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09:23:3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健词： 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问题
高台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打破了过去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办林业的格局，积极吸纳民间资金，以优惠政策创建运行机制，为多元化筹资、多渠道发展林业事业创出了新路子，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已成为高台林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历程
党的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深入，各项林业政策逐步完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1981年开始的林业“三定”工作，高台县非公有制林业开始起步。随着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县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逐步由生态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变，1986年通过落实“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依法转让”的政策，从最初的依靠国家补助发展生态林向投资农田林网建设、林果业、林产品经销、木材加工等领域拓展，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在从事主业的同时，兼营农业和养殖业，以短养长，为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发展，正确把握发展方向，创造宽松发展环境，全面落实扶持政策，及时协调解决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土地划拨、项目支持、确权发证、税费减免等方面为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大开绿灯，有力促进了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
2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现状
截止2006年，高台县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发展到922个，从业人员2 150人，经营总面积2.40万亩，新增加林地1.45万亩，绿化渠、路、林网162公里，植树216.50万株，提高森林覆盖率2.10％；总投资5 584.42万元，其中：国家扶持1 198.80万元，个体投资4 385.60万元，经济总收入达到419.29万元。
在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实体中，承包荒地荒滩造林50亩以上的大户31个，营造林地0.72万亩，建设林业生态游园2个，从事木材经营加工的个体户达71户，培育苗木的达17户，年育苗1 422亩，年产苗量355万株。全县4.67万户农民以户经营的面积达16.85万亩，其中经济林5.35万亩，农田林网3.75万亩，成片防护林7.75万亩。
3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模式
3.1荒滩荒地综合开发承包模式高台县地处沙漠边缘，区域面积大，荒滩荒地多，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县内外投资者积极承包、租赁和购买宜林荒滩荒地，开发土地资源，大力兴办绿色产业，成为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主流。兰州服装经营老板成建华投资100万元，在明水滩创办的华海苗圃，已将昔日风沙肆虐、骆驼刺丛生的700亩荒地治理成防护林带交织如锦的绿色家园。
3.2苗木花卉产业培育模式由于政策导向和利益驱动，私营业主投资经营品种优、易运销、市场竞争力强的苗木、花卉，周期短、见效快，是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生力军。红崖子乡农民柴在军，在业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用自己多年经商积累的资金，在南华淮创办三鑫苗圃基地，成功培育出樟子松、祁连圆柏、金丝垂柳等苗木80多种，年销售苗木100万株，积极与科研单位合作，聘请技术顾问，安置从业人员，有力推动了高台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发展。
3.3特色林果业发展模式高台县水资源丰富，灌溉便利，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发展经济林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把发展经济林作为振兴农林经济、培植地方财源、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个体农户从经营小果园入手，规模发展，名、优、特、新品种联动，新建果窖，贮藏增值，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4木材经营作坊模式利用县域范围内林木蓄积量大、原材料充足的优势，建设木材作坊，进行木材贩销经营，从事木材粗加工服务，提高商品化程度，使木材资源优化配置，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相匹配，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3.5生态旅游模式高台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在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仍在以小果园、小苗圃、小林场、小庄园的形式遍地开花，在创办技术能力与经济实力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建园与游园相结合，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日趋明显。个体老板顾天亮创办的绿野庄园，营造农田林网108亩，实施退耕还林716亩，植树2.40万株，养羊600只、鸽子500只，建立风情园、蒙古包多处，已建成集农、林、牧 、餐饮、旅游于一体的观光林业综合实体，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4存在的主要问题
4.1认识不到位，生产存在盲目性非公有制林业经济涉及户多，种植分散，经营粗放，生产上有盲目性，人云亦云、贪图发财，重过程、轻管理，小农思想，小富即安，不求林业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的有机结合，给规模化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
4.2资金缺口大，发展后劲不足资金匮乏，投资回收期长，早期获利困难，是制约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瓶颈。有的农户仅仅投入的是劳力，投入到林木补植管护、灌水施肥、人工工资等方面的资金收不抵支，负债累累，经济力量薄弱，融资困难，更谈不上利用外资、股份林业，致使瞅准了的项目办不成、办不好，不能度过难关，发展后劲不足，严重打击了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4.3政策盲区多，保护乏力对非公有制林业，国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护措施。特别是果园、荒地承包、租凭、折股等方面的审批、公证程序，以及投资者及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等方面的不规范，木材采伐限额和生产计划受《森林法》的严格控制，致使个体造林、营林者无偿奉献社会，却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回报，无法变现继续发展生产，造林越多，负担越重，没有强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保护非公有制林业经济产权，树绿了，眼红了，使非公有制林业经营者心寒，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
4.4市场定位低，规模小能力弱高台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企业规模小，营销能力弱，人才缺乏，产品定位低，市场竞争力不强，是制约其稳步发展的一大软肋。各类民营林业实体大多以独家、独户经营，发展规模小，建设档次低，创新意识较弱，科技开发力度不够，信息不灵，自身封闭，加之业主大多为行外人士，家族风盛行，缺乏技术人才，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认识不清，贪图便宜，乱引滥繁，致使大宗苗木多，名、优、新、特品种少，大路产品多、拳头产品少，市场竞争力不强，占有份额低，制约了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
5发展对策
5.1加强宣传，突出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重要地位面对林业发展的大好形势，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思想认识，以开放的意识、创新的观念和敢为人先的作风，宣传非公有制林业在造林绿化、发展经济、提供就业、为国分忧、促进改革、保持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使全社会形成共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策引导、制定规划、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生产服务上来，继续为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5.2加大投资，提高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扶持力度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必须拓宽融资渠道，解决林业长效、迟效性的问题，要积极协调各金融部门，为非公有制林业者疏通渠道，筹贷资金，合资联营，股份合作，大胆利用日协贷款、国债资金营林护林，帮助他们做大、做强产业，提升层次，突现质的飞跃。
5.3完善政策，依法加强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保护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保护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政策措施，扫除经营机制上的一切障碍，让非公有制林业经营者吃上“定心丸”，放开手脚大干，以明晰产权为核心，依法达到“务林者有其地，森林有其主，林主有其权”的目标，真正体现经营者所拥有和处置的权力，活化使用权，稳定地方经济秩序，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巩固和发展。
5.4科技扶持，引导非公有制林业经济抢占市场份额要加强科技指导和服务，加快科技进步速度，开展高新技术培训，引进培育各名、优、新、特品种，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非公有制林业依靠科技进步来提升经营管理层次，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5.5深化改革，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在进行非公有制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完善森林资源流转机制，健全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引导非公有制林业经济面向市场求发展。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小打小闹、产品不定位、缺乏市场导向意识等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被动局面，按照“精品种、优布局、大规模、强科技、增效益”的思路，内引外联，优势互补，推行规模化经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项目。引导非公有制林业经济成份以小流域治理、连片绿化、发展多种形式的加工、运销、贮藏“龙头”企业统一规划，联合开发，形成大户，提升档次，做大、做好、做强产业化，增加抗御自然灾害和承受市场突变的能力，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走集团化发展，集约化经营的路子。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公共支出导向；多部门CGE；政策实验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标时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质量代表增长的优劣或品质，其内涵范围之广、细节之多，恐怕很难全面而详细地概括成若干条目。但是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质量的增长”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进公平、扩大就业、降低税负。因此，本文依据上述几个标准，探讨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导向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从公共支出的角度出发，是因为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密不可分。根据导向或侧重点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偏重经济建设型和偏重社会服务型，随着中国政府从“生产者”和“管理者”逐步转变成社会的“服务者”，财政支出是否也应当从“以生产投资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呢？面对这一颇具规范性色彩的问题，本文并无意确切地给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答案，只是希望通过政策模拟，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为财政政策选择提供实证性的依据。
虽然经济增长是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改善的基础，而后者是增长的根本落脚点，但至少在短期内这两大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当政府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生产建设时，必将使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的负担，不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当财政支出流向民生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可能挤占经济建设投资、暂时牺牲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是正确决策首当其冲的任务。
