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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哲学的框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读陈家琪的《当代哲学问题九讲》，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起来。本书第一讲，即“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明确了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离不开感受性、想象力、回忆能力和概念的框架二者的紧密结合。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尽管各讲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始终围绕这个核心思想展开论述。
2政治哲学用政治的概念把握当下的时代
关于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作者借用了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二是启示宗教问题；三是人们对于新的绝对义务的渴望；四是后现代大潮中，人们对某种决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期盼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详述，依据的还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这个指导思想。如就罗尔斯的《正义论》，陈教授指出“这本书想给出一个能替功利主义的，或能为被称作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思考，罗尔斯的确在《正义论》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足见，经济问题关系治国安邦，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选择的道路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装置，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劳资关系为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未来等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完全照搬，也没有沿着欧美的范式发展，而是根据时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学者说：“目前我国流行的劳动关系理论,源自欧美的产业关系理论,其研究范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不可避免，这点毋庸置疑，然无论怎样变化，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定要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为中心，体现公平与正义。以上足以证明，政治哲学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时代。政治与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没有分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以及其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政治所做的哲学思考。政治更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足以说明哲学距离现实很近。
3现代性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认真态度在这里指的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无论是所谓的认真态度还是平庸之恶，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指导我们，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从事哲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一种近似简实容易理解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理论讲透彻、讲明白就是一种贡献，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恶一定是十恶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坏，平庸之恶常常更多，却极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接受。知识分子该怎样？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当代哲学问题九讲》第五讲专门讨论了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陈教授认为“在现代性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前者把理性当作一种工具来治国，后者敢于批判社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质等。现在要阐明的是，尽管后一种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后者的边缘化？能否抑制这种边缘化？这些就是哲学问题了。哲学对时代进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机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忆基础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义的表达。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哲学要回答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学概念进行表达，“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五讲先阐释了现代性的危机，然后引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复杂性，那么知识分子的困惑将继续下去。
4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距离生活其实很近。本书的其他几讲，如世纪的思想情绪及20世纪的主导逻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等，从不同的论题展开阐述，但同样彰显了这样的哲学精神。
作者:李莹波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家琪.当代哲学问题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张利萍,邸敏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述要[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5）.
【关键词】单元总结课；有效导入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的内容，由于涉及到专业的哲学词汇，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相关内容的高中学生来说，理解和记忆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单元总结课中，需要学生有较强的知识迁移和逻辑思维能力，学生往往有畏难情绪，学习的积极性比较低，使得单元总结课成为政治教师一人的讲授课，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如何有效的导入单元总结课，降低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政治课的学习积极性，成为我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慢慢发现学生对于喜欢的歌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很长的歌词也都记得下来，能否借助这个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改善政治单元总结课的教学方式呢？
一、歌曲改编
首先，我收集了学生收听的热门歌曲，了解了同学们的兴趣所在。接下来，根据单元总结的内容，我大胆的用哲学的知识对这些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并请同学们根据我重填的歌词来演唱。例如：
在开始单元总结课之前，首先进行了“哲学演唱会”。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基本都不需要看词就都顺利的唱下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生和老师都相对放松，而且学生记忆的效果很明显，还有一部分同学，自己利用前面傻ピ的内容将《演员》、《小幸运》等歌曲进行改编，自己组成演唱团来展示。有同学表示，如果哲学课都像这样进行的话，心里感觉没有那么难，而且也更有兴趣了。
通过歌曲改编，成功发挥了学生在单元总结课中的能动性，不是被动的进行知识的整合，而是用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系统性知识的构建。同时，为单元总结课的内容进行准备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图表大师”
高中政治必修4单元总结的重要内容是建立知识体系框架表，从而系统的梳理哲学知识，使得学生从全局上把握知识点。但是知识体系的建立之前主要是老师，要不就是借助现成的资料，如何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来建构知识框架，从而深化对单元总结课的理解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有很多喜欢漫画，也喜欢自己画一些小作品。所以，在单元总结课之前，请同学们自主的绘制“知识树”。并在单元总结课上进行展示。
同学们的作品给人很多的惊喜。用语言表述起来非常繁复的内容，通过自己绘制的“知识树”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还配上了幽默的旁白和生动可爱的人物。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仅展示了他们的绘画、构图和创意，而且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增添了课堂的生趣。
单元总结课的知识总结不再是那么生硬，显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了，学生们也更乐于参与到哲学课堂的内容生成中来。
通过歌曲改编、举办“哲学演唱会”、“图表大师”等导入方式，成功的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不仅单元总结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同学们对于必修4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课程的继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哲学本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反思的智慧之学，通过这些不同的教学实践，在提升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同步成长。
【参考文献】
[1]郑丽君.高中政治教学中互动交流模式的建构[J].魅力中国，2008（28）
