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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8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就是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争论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尖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目前，中国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事实上也正在改变。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是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片面经济利益和全面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问题。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否则就要落后挨打，没有GDP却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给它涂点“绿颜色”，让它变成一个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数”。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导致环境保护工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随着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陆地、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忽略环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这些后果包括：
（一）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同时，水土流失严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很多美丽的河流消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造成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的结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众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当今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环境遭受破坏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日渐稀缺和劳动者幸福感的日渐枯竭，这就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社会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
当前，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上升。据对17个省（区、市）有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5.8%。
（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人民和经济建设实体以及公共部门的关系，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某个地方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实体因发展经济而给周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污染，造成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势必导致居民和该经济实体之间的冲突，产生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影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因此，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二、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经济发展是“鱼”，我们无法舍弃这条“鱼”，因为祖国的强大、民众的富裕都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是“熊掌”，我们同样无法舍弃这只“熊掌”，因为人的生存、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古人云：鱼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们说：鱼和熊掌必须皆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对策的提出依赖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环境破坏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环境保护的应对之策。细观之，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大破坏，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但是，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
（二）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导了广大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官员们片面追求GDP，以求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个人仕途的进步，其结果是环境保护被经济发展边缘化。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业以临时停产代替达标，一过关照样超标排污；二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有的不按法规先环评后建设，造成选址不当；三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且还为数不少。
（三）经济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和非统一性。生活区和工业区本应分而治之，在空间分布的考量上应该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对人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规划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生产影响生活，激化各种矛盾。比如，很多重工业城市，尤其是钢铁城市，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一些钢城工厂遍布整个城市，虽然这几年对排污进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产用的煤炭、矿石等的粉尘，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个城市环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离或者是把生产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钢就是集中一个地方，唐山市的环境受唐钢的影响就很小。
（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环保执法力度不够。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执法权力、破坏环境的处罚措施等都需细化和完善。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将环保置于脑后，一味追求利润增长。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 没有形成群众、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内部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渠道的、多层次的监管机制，使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制度设计不合理。环境问题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
三、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决策者决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其实可以同时选择二者——从未来的角度看，它们并行不悖。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经济和环保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
（一）强化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1、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现存的GDP为“绿色GDP”。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引进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环境污染，则予以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生产过程污染少了，治污费用就少了，这样的生产对GDP的作用才是实在的。
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谁拥有好的生态，谁就拥有未来，就有经济持续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是生命科学的竞争，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基因库，是经济增长的法宝，科学发展观涉及的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大力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3、强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要在统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数量、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实践中，强化“环境是资源、资本”、“环境是生产力”的意识，提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环境就是创造生产力”的认识，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使整个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能够互相促进的。英国在1990～2002年间的排放量减少了15%，而经济增长了30%。在丹麦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风电产业创造出30亿欧元的出口工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独占鳌头，制造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风力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小时的电量，减排600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环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将环保指标引入政绩考核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环保从源头抓起，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1、加强领导，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制。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该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
2、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
3、推进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实践。发展与保护相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实施环境规划，同步增加环保投入，同步强化环境监管，将有利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保护中优化经济增长。
（三）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统一性，尽量减少生活和生产在环境层面上的冲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和环保的前瞻性和统一性，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最佳结合。
把环境保护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摆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河流湖泊资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继续整治煤烟污染；加强汽车尾气达标排放检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声；创建绿色环保文明社区。在农村重点抓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确保农产品基地环境安全。
调整工业布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工业经济布局，把目前城市内存在的工业分散布局、重复布局、与居民点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现象造成的工业污染通过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的办法加以改善。
