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09:18:36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茶文化的魅力，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茶花在挨挨挤挤、苍翠欲滴的绿叶里争相开放。有些花瓣全部舒展开来，露出嫩黄嫩黄的花蕊；有些花朵才展开二、三片花瓣；有些还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仿佛就是一个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小姑娘。
一朵朵盛开的茶花争妍斗艳，有的鲜红似火，有的洁白如雪。一片片花瓣就像蝴蝶那美丽的翅膀，轻轻舞动，好看极了。
正在这时，一阵微风吹过，茶花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想那一定是茶花发出的笑声。
东正街小学 四年级 肖海波
人民医院的门前有个临街大花园,那里种着许多花草、树木,漂亮极了，但我最喜欢的是那里的山茶花。
看，它那褐色的主干虽然矮小，但粗壮有力。数不清的枝儿从主干上伸展出来，枝儿大多数是直的，可也有几根枝儿却很地古怪地弯曲着。
春天,枝儿上抽出了无数的卵形的绿叶。叶子厚厚的，光滑得很，像涂了一层蜡似的，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再仔细看，叶子的边缘还有锯齿样的花边呢！
看！绿叶丛中掩映着一朵朵娇嫩的山茶花 ,那绽放着笑脸的山茶花，心形的花瓣叠叠层层,开得芬芳馥郁，开得欢快舒畅。她们有的缀在枝头“荡秋千”，犹如一位正在表演精彩舞蹈的少女；有的挂在枝腰，张着大嘴，正用甜美的嗓音歌唱春天的到来；有的嵌在树叉间，仿佛在积蓄力量，迎接挑战；还有的用绿叶遮住半边脸，显得很害羞，又好像在跟我捉迷藏……每朵山茶花里，小花瓣中都藏着浅黄色的花蕊，显得十分清雅。
再看饱胀得裂了小口子的，刚刚绽开花苞的山茶花，犹如一个个朝天的铃铛。清晨的露珠沾在柔滑的花瓣边沿，在阳光的照耀下，花朵更显得妩媚动人了。一阵风吹来，山茶花颤悠悠的，就像一位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少女在朝晖中舒展着柔美的身姿，可调皮的露珠却滚落了。
还有那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多像一个个小心脏，花瓣层层包裹，裹得那么严密，那么结实，真是精致极了!
微风吹过，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啊，真香！香味引来了无数翩翩起舞的蝴蝶和辛勤的蜜蜂，引得小朋友围着山茶花闻啊闻，唱啊唱，笑啊笑，跳啊跳，引得行人停住了脚步看啊看！
今天的班队课，老师带我们去景山上的茶花园参观茶花展。茶花园的周围是五颜六色，芳香四溢的花朵，真是美丽极了。
我们来到了茶花园。
园子门口，两棵高大的茶花树，挺立左右，微风吹来，她向我们点头微笑，像是在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景山小学的小朋友，快进去看看我的小伙伴们吧！”
走进茶花园后，仿佛进入了花的海洋，五彩缤纷的茶花，有红色的、淡红色的、紫红色的；有粉红色的、浓粉红色的；有白色的、花白色的、白中透红的、白中透着淡黄的……透着丝丝清香，我瞧瞧这个，闻闻那个，真想把她们一个个都请回家，慢慢欣赏！
而且，她们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各有特色哦。你听：五色芙蓉、金盘荔枝、小松子、赤丹，是不是有点流口水了；孩儿面、粉嫦娥、玉美人、男子汉、粉十八学士，眼前仿佛是一幅美丽的神仙献花图；宽彩带、海云红、大满贯、七心红、红千鸟、紫蝴蝶、圣火和点雪……我又仿佛置身于彩带飘舞，百兽朝圣的人间仙境。
[关键词]语境理论 高语境 低语境 文化差异
1 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 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 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hen people communicate, they take for granted how much the listener knows about the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In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knows very little and must be tol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n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is already "contexted"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given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 “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 2000:98)
3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 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 身势来暗示对方, 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 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Guo-Ming Chen, William J.Starosta.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美国谈判专家威恩巴特认为：“谈判是一种双方都致力于说服对方接受其要求时所运用的一种交换意见的技能，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当前中美商务谈判的研究主要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比较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如从（杨伶俐2014）风俗习惯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时间观的差异、决策方式的差异、财富观的差异、解决争端方法的差异、法律观的差异等几个角度阐述。但，很少学者从心理学视角探析两国谈判的差异。笔者从两国群体心理差异视角分析这种跨文化差异的原因。
二、中美商务谈判的主要跨文化差异
1.语境理解差异。语境文化（context culture）指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环境，社团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距离。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将语境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亦译为强环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亦译为弱环境文化）。高语境文化是指预先编排的信息在接受者的接受背景中，只有有很小部分的信息接受者可以明了其中的含义，但大部分的信息间接隐性地存在于高语境文化中。即高语境文化中的人际交际比较含蓄，喜欢委婉的表达自己的信息。而低语境文化的特点与高语境文化的特点相反，预先编排的大部分信息处在信息传递之中，接受者可以直接的从中提取信息，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微小部分的信息直接显性地存在于低语境文化中。即低语境文化的交际显得多言而冗余。
