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09:13:4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社会治理条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宣泄大众情绪，化解深层焦虑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尤其是都市人，大多已经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
然而，伴随着这一喜人的变化而来的是都市人巨大的生活压力。都市人已经越来越处于深层的焦虑，如：住房、就医、升学、工作等。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人们处于信息洪流中，犹如没有根的浮萍，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适应现实环境、工作环境、快速流变的生活环境。
《调解现场》栏目的开办，正好可以舒缓市民的深层焦虑。它的选题切入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到现代人深层焦虑的点上。而且在做节目的时候，一般是请四方――当事人双方、节目主持人魏灵洁以及栏目的金牌调解员就一个话题、一个矛盾进行叙述、分析及调解。如2011年2月28日播出的《生活压力，压碎了我的家》。作为丈夫的叶先生，长期在外打工养家，而妻子叶女士每次打电话谈的最多的就是钱。经过栏目组的调解，长期相隔两地的夫妻陈女士与叶先生二人最终答应给彼此半年的时间，来挽救自己的家。正如在节目最后编导手记所写的那样：“生活的压力有时的确让人喘不过气，但是，让我们克服困难直面生活的理由是彼此的关爱……”这段话，不仅是针对陈女士与叶先生，更是对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陈女士”与“叶先生”说的。或许就像现场的调解员所说的那样，陈女士反复提钱，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压力迫使她必须在乎钱。而这一问题存在于中国众多夫妻的生活当中。通过该栏目，或许可以帮助有着类似问题的夫妻，缓解他们因为深层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焦虑，甚至帮助他们构筑和谐的家庭。
有些问题比较单一可现场解决，有些问题则比较复杂，在现场得不到解决。尽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让当事人把郁结说出来，由调解员帮助找到症结，同样可以舒缓人们的焦虑心情。
调适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人是群居动物，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突出个性，强调竞争，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体制。人们从过去一切交由组织，到现在一切必须自己打算。为了个人的生存，人们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交际圈日益缩小，因而常常陷入孤独的泥沼而找不到出路。
《调解现场》栏目组看见了社会心理的这种病态，所以把选题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一点上，使节目内容切合社会的需要。这样一种内容的锁定、调节的方式，让受众感受到的是一种关心，即世间还是有温暖的。这不仅仅是对节目的求助者而言，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亦会感同身受。
这可以用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来解释。即“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收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即电视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涵化或是培养、教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 《调解现场》正是利用电视媒介，向观众传递出相互帮助的信息，并且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样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暗示，影响是巨大的。2011年5月5日《争吵中摇摆的承诺》，讲述的是半路夫妻在一起生活五年之后分开。但是，前夫在离婚后未能履行当初的承诺――支付前妻一笔拆迁款，面临生活窘境的前妻遂求助栏目组。然而在节目一开始，两个人就互相指责对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是，指责对方在节目中撒谎，前夫甚至一怒之下，扔下一句话：“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离开了现场，致使调解中断。但是，调解员并没有放弃。在其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前夫重回现场。而前妻也一改之前的盛气凌人，流下忏悔的眼泪。最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主持人与调解员始终本着为民解决问题的宗旨，希望通过交流的方式，让这对前夫妻能够卸下面具，拉近他们的距离，通过心与心的交流从而解决问题。《调解现场》这种注重当事人内心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从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打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为观众建立沟通渠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调解现场》有助于调适人们的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锁定伦理主题，化解亲情矛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需要家庭的稳定，家庭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现场》在做节目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锁定社会的伦理主题，注意化解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
2011年1月6日播出的《亲情利益怎么选》，讲述的是一家四个兄弟姊妹在父亲死后，为父亲遗产的分配而闹出的矛盾。父亲的遗产是一间房子，恰逢拆迁，而使得这四个人闹出矛盾。这个选题突出了时下社会的一个热点――拆迁。“拆迁，拆的不是房子而是亲情。还建，还的不是财富而是恩怨。”因拆迁闹出矛盾的家庭应该不止樊氏兄弟姊妹，还有更多跟他们一样的家庭。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们知之甚少，也不知如何处理。《调解现场》的调解员徐所长在为樊氏兄弟调解的时候，也同时为潜在的受众答疑。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主打亲情牌。这不仅是希望樊家四弟在利益面前顾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引导电视机前的观众正确看待利益和亲情。不要为了利益，而罔顾亲情。在这一过程中，栏目引导受众处理复杂问题时，遵循主流价值观，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其次，在两性婚姻当中，该栏目的选题是具有代表性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涉及到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种习惯理解，大多数人认为男人有钱更容易变坏。所以该期节目在为求助者调解的过程中，也引导观众有正确的认识。再比如说《农民工婚姻开启幸福生活的密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婚姻生活状态。“农民工”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群，所以通过一期农民工婚姻的节目，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
亲情和爱情，构成了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主要方面，二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婚姻生活的质量。所以，对伦理问题的正确疏导，帮助的是同求助者类似的大多数观众，有助于引导他们回归正常的精神部落。
《调解现场》对于现代社会的心理疗治价值，仅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做了分析。当然，它的价值还不仅仅是这三个方面。《调解现场》若要做出更大的影响力，还有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主持人在引导当事人双方讲述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偏向一方，不利于引导观众辩证地看问题。第二，在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员有时会质问一方，不利于现场气氛的和谐，也使观众在观看时产生抵触心理。第三，现代人看这种类型的节目越来越追求实惠。他们带着自己预设的结局看节目，即希望每次的调解都能成功。因此，该栏目组在做节目的时候，可以更多地选择结局圆满的类型来做，而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可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播。如果栏目组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节目会进一步做出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人，作为社会主体，人与人的不可分离的群体属性，就决定了秩序对于人类的意义，没有秩序就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法作为一种具有外在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就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公共秩序状态而产生的。法的秩序价值的实现，是指法有效地调整社会秩序，实现法所预定的秩序目标，并使依法建立的秩序得以维持、巩固和发展。而对社会利益的调整，则是法实现秩序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说到利益的调整，我们先回顾一下王海打假案。
二、王海“打假”背后的故事
