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09:22:4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金融危机的因素，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社会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不高，消费增长困难。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主要有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消费习惯及历史传统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的情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消费 消极因素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且就业困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从潜在状态转化为显现状态，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表现为既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又有就业结构性矛盾；既有来自城镇的就业压力，又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带来的压力；既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的需求，又有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需求。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有1000多万，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汇聚在一起，形成劳动力供给的高峰。
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给我国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扩大，2009年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各有来头，其中一增一失是就业两大难题来源。一增指的是，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一失即800万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蓝皮书指出，200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到2008年8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实现就业率为70％，2008年底，毕业大学生未能如期就业人数仍然有150万左右（汝信等，2008），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这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更大。大批农民工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现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据保守估计，2009年全国大约有650万农民工面临再就业问题（陈昌明，2009）。就山东来讲，2009年城镇劳动力供给超过190万人，预计全年最多可实现就业120万人。2010年毕业和近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60万人，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相当多的毕业生不能实现当期就业。返乡农民工节后回城的有181.0万人，占节前返乡的60.1%，较往年同期减少20%；2月底又新增返乡农民工17万人，全年至少有72万农民工在城镇无法就业。
就业的困难，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预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观心理，这也致使人们消费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即压缩了即期消费，增加银行储蓄。与居民预期收入下降相伴随的是居民预期支出上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预期收入减少和预期支出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当前消费的支出，扩大整个消费需求仍面临巨大压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两极分化的倾向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国由此成为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近年来，尽管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级分化倾向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43.8元，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个百分点，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把社保、义务教育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3∶1的警戒线。山东省农村人口占60％以上，本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农村消费额仅占35％。农村居民可支配的现金收入相对减少，致使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也使社会总消费额中农村居民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经1980-2005年（按五年一统计，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扬，从1978年的37.9%，经1980-2005年一路上扬，上涨了35.3个百分点（王石生，2007）。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扩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内部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扩大到2006年的7∶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当前我国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掌握着大多数居民储蓄，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据调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6，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85（夏兴萍，2005）。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仍将是今后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而且还会增加居民未来的支出和预期的消费。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
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改革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消费支出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最大隐患，而且，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费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储蓄以预防意外支出和未来的支出。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从而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还需要依靠自己来就医；就业制度中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困难，随着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来消费或是增加投资（黄国华，2007）。
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影响消费
目前，我国国有垄断资源程度还比较高。如在电信、电力、民航、铁道、邮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控制。国有垄断企业享有在市场准入、投资、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额的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国还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领域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群众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民生需要“减负”，而许多垄断企业却缺乏民生责任感，不从内部挖潜增效、节约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坚持产品的高价位，以维持自身高收入，两者的反差影响了人们对消费的支出。
消费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消费
消费习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美德，即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积蓄、轻消费、戒物欲、崇节俭，维持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安定，这种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观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王梦奎，2001）。而今我国居民仍保持着一概固守节俭、高储蓄的个人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数量上，居民养成了先积累、后消费的习惯，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
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经济学家查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Prasad）教授在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了最新论文，他们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的储蓄率也在稳步上升（周业安，2008）。到2008年储蓄率达到28.8％，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当前的储蓄率无论与我国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认为储蓄率较高的日本（6％）。高储蓄率意味着消费率较低，国内消费总需求不旺盛。更严重的结果是，高储蓄率加剧了我国内需不振的经济软肋，阻碍了我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不利于当前经济的复苏。
