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09:28:57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法律与利益的关系，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医患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准确界定是彻底解决医患纠纷的前提。近几年来，医患纠纷的持续攀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法律角度看，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医疗立法的不完善和法律界对有关医患纠纷诸多问题认识上的模糊。其中，医患之间法律权利义务关系的准确界定首当其冲，它是彻底解决医患纠纷的前提，并最终对医患纠纷的法律适用和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医患关系；权利；义务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与患者或医生的交流，在实践的法律宣讲与对话中，我们发现医方和患者往往就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很难厘清，双方往往就某一表象上模糊的法律问题而各执一词。其实权力和义务本就是法律上的名词，需要精准的理解和辨析。
一、医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医务人员的权利
病人到医院就诊时，医务人员有权根据患者病情考虑采用什么治疗、检查、护理方案，根据疗效有权随时修订治疗计划，促使病人早日康复，回归家庭与社会。同时医务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有权得到病人的尊重，保证其基本人身权不受侵害。基本人身权是医务人员最基本的权利，如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维护，那么他们对患者的诊治、护理权利怎么能得到落实呢？这些权利不能实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也就无从谈起。
医务人员以他特有的技能为人们（或患者）的生命健康服务，甘当人民身体健康的保驾护航员，他们为此对国家、社会、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权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
（二）医务人员的义务
医务人员的义务指法律赋予医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履行的责任。是他们对患者、对社会应负有的道德职责，他们的义务与权利是相对应的，他们的义务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命与健康。这种义务是应该而且是必须做的，是无条件的，是由医务人员这个特定职业角色所规定的，是医学、人类健康的需要。面对病人，应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一宗旨放在首位，以其所掌握的全部医学知识、治疗手段以及熟练的职业技术操作为患者解除躯体、精神上的痛苦。既然已选择医学这一职业，就要对其职业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而不能以任何理由忽视这一义务，否则有失职业伦理道德，且要承担法律责任。
医务人员的义务是行使、享受其权利的前提，医务人员正当、合理的行使其医疗职责是对病人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任何偏离这种义务都是有违医学道德的。因此，医务人员在医学实践中享用权利的同时，不能忘了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义务，要把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梳理好，把它们有机的统一于医疗活动领域中。
二、患者的权利与义务
当病菌侵入人的机体后，机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从而产生疾病，患者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会表现出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导致病人及家人各方面的压力加大、情感脆弱，希望得到别人更多的关怀，尤其需要医务人员更多的关心、关照。
前些年，社会只注重和强调了医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忽略了病人也是诊疗过程中的主体，没有过多强调患者的权利与义务。近些年来，病人的权利与义务相继提出并确定下来。明确病人的义务，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病人的生命健康权、医疗权。病人履行义务一方面是对自身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另一方面是对医生劳动的尊重。
（一）病人的权利
人的权利有很多，从生存角度讲，生命健康权是最为基础的权利。正如洛克所讲：“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的权利。”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要体验到生、老、病、死的自然历程。显然，病魔在这其中是对人的生命健康的致命的摧毁，每一个人都有与病魔的抗争并得到治疗与恢复的权利，就好比他对于食物、衣物的需求一样，否则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每个人虽然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不同，但他们都有权到医院诊治疾病，都应该得到医务人员一视同仁的对待，人格受到尊重，获得公正的治疗、护理。WHO提出，到200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每个人有获得基本医疗保健的权利，任何违背这一权利实现的现象，都是对病人医疗健康权利的侵犯，是有悖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宗旨的。
（二）病人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病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他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权利的实现。
尊重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劳动，尽力配合其诊疗护理。相信他们的技术能力，与医务人员一起共同战胜病魔。听从医务人员的建议，改变各种不利于健康和病情恢复的不良的生活习性，树立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
医学发展、医学知识的发展是永恒的，但是医务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却是有止境的。另外，医学目前对许多“病魔”的治疗尚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以上这些都决定了医务人员在这一职业中所承受的压力和要担当的风险要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作人员高的多。因此，病人有义务了解这些情况，并对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特性予以理解和包容。当出现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引发医疗纠纷时，不能意气用事，应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待问题，或利用法律手段来处理问题，不要对医院、医务人员实施暴力，侵害医疗工作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
三、“法眼看医患”，构筑和谐医患关系离不开法律
法律也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它与道德调节人们行为的手段不同，主要靠强制性的手段来调节人民的行为活动，带有外在的强制性；而道德调节人的行为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 ，具有自律性。但二者又是有联系的，当设计与制定法律制度时要考虑到公平、公正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法律需要以伦理道德作为基础，反过来，伦理道德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才能使扬善抑恶的善行得到弘扬。
（一）明确医患权利与义务，为医疗服务立法，改善医患关系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医疗制度改革，使医患权利与义务发生了偏差，医患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态势，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不仅患者的生命健康权没得到法律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人格权利也没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他们的义务也同样没能通过法律得到落实。目前，国家还没有旨在专门为医患权利与义务而设定的特定法律。为尽快达到和谐医患关系的目标，应该依托医疗制度改革的背景，结合医患之间的特点，为医疗服务立法，建立《医疗服务法》，依据法律来缓和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服务法》应明确规定在医疗活动中，政府、医院、医务人员、人民（患者）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以及因各方职责、义务落实不到位引发医疗纠纷后的法律程序、如何处理，让医患双方在诊疗、就医活动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二）完善医疗诉讼制度，均衡医患双方的责任分配
我们发现，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由于医务人员熟悉其工作环境、工作流程，拥有大量本学科的知识，决定了在提供证据方面医务工作人员处于主导、优势地位。因此，在分配举证责任过程中，法律应充分考虑到患者的弱势处境，尽量维护他们的权益，保证医疗诉讼制度的公平性。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显然，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分配责任时充分考虑到患者弱势境况，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实现了公平原则。但这项制度的出台也将会是一把双刃剑，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它可能会致使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采取保护性诊疗活动，出现过度医疗现象。
为了遏制医务人员过度医疗的现象，政府、医保局等单位应加强对其监管，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药品、医学检查的适用范围，发现医务人员有过度医疗的行为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实施医疗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后，医方要承担主要的医疗举证责任，但并不意味患方就无事可做了，否则医疗纠纷就会越来越多，以致于医务人员整天被医疗纠纷缠绕，而没有更多精力做好救死扶伤的本职工作。为避免这一可怕现象发生，患方还是要担当一定的举证责任的，有责任提供在医院看病的病历、辅助检查等，以利于法官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眼看医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政府、医患双方等多方坚持不懈的努力，各司其职，均衡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使医患双方能够相互包容、相互信任；同时，还需要将制度的他律性与道德的自律性有机的结合起来，为达到和谐医患关系的目标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郭学涛.医患关系的定性分析[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院报，2005年8月.
[2] 邱祥兴.医学伦理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
[3] 沈志婷.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研究[DB/OL].万方数据库.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善良风俗 法治 德治
一、问题来源于一个案例
1.案例――来源于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用两难问题研究人的道德发展,其中“海因兹偷药”的故事最为有名。内容如下: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特殊的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城药剂师最近研制的一种新药。配制这种药成本为200元,但药剂师却索价2000元。病人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借钱,最终才凑到1000元。海因兹迫不得已,只好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药,或者允许他赊账,但药剂师说:“我研制这种药,正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撬开了药店的门,为妻子偷了药。
2.问题的提出
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但是它同样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先看一下以下问题。首先,海因兹该不该偷药?其次,海因兹偷药救人违反法律吗?第三,造成海因兹偷药的原因是什么?第四,海因兹偷药违法,但是没有违背道德,应不应判刑?
