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09:13:4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条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宣泄大众情绪，化解深层焦虑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尤其是都市人，大多已经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
然而，伴随着这一喜人的变化而来的是都市人巨大的生活压力。都市人已经越来越处于深层的焦虑，如：住房、就医、升学、工作等。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人们处于信息洪流中，犹如没有根的浮萍，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适应现实环境、工作环境、快速流变的生活环境。
《调解现场》栏目的开办，正好可以舒缓市民的深层焦虑。它的选题切入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到现代人深层焦虑的点上。而且在做节目的时候，一般是请四方――当事人双方、节目主持人魏灵洁以及栏目的金牌调解员就一个话题、一个矛盾进行叙述、分析及调解。如2011年2月28日播出的《生活压力，压碎了我的家》。作为丈夫的叶先生，长期在外打工养家，而妻子叶女士每次打电话谈的最多的就是钱。经过栏目组的调解，长期相隔两地的夫妻陈女士与叶先生二人最终答应给彼此半年的时间，来挽救自己的家。正如在节目最后编导手记所写的那样：“生活的压力有时的确让人喘不过气，但是，让我们克服困难直面生活的理由是彼此的关爱……”这段话，不仅是针对陈女士与叶先生，更是对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陈女士”与“叶先生”说的。或许就像现场的调解员所说的那样，陈女士反复提钱，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压力迫使她必须在乎钱。而这一问题存在于中国众多夫妻的生活当中。通过该栏目，或许可以帮助有着类似问题的夫妻，缓解他们因为深层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焦虑，甚至帮助他们构筑和谐的家庭。
有些问题比较单一可现场解决，有些问题则比较复杂，在现场得不到解决。尽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让当事人把郁结说出来，由调解员帮助找到症结，同样可以舒缓人们的焦虑心情。
调适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人是群居动物，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突出个性，强调竞争，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体制。人们从过去一切交由组织，到现在一切必须自己打算。为了个人的生存，人们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交际圈日益缩小，因而常常陷入孤独的泥沼而找不到出路。
《调解现场》栏目组看见了社会心理的这种病态，所以把选题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一点上，使节目内容切合社会的需要。这样一种内容的锁定、调节的方式，让受众感受到的是一种关心，即世间还是有温暖的。这不仅仅是对节目的求助者而言，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亦会感同身受。
这可以用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来解释。即“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收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即电视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涵化或是培养、教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 《调解现场》正是利用电视媒介，向观众传递出相互帮助的信息，并且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样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暗示，影响是巨大的。2011年5月5日《争吵中摇摆的承诺》，讲述的是半路夫妻在一起生活五年之后分开。但是，前夫在离婚后未能履行当初的承诺――支付前妻一笔拆迁款，面临生活窘境的前妻遂求助栏目组。然而在节目一开始，两个人就互相指责对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是，指责对方在节目中撒谎，前夫甚至一怒之下，扔下一句话：“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离开了现场，致使调解中断。但是，调解员并没有放弃。在其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前夫重回现场。而前妻也一改之前的盛气凌人，流下忏悔的眼泪。最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主持人与调解员始终本着为民解决问题的宗旨，希望通过交流的方式，让这对前夫妻能够卸下面具，拉近他们的距离，通过心与心的交流从而解决问题。《调解现场》这种注重当事人内心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从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打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为观众建立沟通渠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调解现场》有助于调适人们的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锁定伦理主题，化解亲情矛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需要家庭的稳定，家庭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现场》在做节目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锁定社会的伦理主题，注意化解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
2011年1月6日播出的《亲情利益怎么选》，讲述的是一家四个兄弟姊妹在父亲死后，为父亲遗产的分配而闹出的矛盾。父亲的遗产是一间房子，恰逢拆迁，而使得这四个人闹出矛盾。这个选题突出了时下社会的一个热点――拆迁。“拆迁，拆的不是房子而是亲情。还建，还的不是财富而是恩怨。”因拆迁闹出矛盾的家庭应该不止樊氏兄弟姊妹，还有更多跟他们一样的家庭。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们知之甚少，也不知如何处理。《调解现场》的调解员徐所长在为樊氏兄弟调解的时候，也同时为潜在的受众答疑。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主打亲情牌。这不仅是希望樊家四弟在利益面前顾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引导电视机前的观众正确看待利益和亲情。不要为了利益，而罔顾亲情。在这一过程中，栏目引导受众处理复杂问题时，遵循主流价值观，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其次，在两性婚姻当中，该栏目的选题是具有代表性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涉及到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种习惯理解，大多数人认为男人有钱更容易变坏。所以该期节目在为求助者调解的过程中，也引导观众有正确的认识。再比如说《农民工婚姻开启幸福生活的密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婚姻生活状态。“农民工”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群，所以通过一期农民工婚姻的节目，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
