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09:26:0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文化贸易的概念，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 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 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 “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 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 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 还进入了欧美市场, 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 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 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 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 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 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 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 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 1; 2001年以来, 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 1。1992年以来, 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 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 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 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 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 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 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 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 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 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 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 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 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 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 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 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 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 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 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 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 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 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 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 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 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 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 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 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 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 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 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 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 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 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 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 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 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 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 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 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 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 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 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 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 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 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 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 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 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 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 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 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 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 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 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 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 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 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 实施品牌战略, 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 层次低, 资本缺乏, 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 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 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 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 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 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 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 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 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 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 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 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 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了要针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由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1995年以文化与发展国际委员会(TheWorldCommissiononCultureandDevelopment)的名义了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的《我们有创造力的多样性》(OurCreativeDiversity)的报告,随后又发表了两个世界文化报告(WorldCultureReport1998:Culture,CreativityandMarkets;UNESCO:Paris,France,1998以及WorldCultureReport2000:CulturalDiversity,ConflictandPluralism;UNESCO:Paris,France,2000),并且还赞助了1998年关于文化发展政策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全球化市场对当地文化的可能危害,并把文化和发展概念联系在了一起。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的工作归结到了是否应该为此制定一个国际公约的问题上来。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nCulturalDiversity)。该宣言阐释了文化多样性并将其首次承认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并为涉及此议题的各方提供了合作基础。《文化多样性宣言》的通过,开创了国际社会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新纪元,以该宣言为政策基础的各种性质的国际国内活动与工作日益频繁。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以148票赞成的压倒性优势(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对票)通过了《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theProtectionandPromotionoftheDiversityofCulturalExpression)。经过较快的批准程序后,公约于2007年3月18号生效,目前已有130国家与地区正式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文化多样性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从诞生之初就被看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之前保护文化工作的集大成者,其确认的国家为保护文化可采取政策措施的权利也一直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支持“文化例外”的重要成果。
二、《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评析
无疑,《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是对经济全球化以及WTO自由贸易对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强制力回应,然而,经过时间与实践检验,公约存在以下三方面的缺陷:(1)缺乏有约束力的义务;(2)实体权利的不完全;(3)与其他国际文件的关系含糊不清。其中《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在国内文化政策及其他影响文化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作为生效的国际条约,其与WTO协定之间的国际法关系也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然而有关文化多样性概念本身的理解,以及基于此价值诉求而赋予缔约方的相关权利义务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1.义务的单一性。法律约束力的实质来源于其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利即意味着义务,也就是说法律赋予某部分主体权利就必然赋予另外主体以义务。尽管该公约形式上符合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公约的所有条件,但事实上公约含有非常少的义务,并且这些义务的设定仅仅是刺激成员方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措施保护文化多样性,而并非名副其实的义务。细读公约,仅有两个条款可以说是限制随意性的:首先与给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有关,第16条规定“发达国家应通过适当的机构和法律框架,为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专业人员及从业人员,以及那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供优惠待遇,促进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其次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合作有关,第17条规定在文化表现形式面临消亡危险或受到严重威胁或是需要紧急保护的情形下,缔约方应开展国际合作,尤其提及发达国家应援助发展中国家。很明显,这是国际法立法给以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与国际合作两项基本准则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的具体体现,尽管这两项“真正的”义务规定得相当不明确,并且也没有带来根本性改变;但它们也对保护文化多样性中宣称的目标有一定作用。
2.权利的不确定性。与公约为缔约方设定了极少的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义务相反,公约为缔约方提供了大量的权利。公约第6条第(2)款对各缔约方可采纳的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措施进行了不完全列举,描述了主要国家已采取的政策措施,范围从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管理措施到具体的公共文化广播服务措施。很明显,公约在承认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与文化双重特性基础上赞同国家进行市场干预。从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看,意味着国家应该承担尊重其他国家采取政策措施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权利;然而事实往往是,一国采取的涉及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的措施常常导致其他国家对其进行贸易保护的指责。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双重特性使得文化与经济双重价值诉求在具体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产业与贸易领域很难达成平衡,公约本应预见到这一情况发生的必然,在设置权利时应“提出例如比例相称和效果检验等原则,指导这些措施的应用,阻止公然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式”。④但令人遗憾的是,公约并没有对国家在采取文化政策措施(CulturalPoliciesandMeasures)时如何避免或减轻贸易扭曲做出任何指导。而这种规范缺失的先天性缺陷又因为公约公共机制及裁判机制的不足而更加严重,⑤而这些机制如给与完善应该有助于从程序上澄清公约的相关规定。另外该公约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遗漏,即对知识产权的漠视。这不仅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是国际上一个相对成熟且灵活的制度,更是因为在谈论贸易和文化时,知识产权利在至少以下两个方面是重要的:首先,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培养促进创造性,这也是在本质上促进多样文化表现形式的先决条件;其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通过授予具体的知识产权,使得作者对其创作有了暂时的垄断,因而也排除了公众对被保护作品的暂时使用。基于此,知识产权制度必然影响文化多样性的实现,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促进必然离不开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审视。具体到公约的角度,应该落实到对文化多样性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价值诉求、本质特征上关联性的确认,以及具体知识产权权利与文化多样性实现之间的平衡法则上。归根结底,有关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具体权利与义务的设置与实施,必然建立在对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的质与量的明确界定基础上,也就是说文化多样性不仅作为一个有“质”的概念(价值目标),还应该具备可操作的“量”的内容(判断标准)。至于公约,名为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但对于保护与促进的前提——什么是文化多样性只在第4条⑥有关术语的定义里给与了宽泛的解释,这样的条文拿内容显然无助于缔约方在具体的实践领域确认“文化多样性”。公约是一份避免反对的文件,其劝诫性的语言形式旨在设立共同目标。相对于之前的《文化多样性宣言》,其少量的法律性赋权与义务设置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