首先,从法理的角度看,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是具体规定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不能正常运转,它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来维护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统治。
其次,从道德风俗的角度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等方式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特殊行为规范的总和。
3.对于问题的分析
第一,海因兹偷药是为了救妻子的命,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需要;药剂师卖药赚钱也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针对这一点,为了各自的利益,海因兹和药剂师都没有错,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有各自的理由和原因的。
第二,海因兹偷药违反了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但却是为了救人;药剂师虽然将药价抬高十倍,违背道德良心,但是并没有违反法律。
笔者认为,法律不是死板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甚至可以通过共同的协商和民主的程序来改变。而且社会中除了法律还有诸如生命的价值,全人类的正义,个人的尊严等更高的道德原则。所以,海因兹的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律,但是在道德上认为海因兹有责任挽救任何人的生命,不管这个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朋友,或者是路不相识的人。药剂师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海因兹偷药这一行为。
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人类社会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虽然这两大规范之间所依靠的力量、调节的范围,调节的方式不同,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1.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法律与道德就是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道德调节和法律调节是管理国家社会生活的两种重要手段。对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实践证明,否定道德的力量,只依靠法律手段难以达到管理社会生活的目的;同样,只把道德作为管理的唯一手段,认为道德万能,忽视法治建设,同样不能够有效维系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
(1)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方面,法律教育的作用,法律制裁的威力,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又能够有效促进法制建设的发展。
(2)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存在部分重叠现象。
道德所提倡的内容会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出现;同样,法律规范中的一些条文,也是道德规范所要求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成为社会对民众的道德要求,也是国家对民众的法律要求。我国《宪法》规定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内容,《婚姻法》中规定的“敬老爱幼”的要求,既是对公民的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要求;既是道德规范,也是法律规范。
作为社会的基本控制方式,法律与道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助共生,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灵魂,没有道德,法律就缺乏根基,将成为徒有其表的没有灵魂的形式。法律是道德的载体,没有法律,道德流于空疏,无从落实。
2.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
(1)立法应该努力制定符合社会道德,像是民法领域,应该更多的考虑到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像是人伦、亲情、社会习俗等等的道德准则。
中国过去的民事司法方面讲情理是一个传统,在法治的进程中提倡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即使鼓励老百姓去诉讼,但诉讼和司法并不能解决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纠纷。有必要更多的提供一些非诉讼的纠纷解决途径,使老百姓一方面能够解决纠纷,同时又可以缓解法律在发展过程中的过快速度。
(2)当然道德并不是永远都跟法律保持一种很好的协调关系。
不能因为规则不近情理,执法的某些程序不能理解,就拒绝遵守法律,拒绝依法办事。道德是不能高于法律的,但是法律与道德是一种和谐的互补关系。
(3)笔者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互动的,互补的关系。
法律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法律的适用范围与道德相比狭窄的多,而且法律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处在变化中,是丰富多彩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用一套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这就需要一个补充,这个就是道德。在一个国家的立法、执法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
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正确的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现实而深远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1(1).
论文摘要：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不断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禾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国内外诸多学者在质疑声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法律领域的客观性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律领域客观性问题进行梳理，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的法治具有知识性的贡献。
一、导言
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后现代主义代表着反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后现代思潮之下，法律活动俨然演变成了一场游戏，甚至出现了诸多与法治终极目的不符的异类，不断挑战着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裁判是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终局方式，司法裁判领域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重灾区。几乎司法裁判领域的所有因素都被解构了，法律本身被质疑为不确定，法律解释遇到了“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不同”的尴尬，裁判事实成了法官任意打扮的小丑，判决结果受到了法官“法感”的左右。
法律的不确定性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前法律的确定性是公认的正确命题。机械法学是法律确定性的最佳代表，机械法学排除法官的一切主观臆断，扮演着自动售货机的角色。此时法律领域的客观性似乎得到了坚固的维护。但自由法学打开了封闭的大门，承认世界的不可预测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法律不再是确定不变的规约，而是法官可以解释的材料。语言哲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客观性被进一步击溃。从法律概念到法律结构，法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被完全地解构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们将法律的不确定推到了顶峰，从规则到事实都遭到了怀疑。
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前理解、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对话等词汇不断进人法律解释的视野。遗憾的是，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对于事实的客观性问题更是缺乏保障，从客观事实让位于法律事实，从法律事实让位于法官事实，都反映了事实的主观化趋势。
如果这些学术思潮发生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至少有完善的制度与优秀的法官保障法律解释与裁判在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但这一切如果发生在法治建设中的中国，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在人治传统久远，法治脆弱的中国，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还函待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盲目地解构法律与司法裁判是危险的。当前，不是去过分强调司法裁判领域的主观性，而是需要树立人们对司法裁判领域客观性的信心。不是将法律解构的体无完肤，而是要人们获得踏踏实实的正义。所以，在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背景下，结合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必须坚决地站在维护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维护法治的现代立场。“法律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法律诊释有没有客观性，这是法治命题能否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逆潮流而动，甚至是老生常谈，但笔者坚信在中国语境下，捍卫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势在必行。
二、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挑战
对于客观性的挑战可谓来势汹汹，本文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一一地展示，只是勾勒了挑战的主要脉络。目的是知识上的系统化，期望为客观性的拯救有一个指南的效果。
日本学者来栖三郎的言论最激进和最具代表性:“法律家是何等霸道!常驻以客观性之名，主张自己所为之诊释是唯一正确的客观解释。然而，在他人看来。法律家是何等的悲屈!彼等竟然以为依据的法律即可以将人类生活规范无遗;又倘若不做此想，便会感到心境不宁，从而法律家是何等虚伪不负责任!总是将主观想法隐藏在客观背后。
在西方，自由主义法学派在批判法律客观性或者确定性时，是以概念法学为靶子展开批评的，耶林和赫克论述了概念法学的幻想和法律推理的部分不可能，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体系。现实主义法学派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卢埃林是“规则怀疑论”的代表，坚持反对法律的预测性，主张法官能动地创造法律;弗兰克是“事实怀疑论者”，认为法律适用中事实无从捉摸，受法官的偏见左右。批判法学派从语言学进行解构，加强了对法律的怀疑。
肯尼迪从规则内在矛盾角度解构法律，哈斯纳斯从法律原则的内在矛盾瓦解法律，最终的目的是得出法律不确定的结论。社会法学派通过引人社会学因素，将法律逻辑自足和事实的确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颠覆。哲学解释学的兴起，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地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