[2]许建明.对高中政治新课程教学中若干问题的反思[J].新西部（下半月），2008（11）
三种理解模式的争论
客观地说，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起点，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发展及反思的结果，并共存于当代政治哲学之中。一般而言，人们对基本概念的兴趣往往来自于个人境遇、实践经验或制度理想，而非这个概念的理解史。这决定了人们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它通过设置和修改某些假设、增加一定的概念设定、采取特定的推论演绎、借助格式化的理论图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当理性重建遭遇历史时，“历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场了。正如洛夫乔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中对基本概念的阐释不一定具有社会代表性，它们与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之间很可能缺乏钩稽。在这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现就再自然不过的了。只不过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主张放弃当代政治哲学，反对当代政治哲学对“哲学技术”和“现代宇宙观”的迷恋，进而回到朴素的古典时代;而后者则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关注概念的自主的历史演进及其历史语义的嬗变，又注重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概念涵义与其“大环境”(社会背景、语言形态)和“小环境”(文本的语境、作者的意图、作者的行为等)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从它们的思维方法看，政治理论研究模式是“化约主义”的，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则是“复杂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强调对统一的政治观点的论证，往往具有明显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在相应的论证框架内才具有意义，这种融入和应用体现为对历史理解的化约处理。如约翰•罗尔斯提出:“政治观点是关于政治正义和公共善以及哪种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进政治正义和公共善的观点。”［8］(P．5)为此，“思考关于正义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它试图对这些价值做出合理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说明，试图弄清楚，这些价值如何被组织起来以便应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政治哲学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们历史悠久)都属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应，政治理论研究模式的学理范畴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发，逐渐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规范标准，并建构以政治公正(或正义)为鹄的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协调关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状态［。与此不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和概念史论认为历史理解是复杂的，而将复杂性因素化约或者进行简单化处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释的逻辑体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学说、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们主张历史理解成为一种概念解释的历史主义意识，要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复杂主义，即从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历史特性出发，展示它的具体性、过去性、变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任何历史理解都是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和具体氛围中的，尽量按照过去的样子来理解过去，不能在不断变动的时间之上建构绝对的一致性，应该承认历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约而具备未知的复杂性，不能用固定的、单一的、整齐的模式对待历史。就概念分析的相关度而言，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关系较为薄弱，而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较为重视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有两个基本要件: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尽管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十分注重历史分析，但是它对于概念分析的态度却不太明确。这并不是说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没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较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与现代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而施特劳斯更明确指出:“‘政治哲学’这一措辞中，‘政治的’这个形容词与其说指明一种主题，不如说指明一种处理的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哲学’的首要涵义不是指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众的方式来处理哲学，或者说是指对哲学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论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为重视概念分析。政治理论的概念分析致力于发现某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意涵，反对存在本质上是争议性的政治概念。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正是对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释的有力论证，它试图通过引入一项逻辑大前提来从另一个几乎无限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内涵的精神构造，并在剥离概念的价值负载同时强调概念仅仅是用来分析的工具。同时，他们认为对抗和分歧对把握概念的本质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对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概念展开的，是纯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来出现了其与社会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关注现实政治的倾向，它的出发点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认为，“概念，就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其意在使“人们远离那种静态的、非历史的‘概念分析’事业，而走向一种更为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强调‘概念变迁’和‘概念建构’的‘概念史’。”［由此可见，因为政治理论和在历史分析上的态度不同，所以它们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逻辑而言，三种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论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经典文本对概念的界定为题材，分析它们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发展和影响。他们一般认为不同的历史理解都是针对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共和、权力等等。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义是不变的，只是在定义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维度、层面和领域的差异。因此，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存在确定的逻辑或体系。其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研究模式在历史理解的结论方面恰好相反，认为探索“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面对过去思想的正确性”［。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同意历史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政治哲学认为历史理解存在“显白”和“隐喻”的表达方式，这使得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见同时存在历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务就是从政治意见之中遴选出政治知识。继之，有关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政治知识也有“独立的”和“传承的”之分，而历史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强调“概念史”真正体现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们应保持对政治世界的概念争论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图说明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普遍境况。作为人文科学的新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词语(词源、词义)史、概念(概念要义、概念表述)史、范畴(概念场域、概念情境)史、实现(概念运用)史等主要内容。以外，三种研究模式的时间观亦有不同。政治理论承认政治概念历史的理解存在“时间距离”问题。对于这种“时间距离”，政治理论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态度，认为概念史的演进就是概念边界不断扩大的过程，“时间距离”是在这种概念意义的包涵与扩张中被克服的。而在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时间距离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但克服时间距离并非获得历史理解的惟一途径，我们应该承认时间距离的客观性，从不同阶段的历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体意义。因而，历史理解的绝对条件意味着历史语义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条件中居于首要地位。与它们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将时间距离作为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领域，以此反对“教义神话”、“连续性神话”、“预期神话”和“狭隘主义神话”。这一模式认为，概念史是“历史的历史”。由“时间距离”带来的理解困难并非绝对的，只要真正理解历史性质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时代语境、实践环境和意识形态(或话语)背景，谨慎而持续地加以探讨，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历史理解的画卷。换言之，能够克服时间距离的不可理解性，从而在政治概念的历史理解与现实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联系。
