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09:22:3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智能制造；生态环境；生态链；装备制造企业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063
[中图分类号]F276.3；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02
企业生态环境的重塑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与智能化的融合。如今，这种表现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今后也必将成为产业发展的焦点。面对这样的产业环境，谁能抓住机遇便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先机，从而保证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1 智能制造重塑企业生态环境的特点
1.1 生产方式模块化
智能制造模式，即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大量的现代信息技术，从而使生产模块化。所谓生产模块化，即将原本复杂的系统分为若干独立的子系统，而智能制造模式的优势便在于能将若干分散的子系统集成到一起，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下优化集成子模块，优化产品的生命周期，不仅提升了产品质量，还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产品模块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逐步成为产品制造业未来应用的主要生产方式。
1.2 组织管理标准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的逐渐流行，分解内部工作模式与服务外包模式的应用也越来越普及。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将促使企业传统组织边界的瓦解，各企业之间也不再是独立的封闭状态，而是形成一种基于网络的生产模块，每个企业都是其中的某一节点，甚至连企业内部的每个部门都能成为智能生产网络中的小节点。而作为生产网络中专门从事大型装备制造的企业或组织，必须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进行分工与合作，才能形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
1.3 产品升级服务化
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智能制造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只有积极革新传统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才能良好的满足现代社会需求。随着生产过程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劳动效率的提升率将会逐步下降，传统以提升劳动效率增加产品价值的方式已逐渐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而是需要为产品添加更多的附加价值，才能争取高额的利润。经实践证明，能获得丰厚回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即产品的研发过程及市场终端。而随着智能制造生产系统的逐渐普及，产品服务化的发展将成为制造业创造未来价值的重要途径。
1.4 商业模式平台化
消费者能全程参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是产品生产智能化的最主要特征。这也对大型装备制造类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促使其改变线性思维模式，并打开与消费者沟通的大门。此外，还要加强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打通企业与外部之间的联系，进而为企业构建在线交流平台提供便利，使企业能可从通过外部渠道获取企业资源，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现代社会中，以平台化模式运作的最成功案例当属电商企业，阿里巴巴正是通过平台化运作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并成为了全球互联网的巨头。由此可见，平台化的运作模式对企业重塑商业模式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1.5 市场营销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步伐的逐步加快以及智能化产品的快速发展，各种渠道均被得到了有效整合并进行了互联网化的营销系统。电子商务以绑定用户银行卡、水电缴费卡等方式，将消费者的网络消费变得更加快捷。同时，整合后的产品渠道，其内容丰富的产品也是传统终端销售所无法达成的，这些都对传统销售模式、渠道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网络化的营销理念必将成为今后社会的主流营销方式。
2 智能制造生态链，助力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途径
2.1 强化协同创新
一个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具备良好的整合社会及全球资源的能力，而非单一的创新自身资源。传统封闭的创新模式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因此，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必须向联盟式的协同创新方向发展，积极开放创新式平台，唯有如此才符合现代技术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大型装备制造类企业来说，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市场，积极寻找创新机会，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在现代先进科技的帮助下，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以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从而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收益最大化。
2.2 提高标准化水平
在智能制造重塑的生态环境中，对各行各业均有其行业标准，若无法达到标准要求便无法成为该生态环境中的一环，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自然也不例外。其中，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工厂到物流，都需严格按照智能制造的标准来进行，如采用最新的数控智能设备，实现设备智能化的互联与互通、协同不同组织的生产过程、控制生产质量与决策支持系统等。作为企业，应设置专门组织机构负责企业的标准化管理，一方面及时更新行业标准信息；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企业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保证标准的实用性。
2.3 进行智能化改造
智能制造重塑的企业生态环境中的智能化改造是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的智能化改造不仅是引进最新的智能设备，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过程是将产品的研发与设计、产品的生产过程与管理运营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最终形成完善的智能制造系统。当然，企业在进行智能化改造时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完成智能化改造的转变。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采取试点示范的方式，以提升各企业向智能化改造方向转变的积极性。
2.4 推进服务化转型
服务化转型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任何企业只有向服务化的方向转变，才能有效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最大化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业务流程重塑的过程，其重点在于结合用户需求拓展展品功能，并在此过程中，添加售后服务、企业管理、平拍管理等环节，以提升服务在企业产值总的总价值。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在进行服务化转型后均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IBM、海尔等传统加工型制造企业，这些企业都在是进行服务化转型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5 注重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组织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产业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及企业内部之间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而企业组织唯有根据这些变化适当地作出调整，才能保证自身的健康成长。而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趋势也促使企业不断创新自身商业模式，才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实现应有的商业价值。对处于智能制造生态链中的大型装备制造类企业来讲，唯有不断地进行技术、组织以及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才能更好第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
3 结 语
在智能制造时代背景下，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应该不断整合多方力量，形成合力，从而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力创造良好的条件，有效提升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便推动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能够更加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晓英.云制造模式下大型装备成套服务运作协同与优化[D].镇江：江苏大学，2013.
[2]商小虎.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3]施进发，姚延伟，杨晓英，等.大型装备企业服务型制造协同平台研究[J].制造业自动化，2014（6）.
[4]范卫锋，杨晓英，吕锋，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工装信息系统的研究[J].矿山机械，2012（1）.
【关键词】研究生；协同创新；环境
1 环境类研究生协同创新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我国资源的土地、环境和劳动力的使用率成本不断上升，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逐渐弱化，因此，经济发展方式需加速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转型，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创新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作为国民教育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是人才第一资源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生产力的重要结合点，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我国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创新是人们长期从事实践活动总结出来的成果，是科学认知的突破，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认知、了解、积累和突破的结果。目前我国研究生突出表现为课本知识丰富，但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不足。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主要以导师个人为主体，没有形成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环境。这种培养方式对于创新能力偏弱的地方高校，由于导师个体的培养能力、培养方式及培养条件的限制，没有形成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环境，导致高校创新能力建设水平较低。2011年，我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协同创新推进“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协同创新计划）。通过有效汇聚创新资源和要素，突破创新主体间的束缚，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进而实现深度合作，达到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这胆大主体任务之间如何互相协调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是协同创新的重中之重。
在创新要素聚集过程中，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创新团队都是凝聚创新人才的主体，而行业产业又是环境类创新人才的需求主体。环境类学科作为具有重要产业依托的学科，需要通过与产业协同，构建“学科―平台―团队―产业”相协同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提高环境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通过“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开展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科研更好地实现环境类研究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3 环境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特点
3.1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需要深度聚集学科、平台、团队等创新要素
以重庆工商大学环境类硕士生培养为例，现有的环境类5个硕士点分散于多个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进行培养，通过聚集创新要素，可以实现高校创新能力提升与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协同互促。
3.2 环境行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创新能力要求
环境相关行业和产业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要求环境类研究生具有与时代相符合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也为环境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3.3 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的机制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目前，重庆工商大学已经建设了“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协同创新中心的三大任务之一。这需要从协同创新体的建设入手，建立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创新团队与行业产业之间的协同机制。
4 学科―平台―团队―产业协同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对策建议
4.1 学科素养培育
依托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所在的环境科学与工程重庆市一级重点学科，由学科点对本学科内的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学科素养培育进行整合，制定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大类学科基础培养方案，协同培养环境类研究生宽口径的环境学科素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让研究生对自己的方向有更准确的定位，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具备从事本行业研究的基本职业素养，善于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
4.2 平台交叉实验
整合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的两个省部级创新平台，以协同创新体统一消除不同创新平台之间的界限，统一分配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研究生在不同的平台进行分组实验，组织创新平台的环境类研究生进行交叉实验培养，有计划的在科研平台进行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科学问题再不是单一的专业知识，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综合知识，因此，传统的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解决科学研究的问题已经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培养研究生多学科交叉融合知识的能力，锻炼研究生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的方法。
4.3 团队融合创新
多学科导师组成的科研团队的培养模式必然会产生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能够将多学科的背景、专业知识、思维方式及科研能力相结合，以发挥其最大优势，这种培养模式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前形势下研究生培养的需求。
融合环境与能源化工协同创新中心的4个省部级创新团队，结合创新团队融合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实施，鼓励5个环境类硕士点的围绕跨团队的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创新研究，进一步拓展研究生的重大科研创新能力。
4.4 行业协同对接
根据协同创新体中重庆化医集团、重庆远达环保等行业产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凝练创新方向以实现与环境类行业产业的需求对接互动。有计划地组织环境类研究生在行业产业的企业工程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研究活动，培养符合行业产业需求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成果向行业产业的转化。
5 结束语
多学科、多平台的协同创新方法培养研究生是一个系统而且复杂的过程，高等院校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高等院校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国家培养新环境下需要的综合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王玉龙，曾庆军，薛文涛，等.跨学科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中，2012（9）：16-17.
