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09: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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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常州地区;中小型出口企业
1.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现状
按我国四部门2003年2月下发了《中小型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以雇员人数标准、资产额标准以及营业额三方面进行定量界定。截止2008年末,常州市有出口实绩的企业达3007家,中小型出口企业占出口企业总数的96.8%。自营生产中小型企业出口额增势强劲,全年完成出口4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3%,增幅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中小型企业在全市外贸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稳步提高,全年出口额达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8%,增幅比上年提高14.2个百分点,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48.4%提高到50.6%。民营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经营领域遍布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无论是交通运输、贸易餐饮、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还是房地产开发、中介服务等新兴行业,民营经济均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全市制造业所涉及的29个工业行业小类中,民营经济全部覆盖。
民营中小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厚重,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日益成为城乡居民就业的主渠道。截止2008年底,全市个私经济从业人员达118.2万人,比上年末增长5%,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四成左右,其中私营企业从业人员94.4万人,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23.8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长5.6%和3%。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已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全市拥有国际工程承包资质企业17家,另有3家企业经商务部批准具有外派劳务资格,累计批准设立境外企业30家,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外经合作关系。2008年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7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3%,其中出口132.4亿美元,增长34.5%;实际到帐外资2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完成外经营业额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进出口增幅和出口增幅均列长三角16城市第4位。全市外向型经济呈现总量规模扩大、增长速度攀高、发展质态提升的良好运行态势。但这种趋势被金融危机阻滞了。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常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上国内资源、环境宏观政策叠加效应逐步显现、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大,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2.由于金融危机,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
2.1 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困境的外部因素
2.1.1 国际贸易伙伴需求急剧减少,国际市场萎缩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日、欧三大贸易伙伴需求急剧减少,国际市场萎缩。根据近几年的统计,美、日、欧市场占我国出口份额的60%以上。但美、日、欧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滑坡,需求必然减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落1.5个百分点,美国经济2009年将下降0.7%,欧元区2009年经济将下降0.5%,日本将下降0.2%,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5.1%,比2008年回落1.5个百分点。在这种背景下,常州市中小型企业的出口发展将受到极大影响。2009年1―6月份,常州市外贸流通企业出口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6.27%,增速回落18.94%;自营生产企业出口14.2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8%,增速回落10.94%;三资企业出口21.99亿美元,同比增长27.22%,增速回落12.16.%。
2.1.2 贸易保护主义猖獗,贸易摩擦将加剧
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常州市中小型企业遭遇了大量贸易壁垒,贸易摩擦加剧。世贸组织2008年7-12月全球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情况报告,有关国家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81起案件中,中国产品位居首位,为37起,比2007年同期的26起增长42%。受此影响,自行车、纺织品等常州市的中小型企业出口业务遭受重创。另外,据统计,近几年常州市因遭受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损失至少几百万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遭受贸易摩擦将更加严重,增加出口的困难。
2.1.3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新劳动合同法》颁布等综合因素
2008年,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振荡,走出了少有的“过山车”行情,常州市中小规模企业经历了上半年原材料价格大幅走高、利润空间持续压缩,下半年原材料价格节节跳水、库存材料大幅贬值、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双重考验,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人民币升值、原辅材料涨价、银行利率上调、劳动力成本提高、出口退税率下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常州市工业经济运行速度明显放缓。2009年上半年,全市中小型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558.2亿元,同比增长27.8%;实现工业产品销售收入2506.5亿元,同比增长28.6%;实现利税172.6亿元,其中利润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28.4%。与去年同期相比,产值、销售增速分别回落了2.4个和0.8个百分点,利税、利润总额增速分别回落11.6个和10.1个百分点。工业各主要行业发展走势出现一定分化,纺织、冶金、化工等行业受政策环境变化的冲击较为严重。对于常州市的纺织行业来说,人民币每升值1%,其利润平均下降约4%,目前整个纺织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3%至3.4%,如无适当对策,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率低、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可能无法生存。
同时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影响,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即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加班工资加倍、带薪年假等法律条款。据不完全测算,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使企业人力成本平均提高约10%左右,这对于常州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中小型企业来说,构成成本压力的刚性基座。因政策因素带来的劳动成本的提升,对常州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带来的影响将在若干年内逐步显现。
2.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的内部因素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遭遇的困境也与企业或行业自身的问题有关,如缺乏行业自律,企业间恶性竞争;缺少研发、技术、设备的投入,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诚信、不注重企业自身的形象,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产品出口。在民营企业迅猛发展的背后,因为体制的、传统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民营企业也暴露出自身一些先天的不足,这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不强、企业治理模式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欠缺。目前中小型出口企业其治理结构的规范往往是形式上的规范,需要落实到操作层面,真正实现完善的企业治理机制,需要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保障。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但影响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更会关系到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
3.常州中小型企业产品出口的经营策略
3.1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素质
正视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苦练内功,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素质。
3.1.1 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知识就是力量,要努力学习WTO规则,熟悉对外贸易法规,以便有效参与国际竞争。要学会充分利用非关税壁垒的差异性,多方面开拓出口市场,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壁垒状况,研究特定市场的常用标准,有针对性地研究什么样的产品标准才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对方市场,切实避免因生产销售中某个环节上的疏漏而导致产品被拒。培养人才很重要。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急需了解国际市场、熟悉国际商业政策法规的高级专门人才,而这种多面手、高规格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十分稀缺。要想不因人才短缺造成未来发展的被动,从中小型企业发展初期就应有意识地加强人才培训,将培训纳入企业的文化建设,培养忠于企业的自有人才,以应付多变的国际市场。
3.1.2 改善管理,改变生产方式
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起家是以一时的机会和资源型的企业,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其软肋,在经济比较景气的环境下,压力感还不是很足,改进的动力也就不强。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企业在危机中的生存之道,首先是活下去,其次是趁低换盘、换资产。找准定位,寻找机会。中小型企业需要从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向集约式的转变,要高效率、高产出、高效益、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在管理方法和方式上下功夫,而最重要的是以核心价值和品牌理念为灵魂,铸造企业长久的核心竞争力,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进行由粗放式向集约式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发现并实施新的商业模式。应对金融危机,中小型企业应加强渠道管理,保障渠道通畅。中小型出口企业应加强资源整合,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规模小、产能低、生产工艺落后、高成本低收益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势必率先“倒下”,同时也埋下了转让和兼并同行业内部中小型出口企业的一大批“种子”,这恰恰成了淘汰落后产能,进行资源整合的很好契机,较有实力和经营思路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可以积极寻求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合并、兼并,获得自身发展壮大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若把握得当,将有利于大多数的中小型出口企业促进资源整合、提高行业竞争力。