结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单纯通过某项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消费已不可能，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合措施解决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扩大就业为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扩大就业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经济支持，才能解决“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钱消费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这样才能解决“敢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缩小两极分化。至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需要新的消费观念的引入，需要坚强的经济基础。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改变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不断扩大消费领域。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才能有效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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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石生.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科学决策月刊，2007（3）
5.夏兴萍.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宏观思考.宏观经济管理，2005（11）
6.黄国华.从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看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兰州学刊，2007（1）
7.王梦奎.中国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8.周业安.高储蓄率让人喜忧参半.上海证券报，2008-12-19
关键词：事件研究 并购绩效 决定因素 金融危机
一、引言
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事件大大增加（顾露露，2011），而近日普华永道也报告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迎来创纪录的一年”。但同时普华永道公布的另一份统计数据却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中国境内的并购交易数量同比下降了25%。一方面是海外并购的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是国内并购的黯然失色，那么金融危机对中国并购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金融危机下的并购绩效影响因素是否产生了变化？现有文献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企业并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研究了发生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并购事项，并选取收购方是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金融危机下收购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是否发生改变，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前后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
二、文献回顾
（一）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回顾 Shleifer和Vishny（1994）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扮演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双重角色，从而影响并购绩效；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通过分析政府的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之间的关系，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异地并购中的发生的概率及其并购绩效都存在显著的区别。Bagnoli和Lipman（1988）发现当股份集中时，大股东所起的作用直接影响接管是否成功；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指出并购当年的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李善民等（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持股比例和持股方式对并购绩效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并购绩效越好。张绍基和杨胜渊（2001）实证研究后指出主并公司规模、Tobin'sQ效果、自由现金流量对购并后绩效有影响；黄本多和干胜道（2008）认为高自由现金流低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并购总体绩效为负，说明并购并没有给这类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孙忠娟和谢伟（2011）发现，核心能力越强、知识越丰富的企业越具有弹性，越有能力适应新的、变化的环境，其并购后整合能力越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Dalton等（1999）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大规模的董事会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有助于实行对管理层的监督，进而提高公司的业绩；Brickley（1997）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而Agrawal和Knoeber（1996）却得出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的结论；Boyd（1993）认为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能够促进企业的并购绩效，但Baliga等（1996）发现两职是否分离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Papadakis（2005）并购交易的自身特征是影响并购交易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周小春和李善民（2008）认为采取现金方式收购、交易规模大有助于企业并购的价值创造；李善民等（2011）指出股票支付的收购公司所取得的超常收益显著为正，且显著大于现金支付所获得的超常收益。
（二）金融危机与并购绩效相关文献回顾 Michael等（2003）以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的银行并购事件为样本，发现在危机中当地的银行监管部门鼓励甚至强迫业绩不好的银行进行合并来减少银行倒闭的风险，但作者指出两家经营实力均下降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或者将一家实力弱的银行并入实力强的银行后，比前述这两家单独的银行都更容易发生经营失败，从而得出了并购绩效为负的结论。Shen等（2011）以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亚洲八个国家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检验跨国并购理论中的并购动机在危机前后是否发生变化，发现“引力假说”动机在危机前后均存在，但有些动机只存在于危机前，而有些只存在危机之后。顾露露等（2011）以发生在1994年至2009年间的我国157个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单笔并购金额有所减少，但并购事件数量却大大增加，并以2009年海外并购事件最多，作者运用市场模型、FF3M模型和时间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即使是金融危机后，海外并购事件公告日的市场绩效依然明显为正，反映了市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将分别从以上提及的特征入手，结合金融危机时期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1）股权特征对并购绩效影响机制的变化。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的复苏以及挽救一些已经濒于破产边缘的企业，政府很有可能使用“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而国有企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之外还承担着就业、维稳等多重任务（唐建新和陈冬，2010），政府可能强制要求国有企业收购接管业绩表现糟糕的企业，可能导致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低下，市场对国有企业的并购事项反应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后大股东也会更加关注管理层的经营投资行为，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提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从而影响并购绩效。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和相关子假设如下：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结构 权衡理论＼
一、引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不仅面临不确定性更高的外部环境，还需要比平常更多地担负起许多企业职能以外的政策性负担，被迫去接收地方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因此其资本结构更容易受到自身盈利能力和外部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对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危机期间银行更为明显的信贷歧视，民企获得外部融资非常困难，其借债能力的显著下降影响了资本结构决策。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研究，为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环境。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的归纳和评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呈现全文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从资本结构的决定理论来看，权衡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对调整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即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调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会主动向目标债务水平进行逐步接近。