三种理解模式的启示
对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种模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它们提出的观点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原则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时应将其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历史含义及其侧重的变化，以认识这一现象为目的，力求重现公正的各种基本意涵。真正的历史意识反对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认识下的历史”和“意识的历史自我认识”，而主张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不能离开自由、平等、正义、公正、共和、权力等现代政治术语，离开它们就无法真正回到历史文本中去思考相应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题材;另一方面，应该谨慎使用较新的、当前的概念解释，特别警惕将今人的观点强加给古人，为了建构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系统性、融贯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旧的举动。之所以说概念的历史是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是因为这一思维将“自我意识的‘近’路和意识的历史的‘远’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说“在理性方面，哲学家假设理性阐明了历史，因为理性属于要求、任务、义务、调节概念的范畴，因为一项任务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在历史方面，哲学家假设历史通过某种价值的出现和提高获得了纯属人的资格，哲学家能再现价值和把价值理解为意识的发展”［15］(P．18)。这种双重保证和证明体现了历史意识在政治概念历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历史的概念理解的“缝合线”。历史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能够通过描绘具体的历史对象、再现历史主体的说话方式和语言所指、梳理术语符号的多样性以及回归文本当时的词典(或借助工具书、大众媒介)等具体途径和方法加以体现。即便是学术话语或经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种文本的比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从而形成较为准确的历史理解，减少主观臆断，谨慎避免印证式解释。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须认真对待时间距离问题。按照科泽勒克的观点:“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根据有多少此前存在的体验被融入其中，根据有多少创新型的期待内容被纳入其中，每一个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历时性的价值。”［16］(P．21)存在是有时间性的，亦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时间总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时间性的距离，这种距离由于历时久远而成为我们读解古典遗传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碍，它妨碍我们对它们的理解。”［17］(P．129)公正作为基本概念无法在跨越时代的观念或问题而独善其身。三种研究模式都承认时间距离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时间距离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不过，不论它们是主张现实超越历史、古典代替现代还是实现概念史的“串并结构”，它们的任务都在于“克服”时间距离。但是，“时间距离”真的需要克服吗?对公正的历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鲜活的创造。在概念的转换中，历史理解既在索取意义，又在创设意义。由此可见，历史理解创造的知识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条件和真正动力，在这里，时间不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地认识［18］(PP．420～421)。总之，时间距离不要被克服，而应被展示，“展示”时间距离中的历史理解自然就能够体现概念演进的逻辑，为概念的解释框架提供“历史前见”的基本内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审慎处理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公正而言，在术语层面它可以与正义、公平、平等、公义、公道等术语相互替换，而其符号形式更是难以枚举。在政治理论利用统一的符号形式将概念分析的历史与实践建构成一个有目的性的解释框架，这样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公正可以不加区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号的原因。历史主义政治哲学发现了“符号”的历史多样性，并主张最原初的语言符号反映出最直接和准确的概念意义，而复合与变形的语言符号则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喻”的性质，因而需要甄别。概念史研究模式则力图从语言学、认识论、符号理论等学理层面上区分“符号”和“概念”。显然，纵然不同研究模式的处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须注重“概念”、“语言符号”及“意义”的相互关系。择要述之:“一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词语’因而具有‘多种潜在的意义’。而‘概念’则内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义’，并且‘与语词相比，概念总是隐晦而多歧义的’。”［4］(P．78)但意义一旦与概念相结合，就从可能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事物的品质。对于作为确定意义的概念而言，语言符号是其标准化存在形式。简而言之，语言符号具有形式的单纯性，却是复杂的意义合成物;而概念则与之相反，它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式性，却具有单一的意义指向。例如，“分配正义”概念就是符号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术语，“开始于亚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纪后期的那个概念，和由约翰•罗尔斯根据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些直觉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则出现在正义、公道、国家、公权、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术语中。显然，处理好“概念—语言符号”之间此种“复杂—合成”的意义关系是进行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方法论基础，以符号的一致性证明概念意义的独断性，或者以概念意义的复杂性否定语言符号的确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符号选择与概念意义的建构应该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视历史理解的所处的语境。语境主义对政治概念历史理解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历史语言理解(例如概念与语言符号)提供了具体真实的理解网络，从而为发现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语汇、意义结构及与之配套的语词符号的概念分析结构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语境主义认为:“历史都以高深莫测的方式，融合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经验的厚重语境与对这一语境的含义极为重要且常常高度创造性的探索活动，它既力图理解那种语境，又力图促进或阻挠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语境主义方法的“注意力不应放在个别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们那时代的话语之上”［21］(P．118)。语境主义充分展现出历史意识、时间距离感与概念意义的复杂性，是“普遍主义”的天敌。正如斯金纳质疑“永恒正义”时所言:“不仅在于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来回答关于正义的问题，还因为表述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在他们的不同的理论中是以如此相去甚远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认为可以挑出任何稳定的概念来。不过是明显的混乱。简而言之，错误在于假定存在着以某一组问题，是不同的思想家都会想自己提出来的。”［21］(P．86)不过，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并非无懈可击，它对文本语境的强调时常会被诟病为“相对主义”。