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09:23:50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时至今日，仍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它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那些积极向上的因素融入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关键词】
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建设；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界定与内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是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划分时期可以说是从夏商时期到清末，中国典型的农业社会下形成的法律文化。它的出现及形成是在夏商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在法制起源上长期有着“始于兵”、“师出以律”等说法。这表明最早的法是脱胎于军事活动中的军法，这也是最初的法律。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正如孟德斯鸠认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性结果，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要正确认识、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文化，必须首先要认清、把握传统法律思想的精神实质所在。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现代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1）执法公平、公正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其最有价值的思想是“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的执法公正、公平的思想。
（2）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治精神为当今法治建设所必需。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方式，是紧密联系的。首先，法律和道德互相渗透。“法贯穿着道德精神，即许多法律规范是根据道德规范制定的。道德的许多内容又是从法律中汲取的。”其次，法律和道德相互制约，“道德通过对法的某些规定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度的评价，促使法的改、废、立，使其符合统治阶级（或人民）的利益保持法的伦理方向。法则通过立法和司法，促使道德规范的完善和道德的发展。”
（3）“无讼息争”与现代社会的调解机制。“无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而“秩序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有着较为确定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有了现实的意义。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仍是21世纪国人重要的生活模式。“贵和尚中”的传统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创举，也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1）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消极影响。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公民权利意识是法律意识中的重要内容，在法治化进程中尤为重要。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没有个人，何来社会，故社会观念必自个人观念始，社会利益观念必自个人权利观念始，无个人权利观念之社会观念，不过是奴隶观念之别称。”然而，我国古代法律传统中十分缺少有关权利意识的内容，，并且对现代公民权利意识，包括权利主体观念、权利客体、权利主张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影响，是造成现代民利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
（2）对“法律至上”理念的消极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在人们的心中逐渐形成了皇权至上，权大于法的思想。“法随君出，权力大于法律”在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居于君权的统治之下，一切的决定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决定的。在这种法律体系下，民众只是法律作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和手段，而权力才是人们争取的真正目的所在。权力就是一切，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少可支配的东西。随之人们开始对于权势进行疯狂的追求和崇拜，进而取代了对于法律的信任和依赖。这样法只是权力的一个外壳，权力却是法的灵魂所在。
三、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法治文化是实行法治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是社会成员对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相关问题的价值评价。只有构建相应的法治文化，人们才能形成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和共识，否则，法律实施的基础必然薄弱，法律就会成为人们漠不关心、无足轻重的东西，也就无从谈起建设法治国家。
因此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依法行政保证法治现代化进程。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治化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沿袭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是法治本土化资源。只有那些与民族习惯相联，并且建立在民众普遍的法的观念之上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文化的发展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如果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寻求传统文化的支持与革故鼎新，使法治理念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那中国的法制建设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成功。总之我们要将这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髓与中国社会和法治建设的现状相结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成分的现代价值，推动中国法治不断成熟完善。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5
当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时宣告了法律实用主义的开始。他说，逻辑不重要，重要的是经验。但这只是在讲实用主义引入法学研究的时代，只是在强调在普通法语境下，能够具体判案是经验在起作用，而不是逻辑。是为了对比和突出。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法律里面的逻辑。然而，法律总是生长在不同的国家，其所受到的本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凸显了法律的生命是经验。不仅仅是在中国，乃至全球，传统文化对法律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具体判案中起作用的那一部分，而更对于整个司法制度的影响。
在当代，我们总是思考如何建立起良好的司法制度，如何用中国特色的法律去在更大范围内赢取普世价值的胜利。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笔者不禁回忆盛唐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辉煌历史。那个时期的法律为什么会具有那么强烈的可传播性？作为极具民族特色的盛唐文化的可以称霸一方呢？曾有学者分析到，一个国家一种法律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主要是因为国力，它之所以能够推广出了自身的诸多优点之外，还因为他背后的强势文化与国力。文化，它既是国力的一个突出表现，同时与法律相融，就如萨维尼强调，法律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和民族传统习惯的反映，不应该把它完全法典化，或者从某一个地方抄一个法律条款过来。法律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法律是开放的，跟当地的历史传统、人文气质、地理环境都有关系，法律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这些东西。具有生命力的法律，才能在本土上良好的适用，在本土外，广泛地推广①。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历程中，沉淀和积累极其丰富，我们应当采取客观区分的态度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本文将简单叙述下传统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并简要分析一下传统文化对现今司法制度的借鉴价值。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司法缺乏独立性和平等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主或者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种专制的政治文化巩固了皇帝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而君主自身享有最高的司法权基本不受制约可以伸向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因而司法权并不独立。除却最高司法权属于皇帝这个行政者，地方的法机构也附属于行政机构，独立审判并不存在，司法必须顺从皇命。这种情况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即是贤明的君主的皇命恰好符合某些法治原则法治精神，那也只是偶然，真正的法治并未实现。而一旦出现暴君，司法制度就更是名存实亡了。