经济建设支出又称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支援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补贴等，一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间占据财政总支出的60%之多，并被认为是国家资本积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鲁等，2009），以及1978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魏杰，2012；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尽管取得了经济增长上的突出成效，这种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形成的投资型公共支出战略还是在当代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主要原因是在总量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实现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9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当前的53%，经济的绝对增长反倒伴随着劳动者的相对收入降低；再加上城乡、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久未缩小，于是对“民生财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要求财政支出重点投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等公共消费，并通过对居民转移支付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增长成果，也就是服务导向型公共支出政策。这种支出战略符合“以人为本”的主旨，将群众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为根本目的，特别重视健全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目前中国民生支出占比仅为29.5%，与主要发达国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距（罗志红、朱青，2013），那么，如果扩张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相关支出，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阻碍？尽管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证明（宫晓霞，2011；汤跃跃、张毓雄，2012；张荣霞等，2013），但其对收入和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晰。
针对公共支出的方向选择问题，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经指出，政府应当优先投资于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领域；同时公共支出也应优先照顾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边际效用。Barro（2002）尽管同意公共支出应该考虑政治、、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但由于这些领域难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讲，坚持最大化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战略仍是现实中政府的最优选择。Tavneet等（2011）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之间的两种作用机制，认为在拉美、中东、东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民生发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有助于促使经济增长步入可持续模式。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标体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增长与就业、关键基础设施禀赋、享受教育和医疗、享用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性别平等和机遇，尤其强调通过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服务，帮助生活福利条件比较差的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中国，经济转型30年间经济迅速扩张大多体现在总体增长数量的层面上，居民福利水平虽在稳步提升但速度较慢，而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却不断恶化（钞小静、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长”和“民生”导向的公共支出间的抉择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认为，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之后，政府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务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董万好等（2011）的CGE模拟结果表明，保持当前的公共支出结构将降低劳动报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劳动报酬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状况，中国各地区增长数量与福利改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点的选择上也应有所差异。刘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据各地区需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适当地选择加大民生支出还是建设投资。
选择投资还是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经济增长，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为人民群众创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机会，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种公共产品的多部门CGE框架下，分别模拟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侧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对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影响，为公共财政政策导向的选择和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二、多部门CGE模型的基本结构
之所以选择CGE模型，因为相较于计量回归方法对经济总量指标的强调，它更关注经济系统各个因子间的结构性关联与互动，不会桎梏于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灵活，便于模拟政府行为及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模型以SAM为基础，包括9个生产部门――农业、矿产、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运输、私人服务业，6个居民部门――城乡高中低收入组，3类劳动力要素――低学历（小学及以下教育）、中等学历（初高中教育）和高学历（大学以上教育）劳动者。综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标准多部门CGE建模技术：
产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价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础上还将引入4类重要的民生公共产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教育。作为与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这4类产品的供给和配置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储蓄决策，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公共养老金体系
假设居民21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20岁以下完全依赖父母（作为额外消费负担且不产生效用）；成年居民作为唯一的劳动供给者，将时间在养育孩子和工作之间分配，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老年居民没有劳动收入，储蓄与养老金是其主要消费来源。居民在毕生收入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间效用函数采取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费； ：老年期消费； ：贴现因子或时间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储蓄和消费不能超过税后工资收入： ；老年人的消费不能超过储蓄、利息收入和养老金：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生于T时期居民的代际预算约束为：
（2）
其中，cH：所得税率； ：社会保障缴费率；n：人口增长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资中用于抚养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财富；ps：养老金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η发放。以上预算约束对现收现付型和积累型养老保险均适用，保险类型将影响变量ps、τ、w、r。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系统。个人养老金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时期T向社保基金缴费 ，交纳的社保金用于购买资本，T+1时期进入老年，积累的资本总额为 ，则每户居民得到的平均养老金为：
（3）
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制（PAYG），没有资本积累，T期老年人的养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领取金额为 ，nT为T期平均人口增长率。
（二）医疗保险体系
如果将税收、养老、医疗系统作为外生制度，则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其中w是有效工资率，r是资本回报率，GT为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总量，N为居民数量。 分别表示平均所得税率和社保贡献率（个人收入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社保账户由养老和医疗保险构成，因此居民缴纳的社保费用最终将分配为这两种用途；ps代表人均养老保险福利金， 代表医疗支出中由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的部分，φ表示医保共付率。以上预算约束强调，居民第t年的财富等于上一年财富本息和、交纳水费后的工资资本收入、政府福利、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总和减去当年消费。
假设政府拥有一个一般账户和一个社会保险账户。一般账户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费、投资、债务利息、对居民转移支付与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资金来自税收。社保账户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保险，定义政府对社保基金转移支付金额与社会保险金总额之比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业缴纳。令τg、τy分别代表生产税和所得税税率。因此，政府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三）公共教育
现在考察公共教育对不同层次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设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为I Nt：
（4）
（5）
其中，指数R是代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Wl是教育水平为l的劳动者工资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则Wm是劳动者在l基础上继续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资率，τ仍旧是所得税税率，T是总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劳动者将选择接受教育，因此劳动者选择上学的条件为：
居民i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个国家受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近似为：
三、政策实验情景与分析思路
（一）实验情景的建立