1998年9月，一位叫王海的打假英雄将天津某华联商厦告上法庭，案情大致如下：王海在华联商场购买了40个电话台灯，该电话台灯的电话部分无入网证，灯具部分有四项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故要求华联商厦向其赔礼道歉，并双倍返还购灯价款，电话台灯由法院予以收缴。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1998年3月25日，王海曾将购买过的电话台灯经他人在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后于9月，王海购买了相同款电话台灯40个并于当日持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要求华联商厦双倍赔偿其经济损失。华联商厦方面提出王海购买台灯后十分钟就手持检验报告索赔，购买行为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不属于消费者，只同意退还货款，不同意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双倍赔偿。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均认为，华联商厦作为商品销售者，应依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向王海退还货款。而王海在其得知有关部门对电话台灯的检测结果后大量购买，随后要求华联商厦双倍赔偿损失的行为，不能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赔偿，对王海的诉求不予支持。
至此，王海败诉了。由此引发出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
三、调整利益以实现维护秩序
有一种利益理论认为，行为者服从利益而非法律。若行为者权衡服从法律与不服从法律的利弊后，发现服从更有利，便会守法；发现不服从更有利，违法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王海积极打假的行为和商家售价的行为。利益决定着法的形成和发展。法律对社会的控制离不开对利益的调整，而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机制主要又是通过将利益要求转化为一定权利，并把它们及相对的义务归诸法律主体，同时还要通过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补救方法―惩罚、赔偿和制止等来实现。
要想制止制假售假商家的违法行为，就要加强他们守法的利益，也就是变相地加大对他们违法的惩罚。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于惩罚性赔偿这一方法，应该能用就用，不光要赔，还要多赔。以美国法律为例，他们主张保全私权利，维护公共秩序而采取严格惩罚性赔偿的方法。虽说对某些商家造成较大损失，但从公共利益的保护层面看，是很值得借鉴的。
王海的败诉核心因素是对“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定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消保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根据前面所提的利益理论，基于行为者对利益的服从，我认为，消保法里关于“消费者”的定义应该扩大解释为：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办公或者其他正当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在原先定义中，消费者人群限制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这样定义未免太局限。即便不为生活消费所用，而是用作办公、生产或是其他正当的目的，也不应当排除在消费者行列之外。如果能做此定义，扩大消费者的范围，一方面能加大对商品买受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制假售假商家赔偿范围，加大了违法成本和承担处罚的风险，对不法商家的威慑力加大，这对于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会有很好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有效地提高对交易秩序的维护。
然而，王海在购买商品时既非用作生活消费所需，又不是其他正当合理的用途，目的仅是获赔收益，所以王海并不应当被认作是消费者。表面上看，他是在依照消保法维护权益，但这种以索赔获利为目的伸张法律正义却并非真正的正义。法院对其知假买假，钻法律空子的认定不是没有道理。单从行为上，不可否认其正义性，但他的动机与目的却超出了维护秩序、捍卫法律权威的界限，更多的延伸向了谋取利益，而这种利益的谋取，却是不正当的，非正义的，即使其打假行为本身是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手段。
诚然，充斥于交易市场的制假售假，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私人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个公共利益。对这个公共利益的任何侵害都是对消费者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威胁。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处理。具体的方法有：第一，扩大消费者定义范围，从一般的生活消费扩展到包含其他正当消费需要，以此保护真正应予保护的群体。第二，加大惩罚力度，以巨额赔偿威慑制假售假者。也让违法商家由于忌惮过大的处罚风险而收敛行为。第三，国家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例如在王海案中，应该在退还王海货款以后，对商家采取没收不合格产品，并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措施。这样一来，既惩处了制假造假的不法商家，维护了公共利益与市场秩序，又能够维护权利主张的正当正义性。
1．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东西两部产科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收治住院的孕妇进行随机抽样调查120例，按有无合并症或并发症分成两组进行调查，两组孕妇均为初产、单胎，无合并症或并发症（正常组）年龄的孕妇在20-33岁，平均年龄27±3.01
岁，孕周31-41周，平均38+3/7周；有合并症或并发症（异常组）包括合并心脏病、肾脏病、肝内胆汁淤积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妊高症、前置胎盘等的孕妇年龄在23-38岁，平均年龄29±3.79岁；孕周24-39周，平均36+1/7周。
1．2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法，在孕妇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间有专门护师，先对孕妇作必要的解释，然后由孕妇独立的完成问卷调查。
1．2．1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级，标准总分为50分〈1〉。
1．2．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个等级，按中国常模结果，总粗分的分界值为41分，标准分为53分〈1〉。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有80年代中肖水源编制，量表共有10个项目，大多数为1-4级评分。该量表结构分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个体所达到的客观实际的，可见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指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对所获支持的满意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度〈2〉。
1．2．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X2检验方法。
2结果
有关心身问题的调查研究指出，在综合科门诊中，74.2%可有不同状态的医学心理临床问题，其中29.8%表现各种心理症状，44.3%可达心理障碍或称心理症的程度；心理性症状的分布为，焦虑症状占30.5%，抑郁症状33.1%，强迫症状为10.9%。
2．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1)
表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
2．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2）
表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
2．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比较和分析
2．3．1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表3）
表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
2.3.2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表4）
表4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
3讨论
3．1运用心理护理的技能，减轻焦虑、抑郁情绪
本组资料统计异常组的孕妇，其焦虑和抑郁状况与正常组的孕妇有着显著性差异（p<0.01），主要与异常组的孕妇在缺乏客观因素或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对胎儿生长发育和健康的担心有关，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会遗传给胎儿，胎儿是否畸形，对于合并症严重的孕妇同时担心自己是否能安全渡过分娩期等等。这些孕妇会出现多思少眠、顾虑重重、忧虑不安、紧张疑虑等表现；有些会出现言语减少、兴趣索然、懊恼丧气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现。护士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抚慰法，如应用多与孕妇眼光接触、多倾听、避免称呼床号改称姓名、在产妇宫缩时多抚摸等；采用转移法，如适当指导孕妇增加一些兴趣活动、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语言等；同时给孕妇创造一个轻松愉快、清洁优美的环境。
3．2重视护士的个人品质和技能的培养
护士是与病人的频繁接触者，尤其对于刚入院的孕妇。产科收治的孕妇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时的孕妇正处于情绪紧张度的增高期,处于紧张中的孕妇主要表现自信心不足或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缺乏心理准备〈3〉。而产科护士的一言一行随时影响着她们高度紧张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随时可以引起或加重她们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问题。故护士更应努力学会并识别孕妇对躯体疾病出现的无效应对和不良适应的危险性，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2〉。同时护士要加强各种基础和专科技能的锻炼，学会全面地系统地对病人实施各项护理措施，以期减轻和治愈孕妇身心问题。