[2]高永毅，唐果，李鑫.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研究的研究方法[J].中国电力教育：中，2013（3）：8-10.
[3]季晶.推进高校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服务能力[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12： 024.
[4]杨胜，方祯云，蔡金清.研究生创新团队的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5）：44-47.
关键词：动态环境；可持续成长能力；提升机制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在当今的动态环境下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什么有的企业寿命短暂，成为“流星企业”，而有的企业能基业长青，成为“百年老店”？怎样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成长？因此，尤其在当今的动态环境下，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及提升机制的探讨显得很有必要。
一、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内涵
企业可持续成长不是成长过程中某个相对独立时期的状态，而是对企业总体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目前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概念提法不尽一致，但其内涵都包含基本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企业在存活下来的前提下，力求整体成长壮大，在质和量两方面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整体呈现稳定成长状态，成为行业内的“常青树”。事实上，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共同构成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基本分析框架。文章将首先分析动态环境下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演化路径，在其基础上再探讨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及提升机制，旨在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成长。
二、动态环境下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演化路径
迄今很多学者探讨了企业成长，但大都是在静态环境下研究的，这对动态环境中的企业来说，说服力不是很强。动态环境作为当今企业的主要生存背景，具有高度的复杂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成为讨论的假设前提。
企业的成长状态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是相对于同行业的企业发展状态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企业的成长建立在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之上，能不断的创造其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可持续成长。当今企业想在动态环境中长时间的维持某个竞争优势非常困难了，整体的竞争优势都是建立在持续、短暂的相对优势上。只有不断的积累新的竞争优势，也就是保持动态竞争优势，才能使企业可持续成长。
动态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优势也快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竞争优势可能消失，新的优势产生并起到主导作用。要保持整体上的持续竞争优势，只有在企业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在代际成长中持续的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以更新旧的竞争优势，依靠动态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其动态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环境下，企业先前拥有的能力所发挥的优势可能会接近极限水平，此时，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新的能力形成企业的动态能力，即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因此，在一个动态复杂环境下，企业要想保持可持续性成长必须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建构动态能力，形成“动态能力持续竞争优势可持续成长”的路径。
三、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及其提升机制分析
1.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
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拥有即要企业获得动态能力，动态能力的获得需要不断的创新，推动企业的能力不断更新，保持动态创新的势态。此处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还包括组织结构、营销策略和管理等方面的。如何使企业保持动态创新的势态？本文认为是在有能力的企业家的领导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对未来的发展领域进行准确定位，充分利用拥有的资源，应用组织能力，不断进行学习，进而进行动态创新。这其中包含企业家、资源，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四个要素。
创新在不断的学习中进行，通过研究已有的知识，改进或发现来进行创新。动态环境下，前沿的知识快速更新，要想通过学习实现创新，容不得企业进行漫长期限和低效的学习，且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有限，不能进行太宽泛领域的学习，所以需要企业进行精准和高效的学习。
精准和高效的学习需要企业家有效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制定合适且明确的发展战略，确定发展领域。只有有了明确的战略定位，确定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实施计划，企业的学习才是有方向性和争对性的。当然，这也要企业家具有战略思考能力，进行战略定位；具有创新意识，勇于创新实践并承担经营风险，才能实现战略创新，引导企业不断学习和创新。同时，企业现有的资源和组织能力也是其学习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这里所指的企业资源是广义上的，包括一切能为其控制或利用的内外部资源集合。它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承担着基础角色。
此处组织能力包括刚性和柔性两个方面。刚性方面的能力是外在的，可以物化的，能迅速被模仿和获得。柔性方面的能力是根植于组织中的，不能被轻易模仿和获得，如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价值认同等。组织能力在企业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
在不断学习进行动态创新的过程中，以上四个要素所起的综合作用至关重要。企业家起主导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成长的进程。资源和组织能力作为两大基石，起着基础的支撑作用，离开它们就失去了企业成长的基础。学习能力是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和维持的必备能力，贯穿着学习创新的整个过程。
2.提升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企业要在动态环境下培养和提升动态创新的能力，可以着重从提升企业家能力、储备战略性资源、重视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建立学习型组织和加强创新五个方面进行。
（1）提升企业家能力
提升企业家能力主要是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精神“人格化”的集中体现，它是整个组织所体现出来的核心精神，非某个自然人的精神情感。培育企业家精神一方面要企业家不断“修身”，提升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创新精神，勇于进行创新实践；另一方面要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是企业，社会和政治法律也要建立支持鼓励和保护创新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储备战略性资源
在动态环境下，可持续成长的企业总是能抓住机会，渡过危机，实现代际推进。虽然有时看似带有某些偶然性，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其拥有的战略性资源是必然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Penrose的“内生成长论”，企业拥有的资源是决定其能力的基础。把未利用资源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它的继续可利用性是企业成长的原因。战略性资源是资源中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部分，适度的储备战略性资源，既能防止企业行为的短视性，又能为未来抓住市场机会做好准备。
（3）重视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
企业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组织，智力资本占据核心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主战场。所以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促使员工进行职业规划，鼓励学习和创新，加强能力提升，建立健全人才激励制度，为企业可持续性成长建立好人才库。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相应企业组织也会不断增大，良好的组织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需要建设一套完备有效的制度，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制度应具可实施性，灵活有效。要使制度落到实处，切实起作用，注重制度的推行、检查、评估和反馈。用完善的企业制度为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提供保障。
（4）建立学习型组织
组织学习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必备能力。为了深入学习，实践创新，学习型组织的培育是企业持续要做的必修课。如何建立学习性组织？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持续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学习机制和激励制度，为建立学习型组织保驾护航；二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身体力行，树立学习榜样，起到表率和引导作用；三是要将主动学习根植于组织文化中，营造人人学习的氛围，促使全员参与学习。
（5）加强创新
创新作为企业持续获得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法宝，加强创新是必须且必要的。一是要增强全员的创新意识，不能安逸现状，从思想认识上重视创新；二是培育创新能力，从寻找创新方向目标，学习和应用创新方法到创新成果的孵化及应用整个过程的知识和能力都要不断积累和提升；三是对创新过程控制的把握，有效适时的控制创新风险，创新都具有风险，一旦创新失败，带来的损失要控制好，才能保持整个企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成长状态。
参考文献：
[1]郭蕊.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关键纬度及分析模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
[2]李允尧.企业成长能力研究[D].中南大学，2006.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制度供给力；互动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65-03
农村生态环境是在消费使用上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他性的公共资源，对其使用和保护容易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在保障我国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要加快探索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径、新模式，以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代际间的可持续发展。
一、城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源分析
1.来自农业生产的污染。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它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也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对廊坊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的考察，发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类型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其主要污染原因并不同于远郊农村。
首先，随着城市外扩带来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聚居在城市近郊。这些外来人口从当地租来土地，建大棚栽种蔬菜。通过对廊坊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观察和对租用者的随机访问发现，大多数外来农户的土地租约在3-5年，属于土地的临时租用者，他们对土地和周边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强，只是追求在租约内盈利最大化。对于“购买农膜时都会注意什么问题”的询问，几乎没有租用者考虑过农膜的降解问题，他们只关心农膜的透光度、防雾度等会对生产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而且除了降解问题，农膜回收也很困难，统一处理的不足十分之一，已经成为农地的白色污染。
其次，出于盈利的需要，农民栽种的多为反季节蔬菜，为保证产量，防治病虫害是必须的。从栽种前的大棚内部杀菌到蔬菜成熟、罢园，平均每亩土地需要使用农药总量在5.25公斤左右，而能够被植物吸收利用的不足30%，其余几乎都残留在土地中。由于气候原因，一年只能栽种两季，年平均净收入每亩不足五千元，出于成本与收益间的权衡，虽然知道市场上现有的价格昂贵但低毒高效的农药对保护农地产能有利，但这种农药并不会成为农户的首选。
最后，虽然农户的租约一般在3-5年，但调查中发现在同一块土地上栽种同种类型蔬菜的年限大多超过五年，由于同品种连作加上不倒茬、不休耕因而导致土壤板结。虽然农家肥有利于保持土壤生产能力，但是见效慢，所以农户在选用农家肥的同时会更多的投入化肥的使用量，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见效。农家肥与化肥的使用比例大约在1:3，然而化肥的平均吸收率不足十分之五，残留在土壤中的重金属等化学元素间产生的拮抗作用会影响农作物产量，农户为了增产又会使用化学肥料，这样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