（四）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进一步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构建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国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变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六）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保护环境。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整合动员和发挥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当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广。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依赖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洁净煤、汽车尾气净化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七）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近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资源起点，“废物”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1、用循环经济力促GDP增长。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国人均资源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以沿长江城市企业为例，加大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对水的污染，企业不能因为企业紧临长江就可以无节制的用水。
2、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产业生态化。研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贷款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全社会共同开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探索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环经济园区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循环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人们首先要改变消费观念。循环经济要求消费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产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安徽马钢集团以电能、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尘灰作为烧结原料，利用高炉煤气余热进行发电，将高炉水渣、钢渣销售到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仅此4项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万元。该公司还对工业废水进行回用，循环回收率达到94%，每年又可节约水费近900万元，同时减排有机污染物4，500多吨，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从节约每一吨水、每一吨煤、每一度电做起，大力节约资源。
总之，发展、环保，一个都不能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张凯主编.当代环境保护知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3.1.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金融发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Schumpter（1911）以及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将能加速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韩廷春（2001）利用全国的数据并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冉光和等（2006）认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无明显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周好文，钟永红（2004）认为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中介机构为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应该扩大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本文依据东中西三大区域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199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的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信贷数量的扩张，而东部经济增长依赖于金融效率的提升。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三区域比较的经验分析
1、时间和数据的选取
在时间方面，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规范，尤其是西部大部分省份90年代初期证券方面数据薄弱，故本文选择1995作为起始时间，本文终止时间采用为2007年。另外，本文在回归分析时将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平滑指数，1995-2007这个时间区间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完善程度和可信程度，本文采用各省区（自治区、直辖市）的年末统计数据。对于银行等中介机构，本文选取贷款类指标。对于证券市场，本文选取各区上市公司总市值，不但因为这个指标相对于上市公司数量能够有价格和数量的优势，而且相对于上市公司总股本能够动态体现上市公司市场影响能力的变化情况。对于保险市场，由于在2002年之前保险行业统计数据不考虑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因此本文为了数据的稳定行，统一采用《金融年鉴》上一贯沿用的保险费收入作为保险行业的衡量标志。
2、相关性分析
本文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对数多元回归对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的三大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同时对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系数检验（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我国总GDP增长跟总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股票市场总市值呈正相关，尤其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相关程度非常高，分别达到0.954和0.945的程度，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保费收入相关程度也非常高，达到0.964，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金融行业的市场业务相关性。而股票市场跟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相对较低，这跟我国证券市场是在20世纪末期建立并逐渐完善的有关。但是股票市场跟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在绝对程度上也较高，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健全有效的。
3、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对各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1nF_loanit，1nF_feeit，1nF_mvit系数在不采用虚拟变量的时候分别是0.519，0.306，-0.023（模型1（EGLS，PSUV）），结果显著。说明在全国总体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其次是保费，而股票市场的指标是呈现负相关的，也就是说，股票总市值越高，对GDP增长是有拖累的。在模型2（OLS）中，采取的是东部的金融行业对全国GDP的影响分析，1nF_loanit?鄢D1，1nF_feeit?鄢D1，1nF_mvit?鄢D1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是0.136，-0.051和-0.150，可以看出，东部除了金融机构贷款对全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的以外，其余两个指标都是负相关性，但是1nF_feeit?鄢D1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保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大有关。在模型2和模型3中采用地区三大金融行业对全国GDP的影响分析，因此对三个金融行业数据分别乘以各自的虚拟变量。在模型3（OLS）中，1nF_loanit?鄢D2，1nF_feeit?鄢D2，1nF_mvit?鄢D2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是-0.154，-0.007，0.026，但是结果都不是非常显著。由于在前两个模型中，区域保费收入对全国GDP的估计都不显著，所以，模型4（OLS）中，扣除区域保费收入变量，仅仅对区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股票市场总市值这两者与全国GDP增长情况进行估计，1nF_loanit?鄢D1，1nF_loanit?鄢D2，1nF_mvit?鄢D1，1nF_mvit?鄢D2系数分别是-0.059，-0.193，0.036，0.039，并且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这个结果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首先，一方面，在东、中、西部差异上，在金融机构在贷款使用效率上，西部仍然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东部的金融机构贷款系数大于中部大于西部，从实证上验证了东部资金利用对GDP增长的效用是三个区域内最优的。中国东、中、西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领先于中西部，其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已发挥明显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而西部由于在改革的进程中落后于东部，市场机制的建设还很不完善，投融资制度也不健全，贷款的使用效率较低。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非常关注西部的发展，投入增多，但这些投入多数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对生产性领域投入依然较少。西部的这种投资结构也决定了金融对经济作用速度较慢。
其次，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尤其是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准入门槛较高，因此国内企业上市比例不高，因而，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不作为企业首选的融资渠道。此外，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民对投资选择比较局限，股票市场虽然逐渐由市场主导，但跟政府相关政策（例如2007年5.30印花税的调整）、投机热度有关系，这就使得股票的总市值不能很好地反应GDP增长情况，甚至存在过度、或者不足反应企业实际价值。
三、有关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这一分析工具从区域的层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尤其是三大金融支柱行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结果使我们得出的启示：首先，要注重区域间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前，推进既有区域针对性、又能保持区域间协调的金融区域化发展战略显得尤其必要。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地区的层面上，否则容易使得东西部差距拉大。其次，要注重提高金融行业之间的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各金融行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当前，加快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促使各个金融行业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优秀经验，不断推陈出新，使我国各个金融行业走上和谐、共同发展的道路。最后，金融效率提升比金融规模扩张更加有助于经济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中部区市金融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很好适应经济需要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Shaw、Edward：Financial Deep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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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
[4] 崔光庆、王景武：中国区域金融差异与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解释[J].金融研究，2006（6）.