国内外研究从数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针对美国样本识别出资本结构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长性、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行业债务比重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盈利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则针对37个国家的超过15000家公司进行研究，则为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国际对比经验，识别出最重要的因素为上一期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行业债务水平，国内的研究中，顾乃康et al.（2007）借鉴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识别出公司规模、营利性、产业因素、名义所得税率、成长性等五个核心变量。此外，还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针对国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长能力（童勇，2004；连玉君和钟经樊，2007）等财务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调整成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外部融资环境，考虑了制度因素（李国重，2006）、市场化进程（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宏观经济（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何靖，2010）、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2008）、地区差异（麦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融资环境的改善均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三、样本来源和变量统计
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我们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财务数据，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并基于公司特征变量进一步筛选满足本文实证条件的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选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仅发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公司；（3）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分别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就核心变量―资本结构的定义而言，资本结构表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总债务（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使用TobinQ衡量投资机会。托宾Q定义为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我们用Cflow衡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衡量。
我们用Cash衡量现金持有。对于现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业的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
我们用Size衡量公司规模。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在数亿到数千亿之间有巨大的波动，直接采用该变量回归使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存在严重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将其对数化，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
我们用Tang衡量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即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资产，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占据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此外，我们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会规模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下表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四、实证结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设定如下。
Tlit=axit+eit（1）
其中，控制变量xit表示影响了资本结构的公司财务特征和治理结构，具体包括了在资本结构研究中最常用的现金持有、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现金流、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重、高管薪酬和股东持股比重等公司治理变量。
第（1）栏为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数据的静态模型进行截面加权最小二乘（WLS）估计的结果，仅仅使用了公司财务变量；第（2）栏考虑了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的结果；第（3）栏考虑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可能存在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公司治理变量；第（4）栏、第（5）栏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的结果；从表2中金融危机期间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变量对负债水平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
首先，规模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规模越大的公司负债水平越高。大规模的公司多元化程度更高、公司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更低，更能有效利用债务税盾带来的优势，因此，大规模的公司负债水平更高。
其次，成长性越高的企业负债水平越高，原因在于，根究权衡理论，高成长的机会投资水平更高，因此应该积累更高的债务融资用于投资行为，因此成长机会与债务水平是显著正相关的。
再次，现金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为了防止未来的市场风险和投资机会的融资需求，公司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资产，并通过低负债的形式来保持一定的负债能力。
但是，有形资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权衡理论下，资本结构与有形资产比重正相关。对那些高研发投入的公司而言，通常负债率都显著较低。
此外，除了董事会规模以外，管理层持股比重、高管薪酬和股东持股比重等公司治理因素也显著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表2 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丰富和扩展了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加深了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理解。其二，对危机的研究是经济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本文从实证角度，基于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分析了危机环境下企业负债决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不仅丰富了现有的危机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可以为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提供具有现实价值的指导。
参考文献
[1]Frank，M.，V.Goyal，2009，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which factors are reliably important，Financial Management，38（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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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伟，李斌.制度环境，国有产权与银行差别贷款，金融研究，2006（11）1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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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正飞，祝继高，樊铮.银根紧缩，信贷歧视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损失，金融研究，2009（8）12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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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国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目标调整：制度特征导向，会计研究，2006（12）68-75.
[10]连玉君，钟经樊.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南方经济，2007（1）23-38.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逐步回归方法 神经网络模型
一、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本文拟以2006年到2008年沪深两市数据齐全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它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何变化。
我国上市企业目前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比较严重,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的优序融资理论不太一致。Majluf和Myers指出,投资者与内部人相比不具有信息优势,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股权在市场上的错误定价。例如,如果公司需要发行新股票为新项目融资,如果股价过低以使新股东获得超过比净现值更多的价值,将导致老股东的一个净损失。这样,即使该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遭到拒绝。如何使公司价值不被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与股权相比,公司更偏好于内部资金,甚至不太多的风险债务也比股权优越。由此,Majluf和Myers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公司融资顺序有明显的先后之分,所需的资金首先依赖于内源资金;在内源资金不足,需要外部资金时,债务优于股权;因为外部股权融资成本较高,只作为融资渠道的补充来源形式。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一旦有机会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就会不遗余力地进入股市,“圈钱”动机比较严重。