2. 来自工业生产的污染。随着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近郊农村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工业废水废气是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源之一。由于地域原因，这些工厂布局分散，进行科学统一管理不便，工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了农村周边的生态环境。据统计，乡镇企业每年有大量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其中废水排放量30亿吨，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达到3000万吨。同时这些企业并不关心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吨位卡车的进进出出破坏了农村道路等，导致村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除了工业污染外，城郊农村面临的一个新污染源就是城市外扩过程中的建筑残留物污染。因为后续资金不到位和市场需求等原因，城市近郊有些村庄只是进行了拆迁便闲置下来，大量的砖头瓦块堆积在村庄，这些建筑残留物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
3.来自生活方面的污染。生活垃圾是城市近郊生态环境的另一个主要污染源。导致城市近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活垃圾一方面来自于农民们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于城市的转移。以廊坊市为例，居民生活垃圾排放量逐年增加，并且包装物等化学制品固体垃圾比例逐年上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明显不足。考察中发现，城市近郊农村几乎没有生活废水集中收集排放设施，90%的生活污水被直接泼洒在院外的马路上或者屋后田地里。含有洗衣粉等化学制剂的生活污水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影响村民的饮用水质量。
近几年，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考察中发现农村垃圾回收站或回收池的建设量不足三分之一，一般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回收点，这些回收站或池的使用率不足30%，大多数生活固体垃圾仍然堆放在田间地头，夏天恶臭难闻，雨天就顺着雨水流到路上，严重堵塞道路，污染生产环境的同时又进一步污染了村民的生活环境。
二、城郊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1.传统市场为中心治理模式的缺陷。生态环境治理者求助于科斯的产权交易理论，希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有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手段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市场的本质是逐利，以市场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治理必然走向失灵。
首先，在市场环境下，农民个体不会自主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存在竞争的市场上，产品或服务被生产和交易的原因在于其生产者能够从中获得收益，即成本小于收益，然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其成果能够被所有村民分享。农民是简单的个体，在保护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活动中，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的成果会为居住村庄内的所有居民享受，但是成本却是由实施者自己承担，在成本不能由全社会或者居住领域内的所有居民分担而收益却可以共享的情况下，奥尔森的结论又一次被验证：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集体行动困境出现。另一方面他们无法自主的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原因还在于，农民个体的力量对于整个村庄而言是微薄的，影响力不大。其次，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产权明晰，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力在最初是如何分配，都会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财富最大化”[2]中包括“产权明晰”和“交易费用为零”两个严厉的假设，将产权理论应用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必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我国农村分散化经营的特性，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无法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实现明晰的产权界定，更不要说交易成本为零。因此无法应用市场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集体不作为加上农村生态环境无法有效实现明晰的产权界定，简单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治理方式不能有效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2.传统政府为中心治理模式的缺陷。在市场无法有效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时，政府回归到治理的中心，然而，以政府为中心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自然地把其他主体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政府由于有限理性、政策滞后性和寻租等亦被证明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国政府的考核体制决定农村生态环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经济增长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将农用耕地征用外租给企业办厂或者卖给开发商建楼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农业生产所得，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周期长，收益具有滞后性，结果不易定量分析，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有些甚至为了发展经济不惜破坏环境，环境成了发展经济的牺牲品。其次，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基层政府间和农村村委会间的协调。导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达不到规模经济效应，收效甚微。最后，政府也无法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包括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3]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也无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搭便车行为。
无论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交易治理模式，还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和措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并不是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构建一种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三、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条件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4]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治理模式能否实现，需要考虑制度供给的动力能否推动现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的转变：只有当制度供给的动力大于阻力时才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变。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四个行为主体：政府、农村自治组织、企业和村民。考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制度供给必然要考察这四个主体的制度变迁力，即考虑多元主体制度供给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只有当制度供给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各个主体才有动力去推动制度的变迁，如公式①。
制度供给力=制度供给预期收益-制度供给预期成本＞0……①
其中制度供给预期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放弃该行动所得到的正、负收益，所以：
制度供给力=制度供给预期收益-（制度供给直接成本+制度供给贴现率）＞0……②
1.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政府包括中央一级政府、省市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其制度供给力如公式③。
政府制度供给动力=N（g）=F(cg,lg，mg)=N(cg)+N(lg)+N(mg)……③
其中，g为政府，cg为中央政府，lg为省市级政府,mg为乡镇政府。
首先，考察中央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民和城镇居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生产资源，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会对我国的长期发展、综合国力产生深远影响，所以中央政府极为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中央政府的社会形象，还能够稳定社会，夯实执政基础。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所以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并且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政策倾斜度。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投入的金钱和人力成本很少，主要负责生态环境治理规则的建构。因此，由公式②可以得出：中央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制度供给动力N(cg)趋向于无穷大。
其次，考察省市级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力。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制度，省市级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付出的人力、物力等直接成本较高，同时，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意味着要调整农村经济发展结构，甚至关停一些利润丰厚但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企业，会减少本地财税收入，在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的同时也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绩效。不明显的收益与实实在在的成本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因此，省市级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N(lg)并不确定，很多情况下走向消极应对。
最后，考察乡镇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乡镇政府是我国基层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能在于辅助上级政府完成政策的执行、中央精神的下达和民意的上传，其决策影响力极低。因此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虽然他们最了解生态环境的具体情况，最清楚哪里需要治理，但不能影响上级决策，其制度供给力主要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政策供给力。
根据公式③，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动力远远大于0，而省市级政府和地方乡镇政府的供给动力不确定，因此政府能否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主要还取决于如何调动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2.农村自治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农村自治组织包括农民自治委员会和农民自发组建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农民自治组织同政府和市场相比具有信息获取更加通畅的优势，对于自己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内在需求力极强，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变的积极性很高，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体力方面，对于资金的付出很少，所以根据公式②，农村自治组织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大于0。
3.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企业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制度供给预期直接成本包含治理污染的直接费用、减少资源使用量而寻找替代生产要素的成本、由于转变生产要素所需要的技术革新等。企业采取保护环境的贴现率较低而保有现存的开发使用量的贴现率较高，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虽然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和企业的长远发展，但是不能满足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由公式②可知：企业进行多中心治理制度供给的动力小于0，并且有趋向于负无穷的可能。
4. 村民对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供给力分析。分析村民对维持自己生存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供给力就必须要考虑农民群体特性和他们的耕种经营模式。土地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在此基础上，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便是农民自身。农村土壤、水质等生产生活资源的改善，有利于农民生产的顺利开展、生病率减少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调查中也发现农民的环保意识很低，被调查地区仅有34%的农民会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虽然对自己居住的生态环境治理的预期收益较大，但由于预期成本是由居民自己承担，而治理生态环境带来的收益却可以为村民集体共享，所以出于自己利益得失的权衡，他们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期望虽然大，但具体制度供给的动力却较小。