中国人受高语境文化的影响，中国谈判人员很少会在谈判过程中就直接拒绝对方的问题或建议。当他们对对方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时，他们会间接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如他们可能会采取沉默或者其他方式拒接对方的观点。美方谈判人员因受低语境文化的影响，他们通常会直接的陈述自己的看法。当对某一条款有意见时，他们通常会当面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直接拒绝中方的意见，会让中国人感觉很没有面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当面否定自己的看法有伤面子。认为对方应该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美国人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喜欢开门见山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2.非语言理解差异
非言语交际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目光接触、手势表达、面部表情、头部动作、身体距离、身体动作、沉默等等。简单地说，非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以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流。有调查表明，人际交往过程中中至少有65%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手段传递的（黄晋、姚书美，2010）。赞同在商务谈判中，我们也会运用许多非言语交流，如手势、面部表情、目光、声音的声调、头部动作以及其他可以传递信息的肢体动作。只能意会的非言语交流往往比语言交流更直观、更具体，因此在谈判过程中谈判人员能否读懂这些信息，往往影响着谈判的成败。
在谈判中，中国人对某问题有看法，或者不同意某条款时，有时不直接说“NO”，而用其他方式代替，以此表示礼貌和尊重。而美国人认为讲话几乎是唯一的交际手段，认为只有通过言语表达才能更直接的明了彼此的意图。在道歉的表达方式上，美方与中方也不相同。美方人员在回答“I am sorry”时，耸耸肩，双手平摊，表示我不知道或者我对此无能为力。但中国人的习惯摇头或摆手等动作表示拒绝或者不清楚等含义。中国人在“对不起”时，可能会面带微笑表达自己歉意；美国人则可能认为对方的微笑很假，不够真诚。这样的非语言差异的例子很多。究其原因是谈判人员的国家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中方谈判人员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凡事“以和为贵”。在美国的文化里，许多信息要被人所理解是需要通过明确的语言或文字表达的，而不是通过非语言理解。所以，美方谈判者推崇以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3.价值观取向差异
价值观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在研究跨文化问题中，价值观是一个不可不谈的问题。它是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范式，是社会群体中最深层的文化，是不同国家之间交际的核心。中美商务谈判风格的差异的根本来源于社会群体各自的文化背景中的价值取向。中国是一个注重集体利益的国家。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只能在他对社会不断的贡献中实现。我们常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是这个道理。美国人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集体，他们认为的个人目标优于集体目标，。因此美国人往往对 集体的情感比较淡漠。美国人普遍认为集体利益不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利益和自由是有自己的意愿决定的。所以他们喜欢不受外界的影响，做自己想做的的事情。他们重在享受个体自由所带来的快乐和享受。
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了他们的决策往往是集体讨论的结果，需要和许多部门和领导交换意见，尽可能的避免个人擅自做出决定。而商务谈判时，美方往往会指定某个人全权负责这项谈判，这个人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他的决定可以代表公司集体的意愿。因此不同的价值观会对商务谈判者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会影响谈判人员的谈判能力的发挥等。
4.权力集中差异
权力差距型文化是指人和人之间由于阅历、文化水平、职位等方面的差距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高权力差距型文化是指人和人之间由于阅历、文化水平、职位等方面的不同所形成的一种上下型的纵向关系，是一种不平级的水平交流的关系。低权力差距型文化是指人和人之间由于阅历、文化水平、职位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平级型式的横向关系，是一种平级的水平交流的关系（杨伶俐、张焊，2012）。
中国文化属于高权力差距型文化。中国人很看重地位和声望的高低以及自己在人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这种上下型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表现。商务谈判中，中方谈判人员个人不能完全代表公司作出决策，只能决定自己权利范围内的事宜。当双方的争议范围超出中方谈判人员的权利范围时，中方人员就需要请示领导的意见，最后一般由未参加谈判的领导做出决定。而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差距型文化，谈判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他们和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平等的，当遇到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往往可以代表公司做出最后的决定。在商务谈判中，权力差距差距文化会对商务谈判者造成一定影响，例如对于中国谈判人员来说，不管是否超过自己的权利范围，都会先请示上级领导，在进行决策；对于美国谈判人员来说，只要不超过自己的权利范围，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使权力即可。
[关键词]文化差异 企业管理
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信息沟通、人际关系和决策的制定，也可以帮助企业创造新的气氛，以适应竟争日趋剧烈的企业环境，形成高度灵活的应变能力。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道德、伦理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它是影响自己的成员思考、体验和行为的主要方式。