同时，宗法等级政治文化巩固了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宗法等级政治文化与政治关系，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巩固了贵族的特权地位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封建特权制度。在立法上，立法机关是隶属于行政机关的，除了听命于皇权之外，它本身的构成也大部分都来源于贵族阶级。这样的立法排斥以人为本而突显等级制度，不具有独立和公平。从奴隶社会的同罪异罚到封建社会的八议制度以及按照贵族官僚的身份高低规定了请、减、免、赎、官当等各种法定特权，各种特权制度都以法定形式被保护。
三、中国传统经济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
中国传统经济文化铭刻着农耕文明的印记，有着十分显著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因此，这种自然经济会影响司法制度在程序设计和内容上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殊需求。
这简要举例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司法手段惩治危害农业生产与管理的犯罪行为，反映了自然经济文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古代注重运用司法手段惩治危害农业生产与管理的犯罪行为 ， 从中反映了自然经济文化的要求②。如夏朝会处罚违反规定立法耕种者，西周时有误农时罪等。二是秋冬行刑制度，这是自然经济观在狱政制度上的突出体现。三是务限法，这是自然经济观在诉讼时间规定上的集中体现。按照宋朝务限法的规定，每年农闲之际，州县官府方可受理民事诉讼，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农业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四、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礼仪文化是以伦理内容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伦理与法律长期杂糅并未明确区分，都具有维持社会阶级稳定的作用，但因儒家思想统治地位，法律是屈居伦理之下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司法制度伦理化。
以唐朝为例，在此时期礼刑结合的治国方法更加完善，按当时律法规定，凡尊长亲属殴打伤害直系卑幼亲属可以做出较轻的判决，而卑幼亲属殴打直系尊亲属却一律归于十恶的不孝罪，做出严厉的判决。这是唐朝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指导思想的产物，不平等的司法制度必然依靠伦理来解释其合理性和实用性。
然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于司法制度的影响，更表现在法律伦理化对于人性的碾压，除却应由的尊老爱幼的基本道德精神，在宋朝兴起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出现了诸如严重地侵夺了妇女的合法权益的现象，如寡妇改嫁不仅失去道德支持更无合法依据。
五、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今司法制度
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今司法制度的仍有启示。
鉴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对于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司法缺乏独立性和平等性，我们更应当在权力集中的同时保持司法的独立性，保证司法是公平公正的，脱离行政附属属性的真实独立。同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对于司法制度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在当今社会下却有了新的命题，那就是在司法便民的原则下，司法制度改革如何才能便到中国最广大农民的身上。
中国传统的价值文化对于司法制度的影响更为具有现实意义，在以和合思维为例，如在司法理念上借鉴中国古代传统刑罚中的观念和执两用中的方法，力求使审判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 使判决不轻不重、不枉不纵，达到中这一刑罚最合适的度，以期获得社会最大程度的认可。
【关 键 词】神文化；法治传统；缺失；启示。
【作者简介】张丽娟，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张志刚，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处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原始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发现、发明了很多自然事物、现象和规律，在对这些事物、现象和规律的应用、思考、改进中，形成了知识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各种行为、习惯、经验的积淀。在这些文化之中，只有一种文化是属于纯粹思想领域的，其他的都属于自然问题或者物质问题。这就是神文化。人类最早的信仰——图腾崇拜，其实是神的最早表现形式，是原始人对“世界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的用行为做出的回答，那就是世界是神的世界，世间万物皆有神掌管，神是世界的主宰。关于神的思考是人类哲学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人类在头脑中出现或者形成神的形象和认识，是人类自我觉醒，开始理性思考的重要标志。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类开始寻找战胜自然的规律，试图获得一种绝对有用的工具，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在由最初的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改变。这个过程是一个经验积累和总结的过程。神文化正是这个复杂过程最先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第一个思想成果，虽然它包含着太多的非理性因素，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当人类从动物界中独立出来，为自己创造出人的世界的时候，人类也创造了一个神的世界。神实际上代表了人对于自然物的一种看法。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创造了神和神的世界，它最终完成了同其他动物的分离”[1]。神文化成为人类所有文化的总源头。人们对神的态度影响了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思想和态度。因此，我们试图探求法治传统时，我们应该首先把目光集中到神文化上，从它开始梳理我们的思路。
一、中国神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神文化，其体系和内容也是浩繁而深奥的。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佛教、道教，从自然神到创造神，神的种类名目繁多，除了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等自然神，还有宗神以及财神、爱神等民间神和行业神，可谓无处不在。神话传说更是将这种对神的信仰代代传承，经久不息。将中国神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并从其对中国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的角度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它的诸多特点。概括地说，中国神文化的总特点是“半神文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神是人化的神，神与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始终没有脱离人而绝对独立，这一点从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像西方一样的神学也可以得到印证。
1.神祖共祭。在中国人的神观念中，祖先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对神的崇拜，寻求神的保佑之外，还将祖先置于与神同样的地位加以膜拜，寻求祖先的庇佑。这是中国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中，我们找不到祖先神化、祖先崇拜的现象。对此，马晓宏在《天·神·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造神运动》一书中对其形成过程的理解是：“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自然崇拜被归纳为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天地的组成部分——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海的崇拜……图腾崇拜和性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另一个内容，随着定居的生活方式发展为祖先信仰。天地祖先信仰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主体，敬天尊祖也就成为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信念。”[2]平坦的地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农业经济对气候和土壤的依赖又使得定居成为必然，而定居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特点是财产和经验传承的良好的环境和基础，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在心目中建立起对前辈、祖先的爱戴和敬畏，久而久之，演变为精神崇拜。
