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09:00:5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律监督的方式，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语文阅读课堂应实践“绿色教学”。教师应努力追求用简单的方法和手段，引领学生走进复杂丰富的语文世界中，让学生学得轻松、扎实。课堂中，重视阅读方法的指导，能够使学生的阅读质量逐步达到有效，并发展为高效，从而提升语文教学效率。
［关键词］阅读 绿色教学 简单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4-042
何谓小学语文“绿色教学”？简单地说，就是教师“教”得舒服且无负担，学生“学”得自在而活泼。崔峦老师说过：“语文教学一定要删繁就简，要返璞归真，简单实用。提倡简简单单教语文，完完全全为学生，扎扎实实求发展。”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学目标要简明，教学环节要简化，教学手段要简便。
一、整合资源，巧妙训练
语文课堂是听说读写的训练场。语言要在训练中发展，思维要在训练中凸显，情感要在训练中体验。语文课要让学生掌握语言工具，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综合能力，就需要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巧妙设计多功能性的训练。
如《黄鹤楼送别》一课的教学。
师：（指图）你们看，江边的花儿似乎也收敛了笑容，它们在为友人的分别而伤感，你们看到柳树了吗？柳树好像怎么样？
生1：依依的柳树仿佛也在挽留孟浩然匆匆的脚步，希望孟浩然不要这么快就走。
师：你看到那点点沙鸥了么？你觉得它们在干什么？
生2：那点点沙鸥，他们飞着向孟浩然送别，希望他能慢点走。
师：岸边杨柳依依，江上沙鸥点点，友人登上了船。让我们寻着李白的目光去追随他的友人吧！读第四自然段。
（师读：“白帆缓缓地离开了岸边……”生接读……）
（师读：“白帆随着江风渐渐远去……”生接读……）
师：此时，你感受到了什么？
生3：李白不舍得孟浩然离开。
师：从哪里感受到的？
生4：我从“伫立”和“凝视”这两个词看出来的。
师：能说说你的理解么？
生5：“伫立”是长时间的站立，说明李白站了很长的时间。“凝视”表示李白一直看着孟浩然的船。
师：你理解得真好，真是会读书的孩子。
“一切景语皆情语。”上述案例中，教者没有忽略杨柳和沙鸥，而是利用插图引导学生想象说话。教者紧紧抓住“伫立”“凝视”两个中心词，创设语言情境，利用插图激发想象，巧妙运用引读、层层递进的回读等，让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尽头，李白的视线却仍飞越千山万水，久久地追随。
二、内外联系，有机拓展
在中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中，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课内外结合，积极进行阅读内容的补充，可以深化课堂教学。
如教学诗歌《太阳的话》时，学生通过朗读感受到了太阳就像是清晨来拜访的朋友。在此基础上，教师推荐学生阅读课外文章《金梳子》，并启发道：“读了这篇文章后，你觉得太阳像谁呢？”学生的阅读兴趣一下子被激活了，他们津津有味地读，跃跃欲试地表达。太阳可以像朋友，可以像妈妈……只要学生的头脑能够积极想象，太阳的角色还会更加丰富。学生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仿照书中的诗歌，写起了小诗《我心中的太阳》。
语文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在课堂教学中，及时、恰当地补充课外阅读内容，就可以巩固和发展阅读成果，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三、加强指导，培养会读
中低年级的阅读，虽然内容较浅，但阅读过程的细节对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学生在读书时，常常有口无心，读了数遍，却对文章内容心中无数。教师可以用“读得通”“读得顺”“有感情”等评价语言作为评价标准，促进学生动真格地读。小小改变，学生读的质量就能提高。
在读书过程中，除了要求学生专心致志地读，还要让他们学会边读边思，或提出问题、或说说感想。二年级的语文学习，笔者致力于帮助学生养成敢于提问的学习习惯。课前，预习课文时，让学生在读文后写下自己的问题。课中，同学之间交流提出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快速解决，复杂的问题就再读文本，深入探讨，使读与思得以完美结合。
四、活动引领，培养习惯
小学语文“绿色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语文活动，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形成良好的习惯都有积极的意义。
每天课前五分钟，学生们相互推荐课外读物，这一方面给其他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阅读内容参考；另一方面，也给介绍读物的学生提供了表达的机会。这样的读书交流活动能够引导学生积极阅读，使班里形成了与书为友的良好学习氛围。午间、班会上的“读书故事会”“歇后语擂台赛”“成语接龙”等活动，激发了学生的读书兴趣；同学之间的相互激励，也促进了学生积极地学习；课后收集资料、制作专题小报，将优秀作文编成班级专刊，对生动感人的课文进行剧本改编、表演……这些活动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积极迁移，活学活用，不断产生着开卷有益的快慰。
关键词：阅读方法 课堂模式 自主合作
实践研究证明，改变阅读课堂教学模式，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有效的阅读能力，进而达到全面提高阅读题准确率，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具体内容如下：
一.改革课堂模式：由单一课型转化为多种课型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人文性很强的工具学科、语言学科。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在教学中必须以“人”（学生）为本，语文学科强调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四大能力，具体而言：锻炼学生的眼，让学生看（阅读和观察），多读好书并及时了解和关注身边及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锻炼学生的耳，让学生听（闻），认真听别人交谈、听新闻等；锻炼学生的口，让学生说（讨论、交流、诵读），鼓励学生大胆参与到大家上课的讨论、辩论等锻炼口才的活动中；锻炼学生的手，让学生做（写），可以限时的写片段随笔等；从而实现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从根本上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语文知识包罗万象，它要靠学生日积月累；语文能力也决不是一张嘴“讲”出来的，它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主学习逐步形成的。
因此传统的单纯讲方法课可以改为师生讨论课、点评课、学生交流反馈课等有序系统，各有侧重地进行教学。改变思维的模式化和机械化，让学生通过各个渠道的交流增长见识，改变思维，从而提高阅读能力和改变整个人生观。这无论是对于语文还是人生都是受益匪浅的。
二.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精神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改变教师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否则，学生毫无阅读、思考的时间，只是机械的，毫无主见的等标准答案，并进行认真细致的笔记，形成依赖心理和思维的情绪。这样不仅不利于阅读水平的提高，长此以往还会降低语文的阅读及表达的能力。因此，课堂上必须还时间给学生，养成其自主、独立的思考习惯和能力，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和潜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高中生的思维已较灵活，多鼓励他们在合作中相互取长补短，相互激励，进而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新课标也强调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积极倡导建立具有“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交流合作”特征的学习方式，而语文课程就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
那么，在语文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呢？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做了以下几点尝试：