一、文化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因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各国的企业管理风格差异也很大。基予理性人的假设，西方人往往在企业管理中也更为理性，管理过程更为制度化。中国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更注重人情，管理过程也就相对把制度弱化。因此，在企业管理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强化基于文化差异的管理方式，正确理文化差异，对于提高管理效率是十分重要的。
而中国在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美两国企业合作跨国经营也日渐普遍，并显示出了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中美文化差异对中美两国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美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
1.时间观的差异。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与美国人是不同的。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和智慧是经过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因此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看待时间，中国人凡事看得远，显得从容不迫，这有利于企业战略具有前瞻性。美国人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特别珍惜、重视时间，注重效率，这也是美国人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
2.“面子”观的差异。中国人崇尚天下为公和心底无私，人们的道德观往往是比较高姿态的，故人际关系融洽。而美国人常以己为中心，个人利益永远是属于第一位的，从而美国人的人际关系相对中国人来讲是比较冷漠；第二，中国人喜欢“面子”。在商务活动中，如果要在“面子”和“利益”这二者中做出选择，中国人有时候会潜意识的选择“面子”；而美国则看重利益，在“面子”和“利益”之间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第三，中国人做事情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讲究“外圆内方”之道，而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相对简单，至少表面上“外方内方”是一种不二的选择。
3.礼仪差异。中美礼仪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习惯这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又会分为四个小的方面。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寓意不同。于从事对外商务活动的人来说，要正确地掌握并运用英语词语的真正含义，以免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令人贻笑大方甚至引起误会和不快。第二，敬谦语使用的频率和出现的地方不同。中国人比较常用敬谦语，美国人则很少用敬谦语；第三，寒暄语使用的次数也存在不同。中国人多习惯用寒暄的语言，认为寒暄是必备的礼貌。而美国人很少用寒暄的语言。他们对商业会唔中的问候、寒喧方式不太在意，注重工作效率；第四，说话的风格有所不同。
三、中美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1.造成管理决策方式的不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1)不作决策。他们认为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它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决策。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一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2.造成企业管理沟通方式不同。（1）文化差异对语言沟通的影响。沟通方式因文化而异。有些地方人们多采用直接或简单的沟通方式，有些地方多采用间接或复杂的方式。美国人办事干脆利落，不兜圈子。正是因为美国人具有这种干脆的态度，在对美国员工进行管理时，表达意见要直接，“是”与“否”必须清楚。中国人非常讲面子，他们不愿对任何事情说“不”字。他们认为直接的拒绝会使对方难堪，甚至恼怒，是极大的无礼。所以在管理中国员工时，表达要尽量委婉，切忌妄下最后通牒。
（2）文化差异对非语言沟通的影响。文化差异对谈判过程的影响还表现在非语言的沟通中。管理者在形体语言、动作语言的运用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同样的动作语言传递着截然相反的信息。此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当他人侵入私人空间时，我们会变得极端不安。但这一“私人空间”的范围却因文化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比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需要的个人空间大。如，美国人之间交谈的距离是将近1m。但对中国人来讲通常是0.5～1m。
3.文化差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西方社会的基础是以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在这种社会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遵循公事公办的规则，而人情关系则十分淡漠。生意归生意，朋友归朋友，公私分得很清楚。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文化则更具有“人情味”，人际关系网的建立往往在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人们之间不主要以利益交换为基础，更重视非经济性资源的人情关系，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如与中国人进行第一次洽谈，首先应进行拜访，让本公司地位较高的负责人拜访对方同等地位的负责人，以引起对方的重视，将有利于接下来的正式谈判。
参考文献：
[1]敖依昌，刘维波.论中美合资企业管理的跨文化整合[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2]王二平,吉姆·华尔士,忻榕.以人为鉴: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相互的评论[J].管理世界，2000年01期
一、日美两国企业文化不同的原因
1.自然地理原因