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该书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沿着高等教育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的路径，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为关键且又彼此关联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历史回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高等教育哲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布鲁贝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是以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起点即“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围绕问题的主旋律“E”调进行论述得出其结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只受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的认识规律制约，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应“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因此，传承知识、探求知识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现为追求知识，在价值观上是一种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认为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学问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在这种哲学主导下，高校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手段和工具。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时是认识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总体上呈现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矛盾关系。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这种矛盾在客观上成了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之一，其相互联系之处在于：一方面，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另一方面，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照应。
二、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被译为中文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针对该书的评论、比较、体会、反思、启示的文章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该书以高深学问为原点，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八个基本问题：由高深学问是应当被关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还是应当放到市场和政治竞争场中去锤炼，分析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由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予以控制，导出学术自治的问题；由为了高深学问的发展，是否应当保持完全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和理智上的独立性，导出学术自由的问题；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由学生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为工作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导出教学与课程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导出治学道德的问题；由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内涵，导出庇护高深学问的大学在世俗社会中扮演教会角色的问题。其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分野。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另一种是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知识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高深学问自身的规律，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真理的客观性；后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服务社会，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社会的需要。布鲁贝克借此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自美国建国起“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两种教育哲学就并驾齐驱，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们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书中的各个章节。不过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的方法是把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布鲁贝克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和各类关于高等教育的观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打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时，会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实践性”。该书开篇就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批评与挑战入手，当美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当“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布鲁贝克认为“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从哲学界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这些流派中演绎出来”，而是要“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和未定论的问题出发”，并且在书中多次强调“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一向注重体系建构的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近年，国内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开始对经典著作进行求真性的论证与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笔者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的是否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译者王承绪先生的解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书是为论说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框架，而非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实际上，布鲁贝克的本意并非要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众多的哲学流派进行整合。这些意图在该书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出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做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做出处理。”因此，与其说布鲁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框架；与其说布鲁贝克是在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对众多哲学观点进行归类和评说。
其次，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否准确。虽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提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的重要贡献，而且以之贯穿全书，分析合理、逻辑严密，且能自圆其说，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无视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义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如果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高深学问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还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这样看来，高深学问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同样的问题。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知识本身，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这里沦为探究知识和服务国家的工具和奴仆，而与这两种哲学相关联的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被误当作高等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了。
再次，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学》是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完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从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的角度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是各国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问题，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该书的观点经常被淹没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观点之中，对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的中国读者而言，若想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是非常困难的，极易造成误读和误解。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马廷奇.冲突与整合：西方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演变[J].江苏高教，2002，（3）.
[3]卢晓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评析[J].现代教育论丛，2000，（2）.
