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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32-04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镇化战略［1］ 。这充分显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措施，是解决长期困扰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根本手段［2］。为此，欠发达地区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立足当地实际，以新的理念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兰州经济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县，共计29个县区，总面积约70012.4Km2（空间范围界定见表1），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经济区。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滞后严重制约了该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资源环境矛盾等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在兰州经济区实施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不仅有利于促进该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1.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现状特征
1.1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现状特征
1.1.1 城镇化水平较低，内部差异明显
兰州经济区内分布有特大城市兰州市，中等城市白银市，小城市定西和临夏市，各类建制镇163个。截至2005年末，经济区总人口997.93万人，非农业人口为279.72万人，城镇水平为28.03%，远低于43.00%的全国平均水平。以县区为单位考察（图1），兰州经济区内部各县区的城镇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城市化水平超过70%的有兰州市区和白银市的白银区；城镇化水平在50%～60%，具有较高城镇化水平的有红古区、平川区和临夏市；城镇化水平在10%～20%的县区有7个，小于10%的县区达14个之多，差不多占经济区县区总数的一半。总的来看，各地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县区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各市市区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上都超过了50%，但大多数县的城镇化水平尚在20%以下。
1.1.2 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缓慢，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进程缓慢，1994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3.34％，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4年为27.53％，年平均增长约0.42个百分点，不到全国平均年均增长速度0.86%的一半。此外，区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兰州市从1994年的52.21％增长到2004年的59.09％，年均增长约0.69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白银市年均增长约0.45个百分点，定西市年均增长约0.19个百分点，临夏州年均增长约0.19个百分点，天祝县年均增长约0.3个百分点。不同的城镇化速度加剧了原本地区差异明显的城镇化水平。
1.1.3 城镇体系不够合理，空间布局地域差异明显
经长期发展，兰州经济区内城镇体系规模初步形成了由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镇组成的规模等级结构，但是结构失衡，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序列呈典型的首位分布。2004年城市首位度为4.21。目前,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兰州、白银、定西、临夏的市区和县城,这些城镇人口占经济区城镇总人口的80%以上,经济区发展缺失大城市，中等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城镇体系发展仍处于首位中心城市集聚增长阶段。与此同时，受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布局、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兰州经济区城镇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空间分布来看，具有以中心城市兰州为中心，城镇沿河流、交通线、资源开发带呈串珠状分布的特点。区内其他地域城镇分布则相对稀疏，尤其是交通比较闭塞的区域，属于一定规模城镇分布的空白区。
2.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2.1 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
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为28.03％，乡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扩展，经济区将面临城镇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新增就业人口重叠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就业将成为经济区目前和今后较长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另外，与发达和先进地区相比，兰州经济区科技教育事业不够发达，特别是农村教育比较薄弱，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升级，其总体趋势是以资本和知识密集为发展方向，资本和技术增密不仅排斥劳动，而且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提高了，使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能力减小［3］。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富余人员隐形失业状态逐渐显性化和城镇失地农民数量的增加，经济区社会保障问题也变得较为突出。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兰州经济区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2.2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兰州经济区内既有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兰州、白银等城市，同时也存在大量贫困的乡村地区。兰州市与白银市的白银区2005年人均GDP分别达到18 296元/人、24 722元/人，分别超过全国人均GDP13 944元/人的水平。但是经济区内5个县的人均GDP只有1 200～2 000元/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1%～14.3%，人均GDP低于5 000元/人的县市区占到经济区县区总数的55.2%。2005年，兰州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 52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713元，而同期临夏州积石山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 149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二元结构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人口素质限制了兰州、白银等中心城市的重化工业化经济体系与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联系，形成了目前经济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特征。
2.3 城镇布局受资源环境约束严重
受兰州经济区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区内城镇和产业发展主要沿黄河、洮河、大夏河、大通河、湟水、庄浪河、渭河等河流分布，沿河分布的城镇占城镇群城镇总数的80%以上，呈现出城镇和产业区沿河流、沿交通轴线串珠状的分布特征。在水土资源组合较好的河谷盆地内，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规模扩张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用地矛盾突出。多数河谷盆地城镇发展用地有限、大气环境容量较小、规模发展“门槛”较高、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尤以兰州市最为典型。
2.4 行政区划障碍和市场分割明显
受行政区经济和管理的影响，兰州经济区内市场分割十分突出，各市州和县区之间缺乏区域统筹发展的紧迫性认识，城镇各自为政，各打各的优势仗，不但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相反还在进行优势抵消。各城镇、县区之间的封锁、壁垒和局部利益驱动，导致资源不合理开发、开发区开而不发，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集聚和优化组合，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和集群发展格局。
3.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镇化水平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确有效地进行城镇化水平预测，是实现科学决策和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受经济和社会等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企图用一个包罗所有因素的模型去描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难以实现的［4］。为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文章利用1994年以来兰州经济区及其内主要地区城镇化水平数据，分别采用指数函数、灰色模型、联合国法三种城镇化水平预测方法对各区2010年、2020年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综合预测结果见表2。
综合以上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即到2010年和2020年兰州经济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2.35％和37.45％。但考虑到区域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上城镇化发展速度会呈加速状态，同时由于在城市中的大量暂住人口没有进行统计，以及乡村―城市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户籍非农化滞后于产业非农化现象，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城镇人口，并且未来15年内甘肃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以及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度提高，兰州经济区的城镇化会随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有较大提高，笔者认为这个预测水平相对偏低，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估算与调整，确定兰州经济区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在35％左右， 2020年在40％～45％之间。
4.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策略
4.1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主体功能区划克服了传统空间规划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弊端，使空间规划真正建立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发展基础之上，有利于优化区域开发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5］。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优化开发区域指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指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在兰州经济区内部，兰州河谷盆地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是经济区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括国家和甘肃省政府已批准的各类开发区和经济布局、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经济区未来人口、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也是支撑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区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在兰州经济区城镇化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现有发展水平，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确定空间功能区划，重组经济区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4.2 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