政策实验1构建了一个宽松的预算约束情景：假设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资金可能来自国家当前倡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策，通过严厉制止公款浪费，为政府进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额外资源；这一假设与总理在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来自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税技术、打击逃税避税。因此，政府预算收入在随经济常态化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额外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类主要的支出战略：①完全进行生产性公共投资（PUBINV），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扩大公共资本的积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费（PUBCON），例如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当前性公共服务支出；③通过外包、投资信用等手段转移到私人企业用于私人投资（PRIVINV）；④完全作为转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况（TRANS），增加私人消费和储蓄。作为以上实验情景的比较标准，基准情景（BASE）假设在使用增加的预算收入时，政府沿用当前的支出结构配比：公共投资-44%，公共消费-31%，转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实验2放弃预算约束宽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态化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假设政府用于医疗和教育这两大关键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时生产性公共投资降低15%。这一情景的设定从表面上看来，符合当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数量目标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导向，那么这种牺牲当前增长的做法能否如愿换来改善民生的预期效果呢？
政策实验3是前两个实验的后续，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投资，其扩张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遏制浪费、提倡节约”固然可行，但更需要从体制上为政府寻求可持续的压缩开支渠道，而降低养老金支付规模正是可能的选择之一。因此实验3模拟当下备受争议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假设自2013年底男性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而女性则推迟到63；为了鼓励劳动者接受这种改革，将未达规定年龄标准退休的劳动者每月养老金领取额降低0.5%。如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亏空严重，承担兜底义务的政府也面临沉重的社保负担，因此，政府期望通过实施这一政策来削减社保乃至总体公共支出，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预测的宏观经济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将给予一定的解答。
（二）实验模拟的思路
图1展示了政策实验1的分析过程：扩张公共支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在于需求拉动――政府既可以自己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又能够转移给私人企业和居民进行消费或投资，其变动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最终需求，进而波及产出、增加值以及各类要素的收入。这些影响能够在公共支出变动后的短时间内显现出来，因此称为即时效应（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过变动模型中的资本要素投入量，计算需求驱动的即时效应，其对部门产出均衡稳态值的影响见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时滞因素，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未来，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作能力提升效应（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属于非即时影响，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使经济活动摆脱现有的能力限制与条件约束，开拓生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能，属于供给方面的效应（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类公共支出的即时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其在未来长期内带来的资源容量扩大和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训、医疗、文化事业的公共支出，尽管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增加产出，但是通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提高劳动力质量、改进劳动生产率，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供给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共投资对各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实现，因此本文从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中国TFP的投资弹性，以此为依据对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重新运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给效应在内的产出变动（见表1下半部分）。政策实验2的分析思路与实验1类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别考虑需求和供给影响。政策实验3对部门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因此将主要集中于税收负担率、社保缴费率及居民效用的变动。下一节将在产出影响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应。
四、政策实验结果分析
（一）政策实验1
图2描绘的需求驱动效应仅指政府支出扩张通过直接增加国内需求进而对各行业和部门的影响。从产出角度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除了教育以外的几乎各个行业的产出都发挥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尤其是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农业、医疗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产业的产出水平，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推动作用与公共投资相当，对其他服务业的促进最强。而在公共消费情景（PUBCON）下，产出增长较为明显的仅仅有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公共管理），同时制造业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为政府购买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产品（如社会服务、住房等），进而降低了可交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质上诱导生产资源从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再分配，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转移大多数将指向低收入群体，而这部分居民对食品、衣物、日用品、电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为强烈，需求的增加导致以上商品价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厂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产能力、削减出口以更多地服务国内市场，所以转移支付政策下的净出口水平最低。就国民总产值的绝对水平来看，公共投资最高、私人投资其次，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甚至低于基准情景。
相较于需求影响，公共支出的供给驱动效应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从要素供给角度来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供给，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直接将资源转移给企业以增强其投资能力，公共消费情景（PUBCON）通过医疗和教育改善劳动力质量，赋予居民积极参与市场的机会，转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这些效应均是通过刺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实现的。图3描绘了包含要素供给效应的GDP增长率，显然，无论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经济增长率都在单纯的需求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根据实证估计，TFP对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弹性高于其他部门（见表2），因此，最强的实际GDP增长效应出现在PUBCON情景下。图4比较了公共支出结构不变时与侧重公共消费时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考虑了生产率提升效应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长率从基准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长路径几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路径提高0.59%；总需求相对于基期路径上扬了20.7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私人消费比基准情景分别上涨了9.55%和20.42%。因此，从长期来看，服务导向型的公共支出战略（PUBCON）通过增加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供给形成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综上，如果仅仅考虑支出的即时需求推动效应，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各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强，并实现7.2%的GDP增长率；而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长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准情景的6.2%，可以说暂时牺牲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综合考虑公共支出对生产率的长期提升效应，公共消费（PUBCON）战略将超过其他支出方式，带来8.9%的最高增长速度。因此，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以降低增长速度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要素质量的提高终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回升，成为持久、稳定的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综合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效应，以“民生”为目标的服务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显示，从要素回报来看，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扩张，均拉升了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前者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后者则带来了技术溢价（skill premium）；但显然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学历劳动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获益匪浅。资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响，反而在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说明中国社会的资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劳动力供给仅在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显著增长。综合起来，公共消费政策下劳动力总收入扩张最高，是基准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转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资情景（1.2倍），私人投资战略使劳动力收入降低了约30%。