首先，要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老师还需大胆鼓励学生下水，在水中学会“游泳”。教师要走出习惯的“满堂灌”“填鸭式”的窠臼，让学生放出目光，用自己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甚至是文化背景来解读文本。再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世界充满了迷离变数，尤其是一些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主题多元，我们可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让学生读出他心中的那个独特的它。当然，开始的时候，学生可能不习惯，可是习惯是慢慢形成的，我们作为老师要大胆放手，让学生形成一种个性阅读，摆脱依赖心理和单一化的思维的模式。养成自主、独立的思考习惯，激发阅读兴趣和潜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其次，授人以渔，引领学生自主探究质疑。
培根曾言：“疑而能问，已得知识之半”，若“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则标志着我们的阅读教学已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因此，语文教学应积极创设条件，引导学生敢疑、善疑、乐疑，以达到自主解决问题的目的。如在学习《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时，学生围绕四节诗的内容，自然会产生以下疑问：（1）囚徒为什么还要向他致敬？ （2）使人为什么把“希望”称作“灾难的忠实的姊妹”？（3）诗人写此诗时已受到监视，为什么还把自己的诗作称为“我的自由的歌声”？（4）“枷锁”和“利剑”分别象征什么？这四个问题很好的从背景到思想内容再到作者情感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解决了这些问题，这篇文章的阅读理解也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学生的阅读和认知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再次，创设良好的阅读教学情境，促进学生间的互动合作。
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活力的课程，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尤其是综合性学习中的合作精神。”阅读教学除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外，还需要学生之间平时的合作学习，因为思想是在碰撞中会产生绚烂的火花，虽然有的学生意见相异，但也不妨碍他们在交流过程中阅读能力的提高。因为有了讨论，他们就会再次思考，从而对作品、对人生产生深入的思考。如上外国小说或做相关的阅读题时，学生可能本能的想到单元话题知识要点，但怎么具体联系到本阅读材料时语言组织时，学生却无从下手。这时我让每个人先自己写答案要点，再四人一组来讨论，相互思想碰撞中使思考更深入，表达的能力也得到一定的锻炼，趁机再由一人写下本组讨论的成果，最后由各组派代表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言，使合作探究的活动进一步深入下去，老师只需稍加点拨和指导，同学便可轻松而真正掌握了此知识要点。
作为教师，我们只要做好一些操作性的内容就好了，至于他们迥然不同的文本解读，我们可以不置可否，一笑了之，因为只要不关乎政治性的事情，“百家争鸣”又何尝不可，百花齐放不是更好吗？因此多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解读文学作品是很有必要的。
三.以阅读方法指导为主，注重读写结合
阅读教学以阅读为核心，但阅读能力和学生的写作能力又息息相关，课内的阅读训练又非常有限，要高效率地提升语文整体能力，特别是更加偏重考察阅读能力，教师必须体现“以读带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相关促进”的原则。同时，要体现以课内为本，以课外为辅，提倡“课内课外相结合”原则，相辅相成，全面提高阅读能力。
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一个总体的规划和具体的措施。在知道阅读时，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大致计划。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对学生进行俯瞰。故，我们可以把要读的文本先教给学生，让学生有选择有重点地读。然后，我们给学生在阅读上可以授予一些方法。比如说对于文言可以是细致的圈划式的，而白话就可以浏览式的；对于外国的可以是领略一番就罢，而中国的一些重点作者还必须知人论世，因为，我们可能在实际过程中更多地接触他们，更重要的时候，一些作品还可能作为考题出现；对于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等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开始时候的方法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语文无非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古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分明就是读多了会作诗了、会写诗了。这就说明。我们如果能在读的同时让学生多写，这对学生文字组织能力和写作水平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写的过程可以分以下几步走：
1、先让学生抄写文本中的一些优美的或者有哲思的句子，要求是抄清楚、整齐。这一阶段目的是培养他们对文本的、了解、感知。
2、在能抄写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本中某一个片段的概括，要求是间断、明了，能一语中的。
3、学生学会了第二阶段的筛选能力后，接下来让学生针对第一个阶段摘抄下来的内容进行分析、鉴赏。
4、在了解了整个文本之后，要求学生选取文中某一个人物或某一种理念做点评，然后交流，这样就回应了我们上文中的思想碰撞后出火花。
语文是大语文教育，生活中处处有语文，处处有文化。作为语文教师，要让学生打开阅读视野，从而打开人生视野。让学生在读万卷书的同时，领会语文的无穷魅力。让学生在读的同时学会思考，学会写下自己的思考。这种以读带写，以写促读，读写结合，相关促进的做法，无疑是一种能力的逐步提高。最后，就让学生觉得阅读是人生的一大需要，阅读是能够净化我们被尘垢蒙昧了的心灵，阅读让我们丰富、让我们宁静……
参考理论及文献：
1.《教育学心理学》
2.《浙江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语文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论文关键词 检察机关 民事执行活动 法律监督方法
近些年来，在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中，不服法院民事执行裁定或者反映法院民事执行违法问题的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地突出了民事执行活动的执行难、执行乱问题，并且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机关，则需要提高认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以上情况进行积极地法律监督，以保证民事执行活动的有序、公正、公平进行。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效率并不好，监督人员在监督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监督力度不足、违反规定等行为，对维护检察机关形象、保证民事执行活动的有序进行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认识到自身职能的重要性以及进行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性，同时积极分析自身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为提出更好、更有效的法律监督方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民事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我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是在法律的健全与完善工作中还有待加强，尤其是对于民事执行活动，更需要提高重视，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其能够全面监督民事执行活动，以保证其公平、公正、顺利完成。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避免民事执行活动执行主体怠于执行的问题。我国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执行主体多数为法院，法院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权利是很大的，相比之下，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手段则显得尤为缺乏，一旦执行主体在活动执行过程中，未能够完全按照相关程序办事，那么对当事人的权益是不利的。所以，检察机关在此起到监督、审查、约束等作用，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执行主体进行全面的监督，以避免出现执行主体怠于执行的问题。