3.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要合理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
3.2.1 多元化出口策略
中小型企业要根据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积极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和方向,中小型企业可以利用华商来加强开拓海外市场,学习他们的经验;还可以联手大型企业联手出口,中小型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上与大型企业产品互补或相关,大企业有了中小型企业的附加品,也更加具有竞争力,中小型企业可以借助大企业成熟的出口体系和销售网络来开拓自己的海外市场。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以改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逐步实现以新市场为重点,以周边国家市场为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合理分布的多元化市场结构。
3.2.2 品牌策略
品牌建设,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软件资源中的重要一环。品牌就是生命。没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弱、产品附加值低,就会始终处于国际贸易链的低端,竞争激烈,企业发展自然受到制约。要增强品牌意识,加强企业品牌竞争力的建设,创立自身的品牌价值,从品牌中出效益。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品牌美誉度与知名度等相应提升,消费群体就会减淡了对企业背后硬件资源的深入考虑和探究,而是关注企业与消费者内心的沟通。危机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坚持品牌的核心价值理念,加强品牌基础建设和品牌推广,增强品牌的凝聚力和对产品销售的拉力。2009年是众多企业应对严峻挑战的关键之年,为此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提升产品质量,打造常宝品牌”的口号。
3.2.3 集群策略
中小型企业之间通过开展专业化协作、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使得交易费用降低,可提高企业防御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采取集群策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战略集群就是可以是同一个产业或者上下游相关的产业同时开发一个市场,在营销上,采取出口联盟策略,实现多种形式的中小型企业策略联盟,由于是相关性产业可以建立上下游联合售后服务中心,海外零售分销策略联盟如温州企业为主在巴西开设的“中国商城”等。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在海外设立商品专业市场,是带动商品出口的有效方式,战略集群可以减少单独企业开发市场的风险,而且可以节约成本,相互促进行业的发展。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和供应链管理规划的能力。合理预测企业上游供应商,下游顾客和中间竞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和需求的情况,做到生产适应消费需求。强调产业的集中化,应对经济危机不是单兵作战,只有地区企业联手,降低相互的交易成本,加强信息化和相互沟通,由竞争变成竟合,把饼做大,棉衣做厚。
3.2.4 国际市场定位策略
赫尔曼•西蒙曾说:“不大的市场缝隙,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市场缝隙,扩展至全球时也会变得惊人的巨大”。中小型企业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扩大出口,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为过剩的产品及生产能力找到出路。企业出口于企业的规模毫无关系,只要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就有出口的可能性,关键是将产品定位在合适的产品市场上,制定适合自己的销售策略。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活动不仅跨越国界,往往也跨越文化,使跨国生产与贸易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沟通。文化的差异也就难免给国际商务合作造成摩擦和障碍。消除这些摩擦和障碍,必须学习、尊重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沟通的有效性,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经营定位导向错误和贸易合作失败,这已成为决定国际商务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3.2.5 低成本策略
伴随着网络通信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产生并迅速发展。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可达1万亿美元,未来10年三分之一的全球国际贸易将以网络贸易的形式来完成。中小型企业自身来说,电子商务可以节省经费、增加贸易机会、提高交易成功率,降低了依靠中间商带来的约束。对于海外买家,为了降低采购成本进而更加依赖电子商务的采购,网络经济下的电子商务能够使企业最优规模有所下降,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发展。借助中介网站作为电子商务的切入点,积极利用网络交易平台,逐步实现网上交易,可以有效降低国际贸易的门槛和交易成本,同时更有利于更多国际贸易的开展。目前,大多数的中小型出口企业操作的网络平台有很多,比如:阿里吧吧、环球资讯等。酒香也怕巷子深,通过这样的网络平台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产品,发掘更多的潜在客户。这些网络平台给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和海外买家无限了解沟通的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成功机率,其花费的成本却是很低廉的。
3.3 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促进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来看,中小型企业的生存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促进中小型企业出口的措施。例如建立高技术产品出口人才的培训,组织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常州作为全国的制造业基地,加工类、出口型企业偏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政府机构在当前危机下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支持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
3.3.1 财政支持,减轻中小型出口企业税费负担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常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宏观政策叠加效应逐步显现、各类资源要素继续趋紧、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大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政府应该协调税务部门减少稽查的频率,给企业相对宽松的空间。税务稽查以提醒、指导为主,尽量避免罚款、滞纳金等情况的发生,减少企业的现金支出,切实减轻中小型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对近期较困难企业给予暂缓缴税政策,待年终结算清缴时一并缴纳,以减轻企业短时间的资金压力。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上调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等多项促进轻纺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下,常州市纺织行业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扭转经营状况持续下滑的局面,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企稳回暖的迹象。纺织行业8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全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445.2亿元,比上年增长10.5%,较年内最低增幅回升4.0个百分点;实现利税20.4亿元,比上年增长3.2%,较年内最低增幅回升4.3个百分点。
3.3.2 金融支持,积极引导民间资本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帮扶众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目前,资本市场和房产市场相对低迷,民间资本大量沉淀在银行,老百姓面临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痛苦。鉴于一方面企业缺乏资金,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无处可投,政府可以积极倡导、引导民间资本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培育新的企业融资渠道,同时也使部分民间资本获得一定利润。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加大有效投入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提升竞争发展能力,全市民营企业家对宏观政策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的信心有所增强,技术改造和有效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
3.3.3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
政府应该协调金融机构重视这类资源,督促职能部门履行应有的职能,而且要降低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同时,要积极争取部、省各类扶持资金,全力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开拓、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研发、走出去发展、公平贸易、科技兴贸、出口品牌建设、服务外包等方面,用足用好政策。积极争取省口岸联检部门支持,为企业通关、畅通物流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对企贴心服务,进一步缩短项目审批时限,提供个性化服务,做到能快则快。对出口5000万美元以上外贸企业、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制造业外资项目开设局长“直通车”;对出口3000万美元以上外贸企业、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制造业外资项目建立联系点制度,实行“定向联系”,确保在第一时间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对所有外经贸企业做到有求必应、有办必果。强化外贸预警、监测、信息、市场拓展,提高政策指导工作力度,帮助外贸企业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等途径规避风险;积极为企业出国(境)考察、拓展市场、合资合作、境外投资以及商务咨询提供“一条龙”服务。对外奋力拓展,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重点对接150家跨国公司驻上海地区总部、办事机构及研发中心;集中拓展对台招商,重点跟踪100家台湾上市企业,推进与台湾电电公会全面合作;发挥省、市15个境外经贸联络处作用,确保全年为辖市区提供360条以上有效外资项目信息。扎实推进“以民引外”,重点促进100家民营企业实现与国外资本、技术合作。
参考文献
[1]林汉川等.中小型企业存在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04):11-16.