对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肖作平(2005)进行了总结。他从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结构、行业因素与资本结构、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论述。由于资产风险、资产类型以及外部资金的需求随行业而变化,平均负债比率将随行业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所以,本文同时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拟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
1.多元线性回归
用回归方程定量地刻划因变量Y与多个自变量Y1、Y2…间的线性依存关系,称为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简称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设有n个自变量X1、X2、…、Xn,一个因变量Y,以及一份由n个个体构成的随机样本,则有
Y=α +β1X 1+β2X2+…β nXn+ε
其中α为回归方程常数项,也称为截距,其意义同简单线性回归中的α;β1、β 2…,βn称为偏回归系数(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βi表示在除Xi以外的其它自变量固定的条件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后Y的平均变化。与上式相应,我们有样本回归方程:
Y= α +β1X 1+β2X2+…+bnXn
其中a、b1、b2…bn是α、β1、β2…βn等的样本估计值,简称回归系数。
2.神经网络模型
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模型是监督式学习网络 (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的一种,也是目前类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中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普遍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最陡坡降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观念,将误差函数予以最小化。
基本的类神经网络架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分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其中由处理单元再组成“层”,最后由若干层组成“网络”。
处理单元的作用可分为集成函数 (SummationFunction )、作用函数(Activity Function) 与转换函数 (TransferFunction) 三个函数说明,集成函数是将其它处理单元的输出值,透过网络加权值来将输入的信息加以汇总之后,再经由作用函数 (Net) 来将集成函数与目前的处理单元状态加以综合,因为一般类神经网络模型的作用函数采直接使用集成函数输出,作用函数并不明显,因此一般应用上如无特别说明,处理单元只用集成函数与转换函数,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是直接以集成函数为输出。最后以转换函数将集成函数的输出值转换成处理单元的输出值(Y)。
在倒传递网络中,第n层的第j单元输出值是第n-1层单元输出值的非线性函数,如下式:
(1)
其中(2)
集成函数=作用函数
f:转换函数
Ai:输出层推论输出值
Wji:介于第 n-1 层的第i个处理单元与第n层的第j个处理单元间的连结加权值
θj:网络偏权值
至于倒传递网络的学习流程,可用下列五个步骤简述说明:
步骤1:确定网络架构,决定网络层数及各层间神经元数目 。
步骤2:随机设定权数或偏权值。
步骤3:选取一试验组资料输入网络中。
步骤4:调整权数及偏权值。
步骤5:回到步骤3,直至网络收敛为止。
三、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的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房地产行业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基础:
首先,剔除ST、PT上市公司;
其次,为保持各年度间数据及实证结果的可比性,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每年得到45个样本,三年总计135个样本。
2.变量选取
因变量的选取,借鉴已有的处理方式,结合房地产业的实际情况,本文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因变量,采用账面价值;因变量主要分为三类,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具体见表1。
3.实证结果与分析
(1)2006年～2008年面板实证结果与分析
如表2所示,对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经过七步逐步回归,可以看出,流动性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流动性越强,公司可以减少举债比率;抵押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有形资产较多的企业举债规模会相对较大,与权衡理论一致;董监事比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监事人数比董事人数越多,企业负债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监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加强监管,从而可以限制企业举债;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且数值很大,说明拥有较多非债务税盾的公司应更少地使用债务,而且在房地产行业中非债务税盾的作用是很大的;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确可以更多的举债;公司风险Beta值也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个结果说明,在房地产行业中,即使公司风险较大,理论上应该降低负债率,但实际上,风险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性的,即使风险较大,公司仍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可能与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有关;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需要银行贷款支持有关。
从表3可以看出,调整的 可以达到0.585,数值较高。
如图1,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变量,采用倒向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一百步训练,可以达到0.022左右的误差,说明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还是很好的。
(2)2006年～2008年截面实证结果与比较分析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6年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董监事比(-),抵押能力(+),公司规模(+),流动性(-),非债务税盾(-),由于2006年经济形势很好,而且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尚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在正常年景情况下,这些因素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初见端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结构造成影响的因素开始变化,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时,董监事比,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不再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成长能力(+)成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越为严重,对公司举债越不利,而房地产行业公司的成长还是有赖于银行的贷款;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影响渐深,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不明朗,这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又发生变化,与2007年相比,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但是,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和成长能力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再显著,此时,产生内部资源能力(-)成为显著因素,这可能与房地产行业特殊的行业性质有关,随着现金流的增长,举债反而降低。
表5可以看出,三个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逐年增强。
注:2006年训练误差为0.00796303;2007年训练误差为0.0028532;2008年训练误差为0.0035722。
通过图3-2,可以发现,神经网络模型也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6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发现逐步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整体较好,调整的 大体在0.5以上;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更好,误差都非常小,都在 到 数量级上。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无论是面板回归结果还是截面结果,可以发现抵押能力(+),流动性(-),都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从无到有逐渐增强,可以发现,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意识,处理好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可以使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同时,也使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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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羊绒产业；制约因素；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170-02
一、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现状