2.补充法院内部监督职能的不足之处，起到外部监督作用。法院自身也具有一套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以监管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但是，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一些地方法院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并未能随之变化，依然沿用传统的内部监管机制，这样的内部监管机制已经不再适应新时期法律的发展，对提高民事执行活动的效率也是不利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法院应该积极完善自身的内部监管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来进行外部的监督工作，以便保证民事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
3.约束民事执行活动执行主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我国法律在民事执行方面的模糊性规定，是导致民事执行活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之一。除此原因之外，执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预等，也是造成执行难、执行乱问题的影响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需要发挥其法律监督的职能，对执行人员在民事执行活动中出现的违法、不合乎规定等行为进行监督，并通过适当的手段进行制止与改正，保证当事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二、民事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存在法律监督不力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负有法律监督的职能，但是在实际监督过程中，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监督效率依然还有待加强。
1.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法律监督意识薄弱。长期以来，群众都认为检察机关多数处理刑事案件，对民事案件的关注度并不高。在这种认识下，一些检察机关的监督执行人员也放松警惕，忽视自身的监督职能，同时，检察机关在处理自身与法院关系过程中，采取保守态度，未能全面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导致在法律监督职能执行中存在认识不高、力度不足的问题。
2.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法单一、时效性较差。受到思想观念以及个人能力的影响，很多地方检察机关的监督人员在进行法律监督过程中，普遍采用抗诉方法。抗诉虽然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较为常用的方法，但是并不是适用于对所有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工作。另外，抗诉是属于事后监督，其时效性还有待提高，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力度也不高。因此，检察机关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与相关法律法规，对法律监督方法进行适当创新，也是影响监督效率的一大问题。
三、民事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存在法律监督问题的成因
由于法律本身的高度模糊与操作性的缺失，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陷入困难境地。
1.相关机关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致。一些检察机关与法院相关部门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理解的不一致，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对“审判活动”一词的理解上。一些人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范围是从审判活动开始，一直到民事执行前为止，所以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是一种越权行为。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执行是审判活动的最终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也是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之内，所以，检察机关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2.检察机关监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检察机关在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并不能只使用单一的抗诉方法，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创新法律监督方法，以提高监督效率。但是，受到监督人员素质的影响，监督方法迟迟得不到有效创新，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效率，尤其是事中监督的效率更是难以提高，成为制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展的及执行障碍。
3.检察机关内部制度不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需要在一定的内部制度约束下进行，但是，检察机关内部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善性，造成法律监督程序较为混乱，监督行为较为随意，严重缺乏专业性与权威性，造成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率难以提高。
四、民事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方法
在民事执行活动中，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应该以“依法、同级监督、有限监督”为原则，监督民事执行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从而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同时也有效保护民事执行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宣传工作。国家相关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职能，因此，检察机关需要提高对自身职能的认识，并加强宣传力度，构建对外信息交流平台，使法院相关部门、人民群众等都能够认识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并通过积极沟通，促使各个部门对相关法律条文理解一致性的提高，从而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奠定基础。
2.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管理制度。任何部门都需要完善的管理制度来约束工作人员工作。因此，检察机关也应该结合检察机关的实际工作状态与智能，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以此来约束法律监督人员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在监察机关内部也应该构建完善的人员素质培养制度，从而增强法律监督人员依法监督的意识，促进其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职业道德、法律素养等综合素质的提高，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人力资源基础。