判断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还需要考量合适的福利指标。一般来说，消费是效用函数的关键决定变量，因而能够近似地反映福利变动。图5灰色横条代表各个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费相对于公共支出扩张前的增长率，结果显示，除了私人投资，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费都随着劳动总收入的增加而增长：转移支付由于将100%的额外公共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公共消费一方面减轻了居民在医疗、教育上的支出负担，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也挤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所以对消费的综合效果要弱于转移支付。当然，仅仅考察私人消费不够全面，因为当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变化时，居民效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本文还计算了Hicks等价性变化 作为居民福利测度指标，由私人消费改变产生的效用变化为EV（t）=[（Ut-U0）/U0]I0，假设公共总支出GEXP中对k产品的购买为Gk，则包含公共消费的EV为 。图5斜纹横条描绘了EV指标的变动情况，显然，如果将公共和私人消费一并考察的话，则PUBCON下的EV增长率将反超TRANS情景，说明消费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选择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综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图6进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种衡量指标――城镇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之比、城镇贫困线上下居民人数之比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务主导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劳动收入占比从53%上升到60%左右，而资本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应更有利于被雇佣劳动者不利于个体经营者和企业主；而投资主导（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则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构成、而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组成部分，所以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进一步扩大。转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公共消费（PUBCON）由于显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因而在降低贫富收入差异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对城乡差距的缓解作用略低于转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机会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侧重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增长，却几乎没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显著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规模。
注：贫困线适用联合国当前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费为1.25美元。
图6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模拟公共支出对产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通过需求驱动效应即刻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分配状况；侧重于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通过提高TFP产生持久的增长效应，不仅高于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将会推动居民消费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边际报酬、改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产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时的、在短期能够显现的，而服务性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的效应却有相当长的滞后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中做出选择，在当前利益和未来的福利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
（二）政策实验2
政策实验1表明，政府在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前提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消费项目将会产生持久的增长和公平效应。那么，在预算约束不变时，能否将教育作为最优先发展部门，从其他部门抽调资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实验2假设公共教育支出增长15%，而其他支出类型总和降低15%，并通过模型预测劳动力供给、回报率及收入所受的影响，这里将同时考虑公共教育投资对需求的带动效应和对劳动要素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假设总劳动力增长率与预测区间平均人口增长率2.5%相同。
表4教育优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劳动供给增长率 GDP增长率 6.4 6.7
低（无）学历 2.5 1.7 储蓄和投资（%GDP） 29.9 30.1
中等学历 2.5 2.8 劳动总收入增长率 8.3 7.7
高等学历 2.5 2.9 资本总收入增长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长率
城镇低收入 4.2 3.3
工资率增长率 城镇中等 5.5 4.9
低（无）学历 3.1 6.2 城镇高收入 8.3 8.7
中等学历 4.6 4.0 乡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学历 4.7 4.3 乡村中等 4.2 4.4
乡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拟结果显示，受教育劳动者供给的增长率比基准情景提高了0.3-0.4个百分点，而未受教育劳动者的增长率则比基期值有所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高学历者由于供给相对富余而工资率的增长速度放慢，而低学历者由于变得稀缺而工资增长率显著提高，不难预见在未来，剩余的非熟练劳动者（当前可能处于失业状态）将重返就业市场，这种流动直到工资率降至预期最低水平（基准情景工资率）才会停止。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长反倒导致整个经济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释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倾斜使得生产建设性公共投资的绝对水平下降，加上中国长期存在的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本积累不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中高水平劳动力对资本的需求；当熟练劳动者数量的增加没有充足的资本增长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将会受到限制。这一点恰好印证了现实中的现象――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但是政府和企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导致高学历人才大量富余和闲置进而压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率。而相较于高学历劳动力，中等学历劳动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为低学历劳动者的替代性远远大于对高学历劳动者。
积极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长带动下，GDP增长率略有提高，但考虑到TFP对教育投资高达0.4的弹性，0.3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却相当有限。原因依旧来自两方面：第一，被挤占的公共投资导致需求对生产的直接扩张效应减弱；第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加快，高于储蓄投资率的增长速度0.2%，这样新增加的劳动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工作机会和设备。由此可见，政府在重视人力资本培养的同时，也不能放松物质资本的深化。随着中高级教育背景劳动者的增长，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回报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劳动回报率，资本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工资水平，成为推动私人投资的激励因素。而土地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并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进而在某种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虽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镇贫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长降低，原因在于这一群体主要是没有资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正如前文所述，此类型劳动力在公共教育投资扩张后变得相对富足，同时有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替代的威胁，收入情况恶化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的，却是具有低等或者毫无教育背景的农村人口从不熟练劳动力稀缺溢价中得到好处。
综上所述，收入提升最显著的是农村居民组和城镇高收入组，前者获得数量可观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劳动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后者包括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收入地位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愈加提高。与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练劳动力构成的城市贫困及中等群体收入增长反而显著降低。图7沿用图6的3个指标描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加入城镇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组收入之比。城乡差异由基准时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扩张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镇人口多数的受教育雇佣劳动者工资率相对下降；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却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别扩大了11%和13%；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依然变动不大。因此，通过牺牲其他公共产品而优先发展教育将损害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结果恰恰与政策的初始目标是相悖的。
图7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单纯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虽然有助于经济总量增长，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却无法改善甚至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同时实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扩张战略。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否则，由于熟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协调，教育投资扩张也只能对扶贫济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当前的中国，很多受过教育甚至学历较高的劳动者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依然贫穷。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很明显：加强人力资本的扶贫战略必须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资本积累作为补充，这样才能保证占贫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劳动者报酬率增长，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规模扩张资本有难度的话，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产出结构，使其生产出的人力资本类型更好地迎合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尽可能地降低结构性失业。
（三）政策实验3
政策实验1强调了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时政策实验2又提醒不能在扩张教育的同时削减公共投资，那么，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现存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政府未来需要长期背负的包袱，那么，中国能否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降低养老金支付额，为政府消费和投资节省资金呢？政策实验3将探究这一提案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其一，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影响。图8对比了两种情景下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径。如果不实行改革，养老保险收入由2013年的1.56万亿元扩大至2070年的44.5万亿元，而支出规模则由1.33万亿元增加至120.6万亿元；账户将在2031年左右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收支逆差将在2070达到76.1万亿。如果延迟退休，那么资金缺口首次出现的年份将延长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结余；2070年赤字额为34.8万亿，几乎是不改革时的一半。显然，养老金亏空额越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越轻，可以节省下资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建设投资。
图8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缺口的影响