3．3加强孕妇针对性的健康宣教
随着护理程序的运用，整体化病房的逐步开展，健康教育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具体地、连续地、动态地、系统地对孕妇实施健康教育，就必须真正了解孕妇的需求再实施个体化、针对性实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妇在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应对，以减轻心理紧张度。
3．4加强对有合并症组的孕妇的心理支持
从家庭成员的主要支持来源的调查结果表明，孕妇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是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所以护士应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调查还显示有异常组的孕妇的夫妻支持率（93.3%）和公婆的支持率（71.7%）低于正常组的孕妇，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隐瞒或潜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这时护士应巧妙地运用沟通及时得到夫妻双方的理解，为孕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向孕妇提供可能获得支持途径的信息，如医护人员也是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指导他们积极寻求恰当的帮助与支持，主动参与护理活动，自觉调整精神、心理压力，保持情绪稳定，维护心身健康〈4〉。
3．5良好的妊娠心理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有资料表明孕妇的心理状态，如紧张、敏感、焦虑、恐惧、激动或抑郁均可影响妊娠子宫的血流供应，继而影响对胎儿的氧供应，导致胎儿缺氧或营养不良，造成死胎、早产或胎儿生长迟缓，如果给与合理的心理安抚或社会支持后，可大大增加胎儿的存活率〈3〉。另有报道表明不良心理因素会影响泌乳，使乳汁减少。正确、及时、有效地心理疏导，有利于孕妇保持一个良好的妊娠心态，促进胎儿健康地生长，同时也保证了产后顺利地授乳。
4结论
关键词：利益；贫富差异；原因；对策
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由于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思想观念的差异、制度的因素，特别是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又出现了许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隐患，其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可以说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一部分人的相对富有，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穷。尽管政府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客观地说，收效并不明显。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种差异呈现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贫富差别
近20年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也是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区间为0～1，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则属于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乱的危险状态(Danger)。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1988～199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496。200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8。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已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尽管基尼系数不是绝对的，运用它时必须考虑具体条件，如测算区域、人群大小、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等因素。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基尼系数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社会蓝皮书》：收入差距的扩大已表明，20％最高收入者与20％最低收入者实际上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
二、城乡差别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2007年扩大为3.32:1。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数字中直观地看到这种状况：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2000年为6280元；2005年为10493；2006年为11759；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6元、2253元、3255元和3587元。可见，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还可以从家庭恩格尔系数对比中感受这一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2；2000年为39.4；2005年为36.7；2006年为35.8；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分别为：58.5、49.1、45.5和43.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
据统计，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距：1990年为824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绝对差距9646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1990年为2.20:1。2004年为3.21:1；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我们如果把农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挤掉，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利和优惠折算成收入，那么，城乡居民事实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三、区域收入差别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曹玉书2007年在第二届中国东西互动发展论坛上说：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中国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仍在增加，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西部的2.2倍。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西部地区的1.5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1.3％，人口占3％。而GDP却只占全国的17％；而东南沿海5～6个省的GDP超过全国的50％。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
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23623元。最低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20元，相差2.33倍(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收入最高的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222元，收入最低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00元，相差4.44倍。
四、行业收入差别
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工资差距是1.38倍。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高收入行业表现为垄断性。2005年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所处行业不同，收入差距太大，这在当前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是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是高得惊人，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据有关部门测算，在行业收
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由于收入差距及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差距的扩大。200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在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位列群众最关注的十大社会问题之首的就是：“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按照学者李强的观点，分化造成了“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收入差距的拉大，容易造成人们心态的失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当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失业群体、残疾人士等所谓的弱势阶层难以接受和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时，社会稳定的局面就会因此失衡。事实上，近十年来，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行为越来越激烈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发生的中，经济利益引发的占到60％。可见，利益矛盾已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性矛盾和主导性矛盾。正如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的，社会矛盾多数是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引起的。