由以上对四个主体的制度供给动力分析可见，只有中央政府的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制度供给积极性极强，而地方政府、企业和村民要有中央的激励政策或者强制性措施才能有效的参与到环境的治理中。
四、实现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的建议
如何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当前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因此，要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治理模式，实现市场和政府间的平衡。多元主体互动的特点在于他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这样能够实现决策上和执行上的多个中心点，能够分级、分层、分段地处理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各种问题。
1.构建适当、有效的激励机制。除了市场和政府治理缺陷外，激励措施的缺乏也是导致治理不足的一个原因。外部强制性和选择性激励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环境治理行为，但强制行为往往容易进入一种恶性博弈，所以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互动的治理路径需要构建适当、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可以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评价指标纳入新农村建设绩效考评体系中，将物质奖励与非物质奖励结合起来，设立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资金，并根据实际情况逐年调整，激发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财政补贴，运用税收手段、行政手段引导、调节市场，规范企业等环境污染源行为，创造良好的多元主体互动体制。
2.加强政府与市场间横向协作，形成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治理具有明显地方化倾向，致使成本增加而收效甚微。因此，地方政府要从农村自然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生态资源的特征和治理的外部性、成本收益比，在经费使用、治理方法上合作创新，通过组建包含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构等方式以减少成本，增大效益，实现生态系统的跨域管理和治理行为的有序进行。同时，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及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管制和控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要努力填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断裂层，合理规划城市发展路径，不要让农村来承担城市发展的痛苦。
3.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意识培养和技能培训。政府要建立清晰的环境报告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预警机制，并且辅助于一定的执行措施。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季度召开一到两次生态环境治理总结和学会，及时披露本地区该季度内生态环境治理情况，奖励做出贡献的企业，批评未达标企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生态环境治理意识；充分发挥公民间既有的社会资本和异质性资源，增大彼此互动信息量，及时发现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显性问题和隐性危机，防患于未然；建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沟通平台，利用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同时政府要发挥掌舵者作用，依据市场形势，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引领企业转变生产观念，开发绿色农业，发展绿色经济，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30.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
关键词： 生态环境治理； 市场调控模式； 政府强制模式； 企业自觉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自身的变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台风等，所以又称为原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内源性生态环境问题；但在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锐减、酸雨扩大、陆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其始作俑者为人类自己，所以又称为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外源性生态环境问题。若忽视这一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将是人类文明的断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已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通过市场调控、或政府强制、或企业自觉等各种治理模式的尝试，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其好转。然而，在进行众多的尝试之后，无论是实践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均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当比例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笔者将在梳理上述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应当通过产权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无论产权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可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市场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共有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地悲剧”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即指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们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开发并有效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过程。尽管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态环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而对公共的事物则关心较少，甚至没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无一不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进而出现悲剧性的结果。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认为，如果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就会明确损害责任，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即让生态环境副产品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会、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分摊，从而有效抑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2. 生态治理的市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即一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其需求却是无止境的。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其最佳状态就是缓和双方矛盾，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亦称帕累托状态。即指社会用最低成本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利用能达到最大满足水平的状态——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而使自己境况变好的状态。实践证明，以自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是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的，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主要是运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资、TOT模式等不同市场调控形式，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实现建设与运营的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完善的产权制度，还包括完全信息、体现价值的市场价格体系等。事实上，有些条件往往是很难完全具备的。如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格，并不能通过市场行为来进行交易；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像臭氧层、公海、大气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尽管产权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其产权。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有无形与有形之分，要想合理体现其价值是非常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模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大量的环境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对此就易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弥补政府的生态环境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务。在生态环境共有的情况下，一些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在进行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企业员工也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场化的结果则是效率的提升与服务质量的优化。三是促进人们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引入了价格机制，并以此作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使用。这就会督促人们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时，尽量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引导人们努力探寻可替代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
2. 不足。一是市场的不完备性难以克服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运作环节面对各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时，往往对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会有所忽略。加之环境投资者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资者所有，而是全社会共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人”一般都秉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围绕着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来进行思维和实践。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造成更大层面的环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市场调控模式的效用。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对象是多数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态环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关人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赔偿或获得补偿）。而这种活动往往是要花钱的，这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产生了交易成本，这笔费用的存在自然对该种模式的效用会产生影响。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无疑给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干预主义的指引下，政府被赋予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预权力在人们对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无限放大，进而产生了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所谓政府强制模式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被视为唯一的管制主体，通过依赖其行政性、经济性、法制性等手段，规范社会各界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的行为，并强制其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总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对于解决“看不见的手”——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治理模式强调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治理过程完全依赖现行政府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为提高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长期扮演着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导者、区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权威、最无私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来行使生态环境治理权，理性地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恰是市场交易无法自主实现的，而政府却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迈克尔·泰勒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政府成为垄断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因为它们不具有合法性，处于事实上的被“排斥”、“边缘化”状态。同时，为了不断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人们还认为政府应尽量扩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程度。