[2]陈同仇等.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78-113.
[3]Joseph E.Stiglitz Economics USA[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6-98.
[4]田野.实体经济过冬・企业家冷静赶考[N].第一财经日报,2007-12-25(A1).
[5]谭萍.关于入世后我国中小型企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中国企业战略传播网,2008,(06) :23-29.
[6]王振等.中小型企业・日本经济活力源泉[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8:35-74.
[7]徐晓萍等.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N].上海证券报,2008-9-22(B2).
作者简介:
周仕通(1969―),徐州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摘 要：顺周期性现象广泛存在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中，其自第二版巴塞尔协议颁布以来开始受到关注，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其被认为是促进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探讨顺周期性的定义、表现和成因，尝试提出解决顺周期性现象的对策。
关键词 ：商业银行 顺周期性 启示
顺周期性现象广泛的存在和表现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会受到广泛的关注。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商业银行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现象被认为是促使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发展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一、顺周期性现象的定义
顺周期性，又称为亲周期性（procycality），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官方标准。所谓顺周期就是指新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在经济紧缩时期，多配置资本防范风险，而在经济繁荣景气的时候，配置较少的资本，获取利润，使得经济周期的加剧波动现象（Allen and Saunders 2003）。上述定义是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从本质上讲，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体现了金融通过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实体经济的放大效应。在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的通过信贷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繁荣；在经济下行甚至经济危机出现之时，商业银行的资本紧缩，信贷收紧，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甚至造成经济危机。
二、顺周期性现象的成因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顺周期性现象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各自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对此问题提出了见解。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角度有银行信贷理论、公允价值计量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理论等。在实证分析方面，采用的方法有最小二乘法、EMM法等。归纳起来，其研究角度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即顺周期成因的内因说和外因说。总体来看，比较主流的学术观点比较认同顺周期性成因于银行内部，在实际的市场运行中，又通过外部因素的作用，加剧了这一现象的产生。
（一）商业银行本身信贷行为产生顺周期性
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最为基本的功能之一，也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这个信贷行为本身就可能产生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普遍对企业的经营状况看好，同时，由于经济的繁荣，企业用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也会相应提升。因此，综合考虑之下，商业银行倾向于对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以获取利润；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此时企业在总体上经营状况不佳，利润降低且前景黯淡，由于市场波动，企业此时用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价值也会相应下降，此时商业银行会倾向于收紧贷款，以避免在风险提升的环境下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银行信贷行为所引起顺周期性是商业银行本身所决定的，由于银行本身也是企业，其逐利和风险规避的特征使得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商业银行信贷所引发顺周期性是经济学界较早发现和着手研究的方面，在顺周期性成因研究中居于较为基础的地位。
（二）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法促使顺周期性现象产生
商业银行中，对资产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计量法两种。银行本身交易账户中所持有的短期金融资产、衍生品等，一般均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交易账户公允价值计量方法被认为是造成银行本身产生顺周期性现象的重要原因。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会使得资产的价格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大幅波动。当经济繁荣时期，资产的公允价值大幅上升，银行本身的财务报表状况则大幅改善，此时，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升，因此便有条件去释放更多的信贷和流动性；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银行本身公允价值部分迅速下跌，为了改善财务状况，银行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然而这种行为则会导致市场上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这个角度上，公允价值计量也带来的顺周期性。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与顺周期性
金融加速器是指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放大作用，银行金融加速器理论引发顺周期性主要是从企业融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企业融资主要有内源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三种方式，其中后两种方式是外源融资，其融资成本是依次上升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本身的财务报表状况改善，对银行方面释放的信号是本身内源融资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此时无论是本身进行内源融资还是贷款，其融资成本均会下降。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此时不得不依靠外源融资，而银行方面则会在判断企业财务报表的基础上，为了防范风险，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经营更加困难，从而最终使得整个经济更加萧条。
（四）资本监管理论与顺周期性
为了减少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其中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金融监管当局会制定一系列的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迄今已有三版，均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作为核心指标。应该说，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顺周期性问题。在经济上行时期，银行本身资本质量提升，更容易达到监管标准，因此信贷和释放流动性方面，不会面临太大压力；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资产质量下降和信贷风险上升，银行会更加趋于保守，才能更加稳健的使本身资本充足率不落到监管标准之下。同时，第二版巴塞尔协议中内部评级法，是银行广泛采取的风险评价方法，这也被认为是产生顺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顺周期性现象带来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顺周期性现象产生原因较为复杂。因此，在应对这一现象时，应采取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会计准则和银行监管标准的实际情况，从整体上对顺周期性现象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Allen， Linda， Anthony Saunders， “A survey of cyclical effects in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models”， BIS working papers， 2003， 20-23.
