变量，该变量在表4中已确认为非重要变量）。总体上说，这些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如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环境效果及经济特征是如何影响着一个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
该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为重点。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点确定了公司委员会的存在和具备环境意识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够被归纳单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结果正如表5A中所呈现的那样，这两个变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载（即环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释方差百分比。两个变量的载荷（因子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总体上达到预想结果，全都超过0.40（委员会=0.761；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0.505）。环境资本支出包括强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这给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层难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环境战略上投资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选择，从这方面来讲，公司进行环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即公司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备积极环境战略的公司与在环境战略上消极被动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投资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就很有可能取决于公司的环境战略，为了更好地探究环境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本文考虑了环境战略和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个时期的战略都属于公司机密，难以为外部预测和察觉，公司环境战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环境效果中涉及的变量来代替环境战略因子中本应涉及的变量。正如表5B显示的那样，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结合成一个独特的因子，而这个因子就代表着公司环境战略因子。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承载在同一个因子中，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释方差百分比，其中环境的治理不力变量的载荷为0.755，违规行为变量的载荷为0.807，罚款变量的载荷为0.523。
4结语
本文探讨了公司环境治理对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文中已经说明，从利益相关者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公司治理时，环境资本支出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应属于与公司经济、社会和道德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据此，本文提出该假设：以环保和利益相关者责任为目的的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资金比例。对所有样本公司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总之，由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公司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时，该委员会的规模以及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等因素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关。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意识到了他们肩上担负着的对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责任，同时运用环境治理机制来确保已有的环保法规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施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事通过监督具有战略性的投资决策实现了其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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