在中国，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律不确定，案件事实的模糊性等呼声不绝于耳。面对复杂的司法环境，司法能动主义的声音也在响起，法官面对法律时的姿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有超越法律之嫌，法律的客观性也受到挑战。所以，笔者以为在当下坚持克制主义的司法立场，维护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最终实现客观的裁判尤其具有实践意义。
三、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拯救
(一)法律文本客观性问题
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认为，与法律有关的客观性涉及两个方面:适用于当下个案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否是客观正确的;法律理论能否摆脱主观和偏见，获致方法论意义上的客观性。
波斯纳认为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客观性观点。一是本体论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是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里”的什么东西。第二种是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虽然人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如果他们有科学的世界观，可以对法律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波斯纳对这两种客观性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波斯纳通过运用反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实用哲学方法质疑了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波斯纳提出了交谈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理论，即“合乎情理”。“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对话、协商过程，但不以形成共识为必要，试图限制法官的悠意，努力发现法官行为中的可预测因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法律活动理论。同时，波斯纳认为道德哲学对于建构“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并无多大意义。他认为道德哲学无助于法律难题的解决，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更没有什么用处。
马默坚持法的客观性是综合的。包括语义上的客观性、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和逻辑上的客观性。语义上的客观性是指特定类型的陈述可以在语义学意义上是客观的，即使这些陈述所描述的客体毫无真理性可言。形而上的客观性，意味着真理性，谈论中的陈述之真理性在于这个事实，即存在一个客体，且其特性与该陈述的描述相符合。逻辑上的客观主义认为一个特定种类的陈述是客观的，当且仅当该类型中的任一和每一陈述有确定的真值。逻辑上的主观主义者否认将真值赋予他对此事主观主义者的那类陈述的可能。
哈特指出法律规则由日常语言构成，而语言存在“意思中心”与“开放结构”两部分，“意思中心”指语言的外延具有确定的中心区域，而“开放结构”存在着边缘地带，所以，法律既是确定的又是模糊的。哈特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法律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意思中心可以具有法律本身的客观性与解释的客观性。在边缘地带，道德判断、政策影响、利益衡量等诸多主观因素将进人这一领域，法律的客观性将受到一定的冲击。
德沃金是法律客观性的坚强捍卫者，他将法律区分为“明确的法律”和“隐藏的法律”，前者是那种印有文字的文件，而后者是一种法意，只有通过诊释才能获得。德沃金把法律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建构性解释活动的结果。因为法律规范总是以法律体系中的原则、政策、道德、普遍信仰、学说以及观念等为文化背景，基于相同的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知道或者大体知道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各种因素的扶持之下，法官可以为每一个案件寻找到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在法律的整体性概念中法律的客观性得以保存。德沃金通过自然解读、内在者的立场和反思平衡的方法阐述了道德客观性，从整体性法学而言，其间接地维护了法律的客观性。
沃尔豪特(Donald Walkout)在价值客观性上区分了德国的理念论(idealist)和经验主义的看法。前者指价值的客观性就是超越个人的控制;后者在三个层面上主张客观性:方法论上的客观性，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形而上的客观性。
就国内而言，陈金钊教授在《拯救客观性—关于法治方法的理论探索》一文中，虽然主要面向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但他认为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前提是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如果法律本来有客观性，法学又提高一些基本方法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到法律诊释的客观性。秦策将客观性分为法律的客观性和司法的客观性。把法律客观性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和上位概念来理解。另一种是把法律客观性大体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同义语来使用。蔡琳认为价值客观性包括以下部分:客观性需要排除私人性和情感知觉，必须超越个体;客观性意味着公共性并非否定场域的依赖性，可以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意识而存在;要求主体间性，体现于解释和论证的客观胜之上;法律涉及的道德是公共道德，私道德才良准有共识。
其实，不论学界关于法律客观性有多少的界定，笔者认为的法律的客观性就是法律本身具有确定的含义，能够为人们所预期。换言之，法律具有可预测性，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并根据这种预期安排自己的行动。这样界定的客观性更具有指导司法活动的现实意义。 (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涉及到法律解释相关的内容，“哈特的法理学中与法律解释问题最相关的是他提出的法律开放性特质的论述，企图在形式主义法学和规则怀疑主义之间，开出一条中庸之道。哈特坚持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具有内在观点的人们通过阅读法律规则，可以确定地找到规则语言的意思中心，从而做出客观的法律解释。他认为通过承认规则，可以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区别开，确立法律的独立体系，在经过法律自身的意思中心，法律解释能够保障客观性。
德沃金主张“建构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解释阶段，人们凭借经验确定法律解释的客体;在解释阶段，解释须为其客体之主要内容提供一般的确证;在后解释阶段，解释者要调整自己为客体实际上要求什么的感觉，以更好地为第二阶段的确证服务。德沃金提出“内在观察者”的观点，认为从内在参与者而言，法律仍然在法官的责任心之下获得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作为内在参与者，法官不在超脱世外，其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去发现“隐藏的法律”，正确地对待规则、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在整合性的解释背景下获得唯一答案。站在外在观察者的立场上，容易引发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但是内在的视角可以消解主观与客观的争论，解释者作为实践者，解释就可以避免任意。
波斯纳主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解释上的说服力。认为法律推论的最终标准不是逻辑上的精确，也不是超越的道德真理，而是法律思考者在具体语境中理想交流的共识。他赞同客观性是法律判决的一种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而不是一种认识论属性，无论法律具有什么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都处于文化的统一性，而不是形而上的实体和严格的方法论上的。也就是说，文化与政治越是同质的，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越大，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也就越高。波斯纳认为使美国法律更加客观的唯一方法就是法院和立法机构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同质。他认为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客观、非个人化。同样的道理，客观的解释是以存在一个文化解释团体为前提的。同时，他还认为效率可以为司法判断提供中立而客观的准则。
贝蒂是立足方法论研究解释学。为了维护解释文化传统经典中传统意义的客观性，贝蒂严格区分了“解释”与“含有意义的形式”。解释是理解主体的行为，“含有意义的形式”则是意义客观化的存在。贝蒂认为含有意义的形式是精神的客观化，即意义和意义的载体是吻合的。一切解释都是对含有意义形式的解释，通过解释，把握这种形式中包含的含义。贝蒂的解释学为文化传统经典解释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
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在进行法学解释时，解释的前提也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法学里尤其重要，但是，倘若歪曲条文，按照主观的派别目的进行解释，恰恰是众所周知地被视为严重违反法学家的职业伦理之一种。哈贝马斯认为“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危险，而客观主义的思路则淡忘了所有规范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一种提醒: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诊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对这些都要持开放态度。
在政治实践中，客观主义法律解释与三权分立的思想十分契合。在西方本来就存在着“法院作为忠实人”的政治传统。孟德斯鸿的分权学说认为，法官仅仅是宣布语词的喉舌，他无法减轻法律的力量也无法缓和法律的严格。汉密尔顿认为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法院，但是也担心法院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可能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法官对于法律文本的解读不是法官的意志和世界观，而是法律或立法机关意志的集中升华。
陈金钊教授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认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法律解释的原则之一。其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包括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客观性。与哲学诊释学相比，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和诊释共同体的认可。合法性就是解释结果与法律文本设定的规范意旨一致，解释主题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解释共同体的认可就是职业群体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无论哪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客观性，都具有司法克制主义的倾向，而克制主义可以维护法治的稳定。法律解释客观性论述的角度并不尽相同，法律解释客观性主要是一种法律解释的姿态，即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不随意地解释法律，坚持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达到法律解释结果的客观。
四、结语—反思中国语境
【关键字】 比吸收率（SAR） 专利
一、引言
生物剂量比吸收率SAR（Specific Absorption Ratio）用于表征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程度，己成为评价移动通信终端优劣的一个强制性指标。研究如何降低移动终端天线的SAR，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专利申请中也多有研究和涉及。
二、专利申请中降低移动终端比吸收率（SAR）的天线技术发展
