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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门楼是客家民居中最为人注意的突出部位之一。由于受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客家民居门楼充满着浓郁的客乡风情，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客乡文化，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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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客家 艺能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
一、关于艺能的释意
“艺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词汇。早在司马迁《史记龟策传》中就出现过：“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此处所谓“艺能”乃指自身所具备的学问、技能。此后，在范哗《后汉书，方术传》中有如下记载：“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韩愈《答窦秀才书》云：“愈少懦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为力。”这里的“艺能”都是指技能、艺术的意义。
“艺能”一词汇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多出于日本。据姬野翠氏的研究，在日本，“艺能”这一词汇大约是在平安时代(781－1198)从中国直接输入的。时至今日，在我国的许多中文词典、辞书中，几乎没有收录“艺能”一词，反倒在日本的日语辞典或中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中却有关于这一词汇的解释。如：大连外国语学院《新日汉辞典》编写组编《新日汉辞典》云：“艺能①演剧、歌谣、舞蹈、美术、电影、曲艺等艺术的总称。②艺术与技能。③擅长艺术、技艺的才能。④技艺(指歌舞、三弦等)。”由此可以看出，在日语中，艺能是戏剧、歌谣、音乐、舞蹈等的总称，既包括为他人而演出的“表演艺术”，又包括由民俗活动组成部分的仪式性艺能，还包括部分综合性艺术(如戏曲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艺能”，既是我国古代同一词意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日语同一词意的借鉴和运用。所谓“客家艺能文化”，指的就是在客家地区所流行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歌谣等。
二、客家音乐文化与客家艺能
文化作为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可以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并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广义文化。它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知的、规范的、艺术的、社会的等等方面，艺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若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文化看成是一个包括内核与多个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从外而内可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层次。艺能则属于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民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因此，艺能作为行为文化的一个门类，既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行为文化整体紧相关联。
在客家地区，各种各样的山歌、小调、戏曲、曲艺、的仪式活动和艺能，常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孩刚刚出世时客家妇女们吟唱《摇篮曲》、《洗澡仪式歌》、《安小儿夜哭咒语》等，以寄托对下一代的挚爱和希望；年事稍长，牧牛歌、呼牛调又成为放牧少年天真、纯朴感情的表达：到了青年时期，客家男女又以山歌的形式来歌唱自己美好的生活和表达自己的爱憎，并以此作为男女间互诉衷肠、表达爱情的媒介。当客家人按照自然规律离开人世时，悲切凄婉的《哭丧调》又表达着亲人们深切的哀悼。由此可见，在客家人的一生中，民俗活动和各具特色民俗艺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客家民俗艺能也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客家艺能的社会功能
以艺能直接参与和促进经济生产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号子，客家人用不同形式的号子来统一劳动的节奏，协调劳动的动作，鼓舞劳动的情绪，对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促进交流，最近又兴起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客家地区的各种交易会、展销会中，客家山歌演唱会，采茶戏、山歌剧的演出、龙灯、花灯、舞狮的表演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促进了客家乡亲们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感情联系：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省际、国际间的交流。因此，这就使客家艺能在当今的经济舞台上同时还具有了间接性的经济功能。
1929年，、率领工农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后，客家山歌便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形式。一支支由妇女、儿童组成的山歌队，唱着山歌，宣传革命道理，更有许多兄弟、妻子唱着客家山歌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加、走上前方的动人事迹。由此可见，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的客家艺能，无论是在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为无产阶级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功能。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P<0.05时,表示差异显着;P<0.01时,表示差异极其显着。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客源地的游客满意度差异极其显着,其他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显着(表2)。具体特征是:省内游客满意度最大,其次是境外游客满意度,省外游客满意度最低;来梅州2次以上游客的满意度高于初次游游客;不同出游方式的游客中,自驾游游客满意度最高;以探亲访友为动机的游客满意度高于以其他为动机的游客满意度;男性游客的满意度几乎等于女性游客满意度;年龄越大游客越满意越高。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各评价指标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统计分析发现:游客满意度与景区特色与形象、资源数量与规模、游览环境、餐饮特色、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对客家人的界定是：凡具有客家血统、口说客家方言和有客家的生活习惯，在这三项要求中达到其中两项的要求，都是客家人。