亲情和爱情，构成了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主要方面，二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婚姻生活的质量。所以，对伦理问题的正确疏导，帮助的是同求助者类似的大多数观众，有助于引导他们回归正常的精神部落。
《调解现场》对于现代社会的心理疗治价值，仅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做了分析。当然，它的价值还不仅仅是这三个方面。《调解现场》若要做出更大的影响力，还有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主持人在引导当事人双方讲述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偏向一方，不利于引导观众辩证地看问题。第二，在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员有时会质问一方，不利于现场气氛的和谐，也使观众在观看时产生抵触心理。第三，现代人看这种类型的节目越来越追求实惠。他们带着自己预设的结局看节目，即希望每次的调解都能成功。因此，该栏目组在做节目的时候，可以更多地选择结局圆满的类型来做，而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可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播。如果栏目组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节目会进一步做出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人，作为社会主体，人与人的不可分离的群体属性，就决定了秩序对于人类的意义，没有秩序就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法作为一种具有外在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就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公共秩序状态而产生的。法的秩序价值的实现，是指法有效地调整社会秩序，实现法所预定的秩序目标，并使依法建立的秩序得以维持、巩固和发展。而对社会利益的调整，则是法实现秩序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说到利益的调整，我们先回顾一下王海打假案。
二、王海“打假”背后的故事
1998年9月，一位叫王海的打假英雄将天津某华联商厦告上法庭，案情大致如下：王海在华联商场购买了40个电话台灯，该电话台灯的电话部分无入网证，灯具部分有四项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故要求华联商厦向其赔礼道歉，并双倍返还购灯价款，电话台灯由法院予以收缴。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1998年3月25日，王海曾将购买过的电话台灯经他人在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后于9月，王海购买了相同款电话台灯40个并于当日持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要求华联商厦双倍赔偿其经济损失。华联商厦方面提出王海购买台灯后十分钟就手持检验报告索赔，购买行为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不属于消费者，只同意退还货款，不同意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双倍赔偿。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均认为，华联商厦作为商品销售者，应依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向王海退还货款。而王海在其得知有关部门对电话台灯的检测结果后大量购买，随后要求华联商厦双倍赔偿损失的行为，不能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赔偿，对王海的诉求不予支持。
至此，王海败诉了。由此引发出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
三、调整利益以实现维护秩序
有一种利益理论认为，行为者服从利益而非法律。若行为者权衡服从法律与不服从法律的利弊后，发现服从更有利，便会守法；发现不服从更有利，违法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王海积极打假的行为和商家售价的行为。利益决定着法的形成和发展。法律对社会的控制离不开对利益的调整，而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主要又是通过将利益要求转化为一定权利，并把它们及相对的义务归诸法律主体，同时还要通过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补救方法―惩罚、赔偿和制止等来实现。
要想制止制假售假商家的违法行为，就要加强他们守法的利益，也就是变相地加大对他们违法的惩罚。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于惩罚性赔偿这一方法，应该能用就用，不光要赔，还要多赔。以美国法律为例，他们主张保全私权利，维护公共秩序而采取严格惩罚性赔偿的方法。虽说对某些商家造成较大损失，但从公共利益的保护层面看，是很值得借鉴的。
王海的败诉核心因素是对“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定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消保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根据前面所提的利益理论，基于行为者对利益的服从，我认为，消保法里关于“消费者”的定义应该扩大解释为：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办公或者其他正当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在原先定义中，消费者人群限制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这样定义未免太局限。即便不为生活消费所用，而是用作办公、生产或是其他正当的目的，也不应当排除在消费者行列之外。如果能做此定义，扩大消费者的范围，一方面能加大对商品买受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制假售假商家赔偿范围，加大了违法成本和承担处罚的风险，对不法商家的威慑力加大，这对于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会有很好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有效地提高对交易秩序的维护。
然而，王海在购买商品时既非用作生活消费所需，又不是其他正当合理的用途，目的仅是获赔收益，所以王海并不应当被认作是消费者。表面上看，他是在依照消保法维护权益，但这种以索赔获利为目的伸张法律正义却并非真正的正义。法院对其知假买假，钻法律空子的认定不是没有道理。单从行为上，不可否认其正义性，但他的动机与目的却超出了维护秩序、捍卫法律权威的界限，更多的延伸向了谋取利益，而这种利益的谋取，却是不正当的，非正义的，即使其打假行为本身是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手段。
诚然，充斥于交易市场的制假售假，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私人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个公共利益。对这个公共利益的任何侵害都是对消费者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威胁。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处理。具体的方法有：第一，扩大消费者定义范围，从一般的生活消费扩展到包含其他正当消费需要，以此保护真正应予保护的群体。第二，加大惩罚力度，以巨额赔偿威慑制假售假者。也让违法商家由于忌惮过大的处罚风险而收敛行为。第三，国家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例如在王海案中，应该在退还王海货款以后，对商家采取没收不合格产品，并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措施。这样一来，既惩处了制假造假的不法商家，维护了公共利益与市场秩序，又能够维护权利主张的正当正义性。