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面积国家地广人稀，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其本身所具备的自然条件为该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丰富的资源利于企业扩大规模和生产来降低企业成本和提升企业利润，以达到组织的规模经济效应。
相比之下，尽管日本的森林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也相对充裕，但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并人口密集，自然资源十分紧张。这从客观上要求他们重视唯一丰富的资源――人，使他们在企业文化上更加奉行团结协作的精神，以降低其他自然资源的损耗。
2.文化原因
美国本土主要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信奉原罪观念，强调“理性本质论”。西方企业中员工会因为好的绩效而受到赞扬、认可，但会明确主张将工作与个人情感分离，出了工作外，下属和领导之前不需要更多的个人关系。在东方企业文化中，员工能够在工作中获得友谊，甚至认为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下属与领导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够获得更多额外利益价值。所以在物质激励制度上，美国企业可以很好的实行绩效管理，而日本企业更以人为本的受年功序列制的影响。
二、不同的企业文化对日美两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影响
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形式在于制度的体现。以上原因所导致的日美企业文化的不同使得日美两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各有自己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两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1.人员的可配置范围的不同
日本的员工培训主要依靠内部培训，所以人员更适用于在企业内部进行配置。聘用员工强调基本素质，不着重个人具体技能，导致培训成本高。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硬技能，还要学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上下协调关系等“软知识”和“软技能”，所以离职易失去市场价值。它的好处是增强了员工的就业稳定性，也有利于长期固定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但是其缺点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增加了企业的培训成本；同时由于各方面是针对自身企业的培训，使得员工离职后容易丧失竞争力，难以实现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美国企业的员工来源主要依赖于外部劳动力市场，所以相比起日本企业员工，美国企业员工的能力更具有普遍性，使得员工在社会范围内都具有竞争力优势。市场机制在美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样有利于实现个人与企业岗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从而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最优化配置。但是这种理性客观的人才判断方式导致员工稳定性差，员工很容易因为高薪或者为了自身发展而选择跳槽。
2.人才招聘渠道和晋升方式的不同
日本企业人才吸纳晋升采取有限入口和内部提拔。日本企业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日本企业人才自我提升渠道狭窄，注重熬年头与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地求得提拔重用。这样的好处是鼓励了员工在自己的岗位踏实工作，树立长远观念，这样企业可以全面、历史地对员工进行谨慎考察以选拔人才。但是这种人才招揽渠道过于有限，不利于吸引外部人才，最佳优化企业人才结构。
美国企业人才吸纳晋升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人才的招聘与提升更看重能力：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猎头其他企业有能力者，员工如果有能力和良好的工作绩效，都有资格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美国企业的这种人才使用模式增加了人才选择渠道，强化了竞争机制。但是人作为社会型动物，对绩效、能力的过重强调而忽视员工的工龄和资历会降低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3.激励手段的侧重点不同
日本企业以精神、情感激励为主。日本企业在内、外两种激励手段中更多地使用内部激励。首先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尽管现代日本企业也引入了竞争机制，但不会轻易解雇工人。二是吸收员工高度参与企业管理，可以自下而上传达意见反映至领导层，领导听取意见后再进行任务指示。三是实行弹性工资制，工人收入的约四分之一由企业具体的经营状况决定。
[摘要]：本文建立在对张庄村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通过与农民的访谈和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观察，考察大众传媒在农村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电视媒体对农民生活、生产以及生活观念的影响，并指出大众传媒与“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关联。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村社会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大量的农民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进入城市。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一种显见的和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影响着原本闭塞的乡野社会，尤其是电视媒体，利用广告、连续剧和新闻报道的方式，不断把城市的信息和生活方式传递到乡村，由此改变了农民的购物习惯、生活方式和交往行为。
一、遭遇现代性的乡村社会