为了应对退休年龄的延迟和养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同时降低消费以弥补退休后养老金收入降低的损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内，这些响应总体来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缴费率并未立刻明显下降，而仅仅是增速放缓，并在2045年左右达到最大值20.06%（图9a），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将按照推迟后的年龄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因而缴费率始终保持下行状态。
图9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负担率的影响
失业率的相对变化来源于净工资的变动，对于青年群体，社保缴费率降低带来其隐性税负率下降及净收入增加，同时极大抬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反而导致这一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改革头年最年轻工龄人口的失业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劳动力面临的则是隐性税率的增加和净工资收入的减少，因为他们不仅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减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赶上社保贡献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劳动者供给减少，反而使其失业率降到基准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长劳动者的失业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所以总体失业率在预测区间的路径比基准情景略低（图10）。
图10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最后，随着养老保险支付的减少和失业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减对养老及事业保险基金补贴和公共支出，这样在整个预测区间，居民的综合税收负担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平均减轻约7.3%（图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响。根据Hirte（2009），效用变化可以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excess burden）变动和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变动，而收入变动能够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收入变动（本文为0）和净社保收益变动，其中社保收益变动由养老和失业保险收益减去社保缴费。以上分解可以通过效用最大化方法、预算约束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推导得到。表5计算了各个世代居民改革实施前后的等价性变化EV，以衡量其效用变动ΔU，并将ΔU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ΔE和社保净转移支付变动ΔS――ΔS代表净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税负降低。最后一行则是所有世代居民贴现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变动率总和。
表5效用变动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显示，在改革初期已迈入退休年龄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养老金领取总量不变，因而没有遭受效用损失。改革年份处于青年阶段的群体以及更加年轻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时正处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则有所退化。为什么只有年龄稍长的劳动者遭受损失，而年轻和未来世代实际都是收益群体呢？
对于90后以及更加年轻的未来世代，社保收益ΔS为正值，因为延迟退休的政策将推动社保缴费率不断下降，所以年轻世代将在相当长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带来的好处，这种正面影响甚至要大于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带来的损失。同时，平均税率也是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未来世代的税收负担ΔT。根据图9，社保缴费率和平均税负率的下行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显现，而中年劳动者已经在过去的很多年份缴纳了高额的社保费用，又没有剩余的工作时间充分享受低税率，因而其终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代际再分配的结果是将大部分效用从中年居民转移至年轻和未来世代，同时一小部分转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总和略有上升――总的贴现效用大约提高了0.6%。
五、结语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时，政府是选择有利于生产建设性的公共投资，还是侧重社会服务的公共消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与分配公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并预测了在投资导向、消费导向和转移支付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下，部门产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变动情况。比较发现，消费主导型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GDP的增长作用有限，但却能够有效提高国内需求，并引导生产资源从出口流向内需市场；长期来看，能够通过供给效应刺激TFP的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但是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同时，强调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增加劳动报酬，改善以EV测度的福利指标，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但是，上述模拟结果是在假设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额外增加的基础上得出，换句话说，在保证其他支出类别绝对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对增加社会服务类公共支出可以产生以上种种好处。那么，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可否牺牲生产性投资以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呢？模拟结果显示：这样做虽然能够增加熟练劳动力供给，但由于资本积累下降导致就业机会不足，这部分劳动者将相对富余，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工资率下降；对GDP的增长贡献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资本、土地等回报率相对抬高，劳动报酬相对下降，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高水平劳动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结果是加剧了贫富不均。这说明，国家在施行科技兴国、教育扶贫战略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资本深化，否则，将出现越来越多“学历越高反而越穷”的反常案例。
以上两点说明，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服务支出的确需要加强，但“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削减建设投资以扩张服务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强化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从何处来？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考虑了一种方案――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节省公共支出，并模拟了延迟退休的经济和福利影响。结果表明，这项政策将推迟养老金缺口出现的时间，将各年份的收支缺口减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来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和综合税收负担，对失业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显然，延迟退休的措施减轻了政府和居民双方的支出责任，对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私人消费都有积极的作用。从效用变动的角度来看，改革前已经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响，年轻和未来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时处于中年的劳动者却遭受了损失。因此，这是一个代际的效用转移过程，整体看来，所有世代的效用总水平略有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性。首先，仅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响，而政府在进行公共财政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内容无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产业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益提高、资源环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第二，政策模拟中没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战略。既然投资型支出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而服务型支出有利于长期增长与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最优的公共投资与消费之比，在短期和长期最优之间进行折中，既保持当前适度增长，又实现长远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利用多目标决策系统，对公共资金进行合理化配置，以期达到长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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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摘 要】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面临很多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正确认识基础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的现状，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对于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建立共建共享联盟机制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带来了出路。
关键词 基础教育；共建共享；困境与出路
【中图分类号】G443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4）11-0024-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加强网络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与共享”。共建共享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是国家教育改革的需求，也是基础教育实现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然而，当前中小学教育均衡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区域内校际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校际优质教学资源占有数量和质量不均等、不平衡；信息技术发展和硬件建设大大超前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目前，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困境
（一） 资源共建层面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首先以“共建”为前提，而“共建”又以“谁来建”为前提。利益不均等、评价不健全、高投入低效益是阻碍资源共建的瓶颈。
1. 利益互惠不对等，激励机制不完善，学校参与共建的动力不足
资源共建必须以参建各方互惠互利为前提，利益对等互惠是学校参与资源共建的基本动力。然而，目前优质教育资源大多由重点学校把控，而非重点学校能够掌控的资源有限。因此，在共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重点学校付出多获益小、非重点学校付出少获益大的利益分摊结果。如果没有相应激励机制的补偿，重点学校将很难长期忍受利益失衡的共建格局。
2. 评价制度不健全，知识产权难保护，教师参与共建的热情不高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需要教师大量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来支撑。而现有的学术评价制度，使教师开发的优质资源很难得到相应的学术认可，教师付出劳动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使得优质资源开发工作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共建的进度与质量。
3. 投入高、风险大、收益低，社会机构参与共建的意愿不强
优质教育资源无疑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价值，但客观地讲，其替代品也很多，面对网络上良莠不齐的教育品牌，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势其实很难显现。这些不利因素往往使有实力的社会机构（教育公司、投资机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共建产生消极的前景预期，并对资源推广、应用等相关行动望而却步。