城镇群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和产物。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镇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具备城镇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镇群”［1］。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甘肃省将兰州经济区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的发展重点，兰州经济区内各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兰州，中等城市白银，小城市定西和临夏市及163个县城与建制镇的城镇群雏形。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整合海石湾、连城及其周边城镇建立连海市，平川区、陇西县撤区(县)建市，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区次级中心城市，有效弥补中心城市对它们所在区域辐射带动的不足。同时，构建由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和重点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实现在做大做强特大、大城市的同时，积极培育中等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再造小城镇发展的动力系统。除此之外，实施优化整合兰白（兰州市与白银市）核心，强化提升黄河沿岸，积极发展西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带动促进农村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空间发展策略, 促进经济区协调发展。
4.3 调整经济区产业结构，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城市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就业岗位的过程。没有就业岗位的创造，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就成了句空话［6］。兰州经济区传统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依赖城镇吸纳，如果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得不到改善，会从根本上影响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就业机会的多少直接受制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及转移劳动力的适应能力。目前，经济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中心城市兰州和白银的主导产业又以对就业带动较弱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为主，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满足经济区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的需要，应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合理调整经济区内各区的产业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的“两条腿走路战略”，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对就业带动作用明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推进城镇化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增长拉动下的可持续发展［3］。与此同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对因城市建设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居民，各地政府要负责提供就业援助、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引导经济区内人口合理流动［1］。
4.4 建立经济区统一的市场，加快各类要素流通
在区域内率先建立各种协作机制的统一市场，不但可以减少和避免相同产业过剩导致的恶性竞争，还有利于最终形成多层次城市竞合区域大格局。由于兰州经济区内各城镇间缺乏区域统筹发展的紧迫性认识，城镇各自为政，从而使得市场分割在群内十分突出，导致群内缺少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批发市场。在培育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批发市场，提高规模化、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依托农业主产区，建设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将康家崖、文峰、口、会川、五竹建成全国一流的、功能齐全的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进一步扩大榆中和平高原特色优质蔬菜交易批发市场的吸引和辐射范围，形成集储运、营销、信息于一体的大型现代专业市场；积极建设靖远羊羔肉专业市场和临夏分割牛羊肉专业市场；提升陇西、安定、渭源、岷县等的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等级。此外，配套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加快便民超市向农村扩展。
4.5 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区域内各个城镇间的各种联系是通过多种运输方式与信息网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建设满足经济区整体发展要求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兰州经济区内已建成以铁路、航空、公路为主的全方位立体交通网络，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群高速公路网络，在建设定西至平凉、天水，临夏至合作，临洮至岷县等重点主干道高速公路的同时，加快兰州外环高速公路和各主干道连线建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县际公路，加快通村公路建设；改造陇海、兰新、包兰、兰青铁路干线，形成大能力快速运输通道，合理布局铁路枢纽和铁路客货车站，与汽车站共同形成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兰州铁路枢纽改扩建和兰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积极谋划兰州与和平至河口段地铁或城市轻轨。与此同时，实施中川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形成以中川机场为区域枢纽、省内支线机场为依托的航空运输网络。
4.6 集约利用城市土地，走可持续城镇化道路
受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兰州经济区内城镇和产业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数河谷盆地城镇发展用地有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尤以兰州最为典型。目前，中心城市兰州的建成区在河谷盆地内已无城市发展后备用地，严重制约了规模扩展和结构提升，必须跳出河谷求发展。随着城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城镇化”必将加速，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化之间的矛盾将变得更为尖锐。因此，经济区内城市规划需要积极引进紧缩城市理念，在保证基础工业用地的同时，增加混合用地，加强对投资强度、建筑密度等指标的要求，减少对过量土地的需求，警惕过度开发和土地闲置问题。区内兰州、白银等市区的规划布局应以“多中心、组团式”结构为主发展混合型、多功能组团，取消超人规模的中心商务区、大型广场和大面积低强度的绿化带，重点发展占地少、效益高的现代第三产业，鼓励城市改造和旧城填充等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7］。在城市建成区附近划定控制边界，实行控制边界内高强度开发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同时，使得对建成区基础设施的利用程度大为提高，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与管理的平均运行成本。对兰州市榆中新城、拟建的连海市、陇西市和平川市采用土地混合开发模式，避免单一的土地利用结构，新区不仅能提供居住，还应提供商业、工业等就业岗位，以及满足居民的服务设施，引导其向能提供多种就业的混合功能的新区发展。在中川、永登、临洮等卫星城镇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的土地限制，避免遍地开花，采取相对集中成片的紧凑开发，有利于集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区内各级各类开发区的规模也要严格控制，各地应以当地比较优势和开发区原有基础为依托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潜力大、实力强的开发区，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开发项目上提倡混合模式，不仅要提供居住生活条件，还应提供工作岗位和商业购物设施，减少由于新区与老城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带来的频繁的交通出行［8］。同时，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采取有序开发策略，为未来城市发展预留空间，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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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对外贸易；相关策略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越来越稳定的状态，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出现了不平衡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改善与协调，促使区域经济发展得以平衡，并且深入总结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外贸易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要想使区域经济朝着快速、平稳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构建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促使对外贸易的积极性、活力得以调动，使对外贸易作用充分发挥。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两者间的关系
就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对外贸易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方面，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产生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较大变化。
1.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
对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因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差异，极易受全球经济市场的影响，容易出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上看，两者的产业结构有明显差异，导致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区域对外贸易可能会发生两级分化。在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活动所占比例较大，然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使用高耗能能源，伴随时间的延长，高能耗产品会严重破坏区域环境，对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良影响。
2.对外贸易的积极影响
对外贸易可分为两种，分别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在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分析时，需综合评判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们必须意识到，对外贸易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随着外部市场的扩张，本区域经济能够得以带动，不仅能够促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而且能够改造、升级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区域经济发展朝着科学、稳定的方向发展。其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进口贸易也占据了较重比例，市场需求对进口贸易具有刺激作用，可增加进口贸易，对新经济增长点进行培育。另外，进口贸易有利于引入外国先进技术，促使相关项目研发费用减少，使产品生产效率提升。利用进口贸易，能够同本区域经济产生竞争关系，采用优胜劣汰的方式，使区域产品尽快更新换代，促使产品设备变得越来越完善。通过制定合理、完善的发展战略，有利于使区域经济发展得以推动，对本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刺激作用，可使经济转型加速。
二、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策略