3.多种法律监督方法创新运用，保证法律监督效率。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的地位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可以运用各种法律监督方法，对民事诉讼（包括民事审判活动与民事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活动，从而保证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因此，检察机关的相关法律监督人员必须提高认识，积极创新法律监督方法，并针对不同情况，将各种法律监督方法综合运用，以便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效率。
（1）抗诉：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事后监督方法。它主要是指在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结束判决生效后，针对民事执行过程中的不合法行为、证据不足行为、法律错误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等进行法律监督，以保证民事执行行为的公平、公正与合法。但是，在实际抗诉中，一些法院并未理会检察机关的抗诉行为，而是选择强制执行，因此，在民事诉讼法律中需要明确规定“凡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执行”，以保证检察机关抗诉的有效性。另外，抗诉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对审判过程进行监督，容易出现监督质量与效率低下的问题，还需要检察机关进一步研究。
（2）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的通知）：并不是所有的民事执行活动都适合采用抗诉的法律监督方法，在此，就需要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的方法以完成法律监督的工作。检察建议是一种要求执法法院民事审判纠正错误的方法，它通过合理建议与充分探讨，促进执行法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合法更改。另外，一旦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失误较大，如，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拍卖等执行行为等，则需要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的通知，以督促法院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及时纠正错误，并经过法院审查核实后，应该撤销违法的执行活动，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执行现场法律监督：以上几种法律监督方法都是在民事审判结束后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缺乏对执行过程的有效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创新法律监督方法，提出执行现场监督的方法，即是对一些较为重大的民事案件（如涉及到国家财产或者社会安定等案件）的执行现场进行法律监督，这不仅是监督执行过程的合法性，同时也是对执行结果进行法律监督，以保证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进行。
检察机关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监督人员综合能力的培养工作，同时还要注重对法律监督方法的创新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民事执行活动，灵活运用各种法律监督方法，从而保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保证民事执行活动的合法完成，避免出现损害当事人权益的事件。
关键词 法律与宗教 整体性危机 法律传统 法律信仰
作者简介：王鑫，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法哲学;张淑宁，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理学、刑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003-02
一、“末世论”的救赎：伯尔曼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拉德布鲁赫如是说。当日耳曼人从森林中走出摧毁了古希腊古罗马灿烂的文明后，在历史中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失去了像西塞罗那样真正的法律乃是最高的理性和正确的规则的自然法观，也淡化了法律正是人对上帝的真理和永恒之法的智性参悟的法律观，人们在漫长的中世纪中陷入了两种不同的人文关怀：人应当寻求征服自然还是在寻求充满上帝之爱的另一个世界中得救？然而就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在教权与王权之间，西方人在漫长的中世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二元思维模式——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然正是在这种二价理性模式中，建构出了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流行性思潮。在对这种建构性理论的反思中，我们是否忘记了法的真正本质，在开人类文明先河之师亚里士多德二价思维的传承下，我们是否淡忘了法学的真正目的。
伯尔曼正是在这种危机中，称其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他通过法律传统的方法，将其看作是一种再生的生命经验，即在《法律与宗教》最后一章谈到的“人类的沟通”和“公社”。伯尔曼在此将法律与宗教的概念放到更加宽阔的维度中，他认为他们是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在所有社会都是如此。“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这或许是末世学的视角，他进一步指出，“过去九百年来西方思维的二元模式一直充斥着西方社会。主体与客体分离，物质与精神分离，理性与感性分离，个体与社会分离。”伯尔曼认为，只有克服此种二元思维模式才能解决西方社会问题。因此，末世论的视角维度，既是伯尔曼论证“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在中国，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的制度建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对于从“内圣外王”、“儒外法内”一跃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作者认为我们不仅需要的是外在建设或外在超越，更需要的是内在超越，即宽容与自由的精神，否则，我们不仅会感到方向上的迷失，更会丢失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二、从整体性危机到整体主义法学的努力：突破二元论尝试的典范
西方人在过去的800多年至今，经历了犹太教、新教等宗教的洗礼以及法国、美国和俄国革命后，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人们极为严肃。并且经常不安地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正去向何方。人们的全部文化似乎面临一种精神崩溃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伯尔曼的整体性危机，在人类文明追求现代化建构的征程中，对理性表示出一种绝对的忠诚，然而人们不明白其最深层的基础和价值，因此现代化建构的历史困惑即在于，它忠于理性，但理性不能告知我们生活的意义，也不能告知我们如何才能体验生活的终极意义。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整体性危机？为了应对这种整体性危机和法律与宗教分离的困境，在此，伯尔曼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模式，一种试图颠覆传统法学理论的尝试，一种“走向法的社会理论”。