三、文化多样性概念对国际法的影响
(一)文化与贸易关系的展望
《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制定的最初目的就是平衡WTO内部复杂的文化与贸易争论,并试图确立“文化多样性”这一全球价值目标。鉴于其通过生效的时间的临近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性以及通过公约国家的广泛代表性,以公约约文形式规定的“文化多样性”似乎在国际法领域确立价值目标这一层面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WTO是否因此公约就文化与贸易问题有了新定论?WTO成员是否在处理贸易关系时可直接以“文化多样性”作为国内政策措施的合法例外理由?公约的缔约方是否可在保护与促进本地文化形式多样化发展时随意采取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式?很显然,上述问题尚无肯定答案。在WTO内部因公约形成一个更加偏向文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在GATT及GATS的一般例外规定中包含一个文化例外条款,或者设置一个文化豁免条款,又或者在WTO协定序言中将文化多样性作为目标之一)是极其不可能的。⑦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签署公约,在面对“真正的”贸易利益时,很多国家都不会再是文化的急先锋,当然这种脆弱的文化统一战线也与文化多样性概念固有的模糊性有关。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公约从未被其促成者当作创新的策略,它最初的设置只是维持贸易和文化领域的现状。特别是发达国家,例如加拿大、法国,公约只是它们进行经济管制的更高层次的政治背景,不只能证明其现存措施的合法性,并且也为它们在未来的新兴谈判领域拒绝作出承诺提供了理由。”⑧
关键词： 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文化折扣；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scount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other factors it analysis how to select target market for the film trad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ultural distanc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the target country''s GDP is with a positive correlati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with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target country''s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video enterprises it explor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inese video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enterprises'' point of view.
【Keywords】Video enterprises;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Cultural discount;
一、引言
近年来，电影的跨国流动频频带来票房热点，产生巨大经济利润。同时在影视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目标市场的选择尤为重要。由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程度较低，中国影视贸易的国际化进程不仅受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时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于影视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甚少，本文在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分析基础上，探索目标国文化距离、地理距离、GDP、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的相关理论
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市场选择的研究，首先需要明晰国际化目标市场的概念，而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
(一) 国际化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是指贸易的产品、服务和其他资源跨国转移所必需的一个交易场所，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重要决策之一就是选择正确的目标国市场。 本文以国别作为国际市场为一个细分市场进行论述。
(二) 文化差异理论
文化差异理论，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国家文化模型是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德，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000个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文化差异具体由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这两个因素组成。心理距离概念由Beckerman 于1956 年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中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 Johansson 和Paul 对于心理距离概念进行了解释，将其定义为"阻碍公司与市场之间信息流通的因素"，并且认为心理距离受一些差异性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语言、教育、业务、文化、、政治体系、工业发展水平等。[4]
(三) 文化折扣理论
文化折扣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中首次提出此概念。 霍斯金斯等人认为：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即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出现"文化折扣"现象的主要原因。[5]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指出: 在国际文化贸易( 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 中，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它民族观众认同和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减低。文化折扣高的产品，难以提起视听人的兴趣，文化折扣低的产品，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6]
关键词：创意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跃迁
一、 创意产业概念体系的全球之争
关于创意产业的概念，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派吸收了R．Caves （2002）的观点，认为创意产业与原来的文化产业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中西方的习惯差异；第二派则认同J．Howkins（2002）的提法，认为创意产业是源于文化产业，但又是对文化产业的超越，是居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第三派基本赞成英国创意产业工作组提出的创意产业的概念；第四派则从A.J.Scott（2000）的理论出发，从美学和符号意义上提出一般化的创意产业。从经济分析和产业结构的角度，在世界范围来看，总体而言比较有影响概念体系和框架模式，分别是英国DCMS模式、美国-WIPO模式、欧盟、日本的“E-Content”模式和联合国的UNCTAD模式。
1. 英国DCMS模式。“创意产业”这个名词来源于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工业路径文件》。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并将创意产业划分为13个核心门类。虽然在随后的英国创意产业的实践和发展中，这个概念体系发生了一些微调，但这一政策性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全球范围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为广大传统的英语国家和英联邦国家所认可并沿用，我国上海也采用了这一提法。此后，世界创意产业之父J. Howkins（2002）从知识产权角度扩展了创意产业概念，在DCMS（2001）的体系基础上，将所有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当中的研发活动包含进来，在对创意经济进行计量时，扩展为15个产业部门，多了“研发”、“玩具和游戏”这两大门类。
