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09:28:31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医基础哲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以科学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及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模型，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获取方法、评价标准、逻辑结果和目的等。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当然也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可以用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考察。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在考察理论的可行性时，对现象的解释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理论原本就是用以说明现象的，同时科学活动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圆满地解释巳知事实又可成功地推导未知事实的理论。所以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理论解释力的评价，这种评价只是从逻辑上对理论进行的主观评价，不同于评定理论真理性的事实验证。在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中，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形：当某一逆推的理论H能够成功地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时，人们也由此得出H是比较可行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人们评价、选择某一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该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
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2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及不足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5］。由研究的主体、内容可以知道西医学和中医学是可以相通的。由于两个医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也各具特点和不足。从两者特点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
2．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1．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西医理论是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他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从医学的形式看西医学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它以客观、具体、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西医学把单元结构作为其理论基础，把单元结构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把以还原论为指导的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西医学简单理解为“元”医学。西医这种纯技术的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促进了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多数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数疾病找到了诊断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西医学理论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医学这种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把生命视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推导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日见其局限性。有时单纯的还原分析难以导出由一些随机、综合因素所引发的变化和产生结果的机制［7］。例如，生物体活性的理解，按线性关系从无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没有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概念，则难以理解活性［8］。由于还原论过于强调新发现、新技术，新的技术常常以市场为导向而忘记了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认识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诊断治疗方法不断增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创新技术产生的成果被快速产业化运用于临床，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提供了理论庇护。其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这种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单纯的技术至上的还原论的哲学观指导下的西医自身无法解决的。
2．2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2．1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以阴阳平衡观为指导，以五行相关学说为联系，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以阴阳平衡为指导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是以平衡观、联系观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衡”医学。
2．2．2中医学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系统观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系统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内涵是需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由于中医理论对还原论思想有着先天不足，过于依赖系统思维，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不重视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常常在诊断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笼统的缺陷，面对蓬勃发展的西医科技，常常显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否则这种系统论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暗箱”。
2．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与不足
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如用西医的方法来发展、研究、解释中医理论，用西医的方法来评价中医诊断和疗效，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分析、组方成分分析），以中医的疗法补充西医治疗或用西医的疗法补充中医治疗，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进行诊治，这些中西医结合方式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互补，对中医科学性论证及对中医理论的局部观点的证实，以及对中药组分分析，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较庞杂不够系统，且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其主体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中医药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检验和验证的地位用还原论方法指导中医药现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思想和创新医学理论的指导，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指导思想和医学基本理论层面上的结合非常有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所以中西医结合目前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结合研究。
3创新理论的医学哲学基础
3．1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世界观
由中西医学理论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的“衡”医学特点，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与系统论相符合的医学哲学观。西医理论具有以单元结构观的“元”医学的特点，其发展受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具有与还原论思想相符的医学哲学观。从当代的哲学观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的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在医学理论的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可以把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世界观。
3．2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方法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都不具备引领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重任。我们把西医理论以解剖结构单元为基础的“元”医学特点与中医理论平衡观为基础的“衡”医学特点进行融合，形成还原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元衡论”观点。“元”是西医理论的精髓，是结构单元的简称有形态的、结构的内涵，是以静态的、孤立角度研究人体；“衡”有阴阳平衡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有平衡的、联系的、动态的内涵，是以联系的角度研究人体。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结构单元为研究基础的人体平衡观。包括整体单元结构、层次单元结构、单元结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顾点（单元结构）、线和面（层次单元结构）、立体的（整体单元结构）多维研究思路，可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内容，完善中医的科学内涵，弥补西医学重技术轻思想，重局部轻整体的不足。使对疾病的分析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用它来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可以有效地兼顾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等。可以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用于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研究。
3．3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
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见表1。
3．4试用“元衡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