2.人神合一。在汉语中，“神”的概念单独使用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神仙”一词。“神”是由“申”字转化而来。“申”指的是闪电的形状，由于人对闪电的敬畏，将其引申为“神”，意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易·说卦》中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仙”的意思是具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人。《说文》中说：“仙，长生迁去也。”可见，“神”的原意指向天，而“仙”指向人，二者本不是同一种事物，正统的“神”的概念中也没有“仙”的意思。中国语言中之所以将“神”与“仙”合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神文化中“人神合一”的特点。中国神文化中的神总是与现实的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神被赋予人的生活内容，或者人被神化。中国人思想中的神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国家，皇帝被神化，称为“天子”；在民间，英雄人物被神化，受到供奉和祭祀，如秦琼、关羽等皆是如此。同时，神也被人格化，神的世界也建立起了和人类社会一样的等级、职位、尊卑等关系和制度。
3.天人合一。中国神文化发展到道教阶段后，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特点。道教的基本精神是自然超脱，主张人修炼得道后可以升天成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是自然崇拜的延伸，它将人神合一关系扩大到自然，将天、神、人融为一体，构成了三者合一的格局。天人合一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崇尚无为，把人的诉求引向了自然界，人们在生活中遭遇灾祸和挫折时，不是积极应对，而是消极逃避，意图在自然中寻找精神寄托和出路。道教诸神为道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精神渗透的作用，而且由于道教大量创造人神，使神更具现实性，从而使得它们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和谐秩序的美好愿望，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这种特点造就了中国人含蓄内敛、谦虚谨慎的性格和作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4.高度泛化。无论是人神合一，还是天人合一，都在现实当中表现为人们对神高度的精神依赖。这种高度依赖可以从神的广泛存在得到直接的验证。神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无论是真正的神，还是人化的神，都离不开人的创造和设计。但是，中国的造神过程存在明显的随意化，人们造神不是为了单纯的信仰，而主要考虑实用价值。对生产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可以被尊崇为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功绩的人，也可以被尊崇为神。这就使得神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人处于各种神、仙组成的一个精神世界当中，其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以至于现代社会中，拜神求仙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二、中国神文化对法治形成的阻碍
神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影响是广泛而有力的，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管理都是依靠神的力量才得以实现。古代帝王自称为天子，将自己神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人们基于对神的信仰和敬畏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法律的处境就很艰难。
1.法律的附属性——“礼法”传统。神的观念对于人类，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在中国神文化神祖共祭特点的影响下，人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和强烈，“家”在古时人们的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据梁治平先生的研究，“古时候的家亦非现代人习见的原子式的小家庭，而是在结构上近乎人类学上所谓氏族的那种依单系家属原则组成的社群。这种我们通常以家族名义的社群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其中甚至包括一顶的行政和司法职能”[3]。这种“家”的观念在“国”产生之后，自然的过渡到“国”的概念之中，于是形成了“国家”一词。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样一种“国”概念的最好诠释。与此同时，家族伦理道德规范被引入国家法律规范之中，出现了“礼法”。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其间或有不同的学说或者形式，但是其思想根源一直没有改变。
“礼法”是道德化的法律，在“礼法”状态下，起主导作用的社会规则实际上是道德，法律只是作为道德的补充而存在，其目的不是调整和指引，而是惩罚不道德的行为。从西周的礼法结合，到汉代的德主刑辅，再到清朝“礼教派”和“法理派”“礼法”之争中“法理派”的失败，法律一直未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获得独立的地位。对法律的这样一种定位，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和要求之间存在大量矛盾和冲突，最典型例子就是息讼、畏讼传统。息讼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的，政府为了减少争讼的发生，通过劝谕和做出令人生畏的法律规定对人们的争讼加以限制和阻挠。如此以来，民众对于诉讼就形成了畏惧的心理，最后成为一种畏讼习惯。对于法治而言，畏讼要比息讼的负面影响更大，民众已经从内心接受了少讼、不讼，并不认为这样有何不妥，没有丝毫怀疑。《邱叔山府判录存序》中就说道：“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
2.法治动力缺失——“人治”垄断。中国神文化的“人神合一”特点，表明神被赋予了一种解决世俗事务的责任和职能。人对神的这种精神寄托反映了人对神的品质和能力的高度信任。但是，这种绝对性的信赖实际上也暴露出人面对世俗事务时的软弱和无奈。这也正是古人缺乏个人意识、自我意识、自由主义精神和抗争精神的突出反映。个人是家族的“个人”，是国家的“个人”，唯独不是个人的“个人”。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就在这种思想中被压抑和束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压抑和束缚，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内在的力量使然，是一种自我约束和限制。主体本身没有自我解放的动力和要求，使得法律由于缺少人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改造而无法具备上升为社会主导规则的动力，而是一直被当作道德的辅助工具。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不可能被信仰和憧憬，法治精神不可能产生。反之，法律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人们对法律的态度是恐惧和逃避。
法治动力匮乏的直接结果是人治模式处于垄断地位。在宗法观念的思想支撑下，历代王朝借助天和神的力量，推行道德教化，将帝王置于伦理等级制度的最高处，为人治打下了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架构设计下，人们只是义务的主体，只能是被动的服从，而没有权利的概念和意识。对于争议和纠纷，主要通过调解、和解方式加以解决，多忍让，而少争取。这种状况客观上适应了古代社会片面的、极端的、不讲求权利义务观的和谐统治要求，反向维护了人治秩序，为人治的延续提供了助力。这使得传统社会的法律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状态，沦为道德教化的附庸和人治的工具。
3.法律自我构造残缺——传统法律文化的诟病。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法律必须存在；而另一方面，法律又无法获得独立地位，达至法治状态。这种状况导致了传统社会中法律发育不健全，自身构造存在诸多诟病。第一，法律体系不完善。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确实存在民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但是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这些规范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法，而是统一归于一部律典之中；另一方面，从法律规范的精神来看，民事、行政等规范当中都渗透了大量刑事立法思想。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诸法合体，民性不分”的典型特征，《说文》中就说：“法，刑也。”这种法律体系结构实际上还是应当归因于伦理道德对法律的统摄，可以说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出于德，归于刑”。第二，法律程序设计缺少正当性。法律程序的价值在于使法律保持形式理性，防止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权、执法权被肆意行使。法律程序是法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少程序构成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反过来，法律也对法律程序本身提出了正当性要求。正当性是法律程序设计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法律裁判结果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现代法治下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需要具备如下特征：一是角色分化，即严格职能划分，各司其职，不得僭越；二是角色制衡，即程序参与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在当事人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相互交涉和辩论；三是注重形式，即所有行为和事实应当有证据证明或履行法定手续；四是必要性，要求法律程序不能为当事人增加不合理的负担，更不能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很多法律程序不具备正当性。比如，刑事诉讼中，法官还担负着侦查职能、刑讯逼供、民告官要滚钉板等等。程序的不正当，造成了结果的不正义，也使民众对官员和诉讼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第三，法律职业发展畸形。一是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律师执业群体。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诉讼现象，比如《国礼·秋官》中就说道：“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春秋战国时期的邓析被有的学者誉为“中国古代律师第一人”；到了明清时期，讼师普遍存在，甚至出现了专门介绍诉状写作的《做状十段锦》。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些现象而已，由于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再加上官府的重重限制，真正的律师职业并没有形成。二是司法者职业化欠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行使检察、审判职能的检察官和法官。这些职能都由政府行政长官负担。这使得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司法不但无法独立于行政，而且多受其掣肘。这样的设计正是伦理道德主导法律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迎合了政治上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满足了古代中国“绝对和谐”的心理诉求。但是，这种传统对当代中国法制的负面影响却使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完全暴露了出来。