世界原绒年产量稳定在16000吨以上，其中蒙古产3000吨以上，俄罗斯、伊朗和中西亚国家产1500吨以上，中国绒山羊饲养量达到7650万只，产量12000吨以上，拥有全球75％的山羊绒产量和95％的优质山羊绒产量以及80％以上的山羊绒绝对出口量。中国羊绒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0余家发展到现在的2600余家，仅知名的品牌就达120多个，总加工能力已超过2000万件，羊绒加工企业呈现出“南北两派”，南派以“春竹”、“兔皇”、“珍贝”为代表，三足鼎立，北派以“鄂尔多斯”、“雪莲”、“鹿王”、“圣雪绒”、“清河”、“临河”为代表，六雄称王。1983年出口羊绒209吨，金额为1543万美元，2007年中国山羊绒出口量为3075吨，2008年出口羊绒2385吨，金额为19444万美元，6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香港地区、韩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羊绒衫出口58万件，出口金额3194万美元，到2008年出口羊绒衫1825.7万件，出口金额61079.7万美元，出口量翻了31.5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羊绒生产、加工、消费和出口大国(见图1)。2009年受美欧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减少致使国内羊绒价格下跌。2009年1―6月中国无毛山羊绒出口量为754.8吨，同比下降33.93％，出口金额5021.8万美元，同比下降45,4％，出口价格6.64万美元／吨，同比下降17.37％。使中国羊绒产业出口贸易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
二、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 缺乏自主知名品牌，没有价格优势。中国羊绒产业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自主知名品牌，主要靠贴牌出口经营，每年出口的羊绒制品中，99％以上为贴牌出口，以自主品牌营销的比例不足1％。自主品牌仍在国际低端市场销售，只能以低成本。低价格的比较优势进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国产羊绒衫的价格也远远低于国外，中国羊绒及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一直在低价位上徘徊(见图2)。技术和品牌，甚至价格仍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控，使中国羊绒产业基本上成为国际市场的原料输送和加工车间，世界高端产品的“原料基地”，中国羊绒产业拥有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却没有品牌优势和价格优势。
2 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加工能力过剩。中国现有羊绒加工企业2 600多家，加工能力是羊绒产量的3～4倍，在生产能力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由于大部分企业设备技术落后，缺乏资金，无法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产品，羊绒产品只能停留在初加工、低档次的水平，维持了一种低水平的数量型增长，加工能力的急剧膨胀，加剧了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最终损害整个羊绒产业的整体利益，使羊绒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相互杀价、低价倾销，行业内部大打原料战、大打市场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技术、品牌、服务的高层次竞争力。
3 区域资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发挥区域集群竞争优势。全国2600多家羊绒加工企业地区和品牌生产区域分布全国，各种经济成分、规模并存。东西部地区羊绒企业在销售模式、营销手段、原料和专业经营等方面各具有优势。内蒙古、宁夏、河北等地的羊绒产业基地是当地羊绒产业发展的典范。但中国羊绒产业缺乏优势资源的整合，在资源布局、信息共享、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出口战略、品牌创新等方面各自为阵，尚未实现资金、产能、技术、人力、客户资源的互补共享，形成特色资源的整合优势，使区域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得不到发挥。
三、中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全面创新提高中国羊绒产业技术和品牌的竞争力。中国羊绒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其品牌优势和价格优势，关键在于加快进行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营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致力于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附加价值，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改变中国羊绒产业只拥有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却没有品牌优势和价格优势的不平衡局面。
2 加强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建设，发挥中国羊绒产业链的整体优势。首先要完善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建设，加强产业链之间的合作，通过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创新战略，利用资源优势研发新品，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推出新品、精品、高端产品，变贴牌经营为创自主品牌经营。其次要加强营销队伍的建设，制定营销策略、积极扩大市场、进入高端市场。同时应全面推动中国羊绒业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羊绒生产、加工、销售渠道，逐步进入国际高端行列。要促进产业链的调整和升级，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以完整的产业链整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发挥中国羊绒产业的整体优势。
3 合理整合加工资源，使中国成为世界精品、世界名品生产基地。应合理整合加工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创新技术、创新品牌、达到资源共享，加大研发力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加快进行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营销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在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环节应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精品型方向转变，以减少产能过剩的，变世界制造工厂为世界精品、世界名品生产基地，提高中国羊绒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羊绒初加工的制造工厂，更要成为世界羊绒深加工产品、世界精品的制造工厂。
一、我国由贸易大国提升到贸易强国的制约因素
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增多，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贸大国，但是与世界其他贸易强国相比，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差距。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制约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并且其保护手法更加隐蔽。目前外国对我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不断加强，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补贴反倾销措施以及反补贴反倾销案件不断增多，这无疑加大了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尤其是国外技术贸易壁垒将进一步限制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技术壁垒作为一种外源性的贸易限制措施，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频繁限制我国产品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的武器。它对于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减少国际市场份额、失去贸易机会、退出贸易市场、损害企业信誉等不利影响，对我国出口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并且由于我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这很容易引起投资过剩，而投资过剩又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最后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必然会出现恶性竞争，而恶性竞争最终将引起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
第二，我国缺乏长期的贸易转换动力。实现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贸易动力的转换，关键是要在强化我国现有外贸出口比较优势的同时，培育出我国自身的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开放竞争中实现我国贸易结构的转换。但是目前我国的贸易增长动力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主导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贸易条件将会随贸易数量增长而恶化，它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
第三、我国贸易结构转换面对着不利的国际环境因素。尽管这些年来外商投资逐步加大了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持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可以说外商的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改造、培育和壮大一批支柱、优势产业，从整体上增强了我国的出口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出现一个“低度化”的调整阶段。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如何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变为长远的竞争优势，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问题。
二、我国汇率改革的路径的选择
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前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汇率将是影响我国贸易发展的长期因素。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和服务业为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会对我国的优势产业更容易造成严重的损害。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的增加。因此，我国的汇率改革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必然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缺乏基础和不现实的，应该改变外汇管理政策的主导思想，使汇率能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发挥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实际浮动汇率地基础是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管理的开放，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盯住美元是不可取的。这只会使人民币成为美元高度可信赖的替代品，不利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