2. 政府干预的直接性。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预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强制、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以实现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等政府预定的目标。政府干预的主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干预手段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性干预和间接性干预。政府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或排放标准来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随着暴力和强制；而政府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该方法具有市场激励导向，旨在鼓励实施环保措施或减少污染的战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个条例。将两种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拥有合法暴力权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预的行政管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事实也证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该方式在环境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直接性干预的实践是依托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大部分环境政策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进行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是社会生态环境利益的总代表，是以强制性手段来行使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是接受并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对上级政府负责。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尽管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性、经济性和法制性等各种治理手段，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够直接操控的手段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为在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其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担了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微观环境质量监控、环境产品或服务提供等所有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活动。可以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了，但由于自身行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进行，使其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经济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中，只能视其为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辅手段。从实践来看，若要确保上述两种治理手段能正常运用，首先必须以政府大量投入为前提条件，而这往往又需要耗费较多的财政资源，无形中也给政府施加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种以收费、罚款等经济价值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组织和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几乎与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应急处理各类突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紧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决依托行政机构的快速反应和高压态势，需通过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生态环境政策扭转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政府强制模式的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三是限制和引导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经济人出于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强制采取各种措施，对污染和损害生态的其他活动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模式由于受政绩考核、晋升机制、税收体制等因素影响，下级政府一般不愿将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情况向上级政府反馈，从而规避了因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受上级政府查处的可能性，导致上级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级政府的执行情况。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高昂问题。由于政府强制模式是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绝对崇拜，使得政府统包统揽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均由政府“买单”。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得该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三是制约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强势，使得社会资源很难介入。既限制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能力的发挥，也制约了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浪费大量可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从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概念
尽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矿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为企业主或股东谋求经济利益的本质也为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与资源。随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解决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使社会各活动主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业积极地、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对于这一企业自觉性的行为，笔者估且称之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即指企业为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尽量降低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全部活动的总称。这一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需要企业通过额外的努力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严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资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诺的自愿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是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作业将地球上储存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开采出来，再经过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又将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这里，社会各活动主体把大自然当成了天然的资源库和垃圾场，享受着无限的权利，却漠视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自身就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将自觉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4]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企业逐步认识到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诚然，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仅凭企业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外力对其施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仅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所致，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与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由于源于企业自身的认识，所以尽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企业自觉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同样的负面效应和同样的环境标准要求存在。这就使得社会的成员将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共机构作用发挥的不同来确定其治理的形式。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单边承诺，指企业自身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计划和所需遵循的条款，旨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公众等）间的沟通。但为增加其计划的可信度和承诺的效力，往往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或解决争议事宜。二是私下协议，指社会上的污染主体主动与污染受害者（工人、当地居民，邻近企业等）之间签订协议，以此约定污染主体应实施的环境管理计划或需安装的污染控制设备。三是谈判性协议，指企业与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内相关公共权威机构签订协议，主要涉及污染削减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时间表等，并约定在其辖区内的企业为达到约定的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自觉性行动期间，公共权威机构不引入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四是开放性协议，指企业赞同环境管理机构提出的、与环境绩效、生产技术或环境管理标准相应的监督标准和环境条款，并主动接受其对自身执行计划情况的评价。同时，公共机构也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技术援助和声誉（如允许使用特定的环境标识）等形式的经济激励。[2]
3. 治理结果的双赢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最大污染源——企业，若削减污染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提高，人们会因此而减少产品需求，或因企业不愿提高产品价格而减少企业的利润。那么，企业为何还要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其动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企业自身所应担负的生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这一行为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因为企业通过消减污染，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品质，再以广告等手段向消费者传递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区别，逐步引导人们愿意为环境友好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最后，企业通过产品环境品质的高低获得出售环保产品与一般产品的价格差，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费者不会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产品，若在同等价格下，还是会考虑选择环保产品，这也是提高生产企业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减少了污染的源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中，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对于控制污染的问题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环境管理机构与排污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了环境监测机构的执法成本，促进了社会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工作的落实。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与政府管制相比，企业自觉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企业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其特定状况的、更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措施，从而达到环境目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补了法律空白。