痤疮有着复杂的病因病机，我们曾经以“元衡论”对痤疮的病因及治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疮的发病是由于三个层次的内在平衡失调共同作用产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环为第一层次，皮脂腺皮脂循环为第二层次，微生态循环为第三级，当他们的循环保持平衡时，人体不会发病，当第一个循环被打破，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第二层次循环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第三级循环的微生态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痤疮。这三个循环由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分别由雄激素、皮脂参与介导，构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病理过程［9］。我们根据病因病机特点，有针对性地分解为三个层次分别针对皮肤微生态、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进行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复发。同样的道理，遇有复杂难愈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元衡论”思维进行临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慢性的、顽固的、反复不愈的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医学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医学上一般认为静脉性溃疡的病因是静脉曲张后静脉机能不全，静脉长期淤血，毛细血管损伤，通透性增加，组织水肿，最后因轻微外伤或感染形成溃疡［10］。但通过我们的一组研究可知，以上情况只反映了病因的一个方面，静脉性溃疡除与下肢静脉曲张有关外，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与下肢淤积性皮炎、足癣、甲癣、反复发作的丹毒、甲沟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关系［11］。从“元衡论”观点看包括三个层次的失调：①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复引起丹毒—淋巴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③淤积性皮炎—外伤感染—微生态失调—皮肤溃疡。可见静脉性溃疡的发生是有多层次病因导致的，其反复不愈、顽固难治是由该病病因的多样性和病情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给以相应的针对各层次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疗效，并且可以有针对性防治复发［12］。
关键词：高等数学 哲学思想 能力训练
高等数学是高校一般专业的必开的基础学科，微积分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使学生提高自己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在对数学知识的记忆，更主要的是掌握数学的思维推理方法。进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为其它课程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微积分教学过程中，恰当地进行哲学思想的渗透，有利于学生对微积分的理解、运用，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微积分中的许多概念及方法都蕴含着哲学思想。下面就几个微积分教学中融入的哲学思想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1、极限概念中的对立统一规律
极限是一种研究变量变化趋势的数学方法，体现了辩证法思想。理解极限概念和其思想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对掌握高等数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概念的引入还是概念本身，都体现了变与不变、过程与结果、有限与无限、近似与精确的对立统一。
数列极限的定义： 对于数列{an}， 当n无限增大时，其通项数an 无限趋近于某个常数A，则常数A称为数列{an}的极限。
n不断增大的过程中，数列中的每一项an 的值在不断变化， 这个过程是动态的， 项数也是有限的， 但是， 当项数n 无限增大时， an 无限趋近于一个确定的常数A， 这个无限运动变化的结果是一个数值， 因此在极限思想中无限是有限的发展， 有限是无限的结果， 是对立统一的。
17 世纪法国数学家柯西首次较完整地阐述了极限概念。他用描述性语言给出极限概念： 当一个变量逐次所取得的值无限趋近一个定值， 最终使变量的值和该定值之差要有多小就有多小， 这个定值就叫做所有其他值的极限值。18 世纪维尔斯特拉斯提出了极限的精确定义， 即ε-N 定义， 给微积分提供了严密的理论基础。极限概念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反映了哲学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之否定经过一个周期的运动回到了起点， 又高于起点。
2、 导数概念中的量变质变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不断前进。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在任何事情都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极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在量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只有改变事物原有的性质才能向前发展时，要果断地抓住时机，促成质变，实现事物的飞跃和发展。
割线的极限位置――切线位置
三个定理层层递进，由特殊到一般；反过来，拉格朗日定理定理是柯西定理的特殊情形，罗尔定理又是拉格朗日定理的特殊情形。
辩证法认为，任何概念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定的，不同的条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它必须研究确定概念的不同条件和不同结果。而具体研究几个不同条件和不同结果，也只能是运用有限的手段，遵循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个一个去研究。
简单一点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指出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结果。
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发现三个定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从理论上再到直观图形上，鼓励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精于总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家B.Demollins说过：“没有数学，我们就无法看穿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穿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教师如果缺乏哲学眼光，就不能正确认识数学，就不能正确把握数学课程的价值取向，就无法讲清数学思想.数学教师在高等教学中运用哲学思想及其基本规律，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深人理解高等数学的思想，掌握高等数学的方法，还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
总儿言之，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只要我们用心挖掘，认真备课，正确引导，科学讲解，就能将唯物辩证法与数学思想科学地结合起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高职学生学习高职数学兴趣，进一步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逐步使学生在实践中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唐维彦.浅谈哲学思想在微积分教学中的渗透 [J] 职业.2014.
[2]常军.哲学思想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J] 数学教学研究.2010.
[3]胡晶地.高等数学[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4]林华.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哲学思想及其应用[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2.对两种范式的界定
所谓“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是指译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主张文本含义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实反映原文本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相关性”一词在后现代的文化学和翻译学研究中都有学者使用，但在翻译领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译领域尚未有人将其用来界定为一种范式。这里所谓“相关性”翻译范式，是指翻译活动超越对文本本义的兴趣，转向关注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意义范围。
3.“以文本为中心”辩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然。
3.1哲学典籍的历史功舷使然
众所周知，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作者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我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中“经学”更是典型的“经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经是从，唯经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说法，“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经学家眼中，圣人的言论可以说句句都是真理，经典中不可能存在谬误，所谓“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同上：433)。为了准确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注解经典的“训传之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学者注解经典的各种“传”、“注”，逐渐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人们认为道之在经，尽列其中。无论是元典还是元典派生出来的经典，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千古传颂，因为这些经典有其固定的意义和营养供人们汲取和吸收。所以，怀着敬畏之心、认认真真地从文本中挖掘精奥义理。如罗钦顺所说，“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无论古代学者是在考证元典的词义还是在阐释义理，无论意在还原原义，还是在发明新意，他们的著作均构成了我们面前的经典，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种典籍的译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典籍，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是这一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结。