[2]谈俊.《银行顺周期性文献评述》，金融评论，2012，3：113-126.
[3]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会计研究，2009，11：23-29.
作者简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性行为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次世界性金融风波。泰国、印尼、韩国、日本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造成股市大幅下跌，极大地冲击了亚洲外贸企业，许多大型企业纷纷歇业倒闭，工人失业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经济呈现出大萧条的悲观局面。简单来看，是乔治•索罗斯的资本集团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导致亚洲金融风暴的直接原因，而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性失调、金融调控监管不力、国家项目赤字过高、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及对外国旅游资本的过分依赖等诸多原因才是导致亚洲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所在。许多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全球经济增长节奏放慢，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只达上一年的一半左右。亚洲金融风暴造成区域性通货紧缩，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缓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风暴席卷全世界，许多金融机构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全球经济危机重重。首先，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由次贷危机、过度消费和过度投机直接引发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信贷关系破裂和美元贬值引发的信用危机。其次，是由美国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和信用的恶性膨胀，严重偏离实体经济而导致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引发的，致使美国银行体系受到重创，信用贬值、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剧扩散，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进入普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人民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走向预测悲观，货币出现大幅度贬值，全球实体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全球经济衰退，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这对我国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一，直接造成持有美国相关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蒙受损失；第二，巨额外汇储备缩水；第三，受危机影响的外国金融机构，其变现已持有我国的各类资产对我国经济造成极大冲击；第四，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导致我国出口率急剧下降，外需下降带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压力。
2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
（1）在世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全球性特点。由于世界市场经济的特点，世界经济逐步形成一体化趋势。不仅是与美国联系紧密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受到牵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形成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特点。（2）资本主义向金融市场逐步转变，社会上大量募集资金，商业银行业务转向投资银行业务，逃避监管、到处投机，导致实体经济和投机经济严重脱节。（3）金融市场虚拟资本不断膨胀，最终脱离于实体资本，导致虚拟资本出现信用危机。各种衍生工具的应运而生满足了利润最大化需求，它将多种金融工具紧密关联在一起，虚拟资本的信用链条于是越来越大，一旦恶化，便会引发信用危机，延伸成金融危机。（4）金融危机具有超周期性，也具有超前性的特点，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特别明显。正如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中指出，经济周期性引发的金融危机是伴随着经济周期出现长波谷底、长波浪顶、高原的稳定几个阶段。当前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超周期性和超前性，看似已经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而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从而导致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得当前金融危机具有敏感性和超前性。（5）金融危机发生频率加快。二战以前波及较广的金融危机仅有1929年的“大萧条”，据Lind-gren、Garcia和Saal统计，自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个相关成员国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问题和危机。20世纪后期至今发生金融危机的频度和规模，还属先例。
3当前持续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连锁反应
3．1持续性金融危机概念界定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缓和到激化、再趋向缓和的规律，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一般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隔大约为10年，必将经历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经济复苏、经济高涨这四个阶段。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波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历时140年，不仅存在着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10年为一个长度的短周期，更存在着平均长度约为50-60年的经济长周期波动，每个周期又分为长波谷底、长波浪顶、高原的稳定几个阶段。经济长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不是生产技术的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市场的开发这些因素所造成，而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所固有的因素，特别和资本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持续性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并无缓和趋势，甚至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形成一种周期性现象，简而言之就是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危机爆发后历经大萧条、发展、持续稳定，形成持续循环，不可预测其未来延续时间。
3．2当前对我国的连锁反应
在当前大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各行各业仍表现出极其严峻的形势。大量企业由于亏损、倒闭，不得不裁员、减薪。贸易行业特别明显，出口率急剧下降，外需下降带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压力。多种现象导致我国就业岗位急剧下降，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尤其凸显，供过于求，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所需的就业岗位数量多。通货膨胀现象依然存在，全年物价上涨，人民币汇率不稳，人们的购买力下降等等都体现了当前我国的经济趋势，这正是凸显出持续性金融危机持续性、超周期性。
4应对策略
（1）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减税。投资用于基础建设一方面保证了增长，另一方面又增加就业。同时大幅度减免税费，使企业恢复活力。2008年底政府有过4万亿元投资计划，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方面、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方面。对缓解持续性金融危机具有实际性效果。（2）保民生，大范围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民生继续稳定和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加大对保障房的投入，稳定物价，加大对人民社会福利的保障，以扩大内需，稳定当前环境。（3）保出口，调整各行业关税，稳定汇率预期，吸取亚洲金融风暴经验与教训，保持对外汇的管制。（4）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振兴规划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银行放宽投资性贷款限制，努力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保障中小企业渡过持续性金融危机，使企业恢复活力，以便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我国就业难题，稳定发展。（5）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全面客观地分析持续性金融危机，统筹兼顾，坚持不懈抓好农业，大力发展农业，保障人民最基本生活，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用实际方法抓住金融危机的机遇以及应对其挑战。
5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警示
一、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围绕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会计准则方面，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的顺周期性及其矫正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Enria[1]研究表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下交易类资产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分别被计入当期损益和所有者权益，因而放大了收益和资本的波动性，导致金融体系顺周期效应加剧。Borio等[2]认为，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若能计提较多的拨备或者提高资本比例，将起到“内置稳定器”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应对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Barth等[3]主张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在会计计量中引入公允价值属性后会产生固有不稳定性、估计误差不稳定性和混合计量不稳定性，从而加剧了财务报表的波动性。其中，固有不稳定性属于真实的经济波动，应在会计计量中予以客观反映;而估计误差不稳定性和混合计量不稳定性属于虚假的人为波动，应当通过完善估值应用指南或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予以降低。Bikker和Metzemakers[4]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拨备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显著降低，而在GDP增长速度较慢时显著增加。Plantin等[5]认为，历史成本忽视了价格信号因而无法很好地反映信息;盯市会计运用现行交易价格，尽管能够克服前者的上述缺陷，但在挖掘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时引入了与基本面无关的干扰因素，放大了资产价格和利润水平的波动。Matherat[6]指出，公允价值会计会导致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波动，并呼吁各国积极应对，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定的差异。Laux和Leux[7]认为，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资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会对会计信息的稳健性产生不利影响。