2. 美国-WIPO模式。美国人凭借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霸主地位，习惯于把与创意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称之为“版权产业”。在美国，比较有代表性定义来自于R. Caves（2002）从文化经济学角度所提出的创意产业定义。其实，早在1959年，美国就发表了题为《美国版权产业的规模》的研究报告。从2004年的第十份版权报告开始，美国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分类标准（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 2003），将版权产业分为核心、部分、边缘、及关联版权产业四类，纳入已经制定的北美标准产业分类系统（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NAICS）。这种分类统计方法得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采纳。
3. 欧盟和日本“E-Content”模式。内容产业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创意与信息产业的交融，被日、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采纳。其实最早正式提出“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概念的是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在1996年欧盟的《信息社会2000计划》中其内涵得到进一步明确，包括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行业。其产品范围涵盖各种媒介的印刷品（书报杂志等）、电子出版物（联机数据库、音像服务、光盘服务和游戏软件等）和音像制品（影视、录像和广播等）。
4. 联合国UNCTAD模式。目前关于创意产业比较权威的概念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创意经济报告2010》 的统计标准，创意产业共可分为遗产、艺术、媒体和实用创作共4大类，25个产业部门。
基于对创意产业基本内涵的把握和理解，本文认为无论是创意产业、版权产业还是内容产业、文化产业，虽提法略有不同，但其产业部门基本相近、考察指标高度相似，考虑到统计数据的权威性、连续性和国际贸易的可比性，本文就中国与其他创意产业强国或地区近10年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进出口总量，分行业指标的分类统计和比较分析均在联合国UNCTAD框架下进行。
二、 我国创意产业国际贸易地位与竞争力比较
1. 国际地位。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TC），即TC指数，用以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TC指数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因为它是一个剔除了各国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也排除了因国家大小不同而使得国际间数据的不可比较性，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指数具有相当的可比性。由此，我们可以用TC指数来考察各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情况。
其计算公式为：TC=（Ei-Ii）／（Ei+Ii）。式中Ei为产品i的出口额， Ii为产品i进口额。TC>0，表明i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TC
同时采用TC指数来比较整个创意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情况。如前所述，根据研究和实践对创意产业概念的理解，创意产业包括产品和服务两大组成。本文试将创意产品出口额与创意服务出口额相加得出创意产业出口额，并用同样方法得出创意产业进口额，通过TC指数计算考察典型国家或地区创意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测评结果显示，英国、美国、日本等传统意义上的创意产业强国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弱，TC指数均位于[-0.6，0]；印度、意大利、德国和中国香港的TC指数为[0，0.3]，说明其在国际创意产业贸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中国在创意产业国际贸易领域的整体竞争优势依然十分明显，其TC指数高达0.83。
2. 创意产品（Creative Goods）。毫不夸张的说，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我国创意及其相关产业出口井喷的时期，无论从出口产品的总量和增速上都远远超出了同期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2010年创意经济报告统计，我国创意产品出口额由2002年的323.4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848.07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6.92%；进口额则由2002年的29.4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60.78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了13.54%。其他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产品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358.2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1 962.3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6.15%；进口总额126.83亿美元增加到368.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43%。
从2002年开始，我国创意产品的出口总额就始终牢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占据全球市场五分之一的份额，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速。由于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国创意产品的贸易顺差由2002年的290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790亿美元。我国香港地区的创意产品出口贸易也很活跃，虽总体排名较2002年有所下降，但其总产值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当，在全球创意产业出口中排名第四。美国则以350亿美元的出口额占据发达国家龙头老大的地位，与中国相反，近几年来，美国的创意产品贸易逆差一直高达五百多亿美元。
与此同时，创意服务出口额由2002年的16.8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6.20亿美元；而进口额则由2002年的31.21亿美元下降为2008年的21.95亿美元。在主要门类的创意服务出口统计中，除建筑类服务和研发服务数据不全无法统计外，计算机和信息产品的出口增长最快，由2002年的6.3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62.52亿美元，翻了近10倍。
3. 产业进出口结构。就产业部门细分，根据2008年UNCTAD统计我国的工艺品、新媒体和设计这三类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占据较高份额，约为全球同类产品市场的1/3-1/4。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当中最活跃的视听产品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几乎为0，此外表演艺术、出版产业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很低。
在创意服务方面，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均较前两年有所提升，计算机信息服务等个别行业增长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进出口总量上还有很大的距离，就连与“劲敌”印度比较，差距也很明显。其中，创意服务在出口额和国际市场地位上与创意产品形成截然对比，从2008年全球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全球平均创意服务约为创意产品出口额的45%；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为67%；在德国高达104%；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为12%；而在我国创意产业出口中，创意服务与创意产品的比值仅为3%。