伯尔曼认为，在经历了“我思故我在”的时代到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再到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是西方文明的灾难，也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灾难。为进一步解释他所谓的整体法学，伯尔曼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即生生不息的共同历史经验。由此可以看出，伯尔曼力图建构的是一种“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的整体法学。因此，我们不能说伯尔曼是运用理性主义模式建构他自己的法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种“重生”的哲学观，是一种边缘状态下超越法律与宗教的。伯尔曼把这种体验比作佛陀在出家求道过程中的“顿悟”，比作基督口诵诗篇中所描述的绝望与获救。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伯尔曼式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内在机理与运作逻辑，在当今，他为我们提供了“重生式法学理论”模式的样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三、伯尔曼的法律观与中国的法律观及其“法律信仰”问题
（一）伯尔曼的法律观
1.法律是分配权利与义务的程序。“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如是说。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法律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前提时，为澄清人们对“法律”一词理解的偏颇，特别强调“此法为最为广泛意义上的法律。”由此可以看出，伯尔曼的法律观已非单纯国家制定的法律或命令，非实证主义法学家眼中的法观，只要权利与义务分配的程序存在，就是伯尔曼的法观。
2.法律是正义的观念。伯尔曼的法律观除了是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结构和程序外，他还将人类对正义的观念视为法律。在结束了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证后，他指出“宗教即为人类对于神圣的意识，法律即为人类对正义的观念。”由此看出，伯尔曼的法律观是超越法律本身的，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最发达的还是最原始的社会，在人类精神中，始终存在一个维系其生活交往的共同观念与共同信仰，它贯穿了人类历史的长河，即为正义的力量。由此看出，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维度中定义法律，又超越了其内在的紧张关系。
3.法律是一种价值尺度的事业。另一方面，在《法律与革命》（第一卷）中，伯尔曼在讲述西方法律传统之形成时，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法律概念：“法律是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最终，他进一步得出：“法律不仅仅是事实，它也是一种观念或概念，此外，它还是一种价值尺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伯尔曼的法律观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法观，究其原因，在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革命后，人类文明陷入了科学技术的自我陶醉之中，一切技术性手段使法律脱离了历史，使法律脱离了宗教，脱离了人文关怀。具体来说，伯尔曼之所以采用最广泛的法律定义，作者认为其缘由如下：其一，从《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这一角度来说，是为了梳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数量众多的法律体系或法律部门，并将其归为统一的西方法律或法制来进行考察，从而进行比较研究和回应“末世论”主题的需要;其二，是为了讨论类似于孟德斯鸠式的“法律的精神”的需要，即考察西方法制史上不同法律体系、法律部门、宗教与道德、政体与法律等各自的关系;其三，即对当下实证主义浪潮的盛行的解读与批判。
（二）伯尔曼“法律信仰”观在中国语境下的误读
既然伯尔曼的法律观是整体主义法学的构建，那么我们的法律观又是怎样的呢？从上文中已经提到，自建国以来乃至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一直在实证主义思潮和方法论中自我陶醉，当然法学也在其中，按照观，法律则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和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工具。若我们在这种法观的视角下评价伯尔曼的法律概念和法律信仰问题，作者认为是不恰当的。
到此，我们再回归伯尔曼的“法律信仰”问题，梁志平先生将“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be not work.”翻译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不论翻译的是否恰如其分，我们就中文意思提出了质疑，即在基本社会生产生活的条件下，我们的法律都基本得到了执行，更基本的就守法主体而言，都在最低限度层面遵守着法律法规，在这一点上，法律实际发挥着其效力，不能说因为没有将其上升到最高层的意志表达或人文境界而断定法律到了形同虚设的境地。在这里作者并没有批判此句翻译对错的问题，而是更加强调“法律信仰”问题只有在伯尔曼的语境下才能被正确的理解，因为伯尔曼的法律观与我国的法律观确是南辕北辙，此法律非彼法律也。只有做出严格的区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法律信仰”问题，而不是盲目过分的在实证主义的圈地中大谈“努力树立法律信仰。”
四、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建构之出路
欲了解东方文明，不能不考察古代中华文明，欲了解西方文明，不得不探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然而，文明的交汇是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它伴随着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对抗与碰撞，在某种程度上讲，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是精神理念到物质文化，而后又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演进的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它与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它是首先由主动到被动，后又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而近现代成为其转折点，中国传统文化才暴露于世界文化大家庭的交融中，如此一来，文化交融亦为伯尔曼法律观与中国传统法律观的沟通提供了契机。
综上所述，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应当是我们尤其是法律职业者的“本”。在现实中，在当今法律在社会成员心里没有多少地位的情况下，在人们不普遍遵守法律之规定的情形下，在被实证主义化以法律工具论为主导的语境下，欲建立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可谓天方夜谭。我们当下应该亟待解决的是守法问题，不仅是公务人员，还有社会公众，建立起每一个公民对法律的基本信任。我想，无论东方西方还是国人洋人，基于人的自然本性而经理性确认的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护是每一个人的基本体认，也是一种“无信仰的信仰”的宣示，每一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类似于信仰或等同于信仰的内心确认。信仰决定品味，信仰决定境界。从中国古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启示，到古西方文明“各得其所”、“按自然而生活”的古训告诫，再到伯尔曼整体法学的“法律信仰”观，都是这种信仰的最高诠释。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践行法治中国，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伯尔曼著.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关键词：变时间尺度；发电功率；短期预测；自适应
DOI：10.16640/ki.37-1222/t.2016.11.156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面对不可再生能源日趋减少和全球变暖等环境污染问题，迫切需要一种可稳定持续开发的可再生能源。由地球表面空气流动所产生的风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这就使风力发电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1]。其中，短期功率预测[2]是风力发电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发电系统的功率控制和稳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风力发电系统功率预测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很多国家都已拥有比较完善的风电功率预测模型和系统。而国内的风电产业起步较晚，在此的研究还局限于风电场的规划、发电机组的控制以及风电场以最小影响并入电网等方面，对风力发电的短期预测研究成果甚少，预测效果不佳[3]。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数值天气预报不完备等特点，提出一种将历史数据与物理模型相结合的插值方法。并针对风力发电系统短期功率预测因预测信息的不同对预测周期的不同需求，提出一种在已有插值方法基础上的变时间尺度短期功率预测方法。