三、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神的信仰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形成的原生态的思想意识，当它长久存在深深固化于人们头脑之中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是强大而长久的。神文化的原初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自然与人、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对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1.充分认识法治建设的渐进性。传统的改变绝非易事，完全摒弃更是难以做到，这决定了法治建设必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神文化下的道德会在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直与法律同时存在，德治与法治也将并行前进；法律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等现象也会存在。 另一方面，法的生命在于运行，如果法律过于超前，与民众心理认知和接受能力相距太远，将使法治陷于欲速则不达的境地。
2.建设本土性法治。中国社会法律意识思想根源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法治必然是和西方不同的法治，它不会是完全生硬的、刚性的法治。通过对中国传统神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是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有利的观念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对待它。在立法时注重对谦让、宽容等美德的考虑，避免法律规则过于僵化，也为“德”的传承和发扬留下足够的空间。这种法治才是符合国情和法治建设初衷的法治，才符合秩序、和谐的价值追求。
3.克服人治。传统神文化所衍生的德治和人治都对现代法治建设有阻碍作用，从规则的终极价值——秩序——的角度对比二者，德治之德尚属规则之治，德治对法治还具有一定的辅助和促进作用，而人治则完全是人为之治，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要弱化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神和神化了的人的崇拜和信仰，必须对公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这样，“人治”便没有了生存空间，促使法律权威的树立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与追求。
注释：
[1]王小盾：《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059-01
“法律往往起源于风俗，由风俗进而为法俗，由法俗又进而为所谓之法律。”①在许多具体案件中，具有审判权的官吏为了直接实现结果上的公道，牺牲了法律的普遍性，它表明了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而法治则要求法律的绝对理性化、机器化。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并且痕迹明显。
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论，依他们的说法，“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治一国”②，“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二家。”⑨这些观点明确反对了儒家的“人治、德治说”。法家讲究法的明确性与客观性，法术是不能被心术白由裁量的。人与人是不同的，即使都是明君贤臣对待不同的事物也有不同的判断力，当受这种判断影响的人对这种判断怀着一种侥幸或者期待可能性，他将不会再接受明确的法的约束。虽然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家的法律却是一种以君权为背景的政治主张，“生法者，君也”，如果把法源为君调整为法源为民主契约，则结合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
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人治的思想，即君主治官，官治民，因此虽没有“君主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却有官吏犯法比庶民罪加一等的规则，法律的官吏的管辖范围与惩罚力度远远超过了平民，这虽然违背了“法律而前人人平等”但却反映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有权必有责。专以儆戒百官的法律远在殷时就已经出现，秦代关于官员任用、管理的法律条令如《置吏律》、《除吏律》等。陈寅恪先生评论《唐六典》说“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当代行政上遂成为一种便于征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托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④这对于现代法治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现代法治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颁布在法律上限制国家权力的成文宪法；以基本法规来保障各种不容侵害的公民权利；法院依法保护公民之公权与私权不受国家权力之干涉；行政机关依法办事等等。法治在一步步进化，由于我国历史遗留下的公权力过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的合理权利，同时过强的公权力只会延缓法治的发展。比如，严刑逼供等行为，都是由于执法者拥有过多的权利，而使官与民在程序过程中出现明显的不平等。法治的对象是每个人，但是重点应在于对公权力机关的法治，治上才能治下，法治的核心在于控权，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而非仅仅依据法律管理、治理国民，这样只能使法治的道路南辕北辙。虽然我国古代有严苛的“官法”，但是其目的是君主为了集权，防范最高权力之下的个人结党营私篡权夺位而设。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对官员权力的制衡对于法治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西方文化固然以“权利本位”为其特征之一，他们注重和强调权利，这一点远远甚于义务，这是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凡是一个理性的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人们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权利，追求自身的利益，还要问问行为的正当与否，是否会侵犯到国家的权利、集体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这个正当性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士者谓之人义。我们可以由此“十义”去把握作为基本文化符号的一般意义上的“义”。也由此可以推导，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将义务置为首位的。如果说西方是“权利本位”，那我们可以说我国则是“义务本位”。虽然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人的基本权利，公民也更加有权利意识，但是我们身上关于“义务本位”的历史烙印依然由内而外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关乎到法治的发展。法治从字而意思上来看，法即约束，治即管束，由此看出法治的原始意义并强调赋予公民权利，而是较公民进行权利的取舍，在一定的义务下行使权力。如果人人都不遗余力的为权利而斗争，那么法律的管辖范围会大大缩小，权利即行使权利的自由，自由必然抑制平等。就像你有唱歌的权利，我有睡觉的的权利，但是你唱歌影响到了我的睡眠，有裁判权的第二方就要作出裁决，因为这两个权利无法同时存在，这时往往睡眠的权利会优于唱歌的权利，此时权利与权利之间就是不平等的。而法治的原则是平等而非自由，也就是说，在法治的道路上，人们行使权利的自由需要为法律而前的人人平等作出牺牲，而义务就是加之于权利之上的得以保障平等的路径。因此，在现代法治发展中，我国还处在前期的不成熟阶段，义务本位思想能使人人更好的履行遵守法律的义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当不履行义务进而违法的法律，自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在失礼与入刑之间，则是平等之下自由之上的选择权。
现学界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声讨一片，然而却鲜有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加以支持的，学习西方法治思想固然好，但是法律的移植不是理论的移植而是实践的长期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人民的影响之深又歧视几个现代化就能根除的，妄白菲薄不如自我反省全而学习。
注释：
①杜文忠法律与法俗[M].人民出版社，2013
②韩非子.用人[M].