（二）资源共享层面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要以“共享”为目标，而一些学校的层级之间交流障碍，或者心态问题以及交流平台的匮乏是阻碍资源共享的瓶颈。
1. 学校之间壁垒森严，门槛林立，妨碍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我国学校分层分级由来己久，不同层次的学校之间交流较少，这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范围狭窄、共享困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通常发生在同一层次的学校之间，至多在同一地域的“联合体”学校之间展开，而合作学校之外，则壁垒森严。
2. 部分学校思想偏狭，心态不一，不愿让自有优质资源参与共享
一些学校往往只对分享其他学校资源感兴趣，却不愿将自身独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其他学校共享。这些学校常常从保护自身优质资源的戒备心理出发，将最好的资源留存自用，而将那些使用率低或价值不高的普通资源开放，参与共享。教师更多地从网络获取资源，却很少上传优质资源。
3. 协同合作受限，共享平台匮乏，大多数学校无处参与共享
受地域空间限制，大多数学校间的协同合作只能发生于毗邻区域，资源共享也多集中在图书、文献交流等领域，共享内容并不丰富。在平台支持的关键环节也缺乏标准一致的设计和优化，这使得大多数学校（尤其是资源薄弱学校）因资源交流平台缺失而无处参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优质教育资源本身层面
各级各类网络教育资源库表面看似繁花似锦，实质内容却大量粗枝烂叶。低水平、重复性教育资源会给教师带来选择上的困难，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海量资源并非教师之所愿，优质资源才是教师真正之所需。
1. 学科课程资源开发不均衡
在区域内教材往往存在多个版本，但学科课程资源开发相对单一，它们之间形成了依靠本区域单方面力量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单一版本的学科教学资源开发与教师多版本学科课程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学科课程资源中，语文、数学、英语等主干学科教学资源多，而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及综合实践课程教学资源较少，开发的学科不均衡。课程资源大多以个人制作的教案、课件等为主，而名师团队参与开发的教学实录等较少，资源开发的主体和表现形式也不均衡。
2. 学科课程资源碎片化
如果把一门学科课程看作一个整体，每个单元、章节就是重要组成部分。各章节作为学科系统中的要素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倘若将部分章、节从学科课程中抽出，开发成以课例、课件、教学设计等形式存在的教学资源，那么获得的资源先天就失去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可能，只能是“碎片”，没有形成系列资源，教学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3. 学科课程资源应用还未从根本上消除“信息孤岛”现象
大多数省份基本建立了以省级教育资源网为中心，各市区教育资源网站为分中心，数字化校园为应用点的区域信息化教学网络，但市、县之间，尤其是校际之间横向联系较少或几乎没有。信息资源应用平台的统一与学校等资源管理的条块分割容易造成学科课程资源重复建设和满足现状的低水平建设。
建立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和模式
要解决目前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缩小学校之间、城乡之间优质教学资源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共建共享信息化教育资源将成为有效路径。
在区域范围内采取由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联合相关机构、教育技术部门和基层学校共建共享已成为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的首选解决方案。由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学研究部门实际操作的中小学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模式值得推广。
（一）多措并举，构建有效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并不是靠单方面的力量或者群体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同时要统一技术标准，为广大用户的共享提供条件。
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筹规划资源建设
要解决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的问题，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优势并将权利下放，对资源建设工作进行统一领导、规划、部署和管理。可以将全国的资源建设以区域的形式展开，建设符合当地需求的教育资源，各区域政府有效整合其他部门在资源建设中的优势，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资源库的建设，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同时，政府应规范技术标准，统一标准是实现共享的前提。
2. 吸引广大教师、学校积极参与
为了避免资源“建而不用”和“用而不建”现象的发生，应该更多地倾听广大教师和学校的意见，满足他们对资源的需求，吸引广大一线教师和学校积极参与资源建设。发动师资力量雄厚且信息技术实力强的学校参与到建设中来，鼓励学校申报教学资源建设子课题，一方面可解决资源的来源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广大教师对于资源需求的方向。
3. 建立“专家引领”的研究模式
只有在先进教学理论和理念的指导下，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才会更加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为此，需要建立专家组引领的研究模式，成立由教研员、教育技术专家、教研专家、课程专家等组成的指导小组，运用新理念和新知识指导教育资源建设发展方向，保证资源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大力推进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
4. 引入“市场运作”机制
网络教育资源的建设资金投入大，单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借助社会各界力量的大力支持，尤其要吸收大公司、大企业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引进和培育市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网络教育资源的建设注入活力，减少技术开发的时间和成本，使之进入良性循环。
5. 鼓励用户参与到资源共建共享行动中来
用户是资源建设效果评价中最有发言权的人。现在很多资源网都缺乏用户评价模块，用户的意见和要求应该加以重视，在资源建设中需要用户参与其中。用户可以对某个具体的资源建设发表意见和看法，同时，还可以上传自己制作的资源，资源网审核通过后给予用户一定的奖励，以提高用户参与资源建设的积极性。
（二）建设区域性统一资源库和地方特色资源库
地方特色资源库主要是指以学校为基本单元，形成学校特色资源库或者县、区特色资源库。建设该库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各校建设自己的特色资源、校本资源，定期对各地各校的资源进行评比，奖励成绩突出的地区或者学校，并给予一定的荣誉证明，将其作为重点学校评比的一个标准参照，强化各地学校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并将各地优秀的学校资源升级到统一资源库中。这样各地各校的资源不仅会及时得到更新和维护，同时，也扩充了统一资源库中资源的来源渠道。区域性统一资源库与地方特色资源库共享模型如右图所示 。
（三）建立区域内分布式资源网络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市或地区的数字化学习资源都是分散存储于该省、市的各个学校或该地区的不同学习资源网站上，应当采用合理的机制对分散存储的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我们认为，建立“区域内分布式资源网络管理系统”是解决资源共建共享的关键。其核心技术与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对资源目录的集中管理
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中心要为广大用户提供一个能覆盖本地区所有数字化学习资源网站的资源目录管理系统，以便本地区不同资源信息中心之间互相访问与资源共享。系统应提供专用的教学搜索引擎，以实现对不同资源站点上相关信息的快速查询与检索；当用户需要打开某个资源时，资源目录管理系统应提供重定向功能。
2. 对资源数据的分布式存储
优质教育资源网是由多个资源站点组成的，资源网内每一个提供资源信息服务的站点都是资源网中的一个节点，用于存储实际的物理资源。资源节点之间基于一定的信任授权关系进行资源互访，资源元数据信息与本地区学习资源中心目录管理系统中的目录信息保持同步，因此，可以实现网络系统内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分布式存储和集中式管理，并提供广泛的基于共享的数字化学习资源服务。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广东省级财政安排22亿元全力支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要求省内各地级以上市根据实际情况设立配套资金。
浙江省政府以对银行贷款风险进行补偿为抓手，制定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及相关考核办法，2008年安排省级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6500万元，累计拉动258亿元贷款，近20万家(次)中小企业获得融资。
重庆市在固有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之外，在2009年印发实施《重庆市促进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财政补助实施办法》，另外安排7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各类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银行、担保机构进行有关补助。
云南省在2008年追加预算安排2亿元中小企业专项扶持资金的基础上，2009年继续安排2亿元资金。2009年至2012年，省级财政安排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2008年为基数，每年递增10％。
通过促进中小企业上市，缓解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
广东省制定《广东省中小企业改制上市的指导意见》，建立中小企业上市资源库，每年从资源库中选择部分成长型百强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育辅导，并针对中小企业上市的实际进度分阶段适当给予资金奖励。
四川省建立中小企业上市资源库，积极推进中小企业上市工作。
云南省制定并实施《云南省中小、非公企业上市培育办法》，每年从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中安排1000万元用于中小企业上市补助及奖励。
重庆市出台《关于促进重庆证券市场发展的意见》和《关于鼓励企业改制上市若干政策的意见》，培育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上市。
大力扶持创业企业
浙江省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把鼓励创业、促进就业的税收减免、小额担保贷款、贷款贴息补贴、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场租补贴和免费就业服务等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创业人员。
四川省规定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下的公司可零首付注册，3个月内注册资本到位20％，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2年内注册资本缴足。凡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的生产型企业，经营项目涉及前置审批事项较多，在筹办期间，经企业申请，可核发有效期1年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可核为“筹办”。
云南省制定《云南省全民创业产业指导目录》，编制《云南省创业项目指南》，建立“创业技术管理服务专家库”和创业服务网络平台。
实施税费等减免政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四川省降低中小企业抵押贷款等筹资成本，对评估、登记在标准费用基础上减半征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071—02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过投资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负责，免费向公众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权威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会成员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应注重社会成员的回应度。
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即实现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失灵等各种因素，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时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义导致供给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导致供给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现状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者，经济个体都是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公民来说，他们要考虑参与政策制定这一过程的成本和收益，以获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参与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会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参与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会选择消极参与，不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会真正地思考和参与其中。