第四条 国家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和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
第五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拟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七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制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配置计划、确定重大投资项目，应当进行风险评估，并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财产应当独立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财产，独立于投资管理人投资和托管人保管的其他财产。
第十七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制度。
第二十二条 审计署应当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审计。审计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监督工作中滥用了职权、玩忽职守、徇私和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可以接受省级人民的政府的委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受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国务院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不是社会保险基金
《条例》的出台，涉及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也有助于缓解未来年轻人赡养老年人的巨大压力。
目前，我国已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亿，占总人口比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8亿，占总人口比为10.1%。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基金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迫切需要强化对基金投资运营的管理和监督。
“《条例》规定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保险基金不是一个基金。”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表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在投资运营上，坚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原则;由于短期内暂不发生支出，更适宜开展中长期投资。
周军，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江苏 南京 210095；
程倩，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管理创新；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29-08
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整体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历史地看，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所创制出来的社会秩序，无论是从哲学基础、科学精神，还是人们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来看，它都体现为一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和线性决定论逻辑。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旧的社会秩序正遭受挑战，它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更是越发遭到诟病。当旧的社会秩序在频繁发生的危机当中逐渐表现出各种不适应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基于线性模式而建构起来的创制秩序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社会秩序的逐渐生成，并且它是基于正在生成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因而，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通过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向现有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治理方式，以及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我们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与服务型政府模式相适应。由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考察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挑战，把握其中蕴含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机遇，我们才能在这个新的时代坐标系中发现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现实背景、理论方向以及实践路径。也只有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社会管理创新才可能适应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当今这个高速流动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存在的共同主题，也有只涉及部分人口的地域性、特殊性的具体问题。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下，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在面对这些共同主题和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中心国家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捣鼓，而不愿意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边缘国家则忙着模仿和复制西方既有的制度框架，而逐渐错失为人类社会贡献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机遇。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还是处在边缘地带的后发国家，不论它们所面对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还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问题，想要承担起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满足这样两个前提：一是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二是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如张康之教授所作出的判断，“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构成了当今社会治理变革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中，从现实走向未来的道路展现出了一幅流动的图景。”〔1〕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边缘国家正享受着来自中心国家的民主和官僚制的“恩赐”，因而导致其社会管理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在中心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迫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这些国家则在“改革”的名义下强化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得“改革”陷入到“改良”的庸俗境地。其结果是，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迷恋于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愿意打破它们去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且还乐意于将它们推送给后发的边缘国家，以期建构起中心与边缘的同质性。而对于边缘国家来说，面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似乎又非常乐意于学习和模仿中心国家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我们在一个时间线上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后发的边缘国家所遇到的那些现实的社会管理问题基本都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如此认为）。因而，发达国家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是可以帮助后发国家解决那些眼前的问题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我们在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中去观察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它们非但不是过去出现过的老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新问题，即使它们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与过去有些类似。