国内学者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及生成机制进行了研究。此外，作为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矫正的一大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对如何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刘灿辉等[8]运用最小二乘法对6家上市银行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缓冲资本具有顺周期性。吉余峰和缪龙娇[9]在论述商业银行顺周期性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对16家全国性及地区性上市银行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而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则具有顺周期性。唐梅和林友绪[10]以沪深两市31家上市金融企业2007—2009年季度财务报表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上证指数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证明在我国上市金融企业中运用公允价值会计会产生顺周期效应。鹿波和李昌琼[11]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以及自身贷款增长率较高时期都会减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刘玉廷[12]指出，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体现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独立性，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黄世忠[13]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传导机制，认为FASB和IASB于2009年提出的从会计层面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只是权宜之计，且具有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只有从监管层面应对顺周期效应，从制度上建立起有利于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郑伟[14]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09年11月的《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预期损失模型的采用体现了会计准则对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压力的妥协，意味着会计独立性遭到破坏，我国对此应当秉持充分谨慎的态度。刘星和杜勇[15]在通过计算实例对预期损失模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析其优缺点，认为预期损失模型在我国银行业的实施只是时间问题。姚明德[16]从模型计量的对象、内涵和方法层面上分别论证了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与巴塞尔协议计量预期损失模型的异同，为协调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提供了借鉴。胡建华[17] 指出，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指标非平稳，含义不明确，且由于缺乏完整的周期性数据的检验，指标的可靠性尚未被证明。
本文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此与会计准则相比，金融监管明显侧重于审慎性而非客观性， 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二者必须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二、资本监管下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强化机制
正是由于监管部门对会计信息的过度依赖，使原本旨在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准则得以通过资本充足率这一传导机制影响到监管的成效，大大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1资本监管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规则的顺周期性
金融危机前，各国会计准则普遍要求商业银行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来确定应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所谓已发生损失模型，采用的是基于过去交易或者事项的“发生观”，要求会计主体在确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时，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换言之，银行只能对已发生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未来可能发生并能有效估计的损失确认减值，而不能将未发生事项作为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依据。这一规则有效地限制了银行管理层通过非公开透明的方式操纵利润，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充分体现了会计准则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目的，但被用于监管目的时，则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从监管角度看，银行经营应充分遵循审慎原则，以维持金融与经济稳定。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贷款的信用风险逐渐积累，银行应当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较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一来为经济衰退时集中出现的贷款违约损失作准备;二来银行得出的净利润减少，导致可被计入资本的数量下降，银行为维持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得不限制信贷投放，从而避免风险过度积累。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信用风险集中具体显现出来，由于此前计提了较为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银行不必大量确认减值损失，[dylW.net专业提供教育论文写作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净利润下滑幅度小，银行放贷能力受到的制约减少，从而避免信贷过度紧缩导致经济一再下滑。然而，会计准则在规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规则时并不考虑监管目的，而是只关注当前时点所显现出的信用风险状况，因此表现出相反的作用。经济繁荣时由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贷款违约率较低，银行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不能反映已逐渐积累的信用风险，因而低于银行监管所需水平，信贷的过度扩张对经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衰退时这一作用更为明显，大量确认的减值损失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能力，导致经济继续下滑，贷款违约情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不得不继续确认减值损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一机制使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被大大强化。
2资本监管下公允价值计价原则的顺周期性
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主要针对银行的交易账户，规定银行对交易账户的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若能够获取市价资料应当尽可能地运用盯市原则，若无法获取市价资料应当采用模型估算其公允价值。由于交易账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是银行为实现短期获利或者维持流动性而持有，市价的变化与之密切相关，因此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从理论上而言是合乎逻辑的，有利于反映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但在实践中，由于金融资产价格受到市场供求影响可能发生较大波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往往与资产实际价值发生偏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在资本监管过度依赖会计信息的情况下，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出现非理性上涨，严重时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银行对交易账户中的金融资产大幅增加账面价值，同时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分类，分别在利润表中确认收益和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估值利得。虽然资本监管将后者从资本计算中剔除出去，但监管资本要求仍然相对容易满足，使银行得以继续扩张信贷，推动经济继续上涨，金融资产市场价格进一步偏离真实价值，引起下一轮信贷扩张。经济不景气时期，资产泡沫破裂，恐慌抛售使金融资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下跌，银行不得不大量确认账面损失。与此同时，按监管制度的规定，银行资本基础被严重侵蚀，银行为将资本充足率水平维持在最低监管要求之上，不得不抛售金融资产和紧缩信贷，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跌，而盯市原则下，下跌的金融资产价格又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定基础。此外，由于监管部门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会将金融资产未实现估值损失直接从资本基础中扣除，因而使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经济衰退时的顺周期性更加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曾试图要求修改会计准则，甚至要求暂停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这从侧面体现出公允价值计价原则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强化作用。
三、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分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顺周期性