2.公民参与意识不足
我国千年来的帝王封建统治造成我国社会的“顺从”思想，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对的，个人的意见对政府的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对政府的决策有什么不满也不会表达出来，只是选择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与群众缺少沟通，信息公开不足——供给量不足
我国从2008年开始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各部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开渠道，各省市政府网站都专门开设了信息公开栏，为公众提供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突发问题时，政府总是习惯于封锁消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事实上却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挫伤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2.公民参与流于形式——供给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过程，是利益冲突均衡的结果。在实际发生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来谋取部分群体或个体的利益，从而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调和功能，继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会牵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设水电站为例。针对是否在怒江建设水电站，公民，专家，媒体，政府之间进行了一场博弈。环保组织抵制建设水电站，专家则呈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建设水电站有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则认为这会破坏当地环境。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的当地居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从中可以获得巨大收益的当地政府和国家水电却成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对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给渠道受阻
目前我国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条，即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他们的政治活动来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党政部门中设立的信息反馈部门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及党政部门的领导通过政策决策前举行的各种座谈会、听证会调查研究收集决策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没有明确的制度体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订处于被边缘。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脱离，的“滚雪球”效应，听证会的“听而不谏”，这些都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参与渠道基本上都只是发挥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为实现有效供给，政府应如何改进工作
（一）培育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文化
随着近年我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公民开始逐渐参与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决策也更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使公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公民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区基层这一平台，大力宣传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社区服务工作，培育公民参与文化的氛围。
（二）做好“公开，透明”工作
信息作为当今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关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此政府应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包括政策制定相关信息的公开化，政策背景和资料的公开化，政策决定理由的公开化，政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公开化。信息公开应做到两方面的公开，即“群体增长”和“内容增长”，加大宣传力度，开辟多种渠道信息，放宽对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有关政策的具体细节，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
（三）领导者转变观念，注重社会舆论和民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96.9%的公民认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征集民意。以2010年的北京治堵为例，北京市在制定治理交通综合措施的征求意见稿时，用了7天时间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市民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在征求意见期间，网上收集到意见和建议2929件，信函和传真425件，其中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占94.2%。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服务，因此各级官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民主的决策作风，重视调查研究，关注社会舆论和民意，确保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本身均处于公正民主范围之内。
水驱特征曲线是指油田注水（或天然水驱）开发过程中，累积产油、累积产水和累积产液量之间的某种关系曲线。水驱特征曲线法的实用与简捷使其在已知的各种常规注水油田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利用水驱曲线法可以预测水驱油田的有关开发指标。因此，对于采用注水替油开发的缝洞型油藏，完全可以借鉴常规注水油田水驱曲线分析的技术思路。
2.1 水驱特征曲线法适应性评价及筛选
我们利用现有的注水开发资料，对注水周期数较多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典型注水替油井进行水驱特征曲线分析，通过对各种水驱特征曲线计算结果的分析，发现甲型曲线和乙型曲线的相关性比其它情况好，因此本文计算采用甲型、乙型水驱特征曲线。
2.2 注水替油井可采储量的确定
塔河油田注水替油采用周期注水的方式，考虑到每一轮注水对产量影响的时间是有限的，这里选取注水周期数比较多的注水开发井进行分析；同时考虑注水前后生产情况的变化，在确定累计产量的过程中，对时间节点的选取进行处理，这样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情况，可以得到比较可靠的结果。
选取注水周期数在7个以上的8口注水替油井进行水驱特征曲线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与甲型水驱特征曲线相比，乙型水驱特征曲线的回归相关性更高，可采储量的计算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因此这里将利用乙型水驱特征曲线计算注水替油井的可采储量，对于一些注水替油井以甲型水驱特征曲线进行辅助计算，在提高结果可靠性的同时，还可以得到注水替油井的地质储量。
2.3 塔河油田注水替油井动态储量计算的经验公式
首先利用物质平衡法计算了五口注水替油井的动态地质储量，同时对其累产油与累产液进行了半对数分析，得到斜率系数l，即乙型水驱特征曲线的斜率系数。将地质储量n与斜率系数倒数1/l绘制在半对数关系图上可以发现，两者呈现出较好的线性关系，如图1所示。
2.4 利用经验公式计算注水替油井的动态地质储量
利用经验公式（2）对6口注水替油井进行动态地质储量计算，结果见表1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使用本文提出的经验公式计算出的地质储量与前期使用物质平衡法计算得到的地质储量相比，二者相差不大，可以认为二者结果一致，说明本文提出的经验公式对塔河油田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3 结论
关键词：法人格 否认 公司解散
对瑕疵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更多围绕公司资本的充实、主体人格的健全、债权人利益保护以及社会交易安全等方面进行探讨与规范的，而对产生纠纷的股东如何寻求司法救济则涉及不多。现实中，不少瑕疵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基于退休、死亡、缺乏合作合意、公司僵局等因素而不愿继续参与公司经营、承担经营风险。当该股东与其他股东不能协商解散时，是否可以请求司法救济？如何选择救济的途径？实践中又如何操作？而上述问题，目前我国公司法没有任何相应规定，但这恰恰又是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结合公司法理论和国外的相应立法实践，笔者认为瑕疵出资的股东是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故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作一些探析。
救济途径之一：由股东提起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请求。
公司资本是公司营运的物质基础，是公司人格独立的重要条件之一，公司在取得独立人格以后所进行的经营活动中，其所从事的营运活动的性质及其规模应当同公司的资本保持适当的比例。以公司方式组织经营，而又未具备足额资本，可以认为出资人利用公司制度逃避股东个人的责任，实际上将损失的风险转嫁给一般公众中的某些善意的成员。故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是导致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也都是依靠显示公司资本不足的事实，来证明公司独立存在的不公平性而应当揭开公司面纱。
瑕疵出资主要分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两种情况，并且都可导致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这也是瑕疵出资的公司提起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请求的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虚假出资中，如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低于《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法定最低限额的，那么公司就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股东”之间实为合伙关系，应当按照合伙关系对共同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抽逃出资中，由于抽逃出资发生在公司已合法成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长期的司法实践认为不论抽逃多少，哪怕将资本抽逃完毕，也不影响公司独立法人资格，股东仅在所抽逃资本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笔者认为，股东虚报出资与在公司成立后将资本抽逃，主观恶意相同，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同，都是使公司丧失运营的物质基础，而两者的法律后果却有质的区别，不符合法理。特别是对于公司成立之初股东即将资本抽逃，使公司处于无资本运营状态，如果仍坚持将其与虚假出资区别对待，其后果是等于鼓励股东先出资再抽资，不利于制裁抽逃资本行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就目前而言，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初尚未正常经营之前即将资本抽逃，使公司所余净资产达不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额，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由股东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中，主体要件所体现的是严格责任，公司小股东可为自身利益而行使小股东保护权，但一般而言不宜提出公司法人格否认之请求。只有在瑕疵出资导致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股东又无法共同经营时，才可主张。否则，有失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将会导致整个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与自身的存在价值相悖。
救济途径之二：行使解散请求权
我国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对股东的解散请求权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对于外资企业而言，股东享有解散请求权；而对于内资企业而言，股东不享有解散请求权。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立法、司法上作如此规定，尚可理解。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加入WTO后，按照企业性质的不同对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分别予以规定并无充分的依据。