无可厚非要研究这个民系的个性，不但要把握这个民系的特色，而且还需要通过研究来发扬这个民系的优秀文化。从翻阅过去的期刊文章来看，在众多的研究课题当中，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尤其是旅游、教育、民居土楼、围屋、山歌等，一直都是学者热衷于探讨的课题。
刘劲峰先生则认为“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等。（1）
一、研究课题概述
客家文化的特性，在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客家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进一步论述了特性的重要性，也让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趋之若鹜。（2）
然而，客家文化往往被认为是反映客家人生活实践的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本人认为它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经济来源等。从精神层面来看，它包括语言、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
在研究旅游文化的课题当中，各地客家资源和地方文献，如龙岩、东山、惠州、梅州等，占了重要的地位，涉及研究范围有各种特色旅游、生态或传统农业等，再配合目前最热门的课题;西部发展和生态保护，可说是与世界接轨，进一步实践与复兴客家文化。
接着就是有关土楼、围龙屋等这一类古民居的建筑探讨研究，涉及的地方有永定县、福建等这一带的古民居，其演变与发展一直都是学术界考察研究的方向。其他类似的课题还论及客家的聚落、社区传统建筑、闽粤赣三角地典型民居等。
有些学者更是针对性研究这些民居的建筑特色、演变与发展、古镇的遗产保护等，这类探讨客家族群独特的传统文化课题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经济价值，值得去推动和推广。
二、民间信仰和山歌及史料文献课题探讨
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开始，客家中的许多人被迫向海外谋生，迫使这些客家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学习新知，改造自己，逐渐养成了不少新的品性。在研究客家民俗之中，对生活于老基地中的客家和海外客家人的差异，有必要认真地去区别与对待，这样才有利于全面认识客家历史，正确规划客家社会的未来。（3）
有关民俗文化的研究课题种类繁多，计有客家礼俗、风水、城庙会、龙舟庙会、妈祖、酬神、人日节、酒文化、传统服饰、传统体育文化等。在某些客家地区，老百姓除了信仰祖先崇拜外，佛教和基督教也逐渐成为主导地位，这使到信仰课题也是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翻阅期刊时不难发现有关山歌的文章，内容论及民歌、童谣、歌谣等的传承，创作与发展，其中还谈到人文源由、文化价值、艺术特点的分析，近年来更是有与交响乐的合唱的文章探讨。
在客家民间文学方面，各类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诗、散文、个人著作、歌仔册等，真实和具体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演化过程，这些课题都在主导着弘扬客家文化和审视客家文学的地位。
本人还发觉最近这几年，族群认同，海外华人的“寻根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这表明了客家文化研究不仅在众多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联络海内外中华儿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客家民性-当代文化产业经济研究
国外学者爱得尔在《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中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在社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塑造成节约、刻苦耐劳的形象，或有“娶妻当娶客家女”的俗谚。（5）
因此，有关研究客家妇女的课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次就是人文性格的研究，针对客家人的品德、廉洁清正人格塑造，草根本色对某个人物来进行分析，进一步让其他族群更能了解这个民系的特性。
近这几年有学者也跟随着大时代的洪流，在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提出品牌的重要性，特别是品牌经营方式、创业、赣州的营销策略等。无可厚非，在未来发展中，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四、结语
整体来说，尽管客家文化的研究的视角，百变不离其中，从探索客家的起源、文化，到考察他们的习俗系谱，本人认为研究课题不止是限于此，而更是要探寻各个地方的客家风俗，考察客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其背后的“小故事”。
客家在四处“蛮夷”的环境下，他们以中原文明之士自居，固守古老而优秀的汉族传统，同时为了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他们又在不断地变化和适应，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总得来说，学术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族群概念。客家文化的研究能否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百花齐放，或是更能深化研究，这与其重视的程度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安国楼、刘劲峰、刘晓春：《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56-70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第298-306页。
[3]冯秀珍：《温革的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人文教育的启迪》，《客家研究文集》，台海出版社，2009年。
[4]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客家文化特色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注释：
（1）刘劲峰等：《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2003年，第298-306页。
（3）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4）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1997年，第424-425页。
关键词：物态文化元素；非物态文化元素；空间设计；转换设计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03-0096-04
The Applied Research？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Hakka’s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Un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in Space Design