一、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一）从总量上看，美国本土制造业在金融危机后占比逐渐反弹
美国商务分析局（BEA）提供的数据表明，1998—2002年、2005—2008年是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滑的两个时间段。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显著提高，2010—2012年均显著高于GDP增速，带动美国本土制造业占比明显反弹。
（二）从产业结构看，美国本土制造业恢复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汽车产业和石化产业
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苏并不是全方位的复苏。其中，汽车行业在2005—2008年大衰退后已经开始迅速扩张，且扩张势头为历史最高水平；石化、化工、冶金等重工业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成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扩张的主要动力。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统计，2010—2011年，美国的汽车行业增加值年增速高达78.1%，石化产业年均增速高达29.1%，远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计算机、电子等美国本土传统优势产业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纺织、食品等）的衰退势头仍在持续，只是有所放缓。如2010—2011年，美国纺织服装业、皮革羽毛制品业和食品饮料制造业的仍分别负增长3.12%、0.21%和0.45%。
（三）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制造业出现全面回流
由于个体企业的行为不能完全代表行业整体趋势，因此衡量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整体状况是十分困难的。考虑到制造业回流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下降，同时有可能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上升，因此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这一指标。结果表明，2009—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年增速为6.2%，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速为6.5%，两者差距很小。因此，不能说整体上制造业出现了明显回流美国的态势。
（四）石化、电力设备制造等产业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重点产业
本文同样用上述方法对美国制造业下属各个子行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四个行业（石油炼化、化工、电器器材和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速远远低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速，其中石油化工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甚至在不断下降，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可以认为这四个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其中石化行业尤其明显。
二、基于要素禀赋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增长原因的分析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各国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各类要素禀赋综合作用的结果。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科技（反映创新能力）、劳动力和能源三大要素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选择这三类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指标涉及美国近年来的几大热点问题——是否在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劳动力成本劣势是否减轻和页岩气革命是否改变全球能源资源格局等等。
（一）页岩气革命所导致的能源要素禀赋变化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制造业反弹的最直接原因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影响，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其出井价由金融危机前的10美元/千立方英尺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美元/千立方英尺以下，远低于英国、法国、中国等其他能源净进口国。金融危机后拉动美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几大主要动力产业——石化、化工、汽车和冶金均和天然气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天然气是石化和化工产业的主要原材料，冶金产业属于高耗能产业，能源价格也直接影响居民购买汽车的消费意愿。因此，能源要素禀赋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开始回升的主要要素。
（二）劳动力要素的比较劣势下降对美国本土制造业扩张有一定作用，但相对有限
目前部分学者较为强调劳动力成本在美国制造业扩张中的作用。但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整体上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有所放缓，目前小时劳动者报酬已经基本稳定在35美元/小时的水平，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约在25美元/小时左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约在40美元/小时左右。加之考虑美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比较劣势有所下降。这种比较劣势的下降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美国劳动密集型行业整体衰退势头减缓的重要原因。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过于巨大，绝非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消除。目前墨西哥的小时劳动者报酬仅为6美元/小时，按照美国劳工部方法估算的我国劳动者报酬尚不到2美元/小时，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更低。即便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者报酬增速将明显高于美国，但未来五到十年之内接近美国水平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美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确实存在，但是有限的，不足以根本改变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的格局。
（三）科技要素在美国本土制造业复苏中的作用并不强
基于国际专利和国际学术论文的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目前在科学研究上的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但在技术发明上的比较优势已经有所下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称，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国家，但在35个重点国际专利领域分类中，2012年美国只有20个排名榜首，较2008年减少了6个，而日本和中国排名榜首的数量均有所增加。在近年来美国本土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几个行业相关技术中，交通设备的专利数量占比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明显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在大分子化学、基础材料化学等领域的专利数量相较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也有所下降。而美国优势较为明显的生物技术、医疗仪器、药物技术等领域本土制造业规模并未显著增长。因此，此次美国本土制造业规模的扩张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并不强。
（四）汽车、化工等行业美国跨国公司的真实竞争力并未显著提升
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价值链的大环境下，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并不能准确反映相关行业跨国公司的真实竞争力。对《财富》五百强、全球化工行业五十强排名和全球汽车行业排名的分析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扩张规模较快的上述行业其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排名均在下降。如在化工行业，除陶氏继续排名第二外，埃克森美孚排名由2006年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杜邦则由第六位降至第九位。而美国在半导体、医药等领域跨国公司的优势则进一步得以巩固，但这些领域本土制造业规模增长并不快，甚至陷入停滞。
三、未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变化趋势预测
（一）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很小
固然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进入缓慢周期，个别劳动密集型行业甚至出现报酬小幅下降，但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这种已经形成全面配套能力的新兴市场大国相较美国的生产成本差距仍然巨大；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但整体制造业水平更为落后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配套能力也将形成竞争优势，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很小。
（二）页岩气革命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积极作用短期仍将持续，长期存在不确定性