我国公司法排除公司的解散请求权，强调所谓的公司的长远利益，强调公司法人团体的集中意志，强调公司运行中的社会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强调减少司法权对公司内部纠纷的干预，忽视和抹杀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把股东平等的原则仅仅落实在同股同权方面，不符合商事法律制度的规范性标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司运行机制的混乱。而从现代公司法理论或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分析，设立股东解散请求权既有现实性，又有必要性。
其一，公司的营利性、契约性决定了股东享有公司解散请求权。按照流行的公司法人所有权的观点，股东一旦将其资产投入到公司，便丧失了对其投入到公司中的资产的所有权，而换回了仅以其投资额对公司负责的有限责任特权，并且享有按出资比例对公司事务加以控制的权利；而公司却形成了对众多股东投入其中的资产的法人所有权。这种以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和股东股权相契合的财产权结构是公司作为团体人格主体的必然逻辑，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公司的股东不能要求解散公司，而只能转让其出资的最重要理由。①这种观点实质上将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绝对化，割裂了股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股东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其目的是利用公司这一外壳和载体，谋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公司虽然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但它最终仍然不能摆脱股东的控制。公司的法律人格性毕竟是一种法律拟制，正如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所说，“公司的概念是一种法律拟制。它是一个允许便利地限定法律关系的法律结构，但最终仍然是那些藏在公司背后的人和他们的行为决定了公司的未来和其他人的未来”。②可见，公司的人格实体并非绝对化。换言之，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当其出现病变，不能救治，不能再生存时，也应当允许其灭亡，这样才能鼓励投资，公司才可得以不断繁荣发展，社会资源才可得以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的契约理论认为，公司“乃一系列合约的连结”，③公司的交易者是自愿参与到公司中来并在互利的期望和承诺的基础上合作之产物。
公司法是作为公司合同的模本、公司合同的漏洞补充机制而存在的，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基于对非效率目标的追求，公司法可能会稍许偏离市场轨道，获得了一些公的属性，但这不应成为公司法的主导价值取向。有限责任公司的契约性特征更为明显，公司资本是在股东熟悉、信任基础上，自由出资形成。股东一般能就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利分配和运作以及公司资产、利润等制度进行协商，而协商结果相应地受到法律保护，在这种协商的结果没有对他人利益造成妨害时，法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缔约、解约的自由。在此基础上，“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进一步主张，股东可以基于一定的缔约环境或情事而成立公司，也可以因缔约环境或情事发生重大变更而解散公司，享有一种期待权，其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股东的期待就会落空，持有异议的股东就有权退出。当股东在公司中的权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复股东权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时，权益遭受侵害的股东就应当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因此，倘若公司内部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公司的投资政策、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等发生重大变更，导致股东的预期利益落空，就有必要赋予股东解散公司的权利。④
其二，设立股东解散请求权是司法权力对公司运营适当干预的体现。不少人一直对股东公司解散请求权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股东之间的争议和公司管理机构的行为，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司法不应干预和介入，而应由当事人自主处理，司法机关只应受理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法律事项。这种以内部关系排斥司法救济的认识与某些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不能摆脱以往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法律性质的传统认识有直接关系。公司法是对公司内外法律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公司的内部关系亦属公司法调整的范围，由此而产生的争议亦需得到司法的救济，不存在司法救济之外的公司内部关系。实际上，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都是因内部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股东对公司之诉，还是股东与股东之诉，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的赔偿之诉，都属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显然，司法机关是不可能因其属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
其三，设立股东解散请求权是保护股东利益的现实需要。由于股东们法律素质不高，往往还是商界的新手，缺乏对未来经营冲突的应有分析和预见。“各方经常不在法律文件中清楚地描述他们希望管辖他们之间关系的权利和义务”，⑤公司章程大都“复制”法律条文或按公司登记机关置备的章程格式和有关机关的章程指引，缺少实际支配公司的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诚信义务等个性化条款。在公司法的资本多数决原则下，持有公司多数股份的大股东只要以公司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即可控制公司，且现实中股东会决议往往反映的只是大股东的意志和利益，所谓股东权平等原则常被打破，而我国公司法对此任意侵犯中小股东利益行为恰恰缺乏相应制约、监督、保护措施，遗漏了司法解散制度的规定。把公司变成了小股东的“经济监狱”，他们不能以投票权制约大股东，在股东关系产生裂痕时他们无法正常转让其持股，不能撤资，利益分不到，财务帐册不让看，在股东争斗激烈的企业中大股东甚至下令关闭公司大门不让小股东入内，⑥严重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但如果我们建立设立了股东解散请求权为代表的小股东利益保护的诉讼机制，一定程度会促进大股东履行其对小股东负担的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进而改善公司较为混乱的运行机制。
需要指出，本文系针对瑕疵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展开的，不存在解散之外的其他替代途径。而请求解散公司是一种严格的司法救济途径，除非公司存在着无法弥补的解散事由，非解散公司无以平衡利益，并在股东间的股份转让或其他救济方式无法进行的情况下，才可考虑作出解散的判决。
注释：
①王伟、陈学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刍议》，《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
②梁定邦：《公司伦理》，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编：《金融法苑》1999年第1期。
③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路径与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④李泫永、官欣荣：《公司僵局与司法救济》，《法学》2004年第4期。
⑤[加]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译，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499页。
[关键词] 优质护理服务；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疗效；应用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5（a）-0137-02
围术期的护理对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的术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预后[1]。本研究对本院妇科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妇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共82例，患者年龄均在21～55岁，其中，单发肌瘤48例，多发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1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32±3.76）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9例和浆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小（5.44±1.10） cm；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82±3.52）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8例和浆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小（5.22±1.32） cm。两组患者在年龄、肌瘤类型和大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
患者临床症状均符合子宫肌瘤诊断标准，且经妇科常规检查、彩超检查及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并确定肌瘤位置和数量。术前行诊断性刮宫以排除子宫内膜恶性病变或其他性质病变，且患者无严重器官功能障碍和血液系统疾病，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等。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等，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服务，具体为：
1.3.1 术前护理 术前与患者进行耐心的沟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内心需求，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知识宣传，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关知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紧张、焦虑及恐惧等不良情绪，树立康复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1.3.2 术中护理 加强术中监测，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护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较高的服务水平，对术中气腹机、双极电凝等运转情况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师进行处理；术中进行腹腔冲洗的护理，并及时更换腹腔冲洗液，并保持冲洗液的进出平衡；护理人员应掌握各种技术及手术操作，如手术床的使用，患者的适当固定，高频电刀的使用等，配合手术医师完成各项操作；做好充分应急准备，减少术中并发症的发生。
1.3.3 术后护理 术后12 h内严密观察患者血压、脉搏及呼吸等生命体征变化，并给予常规吸氧；指导患者术后进食高热量、高维生素的流质食物以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对于切口、导尿管、术后阴道出血等并发症进行护理，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健康教育、医患关系及护理主动性等，其中85分以上为满意，75～85分为基本满意，60～75为一般，60分以下为不满意。
1.5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各组指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值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由临床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为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75.61%）；并发症发生率为7.32%，明显低于对照组（19.51%），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1。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100.00%，而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为80.4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2。
3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之一，多发于30～50岁中年妇女，具有较高的发生率，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为子宫切除术[2-3]。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腹腔镜设备的不断改进，腹腔镜下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适应证不断拓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患者住院时间短等优势[4]。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强化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尊重患者需要，为患者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全面及最贴心的服务，利于患者的临床治疗和康复[5-6]。本研究对本院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临床有效率和患者满意度[7-8]，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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