当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时，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域存在制定周期长、论证费用大、调整不及时等客观原因，往往会出现管制或立法滞后的现象，导致很多“政策盲点”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业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当在企业层面，采取高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填补了因环境立法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 不足。一是缺乏对非自觉性企业的约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环保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搭便车”，也不愿参与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二是缺乏对自觉性企业的评估。尽管一些企业采取了自觉性的行动，并与利益相关者签订了许多协议，但这只是君子协定，没有规定监测主体和定期报告制度等相关条款。加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使未达标协议方并不会认真考虑毁约后的实际影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自愿性承诺的可信度，还加大了对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难度。三是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参与，一般是个体行为，而非整体推进，这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各个参与治理的企业从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发，建设适合需要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而并不过多考虑邻近企业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如污水处理设施等），而这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五、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无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质而言，都为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则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既然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主体，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将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从而提供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因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各个主体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治理理论（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多个主体间面对公共事务问题时，应通过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加强协商的过程予以解决。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政府、市场、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当然，多元共治模式作为补充政府强制模式、市场调控模式和企业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会导致“无中心”倾向的问题。应当指出，作为一种补充而确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绝不能将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这个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主体。
（二）特征
1.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在生产公共物品、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供给主体，如社会组织、公众等，这些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权力合法，均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力中心。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又可以通过多种主体的参与，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竞争或准竞争的关系，从而破除传统观念中由单一主体垄断的局面。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竞争，迫使其进行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强回应性。因为除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的调控手段对生态环境破坏者予以严惩或排斥外，其他自发性成立的绿色环保组织也会通过系列活动对污染物的过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压力。这些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体现，使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个极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认政府强制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时，希望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实践，得益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管理权力的简化。此处的“简化”一词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层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时，各主体通过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认同感和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其实质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和价值意识认同的基础上的合作，依赖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里的合作性有着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过程导向的社会性行动，是有着明确方向的连续性过程；二是合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其各主体均是独立而有个性的；三是合作者考虑的是合作行动的总体收益，而非个人期望通过合作过程能创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为是自主性的体现，即整个合作过程是自主性的实现；五是合作需满足道德的审查和判断，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种社会生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志。[6]
3. 治理结构的网络性。原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与上发号施令，整个治理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呈现出权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该主动走下“神坛”，以开放治理的体系，从而打破公私机构间的界限，将责任与权力赋予其他治理主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合作互利的伙伴关系。网络性结构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将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公众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等集体性选择和行为，达成抑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治理目标。并建立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纵向、横向或二者相结合的网络状结构，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网络结构中，不同与上述三种模式的科层结构，最关键是在于各主体间拥有共同的逻辑性结构，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级权威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结构，不存在命令等级和科层链条的部分，也没有科层制的形式。[7]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集众所长，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优势，多元共治既承认政府强权、市场调控、企业自觉的作用，却绝不单独依赖谁，而是主张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污染生态环境的主因，单靠“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综合性手段来进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确了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是各类治理主体的义务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担。而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下降之前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简治理机构，避免新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更好更优的实质性效果。三是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往往因为区域划分的问题被人为分割，在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下，往往会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仅可以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竞合意识，还可引入第三方对其达成意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一定压力使其调整、纠偏。
2. 不足。一是出现治理权利交叠的现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呈网络状，在此间所构成的“权利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极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权利交叠现象的产生。权利交叠现象并非权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权利主体在正常行使权利时，出现与他人的权利界限发生交叠，这种现象极易造成权利冲突。二是存在目标差异的冲突，治理主体的多元也预示着目标的多元。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标。因为利益是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动因，而又由于利益归属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导致治理问责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强调各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社之间、公私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最终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反而出现主体缺位的问题。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复杂多变，而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对问责的对象、内容、依据、程序、时间、标准、范围等也都难以作出明晰的规定。[8]
六、小结
通过对上述几种治理模式各自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前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更希望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慎估计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义，需研究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体系是否建设完善。因为多元共治这一模式得以实践，当前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众对政府、或市场、或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弊端认识的提高，来自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民众参与力量和热情度的增强，来自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对治理概念的总结，治理出现时，权力主体应当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态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和服从。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其能掌握与政府进行平等交换的资源并不多，很难实现与政府间的“谈判”或“协商”，只能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求得政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这就有必要从辩证学思考，将政府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三者实力相当、机会平等。现有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力量的逐渐觉醒，既是民间可自由活动空间扩大与可自由支配资源增加的结果，也是政府这一权力核心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公众、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获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赖于政府的作为或“无为”。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通过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体进行重塑，政府还应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减少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制约，并培训和引导其发展壮大，以更多的协商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
参考文献：
[1]肖建化，赵运林，傅晓华.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8-20.