因而，如果我们不能以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去看待问题，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话，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为走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因为挪用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的制度以及治理方式，所以，产生了那些中心地带国家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再借用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至于永远追随着中心地带国家的脚步。”〔2〕归根到底，就社会管理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地实现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然而，通过我们谨慎但仍然是粗线条式的文献考察，我们却发现，尽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赞同或至少不否认人类社会处在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然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的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则因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在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不能准确定位全球化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中也会因此而误入歧途，并直接导致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这个坐标不仅没有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参照系，反而成为了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巨大藩篱。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应当也必然要作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进行理论创新的坐标之一。
在世界化的空间坐标中，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甚至就连民族国家也只是用它来开展社会控制的一个相对封闭的框架。实际上，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服务于一种精英治理或能者统治的逻辑的，这也正是世界化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世界化、工业化进程造就的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而是处处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正是以此为坐标建构起来的，这也就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决定了它是从属于建构中心―边缘结构之目的的。与世界化进程不同的是，人类社会正身处其中的全球化历史运动则蕴含了一种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诉求，然而，这一诉求却无法通过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而必须通过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和社会管理创新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以全球化为空间坐标并反过来帮助全球化运动完成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全新课题。在这个以流动性为尺度的开放社会里，人类社会通过管理型政府所开展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遭受了质疑，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人类共同事务几乎都不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形”而在这样一个控制体系中加以解决。如果说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所建构起来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与管理型政府追求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相契合的，那么，当我们在全球化这个新的空间坐标中去思考如何进行流动性、开放性世界中的社会管理时，则必须充分考虑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差异性的问题。我们的这种思考在其基本方向上走向了建构一种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可以定位为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的话，那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则可以定位为它们的时间坐标。当然，这种空间和时间意义并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或者我们宁愿说，世界化、工业化是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我们正在建构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这里，我们同样要注意的是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我们对此的基本判断是，它们是人类社会在这一变革时代中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面向。或许，我们可以分别以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去认识它们，但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认识人类正身处其中的这个变革时代，就必须将这二者视作统一的时空坐标系。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与全球化这个空间坐标一样，后工业化的时间坐标也同样遭遇不同话语体系的困扰。从社会变迁的现实来看，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实际上，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我们既看到了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描述，同时也看到了以此为时代背景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然而，当我们仔细揣摩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变迁时，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大多数学者仅仅是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来标榜其研究或设计的前沿性，而并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后工业化进程之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因而，这不仅破坏了后工业化进程所意味着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因而，就社会管理而言，工业化进程所塑造出来的是一个追求标准化和同一化，却不断走向领域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管理型政府通过控制性规则来实施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新的社会特征则在各个层面上向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管理型政府却依然想要捍卫自己的领地，社会管理及其改革方案依然是控制导向的，殊不知它所从属的那个时间坐标已经被后工业化进程所替代，即便它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地。与工业社会追求同一性却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承认和包容差异性而反对不平等。当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无法在不平等问题上继续有所作为时，我们就必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寻求承认差异性而拒绝不平等的社会管理方案。它不是适合于管理型政府运行逻辑的公正的能者统治，而是一种通过服务型政府模式来实现社会管理责任承担的新路径。因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现实的逻辑起点是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以及复杂性的世界中走向了失灵。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那么，实际上，这一时代背景也对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期待。