1．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东西两部产科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收治住院的孕妇进行随机抽样调查120例，按有无合并症或并发症分成两组进行调查，两组孕妇均为初产、单胎，无合并症或并发症（正常组）年龄的孕妇在20-33岁，平均年龄27±3.01
岁，孕周31-41周，平均38+3/7周；有合并症或并发症（异常组）包括合并心脏病、肾脏病、肝内胆汁淤积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妊高症、前置胎盘等的孕妇年龄在23-38岁，平均年龄29±3.79岁；孕周24-39周，平均36+1/7周。
1．2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法，在孕妇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间有专门护师，先对孕妇作必要的解释，然后由孕妇独立的完成问卷调查。
1．2．1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级，标准总分为50分〈1〉。
1．2．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个等级，按中国常模结果，总粗分的分界值为41分，标准分为53分〈1〉。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有80年代中肖水源编制，量表共有10个项目，大多数为1-4级评分。该量表结构分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个体所达到的客观实际的，可见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指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对所获支持的满意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度〈2〉。
1．2．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X2检验方法。
2结果
有关心身问题的调查研究指出，在综合科门诊中，74.2%可有不同状态的医学心理临床问题，其中29.8%表现各种心理症状，44.3%可达心理障碍或称心理症的程度；心理性症状的分布为，焦虑症状占30.5%，抑郁症状33.1%，强迫症状为10.9%。
2．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1)
表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
2．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2）
表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
2．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比较和分析
2．3．1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表3）
表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
2.3.2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表4）
表4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
3讨论
3．1运用心理护理的技能，减轻焦虑、抑郁情绪
本组资料统计异常组的孕妇，其焦虑和抑郁状况与正常组的孕妇有着显著性差异（p<0.01），主要与异常组的孕妇在缺乏客观因素或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对胎儿生长发育和健康的担心有关，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会遗传给胎儿，胎儿是否畸形，对于合并症严重的孕妇同时担心自己是否能安全渡过分娩期等等。这些孕妇会出现多思少眠、顾虑重重、忧虑不安、紧张疑虑等表现；有些会出现言语减少、兴趣索然、懊恼丧气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现。护士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抚慰法，如应用多与孕妇眼光接触、多倾听、避免称呼床号改称姓名、在产妇宫缩时多抚摸等；采用转移法，如适当指导孕妇增加一些兴趣活动、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语言等；同时给孕妇创造一个轻松愉快、清洁优美的环境。
3．2重视护士的个人品质和技能的培养
护士是与病人的频繁接触者，尤其对于刚入院的孕妇。产科收治的孕妇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时的孕妇正处于情绪紧张度的增高期,处于紧张中的孕妇主要表现自信心不足或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缺乏心理准备〈3〉。而产科护士的一言一行随时影响着她们高度紧张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随时可以引起或加重她们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问题。故护士更应努力学会并识别孕妇对躯体疾病出现的无效应对和不良适应的危险性，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2〉。同时护士要加强各种基础和专科技能的锻炼，学会全面地系统地对病人实施各项护理措施，以期减轻和治愈孕妇身心问题。
3．3加强孕妇针对性的健康宣教
随着护理程序的运用，整体化病房的逐步开展，健康教育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具体地、连续地、动态地、系统地对孕妇实施健康教育，就必须真正了解孕妇的需求再实施个体化、针对性实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妇在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应对，以减轻心理紧张度。
3．4加强对有合并症组的孕妇的心理支持
从家庭成员的主要支持来源的调查结果表明，孕妇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是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所以护士应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调查还显示有异常组的孕妇的夫妻支持率（93.3%）和公婆的支持率（71.7%）低于正常组的孕妇，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隐瞒或潜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这时护士应巧妙地运用沟通及时得到夫妻双方的理解，为孕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向孕妇提供可能获得支持途径的信息，如医护人员也是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指导他们积极寻求恰当的帮助与支持，主动参与护理活动，自觉调整精神、心理压力，保持情绪稳定，维护心身健康〈4〉。
3．5良好的妊娠心理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有资料表明孕妇的心理状态，如紧张、敏感、焦虑、恐惧、激动或抑郁均可影响妊娠子宫的血流供应，继而影响对胎儿的氧供应，导致胎儿缺氧或营养不良，造成死胎、早产或胎儿生长迟缓，如果给与合理的心理安抚或社会支持后，可大大增加胎儿的存活率〈3〉。另有报道表明不良心理因素会影响泌乳，使乳汁减少。正确、及时、有效地心理疏导，有利于孕妇保持一个良好的妊娠心态，促进胎儿健康地生长，同时也保证了产后顺利地授乳。