1、调查的对象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主体，早已指出，这使得中国人养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惯，土地是人们生存的根本，人们也是在土地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各种交往关系。然而，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生产结构，在1979年之后有了显著变化，1979年之前，工业化虽然也在中国城市和乡村都同时开展，但并没有对乡村结构造成根本的冲击。而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重新走上“现代化”道路，中国的乡村社会很快面临着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层面的。首先，随着人口日益增长，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其次，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吸引着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诱惑他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而庞大的群体出现在城市里，以血缘和地缘为基本结构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农村的现状又是什么呢？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又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对江苏省灌南县李集乡一个名叫张庄村的村庄进行了一次为期半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
选择张庄村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对象，在于它是中国农村向城市化转变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张庄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本的村庄，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张庄村原有的乡土特色正不断地被削弱，大规模的林业生产、外出务工以及在附近的工厂做活已经成为该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2、土地情况
张家村早年是一个典型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乡村，这个村子共有土地约3200亩，人口约1500人，1500人主要靠在3200亩上播种稻谷、麦子和玉米来生活，直到1986年，这里的人们多数还是以农业为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每户家庭通常是6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孩子和祖父、祖母，其中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在田野里劳动，母亲在家里操持家务，祖父、祖母帮助父亲、母亲处理田野和家庭事务，父亲和母亲则通过收割庄稼，共同担负全家人的生活开支，这样的家庭结构一直维系到20世纪90年代初。
但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土地逐年减少，如今整个村庄剩下不到200亩的农业土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约有80%的人已经不再从事农业耕种，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们纷纷离开了土地和家庭，到城市和外地打工，同他们一到出去的还有儿子，这样的男性共约500多位，这个村庄也有女性到城市里打工，但数量并不多，大部分女性（约700多位）选择在本地的开发区上班，留守家中的是一些鳏寡孤独者，农田不再成为唯一的生活来源。
原有的土地都到哪里去了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工业园区的开发商租用，甚至住房也被置换，农户可以用0.4亩的土地换取占地0.4亩的房屋，政府负责房屋的统一规划与建设，在张庄调查时我们发现，这个村庄有整齐有致的别墅、干净的广场以及设施齐全的活动中心，这一切已很难让人想到，这里曾经是传统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在我们采访期间，在一些尚未改建的房屋外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标语“向华西村学习”，可见，正在开展的“新农村”运动在这里已经如火如荼。
虽说农民住上了别墅，可调查却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失去土地的农户，对于土地，仍然十分留念，“没有土地还叫什么农民，谁愿意把地给卖掉或出租呢，粮食即使卖不掉至少能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生活有个保障啊。”村民们这样跟我们说。土地对于他们依然很重要，农民们认为没有土地就没有安全感。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想法只存在于父亲、母亲辈以上（即50岁以上）的村民中，20岁以下的青年和部分的青壮年（30岁上下）村民都表示不想一辈子靠种地来维持生活，他们普遍认为一亩地辛苦一年只能挣得700元左右，远远不及上班打工挣得多，他们渴望离开土地。但是离开了土地，他们能到哪里去呢？进入城市？多数年青人实际还是有些迷茫。
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改变了，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如此急遽的历史变迁，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二、电视与乡村生活
科塔克把电视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电视凭借它的新颖获得了人们关注；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对电视信息的地址、解释和加工的过程”；第三阶段，电视进入了某地的大多数家庭；第四阶段表现为“电视收看行为对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的持续和终生的影响，后者一生都生活在电视传播的全国文化和电视制造的大众现象之中。”[1]张庄村的有线电视入户率达97%，而张庄新区已是100%，可以说，张庄村已经进入了第四个阶段。77.14%人认为他们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发现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媒体对张庄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而又细微的影响。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否认大众传媒对他们生活本质的改变：“没有电视，最多是有些闷，我们才不会相信电视上的那些广告呢，都是骗人的。”然而，不管否认与否，我们通过观察可以肯定，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精神生活实际上都已深受媒体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中国农民思想、行为和认识，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交流，将城市里的一切带到了农村，也使得农民了解了城市世界。“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2]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传播作为人们沟通的古老方式成为信息来源的最主要的渠道，我们从鲁迅的小说《风波》里就可以看出，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信息的最重要通道，小说中的河边和谷场成为了最重要的公共交往空间。不过，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是通过七巧那样的人物了解外界情况，而是通过广播、电视和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