ZHAO Yong-jun（Guangdong Literature & Art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14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is made up of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represent the material carrier， while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reveal the traditional spiritual essence through its material form. they respectively form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evel. objective： the article is to explain how to apply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to space design through actual cases. method： collect and sort ou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al elements， then extract their feature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transform the extraction so as to convert it into a resource for space design. Conclusion：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ver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especially the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a resource for space design by extracting their feature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transforming the extraction. This， in turn， help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un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space design； conversion design
Internet ：.cn
每一种文化都是依附在各种载体之上的，这些载体往往是与创造这种文化的人们的生活生产、、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息息相关的，是人们在生存方式上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记。这种文化载体可以称之为“文化元素”。“如何在表现形式上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有效整合，使其具有时代感”。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均承载者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并具有重要的开发与利用的价值。客家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特点，在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方面有丰富的资源，为将岭南传统文化融入到空间艺术设计中提供了优质样本与研究对象。本文以河源客家“姓氏”传统文化设计项目教学为案例， 探讨将传统的文化元素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问题。
一、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解释
（一）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概念
文化的载体可以分为物态与非物态两种，物态文化元素是可以看到，触摸到的物体，物态文化元素以物态的形式存在，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同时有体现文化的特征。物态文化元素载体有建筑、装饰、服饰、生活生产工具等。非物态文化元素是人们共同遵守与认同的精神文化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其存在的形式是非物态的，其载体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及其指导的行为中。非物态文化元素载体体现在礼仪，风俗、行为方式、、哲学思想等方面。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分别构成了文化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对于物态文化元素，非物态文化元素所代表的是该文化的精神内容，是物态文化元素形成的动因与精神显现，而物态文化元素是文化精神内涵的物质显现。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化的主体。
（二）非物态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区别
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概念不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他们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联合国的公约）。其中建筑艺术与手工艺等是以物态形式体现的，非物态文化元素则更倾向于非物态的载体，更注重文化精神。
二、客家传统文化与设计项目背景
（一）客家传统文化简述
“客家”（Hakka）可以做如下界定：“它是南迁汉民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在赣闽粤与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方言、文化、风俗的一个汉族民系”。文献指出这只民系所创造的文化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三大族群文化均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客家人因其迁徙的历史，居住的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既保有传统中原文化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精粹，其在民俗、风情、文化、语言等方面有鲜明个性。因其独特性，“客家”“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更为准确。
（二）设计项目背景
在迁徙的历史过程中，客家人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较其他族群文化更注重祖先崇拜，所以客家人的聚集区中祠堂文化与祠堂建筑相当盛行。这也是龙川县政府决定筹建“客家姓氏文化馆”及“百姓文化街”项目的原因。从微观的角度看，该项目以姓氏文化为主题 ，从宏观的角度看，实际是客家文化的集中体现。客家姓氏文化中，从小孩出生起名、教育、婚嫁、生子到殡葬融入了几乎所有的客家文化内容，所以在该馆的设计中需要充分融入客家传统的文化元素，以便更深刻的展现客家姓氏文化。
三、传统文化符号梳理
作为独特且底蕴深厚的文化，客家文化符号载体相当丰富，做全面梳理非本文所能做到，在此将其做大的分类，我们把客家文化符号分为物态文化符号和非物态文化的符号。
四、文化元素载体图像梳理