2.1 降低SAR的主要技术
2.1.1使用吸波/屏蔽/铁氧体/耗散材料
在终端设备外壳的内表面或外表面使用上述传统材料，屏蔽其天线向人体方向发射电磁信号，从而降低SAR值，可见于例如专利申请EP1426982A1、US2009322622A1。
2.1.2采用金属导电板
在移动终端外表或内部设置一个或多个金属导电板，设置金属导电板对降低终端SAR的作用机理主要包括：①作为反射器，将辐照到人体的电磁波反射到远离人体的方向，例如可见于WO2008050854A1；②作为引向器，引导天线的方向图使其远离人体，例如CN202093539U；③分散热点扩散电流，例如WO2006057350A1和CN102123186A。
金属导电板在移动终端中的设置方式，可为与地连接作为寄生元件，或者作为悬浮导体。
2.1.3加载超材料
超材料由于其独特电磁性质，近年来也渐渐被应用于实际中。其中，电磁带隙（EBG）、频率选择表面（FSS）等人造电磁材料（AMC）具有良好的反射性能，已被集成于芯片天线中用于减小移动终端的SAR值，可见于例如CN103904415A中。
2.1.4与接地面相关的设置
接地面在移动终端中相对占据较大的面积，因而与接地面结合进行相应设置以降低终端SAR值，具有实际意义。相应设置方式主要包括：①利用导体扩展接地面，其作用机理除了增加与接地面连接的金属导电体使其成为寄生元件起反射、引向或分散电流作用外，还包括直接扩展接地面的面积实现分散电流和热点，例如可见于CN2938447Y、CN102548382A；②在接地面上开槽，例如CN101610310A及CN203644934U。
2.1.5主从天线
该技术在移动终端中设置低辐射功率的辅助天线，与主天线近似反相进行馈电激励，能够对人体内具体的某个点的场进行补偿修正，从而减小SAR，例如可见于CN104167590A。
2.1.6可重构天线
可重构天线通常运用RF MEMS开关在不同制式的通信中视其需要实现快速切换，从而具有自适应能力以减小相应SAR值，例如可见于CN10276095A中。
2.1.7c传感器配合
此种技术多通过电容、金属传感器等检测与人体的距离，通过移动终端调节其发射功率、换用距离人体较远的天线进行辐射等方法来降低SAR值，例如可见于US2013210477A1。
2.2 降低SAR的天线技术发展趋势
由图可见，各项技术近年来的申请量从整体趋势上都在增加，且已从传统技术转为与新技术、新材料的有机结合。随着近年来4G和LTE技术的发展，在移动终端中采用多根天线获得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已成为一种新趋势，MIMO等多天线系统中已更多与传感器、超材料进行集成，并利用重构以及主从天线方法来降低自身SAR。
三、结束语
移动终端的SAR问题越发得到关注，研究其专利申请分布情况具有现实意义。随着LTE技术的发展，MIMO等多天线系统逐渐开始利用传感器、射频MEMS开关、超材料等，通过重构、主从天线等技术来降低SAR值。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装饰玻璃工艺品设计开发旅游业发展关系
一、装饰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装饰玻璃工艺品的设计，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设计。为了体现出秦皇岛的玻璃文化特点并满足旅游者的购物需求，开发设计具有艺术性、地方性、纪念性的旅游玻璃工艺品，还需要对我市的历史文化进行采集挖掘，这不但有利于城市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弘扬，还能加强工艺品的设计与技艺水平的提高，推动秦皇岛装饰玻璃工艺品市场的经济发展。若想充分吸引消费者，在设计时要突出城市的文化、地域风情、自然景观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装饰玻璃工艺品的需求已开始追求其时尚感和艺术性。如何运用滨海旅游城市特有的资源，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玻璃工艺品，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在对秦皇岛工艺品市场一项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人群认为代表秦皇岛特征的工艺品总体一般，市场上总是那些大同小异的贝壳工艺品，种类单一，品质不高。每年到我市来旅游的中外游客常感叹难觅具有秦皇岛特色的工艺品做纪念，对游客而言，他们都喜欢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经典、时尚、精致、个性也是旅游者在购买纪念品时不同的购买取向。一件设计很好的玻璃工艺品，其实承载着很多特殊的信息，工艺品的材料、特定的工艺技术和独特的审美都集于艺术品一身，发挥着工艺品的物质功能和形式美的表现力。就比如北京的工艺品面人，它是一种制作简单但艺术性很高的工艺品。面塑体积小、便于携带，又经久不霉、不裂、不变形、不褪色，其形象的鲜明性成就了它独特的个性。因此成为旅游者喜爱的纪念佳品，外国旅游者称北京面塑工艺品为“中国的雕塑”。还有国外享有盛名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一公民”雕像，已成为所有到鲁塞尔的游客必须一睹为快的景观，该雕塑的微缩工艺品，更是历经百年而畅销不衰，成为该景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些工艺品的亮点和经济价值都为旅游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实，我们城市的装饰玻璃工艺品也可不仅仅是指一个物件，多个工艺品的组合和特殊造型的玻璃工艺品都能成为秦皇岛的城市象征。结合旅游业和地域文化作为装饰玻璃工艺品发展的基础，形成良性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发展关系，来推动装饰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共同健康的发展。
二、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特色装饰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系统设计开发具有秦皇岛城市特色的装饰玻璃工艺产品，不仅要考虑到景观和物质资源特色，还应考虑到当地的历史典故、名胜遗迹、民间风俗、故事传说等文化资源。装饰玻璃工艺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可涉及到历史、文化、技术、经济等诸多方面。当下，我市的装饰玻璃工艺品的设计开发需要更多地注重工艺品的品质、文化及其蕴含的情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纵深发展。从玻璃工艺品的立意、形态、材质、色彩、工艺等方面着手开发，在设计中要更多注重文化与技术的关系，依据不同的产品定位，确定合适的文化内涵，制定合理的技术路线，以充分体现经济、社会、人文三位一体的产品设计观念。在其造型的时尚性、色彩组合和自身的实用性上，通过玻璃加工工艺技术提升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在设计题材上广泛采集资料，运用旅游风情和山水园林等图案在形式美与现代设计的结合中达到美学的意境，将特定的工艺、独特的地域审美集于一身，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旅游文化。比如具有代表性的古长城建筑玻璃模型、特色海景湿地玻璃装饰看盘、套系民俗文化玻璃装饰壁挂、海底世界系列玻璃饰品胸针、个性吹制玻璃工艺品等等，这些工艺品都能使得产品依托旅游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并鲜明地突出了秦皇岛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品格。如中华三大地域文化旅游圣地徽州，以徽州文化著称于世，其旅游业一并带动了根雕、石雕、泥塑、艺术壁挂等艺术品的系列化发展。
因此，合理利用我市的旅游文化资源与玻璃工艺品设计相结合，研发出具有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感的装饰玻璃工艺品，其有利条件是其他城市所无可比拟的，成功的装饰玻璃工艺品的开发设计规划，既能带动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又能通过旅游业很好的传播宣传城市文化，把旅游资源不断地外扩和延伸，是实现装饰玻璃工艺品与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说，本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玻璃工艺品的开发与发展具有更多的产品价值和文化附加值，新型的装饰玻璃工艺品与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将成为秦皇岛城市的特色优势和强势产品。
三、主题旅游与装饰玻璃工艺品设计开发的整合创新
近年来，秦皇岛市的旅游业正处于稳步快速发展中，其多元化的运行模式不断壮大我市的经济发展。从发展过程中看，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效应明显等特征。为了加强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的整合创新，寻求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最佳的互动发展模式，就要挖掘城市的区域文化内涵，整合资源，尝试将主题旅游活动与玻璃工艺品的研发相结合，挖掘市场的深度。例如中国·秦皇岛国际葡萄酒节，就结合了秦皇岛的区域旅游资源，开通了昌黎葡萄沟采摘生态游，这些葡萄长廊依山傍谷，或屋前檐后或在山溪两侧，如此乡村风情都是很好的艺术题材。我们在进行玻璃工艺品设计时，不断求新、求变、求时尚，了解旅游者的采摘心理，让旅游者在欣赏美景亲临采摘之后，还能感受到地域文化与玻璃工艺品的无限魅力。这种装饰玻璃工艺品与主题旅游的完全融合，也形成了以主题旅游完善装饰玻璃工艺品设计开发的互动发展新模式，促进了两者相互融合的发展，同时也是旅游业的一种延伸类型。
四、总结
总之，从玻璃工艺品的装饰艺术角度来审视，其艺术表现不仅仅是完全附属于具体的形式特征上，更多的是色彩、装饰、工艺与材料等艺术形式所体现的产品形态，还要具有文化特征、时代特征、艺术特征、纪念特征和实用特征。玻璃工艺品不但要进一步地深入设计开发，让产品更加适合消费者的心理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而且还要正确看待装饰玻璃工艺产品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关系，它不仅能加强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的深度合作，更能让旅游业促进装饰玻璃工艺产品的延伸发展，在创造出连带性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秦皇岛市旅游业可持续的发展，使装饰玻璃工艺产品借助联合发展的优势，健康蓬勃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参考文献
[1]韩雨蒙《玻璃装饰艺术》[M]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1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摘要：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主要是以草原休闲观光旅游为主要形式来进行的，这也是一种人文景观与优秀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结合的新兴产业；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镶嵌在其中的人文景观也不胜枚举。本文探讨的重点便是如何在旅游社会学视角下，在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之间寻找到契合点。
关键词 ：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保护；旅游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6—0151—02
收稿日期：2014—01—19
作者简介：李无言（1993— ），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
一、内蒙古地区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与发展现状
草原人文景观的存在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文学和民族研究价值，而这些价值恰恰是草原人文景观的核心价值，是区别于平原人文景观、丘陵人文景观的关键，这一价值的存在决定了开发过程中“保护第一”的原则；其二就是经济价值，它是以存在价值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包括直接经济价值和间接经济价值两个方面。存在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存在价值越高，待挖掘的潜在经济价值越大，其产生的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
在产业转型期，开始逐步加大对草原人文景观的探索与开发，各个盟市纷纷打出“民族旅游”、“草原旅游”的经济牌，将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上，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都十分重视，开发工作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以对元上都遗址的开发为例，元上都遗址成功地在2012年6月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已完成主体建筑，建成后的博物馆将掩映在山体间，与周边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遗址核心保护区已安装26公里的高密度围栏，围封面积41平方公里。通过这一例子可以以小见大地窥出地方政府对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的重视。事实上，由于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各盟市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都十分重视，到2010年止，共建成有代表性的景观21处。［1］