[2]姜爱林.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模式与实践措施[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4）：78-81.
[3]Taylor Michael.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单忠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38.
[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6]黄爱宝.论府际环境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96-99.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会不同程度地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主要是对地形地貌景观格局的改变，土壤侵蚀和植被砍伐造成水土流失，引发地质灾害以及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给周围居民生活、工作等带来负面影响。本文以工程实例介绍了矿山废弃地破坏形成的原因、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和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具体实施技术方法，从青山工程实施过程中土地权属、技术、监管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为其他工程项目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生态环境治理；矿山废弃地；青山工程；工程实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不仅提供了资源保障，同时也产生了相关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较明显的是矿产开发后形成废石堆积物、损毁的山体对地形和地貌景观的破坏、森林覆盖率降低和土壤污染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等。为了使矿山被破坏的地质环境、生态环境得以恢复，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笔者以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镇荒沟村取土场（下称荒沟取土场）的破损山体治理工程为工程实例，分析了破损山体形成的原因、生态环境破坏的情况、采取的治理措施、达到的治理效果以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启示。
1矿区损坏形成原因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分析
1.1矿区损坏形成原因及概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想指导下，岫岩山区的公路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但是，相关设计规范标准低，粗放型经营管理，开采设备较陈旧，无序开采等原因都会造成本来绿绿的青山满目疮痍。水土流失、生态失衡、植被破坏、地质灾害隐患等问题层出不穷。荒沟取土场就是其中之一，系高速公路建设用碎石土取土场。经数年来的开采，已形成了南、北两个露天采场，总破坏面积约97938.23m2。北部采场：在治理地区的北部，近圆形，长约为363m，宽约为281m。采场最大开采高度为68m，开采边坡角度一般为7°～42°，部分采场边坡角度为60°～80°。该取土场采挖主要以风化岩及表土为主，开采无规律，采区内形成很多岩体及采坑。南部采场：在治理地区的西南部，为北西—南东向展的椭圆状，长约为213m，最大宽度约为95m。采场最大开采高度约为24m，开采边坡角度一般为45°～80°，开采性质与北部采场基本相同。
1.2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分析
整个矿区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和规模开采，导致地形地貌的局部改变。树木的砍伐导致植被破坏，土壤的侵蚀与破坏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一系列的矿山活动使得整个矿区景观格局发生改变，生物数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减少，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与地质灾害隐患并存。
1.2.1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场所的破坏
我国生态系统分为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每个生态系统中都有特定的生物群落[1]。本矿山采用的是露天开采，采矿使矿区及其附近地区的植被和野生动物消失或干扰、破坏它们的栖息地，使这些生物的数量在自然界或局部地区减少。生物不能脱离环境而生存，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所以采矿行为在一定程度破坏了矿区生态系统生物群落，也影响了矿区生态系统的循环。
1.2.2地形地貌景观格局的破坏
采矿的剥岩（土），使得岩石、土壤风化后的半风化、残积层基岩和岩石在外面，特别是露天采矿，在地表形成新的凹陷坑，改变了自然地形，改变了原地貌特征的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在绿色覆盖区域呈现出与自然景色呈巨大反差的灰白色“天窗”。矿区在岫岩山区交通沿线上，不仅降低了视觉影响效应，而且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影响到该地区经济发展。另外，矿区地形的变化也直接导致矿区内地表水、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条件的改变，造成水土流失，进而存在地质灾害的隐患。
2治理措施
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和《辽宁省“青山工程”闭坑矿山破损山体治理工程技术管理要求》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特点及因地制宜治理原则，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生态护坡处理，对整个场区进行平整、客土、灌排工程及植被恢复工程以达到生态环境治理要求。
2.1清理工程
由于长期风化剥蚀，基岩面开裂以及原始残存有许多危险岩块，但体积较小，因此采用人工拉撬危岩的方式，整理岩腔和岩坎中的碎石，把坡上的危岩清理掉。这种方式清理过程相对安全，投资相对较低，适合本项目工程实际需要。
2.2边坡工程
主要对南部采场的高陡边坡进行治理。将采场高于60°的斜坡划分为A、B两个剖面，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液压镐由上向下进行，10m左右划分为一个台阶。中间留有3m宽的作业平台。为防止坡体失稳滑动，清除边坡局部的危岩，对角度较大的边坡进行削坡处理，削至30°以下以消除崩塌和滑塌地质灾害隐患，边坡坡面进行生态护坡处理，利于植物生长使坡面总体美观自然。
2.3场区平整工程
边坡工程完成后，需对治理区内的平台和采场坑底及工业场地进行平整。平整时对于平台堆积的大块碎石可用挖掘机进行填埋，对于小块的碎石可用推土机进行平整、夯实。施工平整时要把小块碎石尽力推在平台表面上，当表面废石粒径大过客土时，防止土壤填到缝隙损耗土量。平整时还应注意到平台及边坡倾斜角度，作业面形成向低处倾斜3‰左右坡度，使雨水向低处出口处汇集。场区平整地块为2块，北部采场不进行大面积平整，全面撒播草籽，部分种植刺槐，经过一段时间可自行复绿。南部采场进行全面平整。
2.4客土工程
根据矿山破坏现状及恢复生态环境需要，整个治理区内需全面客土，以确保植树种草的成活率。南部采场客土平均厚度为0.5m，来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北部地区种植刺槐，采用穴栽，规格0.8m×0.5m×0.6m。客土源土质基本为生土，因此需要用鸡粪和草炭土对土壤进行改良，以增加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必要时加入土壤改良剂等使土壤理化性质快速改变而达到种植需求，在加入时必须与土壤充分搅拌均匀，防止出现“烧苗”现象，影响栽种苗木的存活率。
2.5种植工程
由于治理区的露天开采造成土地的损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很难依靠自然条件进行恢复，且因恢复周期较长，所以采用人工种植进行恢复植被，从而达到生态环境协调平衡。首先选出合适的植物来重建人工的生态系统。按照治理区植被重建任务和生态重建的目标，根据治理区自然条件，选定的植被要具备很强的适应抗逆境和脆弱环境的能力；生命力强才能形成较稳定的植物群落；根系发达、有好的生长速度才能形成网状根来固持土壤；相比之下播种栽培容易，成活率较高。采用乔灌草混播方式重建植被生态系统，植物种类选择种植刺槐、紫穗槐、羊胡草等。刺槐耐湿、耐寒、抗拟性、抗风沙极强，在湿度大的地区适宜种植，根部根疣有改良土壤的作用，枝叶吸收烟尘效果较好。紫穗槐耐水湿、耐瘠、耐轻度盐碱土，适宜在河堤、河岸、山坡、沙地及铁路沿线种植，可以护堤防沙、防风固沙。羊胡草喜温、耐旱，耐寒不耐水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除低洼内涝地外，其他土壤条件都可以种植，适合土层厚、排水好、富含有机质的土壤，根茎分蘖力很强，向四周辐射成根网状，可以保持水土。平台播种刺槐，种植间距1.5m×1.5m，坑穴规格0.5m×0.6m×0.8m，每穴种1株。坡面种植紫穗槐，开挖鱼鳞坑规格为0.7m×0.5m×0.6m。此外，整个治理区均匀撒播羊胡草籽以达到乔灌草混播种植，使生态环境协调统一，景观格局自然美观。
3治理效果
（1）按照合理的治理措施施工，大大提升了矿山废弃地的生态环境。新增大量绿地，增加了土地利用面积，使因采矿而破坏的土地植被得到全面恢复，提高了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2）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工程后，提高了矿区附近空气质量。栽种的树木可以防风、保持水土和涵养水源。绿树成行、芳草如茵的景观格局基本形成，为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3）治理后提高了矿区的植被覆盖率，制止矿区和周边地区环境恶化，合理管护会达到植物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多样性的效果。吸引周边动物群落的回迁，增加动物群落多样性，达到植物动物群落的动态平衡，使生态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
4工程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4.1土地利用及权属方面
项目区土地所有权是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镇荒沟村。在工程施工前，需要进驻大型工程设备，这就需要对部分进入矿山的山间道路进行扩路及修缮加固，一方面方便设备、车辆顺利进入治理区，保证工程的正常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对项目治理结束后管护工作有利。而在实施道路工程时，涉及占用村民所谓自家“小开荒”“坡耕地”等土地权属问题，实际上是村民自行开荒种植并非个人承包土地，但在实施工程时，村民却要求不同程度的赔偿，影响了工程进度及资金合理分配。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一是历史遗留问题，村民在条件允许没有任何监管的前提下已经进行了开荒种植；二是村民对生态环境治理没有概念，对环境保护、地质灾害等意识淡薄，只看到眼前经济利益而没有看到未来宏观整体面的环境效益、社会经济效益。首先，要加大对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和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深入乡村，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和整体素质；其次，项目承包单位应与村委会等土地直接管辖组织及时沟通，在村民和项目单位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协调能力，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最后，可以根据治理情况，治理结束后给予村民分配管护等工作以达到补偿目的，若项目采用种植经济林进行生态治理，可以优先承包给之前占用土地的村民，既满足了村民的补偿要求，又可以带动当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4.2工程施工技术方面
在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南部采场高陡边坡进行削坡工程时，施工难度较大，如果坡面未满足种植要求的角度，就要重新损毁植被和土地，或者采用大量废石堆积成坡面，但后者稳定性差、易产生地质灾害。后经过专家论证，提出采用挂网喷播技术对此处高陡边坡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以达到治理要求。现在我国矿山环境的恢复治理技术方法单一，水平低，工作起步慢，问题矿山多，矿山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不足[2]。模式化、固定化的矿山环境治理技术占主导，导致不同类型的矿山治理措施一致，不能因地制宜，根据需要治理，恢复成更具有经济、生态环境、景观价值的矿山绿地。应创新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拓宽治理领域，针对不同类型的矿山，分别采用团粒或高分子植生、喷播、覆土植绿、削坡整形等复合技术措施进行治理。同时，根据不同矿山所处地理位置、周围景观等分析社会经济因素，打破植被恢复传统理念，可适时将矿山废弃地恢复成经济林地、地质公园等新型生态治理模式。
4.3监管及管护方面
在矿山开采使用保护中，地方政府对待矿山保护意识不足，缺少生态保护的全局观念，注重地方政绩，刻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对环保意识认识不足[3]。利益驱使小型矿山单位过度开采矿产资源，同时没有保护和治理当地生态环境，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对这些中小企业的监管不力，出现矿山企业乱采滥挖、无证偷采、越界开采等现象，甚至矿产开采项目没有经过环评审批就直接开采，导致矿产资源的耗费和破坏生态，影响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矿山企业以及当地居民三方面应该建立起积极的协作关系，共同努力寻求资源、生态、经济的共享发展模式。矿山环境治理工程后，存在的问题有矿山地质的环境监测、植被管护等。防治地质灾害，保证植被的成活率，需要相关专业人员定期监测以及修剪、补栽树苗。省市县成立了青山工程专职管理局，但是后期监管管护责任主体仍不明确，监管存在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建议明确责任主体、责任人，建立项目跟踪档案，对项目的方案、设计、施工、竣工以及后期管护都要严格监督监管，保证工程质量。同时，重视加强后期管护工作的监督监管，同第三方建立合作，定期对工程项目进行监测检查，让前期工程资金、人力、资源等投入得到有效利用，实现环境治理，保证生态环境有效循环。
5结论与建议
“青山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矿山废弃地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实施使矿山建设运行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保护了治理区生态环境资源，对于维护和改善治理区环境质量起到了良好作用。本次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提高了治理区生态环境质量，预防了水土流失、崩（滑）塌、滑坡坍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改善了矿区周围农民的作业和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当地经济效益。当然，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不是简单的植树种草工程，是系统的、综合的、可持续性的治理工程。需使用景观生态学、生态环境学、地质灾害治理与防治、环境工程学、植被恢复技术等理论，联系治理区社会、环境、经济等因素系统地综合治理和合理规划项目。需要不断创新治理技术，积累治理经验，拓宽治理领域，使矿山环境治理工程规范、科学、合理，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建军.矿山环境管理使用指南[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4.