关键词：无讼思想法治建设儒家思想
一、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诉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各种思想交融，其中儒家思想深入其中。儒家文化不仅直接促使产生了封建法律制度，还固定了民众的法律意识，继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我国的诉讼观念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其形成源于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以礼立国，以礼施政、以礼立法，根本上决定了传统诉讼观念的归属。而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更是诠释了传统的诉讼观念———无讼。至此，“无讼”几乎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传统诉讼观念中除了“无讼”思想，还演化出了“息讼”“、厌讼”、“耻讼”等思想。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最理想的状态，是统治者所倡导的诉讼意识。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下，统治者压制诉讼以达到社会繁荣稳定的景象，并通过宣扬儒家伦理法律观：“礼”“义”“仁”思想、重德耻法等，让民众逐步形成一种“耻讼”意识，即打官司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无论是“厌讼”、“息诉”、还是“耻讼”，都是民众所追求的“无讼”，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其实质是追求纠纷在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并非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使矛盾、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在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诉讼观念制约了权利意识的伸张，束缚着法律意识的发展，进而影响法治建设。
（二）无讼思想的内涵
“无讼”，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出现冲突和纠纷不是通过诉至官府，寻求法律的强制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相互间的妥协与退让而解决;二是通过道德教化等手段使人们无争无讼，使得任何纷争都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没有形成诉讼的可能，做到禁之于未然。“无讼”思想注重和睦，尽量避免诉讼的发生，“无讼”秉承儒家思想，而“和”是儒家的精髓。诉讼则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即只有达到无争无讼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儒家思想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儒家特有和谐观、息讼止争和追求无讼的主张对传统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生活，即使发生纠纷也是内部矛盾，由家族内部人员调解。如果有人一发生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影响彼此的关系，而且劳民伤财，有时甚至会反目成仇。这样必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无讼思想在当代延续的必然性
（一）人情规范在社会中仍起着重要影响
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规范作用。尽管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指导社会依靠人情来规范。“德”、“礼”、“义”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备受推崇。人们靠着德与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以此评价别人的行为。法律虽然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道德来教化、规制他人的行为。虽然道德与法律一起发挥着规范市场秩序和人们的行为的作用，但是道德调整的范围较之法律调整的范围仍是很宽泛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仍是以人情为纽带、道德为依托的。
（二）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排挤
法律作为众多社会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与其他控制手段一起发挥着协调社会的功能。众多控制手段，互相配合的同时也会出现相互之间的排挤。政策对法律的调控空间排挤最大。从本质上讲，法律、习惯都属于制度的范围，因而无论是法律还是不同的习惯，都可以使人们对于自己的交往与行为产生合理的预期，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功，但是法律运用较少，加之人口众多法律知识传播较慢，基本常识比较缺乏，都使得传统习惯较之法律有更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并且习惯更具有灵活性，在国家强制力介入伤害交易双方信赖基础时习惯就成了首要选择，其作用范围更大。这种更为温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对于日后的交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少。所以说，习惯对法律调整空间的排挤为“无讼”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了空间。
（三）诉讼的高成本的影响
一旦诉讼即要面对高成本、高消耗。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诉讼从心理层面到经济层面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人们害怕付出高成本却没有收获，或者换来低回报而不愿诉讼，是人之常情。打官司有着严格的程序，复杂的手续，必要的诉讼成本。最重要的是，有些司法素质、工作效率不高，这无形中增加了诉讼的时间成本。而且即使得到判决，判决的执行也是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诉讼中经济的支出也在所难免，比如请律师提供的费用，由此产生的误工费等等。当事人还要面对社会心理成本的付出，被认为有失“体面”、伤害了信赖关系等都使得无讼成为首选。
三、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一）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无讼”的前提是不争，它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和谐的思想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无讼”。所以，“无讼”是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应。古代“无讼”社会“礼法互补”、“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给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德法并治，德治和法治并举，综合运用道德、法律和公序良俗以及舆论引导等各种方法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另外“，无讼”思想推崇道德教化，有助于培养全体公民良好的道德规范，为以德治国培育良好的社会土壤，无讼思想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古代“无讼”思想下的调解手段是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应该合理利用好人民调解制度，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纠纷，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自愿达成和履行调解协议，把双方原有的良好关系继续保持下来，不至于矛盾加剧、关系恶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为促进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
（二）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1“.无讼”法律文化妨碍人人平等法制观念的认同。
如上所述“，无讼”思想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子子，等级森严，高低贵贱有着严格的差别。“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尤为显著，市场交换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仍大量存在，严重制约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权力至上”等腐朽观念严重损害执法、司法的公正。百姓不信任司法救济，纠纷得不到解决，以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法治社会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严格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无讼”思想尊崇“道德至上”。
“权利”的概念源于西方，是指受法律保护的个人利益，本身含有道德“正当”的意味。权利一语，“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至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思想中是没有“个人权利”这个概念的。国家一个大家庭，个人是家里的一份子。每个人对国家都有着责任，人人都是兄弟姐妹都应该遵守“礼”的原则。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与他人的利益冲突面前，是懂得礼让和妥协的。在儒家思想教化下，法律的目的不是化解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抑制、消灭人的私欲，做到使民不争。争财成讼历来为官府和舆论不容，甚至有言：“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但凡是诉讼都是不可取的。“无讼”就是从思想上否定人的私欲，忽视人的权利诉求，并用严酷的刑罚加以威慑，这是导致民众忽视权利意思的重要原因。正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古代“很少甚至没有发展出民法保护公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法律不是万能的，要重视道德教化
法律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需要道德的适当引导。当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传统文化中道德体系千疮百孔，人情寡淡。法治建设急需解决这种现象。但现代司法体制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有人似乎忘记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之下，道德教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讼”思想由传统文化演变而来，强调人对其自身的约束，“克己复礼”。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的精神相一致时，法律才有价值。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倡“无讼”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即和谐理念，才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摩擦，尽早实现法制化。
（二）借鉴以调解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无讼”思想重视多渠道、多元地纠纷解决办法，把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恢复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即反映了古人对和谐的追求，又有调解对解决民事纠纷的作业。所以调解制度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仍有借鉴价值。第一，调解不需要进入司法程序，简单并且行之有效。第二，法治建设固然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但法律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加之我国历史悠久，传统习俗较多，法律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办法，调解就是最为简单方便的纠纷解决方法。第三，中国是“熟人社会”，有时无法依靠法律一元手段处理纠纷。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必须关注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评价，对簿公堂往往影响人际往来，并且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很多经济交易纠纷尚不适宜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第四，虽然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国民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民众对法律规范仍然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法律程序存在偏差，不愿拿起法律武器解决纠纷，维护正当权益。借鉴“无讼”文化解决纠纷，应当加强民间调解，司法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协同合作共同完成民事纠纷的调解。