各个地方盟市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都雄心勃勃，但对于草原人文景观的保护，各地区则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局面，而具体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首先，基础辅助设施的建设过于庞大，对人文景观本身造成了挤压，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景点的观赏性遭到破坏。在人文景观周围大量建造旅店、酒店、商店等现代建筑物，导致景点过度人工化、商业化，这是片面重视开发的结果。
其次，忽视旅游地区承载能力的超负荷开发造成的伤害。游客过度集中在个别著名景点，人文景观成了“人”的景观，造成景点超负荷运转及旅游消费环境恶化，过多游客的到来所产生的大量垃圾，造成景区内生态环境的破坏。
再次，人文景观的保护缺乏人才支撑。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与编制一般遗址或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不同，它需要涉及一整套学术的综合知识结构。其内容包括：考古学、历史学、生态环境学、人类学、地质学、植物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旅游学、文物保护技术、航拍和遥感技术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是使人文景观得到更好保护的前提。由于内蒙古地区自身的状况，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并不突出，所以，相应的智力支持还是稍显不足。
二、元上都遗址区域情况与开发现状
2012年6月29日，元上都遗址成功申遗，这在属于首例，体现出了该文化景观非凡的文化意义。围绕这一重要文化事件而进行的人文景观的开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改善现有展陈文物库房等基础设施，完善展陈体系，已经建成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总投资3100万元，早在申遗之前自治区便投入了200万元进行开发建设。2010年，正蓝旗又争取到了自治区预算内资金1000万元，用于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土建工程。［2］
开发过程中的保护也在悄然进行，2010年8月，自治区文物局完成了元上都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为申遗做最后准备。2010年 9月15日，中、英文的文本第一稿排版印刷，并且提交给国家文物局。当月，自治区政府正式批准了《元上都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各部门对元上都保护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为了加强对元上都遗址的研究，揭示元上都的历史文化面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元上都外城、皇城、宫城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聘请洛阳考古钻探工作队，对元上都遗址开展了全面考古钻探。［3］
为了对遗产的未来进行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考量，设计未来整套行动方案，一般需要进行全面规划和专项规划。对于元上都遗址来说，全面规划主要是“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评估保护管理现状、规范考古遗址、周边环境和监测、展示等方面的保护管理。参与了元上都申遗工作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翟禹在《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一文中认为，“健全有关文化遗产方面的立法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环节”。［4］
三、以元上都为例的关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的建议
首先，贯彻十报告中的“美丽中国”概念，增强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保护过程中的人文气息。“美丽中国”作为一种人文发展理念，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代表着中国新的和谐发展方向，在这一概念之下，发展不是对GDP的狂热，而是对经济、环境、人文的理性。并且，在十报告中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并将其作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思路。而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其次，吸引草原人文景观旅游地区的居民参与到旅游开发与管理的过程中来。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过程中要大力吸引旅游投资者，但同时要吸引旅游景区所在地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管理。当地居民基本世代生活于此，对自己的居住区有着强烈的情结与归属感，如果在开发的过程中吸引他们参与到日常的事务中来，对于这些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他们的参与热情会被大大地激发起来。
近年来，受自然灾害和人为过度放牧的影响，不少草原人文景观地区出现了草场退化现象，而这使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步履维艰。自治区政府一方面积极调整战略，积极发展草原人文景观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对草原资源的利用方式，发挥优势，调整地区的经济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和管理的过程中来，使他们意识到草原生态与优秀的草原民族特色文化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是能够带来旅游收入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这种对资源价值的重新认识以及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使积极参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草原特色文化的保护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此外，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管理，可以提高其对草原自然旅游资源、优秀草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保护的责任意识，建立与草原人文景观开发和保护目标一致的价值观、道德观，保证草原人文景观的开发与保护从头至尾都能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
参考文献］
［1］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完成主体浇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EB/OL］.http：//nmg.xinhuanet.com/xwzx/kjww/2013-03/20/c_115093066.htm.，2013，03，20.
［2］多伦蒙古草原人文景观独特 清代古建筑独树一帜［EB/OL］.http：//travel.ce.cn/gdtj/201308/29/t20130829_1065304.shtml.，2013，08，19.
［3］正蓝旗争取到元上都遗址博物馆项目奖金1000万元［EB/OL］.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6/12/5225460.html，2010，06，12.
虽然，对客体含义的认识是认识客体制度的基础，但理论上对客体争论的焦点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对客体范围的认识上。
同民法中的其它理论一样，人们对客体范围的认识，最初也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的。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就是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具体体现为物、行为、智力成果等。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增多，新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断涌现，物、行为、智力成果都无法充当这些法律关系的客体，于是才引起人们对客体范围的反思。讨论中，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之为苏联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前述所称的“物、行为、智力成果等”即为苏联说。
行为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单纯的物或行为都不能概括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如果把物和行为都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则高度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没有高度抽象的客体概念与之相对应，所以应当把物和行为综合起来，把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表述为“体现一定物质利益的行为。”[1]这种观点把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看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认识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抽象性，有利于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但是，它却把客体最终落脚点集中到“行为”之上，就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了。像人身权关系中的客体，行为就无法解释；物权关系的客体，也不能用行为来承担。因为这时义务主体的义务仅为不作为，其不作为所指向的对象就不可能是行为本身。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中，似乎可以把行为作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但法律却无法据此对该关系中的权利加以保护。因为保护民事权利的目的，就是要使该权利所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得以正常地发展，当该民事法律关系受破坏时，就是该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法律对该破坏行为的制裁，主要是对行为人施以损害赔偿的后果。责任后果的实施有赖于对权利损害的确定，确定权利损害的程度却要通过对权利客体的量化来完成。