2)为了更好地参与文化竞争，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须凸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译出版中国传统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且在不同地区已经产生不容忽视的结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经有文化上的无家可归之感和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情况无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强力挤压下，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结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实质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实际上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保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没。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才能实现多样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现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知道，西方相当一部分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所以，前几年中国哲学界也相当热烈地讨论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看似荒唐可笑，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背后蕴藏着深刻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西方不少哲学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认为发源西方的哲学才是哲学，之外的任何哲学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学。上起黑格尔，下到当代的德里达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而上学体系，充其量算是一种宗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义》中认为中国文化代表历史的幼年时期，仅表现出实体性而尚未进入主体性，换言之，根本尚未进入反省的阶段。他甚至轻蔑地说：“中国民族的性格之特点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资源的伦理、道德、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均远离他们。”(Hegel,1969:174)他虽然未提及哲学，但显然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拥有哲学，因为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现。因为他始终相信“依本义而言的哲学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鸠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衬，只能纳入西方学术框架，用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先进和正确。
4)具有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为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资源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显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要素：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义。西方启蒙运动正是吸收了希腊和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义。中国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尚中贵和、崇尚礼仪、强调秩序的社会和谐等思想均是当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资源。而这些精神均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体现的。更根本的是通过哲学典籍的翻译，使其他群族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主体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主体性。失去这个主体性，思维一旦被西化，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也就无所谓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思维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鉴于此，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性质应该是：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
作为译者，我们的任务则是根据经典的历史功能、特征、性质，还原历史，译出经典的原义，从根本上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这一点，白根到底，我们的翻译活动理所当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
3.2大本的客观意义使然
我们知道，在当代，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其影响来自西方哲学和文化学，尤其是主观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哲学和文化学的“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一个文本并非释放了一个唯一“神圣的”意义，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义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不是作者意图的产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语言符号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释。文本的生命在于阅读，读者的诞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之死”让读者诞生，使读者能进入被作者所禁闭的文本空间，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生产具有参与权，甚至“生命”决定权。他们强调作者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所限定的一个概念。主观阐释学认为，人决不会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物质条件、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为他所有的东西，是自始至终都在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不同的“视域”对应于不同的“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的视域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
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所有解释都取决于具体语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体历史相对性标准所形成并受其制约的，并无所谓可能“如其所是”地认识文本。一切阐释都是生产性的;理解总是“别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实现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中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演绎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
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今文经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基本上符合这种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哲学具有强阐释学的特征。冯友兰先生曾一针见血地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与握有实权的“内阁总理”，来比喻《四书》原著与朱注《四书》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
然而，有一点我们务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阐释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义理性经学，尽管它们采用“相关性”研究范式，尽管西方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中较激进的学者从某种观点出发否定文本含义的相对客观性，但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国义理性阐释经学学者从未否定过元典和早期经典的客观含义，如朱熹等。他们的普遍做法是继承性发展。另一方靣，西方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学者在肯定“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同时，并不否定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他们并不赞成“作者原意”对于理解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观点，不赞成本体论途释学和解构主义把作者和原文本边缘化的观点。美国途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图接续和张扬施莱尔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的认识论诠释学理论。赫施在其途释学的代表作《解释的有效性》in中明确提出了“捍卫作者”的号，重新把追寻“作者意图”和“文本含义”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目标，并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倡导了一种新方法论诠释学。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纽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比较客观准确，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交际翻译较主观，多注意译文读者的反应，甚至用译语文化代替源语文本的文化，即我们平时说的把源语文化归化到译语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无疑，纽马克是正确的。按照本文的观点，语义翻译就是“以文本为中心”，而交际翻译则相当于“相关性”翻译。
如前面所述，中国哲学典籍文本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显然应该是首选。
当然，有“首选”就意味着还有其他选择。犹如说任何译文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忠实一样，如果从各个层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即百分之百忠实的译文也是屈指可数的。况且，时代不同、读者层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传播的策略不同，相关性译文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关性译文，但从经典的性质和功能等特定的层面考虑，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不但是首选，而且是历史的最终选择。
4.结语
论文摘要：根据中专生特点试图通过案例教学这一尝试，改变目前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建立起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讲与学生的积极参与有机结合的交互式教学模式，增强哲学教学实效性，提高学生生活中的思辨能力。
中等专业学校是培养应用型“四有”人才的场所， 哲学基础作为中专的一门德育基础课，起着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三观”、形成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至将来能更好地走向社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中专生社会阅历的局限，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在哲学教学上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对哲学功能认识片面化、教学模式拘泥于板块化等等，使学生们普遍认为哲学语言晦涩难懂、哲学理论枯燥乏味、哲学内容严重与现实生活相脱节，从而扼杀了哲学自身的鲜活性，影响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所以在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这门课概念多而抽象，内容杂，学时少。怎样上好这门课?我认为其实教师除了要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外，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学实践表明：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以及对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人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及其特点