1现有方案尚不能消除顺周期性
针对商业银行的逆周期性，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部门和以IASB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前者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框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银行是否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及计提的数量;后者则建议在会计处理中，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时以预期损失模型(expected loss model)代替现行的已发生损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然而上述方案在理论上都存在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顺周期性问题。
(1)逆周期资本缓冲及其困境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在于信贷周期识别指标的构建。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对近40年全球30多个国家40多次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表明3/4的信贷激增导致了银行危机，7/8的信贷激增导致了货币危机，指出信贷规模/GDP指标具有最佳的识别效率。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存在以下三大困境，难以有效解决我国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周期，数据积累明显不足。近30年来，由于我国各种经济增长动力的释放，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既未出现过经济危机，也未形成真正的经济周期。
第二，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指标取值不稳定。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还保有很多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痕迹，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有极大的规模。随着我国融资结构的不断成熟，直接融资占比将会提高，银行信贷占比将有所降低，这也是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改革方向。由于信贷规模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将会出现可以预见的降低，所以信贷规模/GDP指标并不具有稳定性。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信贷占比已经出现了急速下滑，信贷规模/GDP指标已经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第三，我国并未取消信贷规模控制，资本监管的信贷传导机制不顺畅。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为了更为有力地实施经济调控，我国自2008年重新恢复了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虽然信贷规模控制一直以来就是学界的众矢之的，但其在货币调控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受到政策制定部门的青睐。我国近30年的数据表明，中央对于信贷规模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直接起到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作用，而通过资本充足率对于信贷规模的间接调控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
(2)预期损失模型及其困境
金融危机后，IASB建议采用预期损失模型确认金融工具减值损失。在该模型下，银行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以其整个存续期为时限，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在出现减值迹象之前即预先估计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也就是说，银行在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即应考虑预期信用损失并确认相应的减值，而在此后每个计量日，银行都要重新修正对预计现金流量的估计，并将资产账面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由于银行各期都根据对损失估计的变化调整账面价值，因此确认损失进而各期利润相对平滑，理论上减轻了会计准则造成的商业银行信贷能力的周期性变化，有助于减缓经济波动。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预期损失模型并不能根治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而且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非会计准则制定不合理。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包括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疏失和金融监管缺位。因此，修改会计准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顺周期性，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其次，这一方法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很难将全部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其估计值仍然可能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如在经济衰退时高估预期损失，从而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最后，预期损失模型的引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监管部门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本质上是要求银行多提准备确保资本充足，因而财务报告使用者很难了解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建立在对未来的估计基础上，主要参数均由会计主体自行确定，主观性较强，因而具有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而且由于预期损失的估计涉及到大量金融专业知识，不仅增加了会计核算的操作难度和成本，也使除专业机构以外的信息使用者难以理解相应的会计数字，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
2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分离是两者目标差异的内在需求
针对财务会计的目标，学界存在大量讨论，目前主流观点有两种：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报告应当以恰当的方式提供有关管理层对其承担的受托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的信息，换言之，会计必须如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的真实状况。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会计准则主要是IASB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和FASB制定的美国会计准则，二者在对财务会计目标进行阐述时均未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有机结合。综合三套准则的规定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当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客观公允、真实可靠为宗旨，从而使会计信息在首先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具有最广泛的适用范围。
金融监管的目标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此与会计准则相比，金融监管明显侧重于审慎性而非客观性。此次金融危机中已发生损失模型与预期损失模型之争也根源于此：已发生损失模型以客观证据为依据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体现了会计准则客观真实反映银行经营状况的目标，但不够审慎;预期损失模型要求考虑未来信用损失，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目标，但明显背离了会计准则客观真实的要求，损害了会计信息质量。混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界限，只会使双方的目标相互干扰，或者难以保障会计准则的独立性和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或者损害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二者必须分离。
四、对策与建议
会计准则强调“如实”，旨在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金融监管强调“审慎”，旨在熨平可以预见的经济波动。因此，只有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相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我们建议，弱化金融监管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对于部分科目在会计报告之外，建立单独的监管报告体系。
1对于贷款损失准备分别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和预期损失模型
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在会计报告中继续沿用已发生损失模型，我们建议在金融监管报告中引入预期损失模型。所谓已发生损失模型，即银行在确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时，只能对已发生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未来可能发生并能有效估计的损失确认减值;而预期损失模型下，银行以信贷资产的整个存续期为时限，以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为基础，在出现减值迹象之前即预先估计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前者能够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体现“如实”的会计目标，但只表现了当前时点的减值迹象而不具有前瞻的跨周期特点，以此为基础计提监管资本会具有极强的顺周期性;后者有效地平滑了各期损失进而利润的波动，能够较好地抑制顺周期性，但违背了会计的“如实”反映原则。因此，对于贷款损失准备，应当实现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在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时采用预期损失模型。
2对于弱流动性资产分别采用盯市模型和内部模型
对于商业银行交易账户的弱流动性资产，在会计报告中继续沿用盯市模型，在金融监管报告中采用内部模型计量。所谓盯市模型，即要求银行按市场价格对持有的资产进行估价;内部模型则要求银行建立一套内部估价体系来确定资产价值。前者及时反映了资产的价格变化，如实地向信息使用者展现了银行的真实状况，但波动性较大，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后者反映出资产价值变化相对平缓，顺周期性得到抑制，但赋予了银行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靠性较弱。所以对于弱流动性资产，应当使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相互分离，在会计核算时采用盯市模型计量，在金融监管报告中利用内部模型确定资产价值。
参考文献：