社会关系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既不是物，也不是行为，而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具体的物质条件依据（如物、行为、非财产利益等）。某一特定的物质条件，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但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2]甚至更为直接地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被法律所确认并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3]且不说这种观点混淆了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法律调整的客体、法律关系中主客体的对应关系，[4]就其所阐述的客体理论的内在逻辑而言，也是相互矛盾的。固然，法律关系是由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但不管是否被法律所调整，其始终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社会关系，等于说社会关系的客体是社会关系，这无论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来理解，还是从法律意义上的客体来理解，都是难以成立的。这一矛盾的存在，必然导致其所阐述的理论体系的混乱。该文在说明客体的客观性时所遵循的逻辑，正是这种混乱的体现。作者认为，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性“是法律关系主体在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时形成的。”[5]以此认识，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关系是先有内容后有客体，内容（即权利义务）在被主体实施时，形成了客体。我们不仅要问，没有客体的权利义务是如何存在的？在主体行使权利义务而产生客体之前，该权利义务所在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客体又是什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一观点虽在所有理由上均难以成立，但它在我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对客体范围的认识，首先离不开客体所赖以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其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在法律产生初期，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比较简单、单一，财产流转关系仅涉及与生活相关的有形物的流转。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新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断出现。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产权、股票交易等，在罗马法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仅以几种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来代表全部民事法律关系是不可能的。同样，以几种具体要素来充当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认识也是不现实的。与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对应，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是一个抽象统一的概念，只有如此，才能适应新型民事法律关系不断涌现的现实。
民事法律关系设立的目的，是为主体权利义务的行使提供一个可供遵循的规范。人们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以权利义务为基点的。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可以单独存在，客体亦可单独存在，而权利义务却一定是主体的权利义务，它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单独存在。
权利义务是两个相互对应的范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权利的存在都意味着义务的存在。马克思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的论断，正是权利义务对应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对权利的探讨也就意味着同时探讨了义务。权利的本质也就意味着义务的本质，权利追寻的目的也就是义务追寻的目的。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理论上众说纷纭。其中，主张利益论的观点，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权利乃法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6]我们撇开其认识基点的正确与否不谈，却不得不承认它看到了权利与利益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利益不是权利的基础，而是权利的目的，任何权利的设立都是为获取某种利益提供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作为“人们奋斗”表现之一的权利的存在也不例外。义务是权利的对应物，以不利益的形式出现。但这种不利益是以另一方面的利益为前提的，不利益的最终目的也只能是利益。因此，利益是权利的最终目的，也是义务的最终目的。
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也是对立的。正因为其对立，在运行中两者才可能产生交叉。而其交叉点，正是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范畴的共同之处。由于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其直接指向不可能相同，因而其交叉点不可能是各自的直接指向，即各自的标的。在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中，从权利角度来说，其设立目的和行使目的，均是以直接指向为中介的利益。从义务角度来说，其设立目的虽也是指向利益，但该利益是与权利主体的对价义务所指向的利益相同，而与权利主体的权利所指向的利益不同。仅从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而言，义务的设立是必然的，目的是为权利主体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的实现。虽然这种利益的实现也意味着义务主体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但这种实现的利益是存在于另一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之中的。就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权利的直接指向和目的指向均是义务的直接指向和目的指向，其直接指向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间接指向是利益本身。权利义务的交叉点就是利益和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多个对应性权利义务关系共存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对其指向的考查，即可通过权利主体的权利与权利、权利与义务指向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目的指向取决于主要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指向，主要权利义务的目的指向其实又取决于该关系中权利的目的指向。由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不同权利的直接指向是不同的，这系不同权利有不同行使方式所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直接指向也是不同的，然此乃由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不同所决定。只有在其目的指向上相同。权利的目的指向为利益，该权利对应的义务与其共同的指向也是该利益；以该权利义务关系为主要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目的指向也是这一利益。因此，只有利益，才可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中所有权利义务的目的指向，只有利益，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作
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利益，并不是抽象无区别的利益。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种类不同，其所指向的利益也不同。客体利益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具体形式来表现的。客体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取决于该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要权利的直接指向。不同的民事权利，直接指向不同，因而决定的目的指向的利益也不同。传统民法对客体范围认识上的物、行为、智力成果等，都是客体利益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这些具体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会无限增多，以有限的几种因素来说明客体范围的无限性，显然是无法穷尽的。理论上对客体认识的种种错误，多源于此。
在我们上文的论述中，始终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对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而言，作为其客体的利益是单一的，特定的，而不是抽象无物的利益，也不是几个不同的利益。在包含有几组不同的对应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具体利益，是由主要的对应权利义务所决定的；作为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利益，是由权利主体的利益反映出来的。在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要避免将指向客体的权利和义务理解为全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将适应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利益客体，理解为权利主体的利益和义务主体的利益。
事实上，人们在长期讨论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利益的存在。“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基于能够满足主体利益需要的一定对象产生的。这一对象自然也就是主体活动的目标，是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8]这一论述其实已认识到了利益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了。遗憾的是，在进一步深化客体认识时，却将有限的几种利益表现形式和非利益表现形式当作利益本身，最终偏离了其对客体因素的正确认识而未能跳出传统客体理论的局限，因而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落脚在“物、劳务或其他行为、智力成果、其它如生命健康、名誉等。”[9]
对客体认识错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客体作用的忽视。当人们在论及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时，似乎仅仅将客体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构成要素，客体理论仅仅是从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因而，对于诸如什么是客体、客体范围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了。理论发展的匮乏可想而知。
事实上，客体理论在民事法律关系制度中，是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对客体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更重要的是为法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提供操作上的可能。我们知道，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民事责任来实现的，民事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损害赔偿的责任。损害赔偿归根到底是对权利侵害所造成的妨害的排除及损失的补偿。[10]这种损害其实是对客体的损害，而赔偿的公正合理性取决于对损害量化的科学性。因此，若以不可捉摸的因素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势必造成权利客体的不可捉摸而难以物化和量化。从而，民法对该项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着手，此项权利制度确立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了。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最初所遇到的技术上的障碍及道德上的障碍，归根到底是由于对被侵害的权利客体认识的错误所造成的。其它许多民事法律制度的难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现有客体理论的缺陷，虽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客体的难以量化。就前面提到的行为说而言，虽可从行为体现的利益上对之进行量化，但却无法解释诸如人身权关系的客体是什么。以物、行为、智力成果为客体的学说，必然认为人身是人身权关系的客体，诸如“生命健康、名誉”等，从而只能得出“痛苦无外体，不能以尺量”之类的结论。