案例是实际存在或曾经发生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案例教学是通过使学生经历或体验模拟的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来感悟和理解一定的道理和方法，获得一定的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哲学课的案例教学是通过使学生体验或经历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分析和研究的思维路线来感悟哲学的精神，理解哲学的原理，掌握哲学的方法，获得哲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客观真实。案例是客观的真实的，客观真实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是与认识论的原则一致的。客观真实的案例和时事事件、现象等，是学生理论认知的感性基础，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
（二）典型直观。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往往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来探寻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在规律，从中导出一般的原理、理论，所以比较易懂好记，生动形象，有助于理论学习的进一步深化。例如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框时，就可以设计以下案例：寓言《钉子》：“丢失了一个钉子，坏了一个蹄铁；坏了一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通过非常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哲学理论，加深了学生对普遍联系观点的认识。
（三）现实性和针对性强。为了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形成一定的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真正被摆到“学习主体”的位置上，在选择案例的时候应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比如讲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时，就可以和学生讲讲网络上的案件来切入到认识事物现象不代表认识事物的本质，通过学生自己的讨论可以加深对真象和假象的理解，重新理解“眼见为实”的真正含义。
（四）吸引力和参与性强。由于案例和时事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所以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之情动于衷而表于行。正因为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积极地展开讨论、分析或辩论，充分展示他们的看法或观点，促进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比如在讲“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时候可以从老子和孔子关于牙齿和舌头的关系的对话入手，让学生先有一定的好奇心，然后学生来用自己的想法进行分析，通过老师的点拨来完成哲学理论的理解，并且可以把这个故事放入人生观教育中对学生进行人生哲理的领悟。
二、哲学课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哲学课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过程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在课堂上完成教学任务。哲学课的案例教学一般分三个步骤：
1、案例的准备和布置。案例是教学的主线，要贯穿一堂课的始终，能起到组织教学各环节的作用，比如导入、讲解、讨论、对话、总结等具体教学过程都以案例为基础而展开，它是学生获得认知的载体。所以，选好适用的案例对组织教学非常重要。案例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时效性、真实性。以“质量互变规律”这一问题为例;首先，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课程内容，安排学生阅读有关的教学内容，并将相关案例材料交给学生做课前准备;然后学生按照老师的安排，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完成教师所布置的案例分析和论证。这部分内容将是教师以后在课堂上要浓黑重笔，充分展开论述的份量较重的内容。比如:“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的原理来分析我国申奥成功的问题，布置案例思考题是为了使理论学习落到实处，把重点放在应用上。
2、组织课堂教学。这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和中心环节。首先是要呈现案例，可以在刚上课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案例内容，或给每个学生发放一份文字案例，也可借用现代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案例，通过这些生动多样的开场白，引起学生的关注，为以后展开的课堂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铺垫。其次，教师开始讲解，分析他布置给学生的这一典型案例，随着对整个案例进行过程的详细分析，阐述这一案例中所揭示的事物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紧扣书中主要内容，重点思想，从典型案例中提炼出与之相吻合的思想观点来，这样可以深化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再次，在老师对案例分析，讲解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发言、讨论，就自己所做的案例分析和老师讲解的案例分析进行比较对照，或同学们之间相互比较分析，找出异同，区分正误，达到启发思维、充分开发学生智能的目的。在讨论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辩，不单纯地去追求一种正确答案，而是重视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每个教学案例所涉及的问题都必须由同学们自己进行分析、解释和讨论，对学生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教师不应简单否定，而应引导学生正确分析错误的实质以及产生错误的原因。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组织和讨论，启发学生讨论，切忌发号施令和批语指责。对于部分学生不爱发言或很少发言，教师要和颜悦色地启发，开拓他们的思路，逐步消除他们的自卑感，使他们明确主人翁地位，从而产生积极参与讨论的责任感。
3、评价案例。点评阶段是案例教学的最后阶段，往往是一堂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必须通过学生的发言了解讨论的效果，必须要求学生案例与理论结合起来，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必须解决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并且在这基础上教师能把一般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可以表扬成绩突出的同学，指出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并精炼地概括出本案例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和核心内容，提出从事案例分析的正确思路和一般方法，进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应注意的是教师讲评除了教育学生掌握一定的哲学原理、哲学知识外，关键是要教会学生运用这些哲学原理、哲学思想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分辩是非曲直、美丑善恶，懂得唯物辩证地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哲学课案例教学法的现实意义
哲学课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避免传统的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抽象、乏味、说教式的教学弊端，将哲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能够使学生保持与现实世界或社会的广泛接触与紧密联系，扩大自己的视野；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能力。在具体的情境中渗透深奥的哲学理论，将哲学理论学习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新鲜感和强烈的求知欲，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体现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和应用对教师的素质和理论水平也是一种锤炼和提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案例教学法只是现代教学方法中的一种，要使哲学通俗化、趣味化，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广泛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哲学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赵丽华.哲学课案例教学方法探讨[J]. 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期
【摘要】
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关键词
基础主义；心理主义；分析性；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63-07
作者简介：刘钰森，广东潮州人，哲学博士，（广州510006）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蒯因（W·V·Quine）在《从刺激到科学》开头“追忆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时，将弗雷格的理想概括为探寻数学知识的本质以及数学真理的基础。他认为弗雷格和罗素、怀特海在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们的结论是认为数学可翻译为纯逻辑，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数学真理是逻辑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还原为自明的逻辑真理。蒯因认为弗雷格等人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哥德尔1931年的论文以及罗素1902年的发现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烟消云散
。
弗雷格当年在《算术基础》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如蒯因以上所说的基础主义
理想，否定了密尔等人关于数学的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对数学基础的探寻的背后，恰好是他在《真之追求》等著作中所概括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立场。本文试图通过从《算术基础》到《真之追求》的解读，展示数学哲学中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的某种面貌，也试图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应蒯因新兴的心理主义。
一、弗雷格的“基础主义”
“如果在万物长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认识的，一切就会陷于混乱。”
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这种探索是从数字入手的。比如数字1，惯常的说法是它指示一个事物；将1这个数说成属于事物，却没有说明事物是哪个；这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任意理解这个名称，关于1的同一个句子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心理主义会导致的这种相对主义是弗雷格所反对的。