要想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就必须制定合理的发展方案，明确对外贸易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使区域经济发展得以平衡。
1.促使人力资本投入增加
目前，我国信息化进程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且工业发展迅速，若单纯凭借资金投入与劳动力，则难以使现代经济增长需求得以满足。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上看，企业不仅要重视投入资金、劳动力等资源，还需进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且合理应用新技术，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政府要制定明确的发展方针，以科教兴国作为发展目标，加大力度培养优秀人才，促使资金利用率提升。就区域教学而言，需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条件。除此之外，还要注重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素养，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使医疗保险制度变得更加完善。
2.调整产业结构
因受到地域特征的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基础设施也逐渐完善，政府在相关政策上对东部地区的发展有所倾斜，基础条件较好，然而西部地区的发展却不够理想。上述原因的产生与政府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措施存在关联，目前，各地区的政府都已经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开始采取措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促使农村机械化水平提升，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益，调整产业结构，促使工业化进程加速。
3.促使对外贸易机会变得更加均衡、平等化
目前，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各区域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从实际发展情况上看，也存在差异。各区域在相关政策法规、基础设施上有明显差异，这会致使区域间贸易机会出现差异，各区域经济发展受到约束。为此，区域政府要采取措施对区域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并制定合理方案使相关法规变得更加完善，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三、结束语
在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活动可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然而每个国家的不同区域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差异，区域政府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完善措施，制定合理、科学的政策法规，使这种差异缩小。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机制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政府必须制定协调发展策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高效运行的前提。作为自然条件复杂的多民族大国，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亦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问题。故此，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五个统筹”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势；但受区位地缘、历史基础和社会人文诸多因素影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亦是不争的事实。
对我国区域经济总态势可概括为：三大阶梯、四大板块、三驾马车、三类病灶。和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相反，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看是东高、西低、中部居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是鹤立鸡群的三大经济高地，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前行的“三驾马车”，据2003年工业增加贡献率分析，粤、苏、浙、鲁、沪5省(市)占64％。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亦存在一些病灶。西部地区重点表现在“欠发达”上；东北三省突出表现在体制和结构的双重矛盾；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对不足，资源和环境难负其重，双重约束已显端倪；中部地区则兼有上述杂症。需要说明的是，三类病灶在不同地区重点有所不同，但不排除其它病灶，如广东、福建属发达省份，但粤北、闽西、闽北一些地区至今还处于相当欠发达的状态。
从区域经济现状与问题出发，经过怎样的路径，才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实现各地区间的共同繁荣。国内外经验表明，这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又需要宏观调控与政策扶持。为有效运用两种手段，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空间组织架构。
首先是大范围的“区域政策覆盖区”，现在是4大板块，即西部12省(市、自治区)、东北3省、中部6省和关内沿海10省(市)。
其次是，“区域政策点击区”，上述政策覆盖区，广义地说，亦是按发展阶段和存在问题相同或类似的原则划分，但面积大，小则近百万平方公里，大则数百万平方公里。了提高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有必要在发展不同阶将一些问题突出的地区单独划出。例如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矿竭城衰的城市；产业严重衰退、就业问题非常突出的某些老工业基地；再如入口严重超载的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等等。以上两类区域，都有相应配套的区域政策，是直接为区域政策服务的。例如针对四大板块的宏观区域政策是：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
另一类区域体系是为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区域(城市)合作服务的。它按照自愿参与原则，通过政府推动、市场运作、要素整合、集成优势，实现合作各方互利共赢。根据合作的地域范围和性质，大体有如下类型：
――中心腹地型和大都市圈。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贯通城乡经济，发挥城市“中心地”功能，许多省会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城市，都与周边中小城市以及县域联合组成中心腹地型经济区。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化的，特别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大城市的联合为核心，包括周边中小城市和县域的大都市圈，作用更为彰显，如长扛三角洲大都市圈、珠三角大都市圈、京津冀大都市圈等等。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廊坊
2014年2月26日，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标志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进入提质的实质阶段。在此背景下，廊坊以其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为其破解城镇化进程的诸多困境、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所的机遇。
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城镇化发展状态
京、津、冀三地无论历史沿革、文化传承，还是地缘、人缘关系，自古以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区域内协同发展在地缘、人缘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仔细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在人才、资源、市场等高度聚集，中小城市实力不强，吸纳能力有限，小城镇发展水平不高，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截至到2012年年底，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约1077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6347万人，占总人口的58.93%，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6个百分点。但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失衡，京、津地区已经跨入高度城镇化阶段，而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京、津、冀三地城镇化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2012年京津两地城市非农业人口已经分别达到86.23%、81.33%，而河北仅为46.80%。
第二，区域间的竞争发展模式导致各地竞争多于合作。区域间的竞争发展模式下，京津冀各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不断被强化，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选择，因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再所难免。在区域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京津两市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筑起各种壁垒，设置屏障，对外来产品、人员的进入进行制裁或者限制，对行政区内资源、人力、技术、商品交易，实行封锁或者垄断，如京津两市采取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扩散更多地集中在行政区内等措施。
第三，京、津、冀间产业同构，相似程度高，产业协作、转移及承接存在困难等。从表1京、津、冀三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主导产业的比较分析来看，京津之间和津冀之间主导产业发展相似程度比较高（京津都将航空航天工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及装备制造业作为各自的主导产业，津冀都将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作为各自的主导产业），京津和津冀间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其竞争倾向高于合作倾向。
二、 当前廊坊市城镇化发展现状
廊坊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既面临其自身的问题，也有其区域性的共性问题。
（一）廊坊市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相对不高
自1989年建市以来，廊坊的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城市非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10.51%增加到2012年的32.12%，除了在2000～2005年间非农业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外，200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年均增长仅0.4个百分点。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京津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如图1所示）。
（二）城镇体系发展不完善，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不强
廊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区域内的城镇发展自北向南呈现梯度发展态势：北部的三河、大厂和香河处于京、津之间的一块“飞地”，受京、津影响巨大;中部的固安和永清受天津的影响强于受北京的影响;南部的霸州、文安和大城则主要受天津的影响。因此，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表现由北至南由高到低的状态（霸州除外）（如图2）。廊坊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并不强。
（三）环境污染引发生态发展不平衡
近些年来，廊坊市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如2011年全市单位GDP能耗1.56吨标准煤/万元，比2000年减少0.48吨标准煤/万元;加强扬尘、燃烧、机动车尾汽、烟气及重点污染产业的治理工作，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仍然面临巨大压力。2014年1月至10月廊坊市城区空气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达标天数为126天，增加了28天，达标率提高8.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8.59，与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4%。这说明廊坊市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压力仍然严峻，环境治理工作任务艰巨。