（三）“和为贵”等观念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发展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为和谐，和谐指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三个方面。事实上这与传统法律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精神是一致的“，无讼”思想传播了这种精神。在法治建设中对“无讼”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是大有帮助的。法律作为调控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最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纠纷，以暴治暴的诉讼方式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而和平解决纠纷才可以融洽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以传统“无讼”思想的精华来扶正当前的文化无序和道德失范，调处纠纷，以缓和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五、结语
无讼观念虽然产生于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并非完全是糟粕而不能继承。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法律规范尚未完全，法治文明仍在全面建设下，传统的无讼观念是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价值的。在法治的视野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革除弊端、创新思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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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生态法律文化 历史继承 现代价值 启示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历史继承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制度。我国早在夏朝，就有了被称为“禹之禁”的自然资源保护法规。“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商朝时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的法律，就是说将灰烬随意撒弃于街道的，要砍断其双手。秦国的商鞅更厉害，对弃灰于街上者，处黥刑，以此立威治国。古代还设立了“林”，“虞”，“牧”等作为专门管理环境保护的官员，分别负责山林，川泽和畜牧的管理和保护。
在周朝，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捕猎、采伐要注意时令，遵循自然规律。《逸周书·文传解》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周文王还颁布《伐崇令》：“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时则》中记载：禁止对处于生长期的树木进行砍伐，不猎杀属于怀孕和哺乳期的动物，不损毁鸟窝，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这是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的最完善的论述。1975年12月，出土于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11号墓地的1155枚竹简，竹简上记载的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其中具体的《田律》，充分体现了秦人利用和保护动植物资源的情况：规定在春天的二月不准上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许烧草肥田，不准取鸟卵，还规定了对其他动物的保护措施。这份律令，体现了对动植物的保护，提倡开发生态资源要注意节制，提出不住在山林中砍伐，不得阻塞河道。这一珍贵文献的发现和出土，为我国乃至世界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外，一同出土的还有秦朝的《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其中都有关于开发自然资源要注意时节、保护森林和合理砍伐、保护土地、水流、保护野生动植物等保护生态的规定。
甘肃省悬泉置遗址发现的西汉《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元始五年，是一份以诏书形式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总共五十条规定：“禁止伐木，尽八月。”意思是从正月到八月期间，不许砍伐树木。“毋摘巢，四时常禁。”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毁坏鸟巢。“毋杀孡，四时常禁。”这个“孡”字指的是怀胎的走兽。人们可以猎捕走兽，但是不许猎捕怀胎的走兽。“毋夭蜚鸟，四时常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猎捕还没有长翅膀的幼鸟。“毋卵，尽九月。”在农历九月份之前，不要采集鸟蛋。“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鸟虫、草木。”
同时期的居延汉简中还发现，每个季度地方政府必须逐级向上汇报这些法规的执行情况，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条文受到惩罚的记载。悬泉置和居延都处于西北地区，远离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法律在这些地区尚能得到良好的执行，一方面可见当时百姓具有相当的自然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在春夏季节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秋季的丰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法律史上最负盛名的《唐律疏议》在《杂律》第一章中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规定了破坏环境责任人与环境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员失职均应受到处罚，如“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恳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杂律》中规定的范围特别广泛，山、林、水、火、庄稼都在严格保护或管制的范围之内。“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唐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基本继承前代，但是在环境法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唐代管理环境保护的部门是尚书省的虞部，其管理的范围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宽泛，除了山林、川泽、庄稼、苑囿外，还兼具城市环卫绿化管理的职能，如大历八年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砍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时下诏：“近山十里，禁其樵采”（《旧唐书·本纪第八》）。这实际上是对泰山生态实行封禁保护，并对其他名山大川也先后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宋朝社会经济虽然达到了小农社会自然经济的顶峰，但是其执政者的主导思想依然是重农抑商，因此其在农业方面的环境保护规范也有所发展。如已经认识到一些生物链的存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钱塘日切禁之”（宋神宗年间彭乘所著《黑客挥犀》）、“有村民犯禁，为门卒所捕，械至于庭”（赵葵《行营杂录》载）。在当时，已经有有识之士认识到围湖造田的后果，龚明之所著的《吴中纪事》早就指出了围湖造田将使湖泊失去调节水量的功能，祸害无穷，但是这样的认识并没有反映到执政者的法令中。
《明律》、《清律》多延唐律，也有类似保护环境的规定，但是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年间，环境保护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多，对自然资源消耗也进一步增加，为了满足逐步增多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明代实施了山泽弛禁，将原本由国家管制的山林湖泊部分弛禁，清代则是开放一定的地区给百姓垦殖。
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机构设置。我国古代对生态保护尤为重视，很早就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职进行管理，被称为“虞”或者“衡”。“虞”最早出现在《尚书》和《史记》的记载中，舜帝时任命九官22人，虞官伯益就在其中。先秦“衡”、“虞”具体的职责在《周礼》中记载很详细。“虞”、“衡”在先秦被分为山虞、泽虞、川衡、林衡。山虞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政令，来保护山林资源。比如设置藩篱作为边界，保护山林资源，禁止进入山林乱砍乱伐。林衡是山虞的下属机构，负责具体政令的实施，平时负责巡视山林，调遣守林人员，根据守林人员的表现，给予赏或者罚。泽虞与山虞相类似，负责管山林草木的管理；川衡与林衡相类似，负责管川泽鱼鳌。
秦汉以后，山林川泽都归少府管理，具体分管的有林官、湖官、破官、苑官、畴官等，至唐宋时期，虞衡又兼管了其他一些事务。据《旧唐书》记载，虞部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这里，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其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一是负责京城街道的绿化工作；二是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是掌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
明朝“虞”、“衡”专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有保护山林职责之外，还增加了物资供应的职能，规定“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了保护名胜古迹，不得乱砍滥伐，要预备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以供祭祀、宾客、膳羞、礼器军实等用途。但总的来说，虞衡的保护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生态法律多是融合于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相关规定中，法律的协调性很强，这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中国古代生态法是诸法合体，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没有被突出，而是融入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的行为密切相关。
当代的环境问题也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仅是末端治理，也不仅仅是产污行为的全过程监管，而应该对从自然中索取到回归自然的全过程管理。
但是从目前来看，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商品交换、消费的末端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的前端等还没有足够的法律进行规范，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也大大影响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协调性。
第二，古代环境法具有丰富的环境生态伦理，这是古代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对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就是“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进步性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尊重自然，认为人与天地是一个统一体，应该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如道家学派将“天人合一”概括为“自然无为”处事方法，认为“道法自然”。
古代的月令制度将环保要求和人们生活紧紧相连，使之转化为社会习俗，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可以为环境宣传教育提供借鉴。环境宣传教育应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融入其中，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宣传教育的作用。
中国在传统生态文明方面历代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令予以保护山林资源，这对解决我们当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和宝贵的经验。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与现实相结合就体现在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是提倡有分寸，讲节用，重平衡，坚持和谐。中国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经历了百年的时间，而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进入生态文明，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价值