从创意产业国际市场份额来看，我国创意产品出口占居20%的国际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与我国创意产业出口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同期创意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只有1.4%。这个数字充分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创意产业国际贸易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和发展阶段，创意产业发展结构有所欠缺，创意服务方面的政策导向性和推动力不足；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创意服务出口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在建筑服务、研发、个人文化休闲服务、影视声像创作、版税和知识产权贸易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水平和服务能力亟须提高。
在2008年全球创意产品和服务的进口统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巨大的失衡存在。中国在创意产品进口和创意服务进口两方面总量都相当小，只占到全球的1%左右，与我国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消费大国和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处于较低水平。大众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和欣赏水平，创意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宽容指数（Tolerance Index），熔炉指数（Melting Pot Index），社会结构和制度等因素都从不同方面制约了创意产业的消费。
三、 我国创意产业竞争力跃迁分析
全球创意产业在2002年~2008年的6年间，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总值由2002年的5 650.99亿美元提高至2008年的11 815.31亿美元，增长了109%。这样的增长趋势已持续了15年之久。创意产业的高歌猛进和全球勃兴与研究和统计的相对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过去的近10年中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旨在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和客观比对，纠正学界对我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的普遍认识。同时也指出，我国创意产业在进出口比例和产业结构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我国创意产业竞争力跃迁的基本路径。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我国创意产业发展增速较快，不仅创意产品、创意服务的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创意产品出口占据全球1/5市场份额，与传统视野里的老牌发达国家和创意产业“领头羊”美国、英国、日本相比，我国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极强，竞争优势明显。
同时我们应当关注到夸张的几乎是“只出不进”的进出口顺差反映出我国创意产业进出口比例的失调的问题，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世界人口大国和的排名第二的庞大经济体，对创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只占到全球的1%左右。创意产品出口的巨额产值掩盖不了我国创意消费意识、消费水平、接受能力较低、社会包容度和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的基本国情。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监督不力，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对创意产品和服务的鼓励、尊重及购买意识，“盗版”、“越界”现象普遍发生，不利于我国核心原创能力的提升和整体创新氛围的形成。
此外从创意产业链角度来看，我国虽是创意产品出口大国，但始终处于国际创意产业价值创造的底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占据全球约80%的创意服务市场，始终牢牢掌控着创意高端产品和服务贸易的主动权。尤其是在全球创意产品贸易当中最活跃的视听产品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几乎为0，此外表演艺术、出版产业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很低。而这类高端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与我国创意产业目前发展所高度依赖的的手工艺品制作相比对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依赖更加明显，更具低资源消耗和高附加值的特点，处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恰是我们最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此外，我国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创意服务出口和创意产品出口的比重仅为1∶3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产业形势和产业发展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切实推进创意产业实践。
首先应加速体制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要把文化创意发展纳入国家宏观创新战略之中，通过完善政府服务，建立高效运作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为创意、创新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有力引导创意与第一、二、三产业的结合，以创意理念、创新技术驱动带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实现产业融合和跨越式发展。
同时，在资本运作层面应大力拓展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本。政府在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应给予此类企业以税收支持，政策倾斜用以帮助中小企业吸引民间资本，推动文化企业上市融资。从国外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经验来看，既有英国国家彩票基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等国家机构对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资助也有日韩等国的文化创意子行业基金来进行专项金融支持。还有专门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金融机构，如英国西北文化金融机构，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社区合作银行，日本的政策投资银行和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等专项支持特定地区和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各国针对某个具体的文化创意优势行业，如美国是版权、日本动漫，进行重点扶植、有的放矢的创新出各具行业特点的融资模式，有效的利用资本。
最后，要引导国民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消费品位。让图书馆、美术馆、歌剧院和电影院成为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创意休闲选择，以文化消费带动创意生产进而实现创意增值。着力培育民族创意品牌。我国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烙印，中国龙、功夫、京剧、水墨画、及传统哲学思想等一批文化符号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品牌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其市场价值。同时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保护，打击“盗版”和“山寨”产品，倡导全社会尊重创意创新，宽容失败和差异。培养和集聚一批创意人才，进一步提高“原创”能力。切实加大对处于创意价值链高端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及其消费心理需求的特点研究，挖掘本土文化精髓，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全方位营造良好的创意生态环境，推进国家创意产业竞争力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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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R&D资源配置研究”（项目号：08BJY033）、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号：YYY08001）、及上海交通大学“985”二期博士生访学专项资助。