4结论
关键词：利益；贫富差异；原因；对策
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由于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思想观念的差异、制度的因素，特别是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又出现了许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隐患，其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可以说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一部分人的相对富有，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穷。尽管政府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客观地说，收效并不明显。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种差异呈现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贫富差别
近20年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也是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区间为0～1，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则属于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乱的危险状态(Danger)。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1988～199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496。200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8。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已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尽管基尼系数不是绝对的，运用它时必须考虑具体条件，如测算区域、人群大小、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等因素。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基尼系数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社会蓝皮书》：收入差距的扩大已表明，20％最高收入者与20％最低收入者实际上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
二、城乡差别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2007年扩大为3.32:1。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数字中直观地看到这种状况：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2000年为6280元；2005年为10493；2006年为11759；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6元、2253元、3255元和3587元。可见，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还可以从家庭恩格尔系数对比中感受这一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2；2000年为39.4；2005年为36.7；2006年为35.8；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分别为：58.5、49.1、45.5和43.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
据统计，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距：1990年为824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绝对差距9646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1990年为2.20:1。2004年为3.21:1；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我们如果把农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挤掉，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利和优惠折算成收入，那么，城乡居民事实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三、区域收入差别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曹玉书2007年在第二届中国东西互动发展论坛上说：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中国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仍在增加，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西部的2.2倍。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西部地区的1.5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1.3％，人口占3％。而GDP却只占全国的17％；而东南沿海5～6个省的GDP超过全国的50％。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
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23623元。最低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20元，相差2.33倍(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收入最高的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222元，收入最低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00元，相差4.44倍。
四、行业收入差别
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工资差距是1.38倍。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高收入行业表现为垄断性。2005年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所处行业不同，收入差距太大，这在当前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是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是高得惊人，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据有关部门测算，在行业收