[5] Nouriel Roubini、Xavier Sala-I-Martin：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9，1992（5-30）．
【关键词】自然环境；污染；治理；经济发展；关系
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自然能源的极度匮乏早已摆在人类的面前，然而直到近几年，我们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逐渐有了环保意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观念早已过时，尽管它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许多发达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环境代价是不可逆的，人们的生存质量乃至整个国家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都将面对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大量的实证经验和教训终于让我们警醒――保护自然、治理环境刻不容缓，这关系到社会、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人类的繁衍生息。
一、解析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宏观关系
“经济”与“环境”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彼此促进、互相影响。如何客观认识、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下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只有从理论上清晰、深刻地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治理环境，促进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
（一）环境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共有两大类环境资源：一类是人工改造资源，即前人留下的财富，是人们的劳动成果，通常可量化，比如某个城市、乡镇或区域的存量资产；另一个类是自然资源，如气候、水、土地、矿藏等，它们尽管不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却为我们的生存、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原料、能源等都属于自然资源。如今，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自然资源当作国民财富来统计，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资产状况与国民经济水平。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位居全球首列，但人均占有量却很低，比如：我国的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9、淡水资源为1/4、45类矿产资源占1/2、耕地资源占1/5，但却只占美国人均的1/10。
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很多国家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各类用于工业生产的资源，如铁矿石、石油和木材等。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是巨大的，随着环境的日趋恶化，能够用于社会生产的资源日益稀缺，比如土地资源的贫瘠，适合人民居住和农耕生产的土地非常少，开采矿石的成本非常高，但矿石质量却不高，某些地区频繁发生洪涝、沙尘暴、干旱等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城市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如果盲目追求经济利润，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后，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企业、社会乃至国家仍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用来治理环境，这种做法无疑是本末倒置，等于变相提高了生产成本。
（二）经济增长让自然环境不堪重负
自人类生产开始那天起，对物质、经济、财富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正因如此，社会经济、国家资产、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然而，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大规模、频繁的经济活动，直接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其一：大量废弃废物的排放严重超标，我国许多城市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雾霾天气，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伤害；其二：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尤其缺乏，正面临枯竭的危险，以至于影响到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并且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变暖的气候、开采过度的森林、严重的水土流水及水资源的污染……这些都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所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恶果，当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那么所有的物质、财富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当然，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只要生活在继续、社会在发展，就一定会消耗资源，如何节约自然资源，杜绝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才是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过度的煤炭开采早已严重破坏了国内的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尤其是对气候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过度排放，使得人人自危，在严重的雾霾天只能停止一切工作与社会活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每个国家、公民都有义务保护自然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中国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大国而言，必然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社会各界、各大企业单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经济增长是实现长期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
如果治理环境必须要停止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在本质上与“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并无不同，都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顾此失彼，只能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既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很好地治理环境。一个国家若想长期、持续性发展，必须要平衡好“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发展关系，让经济服务于环境的治理，让良好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这才是国家在发展中的良性循环。2020年，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比现在降低40%～45%，这也是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为尽快达成该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国家、政府部门、各企业单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新能源的研发、排污设备的更新与升级等。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那么也就无法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只有在物质基础的保障下，人们的环保意识才会提高，我们国家才会有实力来保护自然资源，为人们创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与“环境”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彼此促进、统一发展的一面。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只有先满足了基本的物质条件，才会产生非物质的需求，比如绿色生态、自然环境等，在这些非物质需求的趋势下，环境的治理才会有所成效，同时，经济也为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提供了允档淖式鸹础。而环境则给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在丰富的环境资源的支持下，人类才能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经济”与“环境”就像天枰的两端，只有将二者放在同样的高度，让它们保持平衡，人类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的双赢局面，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已经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探索一条环境、经济、资源、人口高度统一、协调发展的光明道路。