（四）产业发展水平、结构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1年《廊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将廊坊的发展定位为“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健康休闲、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改造。三次产业增加值所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4年的17.0：53.8：29.2调整为2013年的11.0：54.0：35.0，但第二产业在廊坊经济发展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三、廊坊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策略选择
（一）以产业发展为基础，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以城镇产业发展为支撑。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因此，产业发展是支撑城镇持续健康发展最为重要的内生动力，是解决城镇就业创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有活力的城镇，它是具有产业支撑、人口适度聚集和空间合理开发的区域发展载体，有良好循环的就业和收益。
廊坊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京津产业转移、要素外溢的有利契机，一方面，加快产业的“承接”、“对接”与“升级”，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布局和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以扩大就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建立以就业规模、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匹配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督促城市经济发展的真正转型;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提高劳动者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适应能力，提升就业的质量和稳定性。产业发展、产业聚集的趋势，同时必须考虑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因素，使之成为能够自我发展、自我升级的经济体。
（二）充分发挥地区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镇的作用，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镇作为区域的核心城市，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和经济实力，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镇要协同周边城镇进行发展，形成城市功能、交通、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等一体化的建设，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廊坊市处于在京津走廊的中间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市区为轴心分别向北京和天津延伸的经济带、跨区域的城镇体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提速的背景下，打破既有行政管理模式，以两条经济带为基础构建“共生的产业体系”，提升中心城镇的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是提升廊坊市城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如在北京与廊坊之间，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以休闲度假为特色，重点发展阳镇、大厂镇、淑阳镇、夏垫、皇庄、安平、渠口等村镇;在廊坊区划内部要重点发展肖家务、万庄及杨税务等村镇，在津廊之间，以霸州为核心区，重点发展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产业，建设成为市域南部次中心。
（三）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打造绿色生态城市
近些年来，房地产扩张，廊坊与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以钢筋水泥化为主要特色的城镇化高歌猛进，但是原来居住于土地之上的农民，包括城郊城市化、城中村改造中的原农业人口及涌入城市务工的外地农民，则长期面临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境遇。工业化和人口聚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廊坊也出现了交通拥堵、能源短缺、大气和水源严重污染等“大城市病”，在很多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是成正相关的。
新型城镇化的“新”在于实现从过去的“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农村转移人口身份、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转换。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向重视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品质等软件建设转变。城市文化、精细化管理程度等软件因素已取代高楼大厦、先进的基础设施等硬件因素，成为彰显城市生活品质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角色的定位
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型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城市重建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地方政府因经济利益高度介入城市空间发展的扩张之中，导致城镇发展中的利益偏向。地方政府是城市空间发展权的垄断者，是城市空间发展权博弈中主导的一方，便形成了城市开发中不对称权力关系，导致城市土地的低买高卖、强制拆迁等行政霸权现象和“上访”、“种房子”、“钉子户”等处于博弈弱势的被拆迁者的反抗行为。
地方政府是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控制着土地、金融机构等关键资源，在城市规划设计、基本公共设施改造、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应该只是回应经济力量，也应该尊重城市各群体的利益需求。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必须始终站在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立场，培育其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避免偏向局部地区、行业利益或集团利益;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须致力于破除政府、企业、城镇居民、本地居民等多方面形成了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使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能够真正站在“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立场。廊坊市政府2013年组织编制了《廊坊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对城市空间结构、人口规模与城镇化水平、道路交通、生态建设保护及文化、体育、教育、医疗设施等方面的硬件建设做了详尽规划，但在强化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软环境的发展建设层面涉及的较少，这也是未来廊坊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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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2- 0030-07
收稿日期：2013-01-0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区域内高校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模式与策略研究”（L11AJL016）。
作者简介：王少媛（1970-），女，辽宁凌源人，辽宁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 波特提出。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是基于地缘、技术、价值链、同业交往等关系在特定领域形成的产业群体”[1]。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被认为是产业质量较高、竞争力较强的标志。
“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发展。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要“切实把产业集群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进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减排有机结合起来，加强科学规划引导，优化产业集聚环境”[2]。目前，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我国整体产业布局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通过对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支持力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的协同互动关系
根据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发育成熟的产业集群一般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群”特征，即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相对聚集。二是“链”结构，即以一个或几个企业为龙头，聚集了一批分工明确、在业务上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极强的配套能力。三是“网络”形态，即除主体的企业之外，发育成熟的产业集群还包括了政府、大学和科研院所、金融、科技服务中介等能够提供政策、研究与技术、资金、信息支持的相关机构或组织，与主体的集群企业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络关系，并形成能够满足各种公共服务需求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一系列集群共享的规则、程序和制度。四是依靠创新。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集群企业依靠提升知识吸附能力、改善技术创新环境、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手段获得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有关研究表明，正是由于产业集群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的大量集聚和有效集中，推动了生产力在空间布局上的整体优化，从而改善了企业与区域的技术创新环境，赢得了企业与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
高校是培养人才、传承知识、创新科技的重要阵地，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具有独特作用。从协同理论视角分析，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是企业的“自组织过程”，是产业链上各企业以及相关辅助服务业为获得竞争优势而紧密合作、协同发展的结果。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高校作为一种外部能量，是推动集群企业由无序到有序发展的重要“序参量”：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集群企业主要依托信息网络、分工协作以及资源共享等手段获得经济优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功能极大地满足了集群企业对优秀的操作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才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诸多需求；在产业集群发展成熟阶段，创新技术成为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功能则满足了集群企业对知识吸附、资源共享、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高层次需求。因此，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与产业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实现特定区域内高等学校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是形成拉动效应、实现整体加强、两者共同前进的根本路径。
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具有协同发展的利益基础。一方面，集群企业通过与高校的协调合作可以找到创新的源头，大大提升其知识吸附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满足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另一方面，高校通过与企业的协调合作，能够激发创新的动力，使学科建设获得发展活力，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双赢关系，不仅为实现协同创新提供了可能，更为实现协同创新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产业集群对高等教育结构的深度影响