2李君浒，董永观，董志高.我国矿山环境的治理现状与前景[J].生态经济，2008，（12）：76-81.
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改善其生态环境状况。不仅是这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资源型城市自身和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意义重大。
一、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一）矿产资源开采诱发多种次生地质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一些资源型城市中，由于地下采空，地面及边坡开挖影响了自然山体、斜坡稳定，导致矿山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目前，我国因采矿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此外，大多数煤炭开采城市都面临严重的地面塌陷问题。据调查，我国每采万吨煤引起地面下沉面积达0.2公顷，目前，仅东北三省原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的总面积就达990平方公里，受影响居民超过90万人。
（二）资源开采对地表破坏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大量占用土地
全国每年85%的工业废弃物来自矿山开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金属尾矿、煤矸石堆积已超过50亿吨和40亿吨，并且以每年4-5亿吨的速度剧增。全国因采矿、尾矿、废石堆积，直接破坏和占用土地近200万公顷，破坏森林面积累积超过106万公顷，破坏草地面积26.3万公顷，而且工矿废弃地复垦率不到12%，而先进国家的复垦率达50%。
（三）许多资源型城市地下水均衡系统受到破坏，水和空气污染严重
采矿破坏地下水均衡，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出现大面积地下漏斗。如山西省平均每挖1吨煤损耗2.5吨水，由此造成的地下水资源破坏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全省水资源由建国初期的130多亿吨减少到现在的97亿吨。因采矿产生的废水、废液排放总量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10%以上。矿山附近地表水体，常常作为废水、废渣的排放场所，遭受污染。在废气排放方面，仅煤炭采矿行业废气排放量就占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的5.7%，其中，有害物排放量每年超过73万吨，主要为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等，使资源型城市大气环境遭受不同程度污染。
（四）森林砍伐和矿产资源开采导致城市与乡村生态失衡
由于长期过量采伐林木(如伊春的红松林被砍伐98%)，我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等地森林生态功能弱化，蓄水固土抗风沙能力明显下降。近些年，黑龙江省伊春市干旱和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周边区域和整个东北、华北等地的天然屏障作用也明显降低。大庆市由于开采石油造成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草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的面积已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84%，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春秋两季风沙肆虐。
（五）矿产资源开采和森林砍伐破坏了自然地貌景观的美观和完整性
采矿造成大量的坑矿、沉陷区和排土场等，特别是露天采矿破坏地貌景观非常严重。在一些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以及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两侧，可看到采矿留下的痕迹，不但破坏了自然环境，还影响到一些自然景观。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
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除了资源开采行业的客观特征之外，还存在诸多其他原因。
（一）资源型城市长期缺乏正确的发展观作指导
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传统的发展观忽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状况突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对资源开采与城市发展缺乏统筹考虑和规划安排。不少资源型城市的建设未经科学论证，矿区和城区混合在一起，从建矿开始就埋下地质灾害隐患。传统的矿业发展重经济建设项目，轻矿山环境保护项目。在项目决策中重经济评价，轻环境影响评价，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民营中小型矿山企业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加剧破坏了资源型城市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
（二）资源开发补偿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管理工作薄弱。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政策看，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还不完善
在管理体制上。相关政策措施常常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处措施而流于形式，矿产资源开发由多个部门管理。涉及多个执法部门，职责交叉，互相扯皮，影响了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工作。
(三)现有的政策体系缺乏促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保障
由于税收和财政等方面的政策尚未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使得大部分矿产企业重开发利用，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重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轻环境效益和发展质量。从资源品的定价政策上看，目前的现状是价格扭曲，成本不完整，未能涵盖矿业权有偿取得、环境治理、安全投入和衰退期转产等方面。许多矿山的开采严重破坏环境、污染大气和水源，并把这部分成本推给政府，留给社会。
(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长期欠账，责任主体缺位
目前，资源型城市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造成资源型城市存在大量的生态环境治理欠账问题，而且越积越多。现有的资源税费制度仍然存在类似问题，资源开采上缴的税费地方分成较少，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解决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历史遗留问题的份额明显不足，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缺乏补偿资源型城市历史欠账的稳定保证，造成资源型城市长期缺乏合理补偿，地方财政对遗留问题也难以解决。
(五)缺乏资源型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技术和人才
资源型城市环境整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技术问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的开采遗迹没有及时治理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存在资金缺口，还由于对灾害程度认识的不足和治理技术的欠缺。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特别是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人才支持目前仍严重不足。
三、改善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状况的政策措施建议
(一)建立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补偿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借鉴国外已有经验，建立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促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应在资源开采的不同阶段，遵循市场规律，采取市场、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引导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合理开发资源，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使责任主体真正承担资源开采、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责任。此外，要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增设森林培育资金，延长“天保工程”的实施年限和范围，削减采伐量。对于森工城市因调减木材产量、保护生态带来的经济损失，通过一定渠道给予合理补偿。通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逐步恢复森林的生态涵养功能。
(二)健全资源型城市和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的《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煤炭法》等法律法规中，提出了资源开采环境治理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但力度远远不够，不利于实际操作，应进一步完善。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资源开发补偿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专业立法工作。
(三)完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确立资源型企业在未来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科学合理地确定资源成本费用核算框架，把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列入资源型企业成本开支范围。通过建立资源开发补偿保证金制度等途径。使企业承担资源开发补偿和自我援助的主要责任。有关部门应依据新矿山设计年限或已服役矿山的剩余寿命，确定按资源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年预提资源开发补偿保证金，并列入成本。按照“企业所有、专款专用、专户储存、政府监管”的原则，确保企业完成有关的环境治理任务。
(四)明确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并保证落实到位
一是对于原国有资源型企业形成的历史问题以及资源已经或接近枯竭的城市，国家应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做好治理的统筹规划，解决这些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历史欠账。二是通过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对今后企业治理不足或具备公共产品特性部分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三是结合资源开采地区的环境特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这一体系应覆盖矿区发展的全过程。四是按照矿产资源规划，做好新建矿区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严格界定生产和生活区，禁止在已勘察确定的资源开采区建设生活区，或在生活区进行开采。五是做好相应的监管工作，完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要对企业治理资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做好资源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立环境监理制度，有效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五)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矿山环境治理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技术研究，如借助现代技术手段，预测地下采空区和特大型坑矿可能出现的重大地质灾害。改进矿山开采遗迹的治理技术；研究矿山开采造成的生态退化机理与修复技术、与地上景观相关的物种选择、配置和种植等方面的技术等。因此，要加强相关领域的基础性、应用性研究和人才培养，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逐步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经济高效、符合国情的治理方案。通过论证，尽可能将采矿造成的矿坑等开采遗迹，改造为水库、湖泊、森林、草地和花园等景观，美化矿区面貌。
(六)组建专业性的矿山环境治理公司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