【关键词】课堂教学学生效率
2009年我省高中新课改以来，高中政治课教学应该如何有效进行，如何贯彻学生为本？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新阶段下课程改革的要求？这是很多教师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新课标要求：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更应关注学生的学，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教学，谈谈我对这方面的几点思考。
一、恰到好处地导入，教学便成功了一半
导入新课，是一节课的第一个环节，它就像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一个故事的开头动听、而且有很多的悬念，就很容易把听众吸引。所以一节课，导入得好与坏，直接会影响到该节课的效率。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够使用不同的方式导入新课，就会使学生觉得政治课堂不不是枯燥无味的、不是那么一成不变，使学生感受到新意，感受到活力、激情，感受到生机、奔放。所以一节课如果导入的好，就会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课堂角色，进入到课堂教学当中。教学无定法，但并非无法。我认为教学的有效开始，可以采用三大导入法。
1、材料导入法。一个视频、一个小故事、一段精彩的文章片段、一首歌曲、一部电影片段、一则笑话都可以成为导入的材料，经过处理加工，从而赋予材料以全新的内涵。以这些生动、形象、幽默的材料不但可以快速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能为全节课营造一个恰到好处的起始点。比如在《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学中，我就让学生观看电影《惊天动地》中的片段，该片段是关于大地震中人民子弟兵、一些志愿者救人的情景，让学生思考电影中所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从中概括总结一个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又恰到好处地导入新课题《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
2、设疑导入法。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疑点、问题是思维的“启发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探究新知识的认知活动变成学生的心理的真正需要，并能让学生从思想上明辨是非，摆正观点。比如在上《权利的行使：需要监督》这一课，先让学生看焦点访谈关于《违规建起的超标楼》，然后让学生们思考：广西省宜州市的这种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是不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需不需要监督？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本节课的课题――政府的权力需要监督。这样不仅激发出学生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同时也很自然的进入了新课的教学之中。
3、时政热点导入法。时政热点之所以“热”，一是因为它是新发生的一些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二是由于它是民众关心、社会关注一些重大问题，以它来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体现出思想政治课的时效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特色。比如在上《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一课时，我引用了福州地区各大超市的食用油价格变化，让学生思考，食用油价格的变化，会带来那些影响？从而得出价格变化会给消费者、生产者带来什么的影响，学生就会跟随教师的思路走，从而轻易地导入《价格变动的影响》一课的教学。
二、架设清晰的教学框架，从容地实现重难点的突破
新课改之后，为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的主体，很多课程的安排都是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它虽便于学生的学习，却也使得旧教材的逻辑性很强的知识体系受到一定的打乱，从而给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意无意地铺设许多障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框架，在清晰的知识框架中将重点、难点予以突破。这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明白和理解重难点的意义，而且也能更容易、全面、深刻地理解它们。如何架设清晰的教学框架，以下几种方法可供借鉴：
1、课内知识框架法。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新知识，新课改后的教材一节课的设置一般都以生活的情境入手，知识的逻辑性不够强，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调整知识的顺序，比如在《国家财政》一课教师就可以把后面的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还有财政的收支平衡放到前面来上，把财政的作用放到最后，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对本课知识有一个系统地认识，在教学从收入和支出来分析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这一作用时就轻而易举了，而且在对于“财政作用”这个重难点的分析、理解和突破上也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课间知识框架法。课与课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孤立地上一节课，要注重课与课之间的联系。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一课的教学时，通过课间知识框架，同学们观察到前一课《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即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和如何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当教完了这些知识点后，不应就此结束这一知识点教学，而要紧接着给学生提出问题：目前我们身边的政府监督的手段有哪些？让学生真正做到对政府权力这个问题在头脑中有个清晰地逻辑的框架体系，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3、单元整体知识框架法。知识间的联系还要关注单元内知识间的联系，这就需要单元之间知识框架的架设。比如经济生活的第一单元，主要是以价格为中心，讲述商品、消费等相关的知识。当这一单元教学结束时，就要在课堂上适时在给学生架设这一单元的知识框架，这样前面所上的各课内容，通过单元知识框架简洁地再现出来，学生对这一知识体系的认知就可能在这节课上得到更理想的效果。
4、课程整体知识框架法。知识的框架并不局限于课内、课与课之间、单元内的架设，还应该在单元之间架设，比如在生活与哲学这一模块，就可以在上这一模块之前，就给学生架设知识框架，让学生知道第一单元是哲学的基本知识，第二单元是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第三单元是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第四单元是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图表的形式，给学生展示知识框架，让学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这一模块有个清晰的脉络，对于之后的上课的效率提高能起很大的作用。
三、盘活情境活力，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思想政治这门课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枯燥的，但是新课改后，在很多课的教学上我们都可以通过有效的情境创设，激发并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地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盘活情境活力的方式主要有：
1、生活型情境法。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用跟学生生活相关的事例，特别是创设一些能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境，把学生日常生活的世界引进课堂，使学生感到通过思想政治课的知识学习，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愉悦学生的心情，触发学生的情感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消费及其类型》一课中，应该让学生思考：如果你家想要有更好的消费，你应该怎么办？哪些因素会影响你家的消费？用学生自己的生活中的例子来创设情境，他们的思路会比较宽，而且也能很好的回答问题，就很容易得出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2、讨论型情境法。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一些讨论性的问题，利用辩论、小组竞赛等方式来引发学生争论，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让学生能够较全面地看待问题，另外学生在争论中学习的兴趣能够充分地激发出来，提高课堂的学习效果，从而深化对有关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可谓是一举三得。这种情境的创设在探究课的教学中的运用犹为必要，效果更好。
3、阶梯型情境法。爱因斯坦说过：“系统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设置阶梯型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层层的疑问当中不断学习新知识，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而且可以使学生的思维紧紧跟着教师的思路，真正让教师成为教的主体，学生成为学的主体。
比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教学时，便可以采用阶梯型问题情境，让教师成为记者，对某一事件进行全程采访，并设法将本课的知识点全都给串起来。