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由于收入差距及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差距的扩大。200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在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位列群众最关注的十大社会问题之首的就是：“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按照学者李强的观点，分化造成了“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收入差距的拉大，容易造成人们心态的失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当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失业群体、残疾人士等所谓的弱势阶层难以接受和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时，社会稳定的局面就会因此失衡。事实上，近十年来，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行为越来越激烈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发生的中，经济利益引发的占到60％。可见，利益矛盾已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性矛盾和主导性矛盾。正如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的，社会矛盾多数是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引起的。
第四条 国家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和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
第五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拟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七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制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配置计划、确定重大投资项目，应当进行风险评估，并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财产应当独立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财产，独立于投资管理人投资和托管人保管的其他财产。
第十七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制度。
第二十二条 审计署应当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审计。审计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监督工作中滥用了职权、玩忽职守、徇私和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可以接受省级人民的政府的委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受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国务院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不是社会保险基金
《条例》的出台，涉及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也有助于缓解未来年轻人赡养老年人的巨大压力。
目前，我国已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亿，占总人口比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8亿，占总人口比为10.1%。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基金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迫切需要强化对基金投资运营的管理和监督。
“《条例》规定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保险基金不是一个基金。”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表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在投资运营上，坚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原则;由于短期内暂不发生支出，更适宜开展中长期投资。
高职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现状
社会交往能力 在“工作（学习）之外经常参加的社会活动”调查结果显示：10.62%的调查对象选择社会公益活动，21.29%的调查对象选择民间健身活动及组织，6.39%的调查对象选择文学艺术类活动，高达53.32%的调查对象选择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选择其他的占8.38%。由此看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基本不参加社会社交活动，在社会成员广泛联系的当今社会，这些人容易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险。
从被调查者与同事（同学）关系的调查情况来看，毕业后的多数被调查者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际交往的外延比较窄，相比较而言缺少与陌生人交往的主动性；而在校生接触紧密的是同宿舍同学，与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甚至不同宿舍的同学接触得比较少。
社会实践能力 调查中，78.68%的在校学生认为实践能力对自己的学习，乃至以后的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日常学习中非常注重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有机会就会展示自己。比如当干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利用节假日打工等不断地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认为实践能力是职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力。
社会学习能力 这一项主要针对毕业生进行。对于“工作的同时是否有继续学习的打算”，选择有并且做了详细计划的占25.53%，选择有但还没有开始实际行动的占46.80%，选择短时间内没有打算的占23.41%，选择完全没有想过的占4.26%。在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并有了详细学习计划的被调查者中，仍有部分人没有找到科学的或者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与途径，相当一部分人承认自己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造成进一步提高困难。
社会创新能力 调查发现，72.16%的人认为如果具有创新能力，在工作中会很快地得到提升，并认为自己具有这方面的能力。23.84%的人认为具有创新意识，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只有4%的人认为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没有创新能力，一样会工作得很好。
环境适应能力 高职毕业生基本上能在较短时间内适应社会，并较好完成工作任务。对适应工作时间的调查显示，73.15%的毕业生在半年以内就能适应工作，男女毕业生对适应工作的评价基本一致。但也有小部分同学对从校园环境一下子过渡到社会环境适应很慢，有6%的毕业生甚至在两年以后还觉得难以融入社会。
团队协作能力 由于“80后”“90后”学生自傲和自负等特点，导致这些学生走出校园后不能很好地和别人相处。有74.16%的人认为自己能和别人和平共处，但有11%的人觉得自己很难与别人相处。在访谈过程中，有90%的人都认为良好的协调能力大大促进了自己工作的效率和成绩。