电视在这个村庄已经非常普遍，在接受我们调查的35户人当中，每家至少拥有1台电视，而绝大多数人家里拥有2台以上的电视，而在15年前，这个村子还没有电视。电视出现后，人们过上了“新的生活”，据我们统计，有48.57%的人每天收看电视在3—6小时之间，其中有8.5%的人超过6小时，仅有14.28%的人收看时间低于1个小时，有1人因文化程度较低而不看电视。就观看人数来讲，电视的影响已可见一斑。电视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娱乐、放松方式，为了喜爱的电视连续剧，人们会提前干好活或者将它扔在一边，由于这个村子有80%的人群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白天整个村子显得格外宁静。家中多为学生和一些老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围坐在电视机前。而傍晚时分，各家更是关起门来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聚集在一起聊天的传统乡村生活，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
柯克约翰逊博士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考察电视对印度两个村庄的影响时，认为电视在三个方面改变了乡村社会，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笔者也试图从这四个方面讨论电视对张庄的影响：
1、经济领域
电视媒介在改变农村经济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最主要的。人们通过电视了解自然气候，通过电视购买家用物品，牙膏、洗发膏这些日常用品都是电视广告经常宣传的品牌，新的消费方式通过电视进入了乡村，城市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首先，电视让村民们了解了外面世界。过去这个村庄是封闭的，村民们对于外界一无所知，但现在外面的世界通过电视等媒体深入到了村庄的每个角落。城市生活对于村民特别是对年轻人有巨大吸引力，在与他们交谈中，一位在读的初三学生说道“我现在学习就是为了考大学以后去南京那样的大城市生活。”我们问到“那么南京你去过没有？你觉得它哪里好呢？”她回答说 “我没有去过，但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生活条件好。”我们便继续问道“那你经常收看那些电视节目呢？”她笑着说“我最喜欢看电视剧了，青春偶像剧，我每天下午都看，还有韩剧也喜欢看的。”
其次，大量的电视广告迅速而深入地影响着村民们的消费观念与选择。有39.39%的村民直接告诉我们他们经常按照电视广告购物，有一位身穿名牌运动服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他只买“安踏公司”的服装，原因是看了电视广告后就喜欢这个牌子了，他买东西一般是认准牌子的，认为好的产品广告做得都好。在一位妇女家中，她带着责备的口吻指着一辆帅气的摩托车对我们说“我家儿子都已经有3辆摩托车经手了，没办法，留不住钱，你说跟亲戚朋友一起出去，人家都摩托车一骑就到了，我们总不好意思让别人等，于是就买了一辆。后来，改朝换代，这车过时了，就又换了辆。前两年娶媳妇又换了辆新车，还是看电视，那个明星做的广告，还是名牌呢，平时也不大骑，就扔在屋里”，有一些人虽然并不承认自己已深受电视广告的影响，但从他家购买的家电依然可以发现电视广告的巨大渗透力，他们的洗衣机、冰箱和彩电都是那些电视广告中反复出现的商品。
2、社会领域
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张庄的社会结构也或快或慢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村落社会，传统的农耕社会，年龄和生活经验十分重要，所以男性和年长者往往具有权威性。但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和新鲜事物被电视、报纸介绍进入乡村之后，年龄不再是权威式人物的唯一评判依据。约翰逊博士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指出：“传统上，年龄和性别是家庭登记制度中的主要决定原则。在传统的印度家庭中，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年长者比年轻人拥有更高的权威。”[3]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亦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长老统治”传统，并且由家庭扩展到整个村落，这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权威式”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4]
大众传媒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媒不发达和信息封闭的时代，经验是最宝贵的，而经验属于长者。但传媒的发达，使得信息流通越来越快，掌握这些新信息的不再是老人，更多的是年轻人。在接受我们调查的人群中，全村只有5个人接触过计算机并偶尔上网，不过，他们基本上是18岁以下，他们逐渐掌握了信息的话语权，他们不再尊重年长的意见，而是更多地通过电视媒介了解世界。比如在婚姻上，他们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由长辈确定，而倾向于自由选择婚姻，他们的择偶标准也趋向多样化。
家庭的规模也开始缩小了，四世同堂的家庭模式已不多见，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在一起比较常见，祖父和祖母往往住在分外。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到“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比如我们习惯早睡早起，他们都熬夜看电视。互相之间都看不习惯，容易产生矛盾，不如自己住得自在。而且现在村里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老人了。”电视还使得老人和青年人之间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显然老人代表着传统生活方式，而喜欢电视的年轻人，则主导着这个村庄现在和将来生活方式。不过，电视对老人思想观念也是有很大影响，当我们问到对生孩子的性别偏好和个数时，几乎98%的人回答是少要孩子，男女均可。有位60多岁的老年妇女说：“现在男女不都一样吗？电视上一直宣传要计划生育，不要重男轻女，这些道理、政策我们现在都懂。”但是，在对已婚农户的家庭人口组成的统计中发现，每家至少有一个男孩，这也说明了传统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
3、政治领域