在国家、政府、社会、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如今的经济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占有量却非常低，可见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民，世代都挣扎在温饱线上，甚至很多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许多偏远山村、贫困地区并没有用于治理环境的资金，人们也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立足于我国国情现状，必须要将发展经济作为基本目标，从而解决贫困地区人们的温饱问题，然而仍有很多地区为了经济增长至环境保护于不顾，饮鸠止渴般地超标排放温室气体、过度砍伐森林，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显示，全球各个国家在工业化生产的腾飞阶段，均会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水平，对环境的保护会起到促进作用。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却也已然达到了治理环境污染的条件，简言之，投入部分资金用于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与“环境”二者虽然存在矛盾，但绝不是二选其一、非此即彼的关系。以专业的眼光来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不可兼得，以我国的国力和经济水平来看，完全有能力治理环境问题，并且通过环境治理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长期的发展。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绿色GDP”为目标
1、改变GDP的核算体系
在GDP核算中加入社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如果存在污染问题，那么则扣除这部分的GDP，避免经济主体行为被现存GDP所误导，只有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减少污染源，才能节约治污资金，如此核算GDP才能体现出社会生产的最终价值。“绿色GDP”的宗旨是促进“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和谐发展，扣除用于生产过程的环境成本，从而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生产所付出的代价、所取得的成果。哪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哪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就越广阔。今后的社会竞争，一定是有关生命与科学的竞争，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树立“保护生态、教育为本”的先进理念，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普及环保知识，将中国民族勤俭节约、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的优秀传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相互结合，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平台等渠道大力宣传科学知识，在社会大众当中达成生态环保、节能减耗、了解国情、珍惜自然资源、造福后代的一致共识；鼓励以生态为主发展工业农业及服务产业；重视生态文化、生态居住环境的建设；提倡健康、节俭、环保的生活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彻底摒弃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高消费行为。
3、提高“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理念
自然环境、生态资源是开展一切社会生产活动的前提，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地区环境资源是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全面了解地区内的人口密度、开发项目的发展潜力，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相关标准，树立起“自然环境就是生产力”的开发意识，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生态、节约资源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通过治理环境来促进社会生产，通过推进生态平衡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让所有的生产经济活动都遵循自然规律有条不紊地展开，继而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效益的综合提高。
（二）在政绩考核中引入环保指标
1、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
建立起与生态发展、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的经济体制，将GDP的增长与否纳入政府部门、国家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包括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本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指标等。
2、综合评估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
所有工程项目的建设、改建和扩建，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再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应严遵“环境影响评价”与“三个同时”制度――防治环境污染与工程项目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尤其是规模大、工期长的建设项目，必须百分百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尤其要提倡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特色产业。
3、大力推进“经济、环境”综合发展决策
适当提高生产活动中的环保资金投入，实现保护环境与社会生产的同步进行，做好环境监督与管理，让自然环境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起科技、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发展框架，尽一切努力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上百年的工业革命，自然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为了求得长期、可持续性的社会发展，人们必须找到“新”资源的创造途径，比如众所周知的“废物利用”。以往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从利用资源到生产产品，再到排放污染的单向过程，而“循环经济”是一个 “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最终解决了“经济”与“环境”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
1、通过循环经济促进GDP的增长
改革经济增长的核算模式，通过“绿色核算”模式来控制社会生产，彻底摒弃传统老套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崭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循环经济体系。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少，“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改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我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撑高耗能、高污染的社会发展模式，充分整合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循环经济才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发展策略，比如长江城市群当中，很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地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以此节约水资源，减轻水污染。
2、推动产业的生态化发展
各大企业、工业园应制定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在贷款、税收、土地使用的优惠政策中引入经济激励措施，以此提高社会各界开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同r制定出相关工作的实施步骤，逐步研究、探索、完善绿色经济核算模式以及评价机制。站在企业内部循环角度实行清洁生产、鼓励生态工艺；站在各企业间的循环角度，加强建设生态工业链园区；站在整个社会循环角度，大力支持资产回收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市场，改善产业结构。比如皖江循环经济园区便采用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用最少的废气排放量、自然资源消耗量来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了社会、环境、经济的和谐统一。
3、从小事做起，改变消费观
循环经济不仅是国家、社会、大型企业的事情，它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循环”二字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又不会破坏自然环境，一边消耗资源，一边回收和利用资源。比如：生活中产生出的垃圾，其实就是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促进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企业在“废物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就像安徽马钢集团，采用的工业生产能源是燃油、电能等，而不是煤炭。企业将除尘灰当作燃烧原料，通过高炉煤气的余热来发电，再把钢渣、高炉水渣当成生产原料销售给其它企业，每年就能创造出七千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安徽马钢集团还回收了工业废水，每年节约九百万左右的水费，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四千五百吨以上。
（四）运用科技手段保护自然环境
重点研究环境保护领域的疑难问题，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改善生态环境，让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点，加快环保的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出现代科技对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整合各方科技手段，攻克环境保护的技术难题。国家与政府对拥有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设施、装备应加大扶持力度，严格监督、管理市场运作情况，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加大国内环保资金的投入。生产环保设备的企业应全面树立自主创新意识，努力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核心环保技术、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利用现代化科技加快环保技术体系的创新与建设，力争尽快攻克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污水深度处理、汽车尾气净化、洁净煤等技术难关，在环境保护中提倡应用高新科技，尤其是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更应加大保护力度、提高宣传推广力度，以此调动企业在研发、创新环保技术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开展环保技术示范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全面提升环保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