弗雷格认为，思维本质上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绝不能根据对象而考虑不同种类的思维规律。不同于心理主义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来解释意义，弗雷格要找的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基础：“人们从本书将能看出，甚至像从n到n＋1这样一条表面上专属于数学的推理，也基于普遍的逻辑规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维的规律。” 弗雷格要的是在语言、数字后面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要的是一种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思维”、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律。
弗雷格力图说明，感觉与内在图像具备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数学概念和对象则具备确定性和明确性；因此算术与感觉根本没有关系，内在图像对于数学是无关紧要和偶然的。如果从心灵本质对概念进行心理学解释，并以为由此可以得到概念的本质，那么这只会使一切成为主观，走到底甚至会取消真。要认识到概念的纯粹性质，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义普遍的逻辑基础：
如果定义仅仅在后来由于没有遇到矛盾而被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进行证明的严格性依然是一种假象，尽管推理串可能没有缺陷。归根到底，人们以这种方式总是只得到一种经验的可靠性，实际上人们必须准备最终还是会遇到矛盾，而这个矛盾将使整个大厦倒塌。为此，我认为必须追溯到普遍的逻辑基础……
普遍的逻辑基础的追溯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同上，第8—9页。 换言之，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只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表象”，把表象与概念和对象区别开来，前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观的，后者代表客观的和逻辑的；坚持语境原则，要求避免将个别的心灵的内在图像或活动当作语词的意谓；函项原则要求的是，未充实的概念不可成为不变的客观对象。
客观性原则预示着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础将是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无关的客观逻辑基础，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项原则与语境原则将在获得作为算术基础的数定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这三个原则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回到一种甚至要努力超越欧几里得的严格性，那就是人们对各种概念进行严格的证明；而且他相信沿着严格证明之路，必然能获得构成整个算术基础的数概念以及适合于正整数的最简单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数学本质上只要能用证明就不用归纳来获得确证。证明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真摆脱各种怀疑，并且提供关于句子的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句子间的真的依赖性在哲学上需要对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做出区分。在弗雷格看来，与此区分有关的是判断的根据（justification），而非其内容。因此，通过证明达到的根据如果是普遍的逻辑真理和一些定义，获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据非普遍逻辑性质的特殊知识领域的真得到证明的句子，则是综合的。类似地，是否完全从本身不能够也不需要证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证明，则是区分一个句子的真是否先验的标准。
从根据而不是从内容区分真的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础理想的一种体现，更直接的是，它与追溯算术基础时所必需的严格证明之路密切相关：在数学领域，要尽可能严格地证明算术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个缺陷，找到证明所依据的原初真命题。比如：
2加2等于4，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4表示3加1。人们可以如下证明这一点：
定义：1）、2是1加1；2）、3是2加1；3）、4是3加1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数，等式依然保持不变。
证明：2＋2＝2＋1＋1＝3＋1＝4（定义1，定义2，定义3）
所以；根据公理：2＋2＝4
弗雷格认为莱布尼茨的上述证明有缺陷，应该更精确地书写为：
2＋2＝2＋（1＋1）
（2＋1）＋1＝3＋1＝4 同上，第16—17页。
莱布尼茨的证明缺少2＋（1＋1）＝（2＋1）＋1，它是a＋（b＋c）=（a＋b）＋c的一种特殊情况；以这条定理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并且每个数就能够由前面的数定义。“我们甚至没有关于这个数的表象，可确实就这样把它据为己有。通过这样的定义，数的无穷集合化归为一和加一，并且无穷多数公式均能够由几个普遍的句子证明。”基于这种证明方式，弗雷格试图从a＋（b＋c）=（a＋b）＋c的形式来说明，借助几条普遍规律，仅从个别数的定义可以得出数公式，但这些定义既不断定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假设其合法性（不需要justification）。他在批评前面提到的密尔等人的聚合性思维的同时，认为数的规律不可能是归纳的真命题：归纳如果是习惯的话，“习惯（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完全没有保真的能力”，“归纳必须依据概率学说，因为它至多可以使一个句子成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够在不假设算术规律的前提下发展概率学说，却是无法预料的”。
弗雷格认同莱布尼茨的观点，数学中发现的必然真的命题必须有一些原则，其证明不依赖于例子及感觉证据。他认为几何学定理之间可以互相独立，它们不依赖逻辑的初始规律，因而是综合的；但经验综合的性质并非算术规律的性质。就数而言，每个数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要求关于数的科学原理是分析的，数相互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关于数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适用于眼前存在的事实，数学的真命题“会有一系列未来使用的推理串，其用途将在于：人们不必再进行个别的推理，而是能够立即说出这整个系列的结果。”
如果真的可以达到上面提到的作为根据的普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导出数公式，那么这样的句子应该是从更基本的数定义得出的。因此，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考虑数的定义。
以往由于定义尝试的失败，数总被认为是不可定义的。把数看作事物性质，数是主观的东西，把数解释为集合、多或众多，通过对不同的实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来解释数，这些说法都被弗雷格一一驳斥了。而对欧几里德的“数是一种单位集合”的解释，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说法中的问题及困难之后，弗雷格提出解决困难的方法是：把一和单位做出区别。具有客观性的“一”作为数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的专名，不能是复数；相应地，单位应该是一个概念。概念不同于专名，只有当概念带上定冠词或指示代词时才能被看做一事物的专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此，“数是单位”的解释把概念词混淆为专名了。
弗雷格认为，“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数的给出表达了一种独立于我们理解的真实的东西”。上述观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个别的数词是专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词，当一个概念词被它“充实”而饱和了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专名。在贯彻语境原则的前提下，弗雷格认为，为了获得数这个概念作为对象的数，必须确定数相等的意义。他借助的是莱布尼茨“用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而不改变真，这样的事物就是相同的”的解释，把数相等界定为外延相等（数值的相等）。这与他在《含义与指称》中提到的等值置换原则相一致：在逻辑中，真值相同的词项和命题可以互相置换。我们可以由两个等数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数相等，加上“n在自然数序列中紧跟m”这个表达式，就能定义0和1，并且进一步确定数序列是无穷的。
基于客观性原则，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把算术奠基于一种不变的逻辑基础之上。遵循语境原则和函项原则，他在《算术基础》中主要展示了一种追溯算术基础的方法。根据这种严格证明的方法，弗雷格认为从一些自明的公理（即他所谓的普遍的逻辑基础、普遍句子）出发，加上数的定义，可以演绎出所有关于数的真命题。虽然这有循环论证嫌疑，但是弗雷格明确地认为按照他的严格证明的方法，可以追溯作为算术基础的数的定义以及自明的公理。他在《算术基础》中谈及其基础主义的哲学动机，在于澄清算术真是属于先验还是后验、是属于分析还是综合。如前所述，从判断的根据而非内容解释真，由算术真所根据的是不可证明的普遍句子来看，算术真（truth）当然是先验分析的。换言之，从算术真的基础可以得出算术真是先验分析的。这种哲学动机促使弗雷格进行基础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术命题的特性，并且将其与综合性的心理命题区分开来。
二、蒯因的《真之追求》及弗雷格应对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术真的分析性为其哲学动机，蒯因则由对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种整体论的彻底经验主义，他的经验主义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基于对分析命题的态度，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承认数学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求的那种分析性的基础。
蒯因在他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批判的第一个非经验论教条，就是分析与综合之分：奠基于非事实的意义的真（truth）是分析的，而奠基于事实的真是综合的。而且，对分析与综合之分根源同一的还原论的清理之后，他的结论是：由真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得出，每个陈述的真可分解为语言部分和事实部分，这是很多胡说的源头。根据这种划分，如果某陈述的真只与语言部分有关，那么该陈述就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综合之分，在蒯因看来是顽固地抗拒任何明确的划分。科学看起来总体上依赖于语言与事实，但逐个地审视科学陈述，却能发现并非如此。 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应该主张：“我们所谓的知识或者信念的总体，从最具因果性的地理和历史的事实到相当复杂的原子物理或者甚至纯数学和逻辑，是一个人造的构架，其仅仅是沿着边缘侵入经验。”Ibid.， p.39.
把架构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人类知识体系比喻成一个倒扣的碗的话，纯数学和逻辑即便处于碗顶，也最终要与经验相关。这种思想在蒯因后期的《真之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弗雷格固守理性、固守不变的基础不同的是，蒯因固守的是他心中的经验论规范：“nihil in menter quod non prius in sensus（心灵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以前感觉中没有的）”。他的出发点是：感觉的刺激-感受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的保证：