情境一：记者郭峰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目的：通过模拟郭峰与检察官的对话，同时通过专家点评得出第一个知识点为什么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情境二：记者郭峰采访人大代表。目的：通过模拟郭峰与人大代表的对话，得出本课的第二个知识点怎么样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情境三：记者郭峰到你所在的城市采访。目的：通过模拟郭峰随机采访市民，让学生感受政府自觉接受监督的状况，联系了学生的实际。
这些情境的创设可使得整堂课活泼生动，学生也不会感到这些知识的枯燥，自然而然地课堂的效率就得以提高。
四、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大胆拓展学生的思维通道
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关注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的内容，是一门理论性强、较抽象、极具科学性的学科。如果仍然是以往的“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的以教师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的效率是绝对大打折扣的。所以在新课改后的政治课堂教学中，应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积极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大胆拓展学生的思维通道。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汹涌式的知识整合法。新课改后，高中政治教学所学的内容有所增加，而在课时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增加的知识点在固定的时间内更快更好地让学生消化、吸收，这需要积极借助多媒体，而且还要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比如高三阶段的总复习，知识面广、内容量大，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课堂的容量，而且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把大容量的知识进行有效地整合，更加形象直观地加以展示，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有效、更容易地消化、吸收。
2、滚动式的知识联结法。多媒体运用的过程中有个缺陷，就是一个知识演示结束后，无法产生像板书那样的仍留在黑板上的效果，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在运用多媒体的过程要多层次地运用超链技术，可以及时调取已学知识，不时加以复习反思，从而尽可能地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个全面、系统的逻辑体系。比如在《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课教学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多层次地设定、展示整课的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通过超链接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这样既能培养学生整体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能使课堂的教学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3、挖掘式的知识剖析法。一堂课，尤其在重难点的突破上，使用多媒体技术有着显著的优势。它可以通过层层递进的技术设定，更加直观、形象地演化知识及其相关联结，更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课的教学中，在讲述传统文化作用这一知识点时，可以通过清明节扫墓这一事件，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大量的相关图片，让学生自己去层层观察、分析这一事件，从而得出传统文化有利也有弊的观点。有了这个层面的认识，对于这个难点问题的理解与突破，就能得以更好的解决。
五、精心地导演精彩的教学过程 ，积极收获最佳的探究结果
无论课程改革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教学还是要面对高考这一现实问题。每堂课的教学小结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导入方式、创设了什么样的情境，过程是如何的完美，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了收获我们的“结果”即学生学到些什么，掌握些什么，我们的教学过程达到什么目的，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何收获我们的教学结果呢？至少有以下几种方法：
1、学生自我小结法。一节课是否获得完美的结局，不在于教师是否归纳出本节课完美的知识框架，而在于学生是否把握和理解了本节课所传授的知识内容。所以，要想得到一节课的完美结局，就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动起来，自己动手去归纳小结课堂上的所学知识，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重现情境小结法。政治课堂教学上创设的情境很多，特别是阶梯式的情境，教师应该进一步挖掘其潜在价值他们都连接着所传授的知识点。通过现在教学情境，复习、归纳、总结所学知识可由学生进行小结，也可由教师进行归纳，让其为获得完美的教学结局服务。比如《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的小结就是：创设情境四：郭峰回北京写总结报告，目的：让学生归纳本堂课教学的主要内容。
3、教师结束语小结法。用几个句子或成语概括课堂教学的重点内容，既能让学生轻松地走下课堂，又能让学生带着继续探索的心理走出课堂。比如在《意识的能动作用》这课的教学小结时，关于如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用“一发挥、二尊重、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小结，这样这个重点就可以轻易地记住了。这种小结形式对教师的完美教学提出很高的要求。
总之，在新课改后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从政治学科的特点出发，优化教学环节，使用新的教学模式，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化成主动思考，从而真正实现新课改的要求，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真正让学生成为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新课标下我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建议》
关键词: 理论学科影响力整体框架
Abstract: Marxist theory disciplines to stud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scientific system of discipline on the whole, is the basic discipline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s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further promote academic research, the Marxist theory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aced with a series of new situations, new problems, such as how the expanding influenc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disciplines, and how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Marxist theory .Keywords: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Marxism-disciplinary influence
中途分类号：A81
一、提升理论学科的影响力
提升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是理论学科应用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使命。提升理论学科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和安全的影响力。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今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入的态势，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推动的发展和创新，着力巩固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构建基本原理学科的整体框架
基本原理作为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一直面临一个重要问题：与哲学的二级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的二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问题，那么，基本原理就有可能成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拼凑。如此一来，这一学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基本依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整体框架。
一个学科的存在是以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又是由这一学科所担负的使命、任务决定的。的使命、任务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因而，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简言之，就是人民群众的解放。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来展开和理解基本原理的全部内容，是我们开展基本原理研究的关键。人生活在世界上，还要受到社会观念、传统意识和自己思想的束缚和压迫。的人学观和认识论就是让人正确认识人自身，认识人的精神、本质、价值和作用，认识人的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摆脱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真正实现思想的解放，“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三、注重从整体上研究理论