2 短期功率预测方法
物理模型与历史数据结合基础上的变时间尺度功率预测方法由发电机组功率预测输入预处理模型、基于历史数据的天气预测模块以及功率预测模块组成[4]。
2.1 风力发电功率预测模型输入处理
依据物理模型对风力发电短期功率预测的输入处理步骤可总结如下：（1）通过数据校正模型对已有数值天气预报数据进行校正，减小预测误差；（2）通过地形变化模型修整因风电场地表凹凸不平给预测精度带来的影响；（3）建立基于不同地貌的粗糙度分类模型，计算受粗糙度影响后的风速；（4）通过风轮背面风速模型求解风功曲线对应的风速。
2.2 变时间尺度的天气预测模型
数值天气预报风速经过数据校正、地形和粗糙度模型修正后可作为距离最近风力发电机组的风速值。但鉴于短期功率预测的预测周期存在小于当前所研究风电场天气预报信息的分辨周期，达不到功率预测周期的要求的情况，提出一种基于历史数据的插值方法，提高天气预报信息的分辨率。又根据控制系统对短期功率预测预测周期的不同要求，提出一种基于历史数据的变时间尺度的天气信息数据预测模型。
2.3 功率预测模块
在系统执行能量分配时，根据功率预测模块对预测周期的要求设置插值周期，再按此周期从天气信息历史数据中提取数据。若根据控制系统要求需要不同的预测周期，则对应设置不同的插值周期，提取不同插值的历史数据，至此实现变时间尺度的插值运算，完成变时间尺度的风力发电机组功率预测物理模型。
关键词 生态主义 政治运动 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一、西方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科技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气提高，它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对自然界的平衡生态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核战争威胁等负面现象越来越忧虑，由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起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生态运动，其后来与政治运动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区别与其他派系的理论体系。
生态主义产生以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第二阶段主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思想进行批判。第三阶段回归到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
生态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自然观造成的，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体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的经济发展最终将使人类走向灭亡。
二、西方生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环保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生态主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西方生态主义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获取剩余价值，这些手段不可避免的污染了环境，加重了自然界负担，生态主义认为现阶段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人们对待自然的特殊资本主义造成的。
（2）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资源，借此转嫁生态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破坏。
现阶段，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投建高污染企业，进行垃圾废物排放，以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向世界扩张，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根本上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
从各国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来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条规定为公民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形式行使控告权利提供了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这条规定为刑事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现阶段，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已经具备，我国应从诉讼管辖、举证责任、诉讼主体等方面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其一，在诉讼主体方面，将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展到公民，以全民监督的形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在举证责任方面，在认定侵权的归责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在因果关系、免责事由上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负有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举证责任。其三，在诉讼管辖方面，由于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理论及实践问题较多，疑难复杂程度较大，因此该类一审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跨省市行政区域的河流污染案件，可由高级法院指定某中级法院或海事法院集中管辖。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期，借鉴西方生态主义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建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少敏，王凤斌.环境法治的价值――自然权利和人类福祉[J].鸡西大学学报，2011（07）
[2]宋盈滨.环境修复势在必行[J].企业导报，2011（09）
[3]黄永健，薛坤.试论李渔家具设计思想[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09）
[4]王振亚.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多维透视[J].研究，2003（1）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尚处在起步阶段，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将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概念特征、功能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就该项工作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功能 完善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概念及特征