结束语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样重要，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的关系。如今，我国正向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大步迈进，而且已经提前步入信息科技发展的新时期，在这关键阶段，我们既要保持经济增长水平，又要做好自然环境的治理工作，客观看待经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积极建设绿色生态，实现绿色经济，以此满足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所需。
参考文献：
[1]敦剑，冯霄，何畅等.煤制天然气酚氨废水汽提过程经济和环境多目标优化[J].化工学报，2013，64（12）：4313-4318.
关键词：金融;经济;全球化;理论
一、法律制度设计理论综述
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论，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行为，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Beck，2003）。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从而染指金融交易，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1993）以77个国家为例，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Beck和莱文等人（2000）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1995）指出，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1998）两人也以时间顺序（1980～1990）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2004）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如南非国家等，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des， A.， and R.D. Tella （1999）. Rent，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55 194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包群，阳佳余.“金融发展影响了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吗”，《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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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单位根检验 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21-03
一、引言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探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时总结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经验进而指导中西部地区，制定适合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中指出：在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反之，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甚至处于停滞时期，金融发展的成效也是微乎其微的。谈儒勇（1999）模仿King和Levine使用OLS回归方法，首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志强、孙刚（2002）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年―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除了时间序列数据结构的实证研究以外，很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周立和王子明（2002）利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笔者采用2000年―2007年的数据，借鉴其他学者的方法，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面板模型的建立对我国31个省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区域和时点差异以及差异程度。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说明
1.实际人均GDP。为了真实反映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水平，我们拿31个省份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经过GDP指数折算过的实际人均GDP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2.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FIR）是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笔者将金融相关率定义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名义GDP之比，即：FIR=(DT+LT)/GDP，DT和LT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额。本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1.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运用纵剖面时间序列独立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和纵剖面时间序列相关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LLC检验和IPS检验。
LLC检验的主要思路是首先分别对每个纵剖面时间序列进行ADF回归，其次构造两组正交的残差序列，最后利用正交残差序列的合并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得到修正的t统计量，此统计量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具体做法是先从和中剔出和确定项的影响，并使其标准化，成为变量。再用变量做ADF回归yit*=pyit-1*+vit。t（p）。渐近服从N(0,1)分布。如果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结论是存在单位根，如果统计量t（p）小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结论是不存在单位根。
2.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笔者采用LLC和IPS的检验方法，对实际人均GDP和FIR分别进行LLC和IPS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实际人均GDP和金融相关率FIR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二者均不存在单位根，故这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平稳的。
（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1.协整检验的方法。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协整回归检验式残差数据单位根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称为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另一类是从推广Johansen Trace检验方法的方向发展的检验，称为第二代面板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的结果。本文运用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法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可看出，LLC和IPS检验均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通过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可知：我国31个省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1.混合估计模型。假设建立的混合估计模型为：
GDP=β0+β1FIR+μ(1)
利用OLS估计模型(1)得到
GD＾P=-51.71+4720.85FIR
(-0.0338)(8.6023)
R2=0.23RSS=1.75E+10
2.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31D31+β32FIR+μi(2)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2)得到
GD＾P=18377.48+31325.26D1+14705.41D2+…-2672.11D31
-2337.68FIR
(-2.29)
R2=0.8 RSS=4.58E+09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1=2.1421>F0.05(30，216)=1.48，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
3.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8D8+β9FIR+μt (3)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t表示2000年―2007年8年的年份。当t=1时，W1=1，W2= 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3)得到
GD＾P=-877.79-3471.28D1-3593.59D2+…+7493.41D8