空间设计最终是以三维空间的形式体现，所以将设计元素的原始依据以图像的形式体现是设计的重要步骤。物态文化元素因其以物质形态的方式存在，在做梳理的过程中需要将该文化元素的物质载体图像梳理出来。而非物态文化元素多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其多以动态的形式体现，在载体图像的搜集方法上应以行为的场景为目的，同时要做好图像内容的解读工作。文化元素载体图像是空间设计程序中元素转换的原始依据。虽然并非收集的所有原始素材都会运用到项目设计中，但收集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设计背景深入了解与消化的过程，有助于将设计方案做的更有深度与内涵。所以在展开设计前，需要尽可能的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载体图像作为筛选的资源。
五、传统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路径
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对民族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把握其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再创造。无论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在转换为空间设计元素过程中都需要正确且严谨方法。物态文化元素以物态的形式存在，在设计运用中可根据其形态、材料及使用功能进行现代视觉的转换设计，设计程序操作相对容易。而非物态文化元素则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中，多以非物态的形式存在，但其也有相应的物态载体，如客家建筑的平面布局就是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的物化显现。客家祠堂中所进行的仪式即是客家“崇尚祖先，追根问祖”的非物态文化的物化显现。非物态文化元素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在转换为空间设计元素时需要寻求物态化的载体，设计程序需更宽的思路与路径。
（一）物态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
物态文化元素一般以二维或三维形态存在，其转换设计实际是将一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形态转换为另一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形态，在转换过程中把握住其源形态的典型形态特征进行形态的再设计。如北京奥运会上，以祥云为原形态所做的各种应用设计。具体的设计路径如图1。
油纸伞的转换设计应用：“油纸伞”，谐音“有子伞”体现了客家人对于生育的观念，希望多子多福。应用设计上，将该元素形态直接运用到空间设计的天花上，作为照明的灯具使用。改变了元素本身的使用功能却保留了该元素的原本内涵。（图2）
姓氏图腾的转换设计路径：客家人崇尚祖先，对于自己的姓氏起源极为重视。以印章为元素进行转换设计，使之以姓氏图腾的形式再现，同样保留了元素的原本内涵。（图3）
休闲椅的转换设计路径：将客家凉帽与石鼓结合进行形态再设计，使之从一种三维形态转换为另一种三维形态，改变了元素的使用功能，保留了元素的形态特征。（图4）
售票站的转换设计路径：以凉帽与斗笠的形态为原型进行再设计，改变了元素的原使用功能，保留了元素的形态特征。（图5）
物态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是将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其转换路径基本是形态之间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转换设计，设计程序相对简单，可操作性较强，也是传统文化空间设计项目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属于较为浅层次的转换设计。（图6）
（二）非物态文化元素转换设计
非物态文化元素是以非物态形式存在，如儒家思想对客家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作为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哲学，它以非物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客家文化中有很多物态元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但其在转换设计为空间元素的困难在于如何体现人们行为方式的时间维度。非物质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需要寻找可体现该元素文化精神的物态载体，再进行转换设计，其设计程序既要考虑元素的形态美，又要考虑其文化内涵，是非物态化元素的物态化设计。其设计程序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严谨的推理思维，属于较深层次的转换设计。（图7）
图8展现了客家祭祀民俗中“追根问祖”，劳动民俗中“坚忍不拔”，礼仪民俗中“儒家思想”三种非物态文化的转换设计过程。以水流、树根的形态作为“追根问祖”文化的物态载体，隐喻“追根溯源，落叶归根”之意。水流中的岩石形态作为“坚忍不拔”精神的物态载体。体现儒家礼制的客家建筑平面布局作为“儒家思想”的物态载体。
传统客家建筑的平面布局、流水、树根、岩石作为客家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追根问祖”，“坚忍不拔”三种族群精神（非物态文化元素）连同油纸伞、围龙屋、灰砖灰瓦、姓氏图腾等物态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客家姓氏文化馆的设计元素被整合到展示空间中，较好的运用了客家传统的文化符号，是整个展馆既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展现出现代的视觉经验。（图9）
传统文化由各种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元素构成，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传承的，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两者辅相成的，物态文化往往是非物态文化体现的载体，如客家姓氏祠堂是物态文化元素，而在祠堂所从事的体现追根问祖的相关活动则是非物态的。所以非物态文化往往是物态文化的精神体现，是传统文化的本质。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空间设计来说，对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挖掘与转换应用要更具意义。
结论
设计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未来设计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我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本文通过设计实践，运用提取典型形态和精神内涵因子，寻找替换图形，是将客家传统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特别是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非物态文化元素转换为空间设计资源的有效路径，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细心剖析本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形式元素，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体系，才可使我国的设计走向世界、立足世界的根本。
参考文献：
[1]斌，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J].包装工程，2014，35（8）：18-25.