顾名思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就是监督与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活动是否合法。可以分为广义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和狭义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广义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包括作出社区矫正和执行社区矫正两个阶段的监督； 狭义的社区矫正监督只包括执行社区矫正阶段的法律监督。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相对于监禁矫正法律监督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性。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探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特征。
1.监督主体的唯一性。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因此，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检察院，而不能是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
2.监督对象的多元性。监督对象既包括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司法行政机关， 又包括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包括授权履行教育矫正、帮困扶助职责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也包括与交付执行、更变执行和终止执行有关的法院、监狱、看守所等。
3.监督手段的专门性。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法律手段。针对社区矫正活动中出现的违法情况（如脱管、漏管，应当收监未收监等），应向执法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执法不规范、管理监督不严格、工作制度不健全等可能影响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可向执法机关及其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对发生在社区矫正中的职务犯罪应进行立案侦查，严惩司法腐败和失职渎职犯罪，维护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等等。
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不完善。由于修正后刑事诉讼法没有施行，社区矫正法也刚出台，有关监督的对象、内容、程序以及监督主体的权力、义务都有待法律解释来进一步明确。
2.制度不健全。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如缺乏履行监督职责所需的全程动态监督制度、分级分类监督制度、风险预警检察制度、跟踪维权制度等。
3.定位不准确。如前所述“等同趋向”、“等待趋向”和“代行趋向”都表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存在监督不到位或工作越位现象。
4.机构不健全。由于矫正对象分布在乡镇、街道、社区之中，公安、司法、法院都有相应的派出机构，而绝大多数地方检察机关无派出检察室，很难实现“同级派驻、对等监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省级检察院在机构改革中把城区没有看守所的检察院的监所科给撤并了，导致刑罚执行监督机构的缺失。
5.缺乏信息化管理手段。社区矫正及其法律监督工作客观上需要公检法司之间信息共享、网络平台管理，这就需要统一的政法网络平台和统一的社区矫正管理软件系统，但迄今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地市层面都还无法做到。
6.工作物资保障不足。车辆、通讯工具、照录像器材的配备无标准、落实不到位，开展日常检察和定期检察的经费无着落，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措施的完善
1.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增强法律监督权威。应根据我国国情，按照社区矫正制度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和要求， 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监督措施、监督对象、资金保障、执行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矫正内容、职责、权力与义务等方面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程序、方式以及保障措施等。建议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规定中的一些弹性条款设置为刚性条款，通过设置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权中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明确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法律监督中的法律强制力，规定被监督机关及责任人无正当理由，不执行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相应制裁后果。
2.适时扩大社区法律监督矫正人员的范围。根据规定，社区矫正对象是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者，因此，这五类人应是社区矫正工作接收的主体。按照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潮流，我们应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积极引进和吸收世界上社区矫正成熟国家的经验，扩大社区矫正人员的适用范围和比例，将刑满释放人员、在校学生轻微犯罪等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使社区矫正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法律监督制度；法律关系；检察机关；监督权力；审判机关；检察监督
一、引言
法律监督，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特殊的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在诸如检察机关是否应当被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察权是否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按照法律监督机关来建设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根本问题的争论中，法律监督总是争论的焦点。
二、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
能力建设是发展领域高频使用且时髦的词汇，因为能力建设是引导发展的方法，其本身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法律监督能力的高低，关系到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力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的评价高低，关系到检察机关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检察机关的自我建设健全与长远发展。
（一）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内涵特征。法律监督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能力建设是由组织要素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活动发展来实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制约检察监督能力的提高和影响检察监督能力发挥，既包括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运行机制、人才队伍素质、技术装备以及管理手段，也包括人民大众对法律的理解、对法治的信仰，还有对检察制度、法律监督制度等制度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二）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法律的执行需要监督以防止在实践中扭曲，而没有执政党的参与领导，这种监督是难以实现的。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法法治的重视，为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能力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强大的政治支持。