理论由许多相互联系着的理论构成，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在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一系列理论分析，形成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以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构成了理论整体。从整体上研究理论，必须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紧密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的统一。理论学科是整体性和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把握理论学科的整体性，有助于深化对理论学科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认识，从整体上推进理论学科建设。从整体上研究理论，有助于全面把握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有效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释实际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其功能和目标的主要平台。必须把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同步推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新变化，高校改革发展出现新情况，青年学生成长呈现新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越来越艰巨繁重。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不仅要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增强课程的说服力、感染力、亲和力，而且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实现理论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共同发展，既要求强化学科意识，培养学科研究和建设的整体意识，还要求从宏观角度通盘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整体建设，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统一于理论学科建设。应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整体发展方向，以及课程所强调的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理论运用与理论发展的统一。
四、明确中国化研究的知识基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使得这门学科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在这方面，理论学科还不够完善。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知识基础，努力构建独特的知识体系，是当前理论学科建设的紧迫任务。只有完成好这一任务，才能充分发挥理论学术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一）哲学的特质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希腊文为“φιλοσοφíα”，英文为“Philosophy”，意即爱智慧，即一种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在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瓤括万千，不仅有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植物学、社会学、逻辑学，甚至包括本属宗教探讨的世界终极存在和意义的所谓形而上学。观哲学的发展史，古希腊先贤（尤指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发展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纷纷提出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本原”，诸如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在一定尺度上燃烧的永恒的活火”，以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数”。在伯利克里执掌希腊政权，希腊哲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巅峰期，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如美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所言，“后柏拉图时期的哲学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此时的哲学则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以探讨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发展为探讨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和《大伦理学》）等。然而，随着希腊政治的变化，希腊哲学进入希腊化时期，以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为典型。由此可知，无论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天问，还是伊壁鸠鲁提出的快乐主义均表明：人类在孤立与孤独的环境下，试图寻求世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归宿。然而，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和希伯来意义上的信仰虽在历史上曾有过交集，但二者在探寻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却始终是迥异的。正所谓人之所以能够“哲学”，恰恰是因为人自身中的有限性，也正因人自身的有限性导致哲学的有限性。鉴于哲学的有限性，在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西方哲学的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在选取纳入各自哲学史目录时亦表明哲学这一学科性质的局限。
（二）“哲学”东传时中国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哲学”一词传入中国从严复开始，正如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国故的事业，也到严复介绍西洋哲学的时期，才渐渐倾向哲学方面”。严复在《天演论》中讲述了政治社会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此后出现了专门研究哲学的学科设置，而等人开始编撰关于哲学的著作及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了哲学史概念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形成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韦政通的《中国哲学辞典》、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以范畴概念观照中国哲学的确方便和直观了许多。在此基础上选取与范畴紧密相关的人物建构哲学史显然有一定的逻辑性，且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人物的梳理与概括。中国哲学史基本上分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现代，并且将先秦与宋明作为最重要的时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这种定型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哲学史的梳理与评判。将本来非常丰富的文化简缩为范畴和与范畴相对的人物的集合，单一的评判与选取方式使得哲学范围由宽变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是不排斥文学与历史，相反与历史、文学融合为一体的。其结果显然违背了这一初衷，哲学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来源都被抽掉了，换之以简单的范畴概念，从而以范畴的“视界”抹杀了原初大量文本的价值。当然，这是教科书的编写方式，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认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提出了研究哲学不能只是局限于脱离实际的范畴研究，而应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但大多数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着前人研究的惯性导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风追随，并不去认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扎扎实实地深入研讨与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为学者在身心及知识条件具备和社会要求之下，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结论，显然不合适，这与研究者责任感缺失有关系。
二、解决之道