（一）产业集群的“群”特征对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影响
产业集群这种全新的产业形态，相对于以往非集群化的企业发展，具有明显的“群”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企业空间位置上的相对集聚，更体现在企业间互相合作、相互竞争和彼此依赖的专业化分工关系，以及因维持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共享平台、共性规则、共同制度等。这些特征与在非集群化状态下的企业存在状态不同，体现了各企业在相对独立基础上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产业集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会打破以往“点对点”服务模式的需要，体现出一种“群”服务的特征。这种特征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产业集群可以推动高等学校向集群所在地理空间的集聚，进而改变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布局。产业集群各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内的大量集聚和有效集中，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需求引力，会极大地促使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以及科技力量，以各种方式向集群企业靠拢与集聚。而且，由于企业的“群”结构存在，高等学校在向产业集群的集聚过程中，为缩短和减少高校与企业之间沟通、交流的成本，往往会通过设立分校、建立企业实习实训基地以及共建科学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行业研发中心和研发基地等多种形式进驻产业集群所在地，进而引发高校集群的产生。
以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中心为例，自“一五”时期开始，围绕着国家整体的工业基地布局，我国逐步形成了一批行业特色鲜明、服务指向明确的高等学校集群。如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核心的东北地区高等学校集群；以西安为核心的西北高等学校集群；以武汉为核心的华中高等学校集群等。这些高校集群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布局的基础，与老工业基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共生和互动关系[3]。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崛起，我国传统的以省级行政区域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布局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部分高等学校的办学资源、毕业生以及科技力量开始向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新的跨区域的、以服务大经济区和产业集群为指向的高校集群正在形成，展现了高等教育结构布局除了行政力量动因之外的经济推动因素的影响。而且，新的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也正在成为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推手。如北京的中关村、武汉的光谷等，就是因为大学资源在某一地区的汇聚，通过知识中枢和科技创新的带动作用，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相关产业的集聚。这充分说明，产业集群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
第二，产业集群的“群”特征使高等教育的服务方式发生着改变，进而深度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在产业集群中，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以个别企业的形态出现，而是突出地以众多相关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集群形态出现。因而，高校对产业集群的服务，将突破“点对点”、“点对多”的服务形态，更突出对“群”服务的特征，呈现出“多对点”、“多对多”的服务模式，出现不同类型层次高校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机配合与相互融合。如此状态，将会促进跨区域、跨学校、跨专业等大跨度的高校集群、学科专业集群的出现，进而深度影响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布局状态。
所谓大跨度的学科集群，是根据产业集群的性质和需要，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群）之间的聚合、结合与融合。其特征：一是聚合性，是指多种学科或多个学科群的汇集与聚集；二是关联性，是指各学科聚合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和服务产业集群需求。究竟哪些学科可以聚合在一起形成特定的学科集群，主要取决于产业集群的性质和需要。学科集群既顺应了现代学科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演进路径与方式，也顺应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复杂关键性技术解决的跨学科需求，是高等教育为适应产业集群特性而进行的重大变革。
所谓大跨度的专业集群，是对应产业集群产业链条上的岗位需求，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之间的有机聚合。专业集群的特征：一是与产业链上各工作岗位的对应性；二是各专业之间的相关性和相近性。高校的哪些专业能够聚合到特定的专业集群中，同样取决于产业集群的性质与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与集群产业链的人才需求直接相关，并具有上下游的互补性。专业集群的存在与产生，顺应了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员在相近职业中的流动性需求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对相同、相近性质专业课程配置的调整与优化。
（二）产业集群的“链”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影响
产业集群除明显的“群”聚现象之外，同时也体现出“链”状结构特征，即集群企业通过专业分工，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使产业链的上下游供应商、制造商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整体，达成整体竞争优势。这种“链”状结构，要求高等教育的服务必须追踪产业链条的发展，促进产业链条的成熟。其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产业集群的链状结构催生了高等教育的链式服务，进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和科研组织结构。产业链无疑是创新链的载体，技术创新必须附着在产业链上进行。学科作为知识的基本单元，从理论上讲，每个产业链的关键技术都能通过学科来组织攻关并实现突破；每个学科都可以为产业链提供服务，并在每个环节上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高度融合。但是在现实中，产业链的形成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以汽车制造产业为例，其产业链涉及到研发—销售—售后服务—汽车文化赛事等多个领域，更涉及到了汽车制造、机械、电子信息、新材科、软件、交通工程管理、市场营销、艺术设计等多个学科。这种链式结构和多学科需求，使企业的技术攻关，不仅需要高校内部突破单个学科、单个项目的单打独斗现象，凝聚形成与产业链紧密结合的学科群和学科链，更需要多所学校紧密配合，形成大跨度的学科汇聚和协同，形成交叉优势和群体优势。这必然会对高等学校的学科布局、科研组织机构与科研攻关形式产生深度的影响。
第二，产业链上各技术节点间的高度协同性，客观要求技术创新主体间的高度协同，这将对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产业链上各关键技术节点具有内在的联系，使附着在各技术节点上的科技攻关项目也不可能是独立的、互不相关的，客观上需要建立起能够推动各项目间有机联系、互相衔接与良好结合的结构体系。这对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之间、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与合作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要求破除人才、学科、科研、企业、经济、社会之间的壁垒，大力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而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创新，又有可能引起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的变革。近年来，我国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所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高等教育传统组织结构上的一种新型的变革形式。
（三）产业集群的“网络”形态对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影响
产业集群除了具有鲜明的“群”特征和“链”结构之外，更呈现出一种“网络”形态，即集群企业与相关的政府、教育与科研机构以及金融、科技服务中介等，彼此联系、相互交织成为一种频繁互动、不能分割的网状结构。许多学者认为，“集群产业发展中将各个企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一种资本”[4]，资本是联系集群企业与相关机构交错成网的结点。在这种资本构成中，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资本作用明显，而且“在资本充裕的产业集群中，专业知识的传播与创新速度更快，也逐渐地引起企业对教育的重视”[3]。由此可见，产业集群的“网络”形态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突出体现在教育是联结产业集群网络结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产业集群发展初期，教育作为企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才的供给方，发挥着人力资源开发、供给与培训的重要作用；在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和发育成熟期，高等学校作为专业知识的承载体和知识溢出体，为集群企业的创新优势、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提供着重要支持。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产业集群网络结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适合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功能与作用。而这种功能与作用，取决于高等教育的结构状态，包括是否能够为产业集群提供合适的人力资源支持和技术创新支持。这必将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学科专业设置与布局以及创新要素的集聚方向、配置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一）原则与目标
基于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应遵循的原则：一是将产业集群的需求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特征与性质，综合调整与优化其各个方面的结构与功能；二是将区域高等教育对产业集群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推动产业集群服务区域发展的作用发挥程度，作为高等教育结构是否合理的评价标准；三是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和调整，目标是实现1+1>2的综合效应。评判个体高校结构的合理与否，既要看它作为个体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与功能，也要看其在区域高等教育整体结构中的定位与作用的发挥。
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目标是：以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推动区域社会发展为根本追求，建构与区域产业布局特别是产业集群布局相适应的、充满活力的、宏观有序的高等教育系统。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目标的关键：一是高等教育系统自身要以层次、专业、类型上的多样性来适应产业集群以及区域社会复杂多样的需求；二是建立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调适机制，通过对市场变化的灵敏反应，实现学校培养人才与产业集群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基本适应；三是依据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适时探索以高等教育结构的超前布局和前瞻性调整，引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路径和手段。
（二）基本思路
学科是科学知识划分的基本单元，是高校组织结构、教学科研活动的基本载体；专业是高校根据学科设置进行人才培养活动的基本单位。高等教育宏观结构的变化必然以这些基本元素结构的改变为基础。产业集群的“群”特征、“链”结构与“网络”形态，要求区域内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之间、学科之间、专业之间有机配合、相互融合，形成符合集群产业链条上各技术节点需求的结构体系。基于此，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打破校际壁垒、学科壁垒和专业壁垒，以组建大跨度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为核心，以建立有效的合作载体和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为重点，着力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区域结构和形式结构，形成充满活力的、宏观有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