[1]Enria，A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R] European Centr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13， 20044
[2]Borio，C，Furfine ，C，Lowe，P Procyclica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Stability：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R] BIS Working Paper，2001
[3]Barth， ME，Beaver，WH， Landsman，WR Value-Relevance of Banks Fair Value Disclosures under SFAS 107[J]The Accounting and Review，2004，71(4)： 513-537
[4]Bikker，J， Metzemakers，P Bank Provisioning Behaviour and Procyclica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Elsevier， 2005，15(2)：141-157
[5]Plantin，G， Sapra， H， Shin， H Marking-to-Market： Panacea or Pandoras’ Box?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8，46(2)：435-460
[6]Matherat， S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Challenges and Dynamics[J]Financial System Review，2008，(Special Issue on Valuation)
[7]Laux，C，Leuz，C The Crisis of Fair-Value Accounting Making Sense of the Recent Debate[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2009，34(6-7)：826-834
[8]刘灿辉，周晖，曾繁华，等中国上市银行缓冲资本的顺周期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12，(3)：176-177
摘要：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关注个别机构稳健运营的微观审慎管理存在许多不足，从而开始积极探索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提供依据，对于缓解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具有重要作用，应深入研究宏观审慎监管与会计问题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 ：宏观审慎；逆周期；会计准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让人们重新审视微观审慎监管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缺陷，从全局角度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变，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决金融会计领域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有效实施逆周期的会计管理，成为构建宏观审慎框架的重要基础课题。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念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 世纪70 年代末，然而直到2008 年金融危机，才被广泛的关注和实际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指从金融系统整体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研究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以实现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最终目标。
来自巴塞尔委员会博利奥的分析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涉及两个维度的内容，包括横向维度即跨行业维度、纵向维度即时间序列维度，其主要特征是建立强大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针对本次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机构资本缺陷、贷款损失拨备以及流动性问题，国际组织与各监管机构逐步完善了相应的监管要求。
二、会计顺周期性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影响
（一）会计准则顺周期性分析
会计顺周期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允价值的顺周期变动对风险加权资产中的市场风险资产产生影响；二是公允价值和资产减值损失在顺周期变动时，通过缩小或放大资本公积以及未分配利润对总资本项目产生影响。
1.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分析。由于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能及时地由公允价值反映，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负债和资产的波动性增加。同时，由于可供出售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交易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损益，会加剧收益和资本的波动性。同时，公允价值计量又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阶段，资产价格持续上涨，银行信贷不断扩张，推动经济进一步上涨；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价格的下跌会导致资产迅速缩水，形成损失并影响市场信心。
2.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分析。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如Bikker and Metzemakers通过对近30个经合组织的8000多家银行的年度数据分析，显示GDP增速低于3%时计提的拨备量，比GDP增速高于3%时多计提了60%。现行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必须以实际发生的能确切证明存在损失的事项计提拨备，导致损失准备的计提存在滞后效应。在经济上升期，贷款违约率低，拨备计提量少，信贷总量不断膨胀。经济下行期，贷款违约率上升，拨备计提量大幅增加，导致贷款规模缩减，加剧经济衰退。
（二）宏观审慎框架下会计准则修订情况
为缓解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制度修订。见表2。
三、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会计准则问题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运用和管理需要以会计信息作为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而动态拨备制度、资本补充机制和预期损失计量模型等一系列监管要求，与现有会计准则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
（一）会计目标与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不一致
会计的职能与目标主要服务于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更多的是关注对个体经济主体信息的反映，具有较强的微观属性。而宏观审慎监管则关注于系统性风险，当公允与审慎发生矛盾时，金融监管要求以审慎优先，目标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宏观审慎背景下，要求会计准则、会计计量方式的设计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的预期风险，不可避免地造成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产生摩擦。
（二）预期损失模型不科学
预期损失模型是建立在公允价值模型、动态准备金模型等多项金融资产减值模型基础上的，该模型有利于平滑利息收入，提早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然而，该模型与公允价值原则不一致，与会计准则的摊余成本概念也不符。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以及预期损失的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科学的计算方法,存在着较大的人为操纵空间，可能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三)部分会计信息披露无法满足宏观审慎监管需求
一是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不充分。现行会计准则中，仅部分公允价值计量信息需要披露，且披露内容尚未形成统一的格式和规范。二是由于当前会计确认原则及计量原则的局限性，衍生金融工具只能以表外项目进行反映，使得有关风险无法被报表使用者识别。
四、有关建议
（一）推动宏观审慎管理与会计监管的协调配合
为有效抑制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应加强与会计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会计准则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会计准则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支持、配合。一是积极协调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与会计目标，寻求有效平衡点，同时兼顾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宏观审慎管理部门的监管需求。二是建立会计准则顺周期性预警机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动态识别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影响以及对宏观审慎管理指标影响。三是增强会计信息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支持作用，在会计准则体系之外，构建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会计信息数据框架。
（二）改进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规范体系
基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表现出的顺周期性，公允价值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必须审慎运用，在满足一定运用条件的情况下，适度、谨慎运用：一是明确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使用幅度和使用条件。增强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分类规定不同市场条件下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进行，从而减少公允价值估值的主观性。二是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完善表外披露方式，公允价值的确认、计量和变动等信息应得到充分披露。另外不仅要披露用于估计公允价值的重要假定及方法，还应披露无公开标价的贷款，以及企业自身债务公允价值的主要假定及方法。
（三）建立具有前瞻性的资产减值动态拨备体系
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削弱减值准备的顺周期性。原理与逆周期资本相同，即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拨备计提，以提高未来抵补资产损失的能力，在经济下行阶段减少减值准备的计提，以维持资本充足水平，从而增加利润，进一步减轻当前会计准则顺周期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相关理论解释和主要内容[J].西部金融，2011（3）.
[2]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J].中国金融，2009（8）.