坚持遵循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要求一切行为都应该遵循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是一个动态的和能动的社会范畴，其基本意义就是依法办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为了维护法律法规的统一、正确实施。而实行的具有规范性的专门监督。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监督的法律活动。
坚持适应法律监督发展的需要，法律监督发展的需要是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指明灯，有针对性的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是一种快捷的方式，同时也防止监督能力的提高偏离轨道，也有利于监督方式的创新。
（三）加大和改善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实施途径。强基固本，尽最大限度的提高法律监督的内部监督能力。首先，加强法律监督的思想理论建设。思想理论建设是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前提，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先导。其次，加强和注重法律监督知识的建设。知识建设是法律监督能力建设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的途径。检察官在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检察官的能力和素质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寻求积极的外部保障。首先，建立和完善检察保障机制，法律监督的后勤保障和技术支持是发挥法律监督效力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因素。其次，注重加强突出信息技术的应用。法律监督能力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向信息化要效率，向技术要效率。必须着眼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全面重点的实施科技强化检察监督的新战略，逐步实现法律监督的信息化、技术化和现代化，促进法律监督水平的提高。
三、法律监督保障机制的完善
要确保法律监督实现其自身的价值目标，除了按照法律监督职权运行的基本规律，完善法律监督的职权配置，理顺法律监督的领导机制外，还必须对现行的法律监督保障机制进行改革。
（一）建立健全与法律监督职权运行要求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所需要的经费能否得到保障以及如何得到保障，是确保法律监督职权得以顺畅运行，实现法律监督目标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检查职权能否做到清正廉洁[6]。为此就必须建立符合法律监督职权运行规律的经费保障机制。
（二）建立健全国家统一标准的检察技术装备保障机制。首先，要建立国家公共财政均等化统一保障的技术装备保障机制，即将检察机关装备建设的经费要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系统，由中央财政为检察察执法办案提供统一标准保障，从源头上治理保障不平衡的问题。其次，要建立统一的检察技术装备保障标准，要按照需求主体、合理布局，实用节约、适度前瞻，立足当前、兼顾未来，通俗简便、易于操作的原则，根据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的工作职能，分检察业务装备、检察鉴定装备、综合办公装备、基础信息网络装备等，建立相对统一的设备标准。
（三）建立与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人员任职保障机制。首先，提高检察人员的工资待遇，在提高检察人员的物质待遇上，普遍认为应当实行高薪或者优薪，以达到养廉的目的。其次，延长检察人员的退休年龄，检察工作法律监督的本质属性以及目标决定了检察人员的管理模式应当有别于行政官员，但我国目前是沿用行政管理模式对检察人员实行管理的。我们认为，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职业特点决定了检察官必须拥有丰富的司法经验、良好的法律政策水平、充满睿智和理性、表现沉稳的职业者群体，而这些必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锻造方能形成。
四、中国法律监督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制度是由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构成的。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检察监督进行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法律监督模式有其不足性，需要进一步指出与完善。
（一）中国法律监督模式的不足。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极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监督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直接影响法律监督能力的发挥。第一，侦查监督方面的措施欠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第二，审判监督的方式比较难单一，监督的效能不足。监督方式的单一性导致法律监督的不全面性，无法实行全方位的法律监督；第三，法律监督的空白区比较大，存在不能有效保护的公共利益。如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对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共开支的滥用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仍处于缺位状态。
（二）中国法律监督模式的完善。在侦查监督方面，完善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法律规定。我国的检侦制度分离的模式与西方国家检察机关指挥侦查机关的制度模式不同，检察机关要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我国现行的检警关系，不适合检警一体化的模式，检察机关不能对警察机关侦查实现监督的目的和实现指控犯罪的诉讼目的。但是为了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应该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的介入，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
在审判监督方面，检察院应该具有量刑建议权。我国除了有审判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外，同时对审判机关还存在外部监督。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对法官的量刑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同时行使监督权也是进行抗诉的依据，公诉部门向法院提出量刑的建议后，比如法院的判决与量刑建议差别较大时，可以用量刑的建议作为提出抗诉的理由。
在对违反公共利益方面，检察院应该具有公益诉讼权。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都相应的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公益诉讼权不同程度的赋予检察机关，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各国的公益立法趋势。中国也应该重视公益诉讼的立法，顺应法律发展的时代潮流，对涉及危害国家、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主要包括公害案件、垄断案件、损害消费者权益案件等。
我们既要看到我国检察制度的优越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检察制度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也要看到我国检察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坚持我国检察制度中合理的价值取向，保证检察机关正确的发展轨道。在推动中国检察改革中，尊重我国的传统文化，立足现实实践，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坚持自己的法治理念，真正实现我国的检察制度的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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