+5037.25FIR
(10.1711)
R2=0.41RSS=1.35E+10
时点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不同（建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2=10.12>F0.05(7,89)=3.25，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结论是应该建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4.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t表示8年的年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当=1时，W1=1，W2=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4)得到
GD＾P=12636.27+21754.69D1+14217.93D2+…-2145.57D31
-4419.32W1-3701.28W2+…+6701.47W8-138.75FIR
（-0.2139）
R2=0.94RSS=1.30E+09
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都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各不相同（建立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3=70.7277>F0.05(37，209)=1.21，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因此建立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5.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 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5)得到
GD＾P=11212.34+406.63FIR
（4.5037） （0.4971）
R2=0.94RSS=1.30E+09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是否由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σu2=0。（混合估计模型）；H1：σu2≠0。（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统计量LM定义为：
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个体随机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是否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统计量H=187.1719>?字20.05(2)=5.99，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三、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均优于混合估计模型，且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在文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克服了时点效应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弱点和缺陷，因此笔者选取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后，发现全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不同的年份这种差异也是明显的。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不显著，而在东部地区，金融对经济促进的作用较明显。时间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2004年之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显著，而在2004年之后这种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因此，在采取金融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区域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不同的地区采取有差异的金融政策，还要考虑这种年份的差异，在不同的年份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做到政策实施的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适时调整政策。通过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大力推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金融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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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流发展；经济增长；面板协整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study bases on 2005～2012 panel data of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rea. Through unit root test and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there exists a confirmed long-term cointegrat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usman test rejects the null hypothesis， fixed effect model is more efficient than random effect model. The regression conclusions show the scale of logistics industry， logistics supply and logistics demand all have plus correlation ships wit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gistics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anel cointegration
现代物流业是包含了运输业、仓储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它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学者们普遍认为物流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物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带动物流业的发展。现代物流是经济发展中一股重要力量，而经济增长越迅速，对物流的需求越高，经济对物流的依赖度就越大，物流在经济增长中就愈显重要，经济对物流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2012年的GDP总和为126 117.32亿元，占全国GDP的24.4%。本文通过研究分析长三角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相关文献回顾
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赵立波（2012）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果，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会拉动物流业发展，另一方面，物流业发展能促进商品快速流通，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发现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贾海成（2012）对比研究上海市和天津市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上海物流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天津市的经济增长是物流业投资的格兰杰单向原因，结论表明不同的地区发展策略也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策略使得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处的主导地位也是不同的。
除了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两者的相互影响以外，学者们也用其他不同的方法研究两者间的关系。冯云（2008）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依存关系，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最高。朱文涛（2011）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江苏物流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当高。邵杨（2010）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物流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都能促进全国和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李国刚、曹昱亮（2012）利用中国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电信业务、移动公司电话业务和网络业务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地促进作用。
总结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2005～2012年的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中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尽管物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国内依然没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实证分析只能从统计年鉴中选取反映物流业现状的指标，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水平：
（1）物流供给指标
物流供给指标指一个地区的基建设施、信息系统和企业服务能力。基建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各种运输方式。信息系统指信息网络基础传输平台，信息平台越完善，供给的技术水平越高。企业服务能力包括物流企业的数量、经营规模和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本文用公路、铁路和水运航道的里程数加总来衡量地区的物流供给能力。