追根溯源，中俄两国的贸易关系发端于明末清初时期，时至今日已历经几百年的历史，这中间曲曲折折、风波不断，但总的趋势还是在向前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经济贸易往来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不仅对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攀升，而且多年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济贸易往来经验，并且探索了一些全新的经济贸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加工贸易、旅游贸易、转口贸易、互市贸易等多种新型贸易方式。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基于中俄两国拥有4300公里长的边界线，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攀比的发展经济贸易的独特天然优势。因为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距离是决定运输成本的关键因素，比如贸易双方的距离越远，双边贸易额就越小。究其原因，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贸易双方距离越远，运输成本就越高;运输成本越高，产品的进口价格与其出口价格的差异就越大，贸易的盈利的可能性就越小，贸易总额也就越小。而中俄两国的相邻关系正是两国进行经济贸易的绝好先决条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但是相比于国土面积广裹、自然资源十分充裕的俄罗斯，中国是自然资源相对匾乏的发展中国家，中俄两国具有经济利益的共同性和贸易的互补性，两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正是为了推动毗邻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从而增加本国国民的收人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直至现在，中俄经济贸易已经步人正轨。就以满洲里市互市贸易区为例，它位于内蒙古满洲里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斯克的交界处，是中俄两国边界惟一的一个具有地理、经济优势的跨国互市贸易区。满洲里市互市贸易区的中方基础设施包括五大商场，涉及国际贸易、民间贸易、金融贸易、海关保税库、监管库、餐饮等多种服务功能，人民币、卢布以及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在此可以自由流通。满洲里市互市贸易区促进了中俄经济贸易的规范化运作，积极有效地影响着满洲里市的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招商引资工作的良性发展，为我国北疆口岸建立互市贸易区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它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贸易区，对于中俄经济贸易的顺利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政府正是凭借满洲里市互市贸易区的宝贵经验，制订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把西部重点区由2(XX)年的“两带一区”增为“两代两区”，增补了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点开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在我国建设欧亚大陆桥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有三条欧亚大陆桥建设方案，其中的大连方案即连满欧亚联运大通道最为可行。这一欧亚大陆桥以大连为上岸港，由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内蒙古的满洲里出境，进人欧洲的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等国，从而最为便利地连接欧亚两大洲。这一欧亚大陆桥的建设也必定会对中俄经济贸易的深人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二、中俄经济贸易深入发展对俄语人才的份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在步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人才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创造者，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竟争日益激烈。市场竟争力，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解放人才是一个重点的战略问题。有关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我国有13亿人口，只有把各种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都充分调动起来，各行各业都会充满活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加有力、更加稳健。基于上述原因，中俄经济贸易深人发展中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就显得极为迫切。
首先应对人才这一概念有明确的了解，到底什么是人才?以往在这方面使用较多的概念是知识分子，而人才的概念要比知识分子的概念更广一些，人才可以是各行业多种多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其中的侧重于知识型的一种人才。通常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道理。而现在又出现了人力资源这一概念，人力资源概念要比人才概念更宽泛，它几乎包括了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和有潜在劳动能力的人，而人才只是人力资源中的一小部分，是指其中具有突出才千和能力的人。我们要想顺利进行中俄经济贸易就需要大批懂俄语、懂经济贸易的复合型俄语人才。如何培养优秀的进行中俄经济贸易的俄语人才，是摆在我们俄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才培养.教育为本。教育是人才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霍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承担着培养造就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发展阶段。要特别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源头。目前我国教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整体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具备了人才、知识、信息和科技密集的区域优势，教育发展和人才资源开发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小平同志曾特别强调过:“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要紧紧抓住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点，全面提高教育水平。因为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直接关系着拔尖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关系着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样，创新俄语人才的培养也是我们顺利进行中俄经济贸易的关键因素，俄语工作者应着力探讨、研究培养中俄经济贸易中俄语人才的具体策略。
三、中俄经济贸易深入发展中俄语人才的培养策略
教育学的重要理念就是“教育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更深人地说，教育要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如何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办教育呢?首先应根据人才的特点，明确教育的重点任务是培养人的创造性;其次应根据人才的类型，不拘一格因材施教，涉及具体的培养目标;再次应根据人才成长的内部条件，设置有效课程，培养学生的紊质;最后应根据人才成长的规律，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因此，我们在发展中俄经济贸易中也应遵循俄语人才成长的规律，应根据俄语人才的特点，明确俄语教育的重点任务是培养俄语人才的创造性，并且要因材施教，涉及进行中俄经济贸易的具体培养目标;应根据俄语人才成长的内部条件，设置有效课程，培养俄语学生的专业素养;还应根据俄语人才成长的规律，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
发展中俄经济贸易中的俄语人才培养还应注意创造性俄语人才的培养。创造性是一种连续的而不是全有全无的品质，人人都可以拥有创造性，只是不同的人的创造性可能表现在不同的领域，而且表现的程度也会大不相同。我国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提出了“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的观点，由此可见，创造性包含了思维和人格两个方面。在我们的大学俄语教学中应特别注重俄语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培养，以便他们将来更好地参与中俄经济贸易工作。具体的进行中俄经济贸易的俄语人才培养策略有以下方面:
(一)应注重俄语学生非认知因素的培养
中国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知识总量的掌握，因而中国的基础知识教育十分扎实。从理论上讲，这种教育模式主要是对认知因素的训练，而对情感、意志等非认知因素的培养比较欠缺。有调查表明:我国学生与英美国家学生相比较，会表现出意志不够坚强，独立性较差、缺乏探索精神、审美感不足等特点。因此，中国学校教育应重视俄语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培养俄语学生对创造性活动的兴趣和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保护俄语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鼓励俄语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等，以此促进俄语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形成，为培养创造性俄语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应重视高等学校的专业化设里
针对俄语学生的未来工作走向，要突出他们从事中俄经济贸易工作的培养目标，因材施教;设置与中俄经济贸易相配套的课程体系，使语言知识课程与经济傲易知识课怪有机结合;采用科学的俄语教育方法，努力培养俄语学生的专业素养。在教学和培养的具体过程中，俄语教师还要特别注重对将来实际工作中如何解决问题的讲解与训练，着重对于俄语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以使俄语学生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自己的工作。
(三)应著力加强俄语教材建设
教科书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据，也是俄语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工具，因此，俄语工作者一定要注重加强教材建设，突出教材在俄语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在编写俄语精读、听力、泛读教材时，应考虑选取一些涉及经济贸易知识的材料，特另lJ是精读教材可多选择一些与经济贸易知识有关的内容，听力教材可增加一些介绍俄罗斯人的交际礼节的资料，泛读教材则可广泛地涉猎一些进行中俄经济贸易方面的大量内容。学生使用内容如此丰富的教材，可使他们在获取语言知识的同时，又可掌握一定的经济贸易知识，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紊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应努力活跃课堂教学，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促进俄语教学的发展
大学俄语教师应尽可能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来组织课堂教学、传授知识，以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在学生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他们会更感兴趣了解、掌握较多的俄语语言文化知识和中俄经济贸易知识，学生经济贸易知识的获取便可随着语言知识的学习自然而然地进行，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学习效果。
(五)俄语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紊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俄语教师身处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之人，应不断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圆满完成培养俄语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以及进行中俄经济贸易能力的重任。
近年来，电影的跨国流动频频带来票房热点，产生巨大经济利润。同时在影视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目标市场的选择尤为重要。由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程度较低，中国影视贸易的国际化进程不仅受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时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于影视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甚少，本文在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分析基础上，探索目标国文化距离、地理距离、GDP、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的相关理论
对于中国影视贸易市场选择的研究，首先需要明晰国际化目标市场的概念，而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差异与文化折扣理论。
(一)国际化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是指贸易的产品、服务和其他资源跨国转移所必需的一个交易场所，一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品国际化的进程中，重要决策之一就是选择正确的目标国市场。本文以国别作为国际市场为一个细分市场进行论述。
(二)文化差异理论
文化差异理论，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国家文化模型是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德，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在收集了40个国家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000个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文化差异具体由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这两个因素组成。心理距离概念由Be-ckerman于1956年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中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Johansson和Paul对于心理距离概念进行了解释，将其定义为"阻碍公司与市场之间信息流通的因素"，并且认为心理距离受一些差异性因素影响，主要包括语言、教育、业务、文化、、政治体系、工业发展水平等。[4]
(三)文化折扣理论
文化折扣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霍斯金斯（ColinHoskins）和米卢斯（R.Mirus）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ReasonsfortheU.S.DominanceoftheInternationalTradeinTelevisionProgrammes"）中首次提出此概念。霍斯金斯等人认为：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即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出现"文化折扣"现象的主要原因。[5]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指出:在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中，会因为其内蕴的文化因素不被其它民族观众认同和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减低。文化折扣高的产品，难以提起视听人的兴趣，文化折扣低的产品，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6]
三、研究的相关假设