由以上调查可知，当前职业教育的宏观环境及氛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高职学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但社会行业及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的态度，不利于高职学生增强社会适应能力。除了民办高职院校的投资主体外，社会的直接或者间接投入相对较少，企事业单位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奖励助学基金缺乏积极性，对高职层次学生的包容态度和用人导向还不够，对接纳高职学生实践、实习还不主动，等等。凡此种种，限制了高职学生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的机会，弱化了他们的信心。
增强高职教育社会适应能力的对策
学校角度：构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机制 在“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的大社会背景下，高职专业必须打造职业氛围浓厚、充分展示学生个性的校园素质教育平台，使学生接受视野更广泛的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首先，加强职业教育和心理教育，增强高职学生对前程发展的信心。高职学生的高考分数确实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高考发挥失常，或是志愿填报不当，又或是在中学成绩较差。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往往对前途发展缺乏信心，尤其是在入学之初表现更为明显。针对此类现象，职业教育要从学生入校之始就引起高度重视，除了开展必要的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加强对新生的入学教育、专业教育、成功教育、创业和就业教育等，积极组织他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寻找自己与社会的契合点。
其次，广泛开辟学生第二课堂，实行灵活教育模式。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挖掘学生内部潜力，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比如校园大合唱、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校园辩论赛、舞蹈大赛、金话筒主持人大赛及覆盖所有专业的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和职业素养，增强了学生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当然，现在我们的第二课堂活动从点的角度讲还不多，从面的角度讲还不够广，要想提高高职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必须加大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
再次，创新工学交替、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工学交替、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服务的“三大平台”：课程体系平台，比如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三结合、四对准”的课程体系，电气化铁道技术专业 “三通三融双证”的课程体系等等。校企合作平台，比如职业教育集团；实习实训平台，比如建立在铁路企业的校外实习基地以及建立在校内的各实训室、实训车间、实训演练场等。从而更加注重高职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增强适应性，缩短学校教学场所与职场的适应期，有效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目标。
教师角度：创新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教学方法 建立以交往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教学观念。要增强高职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这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这种新的师生之间平等的、自由的、合作式的交往使学生能够从被动的受教育状态中解脱出来，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创新的能力。通过交往使学生学会合作，消除个人中心，逐步形成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等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人的社会性素质，如语言能力、责任心、同情心、社会适应能力等，从而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 “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关注及其理论拓值 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与和谐社会建设探讨 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创新：贫困治理的新思路 浅谈包容性视角下的社会救助 社会管理体制的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中国的包容性 对“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再探讨 城市公园的包容性设计探讨 论包容性发展理念在应对失地 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中的功用 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包容性增长”中的职能 “包容性增长”的考验 实现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浅析印度文化的包容性 农业的包容性创新 浅议英语的包容性 周文化的包容性 包容性增长的荆棘之路 设计的外界包容性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7]WWT. London Wetland Centre[EB/OL]. .
The Inclusiv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Social Business and Its Conditions
Gao Chuansheng
[Abstract]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are also more prominent. Social business is a new form of NPO， which is dedicated to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profit business model. Social business is growing abroad， but has not yet been widely cognitive at home. A lot of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show that social business has distinct functions in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but can interact with three traditional society sector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s of social business correctly and make policy efforts to renew idea， make policies，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rain talent. take measures， and encourage other organizations to invest or transit to social b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