【关键词】 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公允价值会计； 金融危机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拟定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III，并最终于2010年9月正式提出，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主要的变化如下：第一，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级资本规定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间执行。总资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为8%。第二，增设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此后，“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总资本充足率分别提升至7.0%、8.5%和10.5%。第三，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未明确具体实施安排。
在巴塞尔协议III提出前后，中国银监会也提出了被外界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讨论稿。2011年2月，银监会申请通过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新工具，与讨论稿相比，四大监管工具较原方案明显放宽。而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等要求低于预期，执行过渡期也比预期的更长。这套包括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要求的新监管框架的出台将意味着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监管转型的结束。在2011年3月31日之前，中国监管层要求各银行根据现金流对利率和本金偿付的覆盖水平来计算风险权重。新的监管框架要求核心一级资本金比率为5%（原方案为6%），一级资本金比率为6%（原方案为8%），资本充足率为8%（原方案为10%），而逆周期资本缓冲为2.5%（原方案为0%~4%）。
关于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监管讨论一直在持续，而本文的焦点集中在公允价值会计上，特别是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体现的问题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应意见。
二、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与巴塞尔协议
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许多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指责公允价值会计强迫确认永远不会实现的损失，扭曲了财务报告、动摇了投资者信心，是导致危机恶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同时商业银行的挤兑与破产现象使得人们对巴塞尔协议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主要集中在协议的监管框架具有亲周期性和新协议缺乏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关于公允价值的同周期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地进行，并且相互作用加速了顺周期性效应，第一，各金融机构因为持有大量抵押类证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出现了大量未实现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损失。这些损失在证券未出售前仅仅是会计上的损失，但由于会计报表显示出的利润亏损，使得这种“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的预期，严重时会发展为“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提取拨备―恐慌性抛售―资本金折损―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第二，缺乏在非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的指引加剧了市场的动荡。从公允价值的定义来看，有序交易是其运用的一个前提，但在危机中，大量机构被迫变现资产，形成的价格并不符合公允价值的前提，但会计准则中缺乏对此类情况的具体指引，使得会计主体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估计市场价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加了账面损失，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
（一）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
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原先的估值方法面临较大困难，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进一步加大公允价值估计的波动性。基于此，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指出了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财务报告。第一，应当建立起银行在市场条件恶化、市场价格变化无法预测情况下的应急计划，并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分配更为充足的资源。第二，银行在风险与价值评估过程中不应过多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信息来源应该多样化，稳健的内部评价方法尤其重要。第三，由于财务报告和风险管理目标角度的差异，前者的价值评估反映会计准则范围内的风险因素，后者的价值评估着重反映价值不确定性，银行应该妥善处理这些存在差异的目标，并进行相应的价值调整。第四，当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银行对金融产品的估值应该更加依赖于模型。而为了提高价值评估的透明度，巴塞尔委员会努力发展用于评估银行估值过程稳健性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指引。同时，与会计和审计标准的制定者、审计人等角色进行合作，以提高公允价值的正确性和透明度。
（二）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
当市场流动性急剧恶化时，公允价值失去了计量基础，不仅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导致了金融产品的价格下跌，为了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流动性缺失时的恢复能力，2008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全面识别、衡量各种流动性风险；第二，加强压力测试，强调了对整个市场范围内压力因素的测试，以及在紧急时期融资能力的压力测试；第三，发挥监督者的作用，强调了各监督人在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沟通与协作；第四，加强对国内与跨境支付、结算所产生的当日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引起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监管顺周期性的关注，巴塞尔协议III中提出的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也是基于银行监管的顺周期考虑，但是这种修正更多是停留在资本充足率层面的修正，而不是将公允价值会计纳入巴塞尔协议的三个层面，巴塞尔协议III也没有提及关于市场流动性不足时，流动性风险通过恶性循环加倍影响流动性风险储备资本。巴塞尔协议III依然专注于会计数据，而不关注金融市场精炼出来的信息，后者能表明投资者评价银行的风险是否过高。当美联银行在2008年年底被富国银行收购时，美联银行监管资本（regulatory capital）的状况一直很好，但是，市场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银行监管应该综合考虑市场流动性以及市场投资者的评价，而不是仅仅关注会计数据，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关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问题，因为投资者仅仅通过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并不信任商业银行。
三、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巴塞尔协议
在巴塞尔协议III中，关于第三支柱的信息披露要求指出：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机制的核心内容；共同的披露框架是将银行风险暴露告知市场的有效途径，并为增强可比性提供了一致、合理的披露标准。信息披露包括核心信息的披露和附加信息的披露。而这次金融危机中关于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投资者试图去发现金融机构持有的衍生品的信息，却发现企业财务报表中很少披露这部分内容，而且这部分衍生品非常复杂，超过了投资者应有的投资知识技能。前FASB咨询委员会委员Young指出：在贝尔斯登的两支基金陷入困境之后，“债务抵押债券”（CDOs）的不确定性充分暴露，投资者竭尽全力搜寻CDOs资产价值和现金流量方面的详细信息，但这些产品的复杂性使投资者无从获得相关财务数据。
第二，没有区分流动性缺失条件下的信用损失及流动性导致的价格下跌，公允价值计量了信用损失及公允价值的其他变动（包括流动性贴现），并且未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这两部分信息，使得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价格的下跌作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这在金融市场恐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加之信息真空，使得投资者的情绪更加悲观。
市场透明度是市场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巴塞尔协议应该制定规则关于金融机构应当继续加大风险暴露与价值评估的信息披露，包括对结构化产品和资产负债表外投资工具的风险披露，不仅如此，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关于价值评估方法、价值评估前提假定以及价值变化动因等方面内容都应该制定信息披露方法。
四、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启示
单一的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完全抑制银行的冒险之举，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只能达到金融监管的部分目的，并不能根除高风险业务追逐的动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高了金融工具信息的相关性，但同时可能加剧银行体系的波动。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监管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不仅限于巴塞尔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以及流动性风险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而言，首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由于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并放弃那些高风险业，银行不得不将更多盈利留作储备，银行的利润空间势必受到压缩，而对于处在快速发展的我国经济，商业银行的信用支持又是经济增长的保障，所以银行监管需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风险监管之间的矛盾，比如金融危机中的2009年，我国面临GDP增长率8%的目标，新增贷款规模达到10万亿元，但是这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呆坏账的风险，放大了商业银行在2009年后可能面临的风险。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银行在经济景气时建立资本缓冲以便经济条件恶化时使用，以降低其顺周期性的效果，这可能会束缚经济景气时银行资产的增长，但在经济不景气时，银行不必为维持资本充足率而被迫削减贷款，从而避免或减轻经济在不景气时遭受的打击，虽然资本缓冲金可能会降低经济的增长速度，但相比于经济不景气时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破产危机，这是值得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在处理公允价值会计问题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市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金融危机表明，信息披露不完善和市场透明度缺乏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做得依然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市场风险、利率风险、衍生工具风险等方面的披露。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银行业信息披露的管理规定。
第二，重视压力测试的作用，并将应急资本纳入资本金要求中。经济的周期性使得银行监管存在周期性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预防这种顺周期性给银行监管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时单纯依靠资本充足率并不能满足监管要求，辅助于压力测试才能更好地避免在经济不景气时商业银行遭受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市值会计研究――遵照《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第133节的报告和建议［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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