（2）物流需求指标
物流需求指标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生产环节对物流的需求，社会对物流的需求可以通过各种物流量反映出来，反映物流运输量的主要指标有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但是货运量可能出现对一批次货物重复计数，夸大社会对物流的需求。因而本文采用货运周转量表示经济的物流需求量。
（3）物流产业规模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对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本文采用上述行业的增加值来反映市场规模，考虑到价格水平对物流产值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影响（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http：///）。
（4）区域经济发展指标
采用各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存在着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如果考虑价格水平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会变得较为复杂，因此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影响，采用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反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研究对象是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的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由于行政区域划分调整、年鉴资料缺失等原因，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长三角经济圈内20个城市，包括上海，江苏9个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泰州、扬州、盐城，浙江6个城市：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安徽4个城市：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样本区间为200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部分年份年鉴缺少的公路、铁路和航道信息由《江苏交通年鉴》、《浙江交通年鉴》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补充。
建立如下模型，变量取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并且不改变时间序列变量的性质和关系：
lnGDP■=lnLIV■+lnLTR■+lnLNRET■+α■+μ■
下标i代表i城市，t代表时间维度。LIV表示物流业产值（logistic industry value），LTR表示物流业的供给（logistic total road），RTF表示物流业的需求（rotation volume of freight transport），α是地区差异带来的个体效应，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气候环境，μ是随个体和时间改变的扰动项。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在对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之前，先要对面板进行平稳性检验，非平稳的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伪回归。本文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对物流和GDP等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一阶差分值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确定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为一阶单整I1变量。
3.2 面板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为一阶单整变量，也就是说本文采用的变量是非平稳变量，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非平稳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两种面板协整的方法进行检验，分别是Pedroni方法和Kao方法，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由表3可知，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除了在pedroni中的panel v-stat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其余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4的Kao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可以判断区域生产总值和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
3.3 回归分析
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存在协整关系，进而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发现prob>chi2
=0.0000，拒绝“H0：截距项与所有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认为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4 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显示地区生产总值、物流产业增加值、物流供给和物流需求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方程回归结果中R2值分别为0.9159、0.9606、0.9331，由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
（1）体现长三角经济区的物流产业规模的产业增加值、表示物流供给规模的运输路线总长和表示社会的物流需求的货物周转量，估计系数的符号都为正，表明区域GDP和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面板估计结果来看，整个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的物流供给规模系数为0.11和需求规模系数为0.24，物流供给规模和物流需求规模都能对地区经济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物流需求规模的增长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
（2）江苏组别中9个城市都在长江沿岸，地处黄金水道，回归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和区域GDP也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中物流供给规模系数是0.57，是三个面板估计结果中最大的系数，可能和地区政府大力推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政策有关，苏南地区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干预模式。但是物流需求规模系数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3）浙江组别中6个城市都在浙北，受到上海2小时经济圈的直接辐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物流供给系数是0.045和物流需求系数是0.34，且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物流需求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和江苏省城市相反，浙江的经济模式是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以家庭工业为起点，政府并不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民营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对物流的需求，也拉动了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根据对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增长和物流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各地区的物流市场规模、供给规模、需求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回归结果显示物流市场规模、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都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证实了物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扩大市场规模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而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但是通过江苏省沿江城市组别和浙北城市组别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区域所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物流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还应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本文的不足之处，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只能从物流业的基建设施即公路、铁路和水路航道对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而现代物流业不只是一个担负物资流转的社会经济角色，“现代”物流包括运输、储存、加工、包装、装卸、配送和信息处理等活动。在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双重推动下，物流业正在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迅速转型。现代物流通过信息将各项物流功能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信息的实时把握，控制物流系统按照预定的目标运行。信息技术在物流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大数据时代只有对信息充分的掌握和运用，才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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