要达到尽可能的完备与准确性，研究者必须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仅对单纯的哲学人物和范畴进行罗列。更重要的是，要从背景分析，从一般性知识、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学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识。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一）学科本身的重新定义伴随具有自身参照系统的西方哲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学自其降生之初便有着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况将一个有着内在学科局限性的哲学完全运用在另一个有着自身完整文化特质的中国文化之上。在完全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框架去“格”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明清时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学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结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运用某一文化系统的概念系统去研究另一异质化的文化系统时，就会出现文化传播早期所谓的“格义”现象。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有自己的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不能盲目崇信通过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学去研究异质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并非一门孤立学科，与其他学问相联系，尤其是历史与文学。历史、文学作为哲学的奠基对哲学研究的推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哲学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学科点，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阐述的是一般的原理与概念。但是没有脚踏大地的历史、文学，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亲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虽然现在分科越来越细，研究时也是隔行如隔山。但从哲学之原初看，其不仅包含现在通俗意义上哲学领域，还囊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学科。因此，在哲学研究时，不能因为其他学科的分离就弃之如敝屣。
（二）教科书编写的方法一种文化或者思想被过分强调，原因之一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葛兆光讲到，“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只是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叙述”，而这些叙述是存在着“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在这种价值和意识下选取的哲学主线是片面的和脱离生活实际的。一种原因是社会这种思想的过度缺失，不得不通过强调才能让人们注意到。而真正内化人心的思想价值观念无需高喊。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出于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只因礼崩乐坏，孔孟才站出来为人民伸张正义。同样，作为哲学同样盛行的程朱时代也是一样。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统，对于正统的采纳，学者无需发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感慨，无需怀才不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呐喊者，却是少数。“道”高深却没人能懂，人们关注的只是能不能解决生和死的问题。“中庸”非常深刻，但人们只是觉得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可否认，精英思想有某种超前性和理想性，他们只占历史上的少数。而思想史选取他们来写会充满着神圣与骄傲，充满历史奇迹的波澜壮阔，但这样反反复复的精英咀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脱离生产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终将成为一潭死水。程朱理学被赋予极高的价值，普遍性、绝对性与恒常性。他的“理”将那远在春秋的孔子之“仁义礼智”变为既超越又内在的价值规范。或许就连朱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抬高到这样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荣誉。孔子那个遥远的背景被加诸于朱熹这个“道统”的传承人身上，显得那样遥不可及，而朱熹当时社会状况及对当时的影响我们却无从得知。哲学研究不是踩高跷，需要不断还原，不断认识，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让前人扛着走。思想只有先还原才能再创造。背景的回归挖掘，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的重新检讨，才能找出前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才能将前人思想与方法内化为己用。
（三）编写者的素质要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了太多的习惯，以至于习惯甚至是无意识地继承了某人的思想，这样一环接一环，脱离了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一般性知识与思想。这一点上，佛经作者那种不只从书本上读到，而是不辞千辛万苦，受尽人间艰辛亲身体验才写出来著作的素质可作借鉴。这是作为传授人类文化的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
三、结论
一、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积极探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归纳起来就是多背诵、多练习、多考试，以题海战术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政治知识，这虽然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会使一部分学生在政治考试中得到高分，但从长远来看，用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只会听从教师的讲解，不会对问题产生疑问，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做也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根本方向。
为适应当前广东省所采取的高考模式，教师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切实树立从“学科能力培养”向“跨学科综合能力培养”转变的新观念，探索符合本校、本学科实际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在政治教学中必修课课程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这三方面互相联系、紧密结合，在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基本方法训练以及这三方面知识间的融会贯通、灵活应用，鼓励学生撰写调查报道、小论文等，培养学生的兴趣，组织学生定时收看新闻联播，通过新闻了解当前的时政话题等。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教师在本学科内开展创造性的教学，也要求教师注意加强相关学科的联系。
二、构建各册各章的内在联系，有效做到“点”、“线”、“面”的有机统一
历年广东省高考文综试卷中，常会有学科内的综合、跨学科的综合试题，通过这些试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程度和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好各个年级教材中的相关基础知识及其内在联系，构建各个章节的知识框架，让学生在大脑中对各个年级教材有清晰的认识，理解各框架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对来讲，跨学科的综合题要比单一科目的综合题简单，但仍然不可小视。学生最头疼的莫过于综合题中有关哲学方面的分析题，做好这类题的前提是学生不仅对哲学课程有清晰的框架，而且还具有三科的综合分析能力。如果说政治科目内的各册、各章节的联系组成“点”、“线”、“面”，那么这三科的联系就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教师不仅能够驾驭本学科的知识，而且对相应的其他学科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指导学生答出高分。
三、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开发
高考的意义在于“选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这必然会在考题中体现出来。传统定义式的考题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向学生提供时政素材、新观点，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活跃学生思维，从而使学生在使用恰当“术语”答题时创造出既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大众化的答题方式。
创造能力的开发在于当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精密性，并能自主强化学科内联系的基础上，思维变得活跃，从而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不仅对于当今高考模式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学生将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持续性强。
四、制订战略型教学计划，注重对历年高考试卷的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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