页岩气革命确实改变了美国的能源要素禀赋。石化产业的自身技术结构决定了大型石化企业倾向于在资源富集区建设大型制造基地，这一要素禀赋的变化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目前较为明显。美国能源署认为，未来页岩气在美国一次能源结构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且天然气化工很可能取代石油化工成为美国本土化工行业的支柱力量。从目前资料看，页岩气开采技术已经较为成熟，页岩气未来成为美国能源和化工行业主导原材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这种竞争力能否持续也依赖于其他国家页岩气开采技术的提高和其他能源和化工原材料技术的变化。若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页岩气在能源上的优势将削弱；若煤化工技术取得新突破，目前严重依赖水资源，造成较严重污染的情况有所改变，页岩气作为主要化工原料的成本优势也将逐渐减弱。
（三）从中长期看，美国在科技要素禀赋优势的削弱仍会进一步影响其制造业竞争力
诚然，目前美国在科技方面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国际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际通用专利方面均处于第一位，仍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支撑。然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在科技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在逐渐缩小的。日本、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科技方面，特别是在专利技术方面已经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在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对美国产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若未来10—20年内，以东亚各国为代表的其他经济体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出现飞跃式提升，完全可以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位势。
（四）美国仍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最有可能诞生地，但能否成为最大获益者则存在一定变数
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各种专利）在技术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技术革命诞生之后，需要大量的产学研结合应用才能够产生很多实用性，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专利技术；但技术革命的开始则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理论和观念层面产生重大突破。对过去十年内国际学术情况的分析表明，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美国在科学研究上的优势仍然是无可比拟的。一是从论文数量上看，除中国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基础研究优势在上升而非下降；二是虽然中国的论文数量逐渐接近了美国，但我国学者的论文不但在引用次数上偏低，而且大部分均不是第一作者，即不是核心理念的提出者，多数完成的是一些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未来技术革命仍然最有可能发生在美国，而非其他国家。
然而，从技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未必是诞生者。当年的半导体技术诞生于美国，但日本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一度高于美国；电磁学理论和热力学理论均诞生于英国，但受益者最大的是美国和德国。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时代，知识的溢出效应要远远高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和理念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明显。随着东亚国家自身知识基础和高端人才的不断积累，加之东亚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以供制造业发展，东亚国家在技术产业化方面走在美国的前列是有可能的。日本在发电技术设备（如新能源）、中国在电信技术取得的成功经验完全具备在新技术革命下复制的可能性。
四、对策建议
（一）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心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对我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目前有观点认为，随着奥巴马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实施，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迅速，将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巨大外在压力。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倾向于能源要素禀赋，而美国劳动力成本相较我国的比较劣势并未明显减弱，科技优势则有下降趋势。综合几类要素禀赋看，能源要素禀赋的优势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局部的，而非全部的，中美两国制造业要素禀赋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本土制造业一些新变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二）切实解决目前技术产业化能力较弱的现象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在技术应用领域，除在通讯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外，在生物技术、精密仪器制造技术、专用设备制造技术等方面虽然也有进展，但整体弱势地位并未改变。在这些专利技术较弱的领域，我国在国际文献上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个别领域纯以数量论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体现出我国的产学研结合能力较弱，科研成果缺乏和产业有机结合的渠道。建议逐渐改革目前的科研考核制度，变现在的科研成果考核为综合科研态度、科研素质、科研成果的综合考核，并由政府选择重点领域组织重点学科和产业界的联合研究联盟，鼓励学术界向业界推广应用成果。
（三）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发展路径
页岩气革命固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制造业发展的颓势，但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制造业产能扩张，也为相关行业的美国大型企业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再次夺取主导权创造了条件，其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由于地质条件、勘探开采技术等方面的差异，我国不能从根本上仿效美国的经验选择能源产业发展路径，而需要立足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特征，找出类似页岩气革命的，能够有效改善我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拉动我国产业发展的发展路径。
（四）强化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键词】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TAUT） 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感知风险 感知成本 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
关于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定义，目前尚未形成权威概念，其常与互联网理财产品、互联网理财平台、网络理财产品等概念交叉使用，具体形式或产品类别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主要包括五类：集支付、收益、资金周转于一身的理财产品（如阿里巴巴余额宝）、与知名互联网公司合作的理财产品（如腾讯理财通）、P2P平台的理财产品（如人人贷的优先理财计划）、基金公司在自己的直销平台上推广的产品（如汇添富基金现金宝）、银行自己发行银行端现金管理工具（如平安银行的平安盈）。这五类理财产品存在收益率不稳定、网络平台风险责任不清等问题，研究其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对相关企业如何做好经营管理、提高用户满意度、保持竞争优势具有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基于TAM等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经常运用理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技术接受模型（TAM）等理论，TRA中的主观规范、TPB中的知觉行为控制以及TAM中的行为态度、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学者在构建研究模型时主要考虑的指标变量，随着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风险问题的凸显，感知利益、感知风险、感知信任也被纳入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中。
国内学者基于TAM理论并结合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对移动银行、移动支付等用户使用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邓朝华等基于TAM理论分析验证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可靠性、感知行为控制、服务成本是影响移动银行服务用户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杨水清等以TAM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效价理论，从技术属性、个体特征、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对移动支付用户初始采纳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优势、兼容性、个体创新、主观规范和形象正向影响用户采纳意愿，感知风险和感知成本负向影响用户采纳意愿；李凯等指出移动支付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移动支付给用户带来的感知风险，其研究跳出了以TAM理论为主的研究框架，从交换理论视角分析了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在用户行为决策中的作用机理。
此外，国内有学者基于TPB、TAM、创新扩散理论（IDT）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邱均平等基于TAM和TPB理论分析验证了自我效能、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是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关键因素；张万力等运用TPB和IDT理论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理财行为模型，探讨用户行为形成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理财目标显著影响信息搜寻，沟通交流正向影响理财意愿；罗长利等基于TAM和TPB理论验证了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收益、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用户对余额宝的使用意愿，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使用意愿。