传统中国的农民既不关心国家政治，也不关心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村庄政治组织，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不受到影响，谁上台都一样，而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也仅仅是通过家族来解决问题。但是大众传媒进入乡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农民们开始关心国家政策和各种社会问题，这从调查可以发现，村民在选择电视节目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据首位的是新闻类节目，占到了53%，电视文艺类其次，再次是体育类节目。村民们尤其喜欢看《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和《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他们在聊天时，还经常讨论各种电视新闻。
其次，通过观看媒体和学习文化知识，村民们掌握了一点粗浅的法律知识，他们遇到诸如离婚、经济纠纷等问题，大多数人不再是通过家族内部协调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地方的政府和相关司法机构，也有少数人直接选择新闻媒体。不过，直接选择媒体的情况还不是很多，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当我们就“您会采用何种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只有8.57%的人选择利用媒体资源，而45.71%的人选择向政府求助，村民们认为媒体没有太大作用，除非是“焦点访谈”这些中央台才有用的。对媒体的不信任是农民们的普遍心态，这说明了媒体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村民们甚至不相信媒体上的一些报道；当然，无法和媒体直接接触，也是村民们不选择媒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4、文化领域
大众媒体对于乡村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它改变了乡村的文化状况。传统的乡村社会几乎谈不上文化，有少部分人是通过读书掌握文化知识，但大众传媒给乡村带来了一些文化和消遣活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通过大众传媒，村民们知道了韩剧、日剧和城市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开始按照电视所提供的文化样本，进行恋爱和交往，例如，婚庆商店也出现在村子里，年轻人开始按照最流行的时尚结婚。
但大众传媒在文化领域对于村民的影响，主要是消费娱乐文化，村民们最容易接受的是《大长今》、《环珠格格》、《超级女生》和《加油，好男》这样的娱乐节目，尤其是年轻的村民，他们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这些节目中，并且模仿这类节目进行生活。这类娱乐节目大大丰富了单调的乡村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量的娱乐文化也带来了许多坏处，因为大量的娱乐文化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而村民的文化辨别力、鉴赏力比起城市人显然普遍较低，他们无法辨别这些娱乐文化的优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介中的某些娱乐文化也是青年农民犯罪的主要根源。一些年长的家长甚至由此痛恨电视，他们把子女的许多问题归咎于大众传媒，在深入访谈时，有位父亲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去他家中跟他的女儿多多交流一下，谈谈如何提高学习成绩，让他的女儿少看点电视和没用的杂书。
三、大众传媒与“新农村”的文化重建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农村的生活质量有了飞速的提高，农民的生活内容日益丰富。在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正逐渐改变着农村的消费观念、婚姻观念、价值判断，使他们的生活日益接近城市文明。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民日益增多，如何重新建立稳定的乡村结构，解决农民身份与心理转变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实现农村社会结构的真正完善，这是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后，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当然，“新农村”建设并不是要放弃农村的“现代化”，而是希望乡村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保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延续性、稳定性。大众传媒能够带给农村许多新颖、现代的思想，同时它也能够为稳定和重建乡村的“文化共同体”而服务，如何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让那些离开和没有离开的乡村人建立起“乡村认同”，这是“新农村”建设对大众传媒提出的更为深层的要求。
首先，“新农村”应该是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气息的“现代化”新农村，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大众传媒应该把现代文明、现代思想传输给农民。而不仅仅是给农民提供一些简单地娱乐。
其次，重建乡村的“文化共同体”，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以礼治为基础的共同体社会，这个共同体社会具有共同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和礼仪制度，但现在传统礼仪文化和道德观念在乡村社会已经受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冷漠。佐藤卓己把大众传媒看作是新的自我和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工具。而在乡村精神的重建过程中，大众传媒也可以承担这一功能，唤醒人们的乡村认同意识，重建一个新的“乡村共同体”，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对大众传媒的依赖很强，因而，大众传媒把什么样的文化传达给村民，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思想和文化，建设“新农村”的根本就是重建稳定的乡村结构，将人们重新统一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这一切必须借助大众媒介的参与。
[注释]
[1][美]转引自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02页。
[2]：《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6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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