有关我们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保持在我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从而在我们的神经摄取和与之相应的观察句中得以确立。我们从整个句子而非从词项出发。函项的一个教益是，我们的本体论，像语法一样，是我们自己对关于世界的理论做出的概念的贡献的一部分。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但这仅仅是经由对具体表达人的预见的观察句做出整句的“是”或“否”的判断来达到的。
在蒯因看来，我们经由感官刺激（stimulation），在历代累积的创造性之下构造关于外部世界的系统理论。在刺激和感受的关系或者刺激和我们的外在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关系的分析中，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遗传学或者历史学都可以提供资源，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可以仅借助逻辑分析来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论被预言检验的部分，或者属于证据支持关系的部分。这就进入到了“求真”的领域，并且看来他也将采取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式，从目标和方法上看似乎与弗雷格对算术基础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的著作《从刺激到科学》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经验论规范。虽然蒯因有时候认为有些数学命题是没有经验内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认为的对每个对象都必然有意义的命题都是重认命题（recognition?judgment），比如数学中的等式，他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恰好是有经验内容的命题，也就是能被检验、值得检验的命题。
蒯因更直接要解决的是所谓“科学游戏的目的”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游戏的压倒性目的是技术和理解。从技术和理解的角度来看，“所指和本体论如此后退到单纯的辅助者的地位。真句子，观察的和理论的，是科学事业的始终。它们由结构联系起来，而对象扮演了结构的纯节点的角色”。这种结构就是逻辑的联系，在函项的理论下，px原来意味x是p的地方，可以重新诠释为x是p的f；即在重新解释后的句子逐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样与相同的感觉刺激结合在一起，而且逻辑联系完好无损，理论的对象却被随意大幅度地移换了。
这说明对象“对于观察句的真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观察句对理论句提供的支持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个理论预言中的成功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保证与感觉刺激结合，那么作为“人造架构”的观察句、理论句的对象就可以随意移换。语词、句子不过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人类可以“任意”地解释，当然，前提是与感觉刺激结合：“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对象在蒯因这里并不重要，对真句子来说更重要的是与感觉刺激相合。但这种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在他看来，直接面临经验检验的是所谓的观察范畴，而蕴含观察范畴的是一个理论的整体，其中，算术和其他数学的分支是理论背景的一部分。在《真之追求》第6节中，蒯因试图通过在整体论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体的准则之下，保护任何纯数学的真，但这种保护不是因为数学的基础性，而是因为数学渗透到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各个分支，对数学的破坏将令人无法容忍。蒯因认为，这可以解释数学必然性，并且基于一个所谓的未阐明的原理：人类在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时却要捍卫数学。由于整体论，加上数学对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渗透，在数学得到应用之处，经验内容也被数学所分享。
蒯因的老师卡尔纳普在他的数学哲学中，使用分析性来解释缺乏经验内容的数学如何有意义以及为何数学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蒯因看来，是因为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分析性反映了语词的意义。不过，如前所述，蒯因认为通过整体论就可以解决卡尔纳普通过分析性所解决的那两个问题。蒯因对于数学必然性的说明，并不是给出像弗雷格那样的基础主义证明，而更主要是从数学应用的效果来说明；与其说他想说明数学的基础性的必然性，倒不如说他想通过整体论来说明数学如何跟经验关联。
在《真之追求》第40节，蒯因专门讨论“数学中的真”。在他看来，数学有一部分因为不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不享有经验意义，集合论的高级部分也是这样，而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与应用数学一样用相同的语法和词汇来进行表述的。或许因为这种数学的高级部分的非应用性，蒯因认为要是将之排除在二值逻辑之外，就需要不自然地划分语法。因而，由于简单、经济和自然的考虑，这些高级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可以在谓词逻辑和集合论这类基础上给出来；并且这样处理缺乏经验内容的纯数学，跟自然科学内部进步的简化和经济达到一致，“它是关乎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体系统紧凑（tightening）和简化（streamlining）的问题”。
从以上对蒯因在《真之追求》中的观点的述评可见，蒯因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人们使用的数学（包括逻辑、集合论作为其组成部分）只是人们的工具。蒯因不像弗雷格那样试图分析出一种外在的数学的基础，他只是从数学的应用来说明数学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最终与经验相关的应用关联起来：数学作为理论背景的一部分，蕴含观察范畴，并且当观察范畴遇到反例时，唯有数学不能被破坏。在《从刺激到科学》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逻辑和数学，其中的观点与《真之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可以增进对他关于逻辑和数学的心理主义观点的理解。
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对于逻辑的习得有一种“进化”的过程：人类从孩提时代习得“并非”、“并且”、“或者”这些逻辑联结词以及“有的”、“每个”这些量词的时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狭义的逻辑的基本律内化了；而当人类数学理论成熟时，就能够在一种形式化中把这种逻辑压缩为：证明一个给定的前提集对预期结论的蕴含，就是证明该前提集与结论的否定的不一致。这种观点把数学当成比逻辑更加高级的知识体系，蒯因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乐意于如此狭义地限制词项‘逻辑’，而把集合论处理为数学另一更高级的分支。”他在后面甚至把集合论当成数学的代名词，即逻辑是数学的分支、集合论则是更高级的分支。并且，这种“狭义”的逻辑和集合论及数学的其它分支，有着三个重要的区别：一、逻辑没有能称为属于它自己的对象，其变量允许所有离散的值；二、除去同一性，逻辑没有自己的谓语；三、逻辑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而数学其它分支则由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
从以上对比可见，就没有对象与谓语而言，逻辑如前面所引述的《真之追求》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联系的功能；就证明的完全性来说，逻辑看来比之数学的其它分支更有优势。如前所述，在蕴含观察范畴方面，蒯因把数学律与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来，因为集合论和数学其余部分的规律排列在进行蕴含的前提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假说。不过，这并不与公认的数学缺乏经验内容的看法相冲突，蒯因认为数学的这种参与并不赋予经验内容，因为经验内容是属于进行蕴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员所分享的。
在《真之追求》里能够享有经验内容的是应用中的数学，而这里作为进行蕴含的集合一部分的数学，是所谓的非诠释数学（uninterpreted mathematics），它们不仅缺乏经验内容，且缺乏真假。蒯因在比拟这一类数学真理为经验真理时，主要出于其对观察范畴的蕴含有帮助的考量，而将其对经验的背离忽略不计。蒯因认为许多这样的语句可以用应用数学中所坚持的规律来处理，另外一些解证地独立于先前理论的情形则还是用经济原则来处理。加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令蒯因为难的还有：有许多属于数学的闭合句在一致的证明程序中，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最后，蒯因只能与这种超出他认为的值得并且能够检验的才是真陈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协。但是，他还是强调，即使这涉及到康德的物自体问题，关键却还在于人类的用法，而并非宇宙之秘。
与密尔等心理主义的前辈相比，蒯因并不否认数学尤其是纯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而对于逻辑，他则更主要从一种工具的角度来对待。在写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时，蒯因认为人类的知识最终都与经验相关；而到了《从刺激到科学》，他却承认非诠释的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即使借用应用数学的规律处理部分这样的数学陈述的真假问题，同时用奥康的剃刀处理另外一些数学命题，还是存在着真假不定的数学命题，蒯因提到非诠释数学即抽象代数时说它们没有经验内容、也没有真假。而这与前面提到的他所贯彻的经验论的规范是冲突的。
蒯因的这种困境在弗雷格看来或许并不成为困境。弗雷格其实并不否认经验的作用，他承认感觉印象是认知数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条件，但他强调在数学基础方面中经验是无关的。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一类是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另一类是必须被经验支撑的。不过，即使是第一类，也是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的：“没有任何感觉活动的话它是绝不会在人心中称为意识”；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理学，而是基于分类之上的最好的证明方法。感觉活动是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包括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的科学真理也是如此，不过感觉活动却并非基础。泰勒·伯奇（Tyler Burge）考究了奠基（grounding）一词的德语，认为基础和奠基是与理性相关的。哲学家所谈论的理性，一般意指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性，即弗雷格在《算术基础》第31节提到的，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更高精神力量。 作为算术基础的命题恰好是不需要检验的、自明的，其作为真命题的意义因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检验和能被检验，而在于它们所含有的内容是理性所必须确认的。