（三）主要措施
1.依据产业集群布局组建相对接的大跨度的学科集群与专业集群，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
根据我国以及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不同区域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不同。如辽宁围绕两大基地发展优势产业，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专业化、集中化、网络化、地域化”发展的原则，重点培育了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等12大类产业集群[5]。“十二五”期间，辽宁省将重点培育90个200亿以上的产业集群。预计到2020年，全省百亿以上产业集群将达到100个以上，每个市将有一个千亿产业集群，每个县将有一个百亿产业集群。而且，不同地区的产业集群依据其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在性质与特色上也将各有差异。
以辽宁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为例。辽宁的石化产业基础雄厚，拥有炼油、乙烯、三大合成材料、橡胶制品等主导产业，拥有油气开采、农用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等传统产业，以及化工新材料、新领域精细化工和生物化工等新兴产业，具备了上下游产业链延伸、配套的基本条件。目前，辽宁已在沈阳、大连、抚顺、辽阳、盘锦、葫芦岛和阜新等地形成了不同方向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这种布局状况，需要辽宁在区域范围内打破产学研分割壁垒，充分整合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沈阳化工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省内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催化剂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农药、染料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单位，以及设置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等专业的高等学校等各方资源，分别与省内石油化工产业集群、精品钢材产业集群、菱镁新材料产业集群、医药产业集群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等对接合作，定向服务全省精细化工产业集群产业链各节点上的技术需求、人力资源需求，对口组建跨区域、跨校际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高效地提供科技服务和人才服务。
当然，构建相关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需要建立相应的学科专业筛选机制，更需要依据协同创新、合作双赢的目标，建立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专业集群对接合作的有效载体——科研联合体、教学联合体，并形成各科研联合体、教学联合体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以及各科研联合体、教学联合体与产业集群之间的深度合作机制。
2.引导高等教育资源以多种方式向产业集群汇聚，优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
我国各省份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是建国以来多次动态调整的结果，也是政府行政干预、市场自主调节和高校自我调节的综合结果。其中，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整体布局是基础框架，改革开放后以管理体制改革为背景的大规模院校调整、大众化背景下新建本科和高职院校的迅速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局部调整，是形成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布局的重要诱因。产业集群这种新的产业形态，在我国各区域迅速发展，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外部诱导因素，引导高等教育资源以多种方式向产业集群集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有高等教育区域结构状态，形成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需求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结构布局。
以产业集群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主要措施是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向产业集群的倾斜与流动。由于特定产业集群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如美国的硅谷、中国的中关村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生成，往往处于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但是，自然资源驱动型、龙头企业牵引型、招商引资型等其他类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仍然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区位优势等因素，这些类型的产业集群所处地区的科教基础并不一定很好。例如，辽宁本溪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口大石桥镁制品及深加工产业集群等，都不具备相应的科教优势。为此，需要以产业集群的科教需求为导向，引导高等教育资源以多种方式向产业集群汇聚。
高等教育资源向产业集群的汇聚方式，既包括组建大跨度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并依托学科集群、专业集群与企业共建技术研究院、行业研发中心（基地）和各类人才培养基地，同时也包括对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如，在政府主导下推动部分高校整体搬迁至产业集群所在地，或在产业集群内新建高等学校、设立大学分校，等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资源向产业集群所在地理空间的集聚，将必然改变高等教育的传统区域结构，形成与产业集群关联度较高的新的区域结构布局。
3.组建技术产业创新联盟，探索符合产业集群需求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
产业集群的“群”特征、“链结构”以及“网络”形态，不仅对集群企业间的协同互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更对围绕其形成的科技教育支持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也提出了协同创新的共性要求。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国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正积极探索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高等教育传统组织结构的一种新型变革。
有关学者研究表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形态，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创造知识产权和重要标准为目标，通过产学研联盟成员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形成的一种长效、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作为产业集群背景下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的新型探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鲜明地体现出产学研结合中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协同创新优势。在这种结合中，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的战略目标相同，创新任务一致，联结形式紧密，行动计划周密，因而就更有利于实现各方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信息共用、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合作攻关，创造出创新效果倍增的局面”[6]。
2008年，科技部下发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其指导思想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以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实现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在战略层面上的有效结合，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目前，我国已经组建了钢铁可循环流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36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单位。区域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也应围绕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集群的布局，探索组建区域性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并从组织管理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等方面完善其组织架构，以作为产业集群背景下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发展与补充。
4.对接产业集群人才需求状况，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的合理性取决于其所培养人才的规模、类型、层次与外部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和满足程度。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预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再加上学校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使任何组织和部门都难以提供社会需求在层次、类型、专业和数量上的准确信息。因而，追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宏观有序、大体平衡，同时用人才资源的流动与替代机制补偿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的差距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
产业集群发展背景下，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集群人才需求的对接，一方面需要强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专业、类型的多样性，以提高对外部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并赋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以提高其进行自我调整的灵活性。为此，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区域人才市场网络体系，通过汇集和各产业集群人才需求信息以及各类人才短缺、过剩的市场信号及扩大高等学校从社会上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渠道；二是要在专业设置和办学管理上给予高校更多的自，允许各个高校按照人才市场需求信号及生源情况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并确定相应的办学规模和收费标准；三是政府要组织社会力量加强对各高校同类专业的评价，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排名情况，推动高校办学、办专业实现优胜劣汰。这样，在产业集群人才需求导向和政府宏观管理下，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和层次结构将逐步趋于宏观有序和大体平衡。
总之，产业集群作为产业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着区域的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这种新的产业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支撑能力和服务方式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要求，必须结合其发展趋势与特征，构建符合其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结构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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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庞昊琳，朝克.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高校学科群建设的研究[J].网络财富，2009（5）：28-29.