[2] 胡希张、莫盼、董励、张维耿.客家风华[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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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客家；梅州；大学生团队；政企文化；DV宣传
一、研究背景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部与福建省交界，南部与广东省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毗邻，西部与广东省河源市接壤，北部与江西省相连。是客家人最主要的集散中心和聚居地。世界客商大会每隔两年在梅州举行。
在当前新媒体时代下，利用DV （Digital Video，数字视频）对梅州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单位业务推广，对企业进行品牌宣传，让大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电视、公交移动电视等渠道了解新时代的客家风貌，这对于推动梅州的经济发展，加快梅州的绿色崛起，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
嘉应学院是梅州市唯一的高等院校，地方性是学校的第一特征，地方高校要想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立足地方、融入地方，以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2]。2013年9月，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成立，主要成员是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在组建宣传团队之前，他们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校园DV团队，进行过一系列的专业知识课程学习以及社会实践，熟练掌握了DV拍摄和剪辑。在与梅州市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后，宣传团队立足于梅州当地，拍摄制作政府和企业文化的宣传片，校企合作，力求达到协同育人，产品推广，服务普及的双赢效果。
二、宣传团队构建的基础与现状
1. 团队的特点
团队的成员来自嘉应学院的教育科学学院、文学院等学院，甚至还有一些校外的专业人士会对于DV团队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专业的指导，校园内的成员分布也较为合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有广泛的分布。同时校园DV团队一般规模和人数都较少，所以团队高度分工，成员之间又有非常深厚的友谊，所以团队虽然很小，但是运行非常流畅。团队分工明确，成员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有自己的特长。在接到任务时会进行团队内的讨论和分工，团队的运作效率也非常高。
团队主要的作品都是反映校园生活为主，偶尔会有一些放映当地的风景片或者是有独特表达含义的特殊类型影片存在。同时因为不同的DV作品的导演不同，不同作品的侧重点考虑的也不一样，表现纯爱的校园爱情片占了绝大部分，不同作品创作范围丰富了校园生活。
2. DV团队的生存现状与反思
团队在校园活动以及社团团队之间的交流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这些团队的成员在团队之间的交流协作能力有着非常好的锻炼和培养，这些团队的成员还在自学能力上有着出色的进步。不得不说，不管是参加到这样的团队之中进行团队活动，或者是带领这样的团队运作，都将是团队成员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在团队中获得的领悟和收获，在以后团队成员的就业或者学术研究中都将会有所体现，是不可忽视的收获。
校园DV团队之中，不同的团队拥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命运。有些团队在专业学院强大的器械和技术支持以及师生的人员支持，再加上团队自己的准确定位和合理的规划，使团队的运作和正常的拍摄活动都有保障，随着团队的逐渐壮大和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学生接触影视制作、进行创业实践的优秀平台。但大部分校园DV团队现如今都处在名存实亡的地步，造成这样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校园DV团队缺少专业学院的支持，没有正确的团队管理和合理的人员安排，往往也没有不将团队的发展以及商业化放在心上，单纯作为学生爱好而存在的团队。还有些团队虽然拥有商业化的发展方向，却没有合适的团队规划，领衔的主要负责人员侧重于技术发展的人员，而忽视团队人员内部管理。
因而，高校DV团队拥有着非常重要以及突出的教育指导作用，如何对之进行及时恰当的引导、协作工作，特别是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可以使校园DV团队带来更加出色的教育指导意义，将对嘉应学院的校园DV团队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和整体的提高，为学生的学业发展以及事业发展赋予的强大生命力。
三、宣传团队的构建和实施
1. 整合现有校园DV团队，建立宣传团队
2013年9月，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见表1
2. 树立品牌，达成合作关系。
宣传团队刚成立之时，团队缺少和政府与企业机构合作经验和资源，在政府跟企业间比较难打开市场，一般而言，政府和企业也不大愿意把他们的宣传片交给学生团队去制作。为了打开市场，宣传团队成员认识到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一个成功案例推广出去，在市场中树立公司品牌，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宣传团队独立完成了第一部宣传片《嘉应学院招生宣传片》，凭借该片，宣传团队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进而与梅州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立足客家地区，拍摄政企文化宣传片。
3. 凭借合作关系打开市场，着重发展宣传片，以实力宣传品牌。
与梅州嘉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关系后，宣传团队与该公司共同完成第一部政府宣传片《南口镇》。拍摄为期两天，由南口镇政府办公室人员接待，拍摄地点有南华又庐、麓湖山庄和南口特产豆腐干制作厂等。该片后期获得梅州市围龙故事纪录片三等奖。
4. 形成特有风格，以品牌作为宣传要点，提升市场地位。