与《算术基础》开篇建立的那三个原则相适应，弗雷格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其中，客观性的算术真理纯粹由逻辑得到证明。算术领域的真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与北海的存在一样，具有超乎经验的客观性。算术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备的独立于经验的地位，恰好就标出了蒯因极不情愿地作出妥协后逐步接近的那种立场。另一方面，即使蒯因的经验论看起来似乎更符合人类的实际（人们通过微弱的纽带与包括数学对象这一类抽象对象的外在世界相连，更多的时候，人们谈论知识就是在谈论人们经验中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践），但是他却无法将经验主义的规范贯彻到非诠释数学的领域。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转述的蒯因对于弗雷格理想的否定。自明的逻辑真理作为算术基础的探寻在蒯因看来之所以是失败的，与蒯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态度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弗雷格基础主义探究的哲学动机是进一步澄清分析与综合之分，把通过证明由非事实的普遍逻辑真理或定义得到辩护的数学真视为分析性的，并且在《算术基础》结尾部分还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推进了康德的研究。 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卡尔纳普的分析与综合之分，但就以奠基于非事实与事实来区分分析与综合而言，他的这种批判也可以针对弗雷格的分析与综合之分。蒯因否定奠基于非事实的分析的真的存在，最终目的是得出他的整体论的经验主义。克里斯托弗·皮卡克（Christopher Peacocke）指出，蒯因拒斥分析性与他的整体论、可错论相关联，而他的整体论是刺激意义（stimuli?meaning）的整体论。如前所引的《真之追求》中的观点所显示的，在蒯因那里，可以说感官刺激才是所有知识的基础。皮卡克指出，刺激意义并不必然具有一般的意义同一性。比如，对一个严重散光的人来说，“那条线是直的”的刺激意义将与他视力更好的朋友不同，但是这个句子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同样的意义。
【关键词】 高血压;脑出血;白细胞介素8;白细胞介素6;超敏C反应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Change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LI Lizhong.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 General Group,Hebi,45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In the hematomal fluid , IL8,IL6,hsCRP and NSE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54 patients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t 1st,3rd,5th,7th and 30 normal controls.Results The level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all the time point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P
随着基础及临床研究的进展,细胞因子及一些炎症介质与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关系备爱人们的关注[12]。本次研究通过对54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清洗液中白细胞介素8(IL8)、IL6、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epecific enolase ,NSE)含量变化,以期探讨其在急性高血压脑出血发病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病例为本院ICU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收住的发病24 h内就诊的初发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54例为观察对象,其中,男30例,女24例,年龄39~78岁,平均(53.2±11.4)岁。所有观察对象诊断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CT或MRI证实,依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3],将患者分为轻(0~15分)、中(16~30分)及重型(31~45分)。入选病例条件[4]:①3个月内无手术史、无外伤史及心脑卒中史;②入院前2周内无感染病史;③无明显的心、肝及肾等主要脏器疾病,无恶性肿瘤及免疫系统疾病;④1个月内未用过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⑤血肿量计算均>30 ml;⑥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同期内选取30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所有患者给予常规降低颅内压、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应用抗生素及营养支持等治疗。发病后6 h内在床边进行颅内血肋穿刺[5]。以生理盐水20 ml经穿刺针反复清洗血肿腔,离心取上清液,保存备测。分别于发病后1、3、5、7 d,以同样方法取上清清液送检。健康人对照组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6 ml,离心,取上清液送检。IL8、IL6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NSE采用放免法测定。hsCRP检测采用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系统,以放射免疫比浊法检测。
1.3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NIHSS)标准,分别在治疗后第1、7、14、30天进行评分,并与同期住院保守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观察组45例)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多个样本分析采用F检测;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液IL8、IL6、NSE和hsCRP检测结果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血肿液IL8、IL6、TNFα和hsCRP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NIHSS评分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NIHSS评分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后第7 d评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疗效评定 根据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指数,BI)评分,不同病情程度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高血压脑出血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临床疗效不同,病情越重,疗效越差。轻型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BI与中型和重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内科重症之一,其发病率、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血压脑出血的病灶周围组织损伤的主要因素研究较多[5,6]。临床及动物实验证实,脑出血后存在炎症性反应,炎症性反应是激活急性脑出血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7]。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的神经元、星形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均可产生炎症因子。脑出血后血液成份如凝血酶、铁和亚铁血红蛋白等可引起细胞因子释放。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急性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不同时点的血肿液中的IL8、IL6、hsCRP和NSE水平均明显增高,第3～5天高峰,第7天仍处于较高水平。提示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与急性脑出血密切相关,是脑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还表明,IL8、IL6、hsCRP和NSE水平与脑出血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间有相关关系,即病情越重,NIHSS评分越高,IL8、IL6、hsCRP和NSE水平亦越高。利用颅内血肿穿刺碎吸术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进行治疗,同时连续观察血肿清洗液IL8、IL6、hsCRP和NSE水平的动态变化,较血清和脑脊液及血肿周围组织更能反映脑出血后出血灶中炎症细胞因子的实际变化[4]。
本次研究表明,脑出血急性期患者血肿清洗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水平,与NIHSS评分和BI指数相结合,对于评定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判断预后有指导意义。文献资料表明[4],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病情越重,其第3天 IL8、IL6、hsCRP和NSE水平越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不同程度的脑出血患者的预后也有明显差异,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液及血肿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参与脑组织损伤,其可能机制[4,8]:①脑出血的急性期,血液、血红蛋白及其分解产物进入脑组织内,引起炎症反应,刺激脑组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引起血肿液内细胞因子表达,化学趋化因子增加,使病灶区域聚集大量炎性细胞,局部炎症反应加强,加重脑组织水肿及神经细胞的坏死和凋亡。②脑出血后相继产生的细胞因子,化学因子可能具有神经毒性,促进细胞死亡,使血脑障碍破坏,通透性增加,引起脑水肿。③脑出血后脑组织细胞损伤、坏死,产生大量抗原,刺激免疫系统,导致炎症细胞浸润和激活,引起强烈的炎性和免疫反应,使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补激活,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同时脑出血损伤的星形细胞、小胶质细胞和内皮细胞也补激活而合成细胞因子如IL6,可使血肿内细胞因子增高,IL8和IL6对单核细胞有趋化作用,引起脑血肿周围单核细胞增加,加重血肿周围的炎症反应。
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存在炎性因子的过度表达,这些结果表明炎症因素参与了急性脑出血的全过程,血清中炎性因子水平的高低和病情严重程度有关;高血压是脑出血的最危险因素之一,同时高血压本身也是一种促炎状态,可以通过上调一些炎性因子,如本文所涉及到的和其他炎性介质,如白细胞黏附因子、热休克蛋白、内皮素菜、血管紧张素等来发挥促炎作用。IL6是急性期蛋白的最强烈刺激因子,也是参与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多功能的促炎细胞因子,它可使VSMC和成纤维细胞增殖,导致产生大量敌国小板源生长因子,使血管阻力增加;它还具有较强的血小板活化因子的特性,激活血小板促进血小板积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IL6还可诱导纤维蛋白原启动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症部位纤维母细胞增生,胶原沉积;可刺激基质降解酶的合成,侵蚀斑块内的基质,导致不稳定的斑块破裂。IL8使中性粒细胞活化,通过增加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和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促进中性粒细胞跨内皮迁移于出血的脑组织周围,并激发细胞毒性,引起脑组织的代谢改变,内皮功能障碍,微血管损伤,IL8水平增加不仅代表炎症细胞活化功能状态,而且是潜在的凝血因子激活的标志。NSE是已经发现五种烯醇化酶同工酶中的γγ亚型,它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故命名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血清NSE水平与脑外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9]。NES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特异性反映神经元损伤的量化指标。
本研究结果提示,IL8、IL6、hsCRP和NSE参与了高血压脑出血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炎性因子升高可能是反映了脑出血的炎症反应,随后可能反映脑细胞坏死的愈合的反应。高血压脑出血后炎性因子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关。
参 考 文 献
[1] 左鹰,于东明.灯盏花素治疗急性脑梗死对超敏C反应蛋白的影响及疗效机制.中国急救医学,2008,28(2):107109.