1 社区现状分析
同乐社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东部，紧邻坪地街道和坪山新区坑梓街道、坪山街道，与大工业区及宝龙工业区相接，社区总面积17.63平方公里，其中生态控制线内面积约12平方公里。社区内广泛分布了各类大小企业616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0亿元，产业空间分布较为混杂，集聚度较弱，环保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地均产出效益较低，同时有60%以上的企业分布在松子坑水库二级水源保护区及生态控制线，散乱的企业分布形态难以形成集中的配套服务区，同时又对区域水源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造成较大影响。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产业发展问题
社区 616家企业涉及到包括家具制造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塑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等在内的制造业所属23种类型，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年均产值500万元以上）92家。同时，同乐社区企业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家具制造业企业产值并无明显优势，仅10家企业达到500万元以上。社区产业呈现均质化分布现状，均质化的产业分布导致工业用地布局过于分散，居住、工业用地过于混杂。在社区16个自然村中，企业分布为吓坑村最多，有113家，其次是新布村54家、浪背村51家、阳和浪43家、老大坑42家，最少的黄屋村也有12家企业。
2.2土地资源利用问题
社区总面积17.63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715公顷，占总用地比例为41%；非建设用地1048公顷，占总用地比例为59%。社区总面积中，基本生态控制线面积1192公顷，占社区总面积的67.6%。社区建设用地7.15平方公里，约3.22平方公里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其中3.92平方公里为工业建设用地。
2.3 生态环境问题
（1）水环境
随着同乐社区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水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龙岗河全河段年均值超标的项目有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粪大肠菌群，监测值出现超标的项目还包括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氟化物和硫化物，整体水质受到重度污染，劣于Ⅴ类；同乐河水环境常年处于重污染水平，水质劣于Ⅴ类[1]。
（2）空气环境
同乐社区产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等，有一定的大气污染源，但由于各级政府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注重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因此社区整体大气环境质量良好。二氧化氮平均值为0.039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年平均值二级标准，无日均值超标；可吸入颗粒物平均值为0.066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年平均值二级标准[2]。
（3）声环境
同乐社区主要环境噪声源为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近年来通过大力整治，工业噪声得到有效控制，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呈稳定达标状态，但由于部分城区交通干线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噪声防护效果有限，使得流动噪声源的影响日趋严重，交通噪声扰民问题突出，声环境质量处于轻微污染水平。
3 产业优化升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策略
3.1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1）实施社区土地置换
同乐社区的发展受限应通过土地置换，实现产业发展与居住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等功能的分离，使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布局或低效利用的土地符合土地利用整体布局，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科学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强化规划调控作用。通过利用城市总体规划对土地性质的细分和对各区域的配套定位，优化现有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的配置，逐步推动社区内居住用地、工业用地集中，降低工业发展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二是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区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工业用地与居民用地的置换，实现居住区集中，并促使工业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按照“产业集聚、距离就近”的原则，进入工业集聚区集中生产，以形成积聚效应，推进土地集约利用。
三是采取一定的鼓励措施。为改变社区居民居住区与工业企业夹杂的现状，加快推动居民集中区建设，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可以通过资金补贴、住房安置等方式，鼓励社区居民退出零星住所，按统一规划集中建房居住。
（2）生态控制线优化调整
基本生态控制线作为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一项重大举措，自2005年基本生态控制线划定以来，其发挥了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打击违法建设的核心屏障的作用，营造了民生幸福、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树立了国内生态城市建设和国土规划管理的典范，成为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现实抓手，对促进深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划定之初对各区域实际情况考虑不够，将社区已存在的建成区、产业发展区等67.6%的土地划入生态控制线内，社区开发建设受到严格禁止，从而制约了如同乐社区等的发展空间。在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发展需要，为促进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同时兼顾重大民生项目及规划发展需求，进一步增强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可操作性，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生态控制线调整，对于社区优化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经济效益
（1）淘汰低端产业，加快产业升级
根据区委、区政府对产业优化升级的要求，在坚持产业集聚、土地集约、效益优先、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等基本原则，把好产业入口关，严格限制低端落后产业进入，提升产业发展增量水平。明确低端企业类型和低端企业淘汰清理标准，按照各类标准和任务要求，予以严格执行。针对社区内不同产业的不同特点，确定合理的产业退出任务，促进低端产业的升级或退出，快速推进区内低端产业的淘汰、转型和升级，重点清理退出纳入旧工业区改造升级范围内的低端企业。
充分利用市节能减排目标考核制度和区域环保准入制度，加大对化工、橡胶、塑料等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淘汰力度，同时加大对如家具、电气机械、通讯等行业的产值小、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的企业的整合、升级、淘汰力度，为产业升级腾出发展空间。
（2）加快产业集聚，发展高端制造业
一是针对社区内的优势产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业、家具制造业等，根据区内产业功能分区，设施产业集聚工程，同时对优势产业内产值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的“三低企业”加大淘汰整合力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二是根据产业高端化发展需要，推动设立产业研发中心，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引进国内外具有较强实力的相关产业研发机构、学术机构、科研机构，采取多形式、多维的合作方式，通过合作不仅可以获得资金，还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经验的借鉴。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区内外企业研发人员交流，技术人员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是企业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考虑到社区内家具企业数量最多，以及其对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建议加速小型企业的淘汰，建设高端家具产业园和产品创意中心，推动家具产业集聚，通过打造国内外闻名的品牌，推动社区内家具产业向高端化发展，提升产出效益。
（3）加大引入力度，建设环保装备产业基地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越来越重视，环保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环保产业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环保装备制造业，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发展，但从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来看，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同时还呈现产业集中度低、工艺装备落后、规模效益较差、产品成套化与系列化程度低等问题，特别是在自主创新上还有待加强。但总体来说，我国环保装备产业的发展还有着广阔的前景。结合产业发展前景、周边产业功能区环境保护的需要和社区内制造业现有基础，加大引进力度，建设环保装备产业基地和研发中心，发展环保成套处理设备、监测成套设备，通过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在社区内打造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环保装备产业基地。
3.3 加强环境管理，完善环保基础设施
（1）水环境保护
一是推进污水收集系统及其配套管网建设。重点推进社区内截污干管、支管网及相关配套设备建设，推动建设完成同乐河截污管网，防止社区生活废水、工业废物直接排入龙岗河，影响龙岗河水质。
二是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积极配合上级相关部门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界碑，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变、破坏界碑。饮用水源保护区必须遵守《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条例》和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
三是开展同乐河综合整治工作。河流综合整治的内容除了包括沿河截污外，还包括垃圾清理、河道整砌、底泥疏浚、人工增氧及景观设计。①进一步强化排污管理。结合旧屋村整治改造行动、清无行动、污水管网铺设工作等，解决旧屋村管道错接、污水乱排的问题。②大力开展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清理河道内、两侧岸坡及岸边的垃圾，在满足防洪要求的前提下，尽量保持河道自然态，在需改造的河段积极采用透水性铺面，引入本土物种进行岸坡及岸边绿化，建设生态河堤。③积极控制非点源污染。委托专业清洁队伍进行建成区地面保洁、垃圾清运。加强流域内的生态建设和恢复工作，有计划地开展河道两岸绿化带建设等工作，削减非点源污染负荷。
（2）大气进行污染防治
一是工业废气污染防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工艺，关闭污染严重企业，限制大气污染型工业，对于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尽快推动其关闭；对于改进工艺上除尘设备或采取其他有效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企业，应加快推动其完成技术、工艺的改革更新和污染控制工程；对于新建的企业，严格审批和管理。
二是扬尘污染防治。加强监管，控制施工地扬尘污染，要求施工方对工地实施围挡。按照有关作业标准清扫道路，根据道路级别定期洒水；运土车辆必须办证和按标准覆加蓬盖，严禁带泥上路及违规超载造成泥土漏撒到路面。
三是饮食服务业废气污染防治。餐饮业要落实油烟净化处理设施，加大检查力度，对群众投诉强烈、油烟超标排放的酒楼坚决予以关闭。
（3）生态环境