第一，关于正确认识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就中国传统五千年的农业文明来看，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环保法律与传统的农本思想、维护政权统治等因素分不开，也与当时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过度开发和乱砍滥伐引发的自然灾害有关系，一旦这些因素危及到王朝的政权统治，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无论这种法律制度或者措施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无论是短暂的还是一直沿用的，都不能否定这种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留给我们的财富。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思想、措施和制度，也受到了诸如汤因比、施韦泽、R·纳森、M·马斯洛、F·卡普拉等国外学者的重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文明成果及法律制度的流传，能够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现代生态环保建设中的许多思想、理论和法律法规，都是古代传统生态保护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总结和研究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不同的朝代对待生态保护的态度和措施，又分别制定了怎样的环保法律制度，对我们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服务现代生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帮助。
第二，关于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自然力的作用问题。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一切自然力量都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这也是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以往，我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理论中，自然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现在我们要对予以全面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人生存在自然界中，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改造自然，为自己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往往由于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者对大自然规律的不完全认识和掌握，对大自然造成破坏和影响，最终受到某些自然力的报复。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因为人类社会要不断向前发展，就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让自然力得到合理开发的同时，也不破坏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对传统社会的生态文明实践考察，已充分证明了自然力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力量和作用。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当今应进一步发展。有关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不仅仅是充分发展经济，开拓和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也要充分考虑自然力的巨大作用，充分执行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新社会，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第三，关于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探讨已久的话题。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来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在不同时期和区域，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些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促成了社会某些制度的形成，最终影响到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下，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明显；虽然当今社会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非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往往会导致原有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肯定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能更和谐地与生态环境相处、合理利用。我们要提倡集约型经济，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构建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财富集聚的过程，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要考虑怎么样推动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怎样有利于当代的经济发展，又不至于损害后代的利益。当前，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生活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类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和法规，提倡绿色消费，尽快摆脱高投入、高开发、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模式诱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总结的极具价值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次进步、经济发展的每一次提升都与我们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如同鲜血和肉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保思想中的精华，意蕴非凡、博大精深，重视和加强中国传统生态环保史的研究，对充实和丰富生态文明史乃至整个文明史有着巨大的作用。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又通过对政治文化的阐述引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述了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都会用一定的方式使其统治合法化,稳定其政治统治。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地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能够影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儒家、法家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为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本文围绕这两种思想来探讨政治文化是怎样影响政治合法性的。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理论中最主要的命题之一,西方众多学者对合法性有重要论述。一般说来,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获得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的能力,或者说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下获得被统治者支持的可能性。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的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哈贝马斯指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即获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宗教对该制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出论证。李普塞特强调,政治稳定既取决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有效性”。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该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简而言之,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政治统治”与民众“政治服从”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探讨统治者的统治理念与统治行为“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赢得民众的服从、信任与支持。
二、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其实,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念、情感趋向和思维定势。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自周秦至清朝末期三千多年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界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政治态度和情感、民族精神、价值观的总和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心理构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中,社会政治思想占据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制高点。政治思想是人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的升华,因此,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保留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笔者也较认同这种观点,因此本文在探讨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时,以儒家、法家两大主流政治思想为例。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1.儒家思想与政治合法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一度成为皇家的正统思想,统治者推崇儒家思想,以其来确定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通过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通过这种等级制度的确立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
孟子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的思想,将民众提高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这就确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这一方面是在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是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观点来维护封建统治。“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群主的权力是神赋予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听天子的命令就是服从“天意”。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也是君主专制最有力的辩护词,通过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使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抬高和神化,为君主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2.法家思想与政治合法性。法家思想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被其他朝代所重视和借鉴。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商鞅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他通过推行严刑酷法来维系统治者的统治,他认为君主只要牢牢掌握住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可以对人民随意的驱使,这也正符合了统治者的意图,进而通过各种严酷的刑罚来维护其政治的合法性。
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法家强调通过这三方面来加强统治,这是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手段。例如“法”,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百姓作出乱法的事情。所以怎样处罚可以制止百姓乱法,便制定怎样的处罚条例。百姓畏惧处罚就会守法,百姓守法国家就能安定,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这就是所谓的“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增强君主的权势。
四、结语