[2] 郭富强,李晓桂,陈隆益,等.脑出血患者血肿周围组织细胞因子与细胞调亡相关基因表达的动态观察.中华神经医学杂志,2006,5(11):10971101.
[3] 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382.
[4] 李银,李新军.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冲洗液IL1 IL6及THFα含量的动态变化及意义.中国急救医学,2008,28(2):155157.
[5] 胡长林,吕海涛,李志超.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技术规范化治疗指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6897.
[6] Hua Y,Wu J,Keep RF,et al.Tumor necrosis facteralpha increases in the brai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rombin stimulation.Neurosurg,2006,58(3):542550.
[7] 胡利华,吴江,杜丹华,等.实验性脑出血急民生期灶周组织水肿及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06,23(5):552554.
关键词： 本科课堂教学 软硬件 差异 教育理念
2013年1月2日，我有幸通过广西财政资助出国留学来到了美国西北角的华盛顿州的华盛顿州立大学。这是一所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高校，是美国久负盛名的研究型大学。因为华盛顿州立大学位于距离市区较远的普尔曼小镇，这里空气清新，人口稀少，没有过多的喧嚣。但是，由于其历史较为久远，因此周围分布有各类超市和餐厅，同时校园有对学生教工免费开放的公交车，学生生活相对国内高校更方便和舒适。
我在到达华盛顿大学的第二周开始连续多次旁听了该校Charles Pezeshki教授的Design Clinic Internal Business课程，结合多年在国内高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写成了本文。本文不仅分析了两国高校在教学软硬件上存在的差异，更期望通过分析这种软硬件差异折射出了两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理念的差别，希望对国内高校开展教学改革提供帮助。
1.中美本科课堂硬件差异
来到华盛顿州立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的EM154教室，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座椅摆放与国内高校不同。教室中所有桌椅可以移动，学生围坐在桌子旁，自由组成小组，上课时学生可以面对老师，也可以背对老师，并没有像国内高校中桌椅固定，学生一律面向老师而坐。
EM154教室面积大约在250平方米，当时上课学生人数为30人，每个学生桌面空间较大，学生大多带笔记本电脑上课。教室开通无线网络连接服务，随时可以上网查阅各类资料。而国内高校大多数教室没有无线网络服务，学生很少带笔记本电脑上课。
2.中美本科课堂软件差异
在软件建设方面，在我旁听的这门课程中所有学生都加入一个叫Basecamp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所有学生都可消息，上传资料，提出问题。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消息，上传资料，回答问题。这样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拓展。也就是说，除了上课见面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同学们也可以自由交流，师生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流。
另外，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在Charles Pezeshki的课堂上，他并不拘泥于讲授知识，而是通过不断提问的方式激发学生思考。他的问题往往较为简单，目的在于让学生思考，学生一旦回答出问题，他就立刻给予肯定，并且能及时叫出学生的名字。这样学生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肯定，学习积极性立刻提高，学习情绪饱满。
但是，在中国高校本科课堂中，老师还是凸显出中心角色，老师认为自己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没有把学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来看待。老师成了宣讲者，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情绪较为低落。
3.中美教育理念差异
通过对比中美本科教育中软硬件的差别，我们不难看出中美教育界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异。过去有学者就一门课程的授课过程比较过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但从软硬件角度进行比较的文献很少。[1—2]
首先，在美国教育界比较公认的是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学生始终是最重要的主体，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具有更多的权利提出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地向老师提出问题。另外，他们并没有限制本科学生的自由，允许本科学生出去调研，去工厂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在国内，很多高校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是严禁本科出去开展调研工作的。另外，国内教育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思想，就是学生应该服从老师的指挥，学生无形中被认为是整个“学校等级制度”中的低层。这种观念上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会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学生的很多诉求得不到满足，这时学生会失去继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其次，教师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思考，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希望学生能够多提出问题，及时回答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问题。他们认为“最愚蠢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都会积极思考，大胆提问。然而，在国内一些老师并不希望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题打断教学进程，过多的问题会使老师无法按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教师将完成教学计划看做是其教学工作的核心，并没有关注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学生被培养成为不会提问题的人，他们只是默默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没有真正参与到主动学习中去。
再次，对于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投入。在Charles Pezeshki教授的Design Clinic Internal Business课程中，学生被分成6组，每个组6人，要求完成企业提出的实际问题。企业给每一个组分配一个项目，提供1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学生可以离开学校到企业与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讨论，讨论如何能够完成企业提出的任务。在这样的实际锻炼中，学生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如何在一个团队中协作工作。然而，国内一些高校比较在乎教育成本，他们会认为投出资金让学生外出调研会增加教育成本，另外，很多企业并不欢迎学生到企业实习，因为他们缺乏对学生的信任，在他们看来本科学生是没有办法完成一项现实的工程任务的。
通过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中美本科教育不仅在软硬件方面存在差异，而且透过这种差异我们能看到两国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理念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差异。这不是说美国的所有教育理念都是好的，我们应该用一种批判的思想去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希望本文能给国内的教育工作者一些启迪，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蒋莱.从一门课程的比较看中美大学本科教育的差异[J].比较教育研究.8，2005：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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