二、网络结构生成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观察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需要将之放置在它所隶属的那个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才能获得理解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理论正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因而，我们既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继续维持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也不能将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所进行的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到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预示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的话，那么，反过来，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在影响和建构人类社会。我们看到，在这些创造性科学技术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影响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并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实际上，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的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线性结构，并努力建构起一种网络结构。如果说一类科学技术的出现并改变人类社会需要很长的进步、演化过程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则无疑令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节奏发展、变化、更新着。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它们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惊人的推动力。可以说，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已经处在了涌现的状态，如果说过去百年才能完成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转变的话，那么，在当今这个不断加速的快节奏的社会里，几乎每隔几年我们就已经处在不同时代了。我们生活在快速变革的社会里，未及回首一个时代便已过去，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才如此加速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将人类正处于或即将处于其中的历史阶段称作为信息社会，或者可以在与工业社会的比照中将之称作后工业社会的话，那么，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为人类社会开启通往新时代的门扉，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意味着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地看，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现实。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缩影，因而，认识社会就可以从认识它的组织形式开始。按照韦伯对官僚制组织的设定，组织的工作本质上可以简化为一切形式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规章制度所架构起来的官僚机器将在组织中活动的人当作机器的零部件。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从简单、确定逐渐走向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官僚制组织形式则是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用来应对复杂任务的一部机器。与农业社会早已存在的官僚制不同，工业社会中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官僚制的运行规则中，人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分离的，因而，以官僚制为典型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则往往也表现为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分离，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所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这就将他们从一个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化的人。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尤其在20世纪，伴随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垄断性的角色和地位直接决定了人们按照官僚制的组织方式来建构社会的基本思路。在这个行政国家里，官僚们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3〕在组织结构上，官僚制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因而，在20世纪这个由官僚制组织构成的社会里，社会的结构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则是不一样的景象，尽管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未来潜力还比较模糊，但他们相信，通过信息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正在改变社会及其组织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性变革指向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我们看到，如果说官僚制组织具有等级化内涵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线性结构的话，那么，正在生成的组织结构则无疑是具有非中心化内涵的网络结构。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的政府变革在偏离官僚制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政府当中繁文缛节的减少和等级结构的扁平化都说明了，当我们在逐渐远离官僚制的旧轨而准备踏步前行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于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结构。
如果说早期的信息技术发展，比如有线电、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视、电话等，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可能性了的话，那么，随着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各种可能性都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时时处处蕴含着未来发展的各种潜能。在以往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基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支持的。而随着创造性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在制度设计的意义上已经可以突破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并可能很快实现不同形式的制度设计。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的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其他人保持地位平等的联系，正如福克斯、米勒所描述的，“这些虚拟的社区不受地域限制，更多地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4〕通过网络技术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消除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地位、财富等身份差异，但同时又不会因此而消灭了人的总体性和个性化。人类社会在构成方式上的变革预示着我们必须通过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来满足网络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新需求、新期望。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再次处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来说，像法制对习俗的替代过程将会重现，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将经历一次社会规范体系的变革。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因素越来越多地超脱于现有社会规范体系之外，治理者试图将它们吸纳到现有的法制规范体系之内，却发现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变好，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模式需要一种合乎这一社会现实及其特点的规范体系。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来的行为依据和活动规范或许还将起着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作用，但显然的是法制规范将从它的主导地位上退下来，逐渐被新的规范因素边缘化。在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生活价值的追求中，如果说社会生活中客观性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规范来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在主观性方面则显然是无法通过法律规范来加以治理的，因而，它呼吁一种全新的社会规范。如果说网络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虚拟世界的生成，那么，人类穿行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时，则无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主观性。因而，在虚拟世界中，试图通过法律规范来治理它的构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快地便陷入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因此，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它需要人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治理规范和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优良社会秩序的建立。