对于目标市场选择的研究，需要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对于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主要从目标国的吸引力、目标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出发，因此，主要有如下假设:在国际目标的选择过程中，地理距离是开展国际货物贸易发展的重要关键因素之一。首先，地理距离影响了运输成本。其次，相互信息传递的成本也会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而增高，尤其是一些需要面对面交流的信息。但是与传统的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则对于地理距离的要求更弱化。同时，随着目前通讯水平的提升，大大降低了信息的搜集与传递成本，使得地理距离对于信息的搜集成本影响较小。因此，对于影视贸易的国际化而言，地理距离对于目标市场的选择影响较小，得到第一个假设。假设1: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不受地理距离的影响由于影视产品属于休闲消费类产品，所以对于目标国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影视产品在进行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决策时，需要考虑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第二个假设。假设2: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受目标国GDP影响较大由于影视产品内容很多属于意识形态，将会受到文化折扣理论的影响，因此，在影视集团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将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得到第三个假设。假设3: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倾向于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对于跨境的服务贸易而言，应当选择目标国具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经济政策。不仅能为影视产品跨国发展提供了便利，而且降低了经营风险，能够为影视贸易的发展提供极大的空间，得到第四个假设。假设4: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倾向于良好的目标国市场经济环境
四、实证研究模型与分析
为了研究因素对于中国影视贸易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将搜集在国际化过程中，已经开展国际业务或合作的国家，然后以所选国家在近年发生影视交易频率为因变量，探索文化差异等因素是否对于目标国选择产生影响。
(一)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的测量为了研究的便利性，将以影视贸易所选择的目标国家出现的频率(FREQ)为因变量。假设所选目标国家为Ai(i=1…m)，在国家Ai从事业务的影视集团个数为Nij(i=1…m，j=1…n)。则进入目标国Ai的频率为:2．自变量的测量(1)测量文化距离对于文化距离(CulDist)的测量国家文化距离衡量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依据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权力距离、男性主义、集体主义、风险规避，进而构建文化距离的测量模型②。尽管Schwartz指出了Hofstede研究的一些缺陷:文化维度并非充分，其设计并不是针对国家文化维度，因此可能并没有包括所有相关的问题;样本选取并不能充分地反应国家文化的全部内容。然而，基于Hofstede文化维度的kogut和singh的文化距离计算方法，考虑了不同文化维度的权重影响。本文借鉴Groo（t2005）计算两国之间总的国家文化距离。CulDist表示中国与j国总的文化距离，Ikj代表j国第k个文化维度指标，Vk表示所有样本国家k维度分数的方差。(2)地理距离(FLIGHT)的计算考虑到目前影视贸易决策者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因素，以及传媒产品的运输方式等，本文将选取北京到各个国家首都的航行时间(小时)视为地理距离，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直飞各个国家首都的飞行时间，个别国家没有直飞的，将选择通过转机最快到达目的地的航行时间。(3)GDP计算模型中的GDP数据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的GDP。经过PPP系数换算的GDP能消除由于各国GDP计算体系、标准、价格不同产生的偏差，可以用来比较和评价各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结构。(4)市场经济环境衡量对于目标国家市场经济环境的衡量，将根据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机构报告的世界各国与地区的环境投资指数BERI(businessenviron-mentriskindex)来计量，该指数利用专家意见及国际货币基金出版的统计资料，定期对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做风险评估报告。主要考虑目标国的运营风险、政治风险与汇兑风险等三个方面，然后综合评定该国的投资指数以评估各国投资机会。
(二)样本数据与实证模型
考虑到中国电影贸易海外推广国际化相关数据收集的困难，实证检验将以2009年国产片境外票房收入前十的具有出口许可证的电影集团为对象。搜集影视贸易有国外业务的相关信息，通过对于影视贸易主页以及互联网数据的收集，总共有中国电影集团、河南电影集团、光线影业、上海电影集团、银都、北京橙天智鸿、华谊兄弟等7家传媒集团有国际化的业务，所涉及的目标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13个国家，与这些目标国家共计有53次合作，本文将以这53次合作数据为相应的因变量进行分析。FREQAi=1+2CULDIST+3FLIGHT+4GDP+5BERI+其中FREQAi为7家影视集团与13个目标国有过合作业务的频率，公式(1)中m为13、j为7；CULLDIST为中国到各个相应目标国家的文化距离，按照公式(2)计算而得；GDP为目标国家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报告；BERI为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机构报告的各国或地区的市场经济环境指数。
(三)实证结果
利用SPSS17．0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相关模型回归分析（表1），目标国所选频率与GDP、目标国市场经济环境正相关，而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显著负相关。因此，对于原研究假设部分支持。
(四)实证结论分析
通过回归结果可知，对于中国影视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可以归纳如下:1.影视贸易对于目标国家选取的频率与文化距离负相关，即影视贸易倾向于选择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合作。这主要是由于电影艺术还是受文化观念的影响较深。华人或者华裔更加期待华人电影。在影视产品的输出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找华人地区进行出口。2.从地理距离的相关系数可得，影视贸易所选目标国在地理距离负相关，这与其他的产品在国际化目标选择的结果是类似的。因为影视产品同样需要运输母片，制片方和剧组宣传都涉及到地理距离的影响。因此，目标国与中国的距离往往会影响到对于目标国的选择。3.从GDP方面可知，影视贸易目标国家的选取与目标国的GDP具有相关性，即中国影视产品倾向于选择GDP较高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休闲消费类产品的影响。4.由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出，其对于目标国市场的选择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影响。这与中国影视贸易在国际化进程中，参加的一些大型国际影展有关联，往往大型影展开办于经济产业比较发达地区。其次，目标国良好的经济环境对于资金的回收和产品的推广有更好的客观条件。同时发达地区观影者对于具有东方色彩的影片极为关注。
五对策建议
在中国影视产品国际化进程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相关措施来促进中国影视贸易产品的出口，使中国影视贸易的发展可以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宏观调控借鉴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经验，设立专项引导基金，资助电影人拍摄可供输出的影片。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经济杠杆,鼓励电影贸易走出国门。针对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等专门的电影海外推广机构，给予特殊政策扶持，增强其整合资源的能力。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在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模式,规划面积为28平方公里。市场普遍解读认为,通过简化监管手续、实现“境内关外”的自贸区建设,将有利于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强外贸企业竞争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外,上海自贸区还可在新贸易业态上实行探索。资料显示,在自贸区总体方案涉及的98项试点工作中,多项内容与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关,其中涉及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及相关行业。
中信证券研究指出,上海成为自贸区后,贸易进出口量必然大幅上升,跨境金融需求也将快速增长。上海成为自贸区对其成为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预计跨境业务金融机构将大量增加,外币同业存放业务发展、外汇结算量也将快速增长,金融产品的种类也将日益丰富。
概念公司需去伪存真
自上海自贸区政策方案公布以来,自贸区板块便受到市场资金的疯狂追捧,多只自贸区概念股接连上演出现涨停行情,并一度成为引领大盘上涨的热门题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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