前期，用稳扎稳打的实力打响品牌，向大众宣传。后期，把品牌作为宣传要点提升市场地位。在创作风格上追求独特。随着经验逐渐增长，了解顾客的要求。制定出“菜单”的高端服务项目，统一创作的风格。既独特又符合客户需求。创立品牌之后，其创作理念和风格更容易传承下去。在宣传团队逐步稳定之后，建立各个县区的业务关系。逐步发展品牌优势。随后宣传团队与嘉映公司一同完成梅州市公安局年度内部汇报片，拍摄多处警察办公场景，并获得广东省公安厅的好评。自从2013年9月宣传团队成立至今，宣传团队已经形式了，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施成果， 至今已经完成政府机关单位宣传片12部，企业宣传片8部（主要作品见表2）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校园DV社团存在的可行性以及校园DV团队商业化创业的可行性。粤东客家高校大学生DV政企文化宣传团队的成立，为教育技术学专业大学生或者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熟练运用专业知识，做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宣传团队自构建以来，从基本的设备购置到技术学习，到团队合作，从学校起步到走出学校。对大学生创业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韩鸿. 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J]. 2002年第5期.
[2]何根海.谭甲文.基于校地合作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1（4）
作者简介：
【关键词】文化科技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能力成熟度模型；层次分析法
1.引言
新时期世界文化繁荣昌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带来全球文化和科技竞争新格局，许多国家政府都在谋求借助高新技术提升文化软实力从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1]。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不仅成为创造高端价值的新源泉，还是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措施。那么究竟文化科技融合的状态、能力和水平如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怎么评价？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套科学而合理的量化评价标准来予以衡量。本文提出了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模型，构建了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为客观地评价文化和科技融合状态、能力和水平提供方法手段，希望对政府、产业、示范基地及企业认识文化科技融合现状、制定规划和相关政策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2.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模型
2.1能力成熟度模型简介
能力成熟度模型是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提出的，旨在提升软件企业发展水平的过程能力成熟度模型，全称是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简称CMM[2]。由于成熟度模型侧重于过程管理及状态、能力的提高与评估，且方法技术相对成熟，被广泛地应用到项目管理、信息质量管理、知识管理等其它诸多领域。文化和科技融合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逐步演变的过程，将成熟度模型引入文化科技融合过程中，利用“持续改进”的思想对其加以引导、控制和管理，不断提升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是一件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2.2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模型
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是指文化科技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能力，它反映了文化科技融合相对于预期目标的满足程度，也反映了文化科技融合过程行为可以被定义、预测、控制并得到持续提高的程度，是对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能力级别的综合评价。
文化科技融合成熟度综合评价是一个“全过程”、“多领域”、“多层级”的复杂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化和科技有机结合、互动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特点从三个维度和五个梯级演进过程来建立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模型[3]。
三个维度包括：融合基础、融合范围和融合效益。其中融合基础维度是衡量文化科技融合具备的基础条件和支撑环境，是文化科技融合走向成熟的前提；融合范围维度反映文化科技有机融合的规模范围，可以通过融合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来反映其范围大小；融合效益维度反映文化科技融合的结果和综合产出，可以通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主要方面予以体现。
五个梯级演进过程从下至上依次是：萌芽期、扩散期、协同期、成熟期、创新期，每一级别都具有不同的能力状态特征和水平差异。
3.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
3.1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
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首先需要选择和建立一套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综合考虑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系统性与重点性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软评价与硬评价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从融合基础、融合范围、融合效益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融合基础的约束因子包括组织保障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资金投入、人才建设、产业基础；融合范围的约束因子包括融合广度和融合深度；融合效益的约束因子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各约束因子又由其相应的具体评价指标予以反映。
3.2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实现
（1）权重的确定
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需要赋予各评价指标不同的权重。我们应用AHP法和专家评判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其步骤如下：
①成立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为对文化科技比较了解和熟悉的专家和咨询专家，一般人数至少超过三人。
②建立各层级判断矩阵
按系统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评价指标构成一个层次结构，请专家针对同层指标建立判断矩阵B。为了便于专家的评判，采用九级比例标度（见表1）。