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的生活空间从物理世界扩展到虚拟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如果说人类在物理世界中交往活动时刻受到线性时空的限制的话，那么，在虚拟世界里，社会交往活动则无疑在很多层面上超越了这种时空限制而立体化、多元化地进行着。当时空规则发生改变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也跟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甚至在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层次上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然而，如果我们用旧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框架去看待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则会仅仅将之定位在良好社会秩序的破坏因素的位置上，并逻辑地采取遏制其发展的措施去对其进行依法治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网络技术不只是一种新的生活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变革因素，网络技术及其所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涌现正在变革人类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正在生成一个具有网络结构的社会。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化趋势正以一股强有力的势头打破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建构起来的不断分化的、领域隔离的、碎片化的社会，并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中推动人类朝向总体性的方向发展。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人类社会都在网络化过程中构成了一个互动系统。作为一项创造性技术，网络技术无疑促成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因而，它的社会意义是远远大于它的技术价值或符号象征意义的。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它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在于：促成了社会的网络化，让人类社会在它的启发下重新以网络的形式来加以建构。甚至可以说，网络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造就了一个拥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拥有了网络结构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阈边界，朝着总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5〕
三、在新时空坐标系中定位社会治理体系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定位理论建构和改革方案所处的特定时空坐标系，那么，它们就很容易走偏。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所进行的政府改革运动以及社会管理方式变革尽管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但是那些方案和理论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维系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开展的。即使是那些看似有着一些新前景的理论或思想，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也是出于对管理型政府模式建议修缮的要求而进行的思想叙述。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制度包袱和对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某种虔诚，西方学者虽然先于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第三次浪潮”，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到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出路，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批判并超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全新理论建构是心存畏惧的。因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时空坐标系正在生成，它引导我们走出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引导我们去在新的时空坐标系中思考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能性。
对社会管理创新所开展的考察，既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预设，也不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导，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观察到的变革和创新诉求。因而，当我们将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在社会现实当中时，我们便会看到，管理型政府在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活动时是基于民族国家这个框架的，而如今这个框架正遭受着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冲击，而产生这种冲击的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而是一场全新的历史运动。如果说将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定位为世界化是历史事实在理论建构中的呈现的话，那么，我们把服务型政府模式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的空间坐标定位为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也是符合当前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迅速增长的社会现实的。然而，从全球化的视野去观察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则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思维窠臼中走出来，走出用世界化的旧眼光观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思维定势。因而，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是两场不同的历史运动，那么，社会管理创新的坐标定位就要在它们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如果将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世界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绑定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不断增长的世界里继续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继续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最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的世界里，管理型政府通过固定、封闭的空间所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失灵了，整个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了失序的状态当中，用贝克等人的话说，就是人类陷入了“全球风险社会”。〔6〕
我们将全球化、后工业化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空坐标系，它不会停留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简单叙事上，而是要深入到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内部，去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因而，概括地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线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以及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历史运动。