严格区内生态控制线保护力度，通过在空间要素和尺度上对生态控制线内的要素进行分类，将生态功能与环境治理统筹起来，从生态多元角度，将生态控制线内的生态要素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分别制定管理政策。同时要分清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区别，城市的生态和环境不能仅依靠生态控制线，还要和生态控制线外结合起来，要使生态、安全格局、廊道体系、休闲空间形成一个整体。同时对于生态控制线内的建设用地，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和产品研发中心，通过发展促进保护。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实施同乐社区产业优化升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策略，符合国家和深圳市的相关政策，符合深圳市总体规划以及近期建设规划的要求，对于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优化整合现有资源、提升科技水平、加强产业集群优势和培育社区经济发展示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龙岗区、深圳市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产业优化升级能力，并推动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2）该项目同时充分考虑到了水源保护、河流水质保护、生态控制线和居住环境的保护要求，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同时还结合城市更新和居民集聚的需求，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要求，并对深圳这样一个在发展过程中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具有极大的示范带动效应，也为其他区域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3）该项目社会效应十分巨大，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符合全市产业发展导向和全区环境保护要求，各方面建设条件成熟，得到区领导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实十分可行。
综上所述，实施同乐工业园区产业优化升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不但必要，而且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建议政府加快规划建设步伐。
4.2 建议
（1）应尽快与规划国土、旧改部门协调，加快开展城市更新；按照产业发展需求，为产业发展功能区预留足够的用地面积。
（2）政府应尽快成立领导小组，并通过环保手段加快淘汰低端企业；政府还需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为未来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便利，同时通过政策、资金等手段加速产业集聚和高新技术产业引入。
（3） 政府应在前期提供资金支持，根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和前期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启动资金。
参考文献：
[1] 国家环保总局.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Z].2002.
[2] 国家环保总局.空气环境质量标准[Z].1996.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6］李奇泽、敖明山，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考，中国商界，2008年。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是指一个国家对国内的某些区域或一个地区对本区域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目标模式、定位、思路和政策措施的统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既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应用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分析，常用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主要有：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模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模式、区域经济梯度推移模式、增长极发展战略模式、点轴发展战略模式、网络型发展战略模式等。其中，梯度推移模式、增长极模式、点轴模式、网络型模式也属于非均衡发展战略模式。
均衡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和拉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罗森斯坦·罗丹是最先对部门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做出理论分析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区域要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是以快于富裕地区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不振地区，以提高其收入，从而使区域收入分配均等的惟一方法。但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区域长期为贫困所困，存在着工业落后，基础设施不健全，劳动生产力、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市场容量小等缺陷。因此，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个别地区的投资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主要是由部门和区域经济活动的不可分割性与互补性决定的。罗森斯坦·罗丹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三种不可分割性，即生产函数的不可分割性（资本的集聚性），需求的不可分割性（需求互补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割性。所以，要让经济不振地区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
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先发展和相关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使落后国家或区域迅速实现工业化。根据这个核心理论，森斯坦·罗丹主张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应将其全部投资的30%—40%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对其投资有着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可为其他投资行为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他还主张在经济发展之初，应将投资重点放在存在不可分割性的轻工业部门及其他产业部门，通过贸易来获得所需的重工业产品。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存在着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对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区域的经济为何长期停滞不前做出了解释：“一个造成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而使某个穷国维持其贫困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a circular constellation of forces），这种循环集的特定例子并不难设想。例如，一个穷人也许没有足够的食物；由于处于饥饿状态，他的身体可能很虚弱；由于体质弱，他的工作能力就低，这意味着他穷，反过来又意味着他将没有足够的食物；如此而已。对于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可以用一个陈腐的命题概括为：‘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
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区域存在两种恶性循环：一种是供给不足所致的恶性循环，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就形成了供给不足所致的恶性循环；另一种是需求不足所致的恶性循环，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又形成了需求不足所致的恶性循环。这两种恶性循环互相影响，使得经济状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实现。从以上分析来看，要解开贫困恶性循环的死结，就必须实施均衡发展战略，即在广大范围内对各工业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使各个工业部门协调发展，避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不同工业部门中形成相互支持的投资格局，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弥补需求不足。
均衡发展战略的内容及措施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是指通过区域内各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一种战略模式。
均衡发展战略理论主张地区间、产业间均衡协调发展，通过均衡部署生产力，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该战略模式注重加大对落后地区、不发达产业的投资，以使各地区、产业均衡协调发展。
均衡发展战略注重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区域和产业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模式的主要政策措施是，欠发达国家或区域要改变落后的经济现状，必须对所有的经济部门、产业和区域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形成广阔而充分的市场，产生足够的投资引诱，为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的增长创造条件。
纳克斯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之所以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模式，一方面是由于各部门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可以相互利用便利的生产、销售条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内在和外在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各部门之间相互产生需要，避免多余生产能力的形成，并加强投资力度，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实现经济稳定、均衡增长。
均衡发展战略模式的缺陷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局部开发中，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对工业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区域间、部门间、行业间、产业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的倾向起到了弱化作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模式强调均衡的、大规模的投资和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市场机制存在的局限性，实行宏观经济计划化的必要性，为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工业化和区域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对其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均衡发展战略模式过分强调计划性和均衡增长的重要性，在现实中受到资源、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约束，使得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很难实施。这种发展战略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不发达地区通常不具备均衡协调发展的条件。一般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区域，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地区、所有产业同时发展的雄厚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水平，且少量资金投放一般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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