③计算专家给出的各级指标权重和一致性程度
权重计算公式：为判断矩阵B的最大特征值，其对应的特征向量W，将特征向量W归一化得到此判断矩阵各因素的权重ω。
一致性检验公式：
其中CR为随机一致性比率，n为判断矩阵B的维数，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值，其大小与n有关。当n=1，2时，RI=0，CR=0；当n=3时RI=0.58；当n=4时，RI=0.90；n=5时，RI=1.12（本指标体系最高维度为5）。当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 B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应对判断矩阵做适当修正，然后再进行一致性检验直到通过检验为止。
（2）指标能力测评
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中，既有定性指标又有定量指标，因此我们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指标能力进行测评。测评步骤如下：
①设计评价标准，构造评语集。设V为评语集，， 设置评价集由低到高排序为差、中、好、良、优，评语集数值化结果为= {20，40，60，80，100}。
②确定隶属度关系。该指标体系中包含有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针对不同类型指标采取不同方式处理方式。
针对定性指标，可采用专家评价法确定隶属度，设共有m个专家，对某项定性指标i的评价结果为差、中、好、良、优的人数分别为m1，m2，m3，m4，m5，其中m=m1+m2+m3+m4+m5，定性指标的隶属度矩阵为 。
针对定量指标，因为指标都是正向的，即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发展越好，因此选用极差正规化法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指标处理单位中有n个单位x1，x2 …xn，n个单位中最大值是xmax，最小值是xmin，yi为无量纲化的计算结果，公式为：。定量指标的无量纲化结果为x=yi*100。结合前面评语集的数值化结果E，求出x对评语集的隶属度，其中j=1，2，3，4，5；分别求出其对应的5个评语量化值的隶属度再进行归一化处理
则定量指标的隶属度矩阵为。
③评价结果计算。设指标的权重为ω，隶属度矩阵为R（同一约束因子下指标构成其隶属度矩阵），评语集的数值化结果为E，则模糊评价结果为A=ω。R，再经过计算得出该指标的成熟度Q=A*ET。依据E的值和上述的评分标准易知成熟度Q在0到100之间，即。
（3）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级别判断
为了确定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能力级别，还需要建立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等级模型各阶段与评价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基于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五个梯级演进模型，将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分别对应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模型的五个阶段；级别的划分原则采取平均值法，由于指标的量化打分采用百分制，因此评价结果的范围为，其中Q的值越小其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级别越低，即其所处的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阶段越低，反之，越高。这样就建立了评价结果与成熟度模型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4.实证研究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西安市肩负着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历史重任。我们选取西安市作为评价对象，通过调研获取16个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城市数据资料，利用本文所建立的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评价模型，测算2012年西安市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水平。
指标权重的确定成立了16人专家小组，通过专家评判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定性指标16位专家的评价结果见表4，对定量指标中获取的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最终求出所有指标层的隶属度见表5。
根据公式A=ω。R，计算出指标层的上一层级约束因子在评价集上的隶属度和成熟度，计算结果见表6，同样的计算方法得到约束层的隶属度和成熟度，计算结果见表7，最终计算出西安市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Q=59.904，由此可以得出西安市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处在协同期。
近年来，西安市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和科技资源优势，努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通过不断创新文化和科技资源共享体制机制；加速文化科技资源向产业发展渗透；在传统文化领域焕发青春魅力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关联性强、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新兴文化业态的形成；拉动科技事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努力塑造科技创新精神，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推进西安创新型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文化科技融合取得了明显绩效，2012年西安新兴文化产业所占比重已由26.4%提高到35.1%，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为15.7%，文化与科技之间相互协调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但是现代文化科技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融合基础、范围和效益均有待提高。这与文化科技融合能力成熟度模型中协同期特征比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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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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