历史地看，在分析统治型社会治理时，我们是将它放置在地域化、农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中的，而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中，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是单一性和确定性。我们看到，农业社会在其社会结构上表现为一种等级身份镶嵌结构。因而，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就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社会治理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等级身份镶嵌结构来获得确定性，并因此也就使农业社会的治理问题变得非常简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体系并不复杂甚至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县令带着几个捕快就可以实现对一方的治理了。然而，在世界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长，因而，在这样的时空坐标系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概括地说，世界化、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在这种克服不确定性的确定性追求中，管理型政府建构起了一种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如果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人类陷入到风险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的现实则无疑证明它已经走向了失灵，而这一变化的现实背景正是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维系或修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并通过这种政府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创造性思维。而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条件下的问题解决方式不同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从问题出发去寻求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那么，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创造性科学技术。其实，这也就为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立一个新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又找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技术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我们看到的是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兴起。从科学范式演进的角度去观察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管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巨大藩篱。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既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现，同时它也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在社会层面上，它更是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的转变。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承担起了如何在社会网络结构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的使命。依我们之所见，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社会变革所呈现出来的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个性化、多元化等可以按照其逻辑关系归结为三个变迁过程：“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以及“个性化―多元化”。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即正在生成中的多元社会管理力量都是这一网络结构中作为行动者的节点，在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中心或边缘的合作关系。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管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重拾起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并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这既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也是变革政府模式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出路。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制度设计、政府模式，还是社会管理方式，都需要放置在社会变革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理解。这就引领我们去思考人类社会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指引之下，我们在反思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而既有的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不能满足人类在这一变革时代中的新需求，这就导致了我们既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性技术，特别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从网络虚拟世界的生成和社会结构的网络化两个层面上打破人类社会的线性结构。网络结构的生成要求我们超越基于社会线性结构之上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通过这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项考察中，从社会变迁的现实出发，我们为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确定了一个新的时空坐标系，即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在面对这样一个时空坐标系时，我们会遭遇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即便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并且我们也认识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然而，如果我们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依然用世界化、工业化的思维和眼光去应对我们正在面对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那么，所谓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或许只是表面功夫，甚至会使社会管理实践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二是在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打破旧的思维框框，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努力实现一种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塑造，然而，这种创新也要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关怀和理论准备，否则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再好，也会导致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因而使一项很好的理论设想和治理方案遭受诸多质疑。这也就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是与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而，对于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来说，我们必须面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去建构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以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为基点去开展社会管理体系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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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WT. London Wetland Centre[EB/OL]. .
The Inclusiv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Social Business and Its Conditions
Gao Chuansheng
[Abstract]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are also more prominent. Social business is a new form of NPO， which is dedicated to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profit business model. Social business is growing abroad， but has not yet been widely cognitive at home. A lot of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show that social business has distinct functions in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but can interact with three traditional society sector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s of social business correctly and make policy efforts to renew idea， make policies，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rain talent. take measures， and encourage other organizations to invest or transit to soci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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