（二）国内外基于UTAUT模型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产品的实证研究
国外有学者基于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对移动银行、网络银行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Yu运用UTAUT模型分析用户使用移动银行的影响因素；Martins等在UTAUT模型基础上引入感知风险因素，分析用户使用网络银行的影响因素Oliveira等结合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TF）、初始信任模型（ITM）和UTAUT模型，分析验证了便利条件、行为意向直接影响影响使用行为，初始信任、绩效期望、技术特征和任务技术适配性显著影响使用意向Slade等基于UTAUT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验证了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创新性、感知风险、感知信任是用户接受移动支付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学者运用UTAUT模型探讨了手机支付、移动银行、微信支付等业务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运用UTAUT模型分析本文所指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用户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综合国内外基于UTAUT模型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将UTAUT模型作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模型，在保留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EE）、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SI）、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FC）等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PR）和感知成本（Perceived Cost，PC）两个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研究模型与假设
TAM是解释或预测信息技术使用的普适模型，之后人们对TAM不足加以改进，将理理论（TRA）、动机模型（MM）、计划行为理论（TPB）、创新扩散理论（IDT）、社会认知理论（SCT）等共八个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UTAUT模型。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UTAUT模型对行为的解释比TAM更为全面和完善。UTAUT模型的四个核心变量分别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其中前三个变量对使用意向产生重要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直接产生影响。本研究在UTAUT模型基础上增加感知风险、感知成本因素，形成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一）感知风险
Luo等将感知风险定义为用户对各种潜在威胁敏感性的个人感知，将感知风险分为性能风险、财务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隐私风险、生理风险、整体风险八个方面，并在其研究中证实感知风险负向影响用户对移动银行的使用意向，因此提出假设：
H1：用户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使用意向。
（二）感知成本
消费者在不同的服务方式间转换必须要考虑不可忽略的成本，从其他的理财方式转换到互联网理财需要一些额外的成本。Abroud等指出用户的感知经济价值，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会对使用意向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2：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所承担的成本负向影响使用意向。
（三）其他因素
H3：用户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绩效期望正向影响使用意向；
H4：用户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努力期望正向影响使用意向；
H5：用户受到的社会影响正向影响使用意向；
H6：用户感知到的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便利条件正向影响使用行为；
H7：用户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意向正向影响使用行为。
四、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使用情况，第二部分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认知情况，本部分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对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因素进行测量，第三部分是对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的采集，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问题。通过网上问卷调研平台发放电子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29份，其中有效问卷203份，问卷的有效样本量为28个题项的7.25倍，符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样本量基本要求。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SPSS20.0软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分析。从表1可知，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66，各分量表的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问卷设计合理。
问卷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问卷及相关文献理论基础修正成为本研究的量表，故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在建构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各变量均只提取一个公因子，总体解释度较高，且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大于0.7，表明问卷效度较高。
（三）模型检验
利用AMOS1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实际测量结果与各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CMIN/DF、IFI、TLI、CFI、RMSEA均在合理范围之内，GFI、NFI与评价标准略有差距，表明假设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
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感知风险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感知成本对使用意向没有显著的影响；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1、H3、H4、H5、H6、H7成立，H2不成立。
五、结论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UTAUT模型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意向、便利条件是直接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重要因素，努力期望、绩效期望、感知风险、社会影响通过使用意向对使用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感知成本对使用意向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相比银行相关产品而言具有明显的成本方面的优势。就准入门槛而言，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最小单位是1元，虽同很多货币基金门槛相同，但相比一般以5万元为基准的银行理财产品更适合大众投资者，因此感知成本不是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重要因素。依据研究结果，经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相关企业应注意将用户的感知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注意降低用户的风险感知，降低结果损失的程度，同时降低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操作的复杂性，开展服务营销，提高用户的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使用户获得更多的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便利条件。此外，很多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是受周围人群的影响，所以经营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相关企业要设法提高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社会影响和适用人群，以进一步促进用户的使用行为。
（二）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不足与展望有三点：首先，研究没有考虑用户的性别、年龄、经验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若对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加以分析，结论会更具针对性；其次，本研究提出了7个影响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因素，测量维度并不完全，在后续研究中可以结合消费者信任等理论增加使用行为的测量维度，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最后，本研究没有进行竞争模型的探索和评估，不能保证所得模型的解释力一定是最佳的，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对竞争模型的探索，从而使所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杨强，郭丽琳.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杂志，2015，34（1）：179-184.
[2]融360金融搜索平台.2014年互联网金融理财报告[EB/OL]. http：///dl/pdf/licai_2014annual.pdf，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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