作为统一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概念，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也应是统一的；作为法律据以保护民事权利的中介，客体必须是可以量化的。以利益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即可克服现有理论的缺陷，从而使法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真正科学化。
二、客体利益的内容
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利益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的。因此，对客体利益的认识，必须从人类的需求入手。
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没有需求的存在，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同时，需求又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的需求也不相同，需求的产生和变化，不可能超越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需求是通过利益来满足的，人类需求满足的过程，就是利益实现的过程。不同的需求要用不同的利益来满足，利益的存在是以需求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所谓的利益，实际上就是用以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
人的需求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生理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前者是人的生物属性的必然需求，后者乃人的社会属性的根本反映。人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没有生存，人的其它一切属性都是奢谈。因此，维持人的生存所需的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发展是人的第一需求。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其它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思维、人的社会需要。人之所以为人，正是由于它具有心理需求。这种体现人的社会意义的属性是人的第二属性，因此，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反映的心理需求是人的第二需求。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社会属性的发展比生物属性的发展更能代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但从需求对人的存在意义上讲，只有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心理需求得铰恪？因此，生理需求是第一层次的，心理需求是第二层次的。
在人的两个基本需求的范围中，每一层次的需求内部，又都是分层次的。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是高层次需求产生的前提。人类在第一需求中的基本生存需求满足的条件下，高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才会不断产生。因此，需求的满足是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的。
从需求满足的角度，即需求的内容上看，任何需求的满足都要通过一定的因素来完成。这些因素由于表现形式的不同，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因此，以内容为标准，人的需求又可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是要以物质因素来满足的需求，精神需求是要以精神因素来满足的需求。在人的两大基本需求中，生理性需求既要以物质因素来满足，也要以精神因素来满足，因而既有物质性需求，也有精神性需求；而心理需求的满足只能通过精神因素来实现，是一种纯粹的精神需求。
从需求的层次上看，生理性需求中的生存需求是生理性需求中的最低层次的需求，也是第一层次的需求。生存需求不能满足，其他需求也就不可能产生。而生存需求首先体现为一种物质需求，即要用物质因素来满足。由此可以得出，在人的诸种需求中，物质需求是第一性的，精神需求是第二性的。
需求是通过利益来满足的。不同的需求满足，要用不同的利益来实现。因此，从利益对需求的作用来看，利益亦可基本分成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种。
物质利益是用以满足主体物质需求的因素。其存在是客观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物质形态。这些表现出来的物质形态，正是物质利益客观性的直接反映。但是，物质形态并不等同于物质利益。物质利益除了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形态之外，还可以表现为无形的形态，比如智力成果中的物质因素。无形形态的物质利益的客观性则须借助有形的物质形态来认识。可见，物质利益与无形利益并非相互排斥的，即物质利益也可以是无形利益。但是，无论其表现形态如何地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主体用以满足物质需求的因素，都是通过主体的物质活动获得的，都凝结着主体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凝结，就是物质利益的价值。因而，物质利益的价值是在满足主体物质需求的过程中被赋
予的。法律上的物质利益，是从价值形态上而言的。在价值形态上存在的物质利益，具体可表现为物、行为、无形存在等。物的利益性可直接从其价值上把握，行为的利益性需通过物来表现，无形存在的利益性也须通过有形物来认识。
精神利益是用以满足主体精神需求的因素。它的存在都是无形的，这是它与物质利益相区别的根本所在。但是，这种无形性并不意味着其存在的可变性。由于主体精神需求的存在是客观的，精神利益的存在也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能通过精神利益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得到反映。只是，物质利益的客观性能直接从各种具体物质形态上把握，而精神利益的客观性却不能从其具体存在的领域上直接得到反映。因为这些具体表现本身就是无形的。我们说精神利益的客观性，是针对其具体表现的客观性而言的，这种客观性最终可从各种有形的存在上间接感知，间接地得到把握。同时，因对其客观性的把握是间接的，借以把握精神利益客观性的各种有形存在就不是精神利益本身。精神利益是隐藏在这些具体的有形存在背后的无形利益，有形的存在仅仅是精神利益借以表现的中介。现实中，人们在认识精神利益的时候，恰恰是错误地将精神利益借以表现的中介当成精神利益本身，最终得出的结论不得不否认精神利益的存在。
精神利益的存在直接取决于精神需求。由于精神需求表现的多样性，精神利益的存在也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相对应，每一种具体的精神需求只能以某种特定的精神利益来满足。这也是其与物质利益的不同之处。不同的物质需求可用相同的物质利益来满足；相同的物质需求也或可不同的物质利益来满足。因此，对精神需求的把握只能从精神需求的存在入手。
精神需求的存在领域是十分广泛的，既有生理性精神需求，也有心理性精神需求。同时，生理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又都有各自具体的表现。[11]因此，与之对应的精神利益的存在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多样的精神利益，有的直接表现为标识利益，如姓名利益、肖像利益；有的直接表现为社会交往条件，如名誉利益、荣誉利益、利益；有的则直接表现为生存条件，如健康利益、自由利益、生命利益。这些精神利益的存在均是无形的，但在具体存在时，又都能通过各种间接的有形存在得到反映，只是间接的有形存在与无形的精神利益之间的联系，或远或近有所不同，这就是精神利益的中介性。精神利益的客观性是通过其中介性得到表现的，中介性也决定了精神利益的可知性。没有这些中介因素，人们就无法认识精神利益。
精神利益借以表现的中介因素是众多的，可以是名誉、肖像、姓名、、幸福、健康等，通常把这些中介因素称为具体的精神利益，如名誉利益、健康利益等。但隐藏在这些具体的中介因素背后的精神利益却是主体的某种生存条件，名誉利益实际是主体社会交往的条件，等等。
作为精神利益的中介因素可以是有形的，如肖像；也可以是无形的，如名誉、痛苦。但无论哪一种无形的中介，最终都会以某种有形的形式间接地显示其存在的客观性。名誉可以从主体在社会中的实际交往状况得到反映，痛苦可直接从主体的表情、行为表现上把握。
精神利益是为满足主体精神需求而存在的。人们寻求精神需求的满足过程就是精神活动的过程，也就是精神利益获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精神利益是精神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精神利益中，同样凝结着主体的精神劳动，这种凝结的劳动也就是精神利益的价值。精神利益本身也存在着价值性。
由上可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利益，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也不是绝对的。
从利益存在的目的看，无论是物质利益或是精神利益，其目的都是用以满足主体的需求。在这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这一相同之处，决定着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也为精神利益的量化提供了可能。
三、客体利益的量化
客体利益的量化指用物质价值的方式对利益客体进行的衡量。在法律关系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客体利益仅仅是该法律关系主体关心的因素，仅对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这时的客体利益的质和量，均不具有任何法律学上的意义。只有当法律关系被破坏时，主体寻求法律保护才需要对客体进行衡量，以作法律保护的依据。民事权利公力救济的科学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客体量化的科学性。
对于物质利益的量化，可以用物质价值来完成。这种量化的过程，具体体现在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衡量中。这两种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已有一套现实的衡量标准，间接财产损失的衡量，通常应把握可预见性、相关联性、最近性、可能性。[12]侵害人身权造成的间接财产损失，有莱布尼兹公式和霍夫曼公式来计算。在财产损失的计算中，要数无形财产损失的计算困难。但这种困难远远小于精神利益的量化。
物质利益是可以用物质来直接衡量的，精神利益则不能。但这并不是说，精神利益就不可能衡量。精神利益的价值性是其可以衡量的基础，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联系性为精神利益的量化提供了可能。只是，精神利益的物质衡量只能是间接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用以满足主体的需求。这一联系性决定着，无论是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都可用来满足主体的某种需求。而当主体的某种需求得到满足时，需求的满足即可使主体获得一种无形的享受。享受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主体正是依赖这种享受，才能正常地生活。当主体用以满足需求的利益是物质利益时，需求满足的享受却体现为精神利益。这一物质利益向精神利益转化的现象，充分说明了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区别的相对性。
精神利益是通过主体的精神活动获得的，精神活动直接受制于人的精神活动能力的大小。精神活动能力不同的人，其可获得的精神利益也不同。同样，当主体的精神活动能力受到破坏时，可能获得的精神利益就会因此而丧失。
从理论上说，先有需求，才会有寻求需求满足的活动，才会有利益的产生。因此，无论是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其存在的前提是需求的存在。而主体的需求，在某一特定时期是特定的，即人的需求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发展水平而存在。因此，当具备一定量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时，主体特定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主体即可处于正常生活的状态。若其中的某一利益受到破坏，主体相应的需求就会得不到满足，其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因此，维系人的正常生活状态所需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量，在特定时期对于特定主体而言，也是特定的。这种特定性最终体现为一点：享受利益的特定。由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用以满足主体需求时，均可产生享受利益，因此，当主体拥有的物质利益多时，所需的精神利益就可以少；反之，当主体拥有的精神利益多时，所需的物质利益也就可以少。这种量上的变化关系，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互转化的表现。如果说，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性质不同，不能相互代替，那么，它们在用以满足需求而产生的享受利益上却是相同的。从逻辑上说，一定量的物质利益可给主体产生一定量的享受利益，一定量的精神利益亦可给主体产生一定量的享受利益。当用以满足主体物质需求的物质利益所产生的享受利益与用以满足主体精神需求的精神利益所产生的享受利益相等时，这一定量的精神利益就可以用对应的物质利益来衡量了，从而实现精神利益的物化和量化。
