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09:18:5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着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着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关键词：经济危机;资本积累;有机构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什么？长期以来，对于此问题的探究一直是理论界最困难，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时至今日仍无确切定论。自机器大工业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史，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挥之不去的顽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面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爆发，作为全球增长的“中流砥柱”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亦面临重重压力，想置身于危机之外似乎愈发困难。因此，对经济危机成因与根源的探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总体说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逻辑展开为基本线索，从分析商品矛盾开始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从而产生了商品和货币、买和卖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引出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进而出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矛盾，进一步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还表现为生产力手段发展的无限性和价值增殖目的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通过资本积累使矛盾不断得以发展和强化，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丧钟。笔者认为，在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中，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是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研究危机成因与根源的关键。
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一）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家由于内在贪婪本性和外在竞争压力的趋势，必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把剩余价值源源不断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的过程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并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使得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资本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如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追加速度大于对劳动力的追加速度，那么过去劳动的增长必然快于活劳动（即新价值）的增长，其结果便是总资本所带来的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反映在社会中就是各种商品的迅速贬值。
（二）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停滞和混乱。如果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力量较小，利润率由趋向的下降变为实际的下降，那么就会带来更加激烈的资本竞争。在为利润剧烈地角逐过程中，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的资本便会因竞争实力不足而黯然退出市场，破产倒闭，成为闲置资本。进一步讲，资本的闲置或毁灭，造成了资本在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的损失，表现为商品、劳务和要素价格下降，股市下跌，社会信用收缩甚至崩溃。
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
（一）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源于资本贪婪的天性，甚至连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深深打上了贪婪的烙印。资本积累不断驱使资本家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疯狂的贪欲中某得一席之地。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为目的，使得生产在客观上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不顾一切而尽可能占领市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社会的生产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言是过剩的。而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分配中获得的有限工资收入造成的。
（二）利润实现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决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的唯一因素就是利润率。资本家完全不会考虑生产和社会的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力和购买力对资本的扩张与收缩没有任何影响力。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进，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利润的实现愈发困难。当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达到某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达到甚至超过利润率的极限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仅仅把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便没有击中经济危机的要害，各项政策和措施是难显实效的。
三、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
（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摆脱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中，固定资本的更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由于供销都比较旺盛，无论是产业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都不愿意更新旧设备，扩张中的资本更不愿意转行到技术含量更高的领域。但是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冲击后，面对随之而来的生产大萧条，加之社会游资充斥，利息率、要素价格水平较低，贷款相对容易，资本家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便开始重新谋划下一步的发展了。他们有的采购新的技术装备，有的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升级，有的转投利润率相对较高的行业部门。总之，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和投资带动了两大部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再次走向复苏和高涨。
（二）固定资本的更新同时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新的物质条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广泛采用，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一方面持续推动着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促进了资本集聚和集中;另一方面，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从而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再生产比例遭到严重破坏时，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当然，固定资本的更新只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不是爆发经济危机的条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固定资本的更新是不会带来经济危机的。
以上所述，笔者分别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润实现困难、固定资本的周期性更新等多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和爆发的根源。总之，经济危机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复合共同促使了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因此，只有综合全面地把握经济危机的成因和根源，才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深层次矛盾，进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冲击时能够有效预防和管控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
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1.运用理论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引起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无法正常运行。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引发生产过剩的情况，一旦生产过剩越加严重，加上经济体运行不协调，积累到一定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的虚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诱因。
2.从美国金融体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让美国人形成了超前消费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成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在发展的背后潜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坏账隐患。其次，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巨大的泡沫转嫁给投资者。加之美国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业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一直以来依赖进口，贸易逆差大，居民储蓄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最后，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展业务范围，致使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本来就缺乏实体制造经济，而在这种环境下，信息科学技术成为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金融危机的相关论述
（一）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阶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解释。
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爆发。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和贷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从马克思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决定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
关于金融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用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系统分析后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里贪婪的资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行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和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此，借用马克思的逻辑：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
三、《资本论》对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启示
（1）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应该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等，这样才能构建起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是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融资渠道、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
（3）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两级分化严重，劳动者收入过低，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防止市场失灵，我们就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外，我国国民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观念，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张克难.金融危机“捧热”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热销说明什么[N].报，2008-06-25（A10）.
[5]高航.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问题与对策探析[J].经济视角，2009（8）.
[6]顾钰民.用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J].研究，2009（1）.
[7]吴挺.马克思不是预言家，是路标 [N].东方早报，2008-10-31（A16）.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关系；会计准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的原因成为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多数观点认为，是美国过渡信任和依赖自由竞争法则、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和消费者的过度债务化等原因导致了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有一些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的元凶。那么，是否是公允价值计量导致了金融危机？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将何去何从？本文试从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公允价值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我们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一样，有着其固有的根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判断金融危机发生根源的理论利器。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使社会的产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从根源上说，其实就是源于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所导致的生产能力飞速增长（追求剩余价值）与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级贷款者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以及单个公司的有组织化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发展和创新）与整个市场的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之间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当人们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疯狂和贪婪，埋怨次级房贷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费的时候，更应当看到这些所谓“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又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正常反应，正是这样的制度才形成了这样的人性，危机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价值的含义和特征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我国财政部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公允价值的特征
1.公允价值的非主导性。我国新会计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我国会计计量中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公允价值在具体准则中体现为非主导性。正是由于这种非主导的地位，给公允价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2.公允价值的应用有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在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我国新会计准则设定了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明确规定了公允价值的运用前提是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的计量”。我国之所以要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无视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必然会使公允价值失去其“公允”的意义，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关系
纵观历次经济危机，分析其原因时，多少会有会计的因素，只不过不同的学者认为会计承担经济危机的责任权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人们认为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们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决策失误和信贷关系紊乱是触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成了受攻击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主因。
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呢？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美国楼市泡沫破灭引起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相关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价格崩溃。而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要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就使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开始显著缩水，不断下跌的资产价格使得公司为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和降低负债比率，需要甩卖各种可交易资产回收现金并偿还债务，但资产出售行为又进一步引起了相关资产价格下跌，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而金融机构也开始缩小贷款规模，这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使金融危机快速扩大和加深。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下的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显然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次贷是一个极富传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则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机后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观看待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2.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准则的缺陷。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相比其他计量属性来说，公允价值仍然是目前更优选择，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它也是一场考验，说明它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只有理论界先弄清楚了，实务界才有可能跟上。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其次，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市场条件。在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中，应鼓励优先采用活跃市场中资产或负债的报价。虽然公允价值并不就等于市场价格，但市场价格毕竟是最为客观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当前应努力培育各级市场，从而使交易双方能够获得相对公允的市价信息，为公允价值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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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后;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态又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剖析。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方面的无节制。我们应当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进行有节制地健康地引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以人文精神引导，推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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