政治文化是形成和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是如此,而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统治者最为尊崇的无疑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他们通过在思想上控制人民,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认同他们的统治,承认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当民众普遍形成了与现有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则容易形成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政治合法性也就确立。反之,当民众所持的政治信念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悖,或对现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信任时,人民就会对政府的精神和目标怀疑,从而不同意现任领导的统治。统治者还通过一些政治思想的指导,制定了维护其合法性统治的手段。比如说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制定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服从统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的积淀,往往潜意识的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的利用传统文化中对现代政治制度有益的部分,巩固民族思想意思,并不断的联系现实,吸收现代政治制度体制中的合理成分和公认的价值观念,最终达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韦伯(Max Weber)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2]郭晓冬.重塑价值之维——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天人合一；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60-02
依据的观点，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年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及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科学技术决定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的发展。相反，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化通过影响经济基础，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今全球化影响下的科学技术与民族文化软实力日益彰显其重要性，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华民族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具有稳定的特征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1]11。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伴随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不断通过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及时吸收来自各方各家的时代精神要义，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生产经济形态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农业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最基础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便是农业。与此同时，周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表现形态，居中心地位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信念。”[2]337这样，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知识而注重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认识对象，同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进行体验，从而“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体现。由于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比较自由并没有屈从于独立王权，这是“天人合一”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的顺从与崇拜”[1]71。在封建时代“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以儒学文化为主流的时代的成熟发展。汉代时儒家讲的“天人合一”建立在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中，这里的“天”即“理”，是精神、心性，这种“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东汉王朝的经典《白虎通》中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天子至尊”，精神与天地相通”，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而魏晋人追求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心灵的世界，是对整个世界做出的心灵上的情感肯定，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反映，将伦理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和而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虽说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关系，但中心却是“人”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考虑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3]70圣人不只是符合“天道”之求，更应力行实现“天道”，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体现人在宇宙生活不是消极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便是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为实现这一理想，人们便要求自己，并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而“天地造化之功”中体现的便是实现理想应有的创造力，表现为人的精神境界。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相关”观念，整体思想由来甚远，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尤其在《易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书的编排上，整体的观察世界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影响。另外，在八卦中，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自然事物。《易经》从整体中把它们列为宇宙的组成部分。“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1]93作者从所闻所见所感出发整体上进行思辨感知，形成了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重要方法。
变化运动的规律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黄帝内经》中清晰描述了人体全身结构和经络的运行情况，“从饮食、起居、劳逸、寒温、七情、四时气候、昼夜明晦、日月星辰、地理环境、水土风雨等各个方面，确立了疾病的诊治方法，并详细地谈论了病因、病机、精气、藏象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4]1。反映了我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是古代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部深奥的精辟反映。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黄帝内经》中揭示了“宇宙及天体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活动及生理活动规律的密切关系”，这不仅适用于今天，值得今天中外人士探索学习，而且已经被称为“人类的一门新兴的现代科学”。事实上，我国古代认为气分阴阳，以及所说的“道”，也揭示了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规律。直到汉代的王充，唐刘禹锡，乃至北宋张载，明清的王夫之等众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主张这种学说，可以说，中国古代人文、农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等，都建立在这种朴素辩证法、运动变化规律的指导下。用整体的统一的运动变化规律看待自然，把自然看成是不断变化发展按照规律运行的统一整体。
近代西方科学作为后发之势领先世界，但西方传统文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心性与知性的背离，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解决西方难题的重要结合点，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下人性道德背离以及科技发展中需要追随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天人关系”正是从唯物唯心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重要性。从先秦的“性天同德”到宋明的“性天一理”，充分显示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主客体之间，以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辩证的思考，促使人类道德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现代科技使工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日益严重。“‘个人’、‘阶级’、‘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含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5]5。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成员避免不了的选择。“在相对的需要、欲求和愿望不再由统治和匮乏中的既得利益者来组织（这种组织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破坏性斗争形式永恒化）的条件下，‘生存的和平化’意味着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发展”[5]15不仅是个人、社会，“从思想领域看，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哲学的胜利”[5]206。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内心向度的丧失，要从单向度的整体跳出解放出来是十分黯淡的前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逐步走向整体化和复杂化。如李约瑟分析“机械论产生于西方人所特有的几何形抽象思维，而整体性则根源于中国人所特有的代数性抽象思维”，“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之上解救我们”。
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338。也许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契合了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用整体的联系的眼光看宇宙、看世界万物，避免和弥补了现代科学技术一些形而上学的不足。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必将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使现代科学技术获得长足发展。
哲学家怀特海曾说“在创造的过程中，蕴含了两类终极存在，即这些永恒的形式具有双重性的存在：一个在潜能的欲望，一个在现实的事实中，而且现实的事实也具有双重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存在于现在中的过去，一种是存在于现在中的当下性。现在的当下含了指向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思想者如何对待这四种经验方式，决定了哲学的面貌及思想对生活实践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自然观的存在方式是对“一种潜在的欲望”的限制，重视“存在于现在中的过去”，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对“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采取长远的观点。西方文化传统则不同，对“潜能的欲望”采取放任自由发展的态度，更多的考虑“存在于现在的当下性”，忽视“对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
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6]47反过来，精神的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前导不容小觑。在今天世界众多著名科学家也重新回过头来，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宝贵价值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成果在一些学科已初见成果，必然在21世纪推动科学发展，从而实现东方文化理念的价值转移，使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借鉴作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邵士梅.大学・中庸[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4]呈茹芝，邵士梅，蒋筱波.白话黄帝内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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