然而，享受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利益，其在量上也是无法直接把握的。因而，对于一定量的物质利益用以满足主体的物质需求，到底能产生多大量的享受利益，
亦无法衡量，也就无法找出产生等量享受利益的精神利益了。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精神利益是无法衡量的，也无衡量的必要。但是，当主体权利被侵害而产生损失时，就需要对精神利益进行衡量了。也只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完成精神利益的量化。
当主体精神权利被侵害时，主体就会产生精神损失，即精神利益的丧失。这种损失是无形的，但却间接地表现为主体的心灵痛苦、情绪波动、不安、焦虑等有形形式。只是，这些痛苦、不安仅是精神损失的表现，而不是其本身。从逻辑上说，当用以赔偿的精神利益等于精神损失时，主体的利益重新趋于平衡，心理因精神损失而不平衡所产生的痛苦、不安等就会消失。因此，虽然不能直接衡量出主体精神权利被侵害产生的精神损失的量，但可以肯定，当赔偿程度达到能使主体的痛苦、不安等消失时，其用以赔偿的精神利益就等于丧失的精神利益。
另一方面，精神权利被侵害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精神活动能力受损害。对精神损失的赔偿，实质上就是对受损害的精神活动能力的恢复。当精神侵权行为给主体造成的痛苦、不安消失时，精神活动能力就恢复到正常。
精神活动能力的恢复，可通过对丧失的精神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当主体精神权利被侵害时，就会给主体造成精神损失，因而导致对其精神活动能力的损害。当用以赔偿这种侵权行为的精神利益等于所造成的精神损失的量时，被损害的精神活动能力也就得到恢复。因此，精神活动能力的恢复所需的精神利益就等于精神权利被侵害所丧失的精神利益。
精神损失的表现是无形的，但精神活动能力的恢复所需的因素是有形的。其中既有物质的因素，也有体现为物质的精神因素。两者之和就是精神活动能力恢复所需的费用，它直接体现为物质的价值。当这些费用用以满足主体精神活动能力恢复的需求时，即可使主体被破坏的心理重新达到平衡。同时，这种新的心理平衡还需要相应的精神利益来满足。理论上，这种新的心理平衡所需的物质费用和精神利益的比，就应与正常情况下该主体所需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比相同。由此，我们即可量化出精神损失，从而实现精神利益的量化。[13]
[1]转引自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
[2]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3]刘翠霄：《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第6页。
[4]参见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5]刘翠霄：《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第8页。
[6]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8]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9]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10]参见麻昌华、蔡军：《试论损害》，《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43页。
[11]参见麻昌华：《论精神权利制度》，《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50～52页。
众所周知，保险行业起源于海上保险。海上环境非常复杂，为了分散海上货物运输的巨大风险，海上保险应运而生。但是，有人却利用海上保险作为赌博工具，在英国，当时有人以与其毫无利益关系的远洋船舶与货物的安危为赌注向保险人投保,若船货安全抵达目的港,投保人则丧失少量已付保费; 若船货在航程中灭失,投保人便可获得高额的赔偿。这种做法使得保险变成了赌博,也诱使一些人去破坏航程的顺利完成。①正是这种赌博性质的保险推动了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并明确将海上保险与赌博划清了界限，如果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这也使保险利益原则成为保险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一次对保险利益原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第5 条规定：“（1）根据本法规定，任何对上海风险活动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具有保险利益。（2）特别是某人与海上风险活动或该活动中有风险的保险财产保持法定的或衡平法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保险财产的安全或及时到达将使其获益，而保险财产的灭失、损坏或滞留将使其受损，或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则任何这样的人就是与海上风险活动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海上保险法》，同时《海商法》中并没有给保险利益原则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在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6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笔者认为，英国对保险利益下的定义侧重于强调“利害关系”，只要是具有利害关系都可以具有保险利益，而我国对保险利益的定义中侧重强调“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似乎“法律上承认”是唯一的标准。“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可以理解为法律明文规定或明文认可的利益，比如被保险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就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在海上货物运输行业中，权利和风险转移并不一定都是同时发生的，比如货物按照FOB价格已经装船，但是作为物权凭证的提单还没有到达收货人（前提是买了货物保险），动产的所有权转让以交付为标志，此时收货人还不是这批货物的所有权人，但是收货人却与此批货物的安全抵达与否有着利害关系，承担风险，但是如果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这种局面就显得十分尴尬，同时也有悖于海上保险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初衷，因此将“法律上承认”作为仅有的标准，这略显得狭隘。
二、“法律上承认”标准
由于将“法律上承认”作为判断有无保险利益的唯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将“法律上承认”与“行为合法性”混淆。在某案例中，我国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被保险人“没有申请进口许可证，所进口的钢材是不合法钢材”，“被保险人对此不可能享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无保险利益而言，其以该非法进口的钢材为保险标的，与保险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②在这个案件中，将保险利益和默示保证混为一谈，事实上，被保险人作为买方，通过买卖合同，取得了钢材的所有权，承担钢材运输的灭失风险，当然的享有保险利益，既然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自然是有效的，如果不存在保险利益，保险合同自始无效，而钢材非法则涉及到行为合法性的问题，即是英国法中关于海上保险的默示保证，默示保证是保证的一种，指虽然在保单中无文字描述，但习惯上认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对某事项的作为或不为作出的保证。默示保证的法律效力同明示保证一样，不得违反。海上保险的三个默示保证中其中一个是合法性的保证，指被保险人从事的航运或贸易是合法的。违反此项保证，保险人将不承担责任。因此对此案，保险合同是有效的，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但是由于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义务，保险人将解除责任。
笔者认为，将“法律上承认”作为判断有无保险利益的唯一标准，存在以下三点不足：
一是容易混淆概念，将“法律上承认”与“行为合法性”混淆，或者将保险利益和默示保证混淆，实践中，情况错综复杂，行为的合法性与否通常是做出判断的基础，而这个判断标准有误导作用，如果出现判断错误的情况，即使通过上诉等途径进行了救济，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降低了诉讼效率；
二是容易忽略掉保险利益的经济性，保险合同本身就具有经济补偿性，同时保险利益原则是为了防止赌博，分散风险，使利害关系人在遭受到损失时，可以得到经济补偿。保险利益原则更多的体现经济利益关系，而风险往往与经济利益相依相伴，保险又是为了分散风险，因此，风险，保险，经济利益三者息息相关，如果要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风险的承担者又可以在遭受到经济利益损失时，通过保险补偿其损失；
三是法律不完善，将“法律上承认”作为标准，这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依靠，才能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断。事实上被保险人可能会因为法律制度的缺陷，丧失保险利益，遭到拒赔，这不利于航运业和保险业的发展。
三、以“经济利益”代替“法律上承认”的标准
海上保险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有无保险利益只凭借“法律上承认”这一标准来确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显得狭隘和不适合。
根据保险利益的定义，保险利益体现的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即使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只要被保险人因一定的经济利益承担了某种风险，就应该承认这种利益关系是存在的。即，对保险利益的认定，应站在一个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即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只要有事实上、经济上的损益关系存在，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被保险人会因这个经济关系或益或损，被保险人获益，保险人自然不用补偿，被保险人一旦损失，这种经济关系起到决定作用，此时才真正实现保险的根本目的，分散风险，补偿损失。
笔者认为应该以“经济利益”代替“法律上承认”的标准。经济利益原则就是,只要某人与保险标的存在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使得其将会因为标的的保全而获得金钱上的利益,或者因为特定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使保险标的遭受损害而蒙受金钱上的损失,而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就可订立保险合同分散风险。保险利益无需法律列明的权利。
主张经济利益原则的学说称为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该学说认为，根据法律上承认的原则，保险利益实际上是通过保险标的表现为被保险人的所有权，请求权等。所有这些权利均出自实体法的规定，初看，保险利益的范围与实体法的规定一致。但把保险利益的范围限定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保险制度无非是损害赔偿制度的替代品而已。然而保险的真谛在于尽量避免和减少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风险发生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险一直是以分散风险为中心具有极强经济效用的制度。保险利益的概念，应是对这一手段的完善，而不是限制，其主要是为了预防道德风险。因此，重要的不是利益是否为法律所承认，而在于它是否确实能够弥补某些人在经济上遭受的损失。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经济上的利益，即可借保险制度来分散风险。当然，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于经济利益应当受到适当的限制,如果一个经济利益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则不应当成为保险利益。因此,作为经济利益的保险利益应当受到合法和不违反公序良俗的限制。（上海海事大学；上海；200135）
参考文献：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